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华校多少所

㈠ 印尼有华小吗

你的意思是中华学校吗？？

目前在雅加达和泗水有台湾人开的学校。教育全部使用台湾教科书。
华校目前在印尼没有，但是有三语学校（中文，英文，印尼文）。

㈡ 印尼孔教总会的简史

印尼孔教会历史悠久，组织庞大，目前有120多个孔教分会散布在印尼各个岛屿，现任孔教最高理事会主席陈清明文士表示，印尼孔教徒未能正式统计，但估计有四百万人左右。印尼孔教徒大都不懂华语，四书五经都被翻译成印尼文，定期的宣道会也是用印尼文讲解，印尼孔教会组织深入华族下层阶级，影响极广，尤其在印尼政府改革开放以后，各地尊孔人士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组织孔教会。
早在1729年, 在巴达维亚(即现在的雅加达)华人社会里就组织了“明诚书院”。
1900年3月17日华人社会尊孔人士组织了“中华会馆”，并由潘景赫和陈金山分别担任会馆主席和秘书。
中华会馆成立后，先后出版了若干有关孔子学说的印尼文译本。
1897年李金福翻译了〖至圣孔夫子〗，1900年陈庆忠和尤才祥合译〖大学〗和〖中庸〗。同时，在爪哇岛也出现了一些弘扬孔子学说的周刊，1903年东爪哇泗水，中爪哇梭罗，以及1904年西爪哇茂物都先后出版了宣扬孔子学说的报刊和杂志。这类翻译着作和报刊相当有利于当时土生华人了解孔子的学说。中华会馆主要领导人之一李金福写了一篇〖华人宗教〗的文章，肯定宗教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华人的宗教存在于孔子学说中。简而言之：李金福肯定了孔子学说是华人宗教的精髓。
中华会馆认识到，要使印尼的华人对孔子的学说有一定的理解，必须使他们懂得华语。于是，中华会馆努力从事华文教育工作。至1919年，中华会馆开办的华文学校已达200多。当时的中华学校必悬挂孔子像，在孔子生辰和忌辰，分别放假一天，尤其在孔子生辰，都会举办活动，以示纪念。
后来的中华会馆逐渐热哀于兴办华校，部分尊孔人士便在印尼各地组织孔教会，把中华会馆初期弘扬孔子学说的任务接管过来。
印尼各地的孔教会，有的是从中华会馆分离出来的，如梭罗的孔教会；有的是中华会馆以外自立团体的，如泗水和三宝垄的孔教会。
1920年，泗水孔教会出版孔教杂志〖入德之门〗
1923年印尼各地孔教会代表在中爪哇梭罗市举办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家一致同意成立孔教总会，并把总部设在万隆，大会的具体报告刊登在1923年12月8日的〖孔教月报〗。
随着孔教会的发展，梭罗孔教会邀请爪哇各地的孔教会在1938年12月5日举行全爪哇孔教会联合会议，在会上选出了孔教总会的领导机构，其中张震益和胡英恭分别担任为期三年的总会主席和秘书。大会还决定创办〖木铎月刊〗作为孔教总会联系各地分会的月刊。而孔教总会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各地宣道人员的工作。
1925年印尼中爪哇华人陈文盛把〖孝经〗翻译成印尼文，当时的华人把〖孝经〗看作是孔子的基本学说之一。
1934年印尼华人社会出现了另一个华人宗教团体―― 三教会，主要宗旨是弘扬三教 ( 孔教，佛教和道教 )，创办人是曾经活跃在中华会馆的土生华人作家郭德怀。
1942年日本侵占印尼，日本认为〖孔教总会〗反对日本。而下令冻结其一却活动。这期间的华人宗教活动都十分低调的分散在各地进行。
1942年－1945年日本占领印尼期间，孔教会礼堂大都成为难民收留所，真正应了孔圣人讲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1954年12月11－12日，部分孔教人士在中爪哇梭罗召开了代表会议，探讨重组孔教总会的可能性。翌年4月16日，成立了以郭谢卓博士为主席的印尼孔教联合会( Perserikatan Kung Chiao Hui Indonesia )。自此，4月16日即成为印尼孔教会的成立日，2007年4月16日，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在庆祝成立52周年纪念日上还举行孔教千人祷告会，祈求印尼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早日脱离经济困境。
1956年，1957年和1959年先后举行了印尼孔教联合会第一；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修改孔教联合会的章程等事务。
1961年在梭罗举行的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几项决定，统一印尼孔教教规，把〖印尼孔教联合会〗改名为〖印尼孔子学说协会〗( Lembaga Ajaran Sang Khongcu Indonesia ), 并拜会宗教部长，要求确认孔教在印尼宗教部的合法地位。
