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印尼国内有300多个民族,什么是造成印尼民族众多的原因
有两个原因:原因一是印尼之前长期被殖民统治,就有不同民族融化在一起、原因二是岛屿众多,大家都是分散生活,容易产生多民族,这两个原因才是造成印尼多民族的原因,也可以说是历史遗留下来的。
大家可以想一下,就算印尼最要城市已经恢复正常,那么政府也一时间管不到全国,久而久之上一个统治者留下的人就接着生活在印尼,成为印尼的一部分,加上他们都是独立的岛屿,风俗更加难以改变。
② 印尼这个国家人口这么多,有没有发展起来的可能
很难,如果从纸面数据来看,印度尼西亚完全是个小巨人般的存在——人口接近3亿、世界排名第4;陆地面积约190.4万平方千米,虽然只排世界第15位,但海洋领土面积令人艳羡:虽然这方面并无准确排名数据,但作为参照,中国这样的一等世界大国,所主张的海洋领土也不过300万平方公里(这还包括南海、东海、黄海等地区的争议海域);而印尼的海洋面积却是多达316.6万平方千米——还不包括专属经济区。
有着如此丰厚的家底,再加上控制马六甲海峡这个巨大的区位优势,印尼就算比不上中美俄这样的土豪,但与印度、巴西并肩,一个准大国的资格,应该还是比较稳当的。
但在现实中,印尼的国际地位却与它纸面上的基本数据全不相符:经济上,印尼2014年GDP总量刚刚过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6位。如今印尼号称全球第十大经济体,中国是印尼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第二。东南亚最大经济体。
政治上更是惨淡。在国际政治舞台中比不过中美俄也就罢了,连印度、巴西也都比它受人瞩目的多;甚至就是东盟内部,印尼最多也就是仗着体量优势,在开会争吵时嗓门大些而已,完全无法驾驭局势。
为什么有着准一流的身子的印尼,始终只能在二流国家中徘徊?我们不妨从其地理上制约说起。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全境由17508个岛屿组成,号称“千岛之国”。
在海洋文明时代,群岛国家的一大好处,就是不愁没海岸线和港口——这是发展外贸的最重要条件;但坏处也很明显——地缘结构的完整性被破坏。
由于海洋的隔离作用,众多岛屿之间的交通联系会受到极大影响,反应在经济层面,则是各板块自成一体,经济上的整合难度较大。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群岛国家都如此,比如英国和日本就整合的很成功。
不过英国虽号称群岛,但大不列颠岛本部面积已占据国土面积的80%以上;日本本土虽分为本州、九州、四国、北海道四大岛屿,但岛屿间的海峡都十分狭窄(本州与四国之间的濑户内海,最狭窄处仅宽10公里左右,本州与九州之间的关门海峡,最狭窄处甚至1公里不到)。这点子距离,即便是在农耕时代,其地缘阻断作用都十分勉强;到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则基本上不存在任何阻碍,随便一座跨海大桥,便可将诸岛连接在一起。
但印尼则不一样。印尼国家地理结构呈带状分布,东西国土之间仅直线距离就长达5000余公里;本部五大主岛(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巴布亚),除东部的苏门答腊与爪哇之间海域狭窄外,其余诸岛均散落于海上,彼此间距离均在数百公里,巴布亚岛与最近的苏拉威西岛之间的距离则在1000公里以上。
过于遥远的海上距离,极大的限制了各主岛之间的交通往来,除了爪哇和苏门答腊,可以通过修建跨海大桥,将二者用公路、铁路连接到一起外;其余各岛之间,只能通过航空和海运方式交流。
航空虽则便捷,但费用高昂,只适合高价值货物运输;海运虽则量大且费用低廉。但速度过慢,且货物上下船的装卸程序复杂,不适合做小批量运输。这一交通运输的先天劣势,决定了印尼很难在全国范围内打造一个完整高效的内部经济圈——你不可能指望加里曼丹的小配件商,能够随时满足爪哇工厂多少不等的货量需求。
而带状的国土分布,同样也限制了其经济实力的发挥。相对于相同面积的块状国土,印尼带状国土边缘地区与中部核心地带的距离过长,即便是在公路、铁路相连接的情况下,从苏门答腊西北部向爪哇运输货物距离也实在过长,导致了成本的拉高,各边缘地区彼此间的沟通更是不便。至于其他主岛,与爪哇核心区的沟通更是受到极大限制。
除了地缘上的支离破碎,印尼陆地的地缘结构也比较糟糕。除了核心主岛爪哇外,其余四岛更是山林密布,尤其是巴布亚岛,其内陆几乎全是高山雨林。
就整体而言,印尼的森林覆盖率达到67.8%的恐怖水平,足以证明其多山的地貌特征——在一个降雨和日照均十分丰沛的地方,人类通常是不会放过任何一块平原上的森林的。
大片的低地平原,是大规模发展工农业的最基本条件。印尼虽然领土面积不小,但平原较少。而就是这为数不多的平原,还分布在五大主岛,以及数以千计的零散小岛上。
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现代工业通常大规模的集中在某一特定区域。这种特征决定了,印尼那些支离破碎的小平原,基本上很难形成大规模产业链。而唯一以低地平原为主的核心主岛爪哇,面积不过区区13万平方公里——仅凭这点子地盘,显然不足以将拥有准大国体量的印尼带入现代化。
而最后,印尼的气候也限制了其工业的发展。印尼国土位于赤道南北两侧,终年受赤道低压控制,境内绝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雨林气候。这种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对于农作物生长来说或许是个福音,但对于现代工业制造,则是个大大的麻烦。
高温气候条件下,人类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效率,其效率都会大大降低——印尼在农耕时代未能形成较发达的文明国家,其原因便在于此。
③ 某农药厂对河水的污染可能会使人类受到大自然的哪些惩罚(这是我们小学六年级的题目)
人类作用于环境的同时,环境也会把它受到的影响,反过来作用于人类本身。当农场向河水排放废弃物的数量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时,就会出现环境问题,先影响河水的质量导致鱼类及水生植物死亡或受污染(人间接的受到威胁),然后河水流入大江或大海导致海洋污染,可引起近海赤潮(导致赤潮的根本原因是河水里携带各种有机物和无机营养盐),最后可导致全球性污染现象。好像有点夸张,但理论上却是这样,我觉得实际上也是这样。(像大气污染、酸雨等一定受到它的影
响)
导致鱼类及水生植物死亡或受污染
↑ 影响沿河居民的生活用水及农作物灌溉等
↑ ↑ 导致海洋污染
↑ ↑ ↑
先影响河水的质量 → 河水流入大江 → 流入大海→近海赤潮等
↑ ↓
↑←某农场←大气污染、酸雨等←导致全球性污染现象
都只是个人看法!参考参考就行了!
