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登山和印尼外交是什么关系

㈠ 南宁号护卫舰的印尼护航与撤侨

1963年11月，中国第一次派出大规模的体育代表团，前往雅加达参加第一届新生力量运动会，贺龙元帅亲往观礼。台湾方面扬言要击沉代表团乘坐的光华轮。南海舰队方面派出护航编队，以“南宁”号护卫舰担任指挥舰，“锦州”和“扬州”两艘猎潜艇为主力，并配备多艘扫雷舰、鱼雷艇，空军也派出战斗机进行空中支援。10月21日，搭载中国、朝鲜和越南666名健儿（其中中国运动员321名）的“光华”轮于晚间启航，在海军舰艇的护卫下驶出黄埔港。为防止泄密，在北纬10度以北，“光华”轮和护航编队严格保持无线电静默。在南海航期间，编队多次摆脱美台飞机舰艇的跟踪和尾随。海军护卫编队按照既定方案，将“光华”轮护送到北纬10度的北交岛，圆满完成人民海军组建后的首次远洋护航任务，保护了国威，展示了海军军威。满载体育健儿的“光华”薯仿轮最后如期抵达雅加达，参加了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整个任务中，南宁舰表现良好，显示了这艘老舰仍然具有相当的机动能力。此次远航，南宁舰创造了当时人民海军执行任务的最南记录——北纬14°21'。
1965年2月20日起，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在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的陪同下，先后乘坐南宁舰和104扫雷舰到川岛、湛江、辩中海南岛、广西北海等地视察海军部队。3月8日，罗瑞卿为南宁舰题词：“作保卫南海海防的英雄舰”。
1965年，印尼发生930事件携手山，大肆排华和迫害华侨，中国方面一面派遣游击队长出身的外交官员姚登山主持驻印尼大使馆工作，一面派出南海舰队前往示威和撤侨。南宁号担任旗舰的编队，良好地完成了任务，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海外展示力量的第一次。

㈡ 新中国第一个女外交官是谁

陈依弥：新中国首位女外交官
看下这篇文章
作为新中国首位女外交官，陈依弥不但是位贤妻，更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在“母亲节”到来之际，她的丈夫和爱子讲述了她的生前往事。

33年前，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市郊万国公墓里，竖起了一方中国人的墓碑。这位中国人就是新中国首位女外交官——我的妻子陈依弥。

☆“三八线”上缔结爱情

1955年，我因工作关系赴朝，在开往平壤的列车上，我第一次见到温和热情的陈依弥，她是当时同行同事中的惟一的女性。我们一见如故，爱情的种子在板门店“三八线”上发芽， 1956年，我们结婚了。

婚后的第二年，我同依弥来到锡兰(斯里兰卡在1972年前叫锡兰)工作。我们夫妇是第一批踏上锡兰国土的中国外交官。我们参加了全部建馆工作。当时我们还只是二十级和十八级的科员(她比我高两级)，但工作任务却很艰巨。她在调研室承担着繁重的翻译和资料工作。我除调查研究工作外，还充当政务参赞姚登山的翻译，负责新闻公报，帮助跑外勤。

工作虽忙，但在任四年，我们一直生活得很愉快，很充实。由于工作需要，我们几乎跑遍了整个锡兰岛。

☆与斯国总理成了忘年交

1961年，我和依弥分别带着一双儿女回国。回国期间，依弥曾作为翻译和生活秘书陪同宋庆龄副主席访问锡兰。访问期间，多次同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夫人)接触，为我们后来同班夫人及其家族的友好关系奠定了一个基础。

1971年初，我和依弥再次来到锡兰大使馆工作。我担任研究室主任，她负责办公室礼宾、文书和高级翻译工作，兼管处理军援事务。斯里兰卡军方戏称她为“女武官”。我们配合默契，共同交了很多朋友，特别是班夫人家族成员都和我们感情很好。

班夫人第二次出任总理时，身体不太好。应她的要求，我国政府派了包括针灸、心脏和神经三方面专家的医疗组到斯里兰卡为她治病。依弥因为是女外交官，英文又比较好，办事较方便，当时便充当了联络兼翻译。