1963年12月，印尼孔子学说协会在西爪哇茂物举行会议，又将其团体改名为〖全印尼孔教联合会〗( Gabungan Perkumpulan Agama Khonghucu se-Indonesia )。
1964年5月在西爪哇斗望市( Tasikmalaya )举行的全印尼孔教联合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把该团体改名为〖印尼孔教联合大会〗( Gabungan Perhimpunan Agama Khongcu Indonesia )，并重新组织全印尼孔教青年联合会。
1965－1967年期间分别由曾锦礼和柯贵安担任上述两个团体的主席。
1967年8月，印尼孔教联合大会在梭罗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将印尼孔教联合大会改名为〖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 Majelis Tinggi Agama Khonghucu Indonesia ), 并推选陈盛和 任1967－1969年的主席。到2006年11月在雅加达举行的印尼全国代表大会为止，印尼孔教还是保持沿用〖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为名。
1969年12月在中爪哇北加浪岸市举行了第七次印尼全国孔教代表大会，推选柯贵安为1969－1971年度主席。
1971年12月，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举行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5 年12月19－22 日在西爪哇丹格琅举行了 孔教圣职人员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印尼25 个地区的圣职人员代表真 修整了印尼孔教的敬拜礼仪及孔教结婚仪式。
1978年11月18日，印尼内政部发出传阅公函，明文指出政府只承认回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和佛教。自此，印尼孔教就这样被“合法”的排除在外。
1979 年九月，印尼孔教会应邀参加在纽约举行的〖宗教信仰促进世界和平〗大会。
1984 年 八月也应邀参加在非洲肯尼亚奈洛比举办的〖宗教信仰促进世界和平〗大 会。
1987年正月15日，因为受到当局的多方限制，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内部有限的代表大会 上推选住在茂物的陈王礼 为1987－1991年度的主席。在陈王礼任职期间，印尼孔教会开始和新加坡孔教会取得联系。
1987年3月14日，印尼孔教全国最高理事会，为了适应政府新出的98年第8号宪法而修改了章程。
1993年，印尼孔教全国最高理事会第12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推选黄金泉为执行主席。由这一年开始，印尼孔教会的领导班子开始转移到华族年轻高级知识分子。
1998 年8月22－23日，印尼政府开始放松对孔教会的管制，所以印尼孔教会能够借用政府宗教部的回教哈夷宿舍举行第13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当时的宗教部长马力克法喳也为大会举行开幕典礼。这次大会选出黄金泉为主席，陈清明为秘书。
2002年9月13－15日，在同样的地方举行了印尼全国孔教最高理事会第14 次会议，开幕时，印尼人协主席阿敏拉依斯，政治安全统筹部长苏西络(现任总统)，宗教部长，教育部长，国家监督机构部长郭建议，前任总统瓦希特及各宗教代表都有出席，大会选出陈清明为2002－2006年度的主席，秘书为林孔晟。
2006年11月现任总统苏西洛及多位部长出席了印尼孔教 最高理事会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出主 席 为 陈清明，秘书林孔晟及财政孙春连。
改革开放后的印尼政府大体上已经把孔教徒的基本社会职权恢复，孔教徒可以在自己的居民证宗教信仰一栏填上〖孔教〗，并以孔教仪式进行结婚礼然后在政府民事登记部注册，信仰孔教的学生也可以在学校的宗教课里学习四书五经。然而，经过印尼新秩序政权三十多年来对华文教育及中华文化的全面封禁，并多方限制孔教会活动的后果，使目前的孔教会面临人力资源的空前缺乏，再加上国民学校在新的学年里肯定需要大批教四书五经的宗教老师，还有，印尼孔教会上层领导与中下层领导的文化差距太大，所以印尼孔教会在弘扬孔教的实际工作上真是名副其实的任重而道远。

