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传入中国开始于什么时候

Ⅰ 中国和印度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往的

在有记录以前就有了交往.
第一次记录是在<<史记>>中.张骞出使西域时发现当地有卖邛竹杖的,一问是从身毒运来的.身毒就是印度.
汉武帝知道后,决定能过西南来与西域联系.先是唐蒙后是司马相如，对西南进行攻略，使西南地区的四川南部、云南、贵州等地永久的划入了中国的版图.

Ⅱ 印度教传入中国始于什么时期

始于东汉，但没有传播开。真正进入中国，并有人信奉，是在隋唐时期。
印度教修士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婆罗门。东汉永平年间佛教传入中国。伴随着许多佛门高僧相继来中国布道，一些婆罗门教士来到中国，但被认为是“外道”，没有传播开。
到隋唐时，许多婆罗门又来到中国并开始传教（其实这个过程始终没有中断过），史书和一些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大量婆罗门和婆罗门教的内容，证明此时印度教在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
只不过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力太大，而婆罗门教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形成整体规模，没有在中国站住脚跟，后来也算是无疾而终了。但也应该视作它在隋以前传入过中国。

Ⅲ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开始于哪个朝代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开始于东汉初年这个朝代，普遍认为佛教是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时由印度从西域传入中国的。汉代与印度交往中，印度佛教传入具有历史性意义。
根据记载，公元前2年，西汉时期的景卢出使大月氏，大月氏王令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权》。伊存是大月氏使者，景卢受其口授《浮屠经》。这一佛教初传事件被史称“伊存授经”。

Ⅳ 为什么印度人可以那么早的就来到中国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古代汉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中国的记载。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述，在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汉地）；派末世摩至雪山边国。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弘法。南璺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这些布教活动因无译述遗迹传世，无法证实。
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大约在两汉之际，佛教开始传入汉地（约在公元纪元前后）。据文献记载，佛像可能与此同时传入。但在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古代称之为西域），佛教和佛教艺术的传人则更要早一些。印度的佛教艺术，经过中国的艺术家和民间工匠的吸收、融合和再创造，形成了更具中国特点的佛教艺术，从而更容易在中国社会流传和发展。形形式式的佛像，主要是作为佛教徒供奉和礼拜的对象，因此佛像艺术的发展和流行，基本上是伴随着中国佛教的兴衰而兴衰，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Ⅳ 印度佛教如何传入中国

汉代，印度佛教传人了中国。在印度，自阿育王于公元前三至二世纪把佛教立为国教之后，佛教便取得了统摄印度思想学术的地位。佛教在中国初传，主要是作为信仰和方术（旧时指医、卜、星、相、炼丹等技术）流行于民间的。佛教被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是从两晋（公元265年至316年为西晋，公元317年至420年为东晋）时期开始的。知识分子特别感兴趣的是佛教的思想理论，尤其是佛教提出的一些中国传统学术较少研究的理论问题。到了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时期，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几乎遍及整个中国。

佛教东传中国，是一种外来宗教向另一个文化高度发达国家的传人。比起佛教来，中国人固有的意识，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有许多明显的优越之处，这就决定了佛教思想对中国人的意识不是“征服”，而只能是“融汇”，即发扬它本身独特的思想内容，补充到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中去。经历了近2000年的漫长岁月，佛教已融汇、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哲学本身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字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各种概念的分析，都有其独特与独到之处。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并以其独特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给予了人们以新的启发，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隋唐时期，佛教的思想体系已发展、演变成十多个派别，比如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等，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文学方面，学术界有“佛教文学”这一概念。数千卷译自梵文的佛教经典，其中一部分本身就是瑰丽、典雅的文学作品，如《维摩诘经》、《法华经》、《华严经》、《楞严经》等尤为历代文人所喜爱，甚至被人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读。佛教还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遣词方法。《法华经》、《维摩诘经》、《百喻经》等直接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影响了陶渊明（公元365～427年，东晋诗人）、王维（公元701～761年。唐诗人）、白居易、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宋代政治家、思想家、诗人）、苏轼（公元1037～1101年，宋诗人）等大文学家的诗歌创作，大诗人杜甫（公元712～770年）的一些诗篇、特别是人蜀（乾元二年，即公元759年，杜甫弃官，经秦州、同谷人。蜀，投奔严武，定居成都草堂。严武死后，又漂泊夔州）后期的诗作所表现出来的心境，也显然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唐人传奇（当时兴起的短篇小说）和宋人话本（当时兴起的白话小说）中常讲因果报应、人冥转世、南柯黄粱，这里面的许多东西都不是中国人固有的思想，而搀杂着不少印度人的观念，因此在文学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调。

