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国瓷器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x0dx0a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x0dx0a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x0dx0a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x0dx0a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x0dx0a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x0dx0a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x0dx0a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x0dx0a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x0dx0a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x0dx0a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x0dx0a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x0dx0a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x0dx0a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x0dx0a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x0dx0a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x0dx0a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有羊木光。x0dx0a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x0dx0a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x0dx0a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x0dx0a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x0dx0a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x0dx0a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x0dx0a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着名的青白瓷窑系。x0dx0a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x0dx0a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x0dx0a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象的新的仪态和风范。x0dx0a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x0dx0a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_(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x0dx0a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着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x0dx0a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x0dx0a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x0dx0a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x0dx0a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x0dx0a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端口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x0dx0a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x0dx0a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蟹)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着《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x0dx0a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x0dx0a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x0dx0a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x0dx0a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x0dx0a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x0dx0a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x0dx0a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干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x0dx0a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x0dx0a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x0dx0a康熙、雍正、干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干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x0dx0a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干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
‘贰’ 华沙跳蚤市场有中国瓷器吗
有。华沙跳蚤市场是有中国瓷器的,华沙跳蚤市场里有很多来自中国或日本的古董花瓶,大家可以看到镶有青花瓷的碗、盘子和茶具,还有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工艺品,这些带有岁月感的亚洲瓷器等。
‘叁’ 到印尼旅游必买的有哪些 吃 穿 用 玩
1. Wayang木偶
陶器自古以来就在印度尼西亚生产。主要是陶器和stone器。后来,中国人引入了瓷器。印度尼西亚有许多陶器制造中心。其中最着名的是Kasongan,Pundong,Melikan,Klampok,Plered,Sitiwinangun,Lombok和Singkawang。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的传统,创造了有趣的民族设计混合体。直到最近,印度尼西亚制造的大多数陶器都是纯色的,没有太多装饰。但是,随着出口的增加,更多的装饰性陶器开始出现。
今天,印度尼西亚的陶器包括小雕像,花瓶,盆和各种装饰性物品。每件商品的价格在5美元到100美元之间,而真正物超所值的商品要收取更高的价格。
‘肆’ 外国博物馆珍藏着哪些我国的珍贵文物今晚用
世界各大博物馆里珍藏着许多举世无双的中国文物。她在外国博物馆以无比高贵的姿态,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言人,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偶象。下面简略介绍如下:
一、亚洲
日本: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最大的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内设有“东洋馆”,整个二楼五个展室都陈列中国古代美术品,其中不少是陶瓷,从原始彩陶到唐宋以后的陶瓷等,应有尽有。比如,该馆珍藏古建盏,产自闽建阳市水吉,是镇馆之宝。就甲骨片而言,日本是收藏最多的国家,在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000片。馆内的9万多件藏品中,包括有上万件中国文物,上自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唐宋元瓷器,下迄清代的瓷器字画,可谓无所不包。马远的.《洞山渡水图》.《寒江独钓图》.,梁楷的.《雪景山水图》.;《李白行吟图》.《六祖截竹图》.李迪的.《红白芙蓉图》.等等都是旷世名作。此外,日本各地上千座博物馆收藏有中国文物,珍品也是数不胜数,数量估计在数十万件。
据.《日本侵华对文物的破坏》.一书.介绍,战后日本归还了一部分战时掠夺的文物,有158000多车,其中有2000多件是比较珍贵的,但这只是很少的部分。此后由于多种因素我国没有再继续追讨。.
值得一提的是,东京国立博物馆曾举办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展览。是把全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不仅是完整的器物,也包括陶片,从全国搜集后,汇集展览,引起了人们极大兴趋。其中有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的瓷器等。
京都国立博物馆的本馆,主要用于举办各种专题展览。馆内所藏1万余件珍贵文物,定期轮换站出、展出。京都国立博物馆本身,也是日本的国家重要文物保护单位。其中陈列着大量的龙泉青瓷。铭记有“顾氏”二字的明代着名龙泉匠师顾仕成一件直径约4寸5分的瓷碗,就珍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内。
