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汉唐时期，我国对外交往的特点有何不同
不同特征：
①汉代以陆路为主，唐朝水陆并举。西汉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之路”开通，中国同西亚，欧洲商贸关系开始发展起来。唐朝“丝绸之路”仍然是中西重要商道，而且还开辟了登州，扬州，东至西亚，欧洲的海上商道。
②汉以商贸为主，唐使臣、商贸、文化全面展开，与朝鲜、日本、印度、大食都互有使臣往来通好。
③汉代商贸具有单向性，唐代中外交往具有双向性，不仅传播文化，而且广泛吸取各国经济文化成果，促进唐朝繁荣。
④品种增多。汉代以丝和丝织品为主，唐代丝绸、瓷器、纸张、茶叶等商贸物品大为增多。
⑤范围广，汉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有所突破，唐代形成中华文化圈。
2. 汉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特点及原因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它给后世留下的印象至深，除了国力强大、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天下太平外，更突出的亮点就是辉煌灿烂的文化。解密唐朝文化繁荣基因，我们不难发现，其间政府的引导功不可没。
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
佛教、道教与儒学，并称“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儒三教为了维护各自的地位，既相互争斗，又相互渗透。到了唐朝，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使这种局面得到较大改观。
唐朝开国之初，李渊为了抬高门第，神化统治，认李耳为先祖，将道教地位排在佛教之前，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使道教得以大力发展。武则天想当女皇，实行武周革命，僧人怀义、法明则造《大云经》宣传武则天是弥勒佛下凡，为其大造舆论。武则天上台后大肆佞佛，广建寺院，普度僧尼，下令天下寺院收藏《大云经》，将佛教地位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玄宗在位，欲振兴李唐王朝，革除武周后期的不良影响，复将道教放到佛教之前。尽管前后的统治者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使得佛、道的地位有所变化，但从总体上看，三者在唐朝前期都受到积极的扶植，获得了充分发展。
正是在贞观年间，玄奘法师赴印度求法17年，载誉归国后受到至高礼遇，唐太宗令大臣、僧众出城高接远迎，又多次在宫中接见玄奘，与之谈经论道，倍加褒奖，颇有相逢恨晚之叹。朝廷还修建大慈恩寺及翻经院，让玄奘在那里着书立说，传经布道。武则天虽说佞佛，却也提倡三教并重，既不准僧人排斥老君，也不准道士毁谤佛法，命大臣汇集三教典籍，撰成1300卷的大书《三教珠英》，传播天下。玄宗皇帝勤奋好学，精通诸家典籍，深知宗教能在治理国家，调和各类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他的基本做法是，既尊儒，又崇道，不抑佛，三教兼容，充分利用。他曾在开元十年、天宝二年先后两次给《孝经》作注，颁行全国，以示教化；又于开元二十三年亲注《道德经》，下令每家必备一部；接着在次年还将其《御注金刚般若经》颁示天下，对佛教给予支持和弘扬。
唐王朝对释、道、儒三教并尊的做法不仅形成了以儒家政治伦理观为基准、佛道学说兼收并蓄的盛唐独具的统治思想体系，大大巩固了帝国基业，而且也促进了三者间的相互吸收，不断完善。佛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成熟，进而成为中国式宗教的。
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
贞观初期，天下初安，太宗励精图治。他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而人才又必须以德行、学识为准。他采纳魏征“偃武修文”的建议，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太宗重视文治由来已久，早在秦王府时期，唐太宗就留意文士，建文学馆收罗人才，号称“十八学士”，参谋左右。正式即位后，他又于弘文殿左边建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给以优厚待遇，让他们校理典籍，考注《五经》，参议礼、律，厘定制度，或引入内殿，商讨政事。同时选三品以上官员子孙入弘文馆学习。