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兰巴城在印尼哪里

A. 印尼的五金市场在哪里有人知道吗

我靠！你问的这个问题有点难度呀！印尼很大哎！ 您是说的雅加达的五金市场还是 “棉兰”的？还是“泗水”的？还是“万隆”的？还是“巨港”的？ 你问的这个问题如同“中国的五金市场在哪里？”先给你说个有名的吧。
印尼是东南亚国家中最大的岛国。首都雅加达有着着名的五金市场，名叫“GLODOK”，很大的一片，来自全世界的五金产品在这里集散，不同的产品质量价格可是天壤之别。同样功能的产品价格差距三倍五倍都是正常的。

B. 燕窝产地最大是哪里

印尼是燕窝的产量大国，其中绝大多数是“家养燕”，也就是建一栋房子吸引金丝燕入内，之后会用饲料去饲养金丝燕。而印尼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饲养金丝燕的国家，饲养技术一流，产量自然也多。屋燕产出的燕窝比在恶劣环境下例如洞燕产出的燕窝更加清洁，洁白细腻。

而且印尼燕窝盏表面呈粗丝状黏连，丝丝饱满粗壮，过度并不明显，就像是长在一起的。受传统影响，印尼的粗丝燕窝一般以干挑为主，所以需要泡发时间更久，一般以四道六小时为宜，更耐炖，所以口感更爽滑有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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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燕窝的禁忌

1、吃燕窝的时候不要抽烟或者少抽烟，同时要避免二手烟。

2、感冒发烧的时候，人体对燕窝营养吸收能力差，这个时候不要吃燕窝。

3、吃燕窝要避免同时喝茶，因为茶叶里面含有茶酸，会破坏燕窝的营养，最好就隔开1小时再喝。

4、吃燕窝可以增强免疫力预防癌症，癌症患者化疗、放疗后，吃燕窝也能帮助康复、恢复元气、补充营养、提高免疫力。但是对于尚未治疗或者癌症晚期的患者，吃燕窝犹如抱薪救火，反而有害。

