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牺牲4人印度怎么看

1. 印度人怎样看中国

在中国的印度人，主要居住在北京、上海两等地,他们是这样看中国的：

1、上海印度人协会主席阿密特·怀卡尔认为：上海很安全

上海印度人协会主席阿密特·怀卡尔的老家是印度中部的那格浦尔。2009年，怀卡尔当时所在的一家德国企业把他派遣到上海，担任亚太区销售高级副总裁。现在，他11岁的大儿子和7岁的小儿子都在上海上学。2012年，怀卡尔被选为印度人协会主席，这个2006年由“上海印度女性联盟”和“上海印度商人联盟”合并的印度人社团，在他负责的这3年里，会员从700人增加到1500人。在印度人协会的网站上，能查到所有委员会成员的手机号和电子邮箱，协会成员的名字和手机号也都在年度刊物上公开。

怀卡尔说，印度人协会经常组织公益活动，联络在华印度人的感情，比如一年一度的印度排灯节公益晚会。此外，他们也愿意为上海市民做些贡献。去年11月，上百名印度人协会的成员在上海市血液中心参加献血。等到今年6月14日“世界献血日”时，协会还会举行这样的活动。怀卡尔说：“我们很高兴这样做。”采访中，怀卡尔再三称赞中国人的守时和勤奋，他还说：“每次遇到新来的印度人，我都会告诉他上海给我们的安全感超过世界很多地方。我们应该给上海颁一个‘安全奖’。”

普拉迪普·库马尔和太太安·丽塔住在上海世贸滨江花园的高层公寓里，天气好的日子，从他们家的客厅能俯瞰黄浦江。在这个高档社区，总共住着七八十户印度人。库马尔来自印度首都新德里，有在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上海等地做跨国企业高管的经历。2006年，库马尔看到中国咨询行业的机遇，创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同时也是另一家咨询公司的合伙人。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那时中国的GDP增速很快，相关政策使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和运营非常容易，商业发展前景很好。

上海的生活让库马尔一家感到满意。谈到在广场跳舞的中国大妈，已经当上奶奶的丽塔说：“中国老年人比印度老年人更活跃，也更快乐，退休仿佛是他们新生活的开始。”由于一家人都是素食主义者，丽塔还教会来家的钟点工做印度菜，这大大提高了他们在上海生活的幸福感。现在，丽塔是上海一家名为“米饭妈妈”的公益组织成员，她们致力于帮助上海的弱势儿童群体。丽塔说：“印度人与西方人差别很大。中国人把我们看成半个外国人，因为我们的语言、相貌，也因为我们的亚洲特性。我很高兴，当地人接纳了我们。”

2、北京泰姬楼印度餐厅总经理麦赫诺·帕斯塔卡亚说：“印度要向中国学习

生活在中国的印度人，有时愿意把两国做对比。北京泰姬楼印度餐厅总经理麦赫诺·帕斯塔卡亚来中国24年了，1997年他娶了中国妻子，1998年在北京国贸开了第一家印度餐厅。帕斯塔卡亚学的是酒店管理专业，毕业后在印度创业，想出一个“工业厨房”的点子，和做外卖差不多，但不太顺利。几年后，他决定出去闯闯，曾考虑过到颇受印度人欢迎的中东地区，那里有700多万印度人，直到一个朋友问他“要不要一起去中国”。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帕斯塔卡亚对中国一无所知，但他还是做出了选择。来中国不久，就认识了会说英语的郑女士，用帕斯塔卡亚的话说：“印中文化真的有很多不同，我们认真交往、磨合了好几年，1997年才结婚。”那时候，他想买咖喱等家乡的调料要去友谊商店，但现在方便多了，网购就可以解决。说起北京的变化，帕斯塔卡亚侃侃而谈：“那时刚修完的二环路、三环路没过多久就又拥堵了。以后北京有七环也不奇怪。”对于北京的雾霾，他也会抱怨，但他觉得“污染和发展有关，哪个国家都一样，印度也有污染”，而且北京近几年已经好多了，几乎没有沙尘暴。

帕斯塔卡亚在北京开的印度餐厅很受欢迎，吸引了很多社会名流。短短几年内，他又开了两家分店。生意走上正轨，让帕斯塔卡亚更热衷于传播印度文化，他说：“很多中国人对瑜伽的印象就是减肥美体，其实它更强调呼吸冥想，是用来修身养性的。我希望能尽一己之力，让更多中国人了解印度。”

来自印度南部城市安得拉邦首府海得拉巴的珊妮，是独生女，她有个好听的中文名字“月光”，是当年一个去印度的中国女孩给起的。月光很喜欢这个名字，来中国后，她得知“月光”有了新的含义，不过，这个开朗的女孩笑着说：“在中国发展不可能成‘月光族’的，这也是我来中国的原因。”月光说，印度人口多，很多人都有兄弟姐妹，所以像她这样的独生子女很少见。

