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伊拉克战争之后,其国内恐怖袭击频发,其国家为何由富足转向内战呢
伊拉克战争之后,政府军和反对军战乱频发,所以恐怖袭击发生,所以国家由富足转向内战。 萨达姆政府实行独裁专政,越来越多的人想反对萨达姆,政府推翻萨达姆在增权。伊拉克人民想要获得真正的自由。
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想生活在富足安定和平的环境中,但是伊拉克的人民并没有这么幸运,生活在这么好的环境,中伊拉克人民在推翻萨达姆政权后,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的战乱频发,恐怖袭击也频发
2.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伊拉克政府的黄金都去哪里了
战争的目的是夺取利益和掠夺资源。没有人会觉得发动战争很有趣。通过伊拉克战争,美国不仅攫取了伊拉克的国库收入,还控制了中东石油大国伊拉克的石油利益。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中东国家和印度等国家喜欢全身佩戴黄金首饰。从1979年到2003年,萨达姆统治伊拉克24年。取之不尽的石油资源只是财富的礼物。
通过这场战争,美军不仅推翻了反对美国的政权,还没收了萨达姆的部分私有财产。除了美的的黄金外,美军后来在伊拉克各地发现了美的藏匿的大量美元,总计达9亿美元。但德国媒体猜测,美的的财富远远超过了美的的财富,至少400亿美元。因此,美军也对美的的遗孀进行了详细搜查,但没有发现任何发现。
3. 简单介绍伊拉克战争的过程和影响
伊拉克战争
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 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在内的综合国力均已削弱。在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前,伊拉克凭借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使其经济发展在中东地区处于中上水值仅达到战前的1/3,人均收入降至不足400美元。
据估计,海湾战争给伊拉克造成的直接经济损约达2000亿美元。在美国对伊拉克的空袭中,重点轰炸了一些石油工业、交通等基础设施和一些重要的军事目标,给日后伊拉克的经济建设带来沉重的打击。
伊拉克出兵科威特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系列决议,对伊拉克实行包括石油禁运在内的全面制裁,并强制性要求伊拉克销毁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至今,联合国的制裁长已达12年之久,制裁使伊拉克的经济损失超过1400亿美元。
军事上,伊拉克军队在海湾战争中整体作战能力损失三分之二以上,其中40多个师被摧垮。伤亡人数达8.5万至10万人。伊拉克海军在这次战争中基本上被摧毁。
十几年的经济制裁与战争带来的影响以及美英持续不断的轰炸,使伊拉克经济回升无望,人民生活陷入贫困。虽然从1996年开始实施安理会通过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但由于美英阻挠,该计划并未得到彻底执行,从而加重了制裁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据伊官方公布的数字,自海湾战争结束至今,伊已有173.2万人因缺医少药和营养不良而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儿童。
另外,海湾战争还对伊拉克的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据伊拉克方面报道,海湾战争中,美在伊拉克南部地区投下了约300吨的贫铀炸弹。10年后,这一地区患白血病、恶性肿瘤和其它疑难病症发病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6倍,孕妇流产的比例是过去的10倍多。
但是,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政权的统治基础和控制体系并没有被摧毁。一是萨达姆虽为败军之师,但仍然有一定的威望,特别是他敢于同世界超级大国进行对抗,使他在国内乃至于阿拉伯国家中被视为“民族英雄”形象。对于阿拉伯人民来说,他们能很快忘记伊拉克的侵略行经,但他们忘不了萨达姆向美国和以色列发生的挑战以及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等“英雄举动”。二是萨达姆多年的铁碗统治使伊拉克国内的反对派势力很弱,从而保证萨达姆对国内局势的有效控制。三是萨达姆采取了高压政策,很快平息了海湾战争后在国内南北方发生的叛乱,稳住了局面。
武器核查 联合国对伊拉克的武器核查,始于1991年4月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的687号决议。该决议决定对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生物、化学武器、核武器和射径超过150千米的导弹——进行核查、登记、销毁、并销毁这些武器的研究、生产、贮存和试验设施。在该决议中还决定成立联合国特别委员会负责此项工作。根据安理会有关决议,只有当特委会对伊武器核查完成,并在递交安理会的报告中明确表示伊拉克完全、彻底地销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后,联合国对伊经济制裁和禁运措施才会取消。
萨达姆与核查人员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一方面提供配合,认可并销毁了大量的生、化、核原料和设备以及导弹,希望核查早日结束,对伊经济制裁早日取消;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隐藏一些武器及原料,并为核查人员设置障碍,企图让核查尽早收场。
1991年9月21日,刚开始核查不久的核查人员在巴格达一栋大厦里发现大量有关伊核武器计划的机密文件。当核查人员带着文件准备离开时,曾声称会“完全合作”的伊方官员强行没收了部分文件,伊军方则出动武装士兵将拒绝交出文件的核查人员拦在一处停车场。这场对峙持续了4天。直到此后安理会通过主席声明,宣布如果伊拒绝合作的话,安理会成员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后,伊拉克才解除了对核查人员的围困。
尽管如此,截至1995年初的几年时间里,核查一直进行得比较顺利,取得的成果也不少。特委会第一任主席埃克乌斯后来表示,到1994年,经过3年核查,联合国工作人员已经控制住了伊拉克的核及导弹计划,但对萨达姆的生化武器计划仍然一无所获。