在唐太宗的关注下，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完善的官学制，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在州县则有州学、县学。唐太宗尤其关心最高学府国子学的建设，贞观二年以后，下令立孔子庙于国子学，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每年定时“释奠”（即举行祭奠孔子的开学典礼仪式）；又扩充学校规模，增置房舍1200间；广收天下儒生，且资助盘缠，派车护送进京；规定在校学生能精通一大经（如御注《老子》、《孝经》，须三年学成）以上者即授以官职。唐太宗还多次到国子学视察，给学校调派硕学名儒充任老师，命学校的负责及主讲当场讲经授课，并给他们颁赐奖赏。
唐太宗重视文教、修文兴学的事迹给后世开了个好头，以后的高宗、武后、玄宗也都代代相传，使学校教育制度不断发展完善，这不仅给帝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成为唐王朝兴旺发达的有力保证；同时也惠及友邦，给周边国家及部族培育了许多英才，促进了那里社会的发展。
日本、新罗等国的学子一批又一批到唐朝留学，学成回国后，把唐朝的先进制度，如田制、法律、科举制等在本国推广，成功地实施社会变革；或借助汉字拼读本国语，创制为新文字；或学习唐朝的医学、天文、历法，在本国加以传播，佛教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传到了日本、新罗等国，对那里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有一些留学生长年居住中国，读书做官，着书立说。如新罗国崔致远18岁考中进士，任过县尉、侍御使、内供奉等官，写下了至今尚存的《桂苑笔耕录》。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即晁衡，善着诗文，与诗人李白、王维等交情至深，常常一起诗酒唱和，在唐朝做过御史中丞、秘书监等官，至73岁客死中国。远在雪域高原的吐蕃贵族子弟通过在唐朝读书，学习中央王朝的典制礼俗，儒家及佛教经籍，大大加强了与汉地的联系。直到安史之乱发生后，吐蕃占领了河陇地区，从敦煌发现的材料看，吐蕃在这一地区仍然保存着唐朝的不少礼仪习俗，敬佛礼儒，如官方派人抄写佛经、《孝经》，学校里仍旧按时举行祭祀孔子的“释典”之礼。
所有这些，加强了与周边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及友好来往，形成了唐朝崇高的国际地位。
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诗赋，更加推动了文化的普及
唐代文学，诗赋散文，传奇小说，千姿百态，盛极一时。尤其唐朝的诗歌，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名家辈出，气势恢宏，流传千古，深受珍爱。是唐文化中芬芳的奇葩，璀灿的明珠，是冠绝古今的诗歌高峰，也是唐朝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
唐朝文学繁荣的原因，首先在于它植根于盛唐这片沃土之中。国家的统一与强大，社会的安定与宽松，新兴中小地主势力的崛起与经济的全面发展，使文人、学子充满自信、理想与追求，给他们抒发情怀，表达思想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空间。其次，与唐朝皇帝的爱好与提倡有很大关系。唐太宗不仅擅长政治，而且喜好文学。处理国事之暇，常与大臣赋诗唱和，清人编辑的《全唐诗》、《全唐文》里收有他的许多诗赋。继太宗之后，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也都大力倡导文学。特别到后来，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诗赋，更加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刺激并影响了文学创作。然而科场里那种规定过死的考试方式，往往使举子们的才智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作为补充，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行卷”风气，举子们为了让主考官了解自己的文学才能，纷纷事先精心创作一些诗赋传奇之类的东西，或文辞华美，或故事动人，在科举开考前送到考官及权贵手中，搏得人家赏识，以便加以举荐。唐朝知识分子参政热情极高，科举制给他们开通了入仕之门，所以精研文墨，求取功名，报效国家，便成为最大追求。