日本奈良市的法隆寺珍藏了唐代越州窑的四耳青瓷药壶,高8寸7分,直径4寸5分,曾为天皇所使用。当这一稀罕的宝物在1939年于奈良市博物馆公开陈列时,前往参观的人群如山如海。
伊朗:伊朗阿特别尔寺在伊朗古都大不里士以东的阿德比尔镇。1611年曾将珍贵的1600多件中国陶瓷献给神庙,现归德黑兰考古博物馆收藏的,仍有8O5件。藏品中除有元青花重器达20余家件外,尚有北宋、南宋、元龙泉瓷、景德镇印花白釉小足器、蓝、黄、酱釉及各时期青花瓷、斗彩瓷、粉彩瓷等。是世界上知名的博物馆。
土耳其:托普卡比宫收藏的陶瓷约1万件。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产的,仅浙江元龙泉青瓷就有1500余件。其中大盘、碟子、碗等器皿质量异常精妙绝伦,也有大罐。清代的瓷器约4000件。完整的至正型的元青花重器在世界上为数不多,据说总共不过300件左右,但仅在这里就集中了8O余件。这些藏品中元青花琢器就40件,其器型硕大、通体满绘、色泽艳丽浓翠,堪称世界之最,为国内出土器罕见。如80厘米的葫芦瓶就有二个。这里藏的元青花器有一种震撼力,当你第一次看到它时会都被迫得往后退。这些元青花从缠枝牡丹、龙凤麒麟,到“萧何月下追韩信”、“昭君出塞”……元青花可谓无所不绘。该博物馆已成为世界上收藏中国元代完整的青花瓷最多的一个博物馆。
菲律宾:
桑托斯、洛克辛和罗伯特·维拉诺克等三个博物馆藏有中国瓷器约7万余件。菲律宾人历来珍视中国瓷器,据说只在节日时,才将埋于地下的瓷器取出来用,用后又再深埋地下,所以出土的瓷器大多是完整的;品种有越窑系刻花青瓷;龙泉窑刻花盘、晚、花瓶、酒壶等;福建泉州、德化的刻花青白瓷、青白褐斑瓷以及福建的建盏。元代瓷器出土数量最多,主要是景德镇产品,有青白瓷、青花、釉里红瓷等品种。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博物馆收藏500O多件陶瓷藏品中,绝大部分都是中国汉代到明代的产品,这些藏品都是从印尼各地收集来的。在东南亚各国博物馆所藏的明代陶瓷中,雅加达博物馆是首屈一指的。其中有明代的斗彩、三彩、五彩、白地青花瓷器,器型有书“金玉满堂”四字的盈尺大碗,也有图绘仕女栩栩如生的万历五彩大尊。有书阿拉伯文字的白地青花大盘,盘中绘双龙朝日,次为五火云奔马,边缘画阿拉伯故事。有书阿拉伯文字的三彩大盘,这是元末明初德化窑产品。还有书阿拉伯文字的白地青花中碗,碗底有“成化年制”的款识,也是德化窑烧造的产品。
马来西亚:
吉隆坡国家博物馆珍藏一批中国明代瓷器,大部分是景德镇的产品。比如,一件12寸大盘,内画葵花、如意,边画八宝、长春花,外画梅鹊,底款书篆字“富贵佳器”。一件8寸康熙中盘,内画山水,边画水草花鸟,外画梅鹊;环以金钱带,外画缠枝花。一件5寸中碗,内画山水,边画水鸟,底款书“大明嘉靖年制”。一件4寸康熙小碗,内画鸳鸯水草,边画荷花,水草,水鸟,外甜白,底款篆书“福”字。是目前所知出土中国瓷器最多的地区。
沙捞越博物馆收集出土的陶瓷标本100多万片。 其中福建德化、安溪磁灶等窑的青瓷、青白瓷、白瓷等。
韩国:
汉城博物馆把在南朝鲜出土的中国瓷器收集到一起,为研究中国对南朝鲜瓷器文化带来的影响提供了条件。藏有从汉代到清代的青瓷、白瓷、唐三彩等中国瓷器5000余件,其中的最早的中国白瓷灯盏、晋代青瓷羊为馆藏之宝。此外,汉城博物馆还藏有一定数量的敦煌遗书。
巴基斯坦:
拉合尔博物馆该馆辟有中国文物陈列室,展出约7O00余件中国文物,其中不少是陶瓷。卡拉奇国家博物馆也收藏了不少中国陶瓷。其中有晚唐时代越州窑青瓷水注和长沙烧制的施黄褐釉的陶器。拉合尔博物馆该馆是巴基斯坦目前最大的艺术性博物馆。
新加坡: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收藏各地出土的瓷器碎3000余千件。青瓷以越窑青瓷为主,并有宋、元、明三代的龙泉窑青瓷。青花是景德镇产品,有明代永乐、宣德年号的高足瓷片约30件。
南洋大学李光前文物馆搜集和保存有丰富的中国陶瓷,其中有高80毫米的宋德化桶形白瓷罐,直径141毫米的明德化粉绘白瓷盒,直径46毫米的明德化印花白瓷盒,高119毫米的明德化狮头双耳白磁瓶。均为馆藏珍品。
泰国:
曼谷博物馆收藏中国明代瓷器200余件,比如,大明年制款青花大碗,红色描花小罐带金装饰盖、贴金小罐等。特别是出土的绿釉帆船形明器,更是研究中国造船史的宝贵资料。
越南:
河内博物馆收藏的中国陶瓷,以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花瓷为多。尤其是在青瓷方面,有北宋的多嘴罐形青瓷瓶。元代的花瓶、大盘等物,该馆还收藏有中国汉代陶器。
阿曼苏丹:
马斯喀特博物馆藏有中国古瓷3千余件。其中一件元青花飞凤牡丹纹瓷是马斯喀特老城博物馆的镇江馆之物。。
伊拉克:
巴格达阿尼亚西多博物馆,收藏有中国陶瓷2500余件,其中有珍贵的元青花、宋代龙泉窑青瓷和元代、明代龙泉窑青瓷。
二、欧洲
法国
卢浮宫 ,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北岸,是巴黎的心脏。它的整体建筑呈“U”形,占地面积为24公顷,建筑物占地面积为4.8公顷,全长680米。在瓷器方面,以收藏亚洲艺术品着称的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最佳,馆里的瓷器从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一直到明清的青花、五彩瓷,各个朝代各大名窑的名品应有尽有,且多为精品。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三成,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6000件;卢浮宫是世界上最着名、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是举世瞩目,艺术殿堂和万宝之宫。1793年8月10日,卢浮宫艺术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一个博物馆。其门口的金字塔形建筑就是华人设计师所设计。从那时起,这里的收藏不断增加,包括拿破仑掠来的艺术品。总之,如今博物馆收藏目录上记载的艺术品数量已达四十万件之多。,从古代埃及、希腊、埃特鲁里亚、罗马的艺术品,到东方各国的艺术品,应有尽有。馆藏中国历代陶瓷器约4万件。几乎涵盖了中国各时期的陶瓷。有些甚至为国内罕见,尚还有一些为孤品。卢浮宫已成为世界着名的陶瓷馆。
巴黎国立图书馆馆内目前收藏的圆明园艺术珍品主要有:由清代宫廷画师沈源和唐岱共同绘制的绢本.《圆明园四十景图》;宫廷画师沈源和孙佑刻版的木刻本;《圆明园四十景图》.宫廷画师伊兰泰制作的海晏堂等西洋楼铜版画四十幅;郎世宁绘制的宣扬干隆皇帝武功的.《格登鄂拉斫营》.以及.《圆明园菊花迷宫图》.;等。.《圆明园四十景图》局部.巴黎东方博物院.清末外交官薛福成在其.《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中记述: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他在巴黎东方博物院中国展室中发现“有圆明园玉印二方。一曰:‘保合太和’,青玉方印,稍大;一曰‘圆明园印’,白玉方印,稍小”。.巴黎集美博物馆.馆里的瓷器从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一直到明清的青花、五彩瓷,各个朝代各大名窑的名品应有尽有,且多为精品。.馆内还收藏有圆明园艺术品珍品:郎世宁绘制的.《干隆肖像》.,是干隆皇帝41岁时的坐像,干隆身旁站立两位大臣,人物极具神韵,为中国与欧洲绘画技艺相结合的佳作;干隆百花瓷瓶,陀螺状,造型精美,画法上乘,瓶上的花卉图案种类各异,绚丽多彩、万紫千红,非常美观,是干隆时代的艺术珍品。
枫丹白露,原意为“蓝色之泉”,在巴黎东南90公里处,周围有2500公顷的森林,自古这里就是狩猎、避暑的胜地。法王路易六世时期(约公元1137年前后),这里最早开始兴建宫殿。经过几代帝王的不断扩建,枫丹白露宫日益完善并富丽豪华起来。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欧也妮王后建立的。兴建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存放抢自圆明园的文物—1860年英法联军劫毁圆明园后,侵华法军司令孟托邦把从圆明园抢劫来的所谓战利品敬献给拿破仑三世和欧也妮王后。目前,这里收藏的中国历代名画、金银首饰、瓷器、香炉、编钟、宝石和金银器也有3万多件。
另外巴黎的吉美博物馆,收藏有中国历代陶瓷器1万余件。陶器有自甘肃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壶、两汉的陶桶、北魏的骑马俑至唐三彩器等。瓷器有晋朝的盘口瓶、南北朝的渣斗、唐朝的白釉碟、宋哥窑洗。钧窑玫瑰紫洗、花盆等,元代的青花扁壶是其精品。明代的瓷器、清三代的青花瓷器就数不胜数。
英国:
不列颠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在伦敦的鲁塞尔大街上,面积较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小,但展出面积也较故宫博物院为大。原来是私人捐赠的图书馆,1754年购买现址的蒙塔古大厦为馆址,1759年首次向公众开放。1823年英王乔治四世在蒙塔古大厦基址上修建了现在的古罗马式大厦,并捐赠了许多皇家藏品,成为今天的大英博物馆。
不列颠博物馆的文物收藏可谓广博,不列颠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最精。堪称一座世界历史博物馆。人类文明发源地巴比伦、印度、中国和希腊的珍贵文物比比皆是。中国的瓷器琳琅满目。由香港巨富徐展堂先生捐赠125万英镑辟设中国艺术馆,这里收藏了很多中国瓷器。就敦煌宝藏而言,而今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三成;藏于不列颠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13700件。藏于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近2000件几乎中国有什么它就有什么。太厉害了。有的展品甚至在我国故宫都没有。这些东西大部份是八国联军掠去的。圆明圆的珍宝有一半都藏在该馆。该馆大概是中国以外最大的中国陶瓷馆了。1860年,英军从圆明园中所劫走的文物一部分献给了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另一部分被拍卖。献给女王的圆明园文物存放在大英博物馆。其藏品目前已接近700万件。
