❶ 印度两大史诗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什么影响
实话实说，好像对汉语文学没什么影响，但我在一本书上看过说对藏族的史诗《格萨尔王传》有关系。
❷ 印度传入中国的东西
汉代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在印度，自阿育王在公元前3至2世纪将佛教立为国教之后，佛教便取得了统治印度思想学术的地位。佛教在中国最初传播时，主要是作为信仰和方术（旧时指医、卜、星、相、炼丹等技术）在民间流行。佛教被广大知识分子接受，是从两晋时期开始的。知识分子特别感兴趣的是佛教的思想理论，尤其是佛教提出的一些中国传统学术较少研究的理论问题。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几乎遍及整个中国。
佛教传入中国，是一种外来宗教向另一个文化高度发达国家的传入。与中国固有的意识相比，佛教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许多明显的优越之处，这决定了佛教思想对中国人的意识不是“征服”，而只能是“融合”，即发扬它本身独特的思想内容，补充到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中去。经过近2000年的融合，佛教已融入、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哲学本身蕴含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各种概念的分析，都有其独特与独到之处。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亏拯救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并以其独特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给予了人们以新的启发，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隋唐时期，佛教的思想体系已发展、演变成十多个派别，如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等，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文学方面，学术界有“佛教文学”这一概念。数千卷译自梵文的佛教经典，其中一部分本身就是瑰丽、典雅的文学作品，如《维摩诘经》、《法华经》、《华严经》、《楞严经》等，尤为历代文人所喜爱，甚至被人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读。佛教还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遣词方法。
唐代文学中，受印度影响的，除了传奇之外，还有变文。变文是这一时期兴起的一种说唱文学，由韵文和散文交错组成，内容原为佛经故事，后来范围扩大，也讲中国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在中国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大量变文中，除佛经故事外，就有《孟姜女变文》、《汉将王陵变文》、《伍子胥变文》等等。变文的产生与印度的影响密切相关，变文这种体裁来自印度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因素，我们今天仍然广泛使用的许多用语都来自佛教，比如世界、如实、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由于介绍新概念，很自然地输入了许多新词，比如反应佛教基本概念的蕴、谛、因缘、境界、真如、法界、大乘、小乘、业、果、报等等，这一类词中有些是汉语原有的，但在佛典中使用时便赋予了它们全新的含义，应视为新词；有些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般若、菩提、波罗蜜、瑜伽、禅、劫等等。除此而外，还有一些佛教的专用词语（包括短语），如真谛、法门、顿悟、化身、变相、不可思议、打成一片、心心相印、举手投足、一针见血等等。其中有些词已经完全融会到汉语中，很难看出外来语的痕迹，比如实际、希望、安乐、形象、消化、傲慢。
在唐宋文人的诗文中，使用佛教词语、典故成为一时风气。由此可见，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不搞清它们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及所受影响，就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也不可能总结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规律；若要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也不能不研究佛教。事实上，从公元148年安息僧人安世高来华译经（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化运动即佛学的开始）算起，至公元1175年朱熹（公元1130~1200年，宋代唯心主义哲学家）、陆九渊（公元1139~1193年，宋代哲学家）鹅湖之会（宋孝宗淳熙二年即公元1175年，朱善和陆九渊的一个共同朋友吕祖谦，邀请朱、陆二人和两派其他人物在江西的一个名胜鹅湖寺相会，讨论两人思想的异同。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化运动即理学的创立）的这1000余年间，正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辉煌期，也就是中外学者盛赞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化。这一时期，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主流是佛学，其时间之长，声势之大，影响之广，都远非两汉经学（中国的一门包含有丰富哲学内容的古老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是儒家经典，即《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和宋明理学（宋元明清时期以讨论理气、心性等问题为中心的哲学思潮，又称“道学”）所能比拟（bǐnǐ，比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上生根、成长的佛教，不光结构独特，宗派体系各异，而且呈现出不同于印度的气象和特质。