从1992年5月开始,伊拉克按联合国要求向安理会递交武器报告,到1998年11月特委会核查中止时,共递交了约10份报告,每份报告的结论都是“充分、完全、彻底地公布并销毁了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这些报告无一得到安理会的通过。
1995年初,生化武器核查取得了突破。当年2月,联合国生物专家在巴格达市郊的阿尔?哈克姆一家工厂内发现了大量名叫“生长酶”的桶装粉末,这种生物制剂可以被用来制造蛋白质,但也可以用于生物武器的制造。参加了这次核查的里蒙德?齐林卡斯博士说,如果用于制造蛋白质,整个伊拉克每年只需要最多1吨的生长酶,而当时伊拉克一次就进口了34吨生长酶。核查人员最后得出结论,这家工厂很可能在从事大规模的炭疽病毒生产。
特委会主席埃克乌斯要求伊拉克给出解释。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像你们欧洲人。你们总要有个计划,确定目的之后进行生产。我们阿拉伯国家是先造出某样东西,然后再考虑用它来干什么。”
当年8月,萨达姆的女婿侯赛因?卡迈勒?哈桑叛逃出境,在约旦向联合国核查人员证实了有关阿尔?哈克姆工厂状况的所有证据,另外还提供了伊拉克生化、核武器以及导弹的新情报,而联合国此前曾以为这些项目早已被销毁。
在证据面前,伊拉克终于承认制造了超过8000升的炭疽孢子和1.9万升的肉毒杆菌毒素,但声称未将其加载到任何弹头上。
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特委会与伊方公开冲突不断,伊方多次公开拒绝联合国核查人员进入一些场所。安理会从1996年开始多次谴责伊拉克违反联合国决议。1997年6月,埃克乌斯宣布辞职。据称持亲美立场的澳大利亚人巴特勒于当年7月走马上任,接任特委会主席一职。
如果说埃克乌斯在任期间尚能与伊方正常相处,使核查得以正常进行的话,巴特勒上任之后,特委会与伊拉克的紧张关系则不断加剧,最终导致巴特勒拂袖而去,核查不得不告停止。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伊方认为巴特勒只知道挑刺,根本不想让伊方通过核查这一关,二是伊方认为巴特勒领导下的特委会成了美、英间谍的工具,对伊“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1995年4月,特委会主席埃克乌斯在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对伊武器核查和销毁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伊拉克已不再拥有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到1996年末,伊政府认为,核查工作基本已经可以宣告结束,联合国对伊制裁取消在望了。然而,1997年10月中旬,巴特勒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不仅未提海湾战争后伊在执行安理会决议方面所做的努力,反而指责伊在销毁生化及核武器方面仍有隐瞒,且多次阻挠武器核查小组的正常工作,甚至威胁小组工作人员的安全。
此后,在美、英的敦促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1134号决议,要求伊拉克严格遵守联合国各项决议,尽快交出所有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最后的、完整的”资料,否则将对伊实施新的制裁。这项决议犹如当头一棒,沉重打击了曾满怀希望的伊拉克。伊拉克指责这项决议是在美国施压下作出的,伊拉克拒绝接受这项决议,并采取对抗核查的措施。
1998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初亲赴伊拉克斡旋并达成了谅解,但伊拉克与巴特勒领导下的特委会的冲突仍持续升级。1998年8月,伊拉克宣布中断与联合国核查人员的合作,除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执行监测任务外,其他武器核查工作全部停止。在此情况下,巴特勒于11月中旬命令所有核查人员及其他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共300多人撤离巴格达。12月17日,美、英发动了代号为“沙漠之狐”的对伊空袭行动,理由是伊拉克阻挠核查,藏匿可疑资料,刁难核查人员,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决议。12月19日,伊拉克宣布联合国特委会从此不得返回伊拉克。
据统计,在1991年至1998年年底,联合国共有200多个武器核查小组对伊拉克2500多个地点进行了400多次调查。销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4万多件化学军需品、近50万升化学制剂、180万升用于制造这些化学制剂的化学品和包括弹道导弹弹头在内的7种运载系统。专家估计,长达7年的武器核查行动解除了伊拉克95%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此外,安理会于1999年12月通过第1284号决议,决定建立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继续联合国特委会的核查使命。2000年1月,曾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并参加过对伊武器核查的瑞典人布利克斯被任命为监核会主席。2002年11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441号决议,提出加强武器核查的各项规定。
2002年11月27日,随着首批17名核查人员开始工作,尘封了4年的对伊武器核查重新启动。核查能否顺利进行,与核查、被核查双方的态度有关,但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国际关系上的利害冲突、力量对比等因素。美国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把发动对伊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实现全面控制伊拉克作为既定目标,想通过核查对伊实施军事打击和军事占领的依据。欧洲和俄罗斯出于维护在伊利益的需要和对美国单主义的不满,希望伊拉克问题能够和平解决。从本质上讲,1441号决议是国际政治舞台上大国利益、实力较量和相互妥协的结果,对伊武器核查只是其延续。这种国际关系背景是影响核查进展的重要因素。
美国坚持“倒萨”的原因:海湾战争结束后,伊拉克问题始终是美国政治和外交挥之不去的话题。美国坚持“倒萨”既有政治原因也有战略图谋。去年11月初美国在阿富汗战场得手后,更是把“眼中钉”伊拉克锁定为下一个军事打击目标,明里暗里加紧各方面的造势和准备。政治上,布什政府相继抛出“邪恶轴心”说和“先发制人”理论;外交上,先后派副总统和国防部副部长走访中东进行游说;军事上,布什政府加紧同伊拉克反对派进行磋商,研究和制定对伊作战计划,并开始向伊拉克外围增派部队。美国积极准备打击伊拉克,其背后有着多方面的考虑。