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包括,青铜器、陶瓷器、书画、玉器、雕刻品等,共计23000余件,有许多是珍品、孤品。比如,清代干隆帝的心爱藏品、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代摹本最为引人注目,而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和上世纪由斯坦因(被指“敦煌盗宝第一人”)带往英国的大批敦煌文物,也是极其重要的珍品。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书画: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代摹本、李思训《青绿山水图》、巨然《茂林叠嶂图》、李公麟《华岩变相图》、范宽《携琴访友图》、燕文贵《群峰雪霁图》、苏轼《墨竹图》、马远《山水再游图》等。青铜器:商双羊尊、西周康侯簋、邢侯簋等。
不列颠图书馆中国珍贵文献和古籍6万多种,其中有中国波罗蜜佛经最早版本《永乐大典》;45卷及甲骨片、竹简、刻本古书、敦煌藏经(包括刻版印刷的《金刚经》和地图。法国枫丹白露宫在西方博物馆中,收藏和展览圆明园珍宝最多最好的要数法国的枫丹白露宫,宫中的中国馆可以说是圆明园在西方的再现。英国的维多利亚博物馆和剑桥、牛津、普雷斯顿、爱丁堡等博物馆仅收藏福建德化瓷器就有近300件,其中维多利亚博物馆就有60件。
伦敦维多利亚——艾伯特博物馆 在英国博物馆珍藏着皮尔先生于1731年12月10日在广州签署的订购中国瓷器的发货单。发货单上有100种不同样式的青花瓷碟约25O件;按订货方要求装饰玫瑰釉家族纹章的瓷器约450件。另外,还有花瓶、咖啡壶、大碗等。
德国:
卡赛尔朗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中国青瓷碗,上有卡泽伦博格伯爵(1435--1455年)的纹章图案,是现存欧洲最早的有年代的中国明代瓷器,几百年来一直是该家族的传家宝。
德累斯顿博物馆收藏的12个中国青花大花瓶还有一段奇闻:1757年4月,萨克森的选侯奥古斯特二世,十分喜爱收藏中国瓷器,对他的邻国普鲁士威廉国王的妃子收藏的中国瓷器羡慕不已。威廉国王又喜欢身体强壮的大个子士兵。于是,奥古斯特派人游说,用自己的四队近卫军换取了威廉妃子的12个青花大花瓶。因而这些花瓶也被称为近卫花瓶。
俄罗斯:
冬宫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该宫由着名的建筑师拉斯特雷利设计。正如人类历史上其它着名的宫殿一样,该宫殿自从建成以来一直备受劫难。冬宫初建于1754至1762年间,1837年被大火焚毁,1838至1839年间重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再次遭到破坏,战后被精心修复。宫殿共有三层,长约230米,宽140米,高22米,成封闭式长方形,占地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超过4.6万平方米。冬宫的四面各具特色,但内部设计和装饰风格则严格统一。四角形的建筑宫殿里面有内院,三个方向分别朝向皇宫广场、海军指挥部、涅瓦河,第四面连接小埃尔米塔日宫殿。共有中国各个时期的陶瓷珍品近5000件,基本上反映了中国陶瓷工艺发展的概貌。其中不少珍品是沙俄从我国掠走的因而该馆藏品异常丰富。如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三成,而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就有12000件,多为珍本孤本。次外,国宝明天启针灸铜人也是被沙俄从我国故宫掠走的。
瑞典:
东方博物馆收藏有在西方算最全最好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这是因为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曾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当时的中国政府请他将新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和周口店古人牙齿等古物标本带到瑞典鉴定、研究、确定牙齿属5万年前的中国猿人。带去鉴定的出土陶器则由中国政府作为赠品留给了瑞典。加上后来陆续收集的,藏品包括了庙底沟、马家窑、齐家坪、马丁、辛店、半山等地出土的代表着新石器时代几个重要文化时期典型面貌的各类彩陶、灰陶、黑陶作品今年是故宫博物院80周年华诞,也是中国和瑞典建交55周年,瑞典派出以王储维多利亚公主为首的访华团,并精心策划,挑选了165件从沉船“哥德堡“号上打捞上来的中国瓷器访华,并在故宫展出。
这批瓷器05年9月9日到京,在伦敦一家国际保险公司投保,保额约达2500万人民币,这在艺术品保险当中首屈一指。于2005年9月26日起举办“瑞典藏中国陶瓷展”。展出的181件(套)文物中,有165件是打捞上来的。其余的瓷器是瑞典各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外销的瓷器。12月26日展览结束后,“粉彩孔雀牡丹纹汤盆”、“黑彩描金花卉大碗”、“粉彩描金帆船纹大盘”等18件精美的瓷器,将由此次展览的赞助商之一—沃尔沃公司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总价值达50万元人民币,体现了中瑞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东方博物馆还收藏有从战国到明代的数百件俑,最大的高1米多。该馆收藏唐三彩作品也很多,有官吏、商人、马夫、宫女、舞伎以及胡人形象,以女俑为最多,还有动态异常生动的马与骆驼形象。其收藏的陶瓷精品,展厅也是按年代系列陈列的,从汉代铅釉陶壶、鼎、俑、唐三彩等各式冥器,到中国古代四大名窑的精品,瑞典清代在中国烧制成套瓷器20万件以上。其中3万套有瑞典贵族家微。这些瓷器,很多都收藏在该馆里。
瑞典哥德堡历史博物馆收藏中国明末、清初的景德镇外销瓷。分纹章瓷、人物画瓷、船舶图花卉图几类。外销瓷中的花卉多是摹仿欧洲花卉画家的作品。2006年瑞典仿古帆船哥德宝号访问了广州、上海等城市。
葡萄牙:
里斯本博物馆收藏印有曼纽埃尔一世纹章的中国生产的青花不多,但精品不少。
比利时:
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历史博物馆里,收藏着一些精美的瓷盘。
丹麦:
哥本哈根博物馆里仅收藏中国福建德化瓷器就有26件,其中有的是康熙青花瓷。
挪威:
奥斯陆博物馆收藏中国福建德化瓷器约十件。
波兰:
华沙国家博物馆远东部收藏中国陶瓷共约5OO件。
三、非洲
肯尼亚:
杰萨斯堡博物馆收藏了很多肯尼亚各地出土的中国古瓷,达200件。其中,明代瓷器较多。比如,缠枝莲花卉纹碗、秋雁花草纹碗、塔楼亭石纹碗、鸳央莲池碗等都是中国明代的产品,还有清代康熙时期瓷器近百件。
埃及:
开罗博物馆藏有中国陶瓷残片1.2万片。这些残片有唐到宋初越窑系青瓷,唐到明白瓷,宋元龙泉青瓷,元青花,以及明清两代青花彩瓷,还有唐三彩。
摩洛哥:
非斯博物馆藏有6件方形彩绘中国明代五彩瓷,这些瓷器是在摩洛哥出土的。
四、北美
美国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是美国最大的博物馆,建于1880年,整个博物馆是一幢大厦,占地8公顷,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的1/9,但展出面积很大,不下24公顷,反而是故宫博物院的两倍。仅画廊就有200多个,藏有36.5万件各类文物和艺术品。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背依纽约中央公园,闹中取静,环境幽雅。然而,在建筑上没有体现出美国人的创造性,高台阶、大廊柱,与任何一座标准博物馆一样刻板、单调。但展出内容却丰富多彩,体现了资金足、气派大的美国风格。整座的2460年前的埃及古墓移置在馆内专建的大厅中巨型玻璃罩里,令人叹为观止,可谓镇馆之宝。被认为科学技术最发达的美国,对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浓厚兴趣,实在发人深思。可能由于美国历史很短,博物馆的主办者不满足于单件展品的陈列,而是充分利用雄厚的财力,制造一些风格迥异的环境来让人怀古。
大都会博物馆展出面积极大,在艺术上却难称登峰造极。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德化古代陶瓷就有8O多件,其中还有德化着名陶塑家何朝宗的早期瓷雕达摩象作品。
馆内收藏的康熙玉如意,为圆明园散失的艺术珍品之一。它由一块名贵的白玉雕刻而成,长近半米,白中透绿,被雕刻成多孔真菌形状。手柄顶部有“御制”两个大字,下部刻铭文:“敬愿屡丰年,天下咸如意。臣吴敬恭进”。当年它被英法联军抢走后,又在巴黎拍卖会上被拍卖,最后入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波士顿美术馆.该馆以东方艺术品着称于世,现藏有中国和日本绘画5000余幅。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宋、元时期名画,如保存完好的唐张萱。《捣练图》,宋代摹本、宋徽宗;《五色鹦鹉》;张萱;《捣练图》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圆明园艺术品主要有:郎世宁绘制的.《干隆帝后和十一位妃子肖像》,画中的青年时代的干隆皇帝英姿飒爽,栩栩如生。这幅画干隆只见过3次,即绘制完成之时,70岁时和他退位之际。
芝加哥美术馆该馆的东方部以收藏中国青铜器而为世人瞩目。最让人震惊的是一件战国提梁孟。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这是一座以收藏亚洲文物尤其是中国文物为主的博物馆。其中陶瓷部有2000多件,始于新石器时代,迄于清。玉器部有1200多件,为世界上收藏中国玉器最丰富的博物馆。青铜器部约有800件。明尼阿波利斯澳克艺术中心收藏有一座原藏圆明园的干隆大玉山子。这是一块含有绿色和白色的玉石,能放射清冷的灰绿色光泽,在干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被雕刻成一座高峰深谷的玉山。山崖下露出亭台殿阁,小路和下面的山脊上有几组浮雕人物,房前有一个百合花环绕的池塘,极为壮观而精致。在峭壁之上,还刻有干隆皇帝御笔临摹王羲之的。《兰亭序》挪威伯尔根实用艺术博物馆其中一处展厅摆放着几千件中国文物,这些文物仅出自挪威人蒙茨的捐献。1887年蒙茨来到中国,在中国海关任职,后又担任了袁世凯的骑兵团长、参谋长等多个职务。蒙茨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收集了两千五百多件中国文物。该馆藏品中最不寻常的是圆明园的石雕,在一层的整个陈列室中,几乎全部是雕刻精美的圆明园建筑石构件,有残断的柱础、栏杆、望柱、石像,在大厅的墙壁上还挂着一幅印在白布上的圆明园海晏堂铜版画。从上面还能认出部分石雕原来所在的位置。这座展厅被命名为“圆明园展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近500幅。
