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克什米尔公主号是什么飞机

㈥ 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哪里遇难

事件发生在1955年4月11日， 飞机出事 4月11日中午，是中国代表团11人在香港启德机场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离开的时间。这天，身在昆明、数次要求港英当局严防蒋特破坏的周恩来坐立不安——每隔几分钟就要看一下表。12点30分到了！他在会客厅踱起步来。陈毅大口抽着烟，“莫急，莫急噢。” 1点钟，外交部来电：“克什米尔公主号”于12点15分准时起飞，一切正常。周、陈这才松了一口气。 几个小时后，情势急转直下，“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由香港起飞三四个小时后和导航台中断了联系。 先是莫斯科传来消息说客机中途爆炸坠毁在南中国海。不久，几家外国通讯社报道了这个消息。而台蒋电台早已播发了“周恩来座机坠毁”的新闻。 当时，殉难者名单还没有拿到，“大家又是担心又是悲痛，聚集在总理屋里，彻夜不眠等待北京的消息，并且再次讨论总理该不该放弃万隆会议。但是，总理很坚持。” 成元功记得，直到天亮，大家才散去，周恩来回到自己屋里，读完邓颖超的来信，写下了那封着名的“昆明回信”。 钱嗣杰：被眷顾的幸存者 今年清明，钱嗣杰如常来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这里埋葬着他曾经的战友、兄弟、同事、还有领导。在一块刻有周恩来亲笔题写“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字样的纪念碑前，他长久伫立，碑的背面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离开的11位烈士的姓名和简历，钱嗣杰不用看，就能默诵出这些在梦里叫了千万遍的名字：沈建图、黄作梅、李平…… “有时候回头看看，我就想，这50年是多活出来的。”54年前，身为新华社万隆会议特派报道组中两个幸存者之一，钱嗣杰的生命阴差阳错地得到了眷顾。 飞机在中国南海上空爆炸时，27岁、告别新婚妻子、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的钱嗣杰正身在雅加达一家旅馆里，紧张地等待着自己的同事与领导抵达。 此前，他和报务员刘茂俭带着长长一列清单，被先行派到香港采购报道设备。东西还没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做了一个决定：外交部两位信使从香港乘船前往万隆，随身携带很多重要东西，为了安全，让钱嗣杰与刘茂俭两个小伙子陪同前往，器材则由自己来负责购买带上飞机。“当时我们两个一肚子不乐意，只能搭船走了。” 就这样，在海上漂了7天7夜后，钱嗣杰到了雅加达。“知道11号大部队要来，我一大早起来，激动得坐立不安。” 房间里的无线电开着，消磨着时间，“突然有消息说中国代表团飞机爆炸……”钱嗣杰没有再说下去，那一刻的记忆于他而言，其痛苦并未随岁月消减。 出发前，又是战友又是同事的李平拍着他的肩膀说：“小钱，别担心，晚上我帮你整理照片。” 在钱嗣杰的脑海里，那些曾经年轻的脸庞依然年轻，“那会儿，沈建图的妻子已经怀孕9个月，他是印尼归国的才子，亮闪闪的眼睛，英语比汉语说得好；黄作梅也是才子，做事有点马虎……” 除了振作起来，似乎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我要替他们完成未了的心愿。”万隆会议上，钱嗣杰5天5夜没有睡觉。 http://ke..com/view/81237.htm

㈦ 中国1955年为什么要租印度飞机

1955年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代表团如何抵达印尼是一个重要问题。
当时，中国没有远程飞机，而同我建交的亚洲国家中只有印度有。
而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未曾到过中国，代表团只能到香港启德机场乘坐。经过缜密考虑，周恩来决定从香港包乘印度航空公司性能较好的C-69型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印尼。为安全起见，他指示有关部门同印度航空公司商妥，印度至香港的航班照常进行，只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达香港后将“克什米尔公主号”临时改为专机。

㈧ 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是一次发生在冷战期间的政治谋杀事件，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而幕后主使则是当时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
1955年4月18至24日，由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5国发起的亚非会议将在印尼的避暑胜地万隆举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独自发起和召开的一次会议，是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一次大规模的国际盛会。新中国也在邀请之列。消息传来，国人同庆。中国政府决定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出席。
这对在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的台湾国民党当局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面对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政治威望的日隆，蒋介石忧心忡忡。1954年开始的一连串台海危机，已在1955年3月渐趋平静，国共斗争的场所也已从闽浙沿海转移到国际外交舞台，周恩来所展示的外交策略和技巧，使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得分。蒋介石不无焦虑地想到，国际外交风云比闽浙沿海情势更为险恶。他在《最近国内外局势的推演与我们反攻复国计划的进度之说明》演说中表示，1955年4—6月乃是他们“外交最危险的时期”。尤其是中共在台海危机中刻意避免向美舰开炮，在随后的和平攻势中又表示愿与美国直接谈判，同时又积极进行加入联合国的行动，对台湾的外交处境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蒋酸涩地表示，如中共获准进入联合国，国民党当局将立即退出。
