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印度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实行了什么
实行了改进良种提高粮食产量的的绿色革命和饲养奶牛推广棉花种植的白色革命,印度于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粮食和农产品的基本自己。
‘贰’ 在印度他们有没有粮食储备库或者说他们的粮食保管制度
有的
印度粮食储备安全制度
印度粮食储备安全制度主要包括定向公共分配制度(Targeted 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TPDS)、《国家粮食安全法案》下的粮食安全计划和最低价格支持制度等。
定向公共分配制度
早在20世纪50年代,印度政府就建立了粮食公共分配体制(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PDS)以实现对贫穷居民进行粮食价格补贴。具体地,中央政府按照统一定价(低于收购价格)将粮食分配给PDS的平价粮店(印度平价粮店是依照1955年的《必需品法》建立的,被授权向持有配给证的居民分配必需品。),平价粮店再以政府规定的价格卖给消费者尤其是贫困居民。但是,这一制度非常低效,备受诟病,表现为:第一,存在城市居民偏向的缺陷,对贫困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帮助不够,诱使大量农村居民涌向城市。第二,大多数粮食补贴进入了非穷人口袋。在印度诸邦中未曾存在过最贫穷的20%的家庭获得多于22%的粮食补贴。第三,在PDS分配过程中,由于缺乏计量标准和透明度而滋生腐败。为提高PDS的运行效率,印度政府于1997年将PDS改革为TPDS,它要求各邦鉴定居民的收入等级,并给贫困居民发放配给证,保证贫困线下的每一家庭每月免费分配到10kg粮食,还可按中央定价的半价再购买10kg粮食,而贫困线以上的家庭只能按中央定价购买,还建立了监督机构和报告制度。
粮食安全计划
TPDS下印度政府只对最贫困的3.18亿人口提供粮食价格补贴,大约覆盖了贫困人口的63%(以12亿印度人口中42%为贫困人口计算而得。)为扩大粮食救济范围,2013年9月印度政府通过了《国家粮食安全法案》(National Food Security Act,NFSA),旨在保障全国67%人口(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的比例分别为75%和60%)的粮食供给,承诺通过TPDS系统向符合补贴条件的家庭提供为期3年的低价粮食,大米、小麦和杂粮的补贴价格分别为每千克3卢比(100印度卢比约合9.78元人民币,2015)、2卢比和1卢比。3年后,中央政府视情况调整补贴价格并统一定价,但不超过小麦和粗粮的最低支持价格和大米的派生最低支持价格。按照《国家粮食安全法案》,中央政府每年满足TPDS的粮食需求大约为6100万t。
印度《国家粮食安全法案》主要包括粮食安全供给、粮食补贴家庭的认定、TPDS改革、内部申诉调整机制的设立(包括区申诉调整官员的任命、邦粮食委员会机构的建立和合并)、各级政府保障粮食安全的职责,以及TPDS的透明性和问责制(包括TPDS信息披露、独立审计和设立监管委员会)。从各级政府的职责看,中央政府确保对符合补贴条件居民供应粮食,将中央控制的粮食源(简称中央池)按照各邦的需求分配给邦政府。中央政府还负责通过其代理机构及邦政府代理机构为中央池采购粮食,并将粮食运输到指定的邦政府仓储点,负责粮食在邦政府内的转移、装卸,以及对平价粮店商贩保证金的支付等方面提供支持。若中央池粮食短缺,中央政府应按照短缺量为邦政府提供粮食基金。邦政府负责执行并监督粮食安全计划的实施,并负责将粮食运输到平价店,确保将粮食分配给有补贴资格的居民。地方政府则承担本区域内的粮食安全责任。各邦政府有义务建立并维护现代仓储设施,并适当扩大粮食公司等代理处的仓容,确保TPDS和其他粮食福利计划所需求粮食的充足供给。
最低价格支持制度和中央统一定价制度
为了稳定粮食价格,保障低收入群体的粮食供给,凡印度政府控制的粮源,都从收购和销售两个环节控制价格。收购环节的控制价格称为最低支持价格(Minimum Support Price,MSP),销售环节的控制价格称为中央统一定价(Central Issue Prices,CIPs)。
MSP由农业部下属的农产品成本和价格委员会(CACP)根据农民生产成本、国内外市场上的粮食价格走势、收获季节间的价差、供需情况、MSP对消费者的可能影响、国际粮食市场情况、农业贸易周期、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的贸易条款、农民及其耕畜的费用、种粮应获利润等因素研究确定,每年制定一次。具体地,CACP首先咨询、调查相关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种粮农民,撰写研究报告并提出推荐价格,然后交给经济事务内阁委员会(CCEA),由CCEA修正后发布MSP的政府定价。国家负责粮食收购的部门在每个播种季节前都要发布重要品种的收购保护价格,指导农民种植粮食。