由于依弥认真负责，对班夫人精心照顾，很快便成了班夫人的“忘年之交”以及“身份显赫”的女友，经常出入于总理府和总理官邸。班夫人几乎把她看成是自己的女儿一样，有时情不自禁地向她吐露家庭乃至政府工作方面的烦恼和打算。班夫人还特地向门卫交代，陈女士去她那里，无需事先约会，凭身份证便可随时进入。

☆18年后爱妻长眠异国

1974年国庆节后，我们回国休假。这是我们参加工作20多年后第一个长假。我们一家五人团圆欢聚，并第一次合影留念。这时候，我们的“官阶”不高，我只是个三等秘书，她也只是个二等秘书。但我们都感到满足和充实。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这竟是我们一家最后一次团聚。12月12日，在我们结束休假返馆前夕，依弥忽然得了重感冒。考虑到使馆年终总结需要我们赶回，机票已买好，我希望最好行期不变。她虽然有些勉强，但还是准备迁就我。13日早晨，她虽然感到体弱和不适，仍决定跟我一起走。结果一路病情发展，15日到科伦坡后，转为心肌炎。我一夜守候着她，班夫人还派了自己的私人医生来会诊，结果仍抢救无效，16日清晨5时零5分，也即回到使馆18个小时后依弥与世长辞，与我永别。

作为新中国首位女外交官，陈依弥不但是位贤妻，更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在“母亲节”到来之际，她的丈夫和爱子讲述了她的生前往事。

33年前，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市郊万国公墓里，竖起了一方中国人的墓碑。这位中国人就是新中国首位女外交官——我的妻子陈依弥。

☆“三八线”上缔结爱情

1955年，我因工作关系赴朝，在开往平壤的列车上，我第一次见到温和热情的陈依弥，她是当时同行同事中的惟一的女性。我们一见如故，爱情的种子在板门店“三八线”上发芽， 1956年，我们结婚了。

婚后的第二年，我同依弥来到锡兰(斯里兰卡在1972年前叫锡兰)工作。我们夫妇是第一批踏上锡兰国土的中国外交官。我们参加了全部建馆工作。当时我们还只是二十级和十八级的科员(她比我高两级)，但工作任务却很艰巨。她在调研室承担着繁重的翻译和资料工作。我除调查研究工作外，还充当政务参赞姚登山的翻译，负责新闻公报，帮助跑外勤。

工作虽忙，但在任四年，我们一直生活得很愉快，很充实。由于工作需要，我们几乎跑遍了整个锡兰岛。

☆与斯国总理成了忘年交

1961年，我和依弥分别带着一双儿女回国。回国期间，依弥曾作为翻译和生活秘书陪同宋庆龄副主席访问锡兰。访问期间，多次同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夫人)接触，为我们后来同班夫人及其家族的友好关系奠定了一个基础。

1971年初，我和依弥再次来到锡兰大使馆工作。我担任研究室主任，她负责办公室礼宾、文书和高级翻译工作，兼管处理军援事务。斯里兰卡军方戏称她为“女武官”。我们配合默契，共同交了很多朋友，特别是班夫人家族成员都和我们感情很好。

班夫人第二次出任总理时，身体不太好。应她的要求，我国政府派了包括针灸、心脏和神经三方面专家的医疗组到斯里兰卡为她治病。依弥因为是女外交官，英文又比较好，办事较方便，当时便充当了联络兼翻译。

由于依弥认真负责，对班夫人精心照顾，很快便成了班夫人的“忘年之交”以及“身份显赫”的女友，经常出入于总理府和总理官邸。班夫人几乎把她看成是自己的女儿一样，有时情不自禁地向她吐露家庭乃至政府工作方面的烦恼和打算。班夫人还特地向门卫交代，陈女士去她那里，无需事先约会，凭身份证便可随时进入。

