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印度的佛教资料
起源佛教创建时,印度已经进入了封建领主统治的农奴社会。当时印度传统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种信仰,以及婆罗门作为一切知识的垄断者和神权统治的代表的地位开始动摇,成为众矢之的。自由思想家中出现了种种反传统信仰的沙门思潮。佛教属于沙门思潮之一。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是释迦族的一个王子。关于他的生卒年月,在南、北传佛教中,至今仍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一般认为生活于公元前6~前5世纪。他在青少年时即感到人世变幻无常,深思解脱人生苦难之道。29岁出家修行。得道成佛(佛陀,意译觉者)后,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向大众宣传自己证悟的真理,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从而组织教团,形成佛教。80岁时在拘尸那迦逝世。
演变佛教创立后,在印度几经演变。佛陀及其直传弟子所宣扬的佛教,称为根本佛教。佛陀逝世后,弟子们奉行四谛、八正道等基本教义,在教团生活中维持着他在世时的施设和惯例。由于佛陀生前在世时于不同场合对不同的对象有着不同的说法,弟子们对此便产生不同的理解。约在佛灭后100年,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两大派,称根本二部。此后100余年间续有分裂,先后分成十八部或二十部,称枝末部派。关于部派分裂的次第、年代、名称、地区均有不同的说法。当时佛教传播的范围,北至喜马拉雅山麓,南至基斯那特河(克里希那河)。一般认为由上座部直接分出的最大一部是说一切有部。上座部(以说一切有部为代表)和大众部在教义上有较大差别。两大部的主要差别是:①对法(事物、存在)的认识。大众部认为“过去未来,非实有体”、“现有体用,可名实有”,即认为一切现实都依因缘生灭,过去的已经灭了,没有实体,未来的没有生起,也没有实体,仅仅现在一刹那中才有法体和作用;说一切有部主张法体是永恒存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世也都是实有的,即所谓“法体恒有”、“三世实有”,被称为我空法有论。②对佛陀的认识。大众部认为生灭于人间的释迦牟尼佛是化身而非实身,佛陀的实身是积累极长期的修行而成,他有着无际的寿命和威力,所说一切言语为随机说法,并以一音说一切法;说一切有部不承认释迦牟尼是化身,认为佛说言语并非都是经教,也并不是一音说一切法。③对声闻和菩萨的认识。大众部强调菩萨广度众生的慈悲愿力,轻声闻而贵菩萨;说一切有部虽承认声闻、缘觉、菩萨能修行根性和所修行道路有差别,但认为佛与声闻、缘觉所得解脱没有差异。公历纪元前后,在佛教徒中流行着对佛塔的崇拜,从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教团──菩萨众。他们中间一部分人根据《大般若经》、《维摩经》、《妙法莲华经》等阐述大乘思想和实践的经籍,进行修持和传教,形成了中观派(空宗)和瑜伽行派(有宗)两大系统,而将早期佛教贬称为小乘。佛陀逝世后约500年,大乘中观派兴起。此派创始人龙树,阐发“空”、“中道”、“二谛”的思想,其弟子提婆继续弘扬龙树的学说,使大乘佛教得以进一步发展。以后还有清辨和佛护、月称等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中观的思想,形成自续派和应成派。同时,小乘佛教中的说一切有部、经量部等,仍继续发展。佛陀逝世后约900年,瑜伽行派兴起。此派奠基人是无着和世亲。无着原是说一切有部僧人,因对说一切有部教理感到不足,而阐发大乘教义。其弟世亲,原是说一切有部学者,后从无着改宗大乘,称“千部论师”。无着世亲弘扬“万法唯识”、“三界唯心”的唯识论,此后传承主要有难陀、安慧、陈那、护法,之后还有戒贤、亲光等。7世纪以后,印度密教开始流行,到8世纪以后,与印度教相接近。波罗王朝在那烂陀寺以外另建超戒寺,作为研习和宣传密教的中心;9世纪后,密教更盛,相继形成金刚乘、俱生乘和时轮乘。11世纪起,伊斯兰教的势力逐渐进入东印度各地,到13世纪初,超戒寺等许多重要寺院被毁,僧徒星散,佛教终于在南亚次大陆消失。
❷ 印度宗教文化的特点
印度宗教文化的特点:
1、 以宗教为中心:
印度文学、艺术,音乐、舞蹈,雕刻都以宗教为中心,其表现形式和内容也都与宗教有关,连政治法律的制定,人的道德观念的形成,以及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也都是在宗教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为此,世界学术界在研讨印度文化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大家都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宗教,宗教融于印度文化之中,无宗教就不成其为印度文化。
在学术界也有人称印度的某些文学作品为纯宗教文学作品。世人熟知的《五卷书》这部闻名全球的寓言故事集,也是宗教人士为后代创造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宗教的情感,宣扬的是宗教精神。