为挽救其日益黯淡的前景，善于揣摩老头子意图的台湾“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再施已在大陆演练了多年的故伎：暗杀周恩来，除去这位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于是代号为“1号”的暗杀计划出笼了……
当时由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国内尚无大型客机，也没有飞印度尼西亚的国际航线可用，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洽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并商定，4月11日中国代表团乘该机启程时，先作为正常航班飞抵香港，然后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下午1时从香港启德机场直飞雅加达。
台湾国民党情报人员获悉后，认为飞机在香港停留的机会最宜下手，遂指派两名在香港的特工人员进行暗杀。这两位执行者，一位是周斌成，系“保密局敌后部署组组长”。此人沉默寡言，工于心计，是早年戴笠得意的学生之一；另一位则是组员陈鸿举。
当时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找人将定时炸弹偷放到“克什米尔公主号”上，待飞机飞到太平洋上空爆炸，落入大海，将一切都炸得灰飞烟灭，毫无证据线索可寻。
在这个计划中，放置炸弹的人是个关键，问题的难点是谁执行这个任务。这个人最好是机场工作人员，尤其是能接近飞机而又不引人注意的“小角色”。周、陈两人在机场勘察一阵后，终于找到了心目中的理想人选——周梓铭。
周梓铭，本名周驹，是香港航空公司启德机场的清洁工，住在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总站附近，年仅20来岁，未婚无家累，只有一嗜赌如命的父亲。周驹个子瘦小，长相普通，在机场打扫清洁，鲜引人注意。
在60万元港币的重赏下，周驹接下了安放炸弹的任务。
行动大致确定后，周斌成和陈鸿举两人特地从香港赶回台湾，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口头报告。毛人凤一听，觉得“大有可为”。
可是周、陈却不敢向毛人凤提起60万元港币酬劳的事情，因这是他们擅自决定，事先没有请示，于是便请当时有“地下局长”之称的谷正文，出马为之说项。谷正文当时担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
谷正文十分赞成这个暗杀计划，除去暗杀中共领导人物是台湾特务职能之外，他还想借此给香港政府施加压力，因为香港对在港台湾情报人员不大客气，抓住之后就判重刑。况且这个计划看来“太漂亮”了，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经费嘛，自然不成问题。谷正文建议，最好在行动的前一天，让周驹住进旅馆，并将他父亲也一并找来，免得他临阵退缩，坏了全盘计划。
随后，周、陈随身携带着60万元港币回到香港。4月10日，他们与周驹住进旅馆，将现金交由其父亲保管。在旅馆里，他们教给周驹如何使用炸弹，对一些细节反复进行演练。 既然亚非会议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而又是由周恩来亲率代表团出席，那么保证代表团准时、安全地到达会议地点，自然就成了公安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
最初，周恩来提议由香港坐船走海路，在船上可休息两天。后与有关部门磋商后发现，走海路较危险，因为当时来往于香港和印尼之间的船只，只有荷兰不足千吨的两艘小商船，单程要走一个星期，如遇国民党特务沿途破坏，则安全很难保障。于是决定包租印航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自香港直飞雅加达。
为了保证代表团准时、安全地出席会议，公安部门还做了代表团由云南昆明乘汽车到缅甸，然后由缅甸乘飞机飞雅加达的安排。为此，中央警卫局特派时任副局长的李福坤和伍全奎，紧急赴昆明进行准备部署。
正当有关部门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周恩来总理接到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邀请周去万隆开会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吴努的意图，是想在大会召开前，几个主要参加国的领导人先在仰光碰一下头，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
中国方面欣从，决定代表团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陈毅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于4月7日先赴昆明，乘缅甸所派飞机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是代表团其他成员按原计划于4月11日由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雅加达。鉴于敌情复杂多变，中央决定加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随周恩来总理去昆明。
4月7日上午，正当周恩来、陈毅等刚要离开西苑机场候机室准备登机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周恩来。情报说，国民党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飞机的油箱内，以暗害周恩来及代表团。
对这份重要情报，周恩来非常重视，看后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
4月8日，周恩来一行抵达昆明。4月9日中缅航线飞机试航成功。
但周恩来并没有忘记先行到达香港的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安全。就在试航成功的当天晚上9点多钟，周总理打电话给北京，嘱咐邓颖超务必转告罗青长，将情况查清后，由外交部通报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在港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将此情况告知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