(一)转移国内视线,谋求政治利益。布什当选总统后的美国政坛,共和、民主两党势均力敌,在国会两院中的议席相当接近。面对美国经济衰退的严峻挑战和民主党的有力牵制,布什政府上台后在解决国内问题方面无所建树,短期之内也难有作为;而“9·11事件”恰恰为布什政府提供了避开棘手的国内问题扩大其政治影响力的机会。反恐战争使共和党的声望有所提高,在2002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中赢得了更多国会席位。阿富汗战争尘埃落定之后,布什政府又面临选择政治“炒点”,以维护和扩大其政治声望的挑战。伊拉克问题在美国国内分歧相对较少,短期内容易有所作为。同时,发动战争和控制伊拉克也是维护共和党政府所代表的美国军火工业集团和石油财团利益的重要手段。因此,坚持“倒萨”成为布什政府合乎逻辑的选择。
(二)、了结伊拉克问题,卸掉外交包袱。海湾战争结束以后,美国一直坚持对伊拉克实行遏制政策,试图压垮萨达姆政权。但事与愿违。制裁不但没有动摇萨达姆政权的统治,反而引来国际社会对制裁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的一片指责之声。事实说明,美国对伊拉克采取的“以制裁促变化”的策略并不灵验,伊拉克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已经成为美国与国际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和美国外交日益沉重的包袱。美国下决心“倒萨”表明,以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了结海湾战争遗留的伊拉克问题,同时确保美国公司在伊拉克获取最大经济利益,已经成为美国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新思路。
(三)、控制石油供应,扩大战略优势。中东地区是国际石油供应的主要来源。伊拉克石油资源丰富,储量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开发潜力巨大。取得对伊拉克石油资源的控制,对于美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第一,有利于进一步制约依赖国际能源供应的战略对手。第二,有利于进一步削弱欧佩克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化解欧佩克成员国限产促价的努力,确保美国对国际石油供应安全和价格的控制。第三,为美国石油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国有化高潮之后重返该地区创造重大机遇。90年代以来,萨达姆多次声言要以石油为武器,反对美国霸权,令美国怀恨在心。除掉萨达姆政权,把国际石油供应来源进一步置于亲美政权控制之下,甚至是美国的直接军事保护之下,是美国扩大国际战略优势,巩固其世界霸权的必然选择。
(四)、扶植亲美政权,削弱反美势力。中东地区的反美势力历来比较活跃。2001年布什上台以来,这种反美情绪进一步增长。布什曾经承认,“9·11事件”的根源在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这样的美国传统盟国也有一批人涉嫌参与“9·11事件”更使美国震惊。此外,2000年沙特不顾美国的反复劝说,与伊朗和委内瑞拉共同发起石油限产提价,并一直坚持至今。然而,美国并没有认识到,中东地区的反美情绪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中东政策有关。相反,美国朝野最近泛起一种论调,将这种现象归因于中东一些国家实行集权的政治制度和美国上届政府打击不力,进而认为只有对这类国家进行“整合”,使其接受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才能防止滋生反美情绪和恐怖主义活动。因此,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于2002年12月提出包括对中东国家进行政治改革在内的“美国中东伙伴计划”。美国政府坚持推翻萨达姆政权,在伊拉克扶植一个采用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的亲美政权,就是为了落实这一计划,在阿拉伯国家树立所谓“民主样板”。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2003年3月20日爆发了伊拉克战争。这是21世纪一场全新样式的现代化战争。5月2日,美国总统布什在“林肯”号航母上正式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整个战争共持续44天。实际上,在4月14日美军攻占了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家乡提克里特之后,美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就基本结束。这场战争是继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美国对伊拉克进行的第二次战争。这场战争同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军伤亡数字比较起来,基本结束的伊拉克战争具有两大特点:地面战伤亡人数大增,飞机坠毁和友军误伤事故则明显减少。
美军之所以在伊拉克战争中实现了“低伤亡”,主要是五角大楼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强调空军的重要作用以及避免了城市巷战的结果。美军本次尽管出动兵力不多,但是其先进装备和训练水平都对伊军形成了压倒性优势,从而确保了整个战争的顺利结束。伊拉克战争展示了美军新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是美实践“先发制人”战略的第一场战争,也是美国发动的
一次大规模的联合一体化攻城略地侵占一个国家的战争。较近年美国发动的一系列战争相比,这场战争呈现出一些鲜明的战略性特征。一是谋求绝对化的军事目的;二是检验信息化战争力量;三是实践新的战争理论;四是创制的非对称战争局势;五是发掘战法手段的综合效能。