☆18年后爱妻长眠异国

1974年国庆节后，我们回国休假。这是我们参加工作20多年后第一个长假。我们一家五人团圆欢聚，并第一次合影留念。这时候，我们的“官阶”不高，我只是个三等秘书，她也只是个二等秘书。但我们都感到满足和充实。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这竟是我们一家最后一次团聚。12月12日，在我们结束休假返馆前夕，依弥忽然得了重感冒。考虑到使馆年终总结需要我们赶回，机票已买好，我希望最好行期不变。她虽然有些勉强，但还是准备迁就我。13日早晨，她虽然感到体弱和不适，仍决定跟我一起走。结果一路病情发展，15日到科伦坡后，转为心肌炎。我一夜守候着她，班夫人还派了自己的私人医生来会诊，结果仍抢救无效，16日清晨5时零5分，也即回到使馆18个小时后依弥与世长辞，与我永别。
☆陈依弥个人经历

●1928年，出生于上海

●1946年秋，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

●1950年、1962年，两次参加日内瓦会议

●1956年，入党，同年与王嵎生结婚

●70年代，任外交部办公厅翻译室英文处副处长

●1974年，在斯里兰卡病逝

☆母亲教会我许多本领

我的母亲陈依弥个子不高，笑口常开。那时，我年少轻狂。在我的眼里，她也就是中国外交部的一个普通翻译。在《新中国外交五十年》的大型画册中，她也占有一席之地。她不幸英年早逝，留下很多令人钦佩的往事。

文革开始时，我刚上小学三年级，整日无所事事，经常同一帮小伙伴逃学。一次，母亲又逮到我逃学。这天正好是她的生日。她一边哭一边说：“这就是你送给妈妈的礼物吗？”正是母亲这句饱含着泪水的话打动了我的心。从那时起，我决心努力学习，不让她失望。可是，我对母亲的看法依然没有变。我喜欢的数理化她样样不会。

对母亲的看法在我17岁时发生了变化。那年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当我擦干泪水，骤然发现她生前干了那么多事。在我面临生活的艰辛时才感受到她教会了我那么多的本领。

我从她那里学会了奉献。我母亲1950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她很快便进入了外交部。当年朝鲜战争爆发，她被派往前线为志愿军做翻译。有人问她为什么放着小姐不做，冒险上前线。她的回答很简单：祖国需要我。

她先后两次入朝工作，两次参加日内瓦会议，两次在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工作。那个年代，所有谈判和文件都要用手工速记，用打字机打。她经常在办公室工作到深夜。有时我在她办公室睡醒一觉后，发现她还在工作。当她确信所有文件完成无误后我们才能离开。这时末班车已经开走了，我只好和她步行七八里回家，那时我只有五六岁。

我从她那里学会了谦虚谨慎。在我整理她的遗物时，看到她与周恩来总理，宋庆龄女士，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一起的许多照片。她替宋庆龄副主席做翻译时，还兼她的生活秘书。这时我才明白，她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翻译，但她从来不张扬这些事。

我从她那里懂得了爱。我母亲是长女。她对弟妹的关心，对父母的孝敬，在家里是有目共睹的。我的外祖父家并不富裕，孩子又多。每当有好吃的时候，母亲总是躲到一边。等老人孩子吃完了，如果还有剩的，她才吃上几口。她的爱心不仅仅局限在小家庭里。记得她的一位同事曾希望搞到一本英文字典，可经济上又很拮据。她毫不犹豫地花了自己半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本送给她。

我的母亲是一个教育大师。她从来不强迫我做什么。记得在幼儿园时我就常和父母一起做饭。一次我回家早，我自作主张做烙饼。一开始便把糖放在面里揉合，做成甜饼。做好第一个后，突然意识到没放盐。于是赶紧加盐。结果剩下的全都是甜咸混合的怪味饼。可是母亲回来后，却一个劲儿地说，她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饼。她吃了一块又一块。

她鼓励我学习进取。按她的话说：“只要是合理，我们一定尽力支持。”八岁那年，我认识了磁铁。因为我对磁铁充满了好奇，她带我跑遍了北京城，一个一个售货员问。从早走到晚，就是为了让我学到更多的知识。

我从她那里学会了独立思考。每当家里要做大一点的决策时，她总是要听听我的意见。还要我给出意见的理由。这使我养成了一种习惯，做重大决定前必须要做充分的思考。

母亲所给予我的，是我永远无法回报的。她以自己的行动，教会了我如何面对人生。（来源：世界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