邓颖超即将总理的电话转告罗青长，罗青长又将此告诉了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
董越千当晚便将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转告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和我代表团。次日一上班，又向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作了汇报。张闻天随即指示西欧司副司长张越，向英国驻华代办处交涉。
当天上午9时半，张越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告知中国记者等11人明日(11日)上午由香港搭乘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已获悉国民党特务将从中进行阻挠和捣乱，敬请其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务必对他们的安全予以关照。艾惕思询问了代表团有关情况后当即表示，他将尽快将这一情况电告香港方面，并对张越说，以后再有情况，请及时通告，他可随时电告香港。
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立即将这一情况正式通知了香港当局，并于11日凌晨1时半，派专人赴印度航空公司驻港经理住宅，向印航经理通报了上述情况。印航经理起初将信将疑，表示：“这种情况估计不可能发生，因为飞机12小时才能到达香港，下午1时即起飞，只在香港加油、停留1小时，光天化日之下，谁也不敢胆大妄为。”当新华社人士告其机场有地勤人员与国民党特务分子有联系时，他才感到问题的严重，表示一定采取安全措施，届时将派印方工程师检查油箱，并亲自去机场进行监督。
新华社香港分社觉得印航经理的态度勉强，于11日上午10时，再次派人去见印航经理，请他务必严加防范，确保“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不出问题。印航经理答应，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机，绝不允许任何人接近飞机，就连添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一律由公司派人负责。
“克什米尔公主号”到达香港启德机场后，香港政府即派警察警戒飞机四周。印航经理果然亲自监督着例行服务和37件行李的运送工作，由印航空公司的一位官员将行李送上“克什米尔公主号”，中国民航飞机的乘客直接登上“克什米尔公主号”，无关人员一律不能接近飞机，也未搬运邮件或货物。如此严密的防范措施，可以说万无一失，似乎完全可以放心了。 正如国民党特务所预料的，瘦小平凡的周驹始终未引起人们的注意。4月11日，周驹象往常一样上班去了，“平安无事”地通过了工作人员的例行检查。炸弹当时就在他身上!这种炸弹是一种高科技产品，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给台湾的，这一次为了应付机场安全检查，特制成牙膏模样，外裹牙膏皮，与一般牙膏绝无两样。按规定，简易的漱洗用具是允许机场工作人员带入的。就这样，周驹顺利带着炸弹混入机场。
在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作例行服务时，周驹随着其他印航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东打扫，西清洁，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何时钻进行李舱安装了定时炸弹，又是何时失踪的。
4月11日下午1时26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6时30分，飞机突然从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100海里上空连发三次紧急求救信号。
雅加达机场顿时一片惊慌，指挥塔一遍又一遍向空中高喊：“机上有没有周恩来?有没有周恩来?到底有没有?”
就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机长回答“没有”的刹那间，信号突然中断，飞机从此消失了……
据三位生还者回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启德机场起飞后，前5个小时飞行正常，下午6时30分左右，在离海面1.8万英尺上空，机内突然发生爆炸声。正在客舱睡觉的飞机检修师卡尼克被爆炸声震醒，他发现烟雾从冷空气导管喷出，怀疑是后行李舱起火，立即报告机长，并将灭火瓶射向后行李舱。领航员帕塔克接着发现右翼第三号发动机吊舱后面也燃起大火。卡尼克报告机长后，又将一组灭火瓶射出。由于情况万分危急，机长当机立断，决定强行降落，并用无线电发出求救信号。这时，第三号发动机火警信号灯又亮了。他们迅速将第三号发动机的螺旋桨进行顺桨，把最后一组二氧化碳灭火瓶射向该区。灭火瓶消耗殆尽，但右加温机火警信号又开始报警，扑灭该区火患已不可能。火焰迅速蔓延，液力系统、电器系统相继失灵。这时距离雅加达约1小时半的航程。
在飞机急速下降时，乘客虽略有惊恐之色，但个个听从指挥，都静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没有发生混乱现象。空中小姐迅速把救生背心首先发给乘客，然后再发给机组人员。机长命令把乘务组舱门打开，接着检修师卡尼克把客舱的两个紧急出口及乘务组座舱的出口也打开。这时滚滚黑烟进入机舱，飞机前方能见度模糊不清。机长尽力想拉平飞机向左转弯，以图将飞机降落到接近陆地的地方，但由于机身毁坏严重完全失控，飞机呼啸着象一团烈火冲向海面，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机身裂为三段，沉入了大海。
领航员帕塔克和检修师卡尼克被强烈的气浪摔出机外，浮于海面。副驾驶狄克西特在飞机坠海后，猛力踢开身旁的滑动窗，拼力钻出水面。他们凭借强健的体魄和娴熟的水性，忍着饥渴，在茫茫的大海中漂浮。卡尼克和狄克西特被海浪冲到一起，为了互助共同求生，两人捆在一起，在海面上漂泊了8个多小时，到达一个小岛上。帕塔克则单独和海浪搏斗，最后也挣扎到小岛上。他们先后被英国军舰发现救回，奇迹般地生还。乘客和其他机组人员则全部遇难。在打捞过程中，发现几乎是所有遇难者的尸体漂浮在海面上，唯独机长贾塔尔的尸体仍留在自己的座椅上。显然，他顽强地坚守岗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飞机失事后，新加坡和印尼空军当局都派出军用飞机在出事地区搜寻。英国皇家空军、海军派出多架飞机和多艘军舰前往出事地区营救。英国皇家“丹波尔号”军舰在一小岛上发现并营救出了三名幸存者。