自然是有生命的,人对自然的无止境的所取,到最终都会得到大自然的报复.可以说,自然灾害,有绝大部分都是自然对人类的提醒敲响发人深省的警钟.地下水,煤,石油,天然气,对自然的无限度所索取;地铁,大型水利工程,填海工程,核电站等,对自然环境结构的破坏;这些行为,人类有否发自内心的想过会带来的后果?全球气候变暖,北极融冰,臭氧层空洞,SARS等,这都不是人类的自作自受么?至于那个"游珠江"的活动,我真的不敢去,虽然有那些领导在表演式的出席一下,我还是等他们整治多十年八年再说吧!
还有那班经历过印尼海啸的人说出的那番话"因为与死神擦身而过,我们会更珍惜生命.""不知生,焉知死."能接近死亡,曾是多少人的愿望,因为没有人知道死的情景,死了就一切都没有了,就一把土了.过去的已成历史,未来充满着变数,能把握的只有现在,珍惜的只有现在,所以珍爱生命都要从现在开始,刻不容缓!
④ 高产农业发展给农产品造成的三多一少一恐怖是什么
农业生态系统原本平衡的状态被打乱后,人类为了果腹,只好吞下更多的有害化学物质,导致了日益增多的不曾出现的怪病。当一种农业模式的发展使得人类生存都出现困难时,我们不得不反思资本控制下的农业技术发明是否都“科学”。
作者简介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曾任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现任《植物生态学报》副主编、《生态学报》编委,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生态学专业委员、北京植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治沙学会会员、国家气象局气候委员会委员等。
正文
今天农业生态系统已经严重失衡,为了生产食物、储存与加工食物,人类发明了数万种化学物质(初步查明农药种类3万种,食品添加剂3万多种),这些物质中除极少数是必要的外,大多数所发挥的作用,是弊端严重超过其好处,并给农资商人创造了赚钱机会。并通过污染食物链,制造大量病人,为医疗系统带来滚滚利润。
害虫除了伤害庄稼,但会对对虫媒花植物起到传花授粉作用。有人见了虫子就杀,为此发明了高达3万种以上的农药。虽暂时控制了虫害,但同时消灭了天敌,消灭了蜜蜂,导致一些蔬菜或瓜果不能传粉。
没有了昆虫授粉,有人又发明了催熟激素,使得某些蔬菜如西红柿、黄瓜、草莓、西瓜等单性结实(相对于女性没有和男性发生关系就生下孩子)。不经授粉就膨大的蔬菜与水果对人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至今没有人认真研究过。
杂草会与庄稼争营养、水分和空间,于是有人发明了除草剂而生生灭活。这样做,虽然暂时控制了杂草,但也促进了杂草进化,变得更难对付。更糟糕的是,除草剂也消灭了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一些原本具有固氮能力的固氮菌,乃至将多余氮素还原为大气中的氮气的反硝化细菌也遭到了伤害。没有杂草呵护,农田变成光板地,雨季非常容易造成水土流失。
土壤中有益微生物,尤其那些固氮、解钾、解磷的微生物被消灭后,缺乏的养分单纯依靠使用氮、磷、钾为主的化肥补充,这加重了土壤酸化。
土壤酸化后,原本存在的一些重金属物质溶解出来,再加上饲料、农药、化肥中重金属,使得重金属进入食物链。一些重金属本身具有致癌作用,进入人体后很难排出体外。
于是,乌克兰人体清理专家在死亡的病人体中可以清除平均每人3-5公斤毒垢垃圾,相当于体重的4%-6%;其中铅、汞等重金属,氯、硝酸盐,药毒垢等约0.52公斤。
那些不能回到空气氮库(N2)的含氧化合物,如NO, N2O, N2O5摇身一变成为雾霾的前身物质,污染了大气环境,造成了雾霾肆虐。
半个多世纪以前,人类发明了地膜技术,但这一技术放在全球变暖的今天,已出现了其相反的效果:加重植物病害,并造成农产品严重滞销。庄稼生病与地膜覆盖(尤其高温多雨的夏季)和反季节种植有非常大的关系。
植物病了,于是有人发明了给种庄稼治病的各种农药,还是以灭杀对抗为主,针对的对象为病毒、细菌与真菌。
植物病可能暂时控制了,但杀菌药物残留到了食物中,进入了食物链。
反季节种植,抢季节上市,都有地膜和反季节农膜的贡献。但集中上市,造成了农产品价格低迷,西红柿0.5元/斤,蒜薹0.2元/斤,芹菜0.05元/斤还没有人要。农民白费了劳动力不说,投入的农资成本都收不回来,但造成的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是非常严重的。
人类为了让植物长得更快,泛滥实用各类激素,作物长得更快了,水果和西瓜也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光鲜了,可口感却没有了。
没有了甜味,人类继续用增甜剂使之有甜味,但这样的水果与瓜类,可能含有了不健康的成分。这样的水果或瓜类,已经降低了消费者的食欲,很多原本喜欢用西瓜消暑的家庭,十几年不吃西瓜了,西瓜产出来卖给谁。具有同样的命运还有猕猴桃、柑橘、苹果、香蕉、火龙果等等。
自有化肥工业以来,作物产量大幅度提升了,然而连年持续高频率使用化肥,造成了土地板结、土壤酸化、食物质量下降。很多有益元素已严重低于历史的最好水平。比如钙质,根据我们的研究,用化肥生产出来的小麦面粉,比用有机农业模式生产的面粉缺钙76%,其余蔬菜、水果缺钙现象也是非常普通的。
面粉和食物缺钙,人类就发明补钙的方法,但那些无机钙很难被人体吸收。消费者忘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食物补钙才是王道。
植物有虫害、有病害、不抗除草剂、不耐寒、不耐旱、不耐运输和储存,怎么办?一些人更聪明,发明了转基因办法,让植物实现上述功能。但这样的食物出现了另外的问题——原本不带毒的食物带毒了,营养成分更下降了。
“吃种子,留种子”,农民天生就是育种专家;“饿死爹娘不吃种子粮”,有了种子就有了农业的自主权,农民对于种子是高度重视的。但自从有了杂交技术,有了转基因技术,有了资本为主导的种子公司,这一切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农民每年种地都要买种子,还经常买到假种子。商业种子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减少种子量,提高单价,搞种子包衣。种子外面包裹了农药,骗农民说是为了保障出苗率,其实是为减少种子量,好卖高价。
种子外包农药,地下害虫不吃了,连老鼠都不吃了,或者老鼠被毒死了。农田里没有了老鼠,以老鼠为食的蛇、猫头鹰、黄鼠狼也基本绝迹。由此引发了更高级别的的生态失衡,从种子,到害虫,到鸟类,直到哺乳动物,人类也难以幸免。
目标害虫不吃被转基因技术保护的庄稼了,改吃别的,原本处于次要地位的害虫成功上位,变成主要害虫,还得依赖农药来治;转基因作物能够防除草剂了,但杂草也进化了,变得更加高大难以控制,除草剂用少了都不管用;庄稼、水果、蔬菜甚至中草药抗病了,但食物或中草药本身可能也增加了抗生素含量,营养与中药治疗功能下降。转基因不能让农民留种,否则农民就不愿意买他的种子。人类驯化并保留了上万年的多种多样的种子,就这样无情地消失了。
还有动物饲料、人类食物的食品添加剂,由于篇幅限制,不再一一列举。总之,农业生态系统原本平衡的状态打乱了,人类为了果腹,就不得不去吞下更多的有害化学物质。因食物链中充斥了大量的非食物成分的化学物质,以前不曾经出现的怪病多了,突出表现在儿童性早熟、抑郁病、多动症、男女不孕不育症、肥胖症、白血病、各种癌症等集中爆发。当一种农业模式发展到可导致人类生殖都出现困难时,我们不得不反思第一次绿色革命是否真绿色。
一些企业试图发明能够洗净农药残留的装置;制药厂继续生产天文数字的西药;中草药用种庄稼的办法生产,药效下降就加大用量;医院为病人准备了更多的病床,医院大楼越盖越高;墓地每平米价格超过活人住房的好几倍!好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当有人告诉你,人类食物链原本是健康的,是不需要那么多有害物质的,病人也没有那么多的,马上就会有人攻击你是倒退,是反科学、反人类的,是要将人类带回到原始社会去的。他们沾沾自喜的理由是:上述人类的各项农业技术发明都是科学家发明的。
因为科学,所以可放心地食用;因为科学,可以没有智慧。
中国农业
生物多样性危机的主要表现
1、农业生境萎缩,结构单一化
近些年来,伴随着GDP持续、高速和粗放式增长,我国以耕地、林地、草地和淡水为代表的农业自然资源数量与质量呈现持续大幅下降趋向。资料显示,自1958年开始,全国耕地总面积呈现持续减少态势[3-4]。近50年来,国内主要天然内陆湖泊以年均约20个的速度减少,湖泊湖面湖容呈同步萎缩;林地面积较20世纪50年代初减缩近1/2;约1/4天然草原已经沙化;自然湿地面积近10年间减少近10%;以长江、黄河等为代表的主要江河流量锐减,诸多河流已成季节性河流或出现常年断流现象,农业用水缺口日益扩大,旱象日趋严重或频发;西部地区冰川与冻土层加速萎缩[5-6]。