印度伟大的民族英雄—圣雄甘地,在领导全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他从印度教的“坚持真理”、“戒杀”和“自制”的信条中衍生了非暴力思想,坚信非暴力思想的宗教道德力量最终将使本质上热爱主义的英国殖民者改正自己的错误。他运用宗教学说鼓动人民参加反英运动。这种山宗教思想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情,牺牲精神和民族自尊心,其力量是无比巨大的,它迫使英国殖民者不得不放下武器,同意印度独立。
2、 佛教文化在印度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
如果分析研究印度的古、现代戏剧,电影和音乐舞蹈等剧本,不难发现—个规律,即大多以大田圆结尾。而从内容上分析都贯穿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的思想,其中不时反映出仁爱互助的精神。实际上这是由于受了印度佛教,思想的影响。所以在国内学术界也不乏有人认为印度戏剧、电影,音乐、舞蹈中的六团圆结局是佛教从修养上强调了现实生活中的宗教实践,它不同于基督教仅劝导人们消极地等待死后灵魂升天的悲观主义,而是注重精学勤修。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实际上,佛教这一思想的产生,是在与婆罗门教森严的种姓制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婆罗门维护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遭到低级人民的强烈不满,佛教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
由于佛教的兴盛与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受佛教影响的文化繁荣起来。无沦是在政治、哲学、文学,艺术、雕刻、音乐,舞蹈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都留下了佛教的烙印,即便是卷土重来的印度教(亦称作新婆罗门教),它也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佛教的宗旨。
虽然它恢复了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但是,佛教文化所形成的特点,它已无法改变,只能保持现状或任其发展下去。佛教的哲学,印度教吸收了,佛教的仁爱牺牲精神,因果关系,超脱苦修。乐于施舍,印度教也加以吸取。所以,佛教文化在印度文化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若要研究印度文化,必须重视研究佛教文化对印度文化的贡献和影响。
3、 以诗代史:
印度文化另一个特点是以诗代少,众所周知,印度人至今尚未写出—部完整的属于全印度人民的历史书,目前印度最权威的历史书是《高级印度史》,由R·C·与字达、H、C·赖乔杜里和卡利金尔·达塔合着。但是,从全面整体的观念来考这本书,也还不是属于全印度的历史书,况且史料尚缺乏,有不少是以传说和神话为依据的,有些地方也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证。
那么,印度为何写不山一本完整的属于自己的历史书呢?这与古印度人善于以诗代史有关,由于印度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古印度人富于幻想,爱作诗,他们往往把古代历史上的大事记和英雄人物加以改编,并与丰富多彩的神话故事混在一起,写成一本本长诗加以传颂。天长臼久,致使后人分不消哪是诗哪是史了。
印度最为着名的两人史诗《罗摩衍耶》和《摩诃婆罗多》就是以诗代史的代表作。为此,世界学术界称这两部文学巨着是印度的古代史书。经过学术界多年的考证,《罗摩衍那》产生于印度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诗中描写的人与事都是那时代的人与事。
例如,“诗中宣扬的道德教条,已经是封建社会的东西,罗摩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他持以为生的是农业,而罗波那则代表没落奴隶主,他以吃内为生,进行游牧活动。从民族矛盾来看,罗摩皮肤是黑色的,是原始印度人的代表。而罗波那,虽然名义上是一个罗刹,实际上是一个婆罗门,他是外来雅利安人的代表。整个一部《罗摩衍耶》歌颂的是新兴地卞阶级,而通过一夫一妻制,强调女子的贞节,表现了作者对王位继承的纯洁性的关心”。
《摩诃婆罗多》这部世界—上最长的诗,实际上是把写古印度王国(相当于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纷争的史实,那个时代正是印度次大陆上林立着为数众多的小王国,大小王国为了称雄一方,你征我战。所以,国内外学者都认为,《摩诃婆罗多》不是一部单纯的史诗,它反映了古印度很长一个时期内的社会心活和思想面貌。
诗里不但有那个时代的人与事的传说,还有印度教的教规和法典,以及古印度哲学思想流派形成的记载;另外,诗中还有治国之道,包括政治、法律、道德、风俗等也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所以,印度学术界亦称《摩诃婆罗多》是古印度的—部网络全书。
❸ 随佛教进入中国的印度文化有哪些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印度文化也大量涌入。印度人的哲学、诗歌、传说、寓言、民间故事、音韵学、医学、武技、幻术等等,渐渐为中国人所熟悉、所喜爱、所接受。