唐代文学中，受印度影响的，除了传奇之外，还有变文。变文是这一时期兴起的一种说唱文学，由韵文和散文交错组成，内容原为佛经故事，后来范围扩大，也讲中国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在中国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大量变文中，除佛经故事外，就有《孟姜女变文》、《汉将王陵变文》、《伍子胥变文》等等。变文的产生与印度的影响密切相关，变文这种体裁来自印度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因素，我们今天仍然广泛使用的许多用语都来自佛教，比如世界、如实、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由于介绍新概念，很自然地输入了许多新词，比如反应佛教基本概念的蕴、谛、因缘、境界、真如、法界、大乘、小乘、业、果、报等等，这一类词中有些是汉语原有的，但在佛典中使用时便赋予了它们全新的含义，应视为新词；有些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般若、菩提、波罗蜜、瑜伽、禅、劫等等。除此而外，还有一些佛教的专用词语（包括短语），如真谛、法门、顿悟、化身、变相、不可思议、打成一片、心心相印、举手投足。一针见血等等。其中有些词已经完全融会到汉语中，很难看出外来语的痕迹，比如实际、希望、安乐、形象、消化、傲慢。在唐宋文人的诗文中，使用佛教词语、典故成为一时风气。

由此可见，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不搞清它们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及所受影响，就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也不可能总结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规律；若要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也不能不研究佛教。事实上，从公元148年安息僧人安世高来华译经（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化运动即佛学的开始）算起，至公元1175年朱熹（公元1130~1200年，宋代唯心主义哲学家）、陆九渊（公元1139~1193年，宋代哲学家）鹅湖之会（宋孝宗淳熙二年即公元1175年，朱善和陆九渊的一个共同朋友吕祖谦，邀请朱、陆二人和两派其他人物在江西的一个名胜鹅湖寺相会，讨论两人思想的异同。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化运动即理学的创立）的这1000余年间，正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辉煌期，也就是中外学者盛赞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化。这一时期，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主流是佛学，其时间之长，声势之大，影响之广，都远非两汉经学（中国的一门包含有丰富哲学内容的古老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是儒家经典，即《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乐》有声无书，所谓“六经”实际上只有“五经”）和宋明理学（宋元明清时期以讨论理气、心性等问题为中心的哲学思潮，又称“道学”）所能比拟（bǐnǐ，比较）。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上生根、成长的佛教，不光结构独特，宗派体系各异，而且呈现出不同于印度的气象和特质。有人把中国佛教的特质归纳为：调和性、融摄性和简易性。所谓调和性，是指对佛教外部的不同思想、观点的妥协、依从、迎合、附会，自然更包括对某些类似或一致的观点的赞同、推崇、吸取和融合。所谓融摄性，是指中国佛教统摄内部各类经典和各派学说、统一各地各派学风的特性。中国佛教中真正绵延不绝的是在印度也没有成宗的禅宗和净土宗，尤其是禅宗，更是唐代以后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和净土宗的久远流传是与它们的教义和修行方法的简易分不开的，所以，简易性也是中国佛教区别于印度佛教的重要特色之一。

佛教日益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不断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吸收和改造的过程。因此，中国佛教的特质，归根结蒂由中国国情所制约和决定。中国佛教特质的形成，自有其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社会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的严密统治。中国自秦汉以来，直到清朝灭亡，所实行的始终是专制主义的国家政权，皇帝及其所属的官僚统治机构是地主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掌握着绝对的政治权力。中国最高的封建统治者往往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提倡、扶植佛教，也可以出于同样的需要限制甚至毁灭佛教。就是说，封建统治者的佛教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佛教的命运、方向、轨道和特点。

2．以家庭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封建伦理关系。“父为子纲，君为巨纲，夫为妻纲”等等纲常名教，形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一整套道德规范。“忠”、“孝”是封建社会政治道德领域的两面最高旗帜，是人们生活和行为的最高准则。中国封建社会巨大的伦理关系网络、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既是抵制佛教流传的核心力量，也是融化佛教信仰的消融剂。

3．政治上的统一和各民族的融合。这种统一和融合直接推动了统一的佛教的形成。

4．封建统治阶级的变迁和频繁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到隋唐时代，士族（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的世代读书做官的大族，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享有特权）地主渐趋没落，庶族（封建社会里世代平民身份的家族）地主日益兴起，这就促使贵族化色彩较少的佛教宗派得以形成和流传。中国农民人数众多，农民起义不断爆发，也不断遭到失败；农民文化落后，居住分散，劳动繁重，因此，直指心性、顿悟成佛的禅宗和口念阿弥陀佛的净土宗，由于其简易性，很容易被他们所接受并产生广泛影响。