中央控制的粮源(简称中央池)分配销售给各邦的价格由印度中央政府制定,具体由印度中央政府,以及消费者事务、食品和公共分配部共同确定,这个价格就是中央统一定价。
‘叁’ 印度要解决粮食问题合理的措施
两次绿色革命,第一次引进培育新品种,使用化肥,改进灌溉技术,推广机械化生产。第二次,利用生物技术的进步改良品种,推广高效无毒农药,加强信息技术在农业管理中的运用等
‘肆’ 提高粮食产量,印度的措施有哪些(地理)
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实行了"绿色革命",改进了粮食生产技术,粮食供应状况逐步得到改善,现在印度农业生产技术有了很大改进,粮食不仅能够自给,而且还有一定的余粮可供出口,现在印度粮食能够自给还要归功于20世纪60年代推行的绿色革命,印度的绿色革命首先从引进墨西哥的矮株小麦和东南亚的水稻开始,农业科学家们将引进的小麦和水稻杂交,培育成新品种,由于新品种生长期短,产量高,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配合新品种的使用,印度还用化肥代替了传统的粪肥,引进了灌溉技术,推广了机械化生产,绿色革命取得了显着成绩,现在,印度的粮食产量比独立初期翻了几番
‘伍’ 地理:印度怎么解决粮食和人口问题
精耕细作,提高农业生产科技(借鉴美国农业发展经验)
人口方面抑制人口数量通过法令强制和教化的手段
现在不是帆船时代了,洋流对航海影响太局限了微乎其微
‘陆’ 印度人多地少,粮食怎么还够供应出口
度也是小麦净出口国。2012/13年度小麦出口甚至超过有小麦出口大国乌克兰。
一般人印象,一个国家不缺粮才会出口粮食。
‘柒’ 印度是世界上第一大米出口国,印度为何国内饥饿人口众多还出口
因为印度出口的大米,都被用来换取外汇,然后购买军事武器提升自己的国家军事力量。他们不得不依靠这种手段来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印度大量的饥饿人口是国家发展经济的牺牲品。如果这一问题不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对印度的长远发展将是一大弊病。
他们为了满足其他方面的最低需求,只能以降低自己的粮食消费为代价来进口他们更为紧缺的商品。印度5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而农业只占GDP的18%。这意味着印度农业从业人员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36%,而印度全国人均GDP排在世界第129位(2011年),印度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农业国。
‘捌’ 日本,印度粮食自供不足的社会原因
印度:粮食大国、饥饿大国
“印度用占世界2.4%的国土面积养活全球1/6的人口。”这是国际媒体提到印度粮食生产状况时常用的数据。在粮食安全上有过惨痛教训的印度,严格来说应是“人多地不少”。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中国要“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有人计算18亿亩合120万平方公里。印度国土面积约为中国的1/3,却拥有180万平方公里的可耕地。印度河与恒河两大河流冲积平原,给人口超过13.5亿的印度带来肥沃的土地。印度历史上就是农业大国,但从沦为英国殖民地到1947年独立,印度发生过5次大饥荒。从独立到20世纪70年代,印度又发生3次较大饥荒,官方统计饿死300余万人。
粮食安全问题是历届印度政府的心腹大患,并通过“绿色革命”等举措提高粮食产量。到1980年,印度政府宣布本国实现粮食自给。现在,印度日常农产品价格保持低水平,粮食略有盈余出口,这与独立前后粮食长期短缺、依靠进口形成强烈对比。为保证农民的权益,刺激生产积极性,印度政府还长期实行粮食收购价保护。在维护社会公平和选举因素推动下,印度对农产品价格实行干预政策,出台《国家粮食安全法案》。
在有粮食出口的印度,国民饥饿状况却在加剧。据《印度教徒报》报道,去年7月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显示,印度仍是拥有最多“粮食不安全人口”的国家。报告估算,2014年至2019年,即莫迪政府的第一个任期,印度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增长3.8个百分点。印度在“2020年全球饥饿指数”10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4位,属于“重度”饥饿类。英国《对话》杂志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粮食生产大国印度还是世界上饥饿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的情况敲响警钟,提醒各经济体必须重新配置自己的粮食体系”。
日韩紧盯粮食出口国风吹草动