同时,全国耕地40%以上出现退化现象,1.05 亿hm2草场不同程度退化;天然林比重日益缩减,林种日趋幼龄化、单一化[5],林地生态功能退化;农业淡水资源环境质量快速下降,湿地破碎化、人工化倾向凸显。以农田生态为核心的农业生态环境多样性正不断丧失,一些重要特殊的农业生态景观或生态类型面临濒危或永远消失,农业生态系统总体呈现萎缩退化和先天脆弱性强化,并不断向结构单一化或简单化、破碎化方向演进。
湿地退化
2、作物(品种)多样性加速丧失
据FAO估计,20世纪以来,全球农作物(品种)多样性不断丧失,3/4农作物遗传性已经丧失[7];美国97%曾经栽培的蔬菜品种已经消失;近15年间,印尼有1500个地方水稻品种已经消亡,3/4水稻品种来自单一的母体后代。据预测,到2050年,全球1/4的物种将陷入绝境。而一种植物的消失必将导致某一食物链断裂,或进一步诱致或加剧其他10~30种生物的生存危机。
1903-1983年美国作物多样性统计
在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有200多种高等植物已经灭绝,约4600种高等植物处于濒危状态;全国生物物种数量正以平均每天新增一个濒危甚至走向灭绝的速度减少,农作物栽培品种正以每年15%的速度递减;相当数量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只能存活于实验室或种子库,很多种类尤其是野生种、半野生种、地方种或传统农家品种等早已在野外难觅踪迹或永远消逝,作物种质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基因多样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威胁或危机。
3、农业动物(品种)多样性锐减
研究表明,目前全球约有41%的两栖动物物种和26%的哺乳类动物物种正面临灭绝威胁,脊椎动物灭绝速度较一个世纪前加速了100多倍[8];3/4渔场已枯竭、废弃或面临减产的危险;在7600多种家畜禽遗传资源中,190种已灭绝,1500种濒临灭绝;2012年,全球濒危家畜禽品种则增至22%左右[9-10]。以家养畜禽为代表的农业动物(品种)多样性业已遭受严重破坏,大量的传统养殖畜禽品种正被现代农业单一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高产新品种快速替代。
中国是全球畜禽品种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但新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全国426个传统地方品种中,横泾猪等15个品种已不见踪影,55个品种处于濒危状态,成华猪等22个品种濒临灭绝;濒危和濒绝品种占地方畜禽品种总量的 14%,约85%的地方猪群体数量呈持续下降趋势[11-12]。
以鱼类为代表的水产养殖生物多样性亦遭受重创,全国近岸海域及主要江河、湖泊、库塘或湿地中的水生、湿生或沼生生物种类、种群数量或结构等均发生显着变化,种类或数量锐减、种群结构日趋单一化。例如,“全球200 佳”生态区域之一的环渤海地区,90%的渔业资源已经商业灭绝;长江主要经济鱼类“四大家鱼”的种苗产量由最高年份的300亿尾降至4 亿尾,捕捞产量不到最高年份的1/4;云南省淡水鱼类中1/3种类濒临灭绝,湖泊鱼类中2/3种类已销声匿迹;高原明珠洱海湖中螺贝类大型底栖动物与大理弓鱼等诸多土着鱼类已经绝迹或濒危[5,13]。
生物多样性受到挑战
4、农田物种多样性受创
除主要农作物及其栽培品种多样性的加速丧失,以农田或土壤环境为核心、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动植物、微生物等生物多样性同样遭受损害,许多有益动物、沼生湿生或水生植物、昆虫、害虫天敌、真菌、细菌等种类或种群结构发生显着变化,数量明显减少或永远消失;一些有害生物种类及种群数量则骤增,农田生物多样性丰度显着下降。联合国的报告指出,近年来,与作物授粉及产量密切相关的蜜蜂种群正以惊人的速度消亡,尤以北半球为甚[14]。
近20年间,美国和欧洲的蜜蜂数量分别下降了30%和10%~30%,中东地区蜜蜂种群规模则缩减85%以上。在国内,诸多研究及大量实证均表明,以鸟类、蛇类、昆虫、蚯蚓、线虫和蚁类等为代表的有益生物或害虫天敌种群数量正快速缩减,而以鼠类为典型的有害生物种群密度飙升,一些农林重大病虫害此起彼伏,危害加重;南方稻田生态系统中水生动物、昆虫类、蛙类、蚯蚓、藻类、杂草及土壤生物等种类或数量明显减少,多样性逐渐丧失。
5、外来生物入侵肆虐
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以及气候变化加剧,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外来生物入侵危害度日趋加重,国际公认的最具威胁性外来入侵生物达100种以上。目前,入侵中国的外来生物数量达544种,其中,100种危害较为严重,50种以上为国际公认的最具威胁性的入侵生物。全国每年因烟粉虱、紫茎泽兰、松材线虫等11种农林入侵物种危害造成的直接经济 损失达574亿多元[5,15]。外来入侵物种已对国家生物安全、生态安全、产业安全及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并对农林生态和自然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破坏或损害。
黄瓜上的烟粉虱
二、农业生物
多样性危机的主要诱致因素
1、思想认识滞后
一是危机意识淡薄。长期以来,囿于对大自然与客观世界认知的局限性和自然资源富足的表象,以及舆论导向的偏差或误导,使得人类尤其是国人乃至各级政府及管理部门均普遍存在盲目的优越感,资源环境忧患意识和危机感严重缺失,并进一步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破坏埋下伏笔。
二是发展观念滞后。长期的贫困落后、物质匮乏与经济发展迟滞,使得国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意愿过度强烈,功利主义大行其道、色彩浓厚以致过度短视,片面追逐经济总量规模与增速或不切实际的“跨越”发展,而忽视发展的内在质量效率与资源环境成本。同时,误读发展的真正要义,将“发展”简单等同于增长,一味专注于眼前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和短期效益,对发展的科学性、和谐性、均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和“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平衡性缺乏足够认识。
三是认识肤浅。基于生物多样性丧失过程的渐进性、隐蔽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等客观原因,迄今,众多管理者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乃至科技人员依然尚未真正全面认知和把握生物多样性在资源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作用及深远意义,或依然停留于“治污”、“护林”的初始水平,对更深层次的生物多样性尤其是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内涵及重要性缺乏基本认知或一知半解,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严重恶果知之甚少,认识缺位、模糊或片面肤浅,农业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保护意识严重淡薄。
2、不可持续的工业化与城镇化
一是工业化、城镇化对耕地的损毁[5]。中国工业化、城镇化速度惊人,但其对“三农”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的掠剥或破坏也同样令人侧目,并呈现出极度的非理性和不可持续性。主要表现在:人的城镇化显着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工业用地占比过高,远高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过度超前,且违法违规现象突出;城市新区容积率普遍偏低,土地浪费现象严重,节约集约化水平低下等,致使大量优质耕地、重要天然湿地、草地、湖泊和滩涂等屡遭破坏或永远消失,从而加剧农业生态环境的萎缩、退化或碎片化。
二是工业与城镇排污。伴随粗放、高速的工业化进程和城镇的过度快速膨胀,全国工业和城镇“三废”排放量与日俱增,但无害化处理率、达标排放率及有效利用率等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偷排、超排和违规排放屡禁不止,“跑冒滴漏”现象严重,致使巨量废污水、固体废物或有毒有害物质不经任何处理肆意排放或堆放,污染或破坏土壤、水体或大气环境,进而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产生不良影响、构成威胁。