Ⅵ 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何时传到我国古代中印文化

当印度佛教兴盛之时，阿育王派遣众多传教师到四方传布佛教教义，弘扬佛法。于是，佛教开始在印度以外的地区，如斯里兰卡、缅甸以及中亚、西域一带传播，印度佛教终于成为世界性宗教。佛教究竟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历来有多种的说法。大致可以推断，随着汉朝与西域交通的开拓发展，佛教逐渐经由中亚、西域一带进入我国。因此，自东汉以来，中国就已接触佛教，三国、两晋以前是佛教传入的适应期，南北朝更成为佛教译经事业的高峰。隋唐时期更是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发挥出了灿烂的佛教文化光辉，确立了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历经二千年的发展，由于历代祖师的播种耕耘，由印度传来的佛教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与结果，正式成为中国的佛教。

◆夜梦金人的汉明帝
佛教传入的情形，有各种不同的史料记载，有的说秦始皇时有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携带佛经来到咸阳城，却遭到拘捕下狱的不幸命运；有的说汉武帝派霍去病攻打西域，曾掳获一尊金人，带回汉土，武帝将其供奉在甘泉宫，当时以为金人就是佛像；也有的提到，汉哀帝元寿元年(西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曾接受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口授佛经，以上这些说法，都是佛教初传时期的传闻。
但在各种史料中，以东汉明帝夜梦金人的故事最为人津津乐道。
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明帝梦见一位金人，身长六丈，相貌庄严美好，全身金光灿烂，在金鸾殿的上空飞翔。梦醒之后，明帝遍问群臣，所梦金人到底是什么？太使傅毅答说：“臣听说《周书异记》中有一段记载：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平旦时分，所有江河泉池忽然泛升高涨，四处的井水也溢出来，狂风大作，宫殿、房舍、山川、大地也都震动起来。到了夜晚，有五色光芒入贯太微，在西方遍布成青红色。当时，昭王问太使苏由：‘这是什么祥瑞？’苏由回答说：‘西方有大圣人诞生。’昭王问：‘对天下有何影响？’苏由答道：‘此时没有，一千年后声教被及此土。’于是昭王即派人把这件事情镌刻在石头上，埋在南郊的天祠前。如果以年代计算，刚好就是当今之时，陛下所梦的金人，想必就是西方大圣人无疑。”由于这个因缘，明帝便派遣使者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八人西行到印度求佛法。

奉命出使西域的蔡愔，路过大月氏国，遇到了迦摄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这是历史上空前的际遇，可以说，由于汉明帝一梦，从此促成了中国向西方求取佛法而开通西域的现实需要，佛教也因此在中国展开了历史的第一页。

◆迎接第一尊佛像
迦摄摩腾与竺法兰两位西域高僧随着蔡愔等人，用白马驮着佛像图卷轴及《四十二章经》等，自西域到中国弘扬佛法，这时是永平十年十二月三十日。蔡愔等人将携回的佛像呈给明帝。明帝一见，正与梦中的金人相同，惊喜万分，令人临摹多幅，分别供奉在南宫清凉台及高阳门显节寿陵上，这是中国历史上记载有佛像的开始。
蔡愔等人所带回的图卷中描绘的佛像，正是当年优填王派人以栴檀木雕刻的释迦像的画像。

◆最初东来的印度高僧
迦摄摩腾是中印度人，精通大小乘经典。竺法兰也是中印度人，能够诵出几万章的经论。他们随着汉明帝的使者来到洛阳传教，并受到明帝隆重欢迎。西域高僧迦摄摩腾与竺法兰远自西域而来的事，引起当时道士的惶恐不安，千方百计阻止皇帝允许佛教传入，故有一场轰动的佛道比试。 最终以佛教胜利而圆满。佛教从此流传天下。
在那个时代，佛教的出现，令当时的人耳目一新。最初，汉明帝以极隆重的仪式亲自迎奉两位高僧，招待他们住在洛阳鸿胪寺。“鸿胪”，本来是掌管诸侯和外国来朝觐者所住的宾馆；“寺”，原本是当时官署的名称。经过佛道比试之后，明帝敕旨将鸿胪寺改名为白马寺，用以赞扬两位高僧以白马驮经来到洛阳，因此取名“白马寺”。
然而，据《梁高僧传》卷一记载，“白马寺”的命名由来是：相传，某天竺国的国王，曾破坏诸寺，仅有招提寺尚未遭损毁，夜裏有一匹白马绕塔悲鸣。此事传至国王耳裏，国王乃令中止破坏寺庙，因此改招提寺为白马寺。据说，汉明帝就是沿用这个天竺白马寺的典故，把寺名取为白马寺。
明帝除了在寺中安置佛像，并明令该寺为迦摄摩腾与竺法兰的安居处所，所以后代僧尼的住所就通称为寺。白马寺因而成为中国的第一座佛寺。