在日本,关于粮食自给率的问题经常被提起。日本粮食自给率1965年为73%,之后就直线下降,现在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且前景严峻。为改变现状,日本也有乡村振兴的蓝图。去年3月,日本政府制定农业政策指导方针——“粮食·农业·农村基本计划”,其核心是到2030年将粮食自给率从2018年的37%提升至45%。日本《高知新闻》2019年曾刊发题为“日本食品安全保障处于十分危险状况”的社论,提到日本小麦自给率只有12%,政府必须要有危机感,要推进智能农业,以弥补无法集中农业用地大规模生产,以及农户减少和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劳动力不足。
受疫情影响,俄罗斯、阿根廷等粮食出口国去年一度限制本国的粮食出口或准备针对谷物出口商征收特别税,这让地少人多的日本更为不安。日本农协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就像疫情初期口罩短缺一样,如果粮食出口国都‘国产国消’,对日本来说会意味着什么?与生产工业产品不同,日本的农畜产品不可能马上扩大生产。”来自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佐藤康博不无担忧地说:“我有过这样的危机感——食品安全保障是关系到国民生命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做好准备。”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藤井聪今年1月在《农业协同组合(农协)新闻》上撰文说,农业用地只占日本国土的13.5%,从“食品安全保障”的观点出发,必须将提高“粮食自给率”定位为重要的国家目标。此前,《日本产经新闻》曾援引农协一位负责人的话说:“提高食品自给率只是中央政府在摇旗呐喊,在地方政府、农业生产者、消费者那里还没有产生广泛共鸣。”
据报道,今年6月前,日本政府将汇总有关“在后疫情时代强化食品安全保障”的各种信息,应对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风险。东京大学铃木宣弘研究室给出的一组数据是:“把种子因素考虑其中,2018年日本蔬菜自给率为8%,把饲料因素考虑其中,牛肉自给率为11%、猪肉6%、鸡肉12%,而这些数字2035年将降至3%、2%、1%、2%。如果这样持续下去,日本将无法应对粮食出口国限制粮食出口的禁令。”不过,据《读卖新闻》报道,美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国一直在向日本出口小麦,且日本还有国家储备、大米自给自足。但日本主流媒体还是呼吁,政府必须与商社等民间企业合作,努力稳定粮食供应。据了解,日本很多综合贸易公司在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国投资农业生产,专门生产面向日本出口的农作物。
水稻是日本唯一可以通过国产实现大米自给自足的作物,不过,据《环球时报》驻日记者观察,一些种植水稻的日本农民却面临收入难以保障的现实情况。秋田县汤泽市是日本着名的大米品种“秋田小町”的产区,在当地劳作近40年的稻农石成寿告诉记者,他同时还种植饲料用稻谷和樱桃,因为“只靠种植水稻无法生存下去,要从事复合农业”。
韩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同样突出
上世纪60年代,韩国谷物综合自给率曾高达90%,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如韩国人肉类消费增加,以及产业化、都市化提高让耕地越来越少,韩国粮食自给率也出现持续下滑现象。目前,韩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34公顷,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虽然2009年至2019年韩国政府在粮食领域投入13.52万亿韩元进行扶持,如补贴农民种植水稻以外的农作物、通过援助培训和农资方式培育粮食作物共同经营制度、支持水田旱作等,但效果并不理想。韩国2019年的粮食自给率仅为45.8%,与2009年的56.2%相比大为降低。受天灾和国际粮食价格影响,韩国2020年出现粮食产量过去52年来最低和价格史上最高的现象。
韩国粮食的不足部分主要依靠国际市场购买,因此,粮食出口国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加剧韩国的危机意识。据《韩民族新闻》报道,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去年5月曾进行过“应对粮食危机特别演练”,核心内容就是向在海外的韩国农场主下达“进口粮食命令”。目前,共有69个韩国法人在俄罗斯、柬埔寨、中国、越南、印尼等地经营农场,“进口粮食命令”实际上就是让他们想方设法将粮食运往韩国。但一些韩国专家还是认为,韩国的粮食安全已亮起红灯,为此必须引进先进技术提高本国粮食生产率。以新加坡为例,虽然其粮食消费量的90%需要进口,但新政府仍投入巨资发展都市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