《摩诃婆罗达》是印度最古老的大战史诗,出现于纪元前第三或第四世纪;歌颂英雄罗摩的《罗摩衍那》(意译为“罗摩游记”)出现得则较晚些。这两部长诗至今还是印度家喻户诵的诗篇。此外,还有《佛所行赞》与《罗怙系谱》(怙:hù)、《童子出生》等,都是很长的叙事诗。特别是《佛所行赞》等译成中文后,对于中国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像《孔雀东南飞》(全诗353句,1765字,被视为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那样的诗中新体,很可能由于受印度长诗的影响而产生;至于传说、寓言、民间故事等,中国与印度所流传的往往从一个母体诞生,其中有不少情节面貌颇为相似。这里的影响,或许是相互的,有些恐怕已经很难考查明白了。
四声,本是汉语言所固有的,但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并明确地定为平上去入,则是受了印度语言的影响。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知识界只注重汉字的形象和意义,对汉字的声音并不十分重视。东汉以后,很多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印度的古文字梵文。学习中他们发现,印度人研究语言时所关注的,是文字的声音而不是文字的形象,这引起不少人的注意,于是人们也开始研究汉语里的声音,并逐渐建立起中国的汉语音韵学。在南齐永明(武帝,公元482年继位,改年号为“永明”,在位11年)时代,住在建康(今南京)的外国人很多,他们都用自己本来娴习的声调转读佛经。建康的土着和尚学习了这一套本领,成为善声沙门。据史书记载,居住在建康审音文士也受了这种影响,其中最着名的周颙(zhōuyǒng,公元?~485年,南朝齐音韵学家,曾撰《四声切韵》)和沈约(公元441~513年,南朝梁文学家、史学家,为齐梁时文坛领袖,着有《四声谱》)就是四声的发现者和确定者。到了隋朝(公元581~618年),又有些学者在分析每个汉字的辅音和元音的基础上,定出了汉语一切字的读音系统。平上去入四声的发现和确定,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平仄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古代印度的医学相当发达。印度医药是紧跟着佛教传人中国的。中国古代医学中常常讲到的岐伯,很可能就是古代印度富有神话色彩和传奇色彩的大医学家Jivaka的音译。最早到中国来译佛经的安息国僧人安世高所译《捺女耆城因缘经》中,讲到了神医耆域的种种奇术,耆域所指,与中国医书中的岐伯是同一个人。三国时候有一位神医叫华伦,《三国志·华佗传》中记载了有关他的许多奇术,比如他能给病人破腹洗肠,然后再缝好,一个月之内便可平复;广陵太守陈登得了病,“胸中烦懑,面赤不食”,华佗为他诊过脉,告诉他说,他肚子里有许多虫子,是因为吃腥东西太多造成的,于是给他煮了二升汤,先让他喝一升,过一会儿再喝一升,喝下之后不久,陈登便吐出将近三升的红头虫子,等等。华佗的故事与《捺女耆域因缘经》里的故事十分相似,其中极可能有一些渊源。这个事实说明,像《三国志》(历史着作,西晋陈寿撰,共65卷。此书为纪传体断代史,较完整地记录了三国60年间的历史。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一类的中国正史已经受到了印度传说的影响。据此也可推断,古代印度着名的外科手术大概在这个时期已经传到了中国。
《隋书·经籍志》(《隋书》,唐魏征等着,纪传体隋代史,85卷。其中《经籍志》创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成为旧目录书籍分类的标准)中记载有一些医书的名字,比如《龙树菩萨药方》、《龙村菩萨和香法》、《龙树菩萨养性方》、《婆罗门诸仙药方》、《婆罗门药方》等等。只看书名就可以知道,这些医书都与印度有关。尽管《隋书》中记载的这些书籍都已散佚(yì,散失。失传),但可以肯定,它们在隋唐时代必然起过作用。事实也正是这样,唐代着名医典如《外台秘要》、《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都有不少印度成分。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里也有印度医学理论和药材的介绍。中国的许多医典里还谈到印度的眼科,因为眼科也是从印度传进来的。唐代诗人刘禹锡(公元772~842年)曾写过一首题为《赠眼医婆罗门僧》的诗,同样给我们留下了印度眼科的明证,诗曰:“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蓖(bì)术,如何为发蒙。”描写自己患白内障的情景,真切而生动。当时的中国皇帝对印度医生特别信任,贞观(唐大宗李世民年号,起始于公元627年,终止于公元650年)六年,太子患病,太宗下令迎印度医生波颇人宫,为太子治病,波颇在宫中住了100多天。
随着佛教的传播,印度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艺术也逐渐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了根,并开出艳丽的花朵。
音乐古代印度人有着勇猛、快乐的人生观。在印度古代最神圣的圣经宝典《梨俱吠陀中》,就记载有印度人喜爱的体操、斗羊、弓术、竞技、唱歌、舞蹈、野游等各种游戏。声乐与器乐,在那个时代已经并行。当时印度人所用的乐器有笛、太鼓、尾那等,到佛教时代,乐器的种类就更多了。《妙法莲华经》中所记的“萧、笛、琴、箜篌、琵琶、铜铙钹’(铙:náo,钹:bó)等,都可在敦煌壁画和云冈石刻中见到,由此可知这些乐器早已传人中国。特别是箜侯,中国人在汉代时就已能够仿制。箜篌盛行,才有了题为《箜篌引》这样的乐府诗,才有《孔雀东南飞》中“十五弹箜篌’的诗句。箜篌是古印度的代表性乐器,印度文学及汉译佛典中有许多关于此种乐器的记载。在北魏时期开凿的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市西武周山南麓)中,所刻不少乐伎都抱有箜篌,敦煌壁画中也绘有很多箜篌,在印度佛陀伽耶发掘的石刻,有弹箜篌,为四世纪中叶至五世纪初笈多王朝时代的艺术品,与云冈石刻约略同时。箜篌到隋、唐时又东传日本,现日本奈良正仓院尚存此器,为唐代旧物。在日本古乐中,有《奏箜篌》,也与北魏石刻弹奏方法相似。