㈢ 印尼华人占比多少

华人约占印尼人口总数的5%。印尼华人大多来自于中国福建、海南、广东等南方省份，大多分布于雅加达、泗水、棉兰等城市。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与印尼的关系逐步改善，越来越多的印尼华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是华人。

印尼华人一直坚持着中国的生活习俗，形成了一个团结的群体，同时这也影响着周边的本土人学习中文，所以到这里可以不用带翻译，用我们母语就能交流了。

华文教育：

早在明朝年代，华人已移居印尼，一百多年前的印尼华人，当时称为华侨，已经有社团的组织，并开办华文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尼的华文教育，和东南亚各国一样，在各种有利条件的推动下，得到迅速的发展。

华人学校学生人数多达30余万人，当时的中文学校，除了印尼文课以外，其他的课程都用中文授课，华校得到空前的发展，华文教育处在黄金时代。

㈣ 西加里曼丹的华人

华人最多的唯一省份
什么年代华人开始进入西加里曼丹？没有完整确切的文字记载，据中国的史书记载，北朝魏宣武帝在位年间，就与婆罗王有接触。经商往来，而婆罗王对中国的朝贡也未中断过。若此记载可靠，则在1000多年前华人就来到婆罗洲（加里曼丹）了。
据在马来西亚的金剑先生（1991年12月14日马来西亚《新生活报》刊登）写道：“1407年（永乐4年）在吕宋岛的海盗首领林道乾，不敌西班牙的部队，只好率部下南逃至婆罗洲岛北部登岸，土人酋长见林道乾部队衣甲鲜明，不敢抵抗，带领族人投降，之后，林道乾部众在此开荒耕种，改邪归正，与土着女孩通婚，繁衍至今。”这个地区就是现在的“宋公”（Sungkung），它位于三发河上游，到现在该村还保养着林道干的墓，墓的上面还插有他的宝剑呢。
这就是有文字记载关于华人来到西加的历史。随后就有华人乘搭帆船向南探险，而来到婆罗洲，一般是每年的春季顺东北风来到西加，要到6-7月间有了西南风才回航，当时来到西加的华人都是短暂停留，以经商为主，后变成长期定居，进行釆矿，开荒。也许是1740年喃吧哇（Membawah）苏丹向汶莱苏丹招得一群华工到百富院开采金矿，从此开采金矿延伸到内地，如民旺、新南（Minwang），新南（Sinnam）和东万律（Mandor）。
1750年开始有大批华人来到西加，因为那年三发（Sambas）苏丹批准华人在鹿邑（Mentrado）开采金矿。
当1770年在东万律发现新金矿后，华人更迅速来西加，几乎每年约有3000华工来到西加。受金矿的诱惑，大批华人移居西加，从喃吧哇转移到坤甸，邦戛，三发等地，后由于开采金矿容不下，就转移生产目标，即向各处开始耕田捕鱼，开垦农业和种植园艺，如胡椒、甘密（Gambir）、椰子、橡胶等。
据荷兰作家Cator的记载，1900年西加华人是41,500人，20年后增加到67,000人，到1930年是108,000人。而此时华人的农园地约120,000公亩。到1954年人口统计时，西加的华人占全省人口的30%（马来人30%，达雅人30%，其他各族10%）。
金矿在1812年约有30多个矿区，以东万律金矿最大。全部采矿工人约3万。早期到来西加开采金矿的华人，都各自组织公司，主要是梅州市梅县区、大埔人。早期的公司有东万律的兰芳公司、鹿邑的大港公司、三条港公司、和顺公司等。
逐渐地越来越多华人前来西加，于是自1850年华人开始转移生产目标，即向西加的市镇以外的森林地区垦荒务农，所以西加各偏僻地区都散居了华人，他们开荒垦植椰子园，橡胶园，胡椒园。成立小乡村，甚至有些小乡村全是华人，没有其他族群，在内陆丘林地带的每个园区都是华人开辟的，即使交通很不方便的地区都有华人的小村庄。在城市华人比较多的是山口洋，华人居民占全市人口的65%，坤甸市华人占45%。
西加华人居住区的房屋建筑格式与中国大同小异，在他们住家四周围都种菜，养家畜。在山口洋，鹿邑和东万律，那儿的市区建筑与中国城镇都很相像。
传承中华文化教育最普遍的唯一省份
上面己说过，在西加全省的每个森林地带都有华人居住而成为小村庄。有的村庄只有10多户人家。他们有的是聚居在一块成个村庄；有的分散居住在各自的胶园、椰园，相隔数百米。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文教育纷纷兴起，都以普通话教学，就连十几户人家，交通不便的偏僻村庄都开设中华小学；就连散居各园区的村庄也开设中华小学校。多数村庄学校只有数十名学生，所以只用一两位教师。当时的教师有的须步行几个小时才到达学校，教师们也一样愿意前去执教，其执教精神高尚可贵。据说当时西加的华校大大小小有100多间。