5、在服用其它药物的时候，不管是中西药，期间都可以吃燕窝，只是要避免同时吃，一般要隔开一两个小时。

C. 张振勋的简介

1856年赴荷属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谋生。后获准承包酒税、典当税及一些地区的鸦片烟税，获巨利。从1866年起，先后开办裕和、亚齐、笠旺、万裕兴垦殖公司，东兴矿务公司，广福、裕昌轮船公司等，成为南洋巨富。1892年后历任清政府驻槟榔屿首任领事、新加坡总领事、中国通商银行总董、粤汉铁路总办、佛山铁路总办。1894年后在国内投资兴办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广厦铁路公司、广西三岔银矿、惠州福兴玻璃厂、雷州垦牧公司等。1903年获赏侍郎衔，三品京堂候补。主张抵制洋货，以商战收回利权。1905年赏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继任商部考察外端口商务大臣、督办铁路大臣。1910年任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
1912年后，历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南洋宣慰使、华侨联合会名誉会长等。1915年发起组织赴美实业考察团，筹办中美银行。还热心捐资办学。1916年9月12日病逝于巴达维亚。
50岁出头以后，张振勋亦商亦官，先后做过驻新加坡总领事、粤汉铁路督办等职。1904年获光绪帝第三次召见，并被任命为督办闽粤农工路矿大臣和商部考察外端口商务大臣。就在这年的11月，张振勋给商部写了一份奏折，将他吸收利用侨资的计划和盘托出。其主张有这样三个要点：
第一、在工作切入点上，由于“外端口华商，籍隶闽、粤者，十人而九，其拥厚资善经营者，指不胜屈”，所以“振兴商务，尤非自闽、粤等省入手不可”。
第二、在具体做法上，商部派要员周历各端口切实开导时，讲究的是“动之以祖宗庐墓之思，韵之以衣锦还乡之乐”，要拨动华侨乡情那根敏感的神经。
第三、在发展顺序上，先由督办在闽粤“凑集华资，认真提倡，选择要地，筑路一段，开矿一区”，等到“着有成效昭示大信”之后，“再劝华商出其资财，承办各项公司，极力经营”，并“由南至北，逐步扩充”。
张振勋的奏折得到商部赞同，并呈报光绪帝获得批准。当然，今天的吸收利用华侨资本与清朝末年不可相提并论，不过上述这些见解即便是一百多年后来看，依然能给人启迪。
张振勋不仅提出吸收利用侨资的主张，而且还身体力行回国办厂。其中值得称道的是，1894年他出资300万银元在山东烟台创办的张裕葡萄酒公司。这个公司一直延续至今，该厂生产的上等葡萄酒被列为中国名酒之一。
1916年9月，张振勋在印尼巴达维亚病逝，享年75岁。遗体运回家乡安葬，途中荷兰及英国殖民当局下半旗致哀，百姓则点香路祭。人们用各种方式来悼念这位曾叱咤风云的商界奇才。
1875年，他又在苏门答腊的阿齐创办了新的垦殖公司，1877年在荷属怡里创办裕业垦殖公司。而1878年在日里创办的笠旺垦殖公司，光橡胶园就有8处，雇工万余人。据资料记载，其中一座橡胶园，他的家人乘坐马车，直线行走4个小时才能出园。
在经营垦殖的同时，张弼士还积极捕捉其他商机创办各种实业。在日里，张弼士感到商务的盛衰全在于金融是否通畅。而当地汇兑涨落却操纵在外人手里，于是他又扩展到金融业，开设日里银行，专门办理华侨汇兑业务。光绪二十四年，他在马来亚彭亨州文东端口创办东兴公司，开采锡矿。有感于印尼富人的增多，他在棉兰、槟榔屿兴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高档住宅，吸引了大量的欧洲和华裔富商。
而药材批发生意，是张弼士从事商业的另一个重要领域。他在新加坡、巴城、香港和广州分别设立药行，在国内采购名贵国药，转输新加坡、巴城，批发销往海内外，并由海外运送西药回国。当时，华侨聚集的海外市场，如曼谷、东京、河内、旧金山、纽约、菲律宾、檀香山等地的中药行业，都向张弼士的药行订货，形成一个遍及海内外的庞大药材批发网络。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间，张弼士经营的企业风生水起，涉及印尼、马来西亚的许多重要行业，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据统计，顶峰时期（1869年），张弼士的财产达到8000万两白银，比清政府当年的财政收入（7000万两白银）还多1000万两白银，比当时江南首富胡雪岩的财产多出5000万两白银以上，并一举超过另一名潮商陈慈黉，成为富甲南洋的侨领、当之无愧的华人首富。
尽管张弼士是一位深得晚清政府看重，甚至见了慈禧都可免跪的红顶商人，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后来北洋军阀政府的相互倾轧，他却看得十分透彻，故对参政并不热心，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倾注于“实业救国”。
张弼士主张“主权自掌，利不外溢”。他常对人说：“生为中华民族，当效力于中华民众。”他不惜把大量资金移归祖国各地兴办大批现代工业企业。1892年，张弼士应邀回国共商实业兴邦大计并亲赴烟台考察。考察完毕后他立即决定投资300万两白银，开辟3000亩葡萄园，红红火火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也是亚洲最大和世界第三大的葡萄酒工业园基地，成立了以其姓氏“张”开头，以“裕”取意祖国昌隆兴裕的“张裕葡萄酿酒公司”；1905年，历时11年的亚洲最大地下大酒窑建成。1914年1月20日注册商标张裕“双麒麟牌”的葡萄酒横空出世。1915年，张弼士应美国总统威尔逊邀请，带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张裕的4种葡萄酒（可雅白兰地、红葡萄酒、味美思和雷司令）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举夺得了一个金奖三个优等奖！这是中华民族的产品在世界上获得的第一块金牌！中国人从此拥有了令西方人称道的金奖白兰地和系列葡萄酒，打破了洋酒不可战胜的神话！
除了创办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外，张弼士先后在国内兴办了10多家现代工业公司。据专家学者考证：张弼士是中国第一辆拖拉机的制造者，第一批工业化国产机器制砖厂、玻璃制造厂、机器织布厂的创始人。