◆汉译佛经的滥觞
迦摄摩腾与竺法兰熟闇西域方言，到洛阳后开始学习汉语，随后翻译出《四十二章经》等。汉明帝曾敕令将《四十二章经》收藏在朝廷藏书的兰台中。《四十二章经》，旨在宣扬佛教的基本教义，被推崇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禅经的最初译者
自从汉武帝时代开拓西域，“丝绸之路”成为一条贯通中西的贸易孔道，往往伴随着贸易而进行文化交流、宗教传播。许多西域、天竺僧侣随着商队来到中国，成为中国佛教的播种者、拓荒者。

继迦摄摩腾与竺法兰之后，来华的西域高僧有安息国(古波斯，今伊朗)的安世高，月氏国的支娄迦谶、支谦，康居国的康僧会，以及印度的昙柯迦罗等人。因为他们都是西域人或印度人，在不熟悉汉语，又缺乏原典的情况下，只能根据他们口述的经文大意，再由中国人记录为文字。借由初期译经僧的译文来弘传佛法，中国人开始接受佛教的思想与知识。
继第一部《四十二章经》译出后，译经僧来华愈多，也开始有完整经论的翻译。据载：安世高放弃安息国王位而出家求道，他原本就通晓天文与医术，又博综经藏，尤精于阿毗昙学，一生奉持禅经；来到中国后，很快地学会了汉语，从桓帝建和年间到灵帝建宁年间(一四八～一七二)，共二十几年，翻译了许多佛经。其中，较重要而且有影响力的是：《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经》、《道地经》、《人本欲生经》等。当时各译经僧所传译的诸经，或有谬误的情形，而安世高所译的经典，义理明晰，文字允正，是佛教传入初期译经僧中的翘楚。他译的经典多属小乘，以宣扬法数与禅观为主，如《安般守意经》是一部禅定修行的指南书，经中指出数息、相随、止、观、还、净等六阶段禅法的过程。关于数息的方法，带给中国佛教的影响很深。法数，即阿毗昙(阿毘达磨)，就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以“数”的形式将教法加以分类，如四圣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等。可以说，继迦摄摩腾、竺法兰之后，在中国佛教史上，安世高是以最初翻译经典而享有盛名的。

◆般若经典的初译
与安世高的翻译禅学经典占有同样开创意义的，翻译大乘般若学系统经典的是支娄迦谶。支娄迦谶，又称支谶，他也是东汉桓帝末年来到洛阳，而在灵帝光和、中平年间(一七八～一八九)译出《道行般若经》及《般舟三昧经》等共十四部。其中，《道行般若经》对弘扬般若思想，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传教江南的先锋
支谦是月氏的后裔，他的祖父早在汉灵帝时就率众数百人来华，因此受封为率善中郎将。支谦名越，字恭明，是一位居士，曾受业于支娄迦谶的门徒支亮。支娄迦谶、支亮、支谦三人，被世人称为“三支”，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的美誉。他住吴国三十多年，先后受到吴主孙权、孙亮的礼遇，拜为博士。他译有《大明度无极经》、《大般泥洹经》、《维摩诘经》、《首楞严经》、《大阿弥陀经》等，一共三十六部。由支娄迦谶介绍的《般若经》，得到支谦的大力弘扬，形成所谓的“般若学派”，与安世高的“禅学派”成为初期佛教弘传的两大主流。
最早把佛教传到江南一带的是支谦，继支谦之后，使佛教在江南扎根的是康僧会。康僧会的祖先是康居人，后来世居印度，其父亲因经商移居交趾。十几岁时，父母双亡，便在交趾出家，广读佛书，并博览儒家和方技之书，能文善辩。吴赤乌十年(二四七)，康僧会从交趾来到建业，从安世高的弟子受业，学习安世高所传的小乘禅法，与陈慧共同注解《安般守意经》。
康僧会在建业，除译经以外，立志要把佛法传播于江南，所以比较重视对一般民众的度化。他建造茅屋，设立佛像，常在市井之间托钵弘法。但是吴候孙权对康僧会惊服不已，因而发心建造佛塔，供养佛舍利。支持佛教在江南的弘扬。

这些都代表江南佛教逐渐兴盛的情形。因为首次在江南建寺，故称建初寺，这就是江南的第一座佛寺。孙权把建初寺一带之地命名为佛陀里，江南佛法因此兴起，康僧会的贡献应居首功。

◆汉僧入道的开始
魏国初期对于宗教活动曾经明令禁止，但初传入的佛教依然在民间默默流传。到中期以后，禁令放宽，促使印度和西域来的僧侣又在洛阳积极从事译经和传教活动。第一位翻译戒律经典的昙柯迦罗，在魏嘉平年间(二四九～二五四)从中印度来到洛阳。魏地原来就有出家人，但没有受具足戒，只是剃除须发，外貌上不同于一般人而已，他们举行斋戒，从事祭祀。昙柯迦罗来魏以后，目睹这种情况，译出《僧祇戒本》，是第一部汉译律本。因此，昙柯迦罗也被后世尊为中国律宗之祖。他创立传戒制度，使剃度的出家人正式受戒，成为真正的出家僧侣，朱士行就是当中最为知名的一位。根据史料记载，严佛调是中国第一位华籍出家人，而朱士行才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正式受戒的出家人。