此外，科举制还促成士子们在江湖闯荡的风气。进士放榜后，有的高中，有的落第；落第者自然返乡，高中者则进入“守选”（即等待任用），这个时间一般都在3年以上，长者甚至可达十几年。年复一年，造成大量无官可做的士人在社会上奔波，或投亲访友，或供职军镇，或漫游江湖，或隐居田园。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曲折的生活经历使得文人志士不胜感慨，于是舞文弄墨，斐然成章，创造出大量的田园诗、山水诗、边塞诗、从军诗，以及传奇小说，绝妙文赋，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增添了内容，蔚为绚丽多姿的盛唐气象。
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
唐朝对外奉行开放政策，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对内则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在归附的民族聚居地区，采取怀柔做法，设立856个自治性较强的羁縻州、县。唐太宗抱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各族人民，他曾讲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为此，他通过和亲与吐蕃、吐谷浑等民族发展关系，加强团结；通过任用少数民族首领在朝廷做官，在军队带兵，表示对他们的信任与重用。太宗以后的继位者也都沿袭这些做法，这对中外文化交流，胡汉民族融合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盛唐时代的到来，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许多国家的商人、使节、僧侣与留学生，大量涌入唐朝境内，在丝绸之路沿线，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外国人、外族人居住。唐都长安俨然是国际大都会，仅接待外国使者、宾客的机构鸿胪寺就拥有外国人四千多。在长安西市有来自中亚、西亚的许多胡商摆摊设点，酒店里有美貌如花的胡姬招徕生意，诗人李白常来此光顾，咏叹“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此外，还有移居长安的周边少数民族，如突厥人进入长安的就有上万家。大量外国人、外族人长期在唐朝生活，与汉族杂居，或娶妻生子，入籍唐朝，带来了外国文化，边地风俗；从衣食娱乐，到宗教信仰，都对唐朝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唐朝经商的外国人首推中亚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俗称粟特地区的粟特人，因这一地方有众多小国，国人皆以国为姓，故汉籍又称他们为九姓胡人。九姓胡人尤善歌舞，如曹姓的曹保、曹善才、曹纲是琵琶世家，安姓的安万善是筚篥高手，米姓的米禾稼、米万磓是婆罗门舞专家。康国的胡旋舞，石国的胡腾舞、柘枝舞传进唐朝，深受喜爱，赢得几多诗人作诗称叹，上下百姓争相效仿，正所谓“伎进胡音务胡曲”，“洛阳家家学胡乐”。对这些外来音乐，唐朝廷一方面大胆引进，如把康国乐、安国乐以及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天竺乐、高丽乐列入国家大典运用的十部乐之中；但对不符合国情的玩意儿则加以禁止。如在入冬时节表演的泼胡乞寒戏，以其衣着不洁，露体不雅而下令禁断。
波斯与阿拉伯商人也在这一时期或从陆路，或从海上进入唐朝，他们以经营珠宝着称，动辄获利巨万。通过他们，菠菜、蜜枣、胡饼、三勒浆等食品及吞刀吐火之类的杂技进入唐朝社会；而造纸、织锦等手工业技术也辗转传至西方世界，使那里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西域胡人的到来，其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在唐朝内地传播。这些外来宗教，特别是早已在中国流传的印度佛教，渗透到唐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哲学、文学、语言学、建筑、艺术等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外国人及外族人影响于唐朝社会的，还有衣食化装，流行时尚。唐朝初期，社会风气还比较保守，妇女出行时头戴幂篱，长可过膝，遮蔽全身。其后学胡人，戴胡帽，穿翻领开襟胡服，至盛唐或衣半袖裙襦，袒胸露面，无复遮蔽。仕女化装追求时兴，如发型仿效少数民族，有乌蛮髻、椎髻；面饰则有吐蕃妆、回鹘妆等。至于餐桌上的饭菜，也在变换花样，开元年间，宫廷御馔“尽供胡食”。
开元、天宝时期，大量外国人及周边少数民族充斥长安，长期与汉人杂居，相互习染，社会风气一度甚至出现了“胡化”苗头，引起世人的担忧。但唐王朝不但没有禁止，反而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将胡风夷俗，融聚为中华文明，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盛唐文化。～