D. 张振勋的张振勋的故事

酿酒大王张振勋
1840年，张振勋出生在广东大埔县一个乡村私塾先生的家中。虽然父亲在教书之余，还行医治病，但家中的生活仍然十分贫困。小振勋在私塾中跟着父亲读了几年书，十三四岁时，就不得不辍学到姐夫家去放牛。可是他太爱读书了，一次因为看书而忘了管牛，牛吃了人家田里的秧苗，主人告到姐夫家里，要求赔偿。姐夫气得狠狠地打了小振勋一个耳光，还骂他说：“死人还能守住四块棺材板，你连一头牛都看不住，真是连死人都不如！”
小振勋赌气说：“你不要太看不起人，将来我发了财……”
姐夫不等他说完，就冷笑起来，说：“你也想发财？除非太阳从西边出！”
小振勋气得脸色发青，转身就跑回家去了。
父亲没有责备他，只是为难地说：“孩子呀，以后你打算干什么呢？”
小振勋想到他读司马迁的《史记》，其中《货殖列传》这一篇有许多因经商而致富的例子，就对父亲说：“我想学做生意！”
因为一时没有合适的学生意的机会，父亲就把他送到一家竹器作坊去做学徒。
小振勋不怕吃苦，手艺学得很好。可是在他16岁那年，家乡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到处都是饿死的人，没有人再需要竹器，更没有人来读书，小振勋和父亲都失了业。小振勋只得每天和哥哥、弟弟一起上山挖草根，剥树皮，供一家人充饥。正在这时，村里有个姓黄的南洋华侨回乡探亲，见灾荒严重，就慷慨地拿出钱来，送给同村每户人家一斗白米。乡亲们都非常感激他。张振勋很羡慕，就找到这位华侨打听，他能不能到南洋去做工挣钱。姓黄的华侨见他身强力壮，手脚勤快，便表示愿意带他到南洋去谋生。
张振勋兴冲冲地回家，说服了父母，就随着姓黄的华侨，登上了去印度尼西亚巴城（就是今天的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帆船。
经过十几天的海上航行，张振勋满怀希望踏上了印尼的土地。清澈亮蓝的海水，高耸入云的椰子树，郁郁葱葱的橡胶林，芬芳扑鼻的槟榔花，散发着肉香的沙茶……
浓郁的异国风情使小振勋感到新奇而有趣。但是他更关心的，还是在什么地方能够挣到白花花的银钱。他一刻都不会忘记，家乡的父母亲人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正盼着他能多挣点钱养家糊口！
然而，当时的巴城，正处在荷兰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它美丽的风光，只是富人的天堂。穷苦人在这里还是难以谋生。举目无亲的张振勋，虽然在姓黄的华侨帮助下有了一个栖身之处，但接连两个月都没有找到工作，最后只得去做非常艰苦而且危险的矿工。
直到3年以后，张振勋才在一个福建华侨开设的纸行当上了佣工。他深知这工作的来之不易，所以只要是老板吩咐的事，都认真踏实地去干好。有的时候，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也从无怨言。晚上得了空闲，他总是如饥似渴地学习当地语言和业务知识。纸行的陈老板因此很看重他，先让他当推销员，后来又提拔他当账房先生，把全店银钱进出和账务管理都托付给他。张振勋也没辜负老板的信任，努力搞好经营，当年纸行就获得了5万荷兰盾的利润。这时，有人暗中鼓动他找机会挟带店里的款项逃回家乡，去过快活日子。张振勋认为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也是没出息人的做法，所以坚定地拒绝了。陈老板知道后，更加器重这个年轻人，觉得这是个靠得住的人，所以把自己的独生女儿陈兰香也嫁给了张振勋。
这年年底，陈老板因病去世，临终之时，他把身后的事情，都托付给了张振勋。
安葬了老人以后，张振勋和妻子商量如何发展今后的事业，他说，开纸行虽可以维持生活，但不会有什么大发展，这几年来，他仔细观察、研究了巴城的商业状况，发展前景最好的，就该是酒行。因为，荷兰殖民主义者花天酒地，大肆挥霍，时时离不开酒；而当地的居民中，好酒的人也很多。所以他想把纸行关闭了，改开酒行。
妻子一向佩服他的精明强干，听他说得有道理，就同意了。
酒行开业后，果然生意兴隆。张振勋是个有心人，在接待顾客时很注意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结交各方面的朋友。连当地的最高长官、荷兰人亨利都成了他的朋友。后来，在进行巴城酒税和典当捐务承办权的投标竞争时，张振勋得到亨利的帮助，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承办酒税和典当捐务，利润很大，张振勋的财富也就成倍地增加。同时，他又通过亨利的关系，把这种业务逐渐扩大到其它城市和别的商品中。短短几年中，张振勋成了当地引人注目的大富翁。
但是，张振勋对这种发财的途径并不满意，他一直在寻找更有前途的发展方向。
1866年，新的创业机会降临了。当地政府为了开发附近的岛屿，号召华侨投资进行垦殖。张振勋认为，南洋的岛屿，土地肥沃，加上气候适宜，开发的前景一定会好，这是一个大显身手、大展宏图的好机会！于是他亲自前往同为荷兰殖民地的葛罗巴端口，创办了一个裕和垦殖公司。公司雇佣了一批华侨工人，开垦出一片荒地，种植椰子、咖啡、茶叶等经济作物，并在田间套种杂粮。经过几年的努力，原先的丛林沼泽变成了肥沃的田园。他的收入也随之不断增加。由于他一贯重视信誉，因此营业状况一直很好。同时，他还包办了荷兰驻军以及劳工的伙食，并且兼办建筑修缮工程，也赚了不少钱。他在华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事业也越办越大。为了加速垦荒，他一面招收当地的华工，一面写信回家乡，召唤乡亲们来南洋参加开发，并先后又开办了裕应、笠旺、万裕应三家垦殖公司。其中仅笠旺一家，就有职工数万人，拥有资产数百万荷兰盾！
