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资本市场怎么样

㈠ 金融危机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不久，这场风暴扫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
爆发的原因
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
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
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国内学者的分析：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
一、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
新马泰日韩等国都为外向型经济的国家。他们对世界市场的依附很大。亚洲经济的动摇难免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以泰国为例，泰铢在国际市场上是否要买卖不由政府来主宰，而他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量，面对金融家的炒作，该国经济不堪一击。而经济决定政治，所以，泰国政局也就动荡了。
二、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预示者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有了危机感。他通过强大的经济后盾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韩国，日本，台湾直至东南亚，都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这给亚洲一些国家飞速发展带来了经济支持。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美国当然不允许亚洲经济继续如此发展，于是，他开始收回他的经济损失。对于索罗斯的行为，他是纵容的。
三、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金融大鳄”“一只假寐的老狼”是对这个金融怪才的称谓。他曾说过，“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我并不觉得炒外币、投机有什么不道德。另一方面我遵守运作规则。我尊重那些规则，关心这些规则。作为一个有道德和关心它们的人，我希望确保这些规则，是有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的，所以我主张改变某些规则。我认为一些规则需要改进。如果改进和改良影响到我自己的利益，我还是会支持它，因为需要改良的这个规则也许正是事件发生的原因。” 众所周知，索罗斯对泰铢的炒作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导火线。他是一个绝对有实力，有能力的金融家，然而通过玩弄亚洲国家政权，来达到他获得巨额资本的目的显然是卑劣的。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1、直接触发因素包括
（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
（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
（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
（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2、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
（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
（3）“出口替代” 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3、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
（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
（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编辑本段发展阶段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度尼西亚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点；28日，下跌1621．80点，跌破9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
编辑本段影响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发生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本书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
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
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
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
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
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
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本书的思路是，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企业交易结算的中介系统——国家企业交易中介结算系统，解脱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消除企业和银行坏账产生的基础，以避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减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危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个创新过程中，还会产生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方式的创新，减少财政赤字的发生。同时，还会产生企业制度的创新，减少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兼并现象，增强企业的稳定性。并且，还将对国际结算方式进行创新，对国际货币的使用进行改革。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的治理，而是对纸币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修正，是对货币供应和流通体制的创新，是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带来经济运行机制的诸多方面的调整。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尽管在各国有其具体的内在因素：经济持续过热，经济泡沫膨胀，引进外资的盲目性－－短期外债过量，银行体系的不健全，银企勾结和企业的大量负债等，危机也有其外在原因：国际炒家的“恶劣”行径，但是人们还应进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机生成的本质因素－－现代金融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趋势。

(中间略，可以参考下面网址了)

第二波风暴：
东南亚金融市场经过7、8月的震荡后，进入9月，金融形势开始回稳。9月中旬，世行会议在香港召开，与会者就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以及防范措施，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整个形势似乎走向好转。甚至向来谨严的菲律宾总统拉莫斯也说，他相信菲律宾的货币金融风暴将会很快“烟消云散”，而且这一天的到来将比人们所预想的还来得快。
但到了9月下旬，情况又开始发生异变。先是国际信贷评级机构将马来西亚及菲律宾的金融级别向下调低。人们开始质疑东南亚的经济状况，感到情况并不妙，货币仍然疲弱。9月26日，印尼盾与美元的比价达到了历史最低点：3125兑1美元。9月27日印尼盾一度再创新低。早盘时曾跌至1美元兑3.2015林吉特的历来最低水平，过后稍微回稳，东南亚市场闭市时1美元可换3.1950林吉特。接着，东南亚各市场惊慌地抛售他们本国的货币，购买美元以作美元补仓。9月30日，林吉特、印尼盾及菲律宾比索跌至新低，其中林吉特跌幅最大，林吉特在亚洲交易结束之前，曾跌至纪录低位的3.25，是日收市报3.245。10月1日，东南亚货币市场经历了悲惨的一天。印尼盾、菲律宾比索及马来西亚元跌至纪录低位。通常不易波动的新加坡元也跌至39个月来的低位。泰铢收市时，兑美元比7月2日时下跌约40%，林吉特在交易早段引人注目地下跌，不足两小时已跌超过4%, 后来林吉特跌至3.4080，后市报3.3550，这是自1973年林吉特浮动以来，兑美元的最低价位。林吉特下跌再次对地区其它货币造成冲击，纷纷下跌，印尼盾跌至历史低位3.445左右。到10月3日，也就是泰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三个月，印尼盾跌了53%，是世界货币历史上贬值第二严重的货币，仅次于当年贬值63%的土耳其里拉。在这一天，世界贬值最利害的五种货币还有泰铢跌32.69%、林吉特跌25.01%和菲比索5.27%。亚洲货币中，
三个月的跌幅为：港币0.12%，印度卢比0.73%，韩元2.71%，台币2.8%，日元4.86%，新加坡元6.71%。
此后，在亚洲及全球卷起了新一轮的金融飓风。

http://ke..com/view/44892.htm

对于这次金融风暴的原因，有个文章讲得挺好的

对金融危机最普遍的官方解释是次贷问题，然而次贷总共不过几千亿，而美国政府救市资金早已到了万亿以上，为什么危机还是看不到头？有文章指出危机的根源是金融机构采用“杠杆”交易；另一些专家指出金融危机的背后是62万亿的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 CDS）。那么，次贷，杠杆和CDS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通过什么样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今天的金融危机？在众多的金融危机分析文章中，始终没有看到对这些问题的简单明了的解释。本文试图通过自己的理解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答案，为通俗易懂起见，我们使用了几个假想的例子。有不恰当之处欢迎批评讨论。

一。杠杆。目前，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 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

二。CDS合同。由于杠杆操作高风险，所以按照正常的规定，银行不运行进行这样的冒险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把杠杆投资拿去做“保险”。这种保险就叫CDS。比如，银行A为了逃避杠杆风险就找到了机构B。机构B可能是另一家银行，也可能是保险公司，诸如此类。A对B说，你帮我的贷款做违约保险怎么样，我每年付你保险费5千万，连续10年，总共5亿，假如我的投资没有违约，那么这笔保险费你就白拿了，假如违约，你要为我赔偿。A想，如果不违约，我可以赚45亿，这里面拿出5亿用来做保险，我还能净赚40亿。如果有违约，反正有保险来赔。所以对A而言这是一笔只赚不赔的生意。B是一个精明的人，没有立即答应A的邀请，而是回去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发现违约的情况不到1％。如果做一百家的生意，总计可以拿到500亿的保险金，如果其中一家违约，赔偿额最多不过50亿，即使两家违约，还能赚400亿。A,B双方都认为这笔买卖对自己有利，因此立即拍板成交，皆大欢喜。

三。CDS市场。B做了这笔保险生意之后，C在旁边眼红了。C就跑到B那边说，你把这100个CDS卖给我怎么样，每个合同给你2亿，总共200亿。B想，我的400亿要10年才能拿到，现在一转手就有200亿，而且没有风险，何乐而不为，因此B和C马上就成交了。这样一来，CDS就像股票一样流到了金融市场之上，可以交易和买卖。实际上C拿到这批CDS之后，并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200亿，而是把它挂牌出售，标价220亿；D看到这个产品，算了一下，400亿减去220亿，还有180亿可赚，这是“原始股”，不算贵，立即买了下来。一转手，C赚了20 亿。从此以后，这些CDS就在市场上反复的抄，现在CDS的市场总值已经抄到了62万亿美元。

四。次贷。上面 A,B,C,D,E,F....都在赚大钱，那么这些钱到底从那里冒出来的呢？从根本上说，这些钱来自A以及同A相仿的投资人的盈利。而他们的盈利大半来自美国的次级贷款。人们说次贷危机是由于把钱借给了穷人。笔者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笔者以为，次贷主要是给了普通的美国房产投资人。这些人的经济实力本来只够买自己的一套住房，但是看到房价快速上涨，动起了房产投机的主意。他们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贷款买投资房。这类贷款利息要在8％－9％以上，凭他们自己的收入很难对付，不过他们可以继续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借钱付利息，空手套白狼。此时A很高兴，他的投资在为他赚钱；B也很高兴，市场违约率很低，保险生意可以继续做；后面的C,D,E,F等等都跟着赚钱。

五。次贷危机。房价涨到一定的程度就涨不上去了，后面没人接盘。此时房产投机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房子卖不出去，高额利息要不停的付，终于到了走头无路的一天，把房子甩给了银行。此时违约就发生了。此时A感到一丝遗憾，大钱赚不着了，不过也亏不到那里，反正有B做保险。B也不担心，反正保险已经卖给了C。那么现在这份CDS保险在那里呢，在G手里。G刚从F手里花了300亿买下了 100个CDS，还没来得及转手，突然接到消息，这批CDS被降级，其中有20个违约，大大超出原先估计的1％到2％的违约率。每个违约要支付50亿的保险金，总共支出达1000亿。加上300亿CDS收购费，G的亏损总计达1300亿。虽然G是全美排行前10名的大机构，也经不起如此巨大的亏损。因此G 濒临倒闭。

六。金融危机。如果G倒闭，那么A花费5亿美元买的保险就泡了汤，更糟糕的是，由于A采用了杠杆原理投资，根据前面的分析，A 赔光全部资产也不够还债。因此A立即面临破产的危险。除了A之外，还有A2，A3,...,A20，统统要准备倒闭。因此G,A,A2,...,A20一起来到美国财政部长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游说，G万万不能倒闭，它一倒闭大家都完了。财政部长心一软，就把G给国有化了，此后A,...,A20的保险金总计1000亿美元全部由美国纳税人支付。

七。美元危机。上面讲到的100个CDS的市场价是300亿。而CDS市场总值是62万亿，假设其中有10％的违约，那么就有6万亿的违约CDS。这个数字是300亿的200倍。如果说美国政府收购价值300亿的CDS之后要赔出1000 亿。那么对于剩下的那些违约CDS，美国政府就要赔出20万亿。如果不赔，就要看着A20,A21,A22等等一个接一个倒闭。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美元大贬值已经不可避免。

以上计算所用的假设和数字同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无法低估。

因为危机还在继续了，所以很多数据都是及时更新的了

腾讯的 这个 不错，可以及时了解最新动态了
http://finance.qq.com/zt/2008/leiman/

对于金融风暴持续多久呢？

29年-33年是最严重的5年

然后亚洲金融危机差不多就是1-2年的事情了

当然影响是深远了

不过中国在以往的金融风暴中所受影响较小。中国政府在经济和金融上监管力度很大，风险防范意识很强。在1997年金融风暴期间，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极大程度上制止了国际资金将金融风暴的危机辐射到国内，稳定了当时亚洲人民的信心。当这次次贷危机来袭，虽然有部分依赖出口型企业出现困难甚至倒闭，进出口贸易依赖型企业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如韩国一般呈蔓延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国家监管下，外资在中国银行内占股比例受到制约，内部金融系统的稳定因此得到了巩固，外汇的流入和流出都受到了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金融危机的辐射性。中国国内金融体系却保持了稳固，可以预见，经济发展虽受影响却仍具备不小的发展潜力。