3. 古代的时候 语言上是怎样和外国交流的呢
古代有四夷馆，是专门翻译边疆少数民族及邻国语言文字的机构。
四夷馆
【词语】：四夷馆
【注音】：sì yí guǎn
【释义】：1.北魏时在洛阳城南所设的宾馆，以居四邻各国来归附的人。 2.明永乐五年所设专门翻译边疆少数民族及邻国语言文字的机构。初隶属翰林院，后以太常寺少卿提督馆事。内分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正德中增置八百馆，万历中又增暹罗馆。四夷馆先属翰林院，选国子监生习译。宣宗宣德元年（1426）兼选官民子弟。孝宗弘治七年（1494）增设太常少卿、少卿各一人为提督，遂改属太常寺。参阅《明史．职官志三》。
古代的翻译是如何培养的？
商人贸易都是找些边境的汉人或受汉化的胡人来充当翻译,汉唐时期边境城市就是贸易市场,懂得各族语言的人大有人在
两国交战,多是由使臣(外交官)充当翻译,这些人常年出使国外,不仅了解外国语言,更重要的是了解地形,便于作战.还有就是找些胡人军官当翻译,比如安禄山打仗时就兼任翻译,有时和尚都会临时当回翻译,古代的和尚知识很渊博,因为佛经都是外文,所以精通多国语言是必修课.
宋朝时,翻译这一词就不大陌生了,因为常年对外作战,所以精通各族语言,乃至国外语言的人都比较多,特别是商人,宋朝海外贸易繁盛,翻译就尤为重要了.
4. 汉唐时期今新疆地区在中外文化交流上发挥的重大作用
汉朝，当然是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新疆的归属中央。汉朝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西域的葡萄、核桃、苜蓿、石榴、胡萝卜和良马、地毯等传入内地，丰富了汉族的经济生活。汉族的铸铁、开渠、凿井等技术和丝织品、金属工具等，传到了西域，促进了西域的经济发展。张骞出使西域,接触到西域各国的风土人情,是汉朝开始对西域各国有所了解;使汉朝与西域建立了友好关系,为后来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使西域正式归西汉政府管辖打下了基础．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置了西域都护府，总管西域事物，保护往来的商旅。从此，新疆地区正式归在中央政权的统治下。
5. 唐朝时中外文化交流的人士及成果
唐对外交往频繁，其客观原因是唐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对外交通发达便利，科技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主观原因是唐政府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鼓励对外交往。
b、唐朝与亚欧各国之间的往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历史上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与我国交往频密的主要是周边国家，次之就是中亚、西亚地区，与非洲和欧洲距离远，交往就相对少些，直接交往就更少了，阿拉伯人在中间起了桥梁作用。唐朝对外交往的对象主要有五个：东边的朝鲜（新罗）、日本，西边的古印度（天竺）、波斯和阿拉伯（大食）。交往的内容可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注意交往的双向性，一方面，周边国家向唐明学习，深受其惠，尤以日本为甚；另一方面，唐朝也在对外开放中，吸取了外国优秀的经济、文化成果，促进了自身的发展。
中国同天竺交往频繁
中国人民同印度人民的往来，史书上有记载的是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今阿富汗)看到蜀地出产的竹杖、布匹。大夏人说这是商人从身毒(yuán dú，其时中国对印度的称呼)买来的。这说明我国的产品当时已输入印度。唐朝时候，统称印度半岛为天竺。唐与天竺交往频繁，表现为：1
6. 比较汉唐在对外交往方面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唐对外交往的异同点.
相同点:①朝鲜,日本都是对外交往的主要对象;②经济技术交流都比较频繁;③政府是对外活动的主要参与者;④对外交往都以陆路为主.
不同点:①汉代对外交流物品和技术种类较少,而唐代交流范围更加广泛,并且注重对中外文化兼收并蓄;②唐代比汉代更加注重对外交往,政策更加开明,同唐代有交往的国家增多;③唐代的对外交往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比汉代更加深远.