1875年。张振勋又去苏门答腊经营垦荒事业，开办了亚齐垦殖公司，先后办起了橡胶园、茶园、鱼池和银行，成为资财累累的“苏岛富翁”。同时，他还把大量盈利投资于其它行业。在巴城，他办有从事远洋航运的广福、裕昌两家轮船公司；
在日里，办有日里银行；在文东端口，办有开采锡矿的东兴矿务公司；在棉兰、槟榔屿及苏门答腊还拥有大量房地产。经过30多年的创业奋斗，到19世纪90年代，张氏企业的经营范围已包括农、矿、商、运输各业，分支机构遍布南洋各地。据估计，张振勋在企业最鼎盛期间，全部海外资产约合白银7000万两，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如此。这真是“富可敌国”了！
张振勋成为南洋华侨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当地的荷兰殖民者也不敢小看他。他每到一地，当地的行政当局都鸣礼炮表示欢迎。同时荷兰政府还准备授予他官职，但张振勋婉言谢绝了。他对朋友说：“我是中国人，应该为祖国出力，怎么能去当外国的官员呢！”
1890年，是张振勋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转折点。这年，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龚照援，奉命考察欧美各国的富国之道。途经新加坡时，他听说了张振勋的情况，很感兴趣，特地登门拜访。会见中，龚照瑗向张振勋请教致富之术，张振勋的回答使龚照瑗大为赞叹，两人一见如故。经龚照瑗推荐，清政府委任张振勋为中国驻槟榔屿总领事，后又升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张振勋的名声也开始传到了国内。
第二年夏天，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邀请张振勋到山东烟台商议兴办铁路、开采矿藏的事。张振勋欣然前往。在谈话中，张振勋提起一件旧事：10多年前他曾与一位法国领事同桌就餐，这位法国领事说到，中国天津、烟台一带气候环境都适宜葡萄生长，用那里的葡萄可以酿造出优质葡萄酒。曾经经营过酒行的张振勋便把这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如今到了烟台，他很想实地考察一下葡萄生长的情况。无巧不成书，盛宣怀也早有这个想法，认为烟台一带葡萄出产丰富，售价低廉，很适合建葡萄酒厂。两人不谋而合，便细细商议起此事来。盛宣怀说，最困难的是缺少高水平的酿酒师。张振勋说，酿酒师可以聘请，不足为虑，麻烦的是酒瓶无从供应。
盛宣怀告诉他，上海已建立了玻璃厂，可以解决酒瓶问题。一席话使张振勋信心大增，当即决定投资，在烟台创办葡萄酒厂！
在盛宣怀的支持下，张振勋开始筹建酒厂。他一面在烟台购买土地，定制机器，建筑厂房、酒窖，开辟原料基地，一面写信回家乡，招集张氏子弟和亲戚来做帮手。
1894年9月，张振勋筹办的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得到了政府的正式批准，并获得了在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山东三省的15年专利和免税3年的政策优待。这是我国近代第一家同时也是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一家新式酿酒公司。张振勋亲自书写了金光闪闪的大字招牌，高高地挂在了大门上。
张振勋迈开了走向酿酒大王之路的第一步。
张振勋曾经经营过酒行，对于各国名酒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他又经营过垦殖公司，对于原料基地葡萄园的生产管理心中有数，这些都是他开办酿酒公司的有利条件。然而，对于酿造葡萄酒的工艺技术，他却是完全不懂的了、最初，他请人从中国古籍记载中寻找有关资料，打算自己试验。然而，我国的酿酒业虽然源远流长，但始终以粮食酒为主，关于葡萄酒的记载几乎是空白。张振勋不得不寄希望于外国酿酒师。1892年春天，经朋友介绍，张振勋以重金聘请英国有名的酿酒师俄磷来烟台，两人合作得比较愉快。没想到两年以后，俄磷因为拔牙而突然身亡。正值筹建酒厂的关键时刻，张振勋只得急着再请新的酿酒师。这次请到的是荷兰人雷德弗。
张振勋让雷德弗开始试酿葡萄酒，自己又回到新加坡去处理南洋的事务。不久，雷德弗带着试制的酒样，到新加坡来向张振勋报喜，开口就大吹自己的酒酿得如何如何好，简直能比得上王母娘娘的仙酒。可是张振勋把酒样拿到当地的一家酿酒公司化验，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化验师对他说：“从化验结果看，贵国的葡萄质量非常好，但你们的酿造技术实在不行，可能你的酿酒师根本不懂得酿酒！”张振勋这才知道，雷德弗原来是个骗子。