1957年西加省政府下令全省13个地区（坤甸、松柏港、喃吧哇、山口洋、邦戛、三发、盂嘉影、万那、上侯、新党、昔嘉罗、富都、道房）以外的地方不准开设中华学校，这个禁令于1958年开始实施。华校的数量就大大减少，但原来的华校在地方上的热心人士支持下改为“民族私立学校”，上午教授印尼政府的印尼文课程，下午教授华文，这样一直维持到1967年苏哈托宣布禁令后就全部封闭了。
保持中华文化传统最完整的唯一省份
西加的华人传统文化从未被破坏过，间断过。在苏哈托掌政时曾下令禁止一切含华人传统的文化节日的活动，如除夕夜到庙堂上香，过春节等。然而在西加对华人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冬至等，西加华人商业活动照样停业庆祝。
这里必须特别提及华人占全市人口65%的山口洋，曾被喻为印尼的唐人坡，小香港，除以客家话通行于市区外，另一特色是“十步一小庙，百步一大庙”的庙宇建筑群。
苏哈托下台后，春节期间更是舞龙舞狮，庙宇钟鼓齐鸣，男女老少上香拜神通宵达旦，元宵节各地神仙齐出游，法师坐刀轿，穿口针，踩钉排等巡游全市，热闹非凡。近年来当地的其他族群，军政人员也多参与这一活动，这是全印尼独特的喜庆节日。
在西加的华人中，尤以潮州人和福建人都不吃三板跳鱼（称三宝公鱼），这种鱼背脊上有五个手指纹，传说是因被海浪打上三宝公的船上后，三宝太监亲手抓起放生的，所以鱼背上留下了三宝太监的五个手指印。
华人遭受最大迫害的唯一省份
1942年日本占领西加后，将西加华人精英进行大逮捕，然后载往东万律，实施集体大屠杀或活埋，几达万人。日本军把一卡车一卡车的华人载往东万律，其中不乏正值壮年的积极分子，一概被命令自掘填墓穴，然后在屠刀下断头或集体活埋。东万律的集体屠杀，后来建了万人冢的墓园，至今仍是家属们难以跨越的死荫幽谷。
1965年“九卅”事变后，苏哈托上台，搞反共排华运动，西加的印共及其同情者组织游击队反抗苏哈托政权，游击队的成员有华人，活动范围是三发县和坤甸县两个县区的森林地带。苏哈托政权扑灭无方，诬赖游击队能在森林生存是靠山区华人的资助。为达消灭目的，掌权人就散播不利华人的谣言，煽动怂恿勇猛而单纯的达雅族人仇视华人，向华人大开杀戒，进行驱赶行动。于是在1967年底，三发县、坤甸县军人伪装成达雅族人，率领了达雅族人搞“红头事件”，用达雅族人的习俗，向每个村庄散发红碗，要大家宣誓驱赶，烧，杀，抢华人及其房屋，财产，园地。经过大运动后，将这两县管辖的山区华人赶到海边城镇，造成约20多万人华人难民。有的村庄华人走得慢些的就被杀害，甚至有的是由武装人员策划进行全村庄的大屠杀，例如孟加影坡附近的麻云，伯兰蒂，和华莪附近的双滨港，这3个村庄，各有数十户华人，男女老少各数百人口，全被集体杀光。当时除这三个村庄的华人及连同走得慢而被杀害的华人约数万人。
那些被赶走的约数十万人，他们来到沿海地区成了无业游民，政府不管，让其自生自灭，有的还被以“莫须有”罪名逮捕入狱，许多未经审判而凌辱致死狱中；当时逃到山口洋和坤甸的华人难民，其中有的与其饿死，不如冒险到外岛找出路，求生存。
西加华人向来循规蹈矩，却总是难逃宿命，日本来时说华人参与抗日游击队，进行大屠杀；自家人当家作主的时候又说华人支援共产党，又成了代罪羔羊。
所有在山区的华人都有树胶园，胡椒园等，被抢光了，最后都被破坏了，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逃来沿海的难民，当时已没华人团体了，只由个别热心华人接济，有的流落为乞丐，卖淫，有的带点钱出来的就到外岛打拼。
在那个年代政府在西加也实施白色恐怖，凡是被认为“莫须有”的华人就被捕杀，许多尚有一点积蓄的华人纷纷逃往外岛避难。所以从此西加华人人数大大减少，由原来的占全省人口的30%减至9,151人（2004年统计华人人数是365,232人，全省3,991,612人）。
经济作物也在这次清剿中全给破坏了，造成西加的经济一落千丈，几十年了都恢复不了。
外嫁华人姑娘最多的省份
自“红头事件”后，西加出现很多穷困难民，为摆脱贫困，先是出现许多媒人带难民的女儿，寡妇到香港，台湾找婆家，一些寡妇在台湾更多的是嫁给退伍老兵；后来是台湾的媒婆带人来物色，就形成更多华人女孩外嫁到香港，台湾等地了。她们有的是幸福了，找到了好归宿；但也有的遭到更惨的命运，被虐待，被转卖为娼，再入地狱。
族群和睦相处的省份
自苏哈托下台后，其所搞的种族挑拨离间，造成土着人杀害华人，土着人杀害马都拉人等血腥事件。到21世纪初结束了。恢复了三大族群（达雅族，马来族，华族）融洽相处。华人逐渐参与了政治活动，参选为中央，省级与县市议员，有华人当选为西加省议会副议长；坤甸市议会议长；山口洋正副议长。还有华人当了地方长官，如张锦坤是第一位华人当上了上侯县县长，接着西加省副省长黄汉山；山口洋市长黄少凡；坤甸县县长也是华人；山口洋市议会议长还是华人妇女呢。西加华人多尽了民族的公民责任和义务，这是良好榜样。