从汉末到三国，主要是透过这些印度、西域来华的高僧大德译经弘教，使佛教经典与佛教思想逐渐在中国播下种子。但在初传期间，佛教与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如儒、道两家，必须经过一段适应的过程，才能融入中国文化社会当中，成为中国的佛教。当佛教逐渐传播于民间之后，信仰的人越来越多，知识分子也在其后将近百年间，接受佛学思想，使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思想完全融和。真正为中国佛教奠定深厚根基的，则是魏晋南北朝的印度高僧佛图澄、西域高僧鸠摩罗什，以及中国的道安、慧远、僧肇等几位高僧的卓越贡献。

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年间(西元一世纪顷)传入我国，历经百年，到桓帝、灵帝时期才有长足的发展。然而初期传译的经典，都由西域间接传来，译经诸师既不通汉语，笔述者也未必精通教义，故难免有错误或未能尽善的缺憾。所以朱士行说：“文意隐质，诸未尽善。”《宋高僧传》卷三赞宁论述初期译经的情形是：“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椀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觌面难通。”因此，历代高僧冒千险，历万难，非西行求得正法，则不能安心。

古代西行者，多数走陆路，经甘肃走廊、天山南路，入帕米尔高原，过克什米尔，再南下赴印度；也有少数走海路的，经南海，过麻六甲海峡，到斯里兰卡和印度。以陆路一线为主，当时虽有商路可通，但困难重重。除了大漠与高山的险恶外，加上汉人求法僧侣多缺资财，不谙各地语言，只有少数人结伴前行，更加艰难。

求法者艰苦备至，饱尝九死一生之苦，有些人劳顿积苦，客死荒途；有些人中途折返；有些人只到了于阗、高昌诸国；有些人久居他乡而归不得。见于记载的，则是不畏死亡，风尘仆仆在路途上的极少数人；更多人是赍志以殁，或永远的隐姓埋名了。在这些无以计数的西行求法高僧中，能够留芳千古的，以法显、玄奘和义净等三位高僧最为着名。

西行求法，先后达五百年，最热烈时期，也有两世纪之久，求法高僧多达一百八十人。最早西行求法的，就是我国第一位出家受具足戒的朱士行。继朱士行之后，东晋的西行求法高僧之中，致力于蒐集经典者有支法领，师事印度高僧受教者有于法兰与智严，寻访圣迹者有宝云、智猛等人。西行高僧大多天资卓绝，学养丰硕，所以能吸收异国思想，也善能参究佛典奥义。他们不只带回大批梵典，对译经事业贡献钜大，同时传播中国文化于国外，并且把印度的天文、历法、医学、因明、工艺等传入中国。就隋唐时代而言，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极大极深。西行者游历诸国的记录，如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所记西域及南海各国人种、宗教、文化、语言、政经、地理等资料，不只有助于当代国防军政的研究，并且也成为后世研究历史文化、地理及南海文化的重要史料。

◆最初西行求法的朱士行

早在东汉末年，有支谶和竺佛朔译出《道行般若经》，朱士行在甘露五年(二六〇年)出家之前，已在洛阳研究和讲解该经，然发现译文的文句简略，义理艰涩，前后不能贯通。所以矢志捐身，前往西域求取《大品般若经》的梵文原本。

朱士行在曹魏甘露五年从雍州(陕西、甘肃)出发，通过河西走廊到敦煌，经西域南道，横渡流沙，直抵于阗国。于阗是天山南路南道的东西交通要道，印度佛教经由此地传到我国内地，此地大乘虽广为流行，但居正统的仍是小乘。

朱士行在于阗抄录《大品般若经》的梵本，共有九十章，总计六十万言，他想派遣弟子弗如檀等十人将该经送回洛阳。弟子弗如檀终于在晋太康三年(二八二)将该经送回洛阳，前后达二十馀年。元康元年(二九一)，由无罗叉、竺叔兰等人合力译成汉本，取名为《放光般若经》。朱士行以八十高龄终老于阗。

后世着名的佛教学者，都对朱士行西行求法的壮举给予极高的评价，他们一致认为，从汉僧西行求法的历史来看，朱士行可说是开创风气的先锋，当时通往西域的道路十分难走，又乏人引导，朱士行只凭一片真诚，竟然达到了目的，这种热忱足以和后来的法显、玄奘媲美。他求法的经典虽然只限于《大品般若经》一种，译出也不够完全，但对于当时的义学影响却很大，所以翻译佛典的风气随即风行于京华一带，凡是有心讲习者都奉为圭臬。
朱士行西行的贡献是求得《大品般若经》，从而在我国开启了义学的先河；同时将西域佛教传入我国，也促进了东西政治、文化的交流。