西域的另一种主要乐器是琵琶。琵琶是古印度与波斯所共有的一种乐器,相传在汉代传人中国。《隋书》卷十五《乐志》说:“今曲项琵琶、竖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这些乐器,既然出自西域,它的名称应该也是域外语的音译。《宋书》卷十九《乐志》引晋傅玄《琵琶赋》说:“欲从方俗语,故名日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可知外国俗语中,已先有了这个名称。开始时,有的书中写做“枇杷”,有的书中写做“批把”,大概到了晋代,才写做琵琶。
由西域传人的琵琶,在汉、唐时期的文献中,约有三种:一种叫阮咸,一种叫曲项琵琶,一种叫五弦琵琶。四弦曲项琵琶,又称屈茨琵琶。屈茨、拘夷、丘慈、归兹、屈支、龟兹(qiúcí)都是Kucha的音译,即今新疆库车。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说:“屈支国,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在当时,龟兹是西域诸国中最能吸收印度文化并加以发展创造的民族。印度文化的东来,到龟兹是一个中间站。龟兹的管弦乐伎乐传人中国后,在隋、唐的宫廷中居于主导的地位。龟兹琵琶的传习,与印度七调的传人,对于中国中古音乐的变迁,影响极大。
唐代诗歌中,有许多咏唱琵琶的诗篇和诗句。大诗人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塑造了一个长安琵琶女的形象,成为极富独创性的千古名篇。
舞蹈印度舞蹈也与中国舞蹈结下了不解之缘。舞蹈在近代中国,尤其是在汉民族中,可以说很不普遍,但在古代的中国,却是非常流行的。汉、唐之际,中国舞蹈更是吸收了域外舞艺,逐渐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域外舞艺中,印度与波斯的成分最为主要,特别是天竺舞艺,几乎领导了艺坛;西域各国的舞乐,无不受其影响。
印度人自古就喜欢舞蹈。古印度人普遍尊敬的大神是湿婆,湿婆的另一称号便是舞王。舞蹈在印度人的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娱乐。祀神(祀:Sì,祭祀)、聚会、节令,人们都要歌唱、舞蹈,与古代中国相似。这种风俗在印度一直流传至今。在古梵文的《乐舞论》中,讨论了各种各样的表情与韵律,并说明不同的手势所代表的不同“语言”。在印度阿旃(zhān)陀石窟和巴格石窟的壁画中,至今仍保存着古代舞蹈的优美舞姿;在中国的敦煌石窟壁画中,也保留有北魏到隋、唐时代的乐舞姿态。
中国与印度舞乐的接触,最早可以上溯到汉代。东汉以后特别是北朝(公元386~534年)时期,天竺的舞乐,随佛教源源传人中国并占领了中国古舞的地位。《旧唐书·乐志》中讲到的大面(代面)、拨头(钵头、拔头)、踏摇娘(苏中郎、苏郎中)等舞曲,据现代学者考证,都能从印度找出渊源。兰陵王的服装面具、拔头舞与胡饮酒舞的古舞,由唐东传日本,被人们保存至今。另外,传人_日本的舞蹈还有浑脱舞、苏幕遮舞等数十种,多是域外舞艺,只是在中国早已失传。
隋、唐时代,外来的舞乐最盛。不过中国对印度乐舞,并非生硬的吞食,而是经过了融化与吸收。唐代最有名的宫廷乐舞《霓裳羽衣舞》(裳:cháng),据史书记载,便是从西凉乐曲改制而成的;另一着名的宫廷乐舞《秦王破阵乐》,东传于日本,西传于印度,可以说是中国吸收外来乐舞后的一个伟大创制。应该说,中国和印度的舞蹈,在唐代已经融为一体了。
中国在汉代以前的古舞,分为文舞、武舞.到唐代却分为软舞、健舞。健舞的名称,在古梵文中可以找到根源。这些健舞的姿势,在今天中国京剧的武打中,在杂技中,尚有不少存在;软舞如大垂手小垂手等,来自印度的北部与波斯;波斯的古画,北印度的古画以及唐代的舞涌中,都有这个姿态。
雕刻在古代,中国雕刻与印度雕刻原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东汉以后,在与印度雕刻艺术接触的过程中,中国雕刻才发生了变化。从印度现存的雕刻遗物看,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人们就已经能够创作出相当成熟的艺术品了,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印度雕刻,起初用木材,渐渐改用石材,因此有不少雕刻艺术品得以保存至今。