㈤ 黄奕住的主要贡献

黄奕住在返国前夕，即已考虑今后如何运用其资财为祖国的复兴及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综合起来，他在这方面的主要活动可概括为下列几个方面：
其一，创办银行，扶助发展华侨工商业，振兴祖国实业。
黄奕住在印尼30多年的商业经营活动中，深刻体会到银行金融业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1917年，华侨糖商遇到困难，遭到荷兰银行资本的掣肘和刁难，使他认识到建立华侨银行及本国资本银行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从印尼返国途经新加坡时，即投资入股华侨银行40万元叻币。1919年12月1日，他往菲律宾及日本等地考察时，“闻岷里拉（即现首都马尼拉）华侨多泉（州）人，金融之权操纵于外国银行，损失甚钜”，因此，他和着名菲律宾爱国侨商李清泉及薛敏老等人在中华总商会商议后，决定共同“倡组中兴银行，以挽回权利”。“中兴银行”初定注册资本1000万元，先招股500万元（菲币）。黄奕住认股100万元。该行初创时，实缴资本为200多万元。黄奕住实际占了该行投资的一半，他被推举为该行董事。在他的关心指导及同行们的齐心协力经营下，该银行营业蒸蒸日上。到1933年时，其资本已实增至600万元，资产总额达2470多万元，成为菲律宾最主要的侨营银行之一，对扶助华侨经营工商业及当地经济发展起着良好的作用。
1920年，黄奕住因“念吾侨民苦异国苛法久矣，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图其富强，徒坐拥浮资非夫也”，专程前往上海，拜会了一些着名人士，如上海《申报》董事长史量才、银行家胡筠（胡笔江）等人，共商“谋设中南银行于上海。中南之者，示南洋侨民不忘中国也。”该行创办之初预定招股2000万元，第一期缴足资本500万元，黄奕住认股350万元，占70%。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后，1921年7月5日，上海中南银行正式成立并营业。它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侨资金融企业。该行向国民政府立案后，“政府念君才，知可倚重，遂予发行钞票，视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因此，中南银行成为当时全国可以发行钞票的3家银行之一。该行为了取信于民，“特联合了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订十足现金准备及准备公开制度，于四银行之外，另设四行准备仓库，专为保管准备现金，发行钞票。”在中南银行举行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黄奕住当选为董事长，胡筠任总经理，史量才、韩君玉等任常务董事。1924年，该行增资至750万元，黄奕住入股500余万元，仍占资本额的3/4。随着银行业务的开展，该行先后在天津、厦门、汉口、广州、南京、苏州、杭州及香港等地设立了分行，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此外，“国内国外各大都会商端口，均专约代理汇兑收付机关，并代顾主保管国内外发行的各种公债及契据，经理付息取本等事宜。”中南银行成立之后，还积极投资支持国内各项民族工业的生产和发展。其中主要的有上海新裕纺织公司（占有65%的股份）、益中磁电厂、诚孚工厂、天津北洋纺织公司（占有50%的股份）、天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广州矿务公司等等，对扶植民族工商业起了一定的作用。黄奕住之子黄浴沂回国后，曾就任中南银行协理，代表黄奕住经营该行业务。黄奕住则息居厦门鼓浪屿。他常到上海、天津、香港等地巡视。抗日战争爆发后，总经理胡筠在一次从香港飞赴重庆时，不幸飞机被敌机追击而遇难身亡，黄浴沂即接任了总经理之职。此外，黄奕住学于1921年8月7日在厦门市创办了“日兴银号”，以与南洋群岛各地通呼吸，沟通厦门与海外华侨的侨汇、融资及促进工、商业等之发展。“其资金之钜，为厦门各银庄之冠”。由于“日兴号”有良好的信誉，东南亚各地华侨曾纷纷把他们的游资汇存该银庄，以备家乡建筑房屋或其他实业之用。如印尼华侨李丕树，即曾一次汇寄30万元大洋，存于该行。
其二，创办经营社会公用事业，建设家乡。
黄奕住创建了厦门市自来水公司。
厦门是一个海岛。广大市民的食用水一向靠天（雨水）、靠地（井水）以及靠水贩们每天用运水船从海澄县九龙江淡水区取来贩卖的“船仔水”。市内小贩们向运水船商买水后再挑到各大街小巷出售给各家各户。本世纪20年代前后，每天贩水量约一万多担。这些食用水都未经消毒过滤，且经过多次转运，极不卫生。黄奕住定居鼓浪屿后，经常来往于厦门鼓浪屿渡口，目睹水贩们挑运贩水的情景，深感此问题关系到全岛居民们的生活、健康和工作，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亟待解决的主要社会及建设问题之一。因此他决心“创办厦门自来水，以重卫生”。1920年，他即发起筹办厦门市自来水公司。翌年，他与厦门商会会长洪鸿儒、中国银行厦门分行经理陈实甫、英商汇丰银行买办叶孚光及几位照办华侨共商筹资兴办事宜。