◆敦煌菩萨竺法护

在鸠摩罗什大师尚未来到中国以前，中国佛教初期最伟大的译经家就是竺法护。大乘佛教的中心，最重要的经典《法华经》，也是竺法护以《正法华经》为题第一次译出，流布于世。鸠摩罗什以前，到中国的译经僧虽然很多，但以译经部数来看，竺法护的成绩最为可观。

竺法护，月氏国人，世居敦煌郡，八岁出家，礼印度高僧为师，随师姓“竺”，具有过目不忘的能力，读经能日诵万言。为了立志于求学，不辞辛劳，万里寻师，不但精通六经，且涉猎百家之说。

晋武帝泰始年间(二六五～二七四)，寺院、图像、佛像等，普遍受到崇敬，然《般若经》等方等部的经典还在西域，未能完全传布于中国。竺法护发愤立志弘法，随师游历西域诸国。据载，他能通达西域三十六国语言，熟谙印度、西域各国的字体、发音等，具备这样的能力，确立了他翻译经典的基础。

竺法护为求《般若经》，随师从敦煌经西域南道，先往于阗国，再到疏勒，转往西域北道，经龟兹而回敦煌，完成西域一周之旅。大致游历了安息、月氏、大秦、剑浮、龟兹、于阗、疏勒、鄯善、焉耆、匈奴、鲜卑等十几个地方。依传记所载，他携带大批胡本回中原的途中，从敦煌到长安之间，随时随地都在从事译经工作。总计一生游化二十馀年，在武帝太康五年(二八四)译出《修行道地经》、《阿惟越致遮经》，其后，直到怀帝永嘉二年(三○八)为止，共有二十几年岁月，便是他在长安积极从事翻译事业的颠峰时期。竺法护从最初译经到晚年，在译经事业上得到许多得力助手，如聂承远、聂道真、帛元信、竺法首、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人，都担任润笔译校的工作。总计竺法护翻译的经典共有一五四部三○九卷(《出三藏记集》载)，其中，流传较普遍的是《方等泥洹经》、《光赞般若经》、《渐备一切智经》、《舍利弗悔过经》、《普曜经》等。竺法护的晚年，世局动乱，以七十八高龄入寂，穷其一生心力从事译经大业，是一位伟大的译经家。

◆横渡沙漠游历印度的法显大师

法显，俗姓龚，平阳郡武阳(山西临汾)人。幼年时，三个兄弟先后夭折，父母惟恐法显也遭遇不测，在三岁时就让他剃度为沙弥，但仍住在家中。后因患病将死，才将他送往寺院。病愈之后，法显就不再返回俗家。二十岁受具足戒，慨叹律藏残缺，因而发愿前往西域、印度寻求戒律原典。

东晋隆安三年(三九九)，法显约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由长安出发，取道河西走廊，行到张掖。适逢张掖大乱，道路不通，张掖王慇勤挽留，竭诚护持供养他，法显因而在此结夏安居。

在张掖期间，一行人又加入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人，彼此结伴，向西前进至敦煌。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一出敦煌，就是一片广大无垠的沙漠，幸而当时有太守李浩供给横渡沙漠的资粮，法显等人于是与智严、宝云等分别随使先行。沙漠之中，气候酷热，多恶风，沿途所经，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目所极，茫然一片，只凭偶而见到的枯骨为标帜。后经鄯善国(今新疆鄯善)、乌夷国(今新疆焉耆)，与宝云等一行人相逢。当时的乌夷国奉行小乘教，一般居民不知礼仪，拒绝资助求法的费用，智严、慧简、慧嵬遂转向高昌(今新疆吐鲁番)求助，而法显等人则得到符公孙的供给，又继续向西南方前进。在杳无人烟的沙漠中横渡，实为艰难困苦，一行人走了一个多月后，终于到达于阗国(今新疆和阗)。此地物产丰饶，人民信仰大乘佛法，法显等人因而受到优厚的礼遇。不久，慧景、道整随着慧达先出发前往竭叉国，法显等人则滞留在于阗国三个月，主要是为了观看从四月一日到十四日的行像盛会。结束后，僧绍独自一人随胡僧到罽宾，法显等人则经子合国，南行入葱岭，到达麾国过夏。其后，法显等人再翻山越岭，经过了二十五天，到达与印度接境的竭叉国，与慧景等人会合，并参加国王所举行的五年大施会。