东汉以前,中国的雕刻虽已相当精美,但却缺少巨大制作,与印度风格差异较大。佛教传人中国时,恰是印度的犍陀罗期与笈多期。在印度艺术史上,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也正是这两个时期。犍陀罗艺术是入侵印度的希腊人创造的,人们以希腊神像为样板创作佛像,采用的是希腊、罗马风格,表情丰富,造型生动。到笈多时期,印度人又努力复兴其固有的文学、宗教和艺术,兼取键陀罗艺术之长,雕刻风格也有明显变化。中国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雕刻,恰恰受了印度笈多时代艺术的影响。云冈石窟开凿于公元四世纪,正当笈多王朝盛期。据文献记载,云冈石窟不仅样取自印度,而且还有印度僧人参与了开凿。云冈石窟为中国三大石窟之一,其石雕造像有佛、菩萨、天王、力士等。最大的佛像高达17米,最小的仅有几厘米。大佛神态肃穆安详,虽静欲动。窟壁多饰以浮雕,有佛像、佛教故事,还有礼佛像等,姿态逼真,场面生动。云冈石窟的雕刻技术,继承并发展了秦汉时代的艺术传统,吸收并融合了外来的艺术精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对隋唐艺术的发展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在石窟中雕造佛像,源于印度。此法传人中国,从北魏到隋唐,成就了不少伟大工程,除云冈石窟外,还有新疆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敦煌的千佛洞、太原的天龙山石窟、河北的响堂山石窟、辽宁义县的万佛堂石窟以及河南巩县的石窟寺和洛阳龙门石窟等。如此丰富多彩的艺术造像,成了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乃至中印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更是光耀千秋的艺术瑰宝。
绘画印度的原始绘画与中国汉代以前的绘画,也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因此风格各异,并无相似之点。东汉明帝时,蔡和秦景奉命赴天竺,用白马驮回佛像和佛经至洛阳;绘于白马寺内壁上的《千乘万骑三匝绕塔》(匝:zā),被认为是中国人创作最早的佛教画。随蔡、秦同来的天竺沙门迎叶摩腾等,也曾画《首楞严二十五观之》于保福院。那时,中国还没有绘制佛像的画家。此后,随着佛教的传播,造佛像、建寺院之风逐渐由洛阳辐射到大江南北,擅作佛画的画家也越来越多。东来传教的西域及印度僧人携来的佛画,多被中国画家当做临摹传写的范本。由此,佛教画像及其装饰、构之法,便在中国的艺苑中扎下了根。
三国时代吴国人曹不兴,擅画龙、虎、马和人物,后受天竺僧人康僧会带到吴国的佛画影响,成为中国早期佛画家中最有名的一个。曹不兴喜欢作大幅佛像,据说曾在50尺长的绢上画人物,运笔迅速,转瞬即成。西晋画家、曹不兴弟子卫协,技艺更为进步,他吸收印度艺术长处,擅绘神仙、佛像及人物故事画,曾作《七佛》、《上林苑》、《北风诗》等;所绘人物,表情自然,栩栩如生。东晋时代,杰出画家顾恺之(约公元345~406年,恺:kǎi)传承了两汉艺术,也创作了许多神仙、佛像和人物肖像画,所作建康(今南京)瓦棺寺壁画《维摩诘像》,光彩照人,轰动一时。其绘画与理论,对中国画发展影响很大。南朝梁画家张僧繇(yáo)擅画道教和佛教人物像。梁武帝(萧衍,公元502~549年在位)崇信佛教,大兴佛寺,经常让张僧繇去作壁画。张僧繇画的如来像、维摩诘像、卢舍那像,出神人化,生动异常。相传他作安乐寺四白龙壁画,其中二龙点睛后旋即飞去,此后便有了“画龙点睛”这一典故。
中国绘画由六朝经隋唐的过渡,在唐代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的局面:大画家辈出,新画派不断出现,在吸收外来技巧的基础上,民族风格逐渐确立。这一时期,佛教题材仍在绘画中占有很大比重,许多大画家都与佛教有关,而且都画过佛画,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画家有阎立本、尉迟乙僧、吴道子、孙位(又名孙遇)以及大诗人王维等。
宋元时代,中国画发生了明显变化:壁画已不再像唐代那样占据重要地位;山水画、花鸟画以及世俗人物画都向卷轴方向发展。且逐渐成为时尚。但宋元时代毕竟还存在着佛教,存在着佛教的影响,所以佛画依然不绝如缕。
到明清时代,中国绘画进入了一个更加繁荣的时期,各种流派竞相发展,争奇斗艳。这一时期,佛教对绘画的影响已不像宋代以前那样主要表现在佛画的绘制以及佛寺壁画上,而主要表现于画家的宗教信仰以及创作中对意境的追求。画家中有一大批僧人或信仰佛教的人。画论方面,也出现了以禅品画的倾向。其代表画家有董其昌(公元1555~1636年)、陈洪绶(号老莲,公元1598~1652年)、八大山人(本名朱耷zhūdá,公元1626~1705年)、石涛(法名原济、字石涛,公元1642~1718年)等。
❹ 去印度旅游,有哪些不得不去参观的佛教圣地
在印度,比较出名的佛教圣地主要有:蓝毗尼园,菩提迦耶,鹿野苑这些,这些都是印度佛教的发源地,也是印度着名的景点,来到印度游玩,这些是必去的地方。
在印度,还零星分布着大大小小各种佛教参观圣地,如果你喜欢佛教或者信仰佛教,可以慢慢的一个个进行参观膜拜,当然如果你觉得印度的治安环境不好,不太敢去那边的话,泰国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佛教旅行参观地。
❺ 为何佛教发源地的印度改信印度教,印度教与佛教有何区别
我国的佛教最早是从印度那边流传过来的,也是唯一一个由外来文化在中原本土成长的宗教文化,并且与道教并称我国的两大宗教。但是作为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却是信仰印度教的。其实是因为印度教遵循世袭制度,有点类似我国的封建社会有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而佛教讲究众生平等,舍身取义的精神。所以两者在不同地区的发展,形成不同的鲜明思想观念。
三、印度教的意义印度教是目前印度地区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虽然印度的人并不信仰佛教,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印度教确实是适合印度地区发展的宗教,否则也不会让印度一直流传至今。所以印度教在印度历史上有着非凡的意义。