㈡ 东南亚经济危机始末如何

http://bbs.icxo.com/dispbbs.asp?boardID=1799&ID=90491
97东南亚金融危机

东南亚金融危机始于泰国货币危机，而泰国货币危机早在1996年已经开始酝酿。当年，泰国经常贸易项目赤字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8.2%，为了弥补大量的经常项目赤字和满足国内过度投资的需要，外国短期资本大量流入房地产、股票市场，泡沫经济膨胀，银行呆账增加，泰国经济已显示出危机的征兆。1997年以来，由于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未偿还债务急剧上升，泰国金融机构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并且发生了银行挤兑的事件。5月中旬，以美国大投机家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资者对泰铢发动猛烈冲击，更加剧了泰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7月2日，泰国货币危机终于全面爆发，并由此揭开了时至今日尚未平息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序幕。

（一） 7月2日，泰国货币危机全面爆发并迅速波及整个东南亚金融市场
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自1984年以来一直实施的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改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泰铢即贬值20%，这标志着泰国货币危机全面爆发。由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也面临着与泰国相似的一些问题，再加上所谓的“接触传染”效应以及国际投机者的不断狙击，泰铢的暴跌在东南亚各国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货币风潮迅速波及到整个东南亚市场。
7月11日，菲律宾首先步泰国后尘，宣布货币自由浮动。菲律宾比索当天贬值11.5%，利率一夜之间猛升到25%；印尼则宣布印尼盾汇率的波幅由8%扩大到12%；一向稳健的新加坡元也于7月18日跌至30个月以来的最低点1.4683新元兑换1美元；8月14日，印尼宣布汇率自由浮动，当天印尼盾再次贬值5%；8月16日，马来西亚林吉特暴跌了6%，跌至24年来的最低点。东南亚外汇市场的震荡，使投资者信心受挫，外资大量撤离，东南亚股市也因此低迷，泰国货币危机由此逐步发展成为更为广泛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港元联系汇率制也接受了严峻的挑战，香港特区政府采取果断对策，成功地捍卫了港币联系汇率制度，但是，由于利率飙升，香港股市为此受到较大冲击。
为了帮助东南亚国家早日摆脱危机，国际社会伸出了援助之手。7月份在上海召开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8月份又在东京举行了由IMF主持的有关对泰国提供经济援助的会议。为了协助泰国走出困境，IMF等国际组织和包括中国及中国香港在内的亚太一些国家和地区共同承诺向泰国提供172亿美元的经济援助。面对泰国银行高达1万亿泰铢的呆账以及900亿美元的外债，国际社会的172亿美元贷款援助显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泰国的经济、金融危机，但至少增强了泰国人民以及国际社会战胜金融危机的信心。

(二)10月17日,台湾货币当局主动贬值,香港股市暴跌,并引发全球股市大幅下滑,东南亚金融市场再度动荡.
10月17日,台湾货币当局在经济状况良好,经济项目盈余,外汇储备充足,有能力维护新台币稳定的情况下，突然主动放弃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当日，新台币兑美元的汇价即跌至29.5，为10年来的最低水平。新台币主动贬值，从经济上讲是竞争性贬值，从政治上讲是别有用心的政治预谋，它不仅进一步动摇了投资者对东南亚的信心，加剧了东南亚金融市场的混乱，并且在心理上进一步孤立了香港，使得投机者再次将目光转向香港。为了维持港元联系汇率制，维护香港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稳定，香港政府和金融管理局一方面动用外汇储备在外汇市场进行积极干预，另一方面只得提高银行间市场短期利率。10月23日，同业隔夜拆借利率一度由7%上升至300%，港元兑美元汇价也一度升至联系汇率制实施14年来最高水平（7.6150）。而香港股市在汇价和银行短期利率高企的影响下，受投机沽售力量冲击大幅滑落。

从10月20日起，香港股市连续4个交易日大幅下滑，恒生指数前后共计跌去3000点。10月23日，港股曾两度跌破1万点关口，恒生指数跌幅高达10.4%，亚太股市、欧美股市受其牵累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到10月26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已达到30%以上。由于东南亚与日本、美国和欧盟有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东南亚金融动荡对日美欧的对外贸易、投资、经济形势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香港股市的深幅下跌再次挫伤了全球投者的信心，加上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担忧，27日，全球股市同时发生大幅下跌，各主要股票指数日跌幅少则2%，高的竟达15%，其中纽约道·琼斯指数暴泻了554.26点，创下历史上最大的日跌点数。受此影响，28日，香港恒生指数再次下探，自1996年来首次跌破1万点，最低见到8775.88点，跌幅达13.7%。至此，与8月份最高点相比，香港股市跌幅几乎过半。
全球股市在经历了这次激烈调整之后，由于人们对世界经济形势仍然看好，许多股市在大跌之后都有回升现象，亚洲市场也一度呈现出向好的趋势。可是，韩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却再次将东南亚卷入了第三轮金融风波之中。

（三）11月20日，韩国金融再起风波，金融风潮袭卷韩国、日本
自1997年初起，韩国许多大财团先后陷入了破产倒闭的绝境，经济受到极大的冲击，加上东南亚金融动荡的影响，韩国经济负增长跌至多年来的最低点。进入11月，韩国金融形势继续急剧恶化，股市持续低迷，韩圆汇价创新低。11月17日，由于政府金融改革法案未获通过，韩圆兑美元的比价突破1000：1大关，股票综合指数跌至500点以下。
11月20日，韩国中央银行决定将韩圆汇率浮动范围由2.25%扩大到10%，至此韩国开始成为亚洲金融风波的新热点。
进入12月份以后，在人们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金融风暴渐趋平息之际，韩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截至12月11日，韩国已有14家商业银行和商人银行被政府宣布停业。12月15日，韩国宣布韩圆自由浮动。12月22日，美国信用等级评定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将韩国外汇债务的信用等级下降了4个等级。12月23日，韩国政府公布，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标准，截至9月底止，韩国外债总额已达1197亿美元，其中约800亿美元为1年内到期的短期货款，而外汇储备不足又超出预想，致使当天韩圆汇率又暴跌16.4%，较之7月1日，韩圆已经贬值了54.8%；当日韩国股票市场综合股票价格指数也下滑了7.5%，下浮幅度之大创下历史之最。

东南亚及韩国金融风潮对于日本经济及金融无疑是雪上加霜。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便陷入了停滞状态，股市低迷，房地产市场大幅萎缩，银行呆账、坏账剧增。1997年以来，证券公司违规交易事件迭出，日本四大证券公司相继爆出行贿黑社会的丑闻。进入11月，又连续发生了日本第10大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和日本第四大证券公司山一证券公司倒闭事件。大型金融机构的连续倒闭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日本经济的信心，日元与美元汇率由此跌破128日元大关。由于日本经济基础良好，外汇储备充裕，不会像泰国、韩国那样全面爆发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但是，日本金融体系存在的种种问题却因此再次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四）进入1998年，亚洲汇市和股市连连走低，全球金融市场依旧跌宕不已，亚洲金融危机仍在持续
新年伊始，由于市场信心危机，亚洲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行情继续双双下跌：1月5日，泰国汇率首次跌破50铢兑1美元大关，创历史最低记录，也是泰国自1997年7月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以来，泰铢汇率跌幅最大的一天；韩圆则由199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695兑1美元的水平再次探低到1780韩圆兑1美元；印尼盾与美元的汇价也下跌11.6%。1月6日，菲律宾比索兑美元汇率首次一度跌破45比索兑1美元大关，日跌幅达6%。1月7日，日元对美元的比价跌至134.8日元，创下近6年来的最低点，日经指数也跌破15000点大关，1月9日，纽约道·琼斯指数急挫222.2点，跌幅达2.85%，欧洲主要股市纷纷告跌。1月12日亚洲股市再次出现较大跌幅，其中新加坡和香港跌幅最大，分别下跌了104.51点和773.58点，跌幅为8.88%和8.70%，泰国股市、汇市也再创历史新低。

（五）危机的严重后果
（1）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剧烈动荡，以1998年3月底与1997年7月初的汇率比较。各国股市都缩水三分之一以上。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跌幅在10%~70%以上，受打击最大的是泰铢、韩圆、印尼盾和新元，分别贬值39%、36%、72%和61%。
（2） 危机导致大批企业、金融机构破产和倒闭。例如，泰国和印尼分别关闭了56家和17家金融机构，韩国排名居前的20家企业集团中已有4家破产，日本则有包括山一证券在内的多家全国性金融机构出现大量亏损和破产倒闭，信用等级普遍下降。泰国发生危机一年后，破产停业公司、企业超过万家，失业人数达270万，印尼失业人数达2000万。
（3） 资本大量外逃，据估计，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泰国和菲律宾私人资本净流入由1996年的938亿美元转为1998年的净流出246亿美元，仅私人资本一项的资金逆转就超过1000亿美元。
（4） 受东南亚危机影响，1998年日元剧烈动荡，6月和8月日元兑美元两度跌至146.64日元，为近年来的最低点，造成西方外汇市场的动荡。
（5）东南亚金融危机演变成经济衰退并向世界各地区蔓延。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经济增长速度从危机前几年的8%左右下降到1997年的3.9%，1998年上述四国和香港、韩国甚至日本经济都呈负增长。东亚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引发了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并波及其他国家。巴西资金大量外逃，哥伦比亚货币大幅贬值，进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西欧美国股市大幅波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97东南亚金融危机原因分析

东南亚金融危机与1994年底至1995年春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的表象特征十分相似。一是进口增长过快，出口上升缓慢，经常项目逆差扩大；二是汇率贬值，资金外流，外汇储备锐减；三是金融机构经营困难，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四是利率上升，物价上涨、工人失业、经济下滑。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远非墨西哥金融危机所可比拟。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前后两次震荡全球的金融危机居然都在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的部分“龙”“虎”国发生，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多年来，国内外学者都在探索这两场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从表面看，这些国家发生金融风波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国际投机资本肆意破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伴随着科技和信息革命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上。其突出表现：

一是国际资本流动规模越来越大。跨国资本从1990年的4400亿美元增至1999年15700亿美元。1996年西方主要国家的跨国股票和债券累计额占有GDP的比重超过了100%，美国就高达10万亿美元。

二是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加快。最典型的是跨国外汇交易急剧增加。1986——1995年，扣除重复计算，国际外汇交易的日交易额从1880亿美元猛增至12000亿美元，它占世界全部外汇储备的比重从37%增加到84%。

三是金融市场波动更为剧烈。集中表现于利率波动和汇率变动大。1993——1996年，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变动幅度高达3%。1991——1999年3月，日元汇率变动幅度高达70%，美元、马克、加拿大元的汇率变动幅度也达20%～30%。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发展中国家在加速融入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表现之一是90年代以来，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私人资本猛增，而且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快、开放程度高的东亚和拉美国家。1991——1996年，发展中国家每年引进的外资净额从1000亿美元增至3000亿美元，其中私人资本从440亿美元增至2400亿美元，东亚从190亿美元增至1100亿美元，占流入发展中国家总数的40%。墨西哥和泰国在危机爆发之前，外资流入的规模都是很大的。