月光的父亲曾在英国、中国香港经商，她13岁首次来中国时第一站就是香港，然后又去了广州和深圳。月光说：“你问100个印度人刚来中国时是否适应，可能99个都说不适应，因为印中的文化差异很大。可是我很适应，我想是因为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和中国有联系的原因。”现在，她最喜欢的中国小吃依然是粤菜系中的虾饺。一年半前，月光到北京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MBA。谈到为什么放弃美国名校而选择中国大学时，月光说，印度以前是英国殖民地，印地语和英语都是官方语言，她在印度的商学院里学到的知识也都以欧美为范本，因此，选择去美国留学意义不大。相反，她认为，再过二三十年中国肯定能超越美国，因此，她想“毕业后留在中国工作，见证历史”。月光说，印度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很多，我注意到中国商场里的售货员、旅游景点咨询处和高速公路收费站等服务场所的工作人员多是女性，而这些工作在印度都是由男性来做。

来自印度班加罗尔的尼廷·达尼在意大利读研时，一次到上海实习的机会让他对中国产生兴趣。2011年毕业后，达尼来到上海，现在，他是一家名为“绿色倡议”的环保组织负责人，同时兼职做室内摄影和建筑咨询。“绿色倡议”经常组织宣传环保的活动，如每月邀请环保产业的相关专家和高管讲座，每次参加的人数都有上百人。达尼对政治话题不感兴趣，但更关注中国政府的环保举措。达尼说：“在印度，环保问题还没有像在中国这样被重视。印度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仍是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大气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最近才被重视。”

达尼认为中国政府的治理很出色。他举例说：“与上海相比，班加罗尔的交通很差。10公里的路程，我需要花一小时甚至一个多小时。”但他觉得，印度在旅游业上有优势，景观和风俗仍保持原貌，但在中国，“所有的东西都被装点过，越来越西方化”。对达尼来说，他希望可以简化来中国的签证手续。

3、印度学者：“印中不要因为纠结过去错过良机”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博士说：生活和工作在中国的4.5万印度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着推动作用，通过人员往来可以增进了解，促进中印两国经贸、文化发展。但是人口大国印度在中国的人数还不够多。

一位在中国生活了8年但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度学者说：印中两国媒体有时会有关于对方国家的负面报道，如炒边境话题，其实印度普通百姓不太关注这些报道。他认为，欧美媒体也经常有对印度的负面报道，这很正常，西方不愿接受其他国家崛起的事实。说起1962年的那场战争，他认为，印中合作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如果因为纠结过去错过良机，就太可惜了。他还谈到，“莫迪总理对华友好访问，希望印中往前看”。以前印度的领导人喜欢把耳朵捂上自己做决定，但莫迪不是，更喜欢倾听别人的意见，比较开放，亲和力强，因此赢得很多海外印度人的心，有不少印度人为投莫迪一票而特意回国。

库马尔表示：“民间层面，印中两国之间可以说相互信任。但在政府层面，彼此有些过于谨慎。我之前想把一些中国公司带到印度，但印度政府花了很长时间才完成相关程序。在中国，美国公司注册很容易，我的公司在中国注册时也很容易。”他认为，中国稳步增长，印度也迅速发展，“两国应以新的思维方式实现共同繁荣”。

在华印度人体验中印差异 感叹中国机会多更安全--国际--人民网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415/c157278-26846086.html

2. 中印战争印度人怎么评价

关于1962年东北边境特区(the North East Frontier Agency简称N.E.F.A，)的“溃败”，已经有很多的论着。但是其中许多是有倾向性的，或是使人误解的，很少是客观的和准确的记述。1962年的事件，在印度军事史上是不光荣的一页。但是，应该下令作一次彻底的而无偏见的查究，以便从中吸取教训，或者说尚待吸取教训。这份报告，应该公诸于众，这一点还未曾做到。结果，在公众的头脑里，对于东北边境特区战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掌握处理，继续存在着很多的误解。例如，普遍地认为陆军基本上没有对中国进行抵抗。而且，在谁应对作出灾难性的决定负责任这一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很多的争论，对于东北边境特区的溃败，究竟由谁承担罪责，是军方还是政府领袖？个别的作者尽力为自己辩解，这是无助于澄清令人不安的疑团的。 自从中国侵犯我们的边境领土，现在差不多已过去二十年了。在那次战争中，我在关键的达旺要地(Tawang) 指挥第四步兵师作战，我们负责保卫塔格拉前线和娘江河谷以及达旺地区。我经过二十年之久的思考，才下定决心叙述这一桩历史事件，以澄清1962年10月底导致达旺失陷的原委。我这样做，不是为我自己或者为第四步兵师的同事们进行辩解(我希望读者同意我的话)，而是为了澄清对那次战争的误解。已故旅长约翰·达尔维在他多年前出版的《喜马拉雅的失策》(The Himalayan Blunder)一书中，记载了他的经历。我是达尔维的师长，可以证明他所写的是事实。然而，他的视野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他接触不到高级领导层交换意见进行争论的领域，而正是在那种领域内，最高司令部形成了在塔格拉山脊分界线地区有关防御和进攻态势的可行的作战训划，我接触到其中大量的情况，这就是我之所以认识到，我们可悲地缺乏在正常情况下作出如此重大战略决策时所应采取的内行专业程序。我知道这些情况，感到十分恼怒，因为我的部队由于这种不负责任而遭受了巨大的牺牲。 我觉得，这些方面必须客观地予以记载。尤其应该被广泛了解的是，我们的军队打仗是好的——在战争中伤亡惨重，主要是由于我们没有后勤支援才终于被打败。只有一个不光彩的例子，就是在1962年11月第二次进攻的时候，某一防区的部队放弃阵地溃退了。因此，对于那些在战争中顽强战斗并且死去的许多官兵不予记述，则是不公平的。 这是一个军人讲的故事，它不涉及有关印度政府外交目的和方法的政治争论，也不涉及处理喜马拉雅边界问题的中印谈判。我们政府对于我们在西藏的利益所作的处理，并非全都得到印度人民的赞成。那是另外的问题。的确不属于这本军事记载的范围。