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是致力于古代东方艺术的一个博物馆。该馆收藏了很多中国古代陶瓷器。其中一件举世闻名的商代白陶,陶质细腻,纹饰精致。商代的白陶器在国内仅存残片。这件是流散在海外的唯一完整的器皿。
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绘画就有1200余幅。美国共收藏有中国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
在塞勒姆的航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中国瓷盘。关于这件珍贵的中国瓷盘的由来是这样的:19世纪初,塞勒姆的“塞勒姆的友谊”号在所有美国的船舶中占居首位。这艘建造于1815年的船,尽管吨位不大,但以快速航行而闻名世界。它曾航行到过广州。美国的画家为这艘船画了一幅水彩画。大约在1820年,广州的瓷器画家根据这幅水彩画在一个直径十英吋的瓷盘上也描绘了这艘船,上写船的英文名字,远处还隐约地出现三艘小船,显然是运用了西洋绘画的透视技法。现在,这块瓷盘已成为研究美国18、19世纪航海、远东贸易、造船、绘画等方面的宝贵资料。
‘伍’ 中国最着名的骨瓷生产地有哪些
骨瓷是在瓷土里加了25%以上的食草动物骨灰烧成的,尤其三岁牛骨。据网上达人说,骨瓷是最高档的瓷器了,我觉得不尽然。骨瓷含骨灰的比例之大,出乎我的预料。我的问题是骨灰超过了50%之后,以前的瓷器是该叫骨瓷还是瓷骨呢?就像大熊猫在台湾叫猫熊,它到底是像熊的猫?还是像猫的熊呢?就像冰箱其实是柜子,冰柜其实是箱子,约定俗成就难以正名了,按惯例叫骨瓷好了。 世上最着名的骨瓷公司大概是英国的wedgwood韦奇伍德了吧,但随着1月5号母公司在英国的破产,一些问题浮上水面。我们百货大楼里面的骨瓷,是在英国工厂生产的,还是在印尼工厂?如果在英国,那么在其复工之前,国内专柜相当多的系列都将有断货之虞,而在印尼生产则供货还会源源不断。如果是后者生产,我坚决不买,因为我付出的价格是以英国制造为前提的。wedgwood的骨瓷价格相对较高,走的是中高端路线,产品在远东表现不俗,这给它带来的高额的利润。但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英国人把部分生产线迁往印尼等地,以降低生产成本。但事与愿违的是,高价奢侈品在金融危机下的欧美并不吃香,而产地的转移又会影响到远东买家的热情,结果就是销售额每况愈下,债台高筑,破产了断。我买的几件猎狐系列的标签上写着“Mide in United Kingdom”,应该是英国造的吧。 产地问题似乎也不应该阻挡我们对上好骨瓷的热爱,应为大牌骨瓷公司的设计还是很好的,比如wedgwood的野草莓系列、丰饶角系列、蓝象系列(姑且这么叫)等等;royal doulton下面的老镇玫瑰系列、老鼠系列、花语系列都有非常高的知名度。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些瓷器只是在中国卖了一个奢侈品的价格,说它们是最高档的瓷器言过其实。我觉得,中国的瓷器才是第一,看看明代、清代出口欧洲的瓷器图谱就知道了,那才是真正可以传家的瓷器,我相信景德镇、唐山等等中国瓷器产地早晚会恢复工艺水平。那些机器制造、可以无限复制的产品不应该被抬得太高。
‘陆’ 印尼海底千年沉船捞出7万件中国文物,对方要价3亿,最后怎么样
在中国古代史中,不管是海上丝绸之路或是陆上丝绸之路都被看作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当今的实际情况,想要再现古代的丝绸之路似乎难度颇大,不过这样的优良历史传统自然是不会被历史淘汰,由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被认为是复兴丝绸之路的重要举措,如今备受世界瞩目。
距离“一带一路”的提出距今也有三年了,再回顾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演讲时的内容,我们会注意到在这次开幕式演讲上专门提到了印度尼西亚的千年沉船“黑石号”。很多人会有疑问,为什么提到这艘沉船,它有什么样的故事?查阅文献资料我们不难发现,这艘黑石号根据推算可能是在中国唐朝时期的沉船,在印度尼西亚海域被打捞之时船上载有的中国文物多达7万件,面对如此庞大的文物数量,中国相关博物馆也对这艘沉船曾经提出购买意愿,可惜由于对方开价高达3亿,经过综合考虑中国方面不得不放弃。
说到底是这一类人对于这艘沉船的认识不足,首先沉船并不是中国的,船上的中国货物也已被买走,只是归途遇到意外沉了,何来民族的悲哀?国内文物界也提出购买方案,然而对方要价不合理,非我们过错,何来国家耻辱一说?考古不分国界,对于黑石号来说它的最大历史使命就是展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而不是被用作民族争斗的武器。
‘柒’ 陶瓷之美优美散文
一、中国瓷器
一、一张精致的名片
去景德镇,冲着那里的瓷业。一直以来,它成为我心驰神往的地方,满怀着神秘。“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无论玲珑剔透、轻盈细致的套盘,还是圆圆胖胖、稚稚拙拙的碗盏,都那样生动可爱、楚楚动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瓷器,偶若遇见景德镇的产品,对着底部的印记,大人们会郑重其事地介绍一二,话语中透着赞赏与崇敬。也曾几回,将一些瓷器附在掌心,立在案头,摩挲,端详,相看两不厌。瓷器无语,人也无语。
景德镇在昌江之南,古称昌南镇,因其陶瓷闻名,外国人径直用昌南的读音(chāng nán)称呼中国,即China。正如尼罗河畔的金字塔,让人们知道了古埃及,如今一说到埃及,人们无不油然想起金字塔。又如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泰国人妖,许多人因之知道了泰国,并乐不可支地趋之而鹜。景德镇,恰似引介和展示中国的一张精致的名片,任所有的骄傲镌在瓷器上。
二、在火中涅盘
在浮梁瑶里古镇附近的“陶花源”,一处古代龙窑遗址。龙窑依山傍水,像一条巨龙,身长20余米,腰宽两米多,“龙头”高翘望着苍天,“龙尾”低伏,紧贴地面。从窑里挖出的泥土,干燥而金黄,带着“火”的颜色;那刚出土的瓷片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瓷器来自泥土,似乎为了赶赴一场前世的约定,完成一次生命的燃烧。铸铁成钢,寒梅吐香。即便是一抔普普通通的泥土,只要敢于锻造,勇于磨练,甘受熬煎,就可以升华自己。一次炼狱,或许就是一次涅盘。感谢火。有了火的锤炼,泥土有了筋骨,修得如玉的瓷器。纵然哪一天,她可能被碾成碎片,但经由火中,红过、紫过,也生而无憾。
三、生命来自泥土
上古时期,女娲因为大地的冷清而感到孤寂,灵机一动,用泥土仿照自己制作了“人”,进而创造了人类社会。几千年前,据说因为一场偶然的火灾,将景德镇特有的“高岭土”烧成了瓷器。人与瓷器共同作为来自泥土的奇迹和杰作,带来无限生机与趣味。没有人类,地球将会黯然失色;没有瓷器,人类也将减少几许美感。“一枝草一点露”,一棵小草因为一滴露水的眷顾,会化作生存的机会与条件。生命既然活在世界上,就有存在的理由,以及继续存在的条件与关怀,最终化为奇迹。纵然不过泥土,可能生长庄稼,也能化身如玉。瓷是修炼得道的玉。
四、与水相济
也是在陶花源。在瓷器制作的作坊,我看见泥土与水糅合的制丕工序。因为水的融入,泥土黏合紧密而不松软,便具有不同的形状和姿态,更有了水的灵性。因此也感谢水。别拒绝水,上善若水。拥有火的炽烈,也无妨藏有水的温柔。水性至柔,柔极至刚。正如钢刀淬火,唯有水火相济,阴阳相调,才赢来钢的坚韧与锋利。瓷器因为水的融合,才那么坚韧而柔媚。听吧,弹击瓷器,金属般的清脆悦耳动听,原来附有火的朗笑、水的潺潺。
五、雕琢灵魂
“玉不琢,不成器。”在每一款瓷器上,都流动着匠师艺人的灵魂,让人仿佛看见他们和高人悟道,听到他们在松风中歌唱,以及泥土的呢喃,火的舞蹈,水的笑逐。那随手渲染的狼毫勾勒,一片墨痕,现出荷叶、梅花、芙蓉、小鸟,青花如水墨般在瓷胎上游走,或浓或淡,泛着一片欲滴的苍翠。还有其中的山水、美人、书法以及朱红印章,都洋溢着无限的意蕴。
凝视瓷器,其实就是凝视生命,以及由远古而来的迟缓的脚步。
六、独一无二
在景德镇,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古代的御窑,同样一款的瓷器一次无论烧制出成千上万,但最终只选取其中的一件,其余的都将被砸碎,只为了那件御物在世间享有独一无二的身价。大凡价值连城的文物,都以稀为贵,无论其精粗美丑。生命的价值在于不重复他人,活出一个真的自己。有个性更有价值。芸芸众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谁能禁受住浪涛的冲刷,坚持到最后,就将出局取胜。唯一或许就是第一。《石头记》中的那块顽石,因为来自女娲补天时的石头群中,人间独有,所以成了“通灵宝玉”。
七、历久弥珍
见过出土的铁器,锈迹斑斑,刃角老钝;见过陈年的绸缎,色泽黯淡,凄惨欲裂;却看见古老的瓷器,经受着腐蚀、磨砺和漫长的时间的考验成为世人追捧的宝物,在岁月的推进中,愈久愈闪烁出诱人的光芒,正如陈年老窖久而弥香。
真的生命历久弥珍,正如人间最美的爱情,纵然有过激情浪漫、难舍难分,若能持久绵长、地老天荒、至死不渝,更为人们称颂向往。
八、爱恨情仇
在艺术的路途中,多少顶礼膜拜者,以一份怜瓷惜瓷的心情,将它轻捧在怀,怕雨淋着,怕风吹着,怕噪音吵着,把它看作中有灵性的至宝。也有心术不正的人觊觎瓷器,把它看作无价的财富,用汗浸的手触摸、把玩,贪婪的贼光使之黯然失色。也因此,多少不择手段、尔虞我诈、谋财害命的闹剧在瓷器的身边上演。瓷器在鄙俗者的面前,永远是一堆变形僵化的钱币,无法呈现出花的绚丽。在不停的争夺中,常看见瓷器在一瞬间随手而碎,圆润、光滑中潜藏着尖锐的锋刃,锋利的碎片满含仇恨,对着正在亵渎轻慢她的人。
一款瓷器落地而碎。那一地的碎片,是一朵朵坚贞的花,开得凄美,开得绝唱。她有不可冒犯的冰清玉洁,不容轻慢的心高气傲,总是以死相争的那一种。对于最初伤害了她的人,纵然是忏悔,收齐、补好所有的碎片,也不能复原一颗完好的心。瓷器娇弱,娇弱的另一面正是她的刚烈。失去的,终将失去,难得再回来。既然不再成全为器,别说破镜难圆,就算归为泥土也会情非得已。
九、考验无数
一只不幸的瓷器,在一阵飓风中落地而碎,由费解到幡然醒悟。它因为接受火的`锻炼而强硬,却没有经受被砸的考验。
生命要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是可能,也是必需。面对过炎热的考验,还要接受冰雪的考验;面对过贫穷的考验,还要接受富贵的考验;面对过失败的考验,还要接受成功的考验……仅仅经受了一次考验,未必能承受生命的所有考验。
倘若缺少考验,唯有百倍呵护。
十、永恒的完美
一只出现裂缝的瓷器摆在我的面前。我惊恐地注视着。所有的欢乐都已经冻结,仿佛世界只剩下这一条裂缝。我无能为力,我几乎想向她乞求,但没有半点用处。我把它举得高高,然后松开手。这是我最爱的一件宝物,我拒绝裂缝,拒绝残缺,永远。有时我可能姑息容忍,对于这瓷器,却毫不苟且。我想拥有一件完美的瓷。如果不是,我会毫无预兆地割断尘缘,别她而去。
可是,谁能真正拥有一件永远完美的瓷?就像拥有一朵落在掌心的雪花,或者拥有年复一年的春风里不变的桃花?