骗子虽然被赶走了，可张振勋也气得一连几天卧床不起。他的一位奥地利好友知道后，帮他从国内聘请了一位名叫哇务的酿酒师。张振勋接受了教训，亲自陪这位酿酒师来到烟台，并对他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考验，相信哇务不但酿酒技术精湛，而且为人忠诚老实，这才把大局托付给他。
哇务不但对酿酒工艺进行指导，而且对当地的葡萄生产情况进行了研究。他发现烟台的葡萄质量虽然好，但品种不多，出酒率也不高，因此建议张振助从西方引进“雷司令”、“大宛香”等优良品种，对原有品种进行改良。张振勋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一面在烟台购买两座荒山，辟山造田，扩大原料基地；一面派侄儿张子章到欧洲购买120万株优良品种的葡萄苗。不幸的是，购买的葡萄苗在运输途中经过印度洋，因为烈日的暴晒，几乎全都枯萎了，一下就损失了十几万元。张子章垂头丧气地回来报告，张振勋虽然也很痛心，但他还是鼓励张子章说：“胜败乃兵家常事。
我不怪你，你再到欧洲去买120万株葡萄苗回来！”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张振勋成为一名实业家的气魄与胸怀。
可是，奥地利酿酒师哇务因为年老多病，只工作了很短一个时期，就感到自己无法承担如此重大的任务，提出辞职的要求。
张振勋只得再一次寻找酿酒师。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1896年，张振勋在与奥地利驻烟台领事拨保爵士谈话时，提起三请酿酒师而终于落空的事，十分烦恼。拨保笑了起来说：
“眼前就有一个天才的酿酒专家，你为什么不请他呢？”
原来，拨保家世代从事酿酒行业，他父亲是奥地利着名的酿酒师，拨保从小就喜爱酿酒，一直跟着父亲学习酿酒工艺技术，并且在酒厂工作过。张振勋大喜过望，当即同拨保商量，请他来主持张裕酿酒公司的技术工作。拨保见张振勋对发展葡萄酒事业一片痴情，求贤若渴，而且这工作又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因此当场表示，愿意辞去外交职务，重操旧业，助张振勋一臂之力！
张振勋终于得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合作伙伴。一个中国驻外领事回国办酒厂，一个外国驻中国领事辞官不做当酿酒师，两位领事的精诚合作，成为张裕酿酒公司创业史上的一段佳话！
经过前后十几年的苦心经营，到1908年，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终于筹备就绪了。
公司拥有两片占地近千亩、具有124个品种的葡萄园，作为原料生产基地；有三层楼的厂房，1976平方米的地下酒窖和一座玻璃制造厂；并且从国外购进了压榨机、发酵机、白橡木贮酒桶等设备。公司试酿白兰地和红葡萄酒也都已成功。万事俱备，张振勋一声令下，烟台张裕酿酒公司正式开工投产了。
张振勋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产品的质量。他从酿酒原料葡萄抓起，不但从国外引进新品种，而且引进新技术，凡土壤调理、肥料施用、病虫害防治等工作都有专人负责。葡萄成熟时，他还对果实的品质进行化验，分类收剪，分别使用，因而大大提高了酒的质量。同时，他还设立了种植技术档案，对不同品种葡萄的生长、结果、收获等情况都逐年进行详细记录，作为改进的依据。
制酒工艺中，酒味醇香的关键环节在于酒的窖藏时间。“陈年老酒，越陈越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张振勋严格规定张裕公司产品起码得窖藏5年以上才能出厂销售。
同时，他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以缸瓮藏酒的方法，采用进口的白橡木贮酒桶贮酒；而且借鉴外国的经验，每一年都要给藏酒“转桶”，也就是从一个桶里转到另一个桶里去，在转桶的过程中，将沉淀在底的结晶体酒石酸除去，使酒色更为清澄。贮酒期越长，转桶的次数越多，酒味自然就越醇香了。尽管这道工序费时费工，张振勋却坚持不变、一丝不苟，所以张裕公司出产的酒，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国内外许多厂家的产品。
张振勋长期从事商业经营，懂得“货卖一张皮”的道理，深知一个新产品要想打开国内外市场，不仅要物美价廉，而且要注重产品的外包装。所以，他精心设计了张裕葡萄酒的包装方案。酒瓶是他自己的玻璃厂专门生产的，造型优雅，用锡箔裹封瓶口，瓶腰再贴上精致美观的紫色葡萄串商标，十分醒目。可是产品上市以后，仍然很少有人买。销路打不开，愁坏了张振勋。他认真地分析了上海、南京、北京、汉口、天津等国内大都市的酒类市场，发现都已被美、英、法等国的名酒打人。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和阔气，喝低度酒，就要喝外国的白兰地、葡萄酒和香槟；喝高度酒，就要喝中国的茅台、汾酒。而一般的老百姓，则图实惠，习惯于饮用普通的高粱酒。张裕葡萄酒和白兰地还没有被消费者所认识，当然卖不出去！