三是工业化、城镇化对水资源的掠夺[16]。以水、电为核心的生产生活资源能源需求量与消费量陡增,继而导致各类引(调)水工程、地下水工程和水电工程等项目盲目上马、无序推进乃至泛滥,以及水资源过度开发与配置的失衡,最终加剧农业旱灾常态化、水资源供求矛盾尖锐化以及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减量化。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度发展
造成对环境的破坏 | 图片来源:网络
3、粗放的农业农村生产经营
一是发展理念滞后。古往今来,从国外到国内、科研到生产,获取农业最高或更高产量一向是人们孜孜追求的首要目的乃至终极目标。然而,过度、盲目或片面追逐暂时产量指标、眼前收益或短期效益效率之结果,促使人们从农业新品种培育开始,就急功近利地不断进行人工选择和“优胜劣汰”,以致到生产环节的集约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经营管理,大面积单一化连年推广种养高产“优良”品种并“不择手段”辅之以一切夺高产、保丰收和增效益的养殖栽培综合措施,而忽视种质资源和遗传多样性保护,轻视生态环境与产业多样性保护,忽视增产、增长或发展的长期性、持续性和科学性。
二是对农业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基于发展理念偏差和认识局限,追求产量产值、增收增效和脱贫致富的意愿过度强烈,以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信念的客观现实性,致使毁林开荒、围海(湖)造田(地)、盲目外引物种和无序开发野生生物资源等乱象丛生,乱砍滥伐、滥垦滥牧、滥采滥捕和滥引等现象屡禁不止。同时,乡村建设无序失范,土地利用率严重偏低,缺乏规划、布局散乱、盲目攀比、贪大求洋、滥占耕地和奢侈浪费等不良倾向并存,以致对农业资源环境及生物多样性产生胁迫[17]。
三是过度的农业化学化。当前,我国以化肥、农药、农膜和抗生素等为代表的农业化学品使用量位居全球榜首,单位面积使用量为发达国家的数倍,且远超世界平均水平和国际公认的环境安全上限,并进一步呈现 持续快速增长态势 ,农业对化学品的依赖度达50%以上。同时,农业化学品的有效利用率或回收率长期处于低位徘徊,致使大量化学品或有毒有害物质残留于田间地头或土壤,进而带来农业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的严重损毁。
四是不可持续的水利化。传统的水利工程建设乃至现代水利理念或水利化进程中,依然存在诸多粗放、欠科学或不可持续成分。例如,过度规模化或频繁、盲目的远程调(引)水与水坝水库建设,以及日趋硬质化、水泥化和直线化的江河坝堤、田埂沟渠及田间道路等,在大幅度提高排灌能力与防洪抗灾水平的同时,或将进一步导致水生态破坏或水环境恶化[17],加剧农田生境碎片化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危机,弱化农业环境的自净与自我平衡能力。
五是生物化的风险[5]。一方面,农业转基因或高产杂交新品种的不断选育研发和推广扩散,致使传统地方品种、农家品种逐渐萎缩乃至消亡,从而加速基因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农田生态多样性的丧失。同时,极易引发新生重大病虫害的侵袭危害,导致农业生物种群结构的急剧变化。另一方面,基因漂移与污染,在严重破坏农业生物遗传的完整性、多样性与生存能力的同时,或将进一步催生新的超级有害生物或增强有害生物的危害性;进入土壤的转基因生物残余,则产生新毒素而殃及土壤生物。
过量的农药喷洒
4、日趋恶化的农业生态环境
一是耕地污染严重,质量下降。当前,我国近 20%耕地土壤污染物超标,约 20%耕地遭受重(类)金属污染,1300万~1600万hm2耕地受化学农药污染,2500万hm2以上农田受塑料残膜污染,大面积土壤遭受硝酸盐、亚硝酸盐等化肥残余物污染,受酸雨危害农田达 266.67万hm2,污灌区面积为650万~700万 hm2。同时,全国耕地等级总体偏低,质量欠佳或较差,60%以上耕地无水源保障;40%以上土壤出现退化现象,中低产田占比高达 71%;土壤营养失衡严重,沙化、盐碱化突出,水土流失加剧[5,18]。
二是水环境堪忧。环境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地表水总体呈轻度污染,十大江河水系 50%受污染;近 40%国控重点湖泊水质达污染级;约 60%地下水水质较差或极差;近岸海域 1/3以上遭受污染,局部污染严重[19]。
三是大气环境质量下降。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至今,全国大气环境中的氨通量增加了数倍;农业产业排放的痕量温室气体正以较快的速度增长;500多万hm2耕地遭受不同程度大气污染[5]。目前,全国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不足1%,雾霾范围、频次和持续时间不断刷新纪录。农业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进一步加速了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5、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
当下,全球气候变化愈演愈烈,自然灾害频发,影响愈益广泛深远。气候的持续暖化及降雨量的时空剧变,一方面,可以直接改变农业生物生存发育及地理分布区间,加剧沿海土壤盐渍化、沼泽化进程,导致农业生境萎缩;另一方面,则使原有农业生态系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以特大干旱、旱涝急转、罕见暴风雨(雪)、沙尘暴、低温冰冻、高温酷暑、泥石流等为主导的极端异常天气与自然灾害的频现高发,已经并正在带来农业生态环境的直接损毁或破坏,加剧农业生物多样性危机[17]。
结 语
综上所述,中国农业生物多样性危机已悄然而至并日趋严峻,其成因是复杂多层面的,既与直接、主观和可控的人为因素密切关联,又有客观、难以抗拒的自然力量综合作用。但归根结底,人类活动或人为损毁是导致并加剧农业生物多样性丧失或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是人们长期背离客观自然规律、急功近利、逆天而行和盲目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生物多样性丧失过程又是渐进、持续、隐蔽、复杂和不可逆的,其影响是广泛、深刻、严重和持久的。
因此,亟须以全球大视野、国际大背景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审视、认识和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唯有充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敬畏自然,彻底转变陈旧、落后和非理性的传统发展观念与粗放低效发展模式,牢固树立科学可持续的“五大”发展新理念并一以贯之,方能有效保障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安全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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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本杰明教授曾说:越是到了高等教育的阶段,人们就越重视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尤其是精英阶层。无论是梁启超、胡适、林语堂这些文学大师,还是纵横商界的马云、任正非等都是历史爱好者。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历史—地图上的世界简史》,既系统、严谨,又好读、易懂。作者杰弗里•瓦夫罗是耶鲁大学的教授,深耕世界史领域数十年, 耗费了三年心血,从宇宙形成到21世纪初,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商贸民俗……所有现代人想知道、应该知道的人类历史时刻,在此一览无遗。
⑤ 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于中国