二、中国瓷器之美
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瓷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而景德镇又是瓷器之国的代表。外国人以瓷器称中国,英文单词“CHINA”既是中国之名,又是瓷器之称。据有关史料记载,汉代以后的景德镇地区,已开始生产各种各样的瓷器
中国瓷器是很幽雅、很难以描绘的,也许正因为这样,它更显得高贵。英国散文家兰姆(C·Lamb,1775-1834)写过一篇谈中国瓷器的散文,文中说道:“我对中国古瓷器几乎有一种执着的妇女之爱,每当我去探访名门巨宅,我首先要问的是收藏的中国瓷器,其次才轮到其他工艺美术和图画。”兰姆对中国瓷器的深深眷恋真如静潭春水般幽深。
在一切都极其喧哗、极其刻意展露的当代生活中,中国瓷器在“收藏”、“鉴赏”之名的掌控下成为市场的贵宠,拍卖行与豪华会所取代了文人寒士的风雨茅庐;环顾现实,中国瓷器已经失去她的家园。“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濆。”(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染上春水的明月,以薄冰盛上绿云,那种澄明、润泽真是何等的娇艳、何等的含蓄;又联想起沾有青苔的古镜和含露欲滴的新荷,又是何等的清雅和脱俗——环顾现实,当下这个市侩、暴戾的社会其实根本不配谈中国瓷器。中国陶瓷历史已有一万年。祖先发明陶器有非常明确的目的,它是古人类由漂泊不定的生活向定居生活转变过程中所掌握的技术。随着制作水平的提高,人们有意识地开始美化陶器,古陶器上的花纹、雕刻等把人类对美的追求都表现了出来。全世界陶器的出现差不多都是一万年左右,有普遍性,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瓷器却是中国的发明,早在商朝瓷器就被造了出来,欧洲到16世纪才掌握制瓷技术,比我们晚得多。同时中国的瓷器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流传全世界,最远到达东非、欧洲的意大利罗马。今年印尼爪哇岛附近发现一艘唐代沉船,经打捞发现船上有6万件瓷器。瓷都“景德镇”名称的由来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景德镇有近两千年的制瓷历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煴暗抡虼善骺始有了自已独特的风格: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在宋代之前,景德镇有好几个名字,如新平镇、昌南镇等。宋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公元1007),皇帝赵恒派人到景德镇,要这里为皇家制造御用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四个字,由于“其器光致貌美??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而昌南之名遂微。”从此以后这里就叫景德镇,名称延用至今,到现在已有一千年的历史。景德镇在唐、宋、元、明、清期间熞殉晌历代皇宫用瓷的生产基地。
中国陶瓷珍品之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的一种精美陶器。盛唐时期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使当时的制陶业十分繁荣,唐三彩陶器是这种制陶工艺繁荣的重要标志。在全世界的许多博物馆及私人藏家手中,保存着许多造型优美、釉色斑斓的唐三彩作品,有立体陶塑,有各种形制的器具。当我们看到那些奔腾的骏马、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看到那些形态各异的文侍俑、武士俑、仕女俑以及形态各异的动物、禽鸟等唐三彩精品时,会从心底里发出对唐达制陶工艺的赞叹。这些栩栩如生的艺术品虽然只是用普通的黏土制成,但艺术家们运用火的艺术使之成为不朽的艺术品,这是唐代无数不知名的陶艺家艺术和智慧的结晶。唐三彩的制作,使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它的制作是人类制陶史上的一个闪光点。中国陶瓷珍品之明青花
明代的景德镇青花瓷器是中国古代青花瓷器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受世人喜爱的作品之一。明朝立国之初,即在已有良好烧造基础的景德镇建立了官窑,专门烧造供皇家欣赏、使用的瓷器。青花瓷器便是其中一个品种。明初洪武的青花瓷,造型粗重厚实,制作尚未脱尽
元青花的粗犷风格,所见的大都是蓝中见黑的色泽。多为碗类,但传世较少。传世品中,有一种梅瓶,外绘云龙纹,肩部有“春寿”两字,这种梅瓶,传世仅见三件,一件藏于上海博物馆,一件藏于私人手中,另一件藏于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
这三件作品制作十分精美,是洪武青花中的上品。
明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官窑青花瓷器的烧造,进入了一个全盛时代,这一时代被誉为中国青花瓷器制作的“黄金时代”。在今天的古陶瓷研究、尤其是鉴赏领域,人们最重视、最受欢迎的作品就是明早期永乐、宣德的景德镇官窑作品,有人甚至把永乐、宣德的青花名品同西方一些杰出的古典美术作品相提并论。永乐、宣德时期官窑青花瓷器的卓着名声,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以其胎质、釉层的精细肥厚、青花色泽的浓艳、纹饰多样、线条优美和造型丰富等多方面特征构成的。
中国陶瓷珍品之清青花
经历了元明数百年烧造历史后,青花瓷的烧造在清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果说明代青花瓷在当时已成为中国陶瓷生产的主流的话,那么,到了清代,青花瓷的生产达到了飞跃的程度。清代青花瓷器是一个总体的概念,各地烧造产品质量较次。惟有景德镇青花瓷,时代特征、精粗文野较明显,因而,它是清一代青花瓷的代表。
康熙时期是青花瓷器的大发展时期,六十一年间生产了无数不同类型的作品,现今传世的也颇多。根据现有资料,可对康熙青花进行分期,基本是二十年一期,第一期为康熙元年至御器厂大规模开烧的康熙十九年。产品所用青料与清顺治时期所用的相同,至少有四种色调,釉色多白中微闪青或青白色。造型有笔筒、小碗、大盘等。康熙中期是青花瓷烧造最成熟阶段,以十九年为起点,至康熙四十年以前,这时期青花烧造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效。而干隆时期是中国瓷器集大成的时期,各类仿古瓷、创新产品皆见烧造,青花瓷亦然。从青料看,干隆时期青花色调明快纯正,用料重着蓝色,黑疵较多,造型上,作品强调形体比例,追求新颖奇巧。嘉庆时期的青花瓷器,一部分依然保持着干隆时期风格,干隆时期青花烦琐而满密的风格在这时依然如旧,大部分瓷器烧造质量不如干隆时期,有许多甚至不如后起的道光时期。
中国陶瓷珍品之清彩瓷
中国彩瓷的生产发展到了清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康熙、雍正、干隆三朝的制作水平更是突飞猛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除了继承传统和釉上五彩、青花五彩、素三彩、斗彩品种外,还发明了釉上蓝彩代替了釉下青花五彩,创烧了在青花轮廓线内填绘彩料的斗彩和淡雅柔和、绘画精美的五彩,以及婀娜多姿、美轮美奂的珐琅彩等等。此外,种类繁多的杂彩在清代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明代的釉上五彩瓷器虽然从嘉靖、万历时期的生产高峰走向衰弱,但一直未停止过生产,清顺治的釉上五彩即是在此基础上继续烧造的,且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色彩虽然以黄、绿、红三色为多见,釉面光亮匀净但成色较淡,部分器物的彩色容易脱落。上海博物馆馆藏的顺治五彩鱼藻盘,底部有“大清顺治年制”双圈楷书款,盘内所绘四尾鱼虽是瓷器的传统,但所表现的莲池鱼塘则由水藻及浮萍代替,制作虽不精美,但这类带款的顺治釉上五彩制品是少见的传世珍稀制品。
‘捌’ 印尼捞出中国古代沉船,发现价值3亿元文物,结果如何
有一位来自于德国的47岁男子,在东南海的海域中,打捞出一大批的珠宝,成为超级暴发户。这就是黑石号沉船,是一艘装载九世纪中晚唐宝物的沉船,他发现沉船之后,引来文物界的关注。黑石号是罕见的宝库,内部所含有的宝藏数量颇多,其中有多达67,000多件的陶瓷制品,包含邢窑碟子、唐三彩,还有唐代青花花绘盘以及长沙窑,其中最多的就是来自于湖南的长沙窑瓷器,大约5000多件。
比如大英博物馆中,也同样保存着很多来自于中国的历代文物,这些文物很明显来自于中国,因为历史原因流落到了海外,国家始终无法将这些文物运回。不过,国家从来都没有放弃这些东西,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的文物部门肯定会立刻出动,想方设法将这些文物拿下来。希望这一天尽早到来,让漂泊在国外的文物尽快回归。