❻ 印度文化的特点是什么
印度文化的特点
印度文化为三方面内容即以宗教为中心,佛教文化在印度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和以诗代史三方面
1.以宗教为中心
印度文学、艺术,音乐、舞蹈,雕刻都以宗教为中心,其表现形式和内容也都与宗教有关,连政治法律的制定,人的道德观念的形成,以及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也都是在宗教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为此,世界学术界在研讨印度文化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大家都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宗教,宗教融于印度文化之中,无宗教就不成其为印度文化。
在学术界也有人称印度的某些文学作品为纯宗教文学作品。世人熟知的《五卷书》这部闻名全球的寓言故事集,也是宗教人士为后代创造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宗教的情感,宣扬的是宗教精神。
印度伟大的民族英雄—圣雄甘地,在领导全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巾,他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也源于印度宗教思想的仁爱主义,他是从印度教的“坚持真理”、“戒杀”和“自制”的信条中衍生了非暴力思想。圣雄甘地坚信非暴力思想的宗教道德力量最终将使本质上热爱主义的英国殖民者改正自己的错误。甘地始终认为,“政治上一旦失去宗教也就失去了灵魂”。他运用宗教学说鼓动人民参加反英运动。这种山宗教思想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情,牺牲精神和民族自尊心,其力量是无比巨大的,它迫使英国殖民者不得不放下武器,同意印度独立。
2.佛教文化在印度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
我们如果分析研究印度的古、现代戏剧,电影和音乐舞蹈等剧本,不难发现—个规律,即大多以大田圆结尾。而从内容上分析都贯穿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的思想, 其中不时反映出仁爱互助的精神。实际上这是由于受了印度佛教,思想的影响。所以在国内学术界也不乏有人认为印度戏剧、电影,音乐、舞蹈中的六团圆结局是佛教从修养上强调了现实生活中的宗教实践,它不同于基督教仅劝导人们消极地等待死后灵魂升天的悲观主义,而是注重精学勤修。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实际上,佛教这一思想的产生,是在与婆罗门教森严的种姓制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虽然,婆罗门教不设庙宇,不拜偶像,但是都派生出私人日常生活到国王即位的一套非常繁琐的理论和祭神仪式,婆罗门祭司被称为“人间之神”,是知识的垄断者和人间生活的指导者。他们是人上之人,为第一种姓,其余的则为第二、三、四种姓,种姓的高低决定一个人的生活和在社会上的地位。公元前6世纪,作为国王和武土的第二种姓刹帝利的力量不断强大,第三种姓吠舍也在商业活动中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作为第四种姓的首陀罗和排除在种姓之外的奴隶-贱民,他们都对婆罗门傲慢和不劳而获强烈不满,反对婆罗门维护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佛教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佛祖释迦牟尼反对婆罗门的种性制度,强调梵我不二,苦身修行。主张四姓平等,取消种姓制度,佛教便由此兴盛起来。特别是在孔雀王朝阿育王的偶导下,佛教发展到了极盛时期。由于佛教的兴盛与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受佛教影响的文化繁荣起来。无沦是在政治、哲学、文学,艺术、雕刻、音乐,舞蹈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都留下了佛教的烙印,即便是卷土重来的印度教(亦称作新婆罗门教),它也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佛教的宗旨。虽然它恢复了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但是,佛教文化所形成的特点,它已无法改变,只能保持现状或任其发展下去。佛教的哲学,印度教吸收了,佛教的仁爱牺牲精神,因果关系,超脱苦修。乐于施舍,印度教也加以吸取。所以,佛教文化在印度文化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若要研究印度文化,必须重视研究佛教文化对印度文化的贡献和影响。
3.以诗代史