伊拉克战争对世界格局和中东地区产生的影响:(一)多极化趋势仍在量变过程中,趋势增强。一方面,美国依靠其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顾其他大国反对,强行实现“倒萨”目标,从而证明“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没有发生质的改变。但另一方面,在“倒萨”问题上美国霸权主义受到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而且挑战主要来自其西方盟国。法、德、俄等大国与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利益分歧和外交独立性更加明显。北约不再是美国可以随意利用的手段,联合国的权威再次受到多数国家的维护,美国把“倒萨”与反恐直接挂钩的说词缺乏说服力,附和者甚少。大国之间围绕伊拉克问题的较量表明,美国无视其他大国利益、推行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的阻力增加,世界格局多极化的量变过程还在继续,趋势增强。
(二)多年居高不下的国际油价可能下降。国际石油价格自2000年以来长期居高不下,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供给方面来看,既是沙特、伊朗和委内瑞拉等欧佩克主要石油输出国联合限产促价的结果,也是反恐、“倒萨”和委内瑞拉罢工等政治因素造成心理恐慌和投机资本乘机炒作的结果。国际石油供应能力并没有真正出现短缺。在多年高油价的刺激下,俄罗斯等非欧佩克国家的石油生产和出口能力显着提高。目前,委内瑞拉罢工已经逐渐平息。伊拉克问题解决后,石油投机商将失去另外一个“炒点”。伊拉克的石油生产也将逐步增加。从需求方面来看,世界经济不景气已经使世界石油需求增长率显着下降,从20世纪90年代的年平均增长1.4%下降到2001和2002年的平均0.4%,2003年仍无显着提高的可能。在这种供求关系形势下,“倒萨”后的国际石油供过于求的情况将更加明显,市场力量对油价的作用将更加明显,欧佩克与非欧佩克石油输出国之间的市场份额竞争将更趋激烈。只要“倒萨”过程中中东地区油田不遭大规模破坏,国际石油价格下降的压力将显着增大,并导致国际石油价格下降。
(三)中东局势可能有所缓和,但难以稳定。“倒萨”以后,为了防止伊拉克发生动乱和分裂,美国可能直接或利用国际力量对伊拉克实行某种形式的军事控制。面对既成事实,中东各国政府可能采取现实立场,避免与美国对抗。但中东地区也可能出现一些民众层面的反美情绪,不排除激进势力发动针对美国利益的袭击活动的可能。
(四)美国实现“倒萨”以后,将把重点转向伊拉克的政治和经济重建,立即对其他中东国家动武的可能性不大,要求其他阿拉伯国家立即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也不现实。美国石油财团将重返伊拉克。政治重建可能采取“阿富汗模式”,但为满足库尔德人和伊斯兰教什叶派的自治要求,联邦制也可能成为政治体制的一种选择。不过,伊拉克各反对派争权夺利,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之间民族矛盾较深,伊斯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教派分歧,这些矛盾不仅会在政权重建过程中爆发出来,而且将成为长期影响伊拉克政局稳定的因素,甚至可能对伊拉克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发生影响。美国军队可能长期驻扎伊拉克。
(五)巴勒斯坦问题关乎阿拉伯民族利益和情感。“倒萨”以后,美国为保持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削弱阿拉伯国家反美情绪,不能不加大恢复中东和平进程的力度,可能敦促双方在美国、欧盟、联合国和俄罗斯四方联合提出的“路线图”方案基础上恢复和谈,从而使巴以双方暴力冲突有所缓和。但是,由于巴以谈判当前涉及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难民等关键性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难度很大,至今尚无切实可行方案,因此短期内中东和平进程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巴以冲突还会继续存在。
(六)美伊战争对传统安全因素与国际法理的损害。美国攻打伊拉克实质上是绕过联合国,采取与其盟友单独行事的作法,这将再一次削弱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上的影响和权利。长此以往,联合国将逐渐被架空,失去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这也会直接影响其他大国的权利和地位。战后,美国霸权的全球扩张将变得日益明显。
4. 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战争结束后的伊拉克人民真实现状如何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伊拉克人民的生活经常被各类爆炸事件所惊扰。
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1月就任后,2月27日宣布美国将从伊拉克撤军的计划,在2010年8月31日前,从伊拉克撤离大部分军队,2011年底前撤回全部剩余部队。
然而,作战部队撤出后,包括首都巴格达在内的伊拉克全国各地局势堪忧,各类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频发。美国总统奥巴马则说,随着伊拉克战事结束,伊拉克的未来将由伊拉克人自己掌握。
伊拉克局势仍旧动荡,战争对该地区及世界经济的打击正日益显现。鉴于经济全球化的纽带令世界经济日益相互依赖,此次的伊拉克战争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相比,其严重后果必将对正从低谷中艰难走出的世界经济形势产生消极影响。
美军从伊拉克撤出后,美国还在伊留有庞大的外交人员。美国驻伊拉克使馆有大约1.5万人,是美国在全球最大的使馆。有媒体评论说,美国是留有“尾巴”的撤军。
战争消耗了美国230亿美元。2003年3月美国开打伊拉克战争,迄今共有4869名美军阵亡,4403名美军死于事故。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于2011年12月31日前撤回全部驻伊拉克美军,正式终结持续近9年时间的伊拉克战争。
5.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西方主要国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西方左右了世界油价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伊拉克战争打仗终究为了一个字“油”
6. 伊拉克战争那么多年后,究竟给伊拉克带来了哪些改变
只要是战争,就会有伤亡和牺牲,再加上伊拉克这边的战争,打了也不是很短的时间,造成的影响大概都是负面的了,但现在看这些负面的影响已经开始慢慢消除了。
其实伊拉克战争得利的是那些运筹帷幄的统治者,只有底层的屁民苦不堪言的过日子。
7. 伊拉克战争后受益最大的国家到底是谁
伊朗吧!