问题的关键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也就有了。张振勋便开始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宣传攻势。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车站码头竖立巨幅广告牌、宣传画；将印有“张裕酿酒公司敬赠”字样的餐具、酒杯等赠送给饭店酒楼；每逢节日，用车拉着装潢别致、引人注目的巨大酒樽招摇过市，并把小瓶装的白兰地、葡萄酒沿街赠送给行人品尝。此外，他还印制了大量精美的宣传册，到南洋各地华侨集中的地方散发，宣传的内容则着重于葡萄酒对身体的补养作用……这一系列措施，很快发生了作用，张裕公司的产品销路大开，风行全中国，并且在海外华侨中取得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人们举行宴会和馈赠亲友的佳品。
张振勋不仅是一个有成就的实业家，而且在政治上也有自己清醒的眼光。在长期“实业兴邦”的实践中，他深深地看透了清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所以对未来的革命寄予很大希望。辛亥革命兴起时，他不但支持儿子张秩君参加同盟会，还通过胡汉民暗中资助孙中山革命经费。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又捐助福建革命军民。因此，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经过济南时，曾专程去张裕酿酒公司参观，在品尝了张裕葡萄酒后，欣然写下了“品重醴泉”四个字，表示他的赞赏之情；
孙中山还邀请张振勋出任中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兼任南洋劝业会总理，委托他组织中国和华侨商品展览，借以推销国货。同一年，康有为去张裕公司参观后，也写下了赞美的诗句：“浅饮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更复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
辛亥革命后，张振勋担任过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级顾问及南洋宣抚使等职。张振勋对于当官没有热情，却利用这个机会，为张裕产品大作广告。每次到饭店酒楼用餐，他都指名要张裕公司的白兰地酒，并且向周围的人说：“你们喝过这种酒吗？我走遍世界各地，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酒，真是举世无双啊！”引得人们都想尝尝这种美酒。
张裕产品的成功，离不开酿酒师投保的贡献，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拨保作为一个奥地利公民不得不应征回国参战。为了感谢张振勋多年以来的热情相待，拨保在临行前介绍了一位意大利人来担任酿酒师。张振勋想，办厂这么多年了，技术上一直依赖外国人，总不是长远之计，最好能把洋人的技术学到手，那就可以不再受制于人了。他暗暗嘱咐公司张子章和朱寿山两人，要他们每天跟紧洋酿酒师，偷学他的技术。可是这位意大利人也十分精明，技术上非常保守，每次到了关键时刻，他都把所有的人赶出房去，把门关得紧紧的，不让任何人偷看。张子章和朱寿山也没有办法。后来他们发现，这意大利人好酒，喝醉以后还好说话，于是就设法在中秋节那天请他赴宴，把他灌得半醉，再把话题引到酿酒上来，结果意大利酿酒师果然中计，无意中把酿酒的几个关键技术都说了出来。张子章他们赶紧记录下来，照这办法去进行试验，一次就成功了！张振勋终于有了自己的中国酿酒师，从此在技术上也可以摆脱外国人的控制了！
张子章和朱寿山还根据张振勋的设想，用玫瑰香为主要原料，酿制出艳如红宝石、香气浓郁、滋味醇厚、甜酸适口的红葡萄酒；以白葡萄为原料，参照中国传统药酒工艺，加入肉桂、豆蔻、藏红花等十几味中药材，酿制成既有葡萄酒特色、又有滋补作用的味美思，使张裕的产品更加丰富。
1914年，在张振勋的精心组织下，南洋劝业会和上海招商会在南京举办了中外商品陈列赛会。张裕葡萄酒也参加了这次比赛，并且获得了金牌证书。为此，民国政府向张振勋颁发了二等嘉禾勋章，并特许张裕产品免交注册税。从此，张裕公司的白兰地、味美思、玫瑰香与茅台、绍酒、西凤酒、汾酒、沪州大曲一起，并列为中国“八大名酒”。
1915年4月，张振勋受命担任中国实业考察团团长，率领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远涉重洋，到美国考察。他们途经旧金山时，适逢三藩市举办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张振勋就派人将随身携带的张裕葡萄酒送去参加比赛。比赛揭晓，张裕白兰地荣获国际金牌奖章，而味美思和玫瑰香也双双获得优质奖章。颁奖大会上，当主持人隆重宣布：“中国张裕酿酒公司的白兰地，荣获本届赛会金奖”时，大厅里顿时掌声雷动。年已古稀的张振勋走上领奖台，伸出满是皱纹的双手，从主持人手中接过金光闪闪的奖章，激动得浑身颤抖，老泪纵横。他无限感慨地说：“我终于如愿以偿，酿出了世界上最好的美酒！”
回国以后，张振勋就将金奖章图案缩印在商标上，这就是至今仍名扬四海的“金奖白兰地”的来由。
张振勋在总结他的创业经验时说，第一要从长计议，看准了的事情就不惜投资；
第二要坚韧不拔，决不向困难低头！确实，离开这两点，很难成就大事业。
1916年9月，张振勋因为积劳成疾，病逝于巴城。