印度尼西亚位于亚洲东南部,由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17508个大小岛屿组成,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面积19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第14大国家,印尼人口2.62亿,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2019年印尼国内生产总值15833.9万亿印尼盾(约1.1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02%。贸易总额3382.4亿美元。2019年全年通胀率2.72%。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1-6月经济下滑1.26%。
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990865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4.4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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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印尼富裕还是中国富裕
中国富裕。
事实上,这29年以来,我国GDO总量最高的省份一直都是广东省,从未改变过。就在去年,也就是2017年,广东省的GDO总值达到8.99万亿元,要知道,这些年一直紧追其后的浙江省,GDP总值也才5.1万亿元,差距真不是一星半点。
中国腾飞
早些年前,台湾和香港的发展让很多地区的人羡慕不已,内陆的游客纷纷前往购物,如今,广东省凭借自己的努力远超这两地,成为了中国乃至亚洲都屈指可数的富城。
据了解,广东省除连续29年GDP总值高居我国榜首以外,更是一举超越了亚洲除印尼外的所有国家,以省的力量超越国,其富有程度可想而知。
除了经济的蓬勃发展之外,广东省还因与港澳台位置接近备受瞩目,广东人,尤其是居住在深圳的小伙伴去香港可谓是家常便饭了,虽然广东的富有程度已经超越香港,但至今依然有很多的广东人喜欢去香港购物。
⑦ 印尼人口有多少
截至2019年末的数据,印尼人口近2.62亿。
有数百个民族,其中爪哇族人口占45%,巽他族14%,马都拉族7.5%,马来族7.5%,其他26%。民族语言共有200多种,官方语言为印尼语。约87%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6.1%的人口信奉基督教,3.6%信奉天主教,其余信奉印度教、佛教和原始拜物教等。
根据印尼政府2014年公布的数字,印尼有300多个民族,其中爪哇族占人口总数的45%,巽他族占14%,马都拉族占7.5%,马来族占7.5%,华人约占人口总数的5%,超过1000万人。
(7)印尼全国有多少农药厂扩展阅读:
印尼的经济
印尼群岛自公元7世纪起即为重要贸易地区。1968年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调整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后,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就。第一个25年长期建设计划中,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通货膨胀控制在10%以内。
1994年4月进入第二个25年长期建设计划,即经济起飞阶段。政府进一步放宽投资限制,吸引外资,并采取措施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旅游、增加出口。
1997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重创,经济大幅衰退,货币贬值、通膨高踞。为摆脱经济困境,政府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援。1999年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整改阻力较大,私企外债、银行呆账等问题难以解决。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印度尼西亚
⑧ 中国农药厂家多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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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印尼人口有多少面积有多少
印尼
人口:
据2016年统计,有2.611亿人口。
国土面积:
1,919,440平方公里。
⑩ 东南亚的主要环境问题
【题目】东南亚农业发展与环境问题
【类词】2002;亚洲;农业经济;环境
【正文】
农业在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东南亚国家粮食、工业原料、就业机会、出口创汇的重要来源。然而,东南亚国家的农业开发中使用的扩大种植面积、移民垦荒、增施化肥农药、开发森林以及刀耕火种等生产方式,虽然使农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却带来了森林面积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土地退化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环境问题。
一、东南亚农业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
东南亚国家之所以重视农业发展,与其经济依附性、人口压力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
经济的依附性。东南亚国家除泰国外,在二战以前均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长期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这不仅造成东南亚资源不断减少,而且使该地区的经济畸形发展,工业落后,农业种植单一。东南亚国家取得独立后,这种单一的、畸形的依附型经济结构仍然存在。一是原料出口国的地位尚未根本改变,出口的初级产品中很大一部分是不可再生资源,而一些可再生资源如农产品和木材,也是以大量消耗国家的土地资源、森林资源为代价的。二是东南亚国家在金融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仍未改变。20世纪80年代初,发达国家实行紧缩政策,连续提高利率,使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猛增。由于债台高筑,东南亚国家不得不出卖宝贵的自然资源来还债。三是长期以来,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粮食不能自给,靠出口经济作物和资源来换取粮食。
人口的压力。二战以来,东南亚各国的人口增长很快,从1960年的1.95亿增加到目前的5.11亿。从1960年至1998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增长了1倍以上。老挝1998年的人口是1960年的2.77倍,菲律宾是2.74倍,马来西亚是2.7倍,越南是2.54倍,柬埔寨是2.32倍,泰国是2.31倍,印尼是2.17倍,新加坡是1.93倍。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对食物、住房、教育、卫生保健、交通运输、自然资源占用等形成持续不断的高需求。
为了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物质的不断需求,发展民族经济,增强国力,东南亚国家大力发展农业,大规模开发土地,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开采森林资源,扩大出口创汇,并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是,由于农业开发措施使用不当,导致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一)毁林开荒严重
为了扩大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东南亚国家均采取了毁林开荒的措施。二战以来,东南亚各国的耕地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尽管各国人口在不断增长,但人均可耕地面积并没有下降多少,有的国家反而增加了。在1980-1996年期间,柬埔寨人口从640万增加到1027万,与此同时,人均可耕地面积从0.30公顷增加到0.37公顷;马来西亚人口从1376万增加到2117万,而人均可耕地从0.07公顷增加到0.09公顷。其他东南亚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东南亚各国耕地面积的扩大是以森林、湿地面积减少为代价的。