美国是输家,花了几万亿美元,死了数千军人,结果什么好处没有,还使伊拉克变成战乱的策源地。欧洲也是输家,难民都往欧洲跑
伊朗是赢家,
1、伊朗的大敌伊拉克被铲平了
2、伊拉克的什叶派掌权了,但是因为是弱势政府,所以跟伊朗开始勾勾搭搭了
3、由于中东动荡(叙利亚、伊拉克、也门背后都有伊朗的影子),所以伊朗安全角势更好了
4、中东地区谁能扛起大旗,只剩沙特、伊朗了,而沙特的军队......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
8. 伊拉克战争的结果是什么
“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就是伊拉克是一个有着各种缺陷的国家,美国现在根本无法确定世界上未来的面对的对手是否和伊拉克同样虚弱。”----作者
回顾伊拉克战争和先前美英与伊拉克军事力量的对比都清晰地反映出联合作战力量角色的转变。伊拉克战争的结果不仅展现了这种转变的价值,而且解决了有关战争一系列关键教训的争论,而这种争论甚至开始于主要战斗开始之前。
在3月底美军地面部队行动停滞时,一场争论出现了,它针对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强迫美国军队和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托米·弗兰克斯接受比他们最初所要求少得多的军事力量。一些批评家指出,这种对战争计划的干涉削弱了联合军事力量,使他们不足以赢得决定性的胜利。
然而,联合军事力量胜利的速度和程度回答了一切。联合作战计划和军事力量态势不无风险,但是联合军事力量不需要达到取得战争胜利的传统军事实力标准。同时,战争结果还引出了新的军事理论问题,未来美国军事力量运用计划和美国现在是否能够计划一场“新式战争”,这些都需要未来进一步解决。
一、战争计划的争论
伊拉克战争的战争计划形成的详细过程还是一个未打开的“黑匣”。除了那些直接参与作战计划制订和执行的人以外,能真正了解联合作战计划形成详细情况和作战计划的选择的人很少。实际上在所有战争计划的制订过程中,有关作战指导原则方面都有严肃的争论,提出最有可能的军事解决方案是军事人员的职责所在,而确定战争计划符合政治、财力、物力条件和总统的总体要求则是国防部长的责任。在军队和政府官员这些对国家安全最负有责任的人员中,不含有这种激烈争论而制订出战争计划的战争是会陷入危险和被动境地的。
通过与一些曾参与制订伊拉克战争计划的个人交谈,我们了解到,在2003年3月底一些文职官员对战争计划提出的批评阻碍了战争计划,但很明显其中也包含了真理的因素。在战争计划制订过程的早期,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同事曾质询弗兰克斯将军和战争计划制订者们,要求他们研究重空轻地的军事力量选择和使用问题。高级军官在讨论过程中指出这些讨论有时候是对立的观点,但多数令他们紧张的问题还有其它原因。
一些军官感到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同事们非常轻视军事专家,这种紧张出自国防部长对美国军事力量和各种各样的规划的主要改革和军队计划的讨论。这种紧张在陆军特别强烈,他们中至少一些人认为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更有效地兼任了陆军参谋长之职,并偏爱空中和空间的精确战而不是笨重的陆军。
在战争开始时,一些军官对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和支援保障有效性表示担心。按照1990年战争计划标准衡量和此后研究“两个主要地区性突发事件”,美国将需要5-7个重型师以对付与伊拉克陆军规模相当的军事力量,而不是一个重型机械化步兵师,一个中型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和一个相对轻型的第101空中突击师。
传统的军事计划需要更强的军事力量来保证主要地面进攻部队后方和侧翼的安全,并且需要更多的各种支援保障分队。体现这种兵力运用的不同时期部队调整表被联合参谋用于制订战争计划。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反复质询了军事力量的兵种和规模,在战争计划制订的最初阶段又做了缩减和调整。
然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内部军事争论时,军事和文职人员之间如此对立还是少见的。许多军官也质询传统军事力量需要量,并且感到一些决策在战争计划制订中有些过时了。他们感到一些决策要求过多的军事力量和战争计划实施进程过于缓慢,这些都没有反映出情报、监视、侦察、空中精确打击和地面力量机动速度的优势。
如果说军事人员内部关于以上问题存在“代沟”的话也许是不公平的,因为支持传统还是改变毕竟与年龄没有关系。至少一些参与制订战争计划的官员感到在提交给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那份战争计划里的关键决策是过时的,并且力图提交一份令大家都满意的战争计划,其中所需的各个军种都大于其实际所需。
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战争计划是在没有人对伊拉克战争能力有错觉的情况下制订的,尽管直到战争结束,没有一个计划制订者能够排除伊拉克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美国的情报已经清楚地确定了伊拉克军队结构规模绝大多数对比缺点。当美国情报分析家发现伊拉克潜在的威胁是因其庞大的军队人数时,他们也看到了实际在伊拉克常规部队的各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而且他们的评价没有给联合军事力量对比提供理论根据,伊拉克现军队无法打败它。
此外,像陆军副总参谋长在战争计划争论之前就认为,精确空中打击和装甲机动能力和联合作战所构成的优势使得更小的部队就可以保证侧翼和后方安全,机动速度和精度比传统战争样式更有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将军也持相似观点。
二、政治因素引起“战争计划”的争论