E. 印尼国家局势是否稳定那些地区比较危险反政府军主要在那些地区活动

其实，印尼的国家局势蛮稳定的，绝对不是媒体宣扬的那样乱，上次大规模的暴乱是在1998年，现在是2015年，印中关系良好，要么也是小规模的乱，但是这些小规模的乱，哪里没有？也不是那种闹人命的乱，所以你真的可以放心，印尼就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会有点小乱，例如巴布亚，如果你是来雅加达或者棉兰，泗水，坤甸，巴厘岛等地方的话，你不会知道什么叫乱！

F. 黄奕住的生平履历

三宝垅市是中爪哇的首府，地处爪哇岛的中心。它不仅是首都巴城（现在的雅加达，地处西爪哇）和东爪哇首府、主要商港泗水市之间的交通贸易联络中心，而且本身亦有良好的港口，成为爪哇岛内外贸易、特别是中爪哇各种土特产品的主要集散地。黄奕住从事理发业，使他有机会与当地社会的下层人民及华侨进行广泛的接触与交往，从而学习掌握了当地爪哇语言，了解及熟悉了不少的民情及风俗习惯。经过几年刻苦耐劳、勤俭节约的工作及生活后，他积蓄了一点钱，在一位老华侨魏嘉寿（后来曾被聘为三宝垅中华会馆顾问）的同情及协助下，他借了一些钱作为资本，改业从商，充当肩挑小贩。他每天清晨肩挑各种日用小杂货及食品，走街窜巷，或到附近村镇叫卖。当时广大乡民及华侨劳动生产收入低下，因此，他采取了薄利多销、以货易货（乡民用当地农副土特产品换其日用生活品）或替他们代购、代售等便民措施，从而逐步取得了不少乡民及华侨的好感和信任，买卖有所发展。
两年之后，适逢三宝垅市政府将佐哈尔广场开辟为自由市场，并在市场内建起摊棚点，修建摊棚的费用为1800盾，每位租赁摊位的商人出资65盾，黄奕住此时也用多年积蓄在该市场租了一个固定摊位，继续经营日用食杂及土特产品。由于佐哈尔市场地点适中，1890年即已发展成为与另一个叫贝达马芝的市场并驾齐驱的着名贸易中心。1898年，该市场已有240个摊点。绝大多数是华人经营的。黄奕住在其妻蔡缰的辅佐下，起早摸黑，通力合作，精心经营，生意取得较好的发展。不久，他将摊位扩展成一家正式商店。随着生意的经营发展，黄奕住买了一辆马车，经常亲自驾驶到附近村镇地区收购廉价土特产及推销商品。
1 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爪哇地区的甘蔗种植业及制糖业进一步发展。附近的莫佐（Modjo）、塞达尤（Sedajoe）、卡巴拉（Tjapala）、卡里翁姑（Kali Woengoe）、泽比灵（Tjepiring）和格穆（Gemoe）等地生产的甘蔗糖都运往三宝垅销售，而后有的转口输出至欧美各国。中爪哇地区成了世界主要制糖及销售糖业的中心之一。黄奕住以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经营糖业的发展前景，因此，1895年后他即以经营糖业为主。从1895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爪哇糖价维持在100公斤售价10盾至12盾左右，比较平稳，黄奕住以较低廉的价格向各中小榨糖者收购后，批发转售至爪哇及印尼各地，并组织输出至新加坡及欧美各国，获得可观的利润。1910年，随着其事业的发展，原有的店面已不敷应用，因此，他在三宝垅繁华的商业街中街购置了一座较大的店屋，并正式成立了“日兴行”，雇用了中外文薄记及一些店员。此后，随着糖业经营的发展，他先后在巴城、泗水、棉兰、巨港、八加浪岸及新加坡等地设立了分行。这期间是黄奕住在商业上取得第一次重大发展的时期。据有关资料记载，至1914年，他的总资产已达300万盾以上，他的名字已被编入《世界商业名人录》中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尽管爪哇离战区较远，干扰不是很大，但由于战争及交通等关系，不少糖商担心欧战影响输出，犹豫观望。黄奕住以过人的胆识，雄厚的资金，乘势继续收购了大量的蔗糖。1913年和1914年糖价每百公斤售价为11.66盾和12.1盾。但1915年至1917年，由于战争影响供应，欧洲各地糖价大涨，陆续涨至16.33盾、18.22盾和18.34盾。因此，这几年间黄奕住的“日兴行”又获得相当丰厚的利润。1917年中，欧战已进行了3年，各交战国损失惨重，英、荷等国政府将许多货船征召回国使用。