印度文化另一个特点是以诗代少,众所周知,印度人至今尚未写出—部完整的属于全印度人民的历史书,目前印度最权威的历史书是《高级印度史》, 由R·C·与字达、H.C·赖乔杜里和卡利金尔·达塔合着。但是,从全面整体的观念来考这本书,也还不是属于全印度的历史书,况且史料尚缺乏,有不少是以传说和神话为依据的,有些地方也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证。那么,印度为何写不山一本完整的属于自己的历史书呢?这与古印度人善于以诗代史有关,由于印度独特的气侯和地理环境,古印度人富于幻想,爱作诗,他们往往把古代历史上的大事记和英雄人物加以改编,并与丰富多彩的神话故事混在一起,写成一本本长诗加以传颂。天长臼久,致使后人分不消哪是诗哪是史了。印度最为着名的两人史诗《罗摩衍耶》和《摩诃婆罗多》就是以诗代史的代表作。为此, 世界学术界称这两部文学巨着是印度的古代史书。经过学术界多年的考证,《罗摩衍那》产生于印度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诗中描写的人与事都是那时代的人与事。例如,“诗中宣扬的道德教条,已经是封建社会的东西,罗摩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他持以为生的是农业, 而罗波那则代表没落奴隶主,他以吃内为生,进行游牧活动。从民族矛盾来看,罗摩皮肤是黑色的,是原始印度人的代表。而罗波那,虽然名义上是一个罗刹,实际上是一个婆罗门,他是外来雅利安人的代表。整个一部《罗摩衍耶》歌颂的是新兴地卞阶级,而通过一夫一妻制, 强调女子的贞节, 表现了作者对王位继承的纯洁性的关心”。《摩诃婆罗多》这部世界—上最长的诗,实际上是把写古印度王国(相当于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纷争的史实,那个时代正是印度次大陆上林立着为数众多的小王国,大小王国为了称雄一方,你征我战。所以,国内外学者都认为, 《摩诃婆罗多》不是一部单纯的史诗,它反映了古印度很长一个时期内的社会心活和思想面貌。诗里不但有那个时代的人与事的传说,还有印度教的教规和法典, 以及古印度哲学思想流派形成的记载;另外,诗中还有治国之道, 包括政治、法律、道德、风俗等也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所以,印度学术界亦称《摩诃婆罗多》是古印度的—部网络全书。
❼ 印度人信奉的印度教和佛教,有哪些渊源吗
印度人信奉的印度教前身是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一样信奉梵天、毗湿奴、湿婆三大主神),教条和种姓制度差不多人生下来就被分为了三六九等还崇拜轮回等学说,而佛教可以说是因为反对婆罗门教而诞生的因为佛教只要人诚心向佛就能众生平等,从现在看佛教教条比婆罗门教好到不知道哪去,但是现在印度人信奉的教派仍是印度教而信奉佛教的人不会超过百分之五,至于会变成这样的原因下面说一下。
三、文化方面
文化方面佛教受到伊斯兰教的欺负不比印度教少,差不多是12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教发动了圣战佛教被祸害的不轻,当时印度差不多所有的佛堂几乎都被烧毁、僧人都被屠戮,这次事件对于佛教的打击可以说是致命性的,在这次事件之后佛教因为各种原因发展的越来越弱,一直到20世纪调查印度人们宗教信仰,印度人信仰佛教的人占全国的百分之二因此印度本地佛教差不多算是彻底完蛋了。
❽ 你如何看待印度的佛教文化
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一个从里到外彻底的洗脑文化
❾ 佛教的文化
佛教视为在公元前565年古印度王子乔达摩·悉达多的诞生而诞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佛教虽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但是对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产生根本的影响。尽管我们这一代人对佛教的了解不多,但我们大部分平常耳熟能详的生活道理、事物都与佛教有关。
相传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国王净饭王的王后某天梦见大象载着一个小孩,随即怀孕,此小孩正是乔达摩·悉达多,这便是着名的“乘象入胎”,因此大象在佛教被视为吉祥之物。
王后并非在宫殿里而是在去往娘家的路上生下悉达多的。当时王后在盛开的婆罗花树下手扶树枝稍事休息,悉达多随即被无痛分娩而出,一出便会走路,走了七步,一步一莲花。莲花在佛家的重要地位由此开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佛祖和观音总是坐或站在莲花上的原因。
由于身居皇宫,条件优裕,悉达多得以学习算术(算命之术)、梵文、天文、逻辑等等各个领域的学科,再加上悉达多热爱思考和观察的个性,以悉达多作为创教人佛教的思辨性和逻辑性也就相对其他宗教更强。
但是,太子从幼年时代起,就被慎重关注着。太子长大时,其父的热切希望是,他应结婚成家,作为他当然的继承人。但他却担心太子受到当时婆罗门的感染而去过苦行生活。根据当时的习俗,太子年十六,就与拘利族善觉王和波蜜塔王后的独生女、他的表妹耶输陀罗结了婚。耶输陀罗与太子同岁。太子虽然享受人间荣华宝贵,并不缺乏任何东西,无忧无虑,但是他父亲的关怀却使他成为“囚犯“、成为世俗心理的人,但所有的努力,均不起作用。净饭王尽量不让太子看到人生现实生活中的不幸事态,这些更加促使悉达多太子的好奇心,更加提高他寻求真理、寻求解脱的决心。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成熟,太子开始思考人世间苦恼现象所产生的根源。据书上说,他看到了四种景象:首先他看到了一个完全无依靠的老人,第二次看到了一个皮包骨、极端不幸且可怜,并患有某种疾病的人,第三次看到了一队悲痛的人群,抬着他们可爱亲人的尸体去火化。这些痛苦的景象,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但是第四种景象,却使他长久难忘。这就是他看到一位出家人,态度安静、沉着、超然和自立。他得知这是一位出家过清净生活的人,是要寻求真理、解决生命之谜的人。出家之念,于是在他的心里开始萌生。在回宫的途中,他深深地陷入了深思,一种令他心悸的苦恼和不愉快的情感,于是在他的心里引起了共鸣。他越是与宫墙外的世界接触,他就越相信世间缺少真正的快乐。