一些在职的军官批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同事们傲慢无理地干涉军事还表明主要是弗兰克斯将军赢得了争论的胜利。事实是土耳其拒绝为美英200多架战斗机、大约70-100架直升机提供基地,而美国第四步兵师和第三装甲骑兵师与战争计划的争论无关。联军开战没有完全计划好开辟伊拉克北部第二条战线也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决定的战争计划无关,这也是事实。
同样大多数军事力量计划受联合国安理会长时间对伊拉克动武授权争论的影响也是事实。这种争论迫使国防部作出政治决定以延缓一些部队的部署和众多海、空运输行动,避免美国好像要在联合国授权之前就急于开战,这同样给伊拉克更多的时间来备战。
最后,在战争一开始就决定利用有利时机对伊拉克现政权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实施“斩首”行动是一项政治决定,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军队关系紧张没有任何关系。决定不等几天看萨达姆是否死亡和伊拉克现政权是否垮掉就开始大规模空袭战役同样与此没有关系。
三、关于不了解“战争计划”详细过程和特质的争论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是一个长于与人对质争论的人,他不是一个以同情和怜悯的方式来恳求或刺激别人的人。但是,在3月25日美国国防部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回答的有关争论公平性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是值得注意的:
我不知道政府以外的人是怎么知道我的看法是什么的,或者是弗兰克斯将军的观点是什么的,或者迈尔斯将军观点的。我们都深受影响,战争计划已经被所有指挥员,当然,也有迈尔斯将军、佩斯将军、唐·拉姆斯菲尔德和美国总统先生,而且这个战争计划很好,在4天半到5天时间地面部队已经逼近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了。我们在伊拉克的军事力量每一天、每个小时、每一分钟都在增强。这是事实,而且将继续增强。有一个军事力量流,数周之前就开始向战区流动,全体人员空运到战区与自己的装备整合。每个小时那个国家联军的军事力量都在增强。
如果你们回到阿富汗形势,就会像前几天一家报纸描写那样的陷入“泥潭”。并且就是最近几天形势看来不错,我记得,马扎里沙里夫已经被攻陷,其它城市也开始陷落。
3月25日,美国国防部的记者招待会上迈尔斯将军关于此问题还有如下发言:
这项计划正在执行当中,人人都参与了计划的制订,人人对计划表示同意。我已经公开发表意见表示,我认为战争计划最终由弗兰克斯将军参考他和他的指挥人员们的意见系统化和最终整理,是一项非常出色的战争计划。并且我们已经按照此项计划实施了近一周时间。我们已经逼近巴格达。我们遭受重大损失主要是因为伊拉克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中有关武装冲突的条款,伊拉克军队身着平民服装或向我部队诈降然后对我部队人员发起突然袭击。所以我认为这项战争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会实施到底。
我要说,实际上我军此时已经深入伊拉克境内200多公里,已经到了巴格达脚下,我们不急于攻击伊拉克地面共和国卫队师。因为我们已经用直升机打击他们,武装直升机,还有空军和火炮打击他们,但是我们没有用典型的战斗方式与其激战。
联军地面部队司令在战斗结束后的4月23日发表了相似的观点:
地面战役的行程已经反映出我们高速持续性的作战行动,准确的机动、远距离的后勤补给保障,我承认其中在我们的远距离的通信和后勤补给保障线有风险,但我们已经克服了困难,战争计划执行决策总是针对敌人的。
并且我要反驳任何提出战争中的作战行动有所停顿的言论。我们时时刻刻都通过空、地、海和特种部队等向萨达姆政权施加压力。
伊拉克战争中没有作战行动停顿,你制订战斗计划后会碰到糟糕的天气,战争中有3-4天我们就碰到了这种情况,他们停下来以便后勤保障能跟上,几次战斗后部队也需要重新编队,如果那一天你和这个部队在一起,看起来这支部队好像停下来了。但同时我们没有停止空中打击、直升机对地攻击、战场其它部分地面部队的机动,在整个战争中我们的特种作战部队都在伊拉克全境执行特种作战任务。
华莱士将军对战争计划、军事力量强度和战后的意外提出一些重要观点:
我建议你的是“节奏”快些或慢些,或者快慢都行只要由你控制节奏,而不是由敌人。当我们放缓推进的进程和节奏,那是我们有意做的,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我们想在总攻巴格达之前建立我们的后勤补给基地。二是即使不向前推进,我们每天也都在攻击敌人。
我想萨达姆的部队想将我们引入城市,他们认为在城市中对他们有利。实际上,我们将城市变成了一个对其不利的地方,用我们的装甲部队突袭他们的重型装备、车辆、掩体。我们曾用我们的重型装甲部队进行袭击,后来转变为由重型装甲装备支援下,轻型步兵进行进一步的清理性行动。在这一系列战斗中,我们不仅保证了通信线路的安全,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战斗力,而且开始控制人口中心区,本来准备在战争第4阶段稳定性的军事行动进行的,这一问题比我们预期提早结束了。
四、“战争新样式”的争论
伊拉克战争是否是战争变革的产物,反映一种新的战争样式。战争双方的不对称是战略、战术、技术等多方面的综合,这种变革帮助美英快速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谈及“战争新样式”和军事力量变革需要有一个历史的角度。关于二战后美军军事力量变革需要军事历史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包括这种变革成功和失败的规律,及军政官员在这种变革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一过程总是充满着军事政府部门的关系紧张和军队内部深层次的争论。美国已经从众多正规的筹划工作受益,决策制订通常总是辩证的而不是经验主义的。