墨西哥1994年底外债余额854亿美元，占GDP的50%多，另有国际直接投资近200亿美元；泰国1996年9月外债余额771亿美元，占GDP的45%，另有国际直接投资200亿美元。外资大规模流入东亚和拉美发展中国家，不仅给这些国家解决了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而且带来了技术和市场，促成了这些国家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国际化程度不同。发达国家金融一体化程度高，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实际利率差逐步缩小。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较低，与发达国家的利率差较大，为赚取利差和汇差，国际短期资本频繁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流出和流入。这就给利用利率差和汇率差赚取收益的国际金融投机商以机会。事实上，在国际资本流动中，也不乏专门的国际金融炒家。据海外舆论报道，1997年5月泰国汇率开始贬值后，美国金融投机商索罗斯就在泰国外汇市场投放了60亿美元，进行外汇炒作，把泰铢逼上绝路。1992年欧洲汇率体系不稳时，此人利用英镑汇率的变动在外汇市场上买进卖出，赚取了10亿美元，并迫使英镑退出欧洲汇率体系。但我们在讨论这方面的原因时有两个问题需要弄清楚。

第一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放松对外资流动的控制，大量引进外资是否对头？
第二个问题是国际金融投机商利用的机会来自哪里？

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今天，国际资本流动已经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的杠杆。在当代，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引进外资作为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东亚和拉美国家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跻身新兴工业化国家前列，在相当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些国家能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以积极态度对待外资，并有效利用了国际资本带来的好处。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很清楚，国际金融投机商利用的机会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而是他们发现的。显然，如果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比较稳定，他们就没有投机的机会。换句话说，是他们看准了一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才利用金融市场的动荡机会来发财的。例如，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之前，最先感觉到危机威胁从而转移资本的是本国居民。当时，墨国居民得知出口增长下降，国际收支逆差增大，外汇储备减少，本国货币将贬值，从而大量购入美元，加速外汇储备减少，引起汇率波动，然后，外资才开始抽逃。可见，发生金融危机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系统出了问题，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国际金融投机商只起了一种外部推动作用。

（二） 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改革过快。
应当肯定，80年代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东亚和拉美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放松银行业务限制，取消外汇管制，开放证券市场，鼓励本国金融机构对外扩张，等等，加快了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步伐。担是，把其中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对外开放金融市场是不准确的。当然，如果这些国家继续实行金融抑制政策，金融市场不开放，国际资本不能自由流出或流入，投机商也无计可施，危机自然不会发生。但国际资本不是随意流动的，其流动的目的是赚取更大的收益和分散风险，决定国际资本投资者手中的钱流向的基本要素取决于受资国的金融开放程度和经济前景。如果一个国家实行金融开放后，经济高速度增长，资本收益率也高，外资流入增加是自然现象。但是，外资大量进出和金融投机商得手不能归罪于经济金融的开放，而应从受资国的内部因素寻找原因。墨西哥、泰国等实行金融市场自由化、国际化，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但并不构成这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必然，而它们的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和结构与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特别是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要求的下述种种脱节之处，才是金融危机生成的原因。
经济政策不适应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在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幅度增大的条件下，墨西哥和东南亚国家仍对汇率和利率变化实行限制，对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反映滞后。

例如，墨西哥90年代初实行比索对美元的固定汇率，而90年代前四年累计下来的通货膨胀达53%，外贸逆差870亿美元，在汇率没有反映这种情况的条件下，比索贬值是必然的。但是当时的墨西哥政府面对比索高估迟迟不采取适时贬值的措施，以致出口受阻，外贸逆差逐年扩大，给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同时，当时的墨西哥政府为了治理通胀，提高国内储蓄率，吸收外资以支持进口商品的外汇需求，实行了高利率政策。1990-1992年墨西哥实际利率高达20%-25%，1993年略有下降，但仍达14%左右，大大高于国际市场利率，而国内企业贷款的实际利率比这还高。这种高利率政策既使墨西哥企业无法承受利息成本而无力归还银行贷款，造成银行坏账问题严重，又使墨西哥对外支付高额利息，造成国际收支恶化，货币贬值压力加大。

又如泰国，长期实行泰铢与美元联系汇率制，14年来，一直保持在25铢左右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当美元贬值时，它对西方主要货币的汇率也随之贬值，增强了出口竞争力。当美元升值时，泰铢随之升值，出口竞争力下降。1996年以后，美元对日元持续升值，泰铢随之升值，出中竞争力下降。1996年以后，美元对日元持续升值，泰铢对日元也不断升值，成为进口增长过快和出口增长率降低，以及国际收支恶化的重要原因。

经济体制不适应对外开放。一国经济开放之后，外资流入增加，本应加强金融体制建设。但是，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对金融市场开放的准备不充分，国内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不足，监管措施和机构不完备，盲目向外资开放。例如，在本国银行体系风险过大的情况下，泰国主动向外商提供低息美元贷款，为房地产投资热火上浇油。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必然导致本币和外币的频繁交易，采用中央银行控制汇率的方法与巨额外汇交易相矛盾，当资本外流增大时，对外汇的需求增加，本币贬值受到压力。为了捍卫联系汇率，泰国在一个月内就动用了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仍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给国际金融投机商炒作外汇以可乘之机。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中央银行曾经一天之内抛售几十亿美元，企图把比索兑美元的比价稳定在政府设置的指标范围内，结果仍抑制不住比索跌势，外汇储备锐减到无法保持经济正常运转的60亿美元，次日不得不宣布中央银行不再干预外汇市场。这些事实说明，政府行为与市场对抗，难以成功。只有适应市场规律，实行浮动汇率才是出路。

1、金融体系不适应金融市场的发展，长期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经济过热导致“泡沫经济”，形成脱离实体经济的虚假繁荣，只是金融动荡的表层原因。长期资本市场建设滞后造成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才是深层次原因。具体包括：一是资本结构不合理，投资者较少用中长期债券筹资，而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而且往往是短期资金，不适应长期投资项目的需要。二是信贷投向结构不合理。银行倾向于提供非生产性用途的贷款。例如，泰国的银行贷款有1/4是消费性贷款，1/4是房地产贷款，这类贷款难以产生收益，银行坏帐增加。据世界银行断定，1996年泰国放款机构的不良贷款占其贷款规模的10%，达155亿美元，1997年银行的坏账相当于泰国GDP的9%。三是外资结构不合理。由于中长期资本市场不发达，外资多以短期资本形式流入。1994年进入墨西哥的700多亿美元外资中，3/4属于短期证券资本，美国互助基金一类的短期投资比重很大，其中进入股市的有330多亿美元。1995年流入泰国的6466亿泰铢外资中，直接投资仅上中5.5%，商业银行贷款占51.1%，且大部分是短期贷款，投机性和流动性最大的非居民泰铢存款和证券投资占30.7%。由于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当宏观经济不稳定时，外资抽逃，引发股价下跌，金融机构瘫痪，本币贬值，是不足为怪的。

2、产业结构调整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是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的产业结构调整片面迎合外资投向，不但彼此之间及其与后起的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趋同，而且过分集中技术含量不高的一般加工工业。二是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能力较低，国内科技水平不高，对进口技术和设备的依赖过大。三是劳动成本上升过快，不利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国际竞争能力被削弱，出口增长速度下降，造成国际收支巨额逆差，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例如，墨西哥和泰国的出口产业面对来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低成本同类产品的竞争，未能升级换代，以致竞争力减弱，出口增长缓慢，国际收支逆差扩大，两国在危机爆发之前，外贸逆差占GDP的比例分别接近和超过了8%，大大高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5%，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推动因素。

3、贻误时机，调整不及时。当出现金融动荡之后，政府出于种种原因，对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和结构不及时调整，以致贻误时机，激化矛盾。墨西哥和泰国的情况都是这样。1968—1988年墨西哥先后有4届总统因经济危机而下台。1994年西方经济复苏，利率随之上扬，加上当时墨西哥政局不稳，一些外国投资者便开始抽走资金，货币危机苗头已经出现。此时，本应果断采取调整措施，但当时的萨利纳斯总统为了赢得年底的总统选举连任，不但不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改革汇制，反而动用了上百亿美元的国际储备弥补亏空，极力制造繁荣假象。结果等到当年12月1日新总统塞迪略就职时，国库剩下的国际储备已经不多，12月19日晚遂决定通过比索一次性贬值15%，来促进出口，减少进口，阻止资金外流，稳定外汇市场，结果引起始料不及的比索汇价暴跌，最终酿成了严重的金融危机。1997年2月，泰国金融形势开始恶化，政府未采取拯救措施。5月，泰铢贬值到14年的最低点，政府仍坚持对汇率的控制。对应该倒闭的金融机构，政府仍实行注资的做法，白白花费了大量资金。7月，被迫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之后，泰铢继续贬值，外汇储备持续下降，但政府仍背着多年经济高速度增长和“虎”国的美誉包袱，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犹豫不决，以致矛盾越积越多，一发难以收拾。此外，墨西哥、泰国等政局不稳，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深，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促成因素。