1923年5月，公司经当时北京政府农商部批准定名为“商办厦门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初定资本为100万元，黄奕住先认股40万元。自来水的蓄水池、过滤池、水塔等公司建筑工程于1925年在上海招标，结果，由德国西门子公司以92万元中标承建。1926年7月第一期工程竣工，开始供水，1927年全部工程完成。蓄水池最高水量为2亿8千万加仑，可供全市20多万居民9个月之用。同年10月28日，该公司召开成立大会，制订章程，规定资本为200万元，黄奕住当选为公司董事。1929年，黄奕住又倡议在鼓浪屿日光岩和鸡冠山分别建造了高低水池两座，并备有大小运水船3艘，拖船1艘，每天将厦门自来水由船运至鼓浪屿抽送池，从而解决了鼓浪屿居民用水之需。这是厦门市（包括鼓浪屿）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居民饮用自来水问题。黄奕住对厦门人民的贡献是值得赞颂的。
黄奕住承办了厦门电话公司，发展厦门市内外的通讯联系。
早在1907年12月，厦门市即已开始运用电话，它是由华侨林尔嘉创办的“厦门德律风（英文Telephone的音译）公司”装配的，拥有400门磁石式的电话机。鼓浪屿当时是个“公共租界”，日商也办有一个“川北电话公司”，电话业务全操在日本人手中。20年代，随着厦门市政建设开始发展，原有电话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黄奕住深感发展厦门内外通讯联系的重要意义，因此，1921年4月16日，他先以10万元收购了厦门德律风公司后，再增加30万元资本，加以改装及扩建。同时，他还应广大厦、鼓市民“收购日本人电话公司”的倡议和要求，经过多方努力，于1923年以23250元将日商的“川北电话公司”购入自办。黄奕住接办厦门、鼓浪屿电话公司后，锐意改进。他聘请了上海的钱咸昌为总工程师，对原有的话机、电杆线路等进行改换，采用美国卡洛公司的新式机件，最大通话容量可达2500门，同时培训接线员，并给予优厚的工资待遇，因此使电讯接收灵敏迅速畅通，用户也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他还投资铺设了厦门至鼓浪屿海底电话电缆。1924年1月1日，厦、鼓之间也正式通话。1925年，他又投资10万元在漳州市设立“通敏电话公司”，并在海澄、石码、浮宫及南靖县等地设立分线，进一步沟通了厦门与内地的通讯联系。后来，他又曾派钱咸昌总工程师到泉州勘测，筹划泉州、永春等地与厦门的长途电话，后因军阀割据、地霸横行、接着抗日战争爆发而未果。黄奕住设立电话公司，始终抱着“以服务桑梓为主旨，不以牟利为目的”的宗旨。1929年，黄奕住独资创办经营的“商办厦门电话股份有限公司”获准正式注册立案，领照营业。资本额增至100万元。
黄奕住曾筹建漳（州）龙（岩）铁路，并致力于开发闽西矿产资源。
1905年，厦门至漳州的铁路即已开始兴建，1910年正式通车。当时从厦门至漳州的交通线路是从厦门乘船经三公里半的水路到嵩屿，再乘火车。但当时该铁路只铺轨到江东桥，仅完成28公里，距离漳州还有22公里。黄奕住为了开发闽南及闽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1922年即有续建该铁路并扩展至龙岩地区的打算，并曾约请荷兰工程师樊迪克纳前往视察，后因故中断。1926年3月15日，菲律宾华侨在厦门鼓浪屿开会发起救乡运动。黄奕住在会上“提议续办漳龙铁路至龙岩，以利交通。佥谓敷设铁路为救乡根本要图，即经全体通过”。会上选举了黄奕住、李清泉、胡文虎、李双辉、陈培锟、黄琬、萨福均、郑华、黄钟训、林荣森及薛敏老等11人为筹备委员。不久，召开成立大会，黄奕住被举为筹委会主任，会址即设在其公馆。同年10月12日，获得当时交通部、农商部的批准。原定1927年由交通部派技术人员前来视察勘探及估价，然后由华侨出资主办。但到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北伐，从广东攻入福建，政局混乱，铁路筹建计划再次夭折。1933年，蔡廷楷领导的19路军进驻福建后，政局较为稳定，又重新研究筹建该铁路问题。6月1日在鼓浪屿设立了漳龙路矿筹备处。黄奕住积极支持，曾聘请德国工程师来进行测量，绘有详细蓝图，为全面勘察施工作好了准备。国民政府实业部也准备派地质工程师侯德风、矿业工程师王目伦等来进行测量。不断，筹备工作在紧张进行时，又发生了福建闽变事件，结果全部计划又成泡影。此后抗战爆发，漳龙铁路始终没有建成。
黄奕住还积极从事厦门、鼓浪屿的房屋及市政建设。
20年代以前，厦门可说几乎没有很好地建设，市容简陋，房屋大多是矮小的平房。1927年以后，厦门开始进行市政改革和建设，兴建了一批新的楼房，其中华侨投资兴建的占了重要的地位，据调查，福建华侨投资房地产的主要有厦门、泉州、福州晋江县。其中尤以厦门最为突出，占全部投资的90.19%。而厦门市的房地产建设投资中，又以印尼华侨为最多，黄奕住就是其中之一。1930年，黄奕住组建了黄聚德堂房地产股份公司，投资金额为245万元，占1930年厦门全市全部房地产投资（7641550元）的1/3左右。黄聚德堂房地产公司总计建筑和购置的房屋达160座，面积为41457.70平方米。其中135座出租，18座借用，7座自用。此外，他还投资助建了厦门海滨堤岸及一些街道。原鼓浪屿宾馆即是黄奕住的产业，建筑之大之优美，是屈指可数的。鼓浪屿有一条“日兴街”，也是他捐资修筑的。黄奕住投资房地产业，自有其赢利目的，但他对厦门市容美化，对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及市民住房条件的改善，无疑都起过良好作用，做出了一定贡献。