遇难者的尸体打捞起来后，被运到新加坡，我国政府当即去认领。由于热带高温，海水浸泡，烈士遗体已难以辨认，在当地统一火化后，骨灰盒被带回北京，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为纪念这些遇难者，修建了一座5米高的汉白玉纪念碑，碑的正面镌刻着周恩来题写的碑文：“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背面刻着11位烈士的简历，底座正面刻着烈士们殉难的经过。
这11位烈士是：中国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新华社记者沈建图、黄作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副秘书长杜宏；新华社兼《光明日报》社记者李平；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厂摄影师郝风格；奥地利记者严斐德；波兰《人民论坛报》记者斯塔列茨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
石志昂等8位中国烈士，都是新中国优秀的外交人员和一流水平的记者。遇难时，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李平仅26岁，年龄最大的钟步云也只有43岁。如此年轻便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这个道理他们懂得。李肇基和钟步云在出发前便意识到了此次使命的危险性，特意与妻子儿女照了张全家福。结果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们是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而牺牲的，他们死得英勇，死得壮烈，死得重于泰山!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后，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强烈谴责美蒋特务的罪恶行径，要求香港当局彻底调查，严惩国民党特务。
4月12日上午，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副局长张越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维廉，向英国政府提出质问，对港英当局在我事先报警的情况下，未能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表示不满。次日，外交部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公开声明，严正指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不是一次普通的飞机失事，而是美蒋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一起暗杀事件；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尽快调查此案，将参与这一阴谋事件的特务缉拿归案。
4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仰光同印度总理尼赫鲁总理会谈时，建议尼赫鲁派一名官员，他派一名私人代表，去香港调查处理这次事件。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又接见了印度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的代表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商谈和安排了有关调查处理事宜。
为了查明事件的原委和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周恩来自万隆回到北京后，又于5月9日召见英国代办杜维廉，希望艾登首相和英国政府指示香港当局通力合作，尽快侦破此案，使之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
周恩来还为破案提出了5点具体要求：①为保密起见，中国政府将把已获悉的材料，由印度派到香港调查此案的尔·纳·高直接转交给香港总督；②香港当局得到材料后，不得让无关的人员知道，以防泄密；③对材料中所涉及到的有关人员进行监视，以防逃跑；④对案中关键人物，即与这次破坏活动有直接关系的人物，要严加审讯；⑤在香港当局进行审讯时，我们要派出代表列席旁听。
艾登首相和英国政府同意中国政府的各点要求。
5月18日，中国政府的代表熊向辉和印度政府的代表高先生抵达香港。当天下午，高先生将中国政府关于该案的综合情报材料面交给了香港总督葛量洪爵士。当晚，香港当局即开始逮捕国民党特务。
香港当局从5月18日起至6月1日，共拘捕审讯88人。经过反复调查、审讯、核实，“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终于真相大白：飞机爆炸确系蒋记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目的是暗杀周恩来。其主使为周斌成，具体施暴人是周驹。周驹作案得逞后，未等到下班，便匆忙从铁丝网下爬出机场，乘坐接应他的汽车逃走，潜避台湾。
由于周驹是在港方通缉以前就到了台湾，港局只能要求台湾方面将周驹送回香港受审。台湾方面则在12月14日通知英国驻淡水领事馆称，英国和台湾不存在引渡条约，这一要求无法律依据，拒绝了港方的要求。周驹在台湾保安单位的“保护”下，逍遥法外。其父则在情报人员的安排下，于案情曝光后安全偷渡赴台。父子俩抵台后，立刻改姓埋名，定居台湾。
香港当局在中印双方的协助和敦促下，为侦破此案作了一些努力，但终未将主犯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后来借口证据不足，先后将全部拘留人员，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了事。更可惜的是，始终不能查明这一案件真相及其幕后主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局。
后据谷正文透露，被“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吓了一大跳的香港政府总督，曾与台湾在香港情报网的最高督导王新衡达成了一项口头交易：对于台湾情报人员，香港可以破坏组织，可以抓人，但不准判刑，直接遣送回台，交由台湾自行处理。如果香港政府答应放台湾情报人员一马，则台湾情报人员保证不在香港再搞炸机、杀人、放火等恐怖行为，并停止印制伪港币。
于是，这次震惊世界的空难事件，就如此不了了之。那些死难者地下有知，该做何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