东晋安帝元兴元年(四○二)，法显等人向北印度前进，越过葱岭，地势惊险，常有恶龙吐毒风，又经年飘雪，当地人称为雪山。到北印度境内的阮历国后，一行人又沿着葱岭向西南行，山路崎岖，千仞石壁，万丈绝崖。法显等人战战兢兢地攀过了七百多所简陋艰险的梯道，踏踩绳桥，越印度河，到达乌苌国，在此结夏安居。然后南下，历宿呵多国、犍陀卫国、竺刹尸罗国，到弗楼沙国，其间，僧景、宝云随慧达回国，慧应在此病故。法显独自前往那竭国，与慧景、道整会和，并在这里度过严寒的冬天。
元兴二年，法显等三人南度小雪山，忽遇寒风暴起，慧景突感寒疾，气绝身亡，法显抚尸，悲痛难抑。

法显一行越过雪山，又先后经历三十馀国，印度已在望。他们抵达王舍城后，打算前往城东北的灵鹫山礼拜，却遭一僧规劝：“路况不佳，噬人黑狮经常出没，不可前往。”法显说：“我远涉数万里，经历艰险，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参拜佛陀当年说法处，纵有险难，也绝不退缩。”后来法显独自上山，并感化了黑狮。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四○五)，他再回到巴连弗邑，广为搜求经律，当时的北印度诸国皆用口传，并无经本可抄，因此法显再到中印度，在城邑的摩诃僧伽蓝取得《摩诃僧祇律》。据说，这就是祇洹精舍所传的律本，十八部律由其衍生而出，是佛陀在世时，大众所共同奉行的法规。此外，他又得到《萨婆多部钞律》七千偈、《杂阿毗昙心论》六千偈、《綖经》二千五百偈、《方等般泥洹经》五千偈及《摩诃僧祇阿毗昙论》。法显在印度停留期间，也用心学习梵文与梵语，抄得经律等，达成他入印度求律的目的与愿望。同行的道整，远来印度的本意虽然是在求得戒律，但目睹僧团的法则及众僧的威仪严正，深受感动，因而决心留住于此。法显则坚持要把戒律流通到汉土为目的，祇好独自一人回国。法显沿着恒河东下，经瞻波国，于义熙四年到达东印度的印多摩利帝国，停留两年之后，泛海前往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在狮子国停留两年，得到《弥沙塞律》及《长阿含经》、《杂阿含经》、《杂藏》等梵本各一部。

义熙七年，法显搭乘载有二百馀人的商船泛海东行归国，遇风飘泊九十日至耶婆提国(爪哇)，在此住了五个月。

义熙八年，法显再搭乘贸易商船，航向广州，又遇暴风，经八十馀日，才到达长广郡界的崂山(山东青岛)。法显登陆后，青州太守李嶷遣使迎请法显到郡城，热忱款待，法显在此住了一冬一夏。

法显从长安出发时，已经是六十岁左右的“耳顺”之年，一路西行，经六年到达印度中部，停留六年，归程经狮子国等地，又三年才回到青州，前后已经过了十五年，游历三十国。

义熙九年，法显到京都建康，在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从事翻译，前后译出《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僧尼戒本》一卷、《大般泥洹经》六卷、《杂藏经》、《杂阿毘昙心论》等，共计百万馀言。

法显在建康居住数年后，再转往荆州(今湖北江陵)的辛寺，在此圆寂，享寿八十六岁。
法显把西行求法的经历，写成《佛国记》(又称《法显传》)一书，记载求法经验、见闻及游历各国的风土民情、佛教状况等，提供后人西行求法的指南。这本书是我国僧侣旅游印度传记中，现存最古的典籍。书中内容保存有关西域诸国的古代史地资料，为研究西域及南亚地区的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至今，《佛国记》仍是世人公认的不朽之作，近代并有英、法、德等译本，备受各国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的重视。
法显在佛教史上，不独为佛教的高僧，在我国留学史上也是空前的第一人，他对民族文化贡献与影响，可说是光耀千古。

东晋末年，受法显影响，西行求法者络绎不绝，如康法朗、慧叡、智猛等人西行。南北朝时代西行求法者更为盛行，有昙无竭、昙朗一行二十五人、法力等三人、宝暹一行八人，及道普、道泰、法盛、慧览、道药、法献、惠生、云启等，均独自西行。其中较有成就者，以昙无竭为代表。

继法显之后唐代的玄奘大师再次走上了西行之路，他们都是我国西行求法的代表人物，他们不只在佛教史上功绩卓着，也是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游历印度的史地着作，至今已成为研究中亚、印度文化的重要史料。唐代以后，西行求法者日渐稀少。直到十二世纪回教徒入侵西北印，求法的壮举就从此终止。

西行求法是我国高僧大德向外寻求新思想、新知识所展现的具体行动，他们为了探求佛教教义的完美，翻山越岭，横穿亚洲大陆，周游佛教世界，留给后人为求真理冒险犯难的伟大精神，实为千古的楷模；他们所遗留的着作，更是后代珍藏的文化宝藏。