菲律宾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用扩大耕地面积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在50年代上半期耕地面积年均增加3.45%,60年代年均增加1.3%。由于当时菲律宾农业生产率极其低下,以扩大耕地来增加农业生产,其效果并不十分显着,60至70年代粮食作物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7%,出口作物也只有2.5%。因此,在70年代以前,菲律宾的粮食未能达到自给。
长期以来,泰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是通过大量开发土地来实现的,是以森林面积锐减为代价的。耕地逐年增加,从1950-1952年的4140万莱增至1982年的9324.5万莱,1990年更扩大到14732万莱;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也从1950-1952年的12.3%,增至1982年的29%,1990年达47.4%,其中水稻种植面积约占全部耕地面积的60%。单季稻占了全部水稻的90%以上。与此同时,泰国的森林面积则逐年减少,从1975年的21800万公顷减至1992年的14574万公顷。森林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则从1951年的60%减至1971年的40.7%,1986年的30%,1995年更减至22.8%。除了森林商业砍伐以外,森林面积减少无不与耕地面积的扩大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移民安置失当
二战后,东南亚国家的人口和土地的矛盾突出。一是土地分配不均,大地主和庄园主控制了绝大多数的土地,而大量的小农生产者只拥有少量的土地,佃农普遍存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曾进行了土地改革,但收效甚微。
这种毁林开荒,移民垦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东南亚国家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对安置过剩人口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新开拓的耕地多为荒地,如越南新开垦的荒地只有30%可以投入生产,产量相当低。从长远来看,对荒地和森林的过度垦植,会造成森林面积减少,水土流失严重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在80年代,越南的许多地区,100%的土地都有不同程度的流失,属于流失严重的竟达80%-90%。如越南北部的山地由于植被遭毁,年均损失1至2厘米的沃土层,流失100吨至200吨泥土。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尼等国家的移民开荒也引起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
(三)耕作方式原始
独立时的东南亚国家都是农业国家,技术水平低下,当时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已经进入现代化时代,而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犁耕时代,以畜力耕作为主,人力耕作为辅,甚至一些国家的山区农民仍采用落后的刀耕火种和移耕的耕作方法。移耕,又称游耕,是一种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是指砍伐并烧毁一片森林,种上粮食或其他经济作物,收成二三季或在地力减退后便弃地迁居他处。再砍伐森林,种上农作物。如此轮番砍伐和耕种,通常在10年到20年轮种一回。
在印尼爪哇岛以外的一些岛屿上,部族农民大都采用移耕从事农业生产,一些山区有90%的土地用于移耕,胡椒、烟草、咖啡、橡胶、椰子等大部分经济作物都是由移耕小农生产的。在80年代以前,印尼的移耕农业平均每年毁林20万至30万公顷。根据1979年的统计数字,由于移耕而毁坏的森林面积达4300万公顷。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等中南半岛国家,山区的农民和少数民族也大都采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从事农业生产。老挝人口中约有35%至40%是少数民族,他们居住在山区,其传统的耕作方式就是刀耕火种。在80年代以前,老挝每年因山民盲目毁林开荒而烧毁的森林达10万公顷之多。老挝政府曾动员山民移居到平原地区,但并没有得到山民的响应。泰国山民的刀耕火种也造成了大量的森林和水源被破坏,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泰国北部的森林每年被山民毁掉10万至20万莱。泰国林业厅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于1956年至1957年通过空中拍摄的调查显示,喃奔和清迈府海拔1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和松林有67%被毁坏,昌莱府的原始森林有65%被毁坏。从卫星拍回的照片中发现,1973年至1977年间,泰国北部的森林面积从95842平方公里减到68588平方公里,减少了27254平方公里,即每年减少5.69%。这主要是山区农民刀耕火种的结果。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多,移耕农民人数也随之增长,移耕轮回的周期则日益缩短,对森林和土壤的破坏也日益严重。1987年印尼外岛从事移耕的农民将近200万户,移耕的土地面积约为2800万公顷。目前,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在东南亚的一些地区仍在进行。
(四)森林开发过度
由于经济的依附性,为了筹集外汇,克服国内经济危机和资金短缺的困难,还清外债,更快地发展民族工业,东南亚国家不得不出口本国丰富的资源,以换取外汇,进口粮食、工业品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但由于当时东南亚国家的加工技术落后,资源均以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附加值低,这使东南亚的原材料大批大批地出口。世界上有25%的热带雨林分布在东南亚。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木材需求量的日益增加和价格的不断上升,东南亚国家大规模地开发森林资源,出口原木、珍稀木材及其它木材产品,以换取大量的外汇。印尼从1967年开始大规模地把森林成片租给伐木公司开采,几十年来,其森林经营许可证发得太滥。在马来西亚,州政府有土地利用权和木材砍伐特许授予权,地方政府发放木材砍伐许可证和木材加工证以增加财政收入。泰国从1968年开始把全国将近一半的森林分割成500多块租借地供人采伐。东南亚国家每年砍伐森林的比例较高,年均森林面积减少量逐年增大,印尼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60万公顷增加到1990-1995年间的108.4万公顷。与此同时,泰国从24.4万公顷增加到32.9万公顷,马来西亚从25.5万公顷增加到40万公顷,菲律宾从9.1万公顷增加到26.2万公顷,缅甸从10.2万公顷增加到38.7万公顷。可见,与90年代以前相比,90年代上半期这些国家的年均砍伐量大多都增加了1倍,有些国家甚至增加了2倍。近年来,世界上6个森林减少最多的国家中就有4个是东南亚国家,它们的年均砍伐率是:泰国515300英亩、缅甸400500英亩、马来西亚396000英亩、菲律宾316100英亩。(参见表2)
森林虽属可再生资源,但其生长周期却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长期以来,在东南亚国家,追逐利润的跨国木材商和造纸公司、急于还清外债的政府以及想尽快脱贫的农民,在大量砍伐着森林,但森林的恢复和植树造林工作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森林的恢复速度远远赶不上砍伐森林的速度。由于各国政府对森林资源管理不善.使森林砍伐过度,从而导致森林面积逐年减少。印尼人口事务与生活环境国务部长埃米尔·萨林在1979年接见记者时说,“坦率地说,我们当时就是为了筹集外汇,顾不上植树育林问题。印尼开发中的错误,是从政府1967年颁布的森林基本法就开始存在了”。