‘玖’ 中国和印尼关系如何
中国与印尼于1950年4月13日建交。1965年印尼发生“9·30事件”后,两国于1967年10月30日中断外交关系。20世纪80年代,两国关系开始松动。
1989年钱其琛外长在日本分别与印尼总统苏哈托和国务部长穆迪约诺就复交问题举行会晤。同年12月,两国就关系正常化的技术性问题进行会谈,并签署会谈纪要。1990年7月印尼外长阿拉塔斯应邀访华,两国发表《关于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公报》。
1990年8月8日,李鹏总理访问印尼期间,两国外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谅解备忘录》,宣布自当日起正式恢复两国外交关系。1999年底,两国就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互信全面合作关系达成共识。2000年5月两国共同发表《关于未来双边合作方向的联合声明》。
2005年4月两国共同发表中印尼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2013年两国共同发表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未来规划。2015年3月两国共同发表关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5年4月两国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
近年来两国领导人交往频繁。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对印尼进行国事访问,并赴巴厘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14年10月,习近平主席应约同印尼总统佐科通电话。习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隽琪赴印尼出席佐科总统就职仪式。
2015年2月,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访问印尼。4月,习近平主席赴印尼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5月,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访问印尼并主持召开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首次会议。7月,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访问印尼。
11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会见佐科总统。2016年1月,国务委员王勇赴印尼出席雅加达至万隆高铁项目动工仪式。5月,国务委员杨洁篪赴印尼与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达尔敏共同主持中印尼高层经济对话第二次会议。
2017年11月,刘延东副总理访问印尼并同印尼人类发展与文化统筹部长布安共同主持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第三次会议。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正式访问印尼。8月,习近平主席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第18届亚运会开幕式。
11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同佐科总统举行会晤。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会见佐科总统。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吉炳轩访问印尼。
10月,习近平主席特使、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赴印尼出席佐科总统连任就职仪式并对印尼进行友好访问。2020年2月11日、4月2日,习近平主席两次应约同佐科总统通电话。4月13日,习近平主席同佐科总统就庆祝中印尼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
2月7日、3月18日,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应约同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卢胡特统筹部长通电话。3月24日,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应约同印尼外长雷特诺通电话。
2014年11月,印尼总统佐科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15年1月,印尼经济统筹部长索菲安来华主持召开两国高层经济对话首次会议。3月,印尼总统佐科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9月,印尼人协主席祖尔基弗利访华。
印尼总统特使、人类发展与文化统筹部长布安来华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2016年3月,印尼副总统卡拉来华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4月,印尼政治法律安全统筹部长卢胡特访华并与杨洁篪国务委员共同主持中印尼副总理级对话第五次会议。
8月,印尼人类发展与文化统筹部长布安来华出席第9届中国—东盟教育周暨第2届中国—东盟教育部长圆桌会议开幕式并同刘延东副总理共同主持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9月,习近平主席同印尼总统佐科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期间举行会见。
2017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印尼总统佐科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举行会见。6月,佐科总统特使、印尼海洋统筹部长卢胡特访华。8月,印尼政治法律安全统筹部长维兰托、经济统筹部长达尔敏访华,杨洁篪国务委员分别同其共同主持中印尼副总理级对话第五次会议和中印尼高层经济对话第二次会议。
2018年4月,佐科总统特使、印尼海洋统筹部长卢胡特访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分别同其会见。10月,卢胡特作为佐科总统特使再度访华,国务委员王勇、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其会见。
2019年4月,印尼副总统卡拉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主席、王岐山副主席分别同其会见。9月,佐科总统特使、海洋统筹部长卢胡特来华出席第16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韩正副总理同其会见。11月,佐科总统特使、海洋与投资统筹部长卢胡特来华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两国建有副总理级对话机制以及政府间双边合作联委会(外长牵头)、经贸合作联委会(商务部长牵头)、防务与安全磋商(副总长级)以及航天、农业、科技、国防工业等领域副部级合作机制。
双方除互设使馆外,我国在印尼泗水、棉兰、登巴萨设有总领馆,印尼在广州、上海、香港设有总领馆。
(9)印尼哪里可以买到中国瓷器扩展阅读:
历史
中国与印尼关系不迟于7世纪开始。印尼位于海上丝绸之路,当地出土瓷器也表明两国商贸往来历史悠久。而印尼国家博物馆亦收藏汉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瓷器藏品,证明中国与印尼的商贸往来绵延两世纪。
研究指出西汉时已有人取道印尼前往印度,贸易往来随之建立。中国地理古籍惯称印尼群岛为南洋;印尼群岛向中国输出香料、金、锡、象牙、虎皮等物,中国则向印尼群岛输出丝绸和瓷器。中国僧人义净到印度取经前后曾在671年到访室利佛逝,为期六个月。中国古籍尚有其他关于印尼群岛的记载。
义净回国后,尚有不少旅行家到访印尼群岛,并描述其状况;中国当时和印尼一直和睦共处(元兵入侵除外)。1293年,元世祖忽必烈出兵爪哇,惩罚当地国王,不过爪哇却壮大起来,建立满者伯夷帝国。马来群岛诸帝国和中国都有贸易往来。
郑和下西洋时曾到访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和爪哇,并令中国在当地的影响扩大,对华人移民当地亦有推进作用。