佛教经典的汉译，历时悠久，卷帙繁复，事业庞大，是我国翻译史上最灿烂光辉的一页。从翻译年代之久远和翻译作品之庞大来说，可以说是世界文化史首屈一指的大业。《四十二章经》是中国第一部翻译的经典，那时正是佛教初传中国的开始。由于佛经的翻译，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

◆历代的译经事业
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悠久，从东汉到唐代中叶，历时八百年左右。中唐以后，仍有大量佛教经典从梵文译成汉文、西藏文，也有从汉文转译成西藏文。中唐前后的这些译经事业及其成果，成为我国佛教典籍文献中的一大宝藏。到了宋、元二代，虽然也有经典的汉译，但数量上显着减少，而且所译的经典多属于印度佛教末期的典籍，或旧译经典的重译、拾遗，对中国佛教的发展而言，影响力也较小。译经事业发展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汉魏西晋时期──译经的初创时代

第一期佛经的引入，并非直接由印度本土，而是从西域诸国间接传来，如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地(阿富汗以北到苏俄南部，西到波斯一带)，有许多佛教学僧前来中国。当时翻译所根据的佛典，大多是西域当地的语言或文字写成的，通称为“胡本”或“胡语经典”。
汉代佛经的翻译，主要有大小乘两大系统：一是以来自安息国，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派；一是以大月氏的支娄迦谶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可以说，佛教传入中国是大小乘同时并行，从经典翻译的现象来看，正是反映了这个事实。
汉末三国时代的译经僧中，最着名的是来自交趾(祖籍康居)的康僧会，他对江南佛教的传播，影响极深。我国僧侣最早前往西域求法的是朱士行，他从于阗抄写胡本的《大品般若经》九十章，嘱咐弟子带回洛阳，经由竺叔兰与无罗叉译出，称为《放光般若经》。这部经在东晋时代，普遍受到研究。晋代译师中，译经数量最多的，首推西晋的竺法护，共译出大乘经典一五四部三〇九卷，译出时间在西元二六五至二七四年间。竺法护在西元二八六年译出《正法华经》，于是有观音信仰的启发。

二、南北朝、隋时期──译经的进展时代

第二时期，译经高僧不是来自西域，而是从印度来的。他们不但精通梵文，而且兼通汉文。由于诸译师有系统地介绍佛经，分判不同宗论着作，逐步厘定各种义理的汉译名词用语，并且确立了特有的翻译文体。他们的文体不求华美，但求切合原意，这是汉译经典的大幅进展时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真谛等人。

三、唐代时期──译经的全盛时代

第三时期的译经事业，与前两期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时期是由中国高僧所主导，为佛教经典的汉译与宗派的建立缔造了佳绩。典型代表是玄奘及义净两位高僧。他们曾在印度居住十几、二十年，不但精通梵文，佛学造诣更是博大精深。此外，善无畏、不空翻译大量的密宗经典，也是这个时期的特色。第三期不但是国人译经达到巅峰的时期，同时也是佛教的全盛时期。此后，一直到宋、元为止的译经事业，都可视为唐代译经制度、组织与规模的再发展。

Ⅶ 印度古密咒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印度古密咒在三国时就开始传入中国，形成的密法后世称为“杂密”。唐开元年间，由于密教经典的系统译出，中国密宗正式创立，称为“纯密”，代表人物为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

Ⅷ 印度佛教起什么时候传入我国中原地区

印度佛教是在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中原地区的。

Ⅸ 佛教是什么时候才从印度传入中佛教从印度正式传入中国，最早记载是

佛教是从秦始皇时期传入中国。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学术界多数认为是在东汉明帝时期。皇帝诏书、佛典东传与佛寺建立，是学者们判定佛教在汉明帝时传入中国的主要依据。

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韩伟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最迟应在秦始皇时代。他认为，“《史记》中有秦始皇‘禁不得祠’的记载，‘不得’就是佛陀的音译，‘不得祠’就是佛寺。”

(9)印度传入中国开始于什么时候扩展阅读：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最终完全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成为其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中国佛教既继承了佛陀创教的根本情怀和基本精神，同时又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成了它鲜明的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思想特点和文化精神。

中国佛教的特点表现在不同的方面，例如“农禅并重”就是中国佛教在小农经济的中国社会中形成的不同于托钵化缘的印度佛教的鲜明特点。

Ⅹ 印度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

汉代与印度交往中，印度佛教传入具有历史性意义。普遍认为，佛教是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时由印度从西域传入的。

根据记载，公元前2年，西汉时期的景卢出使大月氏，大月氏王令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伊存是大月氏使者，景卢受其口授《浮屠经》。这一佛教初传事件被史称“伊存授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