㈢ 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

自20世纪初期起到20世纪50年代，国际资本市场开始在资本的国际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其活动表现出如下特征：
1、国际资本市场推动国际资本由欧洲涌入美、澳等当时的新兴市场国家
一般认为，古典金本位盛行的1870年到1914年的50年间，国际资本保持高度流动性，并大量由欧洲涌入美国和澳洲等地区。1914年前后，英国的年平均资本流出量占GDP的5%到9%，法国的资本流动占GDP的2%，德国为3%左右。而在资本输入国中，澳大利亚的资本流入占其GDP的9.5%，加拿大的资本流入占其GDP的6%。
2、公共机构是国际资本市场活动的主体。当时的国际资本市场活动主要表现为：借款国家政府和部门大量向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资本市场发行固定利息债券；美国的债权人在国外建立子公司，通过持有过半数的股权（或独家经营）对其进行控制等。
3、国际资本市场具有很强的波动性，尤其是国际债券的利率随时间及国别的变化而出现大幅度调整。
4、资本流动因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宏观经济状况变化及突发性政治经济事件而初现上升和下降的大起大落。1929-1933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萧条，导致普遍的债务违约，严重打击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活动。30年代，在货币贬值预期普遍存在和战争及政治迫害等因素的影响下，资本运动大部分采取了短期资金外逃的形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范围的私人银行贷款和证券投资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资本无法突破地域限制，更多地表现为在货币发行国境外的流动，市场交易行为也大多发生在国外，即欧洲美元交易。
该时期国际资本市场活动的特征是：
1、国际资本市场活动停留在欧洲市场及欧洲货币的范畴。在战后废墟上崛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构筑了二十世纪后半期国际金融秩序的基础，同时，该体系的核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协定则明确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规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初期，各国普遍对资本流动进行不同程度的控制，严格控制下的资本绕开管制在货币发行国境外流动，形成了欧洲资本市场的雏形。欧洲资本市场既是银行间市场，又是政府筹措资金的市场，同时还为大公司提供借贷服务，商业银行是该市场的核心。欧洲资本市场资金来源广泛，数额庞大，以多种兑换货币计值，充分满足各种借款需要，商业银行经营自由，贷款灵活简便，资金安排迅速。
2、资本流动形式集中表现为官方援助和直接投资。在二战结束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资本流动的主流是大规模的国际援助，以及逐渐复兴的直接投资。二战后欧洲重建计划引起了庞大的官方资本流动。美国政府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的第四援助计划导致美元大量流入欧洲。从1945年7月1日到1955年6月30日，美国在马歇尔计划下，向联邦德国提供贷款38.7亿美元，1945年12月，美国与英国签署财政协定，美国向英国提供37.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
3、美国在主导官方资本流动的同时，也成为私人资本流动的主体。根据OECD的国际资本市场统计，1951年，国际债券的发行总额为9.954亿美元，其中，在美国市场发行了9.226亿美元，占国际债券发行总额的92.69%，整个50年代，美国为国际债券发行提供了71.601亿美元的资金来源，占当时融资总额的78.21%。进入60年代后，美国商业银行纷纷扩大国际业务，在国外尤其是欧洲开设分行，这些银行利用其持有的巨额资金，积极发展信贷业务，为欧洲货币市场提供了新的资金来源。 1973年，随着汇率制度由固定向浮动的转变，美国和其它一些国家逐渐解除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控制，国际资本流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该时期对资本流动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及石油美元的产生。
1、石油危机与石油美元
石油作为一种重要的能源，自70年代起开始取代煤炭，成为世界能源消费的主要部分。石油的生产和消费极不平衡，美国、欧洲和日本所生产的石油不到全球总产量的20%，其石油消费量却占全球总消费量的70%，不得不大量依靠进口，石油价格的变动直接影响全球经济的表现。
中东国家是主要的石油生产国，1960年9月，第三世界石油生产国建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致力于改变长期形成的油价过低的不合理局面。70年代起，OPEC成员国通过参股和收归国有等措施，逐步掌握了自己的石油资源。
70年代初美元汇率下调，西方工业国的制成品价格相应上涨，由于石油贸易以美元计价结算，石油出口收入跟随美元汇率持续下降，石油生产国蒙受重大损失。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后，OPEC成员国一方面加快石油生产国有化进程，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石油价格从此前的每桶3.01美元提高到1974年1月的11.65美元。1979年1月，OPEC再度提高油价，把每桶原油定价调整为14.327美元，到1981年10月，国际市场油价上升到每桶34美元。
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升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经济体遭受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国际金融市场主要货币汇率的灵活调整为这些经济体吸收这种外部冲击提供了可能。
随着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升，OPEC成员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顺差，1974年达651.7亿美元，1980年达928.4亿美元，1973年到1981年顺差累计达3360.7亿美元。这就是所谓的石油盈余资金，由于石油盈余资金大部分以美元表示，所以又称石油美元。
2、石油危机时期全球资本流动的特征
石油危机时期资本流动的特征表现为：
①石油美元的积累及流动推动了欧洲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在OPEC成员国可供运用的资金中，约有三分之一投放在欧洲货币市场，大部分采取欧洲美元存款的形式。在1981年欧洲货币贷款总额900亿美元中，阿拉伯银行占了26.5%。所以，欧洲资本市场在提供渠道促使石油美元回流的同时，也获得了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新动力。
②石油美元的流动掀起了私人商业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的高潮，也为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第一次石油危机后，非产油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长期、巨额经常项目赤字，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资金需求快速上升。OPEC成员国组织为获得发达国家比较安全的资产，把大部分石油美元贷给了发达国家的私人商业银行。而70到8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普遍停滞，名义利率停留在低水平，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际利率则为负值，私人商业银行便增加对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获取更高的利息收入。石油危机期间，国际资本市场的筹资活动显着增加，尤其是非OECD国家的筹资额成倍上升。
1982年后，OPEC成员国开始出现经常项目逆差，石油美元的累计过程被迫中断，这样，发达国家私人商业银行向非产油发展中国家发放贷款的资金来源无以为继，发展中国家获得国际贷款的条件急剧恶化。 进入80年代，由于多数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沦为债务沉重的借款国，面临着债务还本付息的困难，资本流动开始显示出收缩迹象。
从1973年到1982年的十年间，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债务总额从1031亿美元增加到8420亿美元，每年增加18.8%，其中，政府贷款的年增长率为14.5%，私人贷款的年增长率为19.4%，私人信贷在贷款总额中的比例达60%到75%。在居高不下的外债总额中，短期信贷高速增长，国际债务期限明显缩短，浮动利率债务比例大幅度上升，到1980年已经超过全部外债的40%。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外债偿付压力不断上升，从1973年到1982年，还本付息额由179亿美元增加到932亿美元，还本付息额占出口收入的比重（偿债率）由15.9%提高到23.9%，其中利息支付额占出口收入的比重由6.1%增加到13.2%。
在非产油发展中国家过度借贷、结构失衡的同时，80年代起，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直接导致了该类国家偿债危机的爆发。1980年，西方国家先后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发达国家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和世界贸易增长率开始下降，到1982年出现了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急剧恶化，进口需求大幅度下降，出口收入快速下滑，经常项目逆差上升，外债还本付息能力降低。
在西方国家经济持续衰退的同时，美国里根政府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出现了高利率、高汇率、高通货膨胀率三高现象。
由于非产油的发展中国家外债以美元计价的比例很高，美元汇率的上扬直接加重了该类国家实际的债务清偿即流向债权国的本金和利息的负担。
由于美国利率居高不下，其它发达国家也相继随之提高利率。七个西方主要工业国短期资金的平均名义利率从1979年的9.2%上升到1982年的12.9%，长期资金的平均名义利率从1979年的9.3%上升到1982年的12.4%。由于发展中国家浮动利率外债超过外债总额的40%，利率的上升导致偿债压力的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非石油出口国将多付40亿美元的利息，以此推算，巴西和墨西哥将为此多支付7.5亿美元的利息，非产油发展中国家将多支付近200亿美元的利息。因此，1979年后，许多非产油发展中国家借的新债主要用于支付利息。
在内外双重压力的作用下，1981年3月，外债总额为260亿美元的波兰政府无力偿付数额为25亿美元的到期债务本息，拉开了非产油发展中国家债务清偿危机的序幕。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全部外汇储备基本耗尽，无力偿还到期债务的本息；9月，第三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巴西宣布急需175亿美元的新贷款来解决清偿困难；12月，阿根廷提出与西方债权者进行重新安排债务的谈判。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这场债务危机：在拉美，除哥伦比亚和巴拉圭外，其他债务国均相继要求延长偿还债务期限，在非洲，苏丹、摩洛哥、多哥、中非共和国、马达加斯加、扎伊尔、赞比亚等10国陷入债务危机的深渊，在亚洲，印尼和菲律宾也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解决债务支付问题。
债务危机爆发后，债务国政府、债权国政府、债权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渐遏止了危机的蔓延。但是，这场危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该时期国际资本市场活动特征表现为：
1、资本流动规模扩张极不稳定。80年代初期，资本跨国流动的总量由年融资近2000亿美元下降到1500亿美元左右，累计下降幅度超过20%。1984年后，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总额又出现大幅度上升，三年间累计升幅超过70%，表现出很强的不稳定性。
2、发达国家间的国际资本流动受债务危机的影响程度轻微，并在短时间内快速恢复。1982和1983两年，OECD国家的资本流入分别下降了14%和11%，下降程度略高于国际资本市场的平均水平。但是，1984年后，OECD国家的融资规模快速上升，资本流入数量超过了债务危机前的总水平。
3、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进入长收缩期。非OECD国家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在1981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419亿美元后，进入长达6年的下跌期，年度融资总额一度下降到211亿美元，比1981年下跌近50%。一直到1993年，非OECD国家的资本流入才超过1981年的水平，达653.42亿美元。因此，在债务危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收缩期长达10年，这刚好是拉丁美洲国家失落的十年。 1988以后，资本流动的规模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资本的跨国流动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的发展阶段。
国际资本市场的筹资总额，由1988年的3694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8322亿美元，增长了一倍以上，到1998年，以国际债券发行、银团贷款和其它债务工具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额达12247亿美元，比两年前增长了近50%。
附表1国际资本市场活动（1988-1995）（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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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国际市场筹资总额 年度增长率% OECD国家筹资总额 非OECD国家筹资总额
1988 369393 21.64 332318.1 26557.5
1989 385313.6 4.31 347776.2 24605.8
1990 361430.9 -6.19 316653.5 29358.8
1991 432500.4 19.66 379478.2 38022.7
1992 458255.1 5.59 404420.8 32960.2
1993 625835.9 36.57 539776.5 65348.2
1994 669702.1 7.01 587336 69992.9
1995 832243 24.27 732169.3 8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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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OECD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Statistics1950-1995
80到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市场活动最显着特征是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具体表现为：
1、资本跨国界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大幅度上升。
在资本流动总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资本跨国流动与其经济规模的相对比例显着提高，国际清算银行依据国际收支统计资料计算的证券跨境交易资料显示，1975年到1998年间，西方国家各类证券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交易总额在GDP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意大利由1%上升到640%，日本由2%上升到91%，其中，增长最快的时期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2、资本流动的速度快速上升，资本流动性达到很高水平。
在资本流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金融技术的日新月异，金融创新的大量使用，以及各类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和普及，大大提高了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对全球外汇市场的名义日交易金额的调查，到1998年4月，该交易额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比上次统计的1995年增长近50%，三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4%，大大超过1992到1995年的9%。显然，外汇市场的交易规模的扩大在不断加速。
3、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以更有利的条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在本阶段，新兴市场国家再度成为资本流动的重要目标，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条件显着改善，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活动融通资金的国家越来越多，各类资本市场进入的障碍和藩篱纷纷消除。
4、国际资本市场的价格呈现趋同趋势，利率的波动具有明显的联动性。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趋于一致，不同国家的利率差距缩小。过去20年间，主要工业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差距不断缩小，进入90年代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央行基准利率一度收敛于6%的水平，尽管此后又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但总体升降趋势基本同步，利差趋于稳定。此外，随着欧元的出台，欧洲主要国家利率水平率先趋同。
从利率水平的调整看，西方主要国家央行的决策具有显着的相关性，几乎主要国家利率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快速响应。 综观国际资本市场市场的百年变迁，我们发展，推动国际资本市场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及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变动，国际贸易发展，金融市场内在需求及利率变动、金融创新及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资本帐户管理政策，国际货币体系，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等方面。上述动力的属性又可以划分为：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人为推动两部分。
在一般情况下，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本身的推动力应归入客观必然性类别；金融活动快速上升产生的内在推动力则兼具客观必然性和人为推动两方面的属性，但是，相对而言，其客观必然性的色彩更强烈一些；在资本帐户开放进程中，发达国家的政策推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开放过程又是更多的国家对外经济贸易联系不断扩大的结果，因而同样具有客观必然性的一面；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国际货币关系的准则，其总体政策取向更大程度上体现了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意愿；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政策调整可以全部归入人为推动的范畴（详见下表）。
在上述分析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假设下，由上述七大因素推进的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总体上看是世界经济、金融活动规律调整的必然结果，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部分发达国家的意志，具有人为推动的一面。
从另一个角度看，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发展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是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相互联系又各具特点的组成部分，资本运动的自由化意味着居民可以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活动，也意味着国内消费者可以购买外国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本国金融机构可以为外国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从而从内外两个角度进一步推动了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其最终结果是资本效益的最大化和资源配置的最佳化，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市场表现形式。
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属性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从全球资本流动的地域结构看，发达国家和地区继续保持在资本全球流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资本全球化布局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尤其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相互间的资本流动继续保持较高水平，资本多向流动趋势日益显着。即使是金融危机的大范围爆发，也不仅没有影响发达工业国在国际资本市场的活动，反而促使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流入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最终目的地，大量持续的资本流入促使其金融实力超强发展，使其对国际资本市场未来格局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金融全球化以资本自由流动和金融贸易服务自由化等形式，促进了全球金融领域的竞争，推动风险报酬趋向于平均水平，并通过资产价格的迅速调整保持市场均衡与稳定。同时，资本自由流动促使金融中介机构更好地进行风险评估和管理，扩大技术转让的范围，其结果是更多的金融机构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推动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此外，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要求一国有关管理当局切实提高经济金融政策的可信度和有关政策组合的协调能力。
当然，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本扩张仅仅是个开始，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还处于初始阶段。80年代后期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开始逐渐暴露出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但是，与我们传统认识相背离的是，即使不同资本流动工具的变动规模呈现此起彼伏的波动特征，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全球资本流动持续增长的趋势并未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融资的增长成为一种不断持续的行为。