华人在荷属东印度时期大举迁入印尼群岛,以应付当地劳工需求。他们多是闽粤人士,在婆罗洲西部、苏门答腊和爪哇北岸定居。
‘拾’ 外销瓷的宋元时期
福建发现的宋元明时期外销陶瓷窑址,福建泉州是宋元明时期的对外交通贸易大港,作为中国重要商品的陶瓷器,也从这里大量输往国外。北宋末南宋初,泉州逐渐代替了广州的地位,而南宋理宗宝庆年间(1226年左右)成书的《诸蕃志》,就是赵汝适以朝散大夫提举福建路市舶司时,主要根据他在泉州一带所见所闻撰写的。同时,“宋末荷兰人由福建贩运瓷器至欧洲,价值每与黄金相等,且有供不应求之热衷”。这里所谓福建应指泉州而言。由此可以看出,宋代以来外销陶瓷的一大部分,是从泉州登舟发舶的。到了元代,泉州便扶遥直上,升为世界贸易大港,陶瓷由此外运,数额更大。《拔都游历中国记》就明确指出:“中国瓷器,仅产于刺桐(即泉州)、兴克兰(即广州)两城,得诸山上之土,燔烧而成者。……中国人将瓷器转运出口,至印度诸国,以达吾乡摩洛哥。此种陶器,真世界最佳者。”另一记载也提及马可波罗从泉州携带瓷器出国的事:“马可波罗(Marcopolo)当福建贸易兴隆时,曾到刺桐城,而马氏于其1292年之归途,且依旧俗,从福建带回中国白色瓷器与彩色小瓷瓯数事,存于威尔斯市之圣马可宝藏所”。明代泉州虽渐衰落,但它的对外陶瓷贸易,不可能突然中断,而且明末漳州(即月港)、厦门(即中左所)又代之而起,陶瓷仍然是一宗主要的出口商品(货物)。在福建沿海港口运出的陶瓷器中,外销东南亚的占居一定的比重。由泉州等港口输出的陶瓷器,除国内其他各窑所出,泉州附近的闽南地区瓷窑的产品,当占大部分。陶瓷容易破碎,陆路长途运输既不方便,运费和损耗也会影响利润的收入。在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下,泉州附近地区利用优越自然条件,就地取材烧造陶瓷,以供启运外销,这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所以,宋元明各个时期的有关文献记载中的外销东南亚陶瓷,无疑是包括闽南古代的瓷窑产品在内。郑振铎先生认为宋代泉州陶瓷就外销南洋等地:“在福建泉州的古窑遗址里发现了类似定窑的白瓷,类似龙泉窑的青瓷等等的瓷器残片。这就说明了在南洋,在印度,发现的中国宋代的白瓷、青瓷,原来乃是福建本地自己烧制的”。《真腊风土记》为元代闽满南瓷窑生产外销东南亚陶瓷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献证据,在该书欲得唐货条下说:“其地想不出金银,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锡镴,温州之漆盘,泉州之青瓷器……”。文中所指“泉州青瓷器”,据陈万里的意见,就是泉州附近闽南地区窑品的泛称。他说:“元代的对外市场,泉州最为繁盛,为此凡在泉州附近外县所烧造的窑货,如同安、南安、以至德化、永春、仙游等地,很有可能集中在泉州出口,同样地也就有把来自各处所生产的窑货一概说成泉州青瓷器,……自然不仅在晋江所烧造的才称为泉州青瓷器了”。经解放后的历次调查,也在事实上发现了例如晋江、同安、德化等一些与外销有关的窑址。近些年来东南亚的考古发现也为此提供了相应的实物资料。
下面将宋元明时期有关外销东南亚的闽南古代窑址进行扼要的介绍。
一、泉州东门外碗窑乡宋代窑址
《留氏族谱》宋太师鄂国公传记载五代留从效扩建泉州城并由此外运陶瓷说:“泉州城市旧狭窄,至是扩为仁风,通淮数门……陶器铜铁,泛于番国,取金帛而还,民甚称便。”文中仁风即指东门,和现在发现的碗窑遗址,其方位正相吻合。由是说明这个瓷窑的产品外销,由来已久。
碗窑乡,因其产品以碗类器为主,故名。它位于泉州东北约8公里处。东西北三面环山。是个小盆地。南面有一条小溪流经该乡,然后注入与后渚港相连的浔美港,会洛阳江出海。据说古代海潮可涨到这里,浔美港就是外运陶瓷的出发点。
古窑址分布在该乡南北两个山坡上,分别称为南窑和北窑。北窑在后路村后山,露面碎瓷甚多,堆积层厚达2~3米;南窑在后路村前面的山坡上,堆积层厚约1~2米,瓷片暴露较少。当地居民因此处废瓷俯拾皆是,就以烧瓷匣钵堆砌墙基,可见该窑为满足外销需要,生产规模相当巨大。
1956年,故宫博物院调查此窑时,其产品为白釉、影青釉及青釉三种。据1963年、1964年,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调查考察,此窑釉色则以青釉居多,其中有带黄或带褐的,色泽深浅不一,釉面呈细小冰裂纹。装饰朴素,花纹主要有:莲花瓣纹、缠枝花纹、刻划线纹等。器形有碗、大盘、钵、罐、小杯、洗、炉、盒盖等。本窑瓷器胎厚,尤其大型碗、盘。其作风凝重浑厚。
由本窑址出土的可确定为外销东南亚的陶瓷,有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和吴文良所藏的水坛多件以及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所得的一件青釉小罐。此件高8.1、口径2.6、底径2.4厘米。口小,边唇外折,颈矮,器身低矮,底平微凹,胎质细腻,作灰白色。施青釉,釉色浅,底无釉。
二、晋江瓷灶镇宋窑址
瓷灶至今仍在生产瓮、罐、壶、钵之属等粗货,这类产品,尤其用以装盛咸菜的菜瓮,并运销东南亚的新加坡、菲律宾一带。据《晋江县志》卷之一舆地志说:“瓷器出晋江瓷灶乡,取地土开窑,烧大小钵子、缸、瓮之属,甚饶足,并过洋(外销东南亚诸国)。”由此可知清代及其以前此窑所产,也以粗器为主,同时除供国内需要,也还运销东南亚诸国。沙善德:《福建-中国考古学之新富源》一文提供了有关的考古证据,他说:“在古代之陶瓷贸易中,自宋以还,皆以各式‘龙瓮’为主要,所谓‘龙瓮’者,盖瓶上绘有一龙绕于此瓮。此种‘龙瓮’为爪哇、渤泥及菲律宾的猎头部落所珍存,而且代代相传,尊之为神密之法宝。……余曾多年来致力研究此种‘龙瓮’之来源。……在德化途中,一日下午余入一泉州本地陶铺-泉州,余相信即为马可波罗之‘刺桐’古城,薄暮在该店之暗角中,余见绘有团龙之钵瓮与宋代一式。余几不能自制余之兴奋,该店中告余谓种□瓶系来自附近制陶乡村。翌日早晨,余等即可前往该村。余探究得知此地之陶业活动已有数百年之历史,其瓷堆及今日之制造,皆足证明此地纵非‘龙瓮’之‘唯一’来源;亦为来源之一。由该村瓷堆中所获之古瓮碎片,与菲律宾及南海诸岛所出者,及宋明时代出口之古瓷,均属相符。目下虽经千年之久,然该村之陶业仍以制造‘龙瓮’相传习”。其所谓向以生产“龙瓮”相传习的泉州附近的“制陶乡村”,无疑即指瓷灶。据此,《岛夷志略》所载元代外销东南亚大小埕、瓮、罐之类粗陶,瓷灶所产,必占其大部分。由是自宋以至于今,这里所出的粗器输往东南亚,历史是颇为悠久的了。
瓷灶因以制瓷为传统职业,故得其名。它位于泉州西南20多公里处。梅溪横贯其北,蜿蜒曲折,自西向东,与晋江汇流,再注入泉州湾,古代的陶瓷外运,就是从这里出海的。
瓷灶窑址分布在梅溪两岸,主要有蜘蛛山、虎尾庵、许山和宫仔山四处,特别是蜘蛛山最为丰富,后二遗址则经破坏,宫仔山更甚。遗址所在山上都有碎瓷堆积,厚达1~3米左右。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两次调查,此窑釉色有青釉、黑釉、酱色釉、绿釉、黄绿釉、褐色釉等,而未施釉瓷器尤多。釉水一般薄而均匀,但黑釉器釉厚而有垂釉现象。绿釉、酱色釉器釉汗比较光亮,青釉器有细小的冰裂纹。器物施釉情况:碗、碟内外施釉,但碟有的不施釉,有的只近口沿处施釉。壶、罐器内无釉,有的器表及底部无釉。露胎面积大,露胎处呈灰色、黄色、或淡黄色。胎骨一般较厚重,质粗硬度高。作灰色、褐色、红褐色、黄色或淡黄色。其装饰方法有:划花、刻花、印花和堆花。花纹种类有缠枝花纹、牡丹花纹、龙纹、莲瓣纹、圆环纹、水波纹、叶脉纹等。出土物器形有:壶(绿釉长颈壶、军持、有柄小壶、酱色釉长颈壶、青釉壶、黑釉壶、褐色釉壶、未施釉四系长颈壶、军持、长颈壶和小壶),碗(青釉碗、黑釉碗、未施釉葵瓣式碗),瓶(未施釉缠枝花瓶、长颈瓶、弦纹瓶和连座小瓶),碟(青釉碟、小碟和黑釉小碟),罐(酱色釉罐和六系釉罐、青釉罐和四系罐、褐色釉小罐),钵、盒(均未施釉),炉(褐色釉三足炉),(未施釉器盖和盒盖)以及瓷雕塑(褐色釉狗等),等等。壶、瓶、碗特多。
经初步鉴定,此窑曾经外销东南亚的品种有如下几种:
(1)军持有绿釉和未施釉两种。绿釉军持1件,高12、口径6、底径5.5厘米。口稍外侈,边唇外折,颈短而粗,鼓腹,底近于平而微凹。流短,附于肩部。肩腹之间两边各印有一条龙,腹下部有一道弦纹,近底部印莲瓣纹。未施釉军持2件,形制与前相同。器表一作灰色,一作淡黄色。这类器物在菲律宾曾有发现,可确定为瓷灶烧造的外销瓷无疑。
(2)青釉碟7件,均已残破。
Ⅰ式2件,高2.6,口径约11厘米,口沿内弇,器形低矮,圜底,底部宽大,宽达8.4厘米。底部印有缠枝花纹和菊花。
Ⅱ式5件,一般高3、口径9、足径3.2厘米。器身低矮,口沿稍作外折,底平微凹。
(3)长颈瓶1件,颇完整,高2.7、口径5.5厘米、底径8.3厘米。撇口,边唇外折,颈长而细,腹部肥大,底平微凹。未施釉,表面无任何纹饰,朴素大方。
(4)长颈壶27件。有酱色釉,绿釉和未施釉三种。
酱色釉壶:
Ⅰ式高约16.5、口径5~6、底径2.1厘米。颈长,颈部有两道弦纹。肩部附有流,流直而长,几与口部齐高。器身自颈部以下逐渐增广,至腹中部最广,形成一道圆圈凸棱,以下又逐渐收缩,底平微凹。
Ⅱ式高17.8、口径6、底径6.2厘米。形制与Ⅰ式略同,唯器较矮,显得小型。流部较Ⅰ式为短。
绿釉壶6件。高18、口径5.8、底径7厘米。口部分内外唇,内唇微敞,外唇稍外折。腹部并有1~2道弦纹。腹部突出,上下有两道凸棱,腹上部附一长流,底平。