7. 概括汉唐明三个朝代对外交往的影响。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几个问题
一、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三个时期
在古代，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是逐渐发展的。
先是从周围的邻国开始，如朝鲜、日本、东南亚，以后逐渐扩展到印度、波斯、阿拉伯，最后到欧洲、东非和北非。
我国封建社会对外经济文化往来，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秦汉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往来仅限于近邻的朝鲜、日本、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等一些国家。直到东汉晚期才和西亚、欧洲有了正式直接往来。由张骞开通的“丝绸之路”，是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关系最光辉的表现，教材里对此有重点叙述。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时，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到达了安息西境，因不明情况行至波斯湾而还。到166年，大秦国王安敦派使者正式来中国，这是中国和欧洲正式交往的开始。上述情况在教材里都有介绍。
我国对外交往的第二个时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更主要的是隋唐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封建经济处于繁荣上升阶段，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大大发展。这一时期的对外关系有三个特点：第一，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为东方的经济文化中心。对一些近邻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已经不仅限于一般的来往，而是作为培养人才的中心和经济交流的中心。第二，此时期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空间范围大大扩大，除东亚和东南亚外，中亚、西亚、欧洲甚至非洲都已经有比较频繁的商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往来。最显着的如波斯、阿拉伯的使节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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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来中国。唐朝时还有一批留居中国不回的波斯人。第三，此时期海运和陆运都很发达。
我国对外交往的第三个时期是宋元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这一时期的对外关系也有三个特点：第一，由于自北宋开始，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内外贸易繁荣，对外航运也突飞猛进，尤其是海上运输，在世界名列前茅。宋元时代，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中国船队是最活跃的船队。第二，宋元明时期，我国在对外经济文化方面出现了一批富有远航经验的国际大游历家。他们包括元朝的汪大渊、明朝的郑和等人。同时从阿拉伯、波斯和欧洲来的大批商人中，也涌现一批世界着名的旅行家，如元朝时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等等。当然，汪大渊和伊本白图泰在教材上没有提到。第三，清初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段采取闭关政策，这些联系便逐渐中断了。
二、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四条渠道
在古代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四条渠道进行的：
第一条渠道是贸易，这又包括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两种形式。着名的丝绸之路以民间贸易为主。第二条渠道是官方派遣使节、留学生等。第三条渠道是通过佛教徒和传教士来实现的。第四条渠道是战争，战争在客观上也曾为中外交流创造了条件。当然，第四条渠道不是我们所提倡的。
在古代，中国与邻国之间也曾经发生过政治纠纷和军事冲突。例如，我国古代曾与日本发生过几次战争。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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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军与新罗军队联合打败支援百济的日本军队。元世祖曾两次派军队进攻日本，但遭到了失败。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日本倭寇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最后被戚继光、俞大猷等率军击败。明神宗时，中国派军队支援朝鲜共同打败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等等。在历史上，相邻国家之间绝对没有出现争斗的局面，似乎是迄今尚未见到的历史现象，这也是我们面对的实际情况。但应该认识到，各国统治阶级挑起的战争，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只是短暂的一瞬，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则是国际关系中的主流。
三、古代中国和外国间的影响是互相的。
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创造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和文化。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要受到外来影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外界发生影响。