㈣ 介绍一下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状况及潜力

1.自然资源

印度尼西亚矿物资源丰富, 石油和锡在世界上占重要地位, 天然气、铀、镍、锰、铜、铬、铝土矿、金刚石储量也较丰富。石油探明储量总计13亿多吨, 是目前东南亚石油储量最多的国家。另外, 据估计, 印尼沿海海底石油蕴藏量要比陆上石油多3-5 倍,以三马林达近海的阿塔卡油田为最大。印尼天然气储量也很可观, 约73万亿立方米。印尼的锡矿储量也很大, 是继马亚西亚之后的世界最大锡生产国, 镍矿储量562万吨, 居世界前列。 伊里安查亚还有丰富的铀矿。廖内群岛的宾坦岛有铝土矿。日惹附近产锰。金刚石推测储量约150万克拉, 居亚洲之首,主要分布在加里曼丹。

在农林产品方面,印尼的胡椒、金鸡纳霜、木棉和藤的产量均居世界首位。天然橡胶、椰子产量居世界第二。印尼的热带雨林面积仅次于巴西亚马孙地区。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的铁木、努沙登加拉 的檀木、苏拉威西的乌木、爪哇的柚木都是驰名于世的珍贵木材。印尼海域水产资源丰富, 种类繁多。苏门答腊东海岸的巴眼亚比等地附近为着名渔场。勿里洞沿海产海 参, 马鲁古群岛沿海产珍珠,马都拉岛沿海产海盐。

2.经济简史

自1945年独立以来, 印尼致力于推行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战略和由石油产业支持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 同时对外国资本进入印尼加以限制,以保护印尼民族经济的发展。自 1967年苏哈托政府执政以后的前十五年里,印尼通过开发丰富的石油和其它资源, 实现 了粮食自给和生产自立。国家收入主要来自石油出口,1982年石油出口收入占国家收入的80%。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 石油出口景气, 印尼经济一度出现了较快的增长, 1973年到1981年,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7-8%。从1982年起,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和其它初级产品价格开始趋向疲软, 印尼经济受到很大冲击, 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 进入八十年代中期, 世界石油价格暴跌, 印尼经济出现了衰退。

1982-83年度, 出口和政府收入下降, 财政赤字和经济项目逆差扩大。自八十年代初以来, 印尼经常项目赤字连年不断, 外债偿付额高达27.6亿美元(1988年外债总额为530 亿美元), 支付石油和天然气服务费用为26亿美元。另外印尼在对外贸易的运输费用上也支付了大量的外汇(印尼用于对外贸易的船队不足), 同时直接投资收入又用于再投资, 不能为支付平衡起作用。 印尼虽有巨额外债, 但印尼严格履行金融契约, 因而能得到国际组织的友好资助。印尼的旅游业发展比较快, 1990年相当兴旺, 游客达211万人次，外汇收入为18亿美元。

3.经济概况

自1968年以来特别是80年代调整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后，印尼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第一个25年长期建设计划内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6%，通货膨胀控制在10% 以内。1994年4月印尼进入第二个25年长期建设计划即经济起飞阶段。政府采取了进一步简化进出口手续、降低关税、放宽投资政策等措施，把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旅游、增加出口作为经济建设中的主要任务，使印尼经济继续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1995年5月起，印尼政府颁布了放宽经济限制的一揽子计划，开放投资领域，减少对产 业部门经营和发展的限制，鼓励私营企业在新兴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业生产。1995年、1996年分别吸引外资399亿和299亿美元。1996年批准外资项目959个，比 1995年上升23%。但由于外资投入猛增、人口和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将制约经济的发展。

4.行业概况

（1）.农业概况

全国拥有可耕地1980万公顷。1995年，农业总产值616370亿盾，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7.2%。农业人口约占劳动力人数的50.6%。农业以种植业为主, 主要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 粮食作物在农业中占重要地位, 主要由小农分散经营。 粮食作物主要是稻谷, 其次是玉米、木薯、甘薯、大豆等, 大米是印尼人民的主要食粮。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经济作物生产国之一, 经济作物大都在种植园种植, 是外汇 收入的重要来源, 主要有橡胶, 咖啡, 棕榈油, 椰子, 甘蔗, 胡椒, 奎宁, 木棉, 茶 叶等。橡胶是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 大部分在民间小胶园内种植, 产量仅次于马来西亚, 居世界第二位, 主要供出口。咖啡也是主要的经济作物, 约90%的产量供出口, 椰 子是传统的出口作物。

农产品产量统计

(2).工业概况

印尼工业发展的方向是加强外向型的制造业。1995年制造业、采矿业产值各为919290 和351450亿盾，分别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3%和8.4%。主要部门有制造、采矿、纺织、轻工、装配业等。1994年、1995年制造业增长率分别为12.5%、11.1%。工业品出口额已超过29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64.5%。1995年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10%。煤炭生产约 3830万吨，其中出口3160万吨，成为仅次于澳大利亚和南非的世界第三大煤炭出口国。

工业行业产值统计

5.主要经济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1995年)：1903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5年)：1023美元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8.07%

汇率(1998年5月1日)：1美元=8025.00盾

通货膨胀率(1996年)：6.47%

经济增长率(1996年)：7.8%

㈤ 把“摊”摆到全印尼，三个年轻人白手起家，打造东南亚电商独角兽

在当地人眼里，Bukalapak是一个能大量购买便宜货的地方。前有Shopee后有Tokopedia，这家公司如何成为东南亚电商“独角兽”？

作者丨赵晓晓

编辑丨孔露娇

图源丨摄图网

10年前，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一家公司的三位创始人正在激烈地讨论：是关掉生意，还是继续在电商这条路上走下去？

在一年之前，他们还在狭窄的办公室里梦想着创建一个超级电商平台。然而，这门生意带来的收益却微不足道，公司曾一度开不出工资，面临着严峻的现金流危机。

Bukalapak印尼语意为“摆摊”，这个名字可能在普通人听来有些陌生，但在印尼，它与Shopee、Tokopedia、Lazada 并称印尼四大电商独角兽，是当地最受欢迎的电商平台之一。

Bukalapak成立于2010年，2019年成为市值超过25亿美金的“独角兽”公司。十年光景，三个年轻人把“摊”摆遍了全印尼，目前拥有7千万多用户。

这家公司是如何诞生的？背后有哪些故事？

在GGV的英文播客Evolving for the Next Billion中，GGV管理合伙人童士豪、GGV 投资副总裁 Dimitra Taslim与Bukalapak创始人兼首席战略官Achmad Zaky进行了精彩对话，分享了Bukalapak的成长历程和精彩故事。

“小店铺”里的“大商机”

Dimitra Taslim：我们想了解一下关于Bukalapak的故事，它的起点是怎样的？

Achmad Zaky：Bukalapak 是在2010年成立的，起初只是一个电商平台，如今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综合性的生活APP，成为印尼第四家独角兽企业。

Bukalapak 的经营理念非常简单：通过电商的桥梁，让天下没有难做的小生意。我们在成立之初就打算赋能小商家，印尼是小微企业占比最大的国家，中型企业非常少，Bukalapak想做的就是帮助小企业成长为中型企业。

童士豪：在印度尼西亚，电子商务正在快速增长，但互联网的渗透率仍然很低，有网购习惯的人不到10%，如何去发掘另外90%不在网上购物的人？

Achmad Zaky：这是我们在创业时遇到的第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印尼一半以上的人群都住在农村，对线上购物不了解，还有一部分人因为没有接入互联网，没有条件进行线上购物。另外，印尼至今还没走出“现金为王”的时代，即使是网购，也更偏爱现金到付。

第一波电子商务发展起来的时候，我们通过电视等媒体渠道进行创造性的推广，目的是让更多的印尼人了解互联网，了解电子商务。

第二次浪潮，我们抓住B2B的风口期，建立了O2O 平台 Mitra Bukalapak，发动广大乡村地区的街边售货亭、夫妻老婆店等小商店，成为 Bukalapak 平台卖家中的一员。

这些小型商店在印尼语里有一个统称——Warungs（传统的印尼夫妻店），Warung 在印尼人的生活里是一个核心而又独特的存在，路边摊、小咖啡馆或饭店都是 Warung，印尼95%的人都会去这些小商店里购物。

Mitra Bukalapak 是一个专门的APP，它可以帮助 Bukalapak 获取那些接触不到网络的人，给他们提供便利，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地获取资源的。目前，我们在印尼有超过500万入驻商家，7000万注册用户，1200万的日活用户。

印尼一家使用 Mitra Bukalapak 的夫妻店（Warung）

图源：Bukalapak 官方

童士豪：作为印尼最大的电商平台之一，Bukalapak主要售卖什么？与其他电商巨头相比优势在哪里？

Achmad Zaky：首先上线的是电话卡、耳机等电子产品，除此之外，我们还提供水、香烟、方便面等生活日用品，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涵盖了家用产品、男装等很多种类。

对比其他平台，我们都以更便宜的价格、更快的分销和更好的产品质量提供给用户。Bukalapak 还上线了一系列金融 科技 服务。现如今，Bukalapak 的信用及表现好用户可以在平台上获得贷款，申请信用卡，甚至买卖黄金，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

最大的优势是我们可以提供品牌服务，如果某品牌想在Warung做广告，我们可以利用数据为品牌提供分析，帮助其了解到产品的销售情况，优化销售渠道。另外，如果早上下的单，当天晚上没有到达，还会提供退货服务。

Dimitra Taslim：在印尼，Warungs市场体量有多大？客户群体是怎样的？

Achmad Zaky：Warung 在印尼究竟有多少，已经无从统计，它充斥在印尼人生活里的每一个角落，散落在印尼的大街小巷。

印尼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印尼有五分之三的人住在非城市地区（乡村地区），这些人日常生活里的购物方式不是去大型商超，是去身边的杂货店、售货亭，这种类似街头小摊的Warung经济体系占据了印尼线下经济的70%，这在东南亚是很大的比例了。