结果，爪哇各地蔗糖及其他土特产一度无法输运出国，当地官、私营仓库蔗糖堆积如山，糖价一度狂跌。一些华商因遭到严重损失而破产。同年6月12日，黄奕住的“日兴行”和黄仲涵的“建源公司”等十多家大糖商在中华商会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决定组织一个糖业股份公司，共度难关，公司资本为1000万盾，部分向荷兰商业银行贷款。但由于荷兰商业银行代表乘机提出了苛刻条件，华商没有同意，结果公司没能组成。黄奕住和华侨糖商们团结一致，连续举行了13次会议，制订了一些协作措施。黄奕住还曾将在新加坡购置的房地产向黄仲涵押借，解决了一定的周转困难。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地区由于战争破坏，食品及砂糖奇缺，加上西欧航运恢复，糖价开始回升，甚至一日数千。1919年每100公斤升至28.40盾，1920年更猛增至53.45盾的空前水平。黄奕住的“日兴行”库存的蔗糖不仅畅销一空，而且还利用此大好时机，大量购进和大批输出，获得空前的暴利。其资产增至数千万盾。黄奕住（日兴行）、黄仲涵（建源公司）、郭锦茂（锦茂栈）和张盛隆（昌隆栈）成为爪哇最着名的四大糖商。与此同时，三宝垅华侨糖商为了相互协作，黄奕住的日兴行和建源公司、锦茂栈、昌隆栈、瑞远栈、信丰号、合昌号、联成号、隆美号及瑞庆号等10家糖商组织了“华商糖局”，共同促进华商糖业的对外贸易和发展，打破荷兰资本的垄断。据1920年2月4日三宝垅中华商会会议记录记载：“华商糖局”（1918年8月25日成立）综计获利共有30万盾左右，除捐助各端口中华会馆经费及各项办事费、律师费等之支出外，尚存实银19万盾，公决该款作为华商糖局永久基金。
荷兰殖民政府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不少损失，因此，战后加紧了对其殖民地印尼的人民和广大华侨的剥削压榨。早在大战结束前夕的1917年9月26日，荷印殖民政府即制订了所谓“战时所得税条例”，其中规定凡是从1914年起获利3000盾以上者，必须缴纳30%的“战税”。因此，战后荷印殖民政府又下令华商必须补交1914年至1918年间的战时所得税，以及其他因战争影响而停征的税收。荷印殖民政府此举是妄图一箭双雕，达到掠夺华商合法财产及排斥以至扼杀华侨工商业的目的。
1912年，荷印殖民政府即以此为名，要征收糖王黄仲涵的“建源公司”3500万盾的“战税”。黄仲涵被迫避居新加坡，最后客死其地。同样，荷印殖民政府也曾下令要黄奕住的“日兴行”补交各项“战税”1500万盾。事实上，黄奕住的“日兴行”和其他华侨糖商在过去5年间都已照章纳了税。荷印殖民政府的行动是明目张胆地对侨商进行赤裸裸的掠夺。当时，荷印殖民政府有政策规定：凡是荷兰国籍民，享有减税的权利。因此，当地政府官员曾以此动员黄奕住加入荷兰国籍，从而可减轻交纳此“战税”。日本驻三宝垅领事也企图乘隙而入，拉拢和分化华商，邀黄奕住加入日本籍，以得到其“保护”。但是，黄奕住有强烈的中华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识破荷、日等国企图“恩赐”和笼络的目的，予以蔑视和拒绝。黄奕住从此事进一步认识到，由于中国政府的孱弱无能，无法保护华侨正当合法权益，广大华侨和华商始终处在寄人篱下的海外孤儿的艰难境地。他意识到荷印殖民政府施行苛刻税率，将来辛苦经营所得，也是尽充外库，徒劳无功，于是决心“业成返国”。当时有的朋友曾对他的返国之举劝说道：“中原多故，不如此间乐。君雄于赀，何地非乐土，为终焉计，不亦善乎？”但他坚定地回答说：“我为中华民国之国民，安能忍辱受人苛禁，托人宇下，隶人国籍者乎？且我国地大物博，建设易为功，畇畇离甸，宁非乐土？天下事在人为耳。”黄奕住和其子黄钦书、黄浴沂等商量处理了在印尼的产业，将“日兴行”另行注册，改易经理，逐步结束了棉兰、巨港及北加朗岸等地的分行及办事处业务，把三宝垅的不动产业划归其妻蔡缰及女婿许春隆接管后，于1919年4月5日，将其所积资金约合2000万美元汇回祖国，结束了他侨居印尼35年的生活及事业，返回福建厦门市鼓浪屿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