中国古代在整个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形成和上升时期，经济文化发展一直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中国的四大发明对全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艺术对亚洲各国，尤其是对朝鲜、日本等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各国对中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中国种植的玉米、马铃薯、西红柿、烟叶、向日葵，最早是由美洲印第安人培育出来的。另外，像中国的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受印度影响的痕迹非常明显，着名的云冈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等就有所反映。所以说，世界文明史，是在各国人民共同学习、互相促进中不断演化、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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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启示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越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时期，对外交流就越频繁，而频繁的对外交流，也促进了中国经济文化的发达，这给我们以启示：凡是善于向外国学习，同时又富于创新精神的民族，就可以取得本民族经济和文化的飞速发展。
古代日本通过向中国学习，促进了日本的进步是一个十分鲜明的例子。在大化改新中，日本参照了中国唐朝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结合本国国情，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在医学上，日本也吸收中国中医学的医疗技术，逐渐发展为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汉方医学”。在文字上，日本利用中国汉字的简化笔画或是汉字的偏旁、冠盖作为音符，创制了日本文字假名。日本人民这种善于学习又富于创新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这个事例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一个国宝如果落后，只要虚心地有选择地向他人的长处学习，不断地改革和创新，就能够迅速地取得进步。
8. 汉唐时期对外贸易特点及其原因
豫商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先驱
来学斋在总结这段商贸活动时，认为当时对外贸易的主体是洛阳，客体是外商。如果按今天的地域经济划分，当时对外贸易的主力军是豫商，这说明河洛文化不但是华夏文化的源头，豫商也是对外贸易的先驱，其主导作用到了唐代表现得更加明显，尤其是武则天统治的“武周”时期，对外贸易达到了空前规模，触角向西延伸到了今天的意大利、法国、伊朗、伊拉克、印度等国，呈现出异常活跃的局面。
张玉桥认为，到了唐代，传统的朝贡贸易已经转化为民间贸易，多数外国商人长居洛阳不走，并按照中国商人的习惯组成了商社和商行，用汉字命名自己的名字。武则天在洛阳登基为女皇帝之后，气派更大，为了安置这些不愿离开洛阳的外商，专门在洛阳设置了“来庭县”，使之成为外来商人的“特区”，外商居住其中，不但可以搞贸易，还可以就地生产，成为制造商，享受各种优惠政策，赚取更大的利润。这些外商由此心存感激，在武则天造天枢于定鼎门时纷纷捐钱。这些捐资者的名字，被一一镌刻在石碑上，至今犹存。
这其实是唐代的招商引资方式，而且规模很大，其经济运作方式非常灵活——采访结束前，两位专家对记者说：眼下在洛阳召开的第二届豫商大会很有意义，可借这次大会东风，重振豫商雄风，可联合丝绸之路上各国各城市，再建一个新丝路外贸专线，可与沿线有价值的城市结为友好城市，共同发展经济和文化，再创辉煌。
9. 汉唐王朝为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采取了哪些措施用史实说明丝绸之路怎样将中国文化
丝绸之路”，是古代连接亚欧的东、西方商贸通道的总称。丝绸之路有数条干线和支线，有草原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是指绿洲丝绸之路。位于丝绸之路要冲的西域，是历史上世界民族大迁徙的十字路口，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荟萃之地。中原文化、古罗马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中亚文化和印度文化都曾通过丝绸之路在这里粉墨登场。
古代丝绸之路起点是中国的长安，长安是汉朝和唐朝的国都，当时各地丝绸和其它商品集中在长安以后，再由各国商人组成商队，浩浩荡荡爬上陕甘高原，越过乌鞘岭，经过甘肃武威，穿过河西走廊，到达当时的中西交通要道敦煌。另外青海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再往西便是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到达新疆后分为三路:
北道,是经伊吾(今哈密)、北庭（今吉木萨尔）、到乌鲁木齐，然后经过石河子、阿里麻里（今霍城）、伊犁抵达黑海沿岸；
中道,是经吐鲁番、焉耆、轮台、库车、温宿、喀什，翻越帕米尔高原抵达地中海；
南道,是经阳光、若羌、且末、于田、莎车，过阿姆河抵达伊斯坦布尔。1中国的陶瓷，漆器，铜镜等，以及养蚕，丝织技艺，造纸术，印刷术通过这条道路传到西方2西域和欧洲的物产传入中国3佛教，伊斯兰教与之召唤的文化艺术相继进入我国，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4成为西方与东方交流的大动脉5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加强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关系，
10. 如何认识汉唐西域文化的特点
新疆古称“西域”。古代新疆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因此也就成了东西文化交流、荟萃之地，古代中华文明、古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古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于此汇聚融合，形成了这种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多民族的中国地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