移民垦荒、毁林造地、扩大耕地面积、耕作方式落后和大规模的商业性森林开发使东南亚森林面积逐渐减少,森林覆盖率日益降低,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也逐年下降。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印尼、柬埔寨、老挝和文莱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0%,缅甸、马来西亚为66%,只有越南、菲律宾、泰国不到50%。到1995年,这些国家的森林覆盖率已大大下降,柬埔寨降至55.7%,缅甸是41.3%,马来西亚是47.1%,印尼是60.6%,泰国是22.8%,菲律宾是22.7%。由于木材资源的日渐减少,林业在这些国家经济中的地位也日益下降。泰国到90年代已从一个木材出口国转变为木材进口国,林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51年的5.1%,下降至1985年的1.3%,1990年更降至0.3%。菲律宾林业产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70年代开始一直呈下降趋势,1993年降至0.3%。
森林减少的影响是深远的,包括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一是森林减少使东南亚水上流失严重,河流泥沙沉积量增多,降雨量减少,进而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造成经济损失。以马来西亚的沙巴为例,该地区曾有60%的森林覆盖率。但是由于大量砍伐森林,水土流失严重,河流下游泥沙沉积量大,沙巴5条主要河流的沉积物每条河每年每平方公里超过200吨。沙巴最大的保水区——Kinabatangan流域,每年有800万吨沉淀物流到下游,这相当于每年每平方公里700吨的土地侵蚀速度,超过马来半岛吉兰丹河沉淀物的6倍。沙巴地区淤泥的大量沉积,对沙巴水电、运输、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在菲律宾,由于高地森林砍伐后引起土壤侵蚀所造成的巨型水库的泥沙沉积,使用作水力发电的水库的使用寿命缩短了一半或一半以上,菲律宾供电不足、经常停电无不与这些情况有关。
二是森林减少,使蓄水能力下降,洪水、于旱、森林大火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这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近年来,东南亚的毁林地区的洪水和泥石流已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数以万计的人无家可归。由于循公河流域的森林和山地被不断地开垦和破坏,水土流失使沿河地区洪水和泥石流经常发生。处于湄公河下游三角洲的柬埔寨,一遇中上游气候反常,雨量增多,极易决堤,引发大面积洪灾,有“十年九涝”之称,洪水每年都给柬埔寨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如2000年底发生了该国40年来最严重的洪水,造成400人死亡,经济损失超过1亿美元。2001年柬埔寨西旱东涝,有14个省、直辖市和84个县、区受灾,造成57.2万公顷农作物受损,62人丧生.212.19万人受灾,32.5万人等待救济。森林的破坏和水土流失也使越南经常发生洪涝干旱。1996年洪水造成越南大约6亿5500万美元的损失,包括1000人死亡,84万公顷的田地被淹。2001年八九月间,越南南部的红河三角洲的洪涝至少造成108人死亡,6万多人无家可归,24万多人因水灾而面临粮食短缺,44.3万人需要不同程度的物资救援。
而处于南部群岛的国家,热带雨林遭严重破坏后,水土流失也相当严重,经常发生如中南半岛的洪水、干旱和泥石流。菲律宾就是典型的例子。由于森林被大量砍伐,高地不断地被开垦,使国家的水文系统遭受严重损害,洪涝与河流淤泥沉积影响到低地平原大部分地区。1983年,菲律宾遭受了30年中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干旱,5600平方英里的农田缺水,粮食收成比常年减少1/10。1991年的水灾使菲律宾2000人死亡(某些观察家说实际死亡人数3倍于此),50万人无家可归,主要原因就是高地的森林砍伐引起了巨大的泥石流。
开荒种地和刀耕火种如果管理不善,还容易引起森林大火。1997年和1998年发生在印尼东加里曼丹的严重森林大火,就毁灭了500多万公顷的森林。大火还引起了跨边界烟雾污染,客观上已影响到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国的空气质量,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环境和健康问题。据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统计,1997年印尼森林大火产生的烟雾使东南亚国家损失了14亿美元,大多是用于短期治疗的费用。4万多人因呼吸系统疾病与烟雾相关的疾病而住院,而对儿童和老人所造成的长期危害尚难确定。这场大火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也造成了巨大损害。
三是森林资源减少也会使土地肥力下降,土壤盐碱化或沙漠化。在自然条件下,植物和腐烂植物形成了一个保护层,可固定土壤并减缓土壤的侵蚀和退化。但当森林被砍伐、土地被开垦后,保护层遭到破坏,矿物循环就会减少。尤其是热带雨林遭破坏后,由于没有树的遮掩和固定,滂论大雨会很快冲走土壤的养分,使得农业生产和森林恢复周期漫长而艰难。红树林和白千层林、珊瑚等一样,具有保护海堤、防洪、减缓土地盐碱化、减缓海岸侵蚀和防止风暴破坏的功能。1950年至1983年间,越南全国的红树林大约消失了37%。南部的明海省1983年大概摧毁了红树林面积的一半。越南的湿地多分布在湄公河三角洲,以硫酸盐土或富含黄铜矿的“潜在酸性土”为基础,由于红树林遭到破坏,加大了因黄铜矿氧化引起的土壤酸性化,不仅影响了本地区的农业生产,而且酸性化的土壤随着雨水流入下游地区和河流,也侵蚀了下游地区的土壤和水源。养虾场被酸性物质侵蚀了3至4年后,虾场和深层土壤中的酸性过重,结果造成土地既不能养虾,也不能种植红树林。筑堤养虾固然在短期内给越南的沿海居民带来了利润,但是对红树林的破坏却导致更大的经济损失。1984-1993年,越南团红树林减少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79亿美元。泰国,在90年代初,由于森林的大面积减少,水土流失,已使东北部的1800万莱士地盐碱化,这占了东北部地区面积的17%;南部地区已有260万莱土地盐碱化或呈现出酸性,50万莱土地受到侵蚀。其它东南亚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四是破坏了生物多样性。东南亚是亚洲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是世界上拥有上百万种物种的国家,印尼的植物和鸟类比整个非洲大陆还多。东南亚的热带雨林、红树林、湿地面积的锐减,动物栖息地的丧失,导致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的破坏,许多物种面临灭绝或已经灭绝。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7年,印尼哺乳类和鸟类有1955种,而濒危的种类有232种,占11%。而菲律宾鸟类和哺乳类种类中的濒危数量占了该国总数的24%,越南的比例是10%,马来西亚是9%,泰国约为9%。而在高等植物种类中的濒危种类占国内总数的比例,菲律宾是4%,泰国是3.3%,马来西亚是3.16%,越南是3.2%,印尼是0.8%。由此可见,东南亚几个具有丰富动植物物种的国家,近年来,濒危种类数量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参见表3)
(五)化肥农药滥用