有人把中国佛教的特质归纳为：调和性、融摄性和简易性。所谓调和性，是指对佛教外部的不同思想、观点的妥协、依从、迎合、附会，自然更包括对某些类似或一致的观点的赞同、推崇、吸取和融合。所谓融摄性，是指中国佛教统摄内部各类经典和各派学说、统一各地各派学风的特性。中国佛教中真正绵延不绝的是在印度也没有成宗的禅宗和净土宗，尤其是禅宗，更是唐代以后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和净土宗的久远流传是与它们的教义和修行方法的简易分不开的，所以，简易性也是中国佛教区别于印度佛教的重要特色之一。佛教日益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不断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吸收和改造的过程。因此，中国佛教的特质，归根结蒂由中国国情所制约和决定。中国佛教特质的形成，自有其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社会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的严密统治。中国自秦汉以来，直到清朝灭亡，所实行的始终是专制主义的国家政权，皇帝及其所属的官僚统治机构是地主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掌握着绝对的政治权力。中国最高的封建统治者往往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提倡、扶植佛教，也可以出于同样的需要限制甚至毁灭佛教。就是说，封建统治者的佛教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佛教的命运、方向、轨道和特点。2．以家庭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封建伦理关系。“父为子纲，君为巨纲，夫为妻纲”等等纲常名教，形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一整套道德规范。“忠”、“孝”是封建社会政治道德领域的两面最高旗帜，是人们生活和行为的最高准则。中国封建社会巨大的伦理关系网络、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既是抵制佛教流传的核心力量，也是融化佛教信仰的消融剂。3．政治上的统一和各民族的融合。这种统一和融合直接推动了统一的佛教的形成。4．封建统治阶级的变迁和频繁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到隋唐时代，士族（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的世代读书做官的大族，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享有特权）地主渐趋没落，庶族（封建社会里世代平民身份的家族）地主日益兴起，这就促使贵族化色彩较少的佛教宗派得以形成和流传。中国农民人数众多，农民起义不断爆发，也不断遭到失败；农民文化落后，居住分散，劳动繁重，因此，直指心性、顿悟成佛的禅宗和口念阿弥陀佛的净土宗，由于其简易性，很容易被他们所接受并产生广泛影响。
❸ 中国与印度的古今渊源(主要从历史、军事、文学分析）
中国与印度不仅山水相连,而且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两千多年前,中印两国人民就有了友好交往。古代中印交往的高潮时期是两晋、南北朝和隋唐,达到年年有往来,一年数次的程度。两国人民在宗教、政治、经济、哲学、科技和文艺诸多方面都有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可谓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时期。但是,近代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和印度进行了野蛮的侵略和压迫,阻断了两国的交往达百年之久。20世纪中期,两国相继取得了反帝反殖的胜利,印度获得了民族独立,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50年初,中印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以后的时期是两国人民交往的黄金时期。
从历史和文化上看，中印两国有很深繁荣历史文化渊源的。佛教发源于印度，深受历史远比佛教悠久的印度教的影响。例如佛教的坐禅便是直接来源于印度教的冥想，达摩作为一个印度和尚不可能摆脱时代环境的束缚，而经由达摩所传入中国的少林武术本身便是脱胎于印度教的瑜伽术。
❹ 中国与印度的古今渊源(主要从历史、军事、文学分析）
中国与印度不仅是地理上相邻，而且在历史上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两个千年之前，中印两国人民就已经开始了友好的交流。在古代，中印之间的交往达到了高峰，特别是在两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两国之间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频繁，几乎每年都有往来，有时甚至一年数次。在那个时期，中印两国人民在宗教、政治、经济、哲学、科技和文学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随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中国和印度遭受了他们的侵略和殖民统治，这中断了两国的交流长达一个世纪。直到20世纪中叶，两国才相继赢得了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印度获得了独立，中国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50年，中印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开启了两国人民交往的新纪元。
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印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佛教，这个起源于印度的宗教，受到了比它历史更为悠久的印度教的影响。例如，佛教的冥想修行直接来源于印度教的禅定实践。而禅宗的创始人达摩，作为一个来自印度的僧人，他的思想不可能脱离他所在的时代背景。少林武术，也是受到了印度教瑜伽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