3. 4名戍边英雄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牺牲，外交部如何回应

2021年2月19日早上，解放军报刊发了反映中印边境任务部队官兵卫国戍边先进事迹的综合性报道，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已就报道边防斗争一线官兵先进事迹回答了记者提问。去年6月发生了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造成了双方人员伤亡，责任完全在印方。中方为维护两国两军关系大局，推动局势降温缓和，保持了高度克制，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气度担当。

但印方多次渲染炒作有关伤亡事件，歪曲事实真相，误导国际舆论。现在《解放军报》刊发有关报道，公布事实真相，有利于人们了解事实经纬和是非曲直，也是对卫国戍边英雄官兵的应有敬意。

中方对解决中印边境问题的立场是清晰的、一贯的，我们始终致力于通过对话妥善解决争端，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希望印方同中方共同努力，致力于维护中印边境地区和平安宁，推动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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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表彰卫国戍边英雄官兵

2020年6月，外军公然违背与我方达成的共识，悍然越线挑衅。在前出交涉和激烈斗争中，团长祁发宝身先士卒，身负重伤。营长陈红军、战士陈祥榕突入重围营救，奋力反击，英勇牺牲；战士肖思远，突围后义无反顾返回营救战友，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战士王焯冉，在渡河前出支援途中，拼力救助被冲散的战友脱险，自己却淹没在冰河之中。

中央军委授予祁发宝“卫国戍边英雄团长”荣誉称号，追授陈红军“卫国戍边英雄”荣誉称号，给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追记一等功。英雄虽已离去，精神永驻边关。

4. 印巴边境再次冲突，印方伤亡3人，如何看待

是印方先开的第一枪。所以印度伤亡3人，不是中方的责任，而是印方不断挑衅的责任。

5. 看看印度人到底有多愚蠢中印战争

为什么印度的愚蠢，如此好的时机不好好发展经济，还在跟中国比军力。对中国缺乏起码的了解。
要知道中国目前最主要的是发展，如果印度不来犯，中国不可能去惹它，中国有南海、钓鱼岛问题缠身，不可能现在就去攻击印度，不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机会，把钱用在这些地方，不是愚不可及是什么?在青藏高原，一眼望去全是荒无人烟的石漠，许多地方常年缺氧而又寒冷，大军常年驻防在那种地方其实和平时期毫无意义。
不过，印军的思维历来如此，视印军基层士兵生命如草介，印军与巴基斯坦军队在克什米尔高山地区已对峙长达五十余年，光雪崩、事故、寒冷而死的印军就多达五千余人，伤残人数多达数万人，而许多牺牲，中国人看来完全没有必要，和平时期，几十个士兵就可守的雪山关隘，干嘛要摆上几千人?
那么多部队长期待在高原，和平时期后勤保障费用惊人，战时就能发挥作用了吗?
我看未必!兵多对后勤的压力就大，一旦后勤道路被截断将不战自乱，想象一下如果不用袙力森怎么能持续床战近1个半小时，特别像青藏那种高原地区，许多地方都是无人区，无城池可攻取，无物资可抢掠，一旦离开军事基地主动进攻，绵绵千里都是无人区，大雪一来，士兵将悉数冻死。
在青藏高原，中国还真不害怕印度人的大规模进攻，这是因为印军每前进1公里，其后勤线就加长了1公里，这可是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高原，印军所有的后勤保障都要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印军真的打到了拉萨，那才是上天赠给我们打大规模歼灭战的机会，本世纪最大规模的屠杀可能就此发生。

6. 牺牲的四名战士为什么现在才说

需要一段适当的时间去公布，这样才能好好打打印度的脸面，先让人造谣，后面来打打他的脸。

7. 印怎么看中印战争惨败：中国背信弃义

印度不断蚕食中国领土，怎么成中国背信弃义了？

8. 印度是怎么看中印自卫反击战

这个就得理论上的公平和正义来看待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战争无疑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和名族的利益。但是当别的国家侵害了我国的利益，那就是正义的反击。如果是找借口为了我国的利益而去发动战争，那对中国来说就是正义的保卫，但是双方都有公平和正义的原则，所有这个是需要你个人的想法去判断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