通常在发展中国家，Warungs的增长正在放缓，但在印尼它还在增长。Warungs不需要很多资金来建立，而且大都布局在车站附近，如果你经常开车上下班，通常会更愿意选择在便利店购买，不仅方便快捷，价格也很便宜。

童士豪：你们刚开始是如何在没有钱的情况下成长的？

Achmad Zaky：这个话题我很喜欢谈论，有人说这是最糟糕的时候，但对我来说，这是最好的时间，也是最有效的时间。

从 ITB（印尼的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找不到工作，无奈之下，我回到了家乡苏拉卡尔塔，一个遍地夫妻店的小城，闲逛一段时间后，我重新回到了雅加达，这回我拉上我的朋友Nugroho Herucahyono决定创业。

我们学的是计算机科学，想利用电商这座桥梁，让天下没有难做的小生意，Bukalapak 的最初创想就这样诞生了。后来，我的另一位朋友 Fajrin Rasyid 被叫来管理财务，公司就这样成立了。

Bukalapak 三位早期创始人，左起：Zaky、Rasyid、Herucahyono

图源：Bukalapak 官方

但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电脑，并且没有人相信互联网，劝说城镇小商户加入电商平台异常艰难，只有约五分之一的邀约商户愿意尝试一下。后来我们就尝试在Facebook上投广告，在社交媒体上疯狂加陌生人为好友，甚至给所有的公司发送垃圾邮件，在100家公司中，可能有5家公司前来签约并销售，这就是我们成长的方式。

很多被 Bukalapak 加好友的人都是骑行爱好者，当时骑行在印尼很火爆，Bukalapak 根据需要上线了很多自行车和零部件，一时间，Bukalapak 被人们当做印尼自行车和零部件首选购物平台。后来Bukalapak逐渐把业务扩展到相机、飞机票、火车票等许多领域。

公司成立一年后，也就是在2011年，我们遇到了资金问题，被迫停业的前夕，我们得到了日本投资人Takeshi Ebihara 28.8万美元的融资，有了这笔钱，公司一方面深耕骑行社群，一方面把社群战略延伸到其他版块。

后来我们又陆续得到蚂蚁金服和GIC的投资，业务范围跟资本都得到了很好的扩展和积累。我们把 Bukalapak 看成自己的孩子，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Achmad Zaky：我是在高中认识了我的联合创始人，我们高中时是朋友，我们在理科或奥林匹克之类的比赛中互相竞争。我们上的也是同一所大学，并且在同一个班，我们曾经是对手。

当我开始创办Bukalapak的时候，没有人相信我，只有他相信。所以，他没有朋友，我也没有朋友，那就让我们一起开始建设这个公司，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

Dimitra Taslim：在2016年的时候，你发表了一个“少即是多”的博客，这是什么意思？你如何平衡多元化与专注于你所从事的行业之间的问题？

我所说的“少即是多”是指你每天都必须去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保持你工作的简单化，只有一个重点是真正重要的，因为它使你敏锐，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最终也实现你的目标，这是关键。

因为当你变得强大时，你就会去寻找更多的机会，你也会筹集到更多的资金，但同时也容易变得贪婪，思想无法集中，甚至忘记自己的初衷是什么，这就是我的基本思想，要真正专注于你所做的一件事。

资本积累与出海野心

Dimitra Taslim：早些时候，我们采访了印度的Udaan公司，这家公司的kirana商店与warungs的模式很相似，而且Udaan的融资和成长都很迅速，你是怎么看待与这家公司的竞争关系？

Achmad Zaky：说到底，关键是生产力和效率。洛克菲勒创办石油公司时，努力地推动生产力，提高效率，直到他成为一个垄断者，这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故事，特别是对初创企业来说。

通常来说，排名第一的玩家会让第二个玩家或第三个玩家感到害怕，如果你不害怕，选择去战斗，并保持生产力，你就会活下来。

Dimitra Taslim：面对内外部的竞争环境，Bukalapak在未来的布局上会有什么变化？

Achmad Zaky：2019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推出了一款新应用程序BukaGlobal，正式开始进军海外市场，我们选择了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这几个国家和地区，因为这些地方都有着相当数量的印尼人，他们对印尼文化都很了解。

另外，我们还与新加坡电商物流初创企业Janio达成合作，帮助我们处理端到端的跨境物流业务。接下来，我们还将向拥有众多穆斯林人口的中东市场发展，使Bukalapak成为引入印尼产品的中心平台，同时也能帮助提升中小企业的业务发展。

Dimitra Taslim：最近，Bukalapak获得了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GIC和中国蚂蚁金服(Ant Financial)的融资，你认为融资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Achmad Zaky：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可以到处玩，也可以有很多次失败。但现在有了信誉良好的投资者和股东的加持，我们必须更加谨慎，我们仍然可以尝试失败后再试一次，但我们首先要保证自己不会受伤，这是关键。

融资是一种成长，但重要的是资本的积累。另外，还必须从投资者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我们从投资者那里得到的不应该仅仅是金钱，还有很多隐性的价值。

童士豪：对于那些不熟悉印尼市场的创业者，你有什么能和他们分享的？

Achmad Zaky：印尼的文化是不同的，营商环境也很好，尤其是下沉市场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其次是人也很友好，印度的公司本土化很强，这就是为什么Bukalapak能在本土做的这么好原因。我们能够很好地融合当地的文化，每个人都喜欢我们的品牌，它是一个国产品牌，是当地的骄傲，所以在印尼创业，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尊重本地的文化。

当地的Bukalapak 图源：网络

童士豪：从一家小公司到印尼的独角兽，Bukalapak的成长并没有耗费大量资金，很少有公司能做到这一点，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Achmad Zaky：首先Bukalapak 是传统的本土品牌，99%的员工都是本地人，人力成本比较低；其次，我们是为中小企业赋能，帮助他们扩宽销售渠道，他们会更愿意积极主动的参与进来。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仅是交易型的平台，还注重与他们建立 情感 ，我自己有时会到卖家社区活动，激励他们多卖东西，倾听他们的问题，他们就会心怀感激，用心地去推广Bukalapak。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节约了成本。

童士豪：你们在整个印尼市场建立了C2C 的模式，并且帮助了当地近500万的小型商店，你是如何建立起这么一个有效的企业组织？

Achmad Zaky：正确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从文化上来讲，不仅是公司的企业文化，更重要的是本土文化，所做的事情、所选用的人才都要符合本土文化特征。其次是数据驱动的性能和透明度，我们将所有的指标公开透明地分给公司的每个人，这样他们就可以学习如何改进他们的指标，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有人表现不好，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另外，要具备机器学习的能力，不断地学习和尝试新事物。

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印尼人喜欢用一个词组，叫做Gotong-royong，这个词翻译成中文就是“互助”的意思。印尼是一个非常 社会 化的国家，我们就像一个巨大的家庭，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只靠自己生存，我们必须和其他朋友一起工作，才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

Bukalapak伙伴合影 图源：网络

“现在是创业的最好时期”

Dimitra Taslim：新冠疫情的爆发对Bukalapak有什么影响？小型初创企业如何应对这场疫情？

Achmad Zaky：疫情背景之下，Bukalapak的发展与收入是非常可观的，因为人们不愿出门购物，电商平台就成为了最好的选择，电子商务的需求从非必需转向必需，这也是Bukalapak在快速消费品中强大起来的原因。

初创企业在这场危机中会受到很大影响，比如P2P、O2O等行业，甚至是线下商场都会受到很大影响。但也有新赛道出现，在线教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此，在这场危机中，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伟大的创始人和伟大的想法诞生。疫情对创业来说是一种考验，最终通过考验的初创公司未来会迎来大生意。

Achmad Zaky：其他领域我们还在寻找，正如你所说，伟大的创业公司将从疫情这个时代出现。Bukalapak也经历过很艰难的时刻，通常这个时候，它会使创始人更有创造力，因为他们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方法解决困难，这是疫情时代创始人该有的心态，他们会比那些没有经历过疫情的人更具有创造力。

通常来说，在金融萧条时期成长起来的婴儿潮一代，他们的储蓄率会远高于千禧一代的消费者，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工作、生产力和薪水下降的艰难时期是什么滋味。在这样的危机时期，当创业的机会成本较低时，就会有更多的人去创业，而幸存者将是最有创造力和最有弹性的人，也是最有效率的人。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创始人，目前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正试图寻找越来越多的这种心态的创始人，这对创业生态系统来说是个好消息。

Dimitra Taslim：对于初创公司，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帮助他们度过这段时间？

Achmad Zaky：疫情终会结束。对于初创企业，首先，他们必须真正审视自己的衡量标准，例如CAC（客户收购成本），CAC在疫情期间可能会贵两倍，因为需求下降，购买力也会影响业务，保留率会低，贷款价值也会低，因此调整和观察这些指标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还要看成本，指标调整之后，要降低净消耗，比如人力或办公室成本，保存现金。就现在而言，现金是王者，因为你无法保证能不能获得下一轮的资金。

最后，做出正确的决定。疫情期间，很多领导会面临裁员的问题，但必须作出这个艰难的决定，因为拯救公司比善待和取悦每个人更重要。而被解雇的人，我相信他们未来也会成为伟大的创始人，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Dimitra Taslim：作为一个领导者和风投基金创始人，在疫情期间你学到了什么？

Achmad Zaky：在此之前，我们进行了许多投资，但钱带来的结果不一定都是好的，这就是我学到的。

受疫情的影响，2020年整个的经济和创业情况有点像2010年、2004年那几年，那时候的情况对于人们创业是非常理想的，因为这是创始人驱动的，而不是金钱驱动的。因此，你必须是伟大的创始人，找到非常有创造力的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倾注资金。

我希望创始人不要专注于寻找投资者，而是专注于打造伟大的产品，用更少的钱创造更大的价值，这样才能获得双赢。

㈥ 印度尼西亚汇率政策对投资者的利弊

印度尼西亚汇率政策对投资者的利弊如下:
负面投资清单中部分行业对外商投资设限，如外商不可投资港口、机场等国内基础设施项目。在农业、通讯业、仓储物流业、金融业、采矿业、教育业、健康业，外商很大持股比例从30%到95%不等。外商投资公司可全额持股不在负面投资清单内的行业，但须在商业经营开始后15年内将部分股份通过定向增发，或间接通过国内资本市场出售给印度尼西亚公民或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可自由汇出利润或转让资本，但不得将从税收减免中获得的投资收益汇出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实行浮动汇率制，货币政策框架为通货膨胀目标制，汇率由外汇市场的供求决定，但当达到特定通胀目标时，为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印度尼西亚银行可通过提供流动性进行干预。
印尼是东南亚国家，首都为雅加达。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相接。印度尼西亚国土面积1913578平方公里，由约17510个岛屿组成，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疆域横跨亚洲及大洋洲，也是多火山多地震的国家。面积较大的岛屿有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伊里安岛、苏拉威西岛和爪哇岛。

㈦ 世界上最不值钱的钱是哪个国家的钱啊

当然是日本。

原因很多~!给举一个我们发展中国家的例子吧~!