当今众多的军事变革都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早期的历史根源,美国的军事变革的速度和特性引人注目,尤其是在冷战后期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失败而获得了变革的惟一动力后。
这不是分析伊拉克战争教训而随便找的一个时间点。众多军队政府领导人用了将近25年时间来建设成的美国军队,在2003年3月投入了伊拉克战争。他们是胜利与失败的产物,实际上,每一点作战要素在投入战斗时都是处于军事变革过程之中的。
概略地看,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这些军事力量开始实践一种“战争新样式”,而且在阿富汗战争中使用并改进了许多技术装备,但是他们使用的许多关键的武器装备都是定型于越南战争或更早的战争时期。当然,关于战备和领导的一些最重要的教训主要来自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的失败。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战争新样式”是建立在新旧战争能力的恰当融合上。
美国确实实现了一种新的“战争新样式”的许多要素,正如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同事们制订的军事力量改革的相关文件和证明所提到的一样。伊拉克战争的经过已经清楚的表明了美国军事力量通过作战分别达到《四年防卫评估报告》中确定的六个目标:
一是保卫美国本土和其它军事行动基地安全,清除敌核、生、化武器和运载工具;
二是不给敌人庇护所,剥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他们的跑和藏的能力;
三是在遥远的战区规划和建设军事力量以应付面临的威胁;
四是在太空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
五是进行有效的情报活动;
六是使用情报技术提供美国联合作战力量通用行动图。
伊拉克战争的进行遵循的许多军事原则出自一开始就提到的“拉姆斯菲尔德学说”,尽管各新闻机构对拉姆斯菲尔德学说的表述各有侧重。
一份报告将其描述着重于“精确闪击战”,强调:
一是快速机动、部队轻装,这样的军事力量能够快速投入战斗;
二是弹性决策,保证战场部队对形势的变化做出快速反应;
三是陆、海、空、海军陆战队联合作战;
四是运用战略空中力量对数百个目标发动同时攻击;
五是将高技术应用于“灵巧炸弹”和战场情报收集。
另一家新闻机构将拉姆斯菲尔德学说描述为:
一是由文职人员调整战争计划及其实施;
二是速度和机动;
三是弹性实施;
四是着重运用特种作战部队、大规模空中精确打击、诸军兵种联合或整体作战;
五是应用更新的技术装备,如利用无人机提供战场实时图像。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军队改革办公室主任在总结伊拉克战争教训时没有提及任何拉姆斯菲尔德学说,他表述了如下内容:
一是网络中心战的运用增加,及其通过空地作战和动态作战等新形式所表现出的作用,他把被更好的传感器和情报信息网、迅速决策、相对独立多战场的驾驭能力推动的这一过程称为没有前沿的战场;
二是在网络中心战中需要更多的接续性;
三是所有的非直接火力方式,火炮支援、近距空中支援和空中战场遮断等,要增加有效运用、相互促进;
四是在战场尽可能减少对直升机垂直空运的依赖;
五是提高对特种部队和地区性因素重要性的认识,有能力与当地友军共同作战,提供更多像特种作战部队一样的力量保障情报、侦察、监视系统;
六是联合作战计划还需要进一步修订,特别是编写一部透彻的联合作战理论学说和为军队改革制订一幅路线图;
七是进一步增强战略机动性,尽可能提高海上运输和飞船运输的速度;
八是指挥控制速度要进一步提高。
实际上,许多过去的观点看法表明如“拉姆斯菲尔德学说”报告描述的概念和原则很大一部分源于军方观点,这些观点早在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入主国防部之前就有了。一个例子就是联合参谋部制订的一系列联合构想战略的文件,与此相关的就是联合参谋部编写的《2020年联合构想》,它发表于布什政府上台之前。在谈论文官创新而军队保守之前,有必要提一下《2020年联合构想》中强调的作战行动的四种观念,这四种观念看来与伊拉克战争计划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军队改革目标非常相似:
一是机动优势;
二是精确攻击;
三是聚焦式后勤;
四是全维防护。
其它重要观点像网络中心战和通用的术语“军事革命”在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入主国防部的前十年就提出来了。全维同步攻击或“平行作战”思想是第一次海湾战争战争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效果中心战”的许多思想运用于科索沃战争,“联合反应力量”思想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提出来的。克林顿总统的首任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在担任参议院议员和国防部长期间都曾提倡扩展特种作战部队的任务范围。
像“精确闪击战”的思想基础是古老的运动战,新军事强调的“绝对优势”是18世纪欧洲战争思想,那个时代强调运用军事力、经济力、政治力联合优势达成战争目标——通常不需要使用战争。
从第一次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来看,伊拉克战争更像是一次进化性而非革命性的战争。联军“闪电般的”胜利是以战争双方军事力量的极度不均衡为基础的,必须思考战争新样式是“新”在哪里了。标题“精确闪击战”可能是新的,但这种思想与战争同样古老。
总之,伊拉克战争中所运用的新的技战术和着眼于未来作战的军队改革都是经历了数十年发展的。如果说美国在最近10年军事发展速度非常迅速的话,至少部分原因是众多的外国军事力量发展的停滞和倒退,很多美国人忘记或根本不知道目前军事发展的过程。实际上,美国的“战争新样式”是相对保守的。它从来不会裁掉公认的军队单元直到有更新的来取代它,它是新旧作战方式的融合,是经过评估和运用的。