在一个静寂的月夜(七月的月圆日),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生命的青春年华,在老年中结束。人的官能,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却不起作用了。当疾病悄悄地进入体内时,强壮的身体突然失去活力和健康,最后死亡的降临,这似乎是突然的或意外的,结果是结束一期短暂的生命。他相信一定有解脱这种苦痛的办法,有逃脱年老和死亡的办法。
这样思考之后,他的“青壮骄”、“无病骄”和“生命骄”都没有了。他看清了这三种虚幻骄傲的危险,被一种强有力的迫切要求所征服,即探求不死、了脱生死,不但为自己探求,为自己解脱,也为一切苦恼众生探求,为解脱生、老、病、死而努力。他的深切悲心,促使他寻找菩提和佛果;现在悲心鼓励他走向伟大的出家,为自己打开俗家生活牢笼的大门;悲心使他作出毅然的决定,直至最后别离时深情地向怀抱婴儿熟睡的爱妻看一眼,也绝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当时他二十九岁,正当华年,在美丽的耶输陀罗为他生产独生子罗侯罗的那天,别离使他更加悲伤和心酸。他自己离开了王宫,却以超人的毅力和决心舍弃娇妻、爱子和慈父以及具有权威显赫的王储之位,打扮成一名贫穷的苦行者,隐遁于幽静的森林深处,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开始寻求生命的永恒真理,寻求脱离烦恼的最高境界——涅盘。
在印度,许多修苦行人,认为过去有、现在仍然有的一种观点,即通过严格的自我节制,就认为能够除罪,达到清净,最后获得解脱。苦行者悉达多,决定尝试一下这种信念的真实性。于是他就在优楼频螺开始了一种决定性的努力来抑制自己。他希望自己的心从五蕴色身的枷锁中获得自由,进而可能上升到解脱的境界。他用最大热情修习苦行,吃的是树叶和草根,穿的衣服是从垃圾堆中拣来的烂布,睡在埋死尸的坟墓中或荆棘床上。十足的营养不良,给他留下一个瘦弱的身体。
这就是佛陀成佛以后,对弟子们曾经讲过他早期修苦行的事。他说:
我修苦行,遵守戒律严格,其严格之程度,超过所有其他之人。我肢体瘦弱,就好像清瘦枯萎的芦杆。
悉达多这样奋斗了六年,已经面临死亡的边缘。这时候一个牧羊女带来牛奶和米糊,救起了他,这就是为什么和尚不能吃荤不能吃腥,但却能喝牛奶的原因。
他发现自己与所追求的目标距离太远。他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明白苦行是完全无益于修道的,他以苦行寻求菩提的尝试宣告失败了。但是他并不气馁,继续积极寻找新的修道方式,立志要达到目的。接着,他突然记起幼年时代在蒲桃树下打坐时的安静,颇有信心地感到:“这是通向菩提的道路。”然而,他知道,像他那样虚弱的身体,是不能修道的,即是修,也不会有什么成功的希望。于是他就放弃了苦行,放弃了极端严格的斋戒,恢复了正常的进食。
终于乔达摩在一棵菩提树下冥思七七四十九日后,终于悟出一套关于人间疾苦的解释和解决理论,这便是“成佛”的过程,而此套理论便是时至今日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
“四谛”:苦谛、集谛、灭谛、道谛(所谓“四大皆空”是指地、火、水、木四大元素不断流动变化,视之为空的意思)
“五蕴”:色蕴、识蕴、受蕴、想蕴、行蕴(所谓“五蕴皆空”便是这五蕴)
“八正道”
“业报轮回”
“三法印”
“十二因缘”:无明、行、识、名、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指人前世思想行为对受胎的影响、胎儿成熟、出生、在世造业、老死,之后将此生造业投射下一胎的循环过程)
❿ 西域佛教的印度佛教史及印度佛教文化
西域佛教源于印度,因此,在对西域佛教及佛教艺术进行追本溯源的探究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印度佛教史及印度的佛教文化。
中国学者有关印度佛教史的专着不多见,吕澄的成就最大,着有《印度佛教史略》[78]和《佛教史表》[79]、《印度佛学源流略讲》[80]。周叔迦有关印度佛教史的论着见于《周叔迦佛学论着集》(上册)[81]。论文也不多见,如段晴《戒日王的宗教政策》[82],方广锠《关于印度初期佛教研究的几个问题》[83],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此外,还应提到一部藏文汉译本印度佛教史,多罗那它着、张建木译《印度佛教史》[84],本书成书于1603年,作者觉囊巴·多罗那它(1575-1634)为西藏佛教觉囊派大德。此书自问世后一直被推崇为研究印度佛教历史的权威着作。
关于印度佛教史的译着主要有:[英]埃利奥特着、李荣熙译《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册)[85],对印度教与佛教的起源、发展、教义等作了系统的介绍,对印度教与佛教之间的差别也作了客观的阐述。[英]渥德尔着、王世安译《印度佛教史》[86],对贵霜时期犍陀罗艺术有所涉及,书中提到在贵霜时期苏罗娑和犍陀罗两个学派之间已经追迹出来有些交互影响,但犍陀罗的艺术逐渐被吸收到印度的主流传统,经过犍陀罗传播到中亚和中国。〔日〕佐佐木教悟等着、杨曾文、姚长寿着《印度佛教史概说》[87],探讨了印度佛教的产生、传播、发展、灭亡的历史,对各历史阶段佛教的特点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