根本原因

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各个国家出现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很多。原因之一也许是贸易条件恶化。从原则上说，这是造成货币贬值的一个不容置疑的原因（例如，在过去几年中，许多发展中国家曾经遇到过的贸易条件的恶化，是不可能通过货币贬值来扭转的）。如果出口商品价格下跌——比如，为了对付工业国的经济衰退——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干脆等到这个周期性的衰退开始转变、物价开始回升的时候再说。然而，如果出口商品价格下跌要长期延续下去（例如，这种下跌是反映了市场上这种商品不能象以前那样长期地大量投放。这是因为有些出口商品已被其它一些商品替代了，如人造橡胶替代了天然橡胶，人造纤维替代了黄麻以及其它纺织用的纤维），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寻找其它办法来减轻商品废弃所造成的社会负担。与此同时，要鼓励生产其它出口商品，加速出口商品多样化。

实际上，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会有什么外汇储备或借贷能力来等待这个周期性衰退的好转，也不会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财力、人力来实现比较扎实的出口商品多样化。通过国内货币的贬值来提高出口商品的创利率，这样的做法也许容易些或者快些。当出口商品价格下跌、汇率又保持不变的时候，对国内货币来说，主要出口商品是赚不了钱的。货币贬值能使这些出口商品恢复创利率而不需要压低汇率或减少国营部门的存款。世界市场上价格没有下跌的那些出口商品将从货币贬值中获得意外的收益，从而进一步刺激这些出口商品生产的发展。

更能说明货币贬值问题的一种情况是，货币增值主要是由于国内生产成本迅速上升而引起的，而这种生产成本迅速上升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国内需求量太大，而不是出口商品价格的下跌。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发展中的小国。这些国家规定了不影响世界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固定汇率，其资本市场也是初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通常产生于国内人民政治上的要求。他们要求增加社会福利事业、开发性项目或国防事业等方面的经费。然而，这些经费超过了政府所能汇集的税收和私人自愿存款的总额。为了增加这些开支，政府就需要向银行系统借贷。为了能借到这么多的钱，政府也许还得向私营部门伸手，而这些私营部门发现，在金融市场上筹措资金是困难的。

这种发展性的金融政策将有助于增加收入和总的需求量，从而抬高内销商品或非贸易性商品的价格，即抬高人民生活必需的农产品、多种服务性行业或建筑业的价格，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生产因素的价格。假设在一个通货膨胀的环境里，实际利率也因此而下降，人们的存款将会转向不动产，进一步抬高工资和地价。贸易货物（进口商品的替代品和出口商品）的价格由国际市场规定。而这些价格又将比内销产品的价格便宜，这就驱使国内消费者改用这些进出口商品。由于国内总的需求量相对来说要大些，同时也由于价格的作用，收入将因此会增加。

与此同时，这些进出口商品的生产，将会由于国内原材料等诸方面的价格以及生产因素价格的上涨而得不到鼓励。这种物价上涨是受到了内销产品生产系统影响的结果，从而增加了生产这些进出口商品的成本，挤掉了利润，因为前面已讲过，这些商品的价格是由国际市场早就定了的。对生产此类商品的刺激，也将因此而减少，边际制造厂家将退出，生产力将持平或下降，从而加大了对外赤字，引起外汇储备的减少。与此同时，由于国内通货膨胀率高的结果，实际利率就要变成负数，因为一些机构常常阻止名义利率上升，从而影响了国内货币的储备，鼓励人们把国内货币兑换成外汇。但这种情况常常带来具有两重性的好处，即提前使国内货币增值和实际利率升高。

可供选择的方法

在上面提到的这些情况下，有两个办法可供当局选择来对付对外支付逆差：他们可以采取限制进口和外汇交易的办法，或者通过金融和物价政策以及削减开支和恢复生产有利可图的商品来减少赤字。

一个政治上优惠的途径是，通过限制进口那些不太关键的商品和外汇的游动，来直接减少贸易赤字。这种途径之所以好，是因为其真正利弊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才看得出来。这些措施在暂时减少外贸赤字的同时，并不能帮助恢复出口商品的创利率。事实上，这些措施最终还将使出口商品的价格再度下跌。这些措施也不能把国内开支压低到国家能够承担的水平。由于各种控制措施还不能影响通货膨胀这个根本问题，实际上，这些控制措施还常常使通货膨胀恶化，企业将转向生产更为有利可图的内销商品和进口替代品，因为这些进口替代品价格较高。这些商品价格高的原因是对进口实行了许可证和配额的做法。

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落后或还没有这种规模的经济部门去生产，因此，能够真正替代那些进口货的内销商品，常常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初步的控制措施将不会使外汇储备有明显的增长。生产上所需的进口物资也将出现短缺现象，从而直接影响到产量，影响贸易货物生产力的利用，并使工人失业。如果把控制国内物价的措施也用来强行控制进口替代品的价格，或者用来控制需要用部分进口物资来生产的商品的价格，那末，资金就会被进一步滥用。由于官方和黑市的汇率不同，外汇黑市将会发展起来，资本就要外流，从而加大对外支付的赤字。同时，由于农民从种植经济作物改为种植人民必需的农作物，整个国家的经济将变得更加内向，外贸也就随之不景气了。

限制进口商品和资本，对效率的危害特别大；这些限制性措施会使人们将资金转用到生产创利率高的内销产品上去（如进口商品的替代品），而不用到生产出口商品的效率较高的方面去，因为这些出口商品的创利率受到了国内通货膨胀和国内货币增值的约束而不得升高。即使降低进口货物的价值，这些限制性措施也会使人们倾向于把投资用于资本密集性技术。最终，国家对人们向国外的汇款、旅游业以及非传统商品的出口，采取特殊的汇率。这就违背了大家公认的做法，即增加外汇收入是需要实行鼓励价格的。

在这种情况下，可选择的做法是通过采取相应的金融政策，使人们对商品和各种服务业的需求降到与国家收入相当的水平。同时促使国内的需求从进口商品转向内销产品，刺激内销商品的扩大生产。这些目的，只要对生产者实行一种需求管理即可实现。政府开支以及发放给私营部门的信贷，要减少到这样一个程度：即工资和物价要绝对降下来。这将降低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与生产内销商品相比，使出口商品的创利率得到提高。因为内销商品的价格随着需求量的下降而下跌，而出口商品的价格却原封不动。然而，如果相对物价需要进行重大的调整，总的需求就必须进行大规模压缩。既然名义工资常常不会下降，那末，这种压缩的结果是造成实际上的失业和引起社会混乱。因此，这个途径很可能是缓慢而且痛苦的，对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来说，政治上也接受不了。

一个国家与其实行长期需求管理的痛苦政策，降低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来提高生产这类商品的利润，还不如采取货币贬值的办法提高进出口商品的国内价格，从而提高进出口商品的创利率。

货币贬值怎样奏效

与需求管理的办法相比，货币贬值的明显好处是简单易行，而且见效快。在生产中需要进口的物资的价格，将以与货币贬值的同样百分比上涨时，国内物资的价格上涨应该低于这个百分比，而其剩余价值——利润的上升，则应适当高于那个百分比。这些相对物价的变化也将促使出口商去寻求价格更为便宜的物资，来替代进口物资。这将进一步降低对进口物资的需求，巩固国内生产的创利率。

为了让货币贬值能使足够的资金从用于生产内销商品转移到用于生产出口商品方面来，以改善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就必须使人们能看到，相对物价的变化是一种持久性的变化。国内成本的上涨应该不影响刚刚恢复的出口商品的创利率。然而，对国货的国内需求的增长以及出口商品生产的发展，将会迫使国内成本上升。但是，这种压力是能够减少的，因为货币贬值也会使总的需求下降，至少能使总的需求在短期内下降。货币贬值引起出口商品价格的上涨，降低了人们习惯上拥有的现金的实际价值。所以，一次货币贬值实质上是减少一次实际货币的投放。人们为了恢复他们的现金的实际价值，就要压缩开支，压缩对所有商品包括进口商品的需求。这种由于货币贬值而引起的总需求的下降，对于整顿由于国内开支大大超过国内总产值而引起的初期收支不平衡状况，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总需求可以控制，就无需使国内商品价格的上涨超过进口商品的较高价格的初期上涨。

但是在每次货币贬值后面，都笼罩着由于通货膨胀的压力，人们要求增加收入的危险阴影。这将提高成本，并增加用扩大货币发行来对付这个更高要求的可能性。扩大货币发行的结果是物价飞涨，助长了人们认为会产生通货膨胀的想法以及希望占有外币的要求。因为占有外币后，便可避免在两种情况下的损失，即既可以对付通货膨胀，又可以对付货币的进一步贬值。这种情况，除了给对外收支造成消极影响外，又将再次引起货币贬值和新的物价飞涨。这种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恶性循环所造成的破坏，将十分严重。这不仅仅是因为这种循环不能改善收支的不平衡状况，同时还因为这种循环破坏了把汇率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的信誉。这种情况发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决心，即政府是否决心通过适当的政策，通过需求管理来保持相对物价的新结构。这样，仅仅依靠需求管理来纠正逆差的时间就延长了，而且从失业和产量的角度来看，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与此同时，仅仅依靠货币贬值来纠正逆差也就不灵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要有一套政策，并根据这套政策，制订出一些限制开支的措施，来防止由于货币贬值而引起的相对物价的变动。

货币贬值对产量的影响

货币贬值对产量的影响是复杂的。从短期来看，在扩大出口商品的生产之前，国内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就将下降，这是有助于收支平衡的。但是对实际收入较低的那些消费者，这种对内销商品需求的下降将同时伴随着对这些商品需求的增长，因为这些内销商品的价格比出口商品便宜。如果货币贬值严重，象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那样，出口商品和内销商品之间可以替代的余地很小，那末对内销商品的需求将会急剧减少，因为可供购买这些商品的货币额将下降。如果消费者能随时用内销商品替代出口商品，那末，对内销商品需求的大幅度上升将会引起内销商品价格的上涨，人们也将要求增加工资。这将波及到出口商品，减少这些商品相对价格的优势。到那时，就需要再一次采取一些措施来减少国内的开支。

另外，要使出口商品的生产在全部劳力都完全就业的情况下增长，有关财政、金融政策也必须严格到足以压低需求、减少内销商品产量的程度。从短期来看，由于内销产品迟迟不得出口，最终会使这些产品的总产量下降，有些人会因此而失业，实际工资下降。当出口商品的产量增长时，失业的劳动力将会逐渐得到雇佣，但实际工资和应得的收入都会比以前低。

但严格说来，没有几个发展中国家能使全部劳动力都就业。如果在货币贬值发生之前，就对进口商品的数量实行限制，并控制其价格，也许早就存在生产能力过剩和失业的现象了。即使不是这样，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有大量的劳力资源“变相失业”——如生产力低，有人当季节工，或者呆在家里。如果增加名义工资，就可以吸收这些没有利用起来的劳力资源来扩大出口商品的生产。到那时，货币贬值将会使资金向劳动生产力较高的门类转移，促进生产发展，而不需压缩内销商品的产量。到那时，这些内销商品的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就只占较小部分了。简言之，要使出口商品生产的利润恢复到正常水平，必须增加其在总的出口收入中的比例。这意味着需要降低国民收入中用于支付实际工资的比例的同时，仍然可以增加名义工资。这一连串的事情将会使货币贬值更加合情合理，因为产量和就业的增长将弥补因收入的再分配而造成的不足之处。