未施釉壶14件。形制与酱色釉、绿釉壶大抵相同。
印花缠枝花瓶:
Ⅰ式1件。通高23.8、口径5.7、底径7厘米。口稍外侈,宽沿微作外折,唇厚1.2厘米。颈长而粗,两边附有耳,作兽头形。腹部也有五道弦纹,肩部也有三道弦纹,肩颈间有装饰花纹。自肩部以下渐广,底部丰满,腹部印有缠枝牡丹花纹,底腹间印有莲瓣纹,并有一道弦纹,矮圈足,足高1.1厘米,轮制,器内外尚留有轮旋纹。
Ⅱ式8件,通高18.5、口径4.5、底径6.7厘米。口稍外侈,颈长,肩部以下渐广。底部肥大。腹部印有繁复的缠枝花纹。底腹之间印有两层莲瓣纹。并有一道弦纹。圈足高1.3~1.4厘米。底部微内凹,轮制。
德化宋元明窑址:
德化窑的瓷器特别是白釉瓷器驰名世界。《中国美术》一书说:“其窑之特别为白瓷,昔日法人呼之为‘不兰克帝支那’(Blane de China即‘中国白’之谓),乃中国瓷器之上品也。与其他之东方各瓷,迥然不同。质滑腻似乳,宛似象牙。釉水莹厚,与瓷体密贴,光色如绢,若软瓷之面泽然”。其产品外销最早见于《马可波罗行纪》。该书说:“并知刺桐城附近有一别城,名称迪云州(Tinujuy,冯注为德化)。制造碗及磁器,既多且美。除此港外,他港皆不制此物,购价甚贱。”由此说明元时此窑瓷器,已经大量由泉州港销往国外。清乾嘉间德化郑兼才《窑工》诗有“一朝海舶来,顺流价倍蓰;不怕生计穷,但愿通潮水”之句,是说清初该窑生产已颇仰赖外销了。明代德化瓷外销虽不见记载,但无疑也是相当繁盛。特别是何朝宗的瓷雕,当时“在‘东西洋’市场上都是热门货,各方高价争购,也有一部分由华侨携带出国。日本及东南亚佛教国家对它格外喜爱”。国外的考古发现也有力地证明了该窑产品的巨量输出。例如,印尼苏拉威西南就有德化白釉瓷器出土,据前述东南亚考古资料在所谓华南窑品中,可定为德化所产的,就有印尼雅加达博物院所藏的书阿拉伯文字白地青花大盘及白地青花中碗等多件。而据一些着作的图录,此窑产品甚至远销到非洲和欧洲。可见德化窑是福建的一处极重要的古外销窑址。
古窑址在德化县东、南、北各地都有广泛的分布,县城附近更加集中。其遗址主要有:屈斗宫、祖龙宫、岑兜、后窑、后所窑、西门头、坂头、大坂碗洋坑、碗坪仓、孝坊山、宝寮格、洞岭窑、上寮窑、尾林窑、内坂窑、家春岭、碗窑、湖枫林窑、新窑、旧窑、新墘、寨窑、下仓尾窑、蒋山窑、洋条窑等一百八十多处。到目前为止,发现有古外销瓷产品的窑址就有二十八处之多。由此可见,德化自宋代以来所烧造的瓷器就销售外国。例如盖德碗坪仓窑址出土的军持,是该窑较有代表性的产品之一。器形属喇叭口,颈细而长,鼓腹,平底微凹,有流无把,腹部模印莲瓣纹(由仰覆莲瓣组成)或卷草纹、缠枝花纹等。釉色一般呈青灰色或青白色。这类军持与晋江磁灶所出军持(印有双龙纹,绿色釉)尽管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同属宋元时期外销瓷的主要产品。
再如屈斗宫等窑址,自1963年起,特别是最近一些年来,发现宋元明清时代瓷器不少,而以宋元明时代瓷器居多。该窑址的釉色有白而微带青、白釉和青花几种,而以白釉器为主。青白釉器,类似影青,晶莹润泽,釉色光亮。白釉瓷器,是白而微带青或带黄,有的为乳白或象牙白。胎骨坚硬细腻,且薄,器腹和圆底之间,在日光和灯光下,不仅映见指影,而且显出肉红色。装饰技法有印花、堆花和划花,花纹有莲花、牡丹花、梅花、竹花、缠枝花等,虽不太繁缛,但亦清秀别致。颇为雅观。器形有杯、高足杯、枕、盏、碟、洗、盘、罐、瓶、羹匙、灯座和雕塑品等。
由该窑址获得的外销瓷标本不少,主要的产品有瓶、碟、壶、盒、洗、碗、杯、钵、罐等。
瓶或称小花瓶、花瓶,这类标本出土不少,主要出自碗坪仓、内坂、家春岭和屈斗宫等窑址。形制一般是敞口、圆腹,圈足内凹器,表饰有线状纹。莲花瓣纹或卷草纹等,器形为分段模制,花纹也是模印的。这类器物的造型小巧玲珑,颇为别致。器内外上釉,釉色青白,晶莹明亮,透明感强,是一种新发现的产品。在菲律宾等地均有发现,确为德化窑烧造的外销瓷产品无疑。
此外,还有一种小口瓶,小口,丰肩,斜腹,底平微凹,素面无纹饰。在菲律宾群岛也有出土,同属德化窑外销瓷产品之一种。
碟或称小碟,浅形碟。此类器物甚为普遍,在屈斗宫、家春岭等窑址均有出土,尤以屈斗宫窑址出土数量最多。芒口、浅腹,矮圈足,底平面微内凹,外底心稍突出,略呈乳头状。釉白而微带青黄,可能与火候低有关。有的没有上釉,质地松脆,表面呈淡黄色。器物的外腹壁印有草叶纹、莲瓣纹或凤鸟纹。
壶或称水壶、滴壶。出自屈斗宫窑址,数量还多,大都残破,但可复原的亦不少。器形小口,带盖,鼓腹,底平而微内凹,附有流和把。腹壁分别模印卷草纹和莲瓣纹。与瓶或碟一样同为模制。釉呈黄褐色,质松脆,这也可能是火候低的缘故。其用途当是装水的。为德化窑新发现的外销瓷品种之一。这种器物在菲律宾群岛也有发现。
盒称粉盒或印泥盒。此类产品,在很多窑址均有发现,如屈斗宫、盖德、家春岭等,特别是前两处窑址出土最多,这种盒分盖和底两部分;皆子母口,底平深凹,盖顶模印各种不同形式的花纹,图案富于变化,有简单花纹,但更多的是繁复的缠枝花、花朵、花枝或凤鸟纹。周边一般印有直道纹。盖顶中心除印有花枢外,还常见印有吉祥文字。如“福”、“寿”、“金玉”、“福海寿山”、“金玉满堂”、“长寿新船”等等。印有“长寿新船”字样的盒,这与泛海外销有密切联系,寓意很深,耐人寻味。这种盒在国外出土很多,乃是德化窑早期烧造的外销瓷,在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日本均有发现。
洗或称为弦纹洗、枢府碗。这种器物发现于屈斗宫窑址,为数很多,也是这里的主要产品之一。形状是敞口,折腹,实足,平底微凹。外腹壁印有弦纹一道,故称为弦纹洗。与这种器物相仿佛的,在元代江西省景德镇枢府窑烧造的,印有“枢府”字样,故称为“枢府碗”。德化屈斗宫所出的弦纹洗,亦可称为“枢府式”碗或“枢府型”碗。
碗或称凤碗、凤鸟碗。出自屈斗宫窑址和家春岭窑址。形制敞口,微内敛,弧腹,矮圈足,底微凹。外腹壁模印有凤鸟纹(外国称为不死鸟)故称为飞凤碗。这种器物在菲律宾亦有发现。
杯即高足杯。为屈斗宫窑址发掘出土,数量亦不少,造型颇奇特,烧造也颇讲究。敞口、大腹、高足。足呈喇叭形。器表一般为素面,但也有模印线状纹和花纹,但不很多。这类产品在菲律宾也有发现,当为古外销瓷的一种。
此外,还有一些同属宋元时期德化窑的外销瓷产品,例如钵类器和罐类器等,因限于篇幅,这里就一一赘述了。
白釉梅花杯
Ⅰ式2件,完整。1件高9.2、口径13.2、足长6、宽4.5厘米。口沿外侈,圈底,形如爵形杯。边唇厚0.3厘米。杯的外表堆上梅花枝,底周附上一笔架形的梅花树干,作为杯的承托足架;足架;足架与底周间有些缝隙。整个器身颇厚重,腹壁较薄,能映见指影。色泽为牙白色。1件高4.3、口径6.4、足长3.2、宽2.1厘米。形状同上,比上一件小。
Ⅱ式分大小两种。大的高5.3、口径8.3、边唇厚0.4厘米,口稍外侈,圜底。外腹壁堆上四朵梅花,承托的足架亦是附上的,与Ⅰ式不同的是足架较矮,而紧贴于杯的底部。小的1件,高4.3、口径6.7、足架长3.6、宽2.9厘米,口沿外侈,外腹壁堆上两朵梅花。
Ⅲ式2件。1件高6.7厘米、口径5.8。口沿外侈,边唇0.3、底厚0.4厘米,颇厚重,外腹壁较薄,能映见指影。釉呈牙白色,表面不甚光滑,出现有小气孔。外腹壁亦堆上两朵梅花。1件高6、口径约4.8、足长3.9、宽3厘米。胎壁薄,边唇厚0.2、底周厚0.3厘米。口沿外侈,釉呈纯白色,光泽滋润。外腹壁堆上两朵梅花,足架亦同样紧贴于杯的底部。
瓷狮子在屈斗宫窑址出土几件,有的为群众所收藏,我们仅得1件。狮子昂首雄峙,蹲伏在一带管状器的方形座上,小巧玲珑,栩栩如生,与《中国美术》一书所载以及传世品比较起来非常相似,可以确定为德化窑烧造的外销瓷无疑。
上面提到的两类白釉瓷器,俱见波西尔《中国美术》一书采自外国博物院藏品的图录,东南亚一带在古代既为中国陶瓷贸易的中心,完全可能运销这些品类。
在屈斗宫还采得圆形印盒1件,口径6.9、底径4.4厘米。盒分盖和底两部分,盖顶印有牡丹花一朵,边缘装饰有直道纹,底部边缘也有此种装饰。据陈万里先生说,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旧称西里伯)南部发现有白瓷盒,应是德化外销瓷的一种。
此外,陶瓷产品可能外销,尚有同安宋代窑址三处。
(1)汀溪水库窑址:在离县城15华里的上埔村,水库坝头西面四个相连的小山上,都掩盖着碎瓷片和匣钵,堆积丰富,面积甚大,出土物中有青釉、黄釉、灰白釉等几种,器形以碗为主,还有壶、炉、碟、臼等。(2)许坑窑址:在离县城17华里的许坑村,窑山高20米左右,中央有一条从山顶到山下的底宽5米的沟痕,瓷片和匣钵的堆积即分布在沟的周围。从已挖掘渠道的剖面看,东面堆积厚达2米,分布面积宽21、长37米以上;西面探掘处厚达3米,分布面积宽17、长47米以上。出土器物里有青绿及灰黄色的划花(卷草、篾纹、篾点纹)瓷,器外有放射状直线划纹,还有浅灰釉瓷和浅灰玻璃釉瓷,也有釉里迸裂灰白瓷和白色亮光瓷等。器形以碗为主,还有杯、碟和豆形器等。(3)新民乡窑址:分布于距县城10华里大墩、桥头、寨仔内、山坪等四处。保存比较完整的是大墩遗址,范围长39、宽18米。出土物釉色有灰黄、灰青、浅灰、灰兰和素胎无釉等。器形有碟、碗、杯等。
这里窑址数量多,规模大,产品流传国内甚少,又都集中在交通较为便利的县城周围-五十多年前轮船可以来往及此(据说是由渡船载至港口),至今西安桥附近河床旁边还留下1904年前后书刻:“同安官渡六渡火轮界址”的碑石,现在的同安港距县城10华里,距厦门港74华里,距泉州港也不过130华里。由此可以看出,同安宋窑和当时的海外通商贸易也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