黄奕住不仅是一位爱国的华侨企业家和民族企业家，而且还是一位积极参加华侨社团、热心文教公益福利事业及侨乡各方面建设的社会活动家和爱国者。
早在1907年，黄奕住的经营事业有些初步发展时，即积极参加了各项爱国华侨社团活动。1907年3月7日，为了促进侨商的团结与合作，维护华侨的正当利益，他和三宝垅市着名侨商周炳喜、马厥猷、甘钦福等30余人共同发起创办了三宝垅中华商会，这是印尼仅后于巴城、泗水及巴厘陵三市而成立的第四个中华商会。该会的宗旨是“增进华侨商业知识，保护半岛华侨利益，发展本岛华侨商业，促进祖国对爪哇岛的贸易。”从1907年成立第一届董事会起至1913年的第七届董事会，黄奕住都被选为董事。1917年至1920年的几届董事会，他又被选为该会副会长。黄奕住参与该会领导层工作期间，积极参加会务，为祖国及当地侨社做了不少工作。例如，从1907年至他回国为止的十多年间，他积极参加和推动该会对祖国广东、广西、福建、河南、河北、湖南及山东等地的水、旱、地震等灾害进行募捐救济活动，他本人也作了不少的捐献。1909年，三宝垅、巴城和泗水的中华商会本着增强祖国海军力量的愿望，开展了“捐助中国海军”的活动。同年，清政府派了王广圻参赞到三宝垅募集航业银行股资，促进祖国航运业之发展，黄奕住认捐了500股。1910年12月，厦门信用银行代表许纶华到该地招股，以推动厦门的经济发展，黄奕住认股5000元。这一年，由于荷印殖民政府将当地华侨养老院和贫民院解散，不少侨商闻讯后甚为愤慨。中华商会召集了各社团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慈善堂”，以救抚年老无靠之贫侨。黄奕住被推举为该堂的财政，负责筹借及管理该堂的一切经费及收支。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民国。中华商会从1912年2月29日起联合并领导各社团及广大华侨进行了3天的庆祝活动。黄奕住担任了庆祝活动筹委会委员及财政工作。在这3天的庆祝活动中，三宝垅华侨热烈的爱国之情空前高涨。黄奕住也为推翻了腐败的满清封建王朝而欢欣鼓舞，爱国热情进一步增强。1912年3月29日，福建都督孙道仁派叶国瑞到三宝垅征募军务债票时，黄奕住和其他商会董事都认为此事关系到家乡的改建及救国活动，他认购了5000元。同年10月，三宝垅中华商会经商议后，致电当时的北京国民政府，要求取消所有我国与外国订立的种种不平等条约。1914年，荷印殖民政府在三宝垅举办了一个“博览会”。黄奕住和其他董事认为这是一个宣传介绍祖国的好机会，共同出资建了一个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陈列展览室。在这前后，中华商会的全体董事（包括黄奕住）“鉴于前清政府之举借外债，致损国权，不愿再作外债之举借，因发起国民捐”，以帮助民国成立后的国家各方面的建设。黄奕住和其他董事分头到各地向侨胞劝募，曾获得巨款，汇返祖国。1915年5月13日，商会董事们获悉袁世凯主持的北京政府欲和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甚为气愤，曾致电北京政府“勿签对日不平等条约”。1916年，福建省政府曾致函三宝垅中华商会，希望获得当地甘蔗良种及其种植方法。黄奕住是一位多年经营蔗糖业的着名糖商，熟悉情况，因此和诸董事一道，写了详细介绍文字寄回省政府，推广种植，促进福建家乡经济作物的发展。由于祖国政局的种种原因，黄奕住上述种种活动虽未必全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是，他的一片爱国爱乡之情，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在印尼三宝垅从商期间，黄奕住对当地华侨教育事业的推动和发展也不遗余力。现代的印尼华侨学校是始于1901年3月17日巴城中华会馆创办的中华学堂，接着三宝垅等各地纷纷效法，亦先后建立了中华会馆、中华学校。黄奕住是创办者及董事之一。1906年7月15日，爪哇各地中华会馆负责人云集三宝垅开会，决定成立“荷印中华总会”，作为所有侨团和侨校的中心组织。总会会务每年分别由巴城、三宝垅及泗水三市中华会馆轮流主办。1907年，三宝垅中华会馆主持了第一期会务，并决定将中华总会易名为“爪哇学务总会”，专管华侨学校教育事宜。1911年至1915年，三宝垅中华会馆主持了第二期会务。黄奕住担任了“爪哇学务总会”的领导人，并负责财政工作。当时筹备学校教育经费是最重要且非常棘手的工作之一，黄奕住在任期间花了不少心血，且还慷慨解囊，出资协助。1916年3月15日，黄奕住又和着名糖王黄仲涵等共同发起创办第一间华侨中学“华英中学”。黄仲涵担任该校董事会担保人，郭春荣任董事会主席，黄奕住任财政委员之职直到回国为止。“华英中学”的建立，为中爪哇各地华侨子弟升入中学深造、学习中文和英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于董事们共同努力，经费较充裕，师资力量较强，几十年来培养了不少华侨子弟人才，始终是爪哇着名华侨中学之一。