衡量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所带来的好处的关键是看它是否刺激了出口的增长。如果进口商品在货币贬值前就已匮乏，那么，货币贬值发生后，也就不会因为价格较高而使进口商品的数量象预期的那样萎缩，特别是在国内可能的替代品仍然有限的时候，更是如此。另外，出口商品的增长也需要进口更多的原材料以及主要设备、零部件来改造曾被忽视了的工厂，更新其设备。结果，从短期来看，国家收支的平衡问题，将会因货币贬值而极度恶化，因为进口贸易会即刻增长，而出口贸易在相当一段时间后才能发展。

出口商品将增加吗？

不同的出口商品对货币贬值反应的时间长短也不同。由于有了更得力的鼓励措施，生产力的初期增长在货币贬值后的一年内即可出现。如果出口商品是农产品，即使货币贬值已在作物生长周期内发生，改良了的作物、牧业以及收获时所花的巨大努力，很快就能带来数量可观的高产量。要使边远地区的土地比较容易地用来进行种植是可能的，同时也能出现出口服务设施能力过剩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两年内就可进一步提高产量。进行新的投资也会使出口商品增长，但也许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新的生产能力的增长要有一个长期酝酿的时间；生产者们在政策改变后，需要有一段对改变了的政策建立信心的时间。这些时间上的拖延，同基础结构运转不灵以及部门之间资金流通不畅一起，意味着调整的时间要持续好几年。

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制成品出口国的货币贬值的经验说明，一般说来，出口额的大小最能反应物价的变化。然而，随着过去两年世界贸易的萎缩和工业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决策者们必须对增长出口的潜力作出慎重的估价。另外，一些农产品和初级产品的世界需求增长很慢或者处于停滞状态。如果其它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下降，就只能增加这些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但是，一个国家一旦由于通货膨胀的政策失去了市场份额，实行货币贬值就能帮助这个国家补偿这一点。再者，如果这个国家想要改变出口商品增长缓慢的状况，使出口商品多样化，实行货币贬值也将刺激非传统出口商品的生产，为其提供有利可图的机会，使这些出口商品的生产有可能得到较好的发展。

实际工资；收入的分配

从短期来看，如果仅仅是因为出口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那末，经过一次货币贬值后，各方面的实际工资都将下降。货币贬值越厉害，劳动者生活水平的下降也就越大。这是政治上的一个主要不利之点。但是，只要造成货币贬值的国内产出与国内开支不平衡，现有的实际工资水平是无论如何也维持不下去的。如果要恢复国内收支平衡，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供选择来降低实际工资；如前所述，虽然最后能逐步实现国内收支平衡，但是，经过紧缩通货后，失业率会升高。然而，由于货币贬值突然改变了物价，降低了购买力，这就确实使更多的公众看到了这一点，从而就引起了政治上更为强烈的反对。这是可以理解的。

随着调整的展开，实际工资如何受到影响这一点，取决于雇佣劳动者消费出口商品的多少，以及他们用出口商品替代内销商品 的速度和能力。雇佣劳动者的名义工资能提 高多少，也取决于他们的组织能力和相对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虽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这些因素很强硬，但在大多数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它们却很软弱。恢复实际工资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但是，到了调整快要结束的时候，实际工资能有所增长。只要产出有较大增长，提高实际工资也不会对国际收支平衡产生不利影响。

货币贬值将增加国民收入中利润所占的相对比例和降低工资所占的相对比例，这是货币贬值的一个普遍原则。除此以外，货币贬值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也很不相同，这是因为每个国家的国家制度特点和政府所采取的扶持性措施不同。值得强调的是，货币贬值前的收入分配在任何情况下是不可能原封不动的。一般说，如果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初级农产品，货币贬值将使收入由城市转向农村，因为对城市服务性的需求将趋于下降，城市居民受出口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要大些。另外，政府的开支也将趋向于集中在城市。这不仅仅是为了支持民用服务业，也是为了给城市居民提供教育和卫生设施，有时也是为了给他们提供食品补助。由于这些开支的实际价值要下降，所有这些服务事业的受益者的实际收入也将要下降。

即使收入从城市转向农村，也并不意味着这些收入是从穷人转向富人。只有在农村大面积地种植出口农作物，而且大部分农村劳力同时又在种植非出口的粮食作物时，才意味着收入从穷人转向富人。但是，如果农村的多数人都从事种植出口农作物，那他们就都将从货币贬值中受益。再说，对收入的最终影响将由为支持货币贬值而制定的政策来决定。

扶持性政策

如前所述，怎么才能成功地使货币贬值转化为增产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所采取的扶持性措施。这 些措施可分为三类：物价政策，需求管理措施，以及使初期的供给增长转变为实际的出 口增长的政策。

从一开始，货币贬值就是较多地依靠价格机制的一种信号。因此，物价政策必须保证汇率的浮动要在国民经济的物价结构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方面已经采取了控制物价的措施，限制了进口商品的数量，生产中也采取了一些行政决定，那末，就必须采取一些政策措施来保证实行货币贬值所要达到的目的。多数价格将需要调整，对需要进口材料来生产出口商品的限制要放宽，影响出口商品生产的不恰当的费用和鼓励措施要取消。在国营企业中，货币贬值所引起的物价浮动并不能达到大家所希望的能重新安排物资和资金的使用。例如，在国营农场中，种什么作物的问题，本来可以由管理部门决定。但这不行，还必须根据新的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以及国内需要花费的投资，来选择一种作物种植的最佳方式，即选择种植那些创利率最高的作物。

前面已经强调过，只有对内销商品的需求不加以控制时，才能维持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和利润优势。这将表明政府实行反对通货膨胀政策的想法是坚定的。这对于减少人们对通货膨胀种种想法以及对又要发生什么新的货币贬值的忐忑不安心理，都是重要的。财政上的扶持政策应能压缩人们的消费，但同时又有这么一个问题：谁来承担这批被压缩下来的商品？承担多少？是由私营部门承担，还是由国营部门承担？是由收入低的人来承担，还是由收入高的人来承担？是由农村来承担，还是由城市来承担？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穷人的部分基本需求是由政府的财政支出来满足的。人们经常声称，货币贬值从三个方面加重了穷人的负担：压缩了实际工资，增加了失业，以及减少了政府应该提供的服务和应该履行的义务。穷人经受不住实际收入的减少。政府的卫生、教育开支，以及对食品的补贴，还须真正坚持下去。另外，货币贬值还会引起政府其它方面开支的增加。这是因为进口业务费用和债务本息上升了，要求增加更多的收入来压缩财政赤字。货币贬值后，政府提高了贸易税和所得税以及国营企业上交的利润，增加了收入。但是，与此同时，政府的开支也更为紧急，而且款项常常更大。要使出口商品的生产能获得较高的利润，如果私营部门对此缺乏信心或对此抱有怀疑，因而不能增加这方面的投资，政府就要进行鼓励；这样做本身也许是限制了政府选择适当办法来压缩私营部门的消费。政府可以选择削减投资、进一步压缩经济增长的办法来压缩私营部门的消费。这里，不管哪种办法，都不会受到任何政府的欢迎。

即使有这些小小的选择余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必须对为了使货币贬值奏效而进行可信的、必要的调整和政府强加给社会的压力略加区别。强加给社会的压力可通过下面这些办法来缓和：提高高收入阶层的纳税额，在不影响穷人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压缩政府开支，或者紧缩住房和耐用消费品的信贷等等。然而，这些努力都将会遇到高收入阶层的抵制，因为大部分政权通常都掌握在这些人手里。

然而，政府还是可以有所选择。在决定货币贬值到什么程度时，政府可以把标准定得比实际需要高些，以便恢复出口商品的创利率和允许工资有所提高。但这更会引起通货膨胀，还可能引起人们的不安。在这两种情况下，当局就可把货币贬值的程度定得比实际需要低些，同时采取一些更为严格的需求管理措施。在选择这两种做法的同时，还可以对那些不太重要的进口商品实行一些限制。在任何情况下，衡量一种具体的货币贬值率的效果，都不应脱离当局所选择的总政策。

政府还需要在一些领域里实行协调的政策来确保外汇收入和外汇存款的增长。也许需要重新安排用于开发的开支，以缓和现有的紧张状况。电力、交通运输、通讯等领域里则经常出现这种紧张状况。股本和出口贸易服务设施也得改造，以利于更多的出口商品能进入国外市场。要制订一项在国外积极发展商业渠道的政策，以激发国外对本国出口商品的更大需求。

这是一个改造经济方面的生产结构和减轻各经济部门比例失调的规划。要实现这样一个规划，就要进行不懈的努力，可能还要增加一些发展费用。因为出口额的增长还要有一段时间，所以短期内，在贸易结算中，对外收支情况可能要恶化。但正如发展中国家的官员们常常主张的，也许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货币贬值能奏效，如果这种货币贬值从开始就有大笔外汇资源作后盾的话。这些外汇资源除了帮助维持新的汇率外，还将缓和调整过程中实际收入从开始就有下降的状况，缩短调整的过程。

对于存在对外收支平衡问题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能力继续向国外进行商业性贷款，而让步性的财政扶持（包括某些情况下的债务救济）将能提供必要的资金，来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度过难关，直到出口贸易的增长得到恢复为止。

㈧ 印尼的主要经济是什么

印度尼西亚是发展中国家，属于非公有制即私有制经济类型国家，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

㈨ 介绍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指发生于1997年的一次世界性金融风波。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不久，这场风暴波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中国等地。泰国、印尼、韩国等国的货币大幅贬值，同时造成亚洲大部分主要股市的大幅下跌；冲击亚洲各国外贸企业，造成亚洲许多大型企业的倒闭，工人失业，社会经济萧条。

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泰国，印尼和韩国是受此金融风暴波及最严重的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香港也被波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则几乎不受影响。

爆发原因是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新马泰日韩等国都为外向型经济的国家，他们对世界市场的依附很大。亚洲经济的动摇难免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

第一阶段

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

1997年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

1997年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

1997年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点；28日，下跌1621.80点，跌破9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

1997年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

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

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制定的对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1998年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

1998年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

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

趁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跌至6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

一个月后，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

1998年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

直到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9)印尼资本市场怎么样扩展阅读：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预示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有了危机感。他通过强大的经济后盾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韩国，日本，台湾直至东南亚，都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

这给亚洲一些国家飞速发展带来了经济支持。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有关国家的援助。

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的框架内并通过双边渠道，向泰国等国提供总额超过40亿美元的援助。向印尼等国提供了进出口信贷和紧急无偿药品援助。

中国政府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本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承受了巨大压力，付出了很大代价。此举对亚洲乃至世界金融、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香港金融保卫战是经济实力的较量。在保卫战爆发前夕，香港不仅自身拥有8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身后还有中央政府128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两者相加超过日本的2080亿美元，居当年世界第一位。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

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