由于技术落后,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物质需求,除扩大耕地面积外,东南亚国家还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以提高单位产量。原东盟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推行的“绿色革命”,除了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和灌溉设施的投资外,还把增施化学肥料、杀虫剂和除草剂作为提高产量的重要举措,这曾使东盟国家的农业产量和农业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但是却带来了环境问题。在七八十年代,菲律宾大力鼓励农业增加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量,1972年,菲律宾政府制订了全国规划,由国家按补贴价格将化肥供给农民,其中用于粮食作物的肥料,定价标准比用于出口作物的肥料低45%。80年代中期,印尼政府的农药补贴占农用化学品费用总额的50%以上,而最大的农业补贴是用在化肥上面,从1978年到1987年,化肥施用面积每年增长12%,TSP施用面积每年增长17.7%。从1985年开始,实际化肥补贴比农业和灌溉开发支出的部分还要多。1980年政府对化肥的补贴预算总额超过1250亿盾(6800万美元),而到1988年实际财政补贴超过1万亿盾(5.5.亿美元)。印尼能从一个主要的大米输入国到1984年成为大米自给国,这主要归功于政府实行增加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等措施的农业绿色革命。泰国的农业之所以发展较快,除了扩大耕地面积、提高技术水平和机械化程度外,提高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每公顷耕地施用化肥量由1980年的18公斤增加到1990年的42公斤,整个20世纪80年代化肥施用量年均增长15%,年进口量为220万吨,1990-1991年化肥使用量达104万吨。越南也大量施用化肥和农药,以增加农业产量,每年需用农药量从1959年的100吨增加到1978年的2.2万吨。80年代以来,越南加大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从1986年前每公顷使用尿素27.9公斤增加到1991年的84.4公斤。合作社对农药的保管和使用很随便,农药浓度往往超标两三倍甚至十倍。
杀虫剂、除草剂、化肥的大量使用,虽可以在短期内提高农业产量,但从长远来看,这些化学物质使用于农业生产,造成环境污染。一是使土地肥力下降。在全球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最近45年,全球耕地面积的17%已有某种程度上的退化,其中11%严重退化,这些土地面积相当于中国和印度面积之和。土地退化面积有28%是由于有害的农业操作,如过度施肥、欠缺排灌、忽视休耕等。二是病虫害增多。杀虫剂在使用一段时期后,由于昆虫繁殖、变异极快,不久就具有了抗药性,于是就需要更多的不同的化学杀虫剂。这些化学药品还因杀死鸟类而增加了害虫的数量。印尼在80年代早期,由于杀虫剂的大量使用,结果褐色蝗虫因天敌灭绝而数量大增,导致印尼1986年虫害成灾,水稻严重减产。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在1985年3月下令禁止使用57种杀虫剂中的56种,以帮助水稻产量恢复到大量使用杀虫剂之前的水平,1988年取消了每年耗资2000亿盾(约1.1亿美元)的农药补贴。三是对人类的健康造成损害。杀虫剂和除草剂的残余,化肥使用后残留的高浓度硝酸盐和磷酸盐,以及因灌溉在土壤中积累的盐,不仅渗透到土壤和水中,而且还会残留在粮食和蔬菜上,有损人类的身体健康。有毒化学制品的主要健康风险是癌症,而恶性淋巴肿瘤的形成可能要20年。如染色体的主要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受损,将会给下一代带来先天残损。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有50万至100万人因杀虫剂中毒,其中有5000到2.6万人死亡,至少有一半中毒者和75%的死亡者是从事农耕者,大多数发生在欠发达国家。1993年,菲律宾国际大米研究所(IRI)——一个帮助东南亚传播绿色革命的农业研究组织的研究也发现,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不再增加大米产量,且在那些操作的农民中产生了健康问题。
二、采取的应对措施
东南亚国家农业发展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和这些国家的政府及社会的普遍关注。东南亚国家已采取有关应对措施,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措施主要有:
一是减少和停止原始的耕作、无周密考证的移民垦荒。泰国、缅甸、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政府重视山民经济的改造,指导山民掌握农业知识,建立永久性农田发展替代种植,并取得了显着的成效。老挝政府于2001年确定的2001-2005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2020年奋斗目标,已明确了在今后几年内要消灭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停止没有经过周密考证的移民垦荒。如越南近年来实施定居定耕的移民政策,移民点均要经过认真考证,将经常发生洪水、泥石流地区及贫困山区的居民移迁到新经济区。
二是禁止非法砍伐,鼓励植树造林护林。面对森林面积的不断减少以及所带来的严重环境后果,加上国际社会的压力,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老东盟国家自70年代中期以来,逐步限制砍伐森林和木材出口,实施造林计划,建立森林保护区。印尼政府自70年代中期即实行限制原木出口、鼓励发展木材加工业和植树造林的政策。印尼政府以课税的方式来限制原木的出口,规定每出口1立方米原木课以25.5美元的出口税、13美元的出口许可费,加上各地区制定的重新绿化费等,每出口1立方米的原本所支付的费用约为50美元。菲律宾1974年开始实施《森林改革法》,鼓励发展国内木材加工业,规定进行选择性伐木和造林,1986年禁止原木出口,1989年又禁止出口锯木。1978年马来西亚政府也制定了保护森林政策,限制原木的产量和出口量。此时,泰国政府也开始实行了造林计划,政府和公司合资有计划地进行伐木和造林,1990年森林采伐受到禁止。越南1991年禁止原木出口,1992年又宣布禁止所有木材出口,但这一禁令不适用于农业部和林业部,这两个部门仍可以继续出口和转运木材。越南近年来十分重视植树造林工作从1999年开始实施“500万公顷造林计划”,造林护林已取得成效,到2000年底,森林覆盖率达33.2%。
三是发展生态农业和生物科技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开始了生态农业的理论研究和试验。1982年成立了一个地区性的协作研究机构——东南亚大学农业生态研究网。新加坡是典型的城郊农业,注重农业科技的研究与开发,用生物科技来发展农业。菲律宾在70年代就开始实行生态农业的实践,建立生态农场,以马雅农场较为典型。在生产过程中采用变废为宝的封闭循环和应用生物之间的生产、消费、分解关系,禁止或减少外来能量(化肥、农药、生长剂)的投入,通过“清洁生产”来生产“健康产品”。设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30年前就培育出了点燃绿色革命火种的“神奇水稻”品种。该研究所目前正在考虑将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应用于食物的生产,既可提供健康食品,又可节省土地和水资源,减少耕地退化。马来西亚目前也开始重视生物科技农业的研究与开发,强调高增值产品的发展,如知识密集型食物加工产品和与健康有关的、具有安全性和环保性的生物科技产品。现在,利用生物科技发展农业已经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新兴产业,该国已经建立了对胡姬花和香蕉进行组织培养的生物工业、油棕的组织培养业。
四是控制人口的增长。为了缓解快速的人口增长对经济、就业、社会和环境带来的压力,东南亚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便开始实施家庭计划,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增长,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东南亚国家的生育率已有所下降,到1998年,平均每个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新加坡是1.5个,马来西亚是3.1个,印尼是2.7个,菲律宾是3.6个,越南是2.3个,柬埔寨是4.5个,老挝是5.5个,缅甸是3.1个,泰国是1.9个。虽然一些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已下降,但是菲律宾、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仍保持较高的生育率。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减少对经济和环境的压力仍是东南亚国家面临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