1920年黄奕住返回祖国以后，对福建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亦作了许多捐献。1920年，他即在家乡南安县楼下乡创办了斗南小学。1923年又创建了斗南初级师范学校，为家乡小学培养师资。在他的影响及推动下，南安上都和下都等地激起了华侨捐资办学的热潮。斗南学校从创办直至黄奕住逝世为止，所有经费“均由他独资供给，虽匪患频仍，不少波折，仍不忍其停顿”。1912年，他又在鼓浪屿创办了“慈勤女子中学”。他每年不提供经常经费三分之二，直至抗战爆发后厦门沦陷，慈勤女子中学才被迫停办。黄奕住还独资捐建了厦门同文学院一座教学楼，该楼命名为“奕住楼”。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时，黄奕住捐赠10万元。1927年他又捐赠厦门大学图书设备费国币3万元。为了纪念和表彰他热心教育的义举，1931年6月，在厦门大学的主楼“群贤”一楼刻下了“黄君奕住，慷慨相助，有益图书，其谊可着”的石碑文，以资纪念。这一碑文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那里。他还先后对新加坡华侨中学、广东岭南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倡捐巨资，累数十余万金”。他前后购置3万元图书给厦门鼓浪屿中山图书馆等。他之所以如此热心兴办教育及文化事业，正如他自己所说：“吾幼失学，为大憾事，今于吾父吾母卯基之乡，吾身数十年经营衣食之地，晚岁游历之区，为青年学子略尽吾情，弥吾阙憾焉。”此外，他还捐资17000多元独修闽南古刹及泉州开元寺着名的东、西塔中的东塔，以保护文化历史古迹。至于泉州顺济桥的修筑及对其他不少慈善福利事业的捐助，不在此一一详列。1921年10月，他捐献3万元助济华北遭受旱灾之灾民。为此，当时中国政府曾赠予“急公好义”的牌匾嘉奖。1922年，福建遭受巨大水灾，他也捐助赈济灾民，福建省政府授予他“乐善好施”的匾额。总之，他一生对“四方之慈善事业踵门劝募者，靡弗乐为之应，琐之不胜枚举也。”
1931年秋，日本军国主义者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等地。广大海外侨胞对此侵略行径进行了强烈谴责，并纷纷组织各种救国抗日团体，捐助支援祖国抗日事业。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曾发起献机运动。黄奕住当时正在菲律宾巡视业务，得讯后立即捐赠5万元。此外，他还作了不少其他捐献。1937年7月7日，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消极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不断吞食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有人曾劝黄奕住加入外国籍，以保全生命及财产，遭到黄奕住坚决拒绝。他表示：“绝不加入外国籍，依赖外人。吾无意时髦。共赴国难，何惧之有？……岳飞‘还我河山’，血红四字，精诚威严，墨舞心声，流芳千古。”黄奕住这种爱国的拳拳赤子之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值得人们学习和敬仰。
在此期间，黄奕住还考虑到上海中南银行及各地分行、厦门日兴银庄存款客户的利益，曾登报启事，通知所有客户：“不论定期活期存款，即日起前来领取本息。”以维护客户利益及该行信誉，免遭日寇之劫掠。当“黄日兴银行停业时，存款凡300余万元，一一偿清，不使（客户）受毫发损。”厦门沦陷前夕，他考虑到鼓浪屿地区小，难避敌人及汉奸耳目，决定避居上海。他在上海蛰居期间，看到日寇侵略暴行及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深为痛心。他“每闻时事，即悒悒不乐，谓天下不相中国，降此鞠凶，呼钦书（其子）兄弟，告之曰：吾爱国爱乡之心，不后于人。一入国门，即思竭涓埃之极，乃卒未酬所志”，而引为毕生憾事。1945年6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黄奕住不幸病逝于上海，终年80岁。
黄奕住的一生经历和思想言行，在老一辈华侨、归侨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从一位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剥削压榨而无以为生的中国农民，被迫出洋谋生，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心经营，从一位剃头匠、肩挑小贩而成为富有的侨商，从一位自发的具有淳朴乡土观念的中国移民而成为自觉的忧国忧民、热爱祖国及家乡、积极支持资助并直接从事祖国及家乡各项建设事业的爱国华侨领袖、华侨企业家和民族企业家，受到广大华侨及乡亲们的推崇。他毕生“行事既善，声闻以广”。回国后，“迭受政府大绶宝光嘉禾章之褒，厦门总商会、市政府之正、副会长之聘，鼓浪屿工部局补推他为华人董事，并曾被侨务局聘为高等顾问等职。”“盖举国中朝野，咸于府君（黄奕住）敬礼有加焉。”虽然由于历史时代社会等原因，黄奕住的思想言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一生始终坚持爱国爱乡的爱国主义思想，为做一名中华民族的儿女而自豪。直到临终之际，他仍谆谆教诲其子孙。要继承其遗志，忠于祖国。这些思想品德是值得人们学习和纪念的。
黄奕住的子孙后代现还在鼓浪屿，海外等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