五、“鲍威尔学说”与“拉姆斯菲尔德学说”的争论
思考“鲍威尔学说”与“拉姆斯菲尔德学说”,已经成为战争计划和军队改革的一部分,看起来更像是提出不相干的事实或论点,以分散对主题的注意力。它与伊拉克战争中的实际军事行动的细节没有什么关系,这种争论是鲍威尔喜欢大规模的军事力量,更多运用传统的军事行动方式,而拉姆斯菲尔德侧重于用小规模的部队,运用高技术武器装备。
这种争论又一次反映了美国军队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许多文职顾问之间争论仍存在,主要是关于军队改革的速度和道路方式的选择。这反映了拉姆斯菲尔德等文职官员和军方在许多其它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其中军方认为对方是刚愎自用,对军队的意见置之不理,而拉姆斯菲尔德等人认为对方是过于官僚的军事,不愿面对形势变化的需要。
这也反映了一种支持鲍威尔和支持拉姆斯菲尔德之间更广的政治争论,这种争论针对各种各样与伊拉克战争几乎没有关系的问题,这是政客之间钩心斗角。
实际上,将用于伊拉克战争的战争计划称为“拉姆斯菲尔德学说”的结果没有什么意义,因为:
一是战争的军事力量规模不是拉姆斯菲尔德一开始要求的;
二是国务卿鲍威尔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表达过对战争计划和拉姆斯菲尔德正在实施的军队改革计划的意见。鲍威尔惟一可能早就知道的是他感到伊拉克战争计划使用的兵力是否充足。这很难说是一场争论,很可能是发言人将自己的话带上了国务卿的帽子,那根本不是什么“鲍威尔学说”。
此外,国务卿鲍威尔在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曾协助开创许多美国军事技战术的改革,使海湾战争胜利成为可能。他支持1991年的战争计划,那是划时代的创新。在冷战结束后他曾帮助美国进行主要军事力量的削减,这都表明他是支持革新的,并不是一个固执地坚持教条的人。
第三是伊拉克战争不可能用拉姆斯菲尔德寻求的那种军事革新的方式来打。这种军事革新还没有在来年的防卫计划中正式宣布,它只能等2004财政年度的防卫预算的资助下才正式开始实施。这种拉姆斯菲尔德寻求的改革后的军事力量至少要5-7年才能形成。
第四是美国空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军都有改革考虑,还没有具体的学说和长期力量改革计划,只能是服从或反对拉姆斯菲尔德尚未确定的军队改革计划。
第五,当把“鲍威尔学说”讨论的一些内容与美国军队的领导人的观点相联系看,军队的计划是最空洞的。美国陆军打击旅——陆军首先努力使其更轻型化、更易于部署——并没有完全准备使用在伊拉克战争。此外,他们主要用于打击的对象不是伊拉克共和国卫队重型坦克部队,而且与任何“鲍威尔学说”和精确打击力量无关。
迄今为止,美国军队远没有能够为其未来战斗系统清楚地制订一个军队方案,未来作战系统还在提出无尽的要点和具体军种、设备、费用。甚至根据军方自己提出的,更宽的概念的军队改革方案直到2010-2020年的某个未确定的时间才能实施。
围绕关于“战争新样式”争论的问题和任何主要军种计划决策都是非常严肃的。围绕个人学说没有任何具体争论,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务卿鲍威尔都没有为个人目的公开发表相互对立的意见。
最后,还有更重要的讨论需要美国战略和防卫计划的制订者参加。美国武器在发展战争新样式方面的成功,并且赢得了伊拉克战争的胜利,没有借口说是任何形式的“胜利主义”。美国还是易受不对称战争和恐怖主义的攻击。那些成功发展的国家没有很好的答案,先发制人的攻击或“首次攻击”能够引起可怕的地区冲突。
任何胜利的定义都无法忽略战争对人类生命的摧残,对财、物的消耗。它也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就是伊拉克是一个有着各种缺陷的国家,美国现在根本无法确定世界上未来的面对的对手是否和伊拉克同样虚弱。
美国在未来任何一场与北朝鲜或俄国、中国对抗的战争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美国有能力发动和赢得战争的胜利绝非是靠较量通过国家建设和和平调解赢得和平的能力。它“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是主要依靠地区联盟网和坚持全球政治支持的良好平衡。
围绕伊拉克战争还有一个不确定的批评,就是实际上是如何选择战争方式的,制裁和裁军早就对付萨达姆·侯赛因了。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发出的威胁看起来好像并不那么紧迫,从已发现的资料还不清楚伊拉克成功地保留了多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潜在的威胁迫使美英不得不对其发动战争。萨达姆·侯塞因的专政、侵略和武器扩散有很长的历史,可以很好地证明伊拉克战争的正义性,但是战争发动的时机证明还是有些随意了。
美国战争能力的发展也并不意味着美国能漫无目的地寻找敌人,或放弃寻求建设更强大的国际机构和使用外交而非武力。美国可能有能力推翻一系列实力不强而令人反感的领导,但是“能”绝不是“必须”或“应该”的同义词。正如克劳塞维茨讲到的:
“首先,政治家和指挥官必须要认清他们所进行的战争的种类,既不能误解战争种类也不能将其转化成其它的东西,这是影响最深远的判断行为。这是战略问题之首。”
美国必须赢得全世界的信任,以巩固其联盟结构和避免建立一个敌对的军事、政治、经济联盟网。信任不是靠战争新样式而是靠正义和严谨获得的。
9. 伊拉克战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开始之后怎么样
2003年3月20号英美为首国家以伊拉克核武器及生化武器为理由发动伊拉克战争,这次打成一个烂战,虽然英美用三个星期就攻陷巴格达,结束了萨达姆的统治,但是从此伊拉克陷入国内乱战,一直延续至今,不过美军已于2011年12月18号撤军,撤军日期表示伊拉克战争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