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东万律在哪里

❶ 南洋的华人政权

综述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清朝廷派往东南亚视察的查岛委员王荣和、余璀会将他们在暹罗（今泰国）的所见所闻向皇帝作了汇报，在他们的会禀中有这么一句话：“查暹罗国王百年前系潮州郑氏，在位十数年。”这位曾当过暹罗国王的中国潮州人就是泰国历史上着名的爱国英雄、吞武里王朝的创建者郑王大帝，也即是被梁启超誉为“中国四大殖民伟人”之一的郑昭（昭在暹语中为王的意思）。他的中国名字叫郑信。
披耶达信
郑信的祖籍在中国广东省澄海县华富里村，父亲郑达，又名海丰，是一位被乡绅视为歹子（浪子）的贫穷农民。清雍正初年，郑达在乡间难以立足，不得不随私下在中国到暹罗间从事贩运贸易的木帆船南渡到暹罗谋生。他起初在暹罗首都阿瑜陀耶城的下层社会中艰难奋斗，后来赌博赢了钱，又取得了京城赌场的承包权，开始发达，于是更名郑镛，并得到了国王赐予的“坤拍”爵位。他娶了一位名洛央的暹罗姑娘，1734年4月17日生下了郑信。不久，郑镛去世，郑信被财政大臣昭披耶却克里收为养子。在泰国的华人中流传着这样一段传说：某日昭披耶却克里路过郑信的摇篮边，看见摇篮盘着一条七锦大蟒蛇，他认为这孩子必为异人，于是将他收为养子。这传说极具中国神话色彩。其实昭披耶却克里当时膝下无子，郑镛住在他的领地里，郑镛死后他看到郑信长得可爱，便认其为养子。郑信被昭披耶却克里收为养子后就和其他贵族子弟一样开始接受暹罗的传统教育。掌握了泰文、中文、越文和梵文。十三岁，他被任命为御前侍卫。二十岁时依例入寺剃度为僧。三年后还俗。不久，他被派到达府任职，很快便封爵为“披耶”，晋升为达城的军政长官。因此，人们习惯地称他为披耶达信。
驱逐侵略者
1765年底，强盛的邻邦缅甸分兵两路入侵暹罗，势如破竹，很快便打到首都阿瑜陀耶城边。暹王匆忙组织决战，但随即被击败。缅军包围了京城。郑信闻讯率部驰往勤王救援。他奋力作战，数次打退了敌军的进攻。可是大臣们却因他擅自下令燃放大炮攻敌而一再进谗言。暹王对他也不信任。1767年1月，暹王集中了兵力，分六路大规模出击，企望一举打破敌军的包围，谁知却惨败而归。郑信的部队负责殿后，被守城统帅关在城外，进退维谷。郑信于是拼命杀出重围，带领仅剩下的五百名泰人和华人组成的士兵，日夜兼程，向南方急速退去。路上，他两次击退了追兵。在那空那育府附近的菩三浩村的一场遭遇战中，他又利用有利地形，以少胜多，击溃了一支二千多人的缅军，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在乌云压顶的艰难时期，达信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暹罗人民抗敌的斗志，披耶达信的名字迅速地传遍暹罗各地。沿途的民众踊跃参军，不少地方官吏也纷纷带领部属前来投奔，郑信的部队迅速壮大。二月到达南方罗勇城时，已拥有了一万多人枪，还有一支战象队。于是郑信宣布自立为王。准备以南方为基地，联合各地方势力，进行抗缅的战争。
罗勇城的统治者披耶罗勇对郑信的到来表面上欢迎，暗地里却调兵遣将，想将郑信的部队吃掉。郑信得到消息，先动手把披耶罗勇抓了起来，控制了罗勇城。东南海边的尖竹汶府，是一个未遭受过战争破坏、人口密集的富庶地区，郑信想与披耶尖竹汶联合，使自己的军队得到人力、物力的补充。他写了一封信给披耶尖竹汶，但披耶尖竹汶不置可否，只派人送来了四牛车大米。这时郑信截获了缅军给披耶尖竹汶的劝降信，他命令将信依然送往尖竹汶，自己屯兵于尖竹汶附近，等待披耶尖竹汶作出抉择。在等待的时候，传来了阿瑜陀耶城于4月7日被缅军攻陷，国王波隆摩罗三世饿死于逃亡路上的消息。郑信决定不再等待，他攻占了尖竹汶城附近的几个村寨，又移兵征服了附近的春武里城。披耶尖竹汶终于派来了四名和尚使节，请郑信前往尖竹汶。然而这是个幌子，尖竹汶的兵马已半途埋伏，准备趁郑信渡河时发动突然袭击。幸好郑信的侦察兵得到了这一情报，于是他们改变行军路线，抄小路来到了尖竹汶城下。郑信以披耶尖竹汶是三等城市长官应亲自出城迎接一等城市统治者披耶达信为由，三次回绝了披耶尖竹汶的进城邀请；披耶尖竹汶也拒绝了郑信提出的撤走守城部队的要求，一场大战已势在难免。也许郑信早就听说了中国巨鹿之战的故事，他也象巨鹿之战前的项羽一样，下令将行军锅全部砸掉。他告诉士兵们：“今晚一定要拿下尖竹汶，到城里吃饭，否则只好饿死！”他骑着战象，率先向尖竹汶城冲去。激战中，座象受了伤，象奴担心他的安全，将大象往后赶。郑信勃然大怒，举刀要杀象奴，象奴慌忙求饶，用匕首刺向象背。大象负痛狂奔，一下子把城门撞开了。郑军士兵趁机一拥而入，攻占了尖竹汶城。
紧接着尖竹汶的攻占，达叻城也宣布效忠于郑信。这样，暹罗东南沿海地区便全部统一于郑信的旗帜下，抗缅复国有了坚实的根据地。经过一番准备，1767年10月，郑信率领拥有百艘战船的大军开始挥戈北伐。当时的形势极有利于郑信所领导的这场正义战争：缅甸侵略军烧杀抢掠的暴行已激起暹罗人民的共愤，郑信的军队得到了各阶层广泛的支持；缅甸当时正与中国交恶，其侵暹主力部队已调回国以应付清朝军队的进攻，只留下一支部队在阿瑜陀耶城附近的重镇三株菩提树。因此，郑信的军队所向披靡。11月6日，他们顺利地攻下暹奸乃通因镇守的吞武里城，直指阿瑜陀耶城。留守的缅军大将苏基着了慌，急忙派副将蒙耶率兵前往堵截。可是蒙耶被郑信浩浩荡荡、士气旺盛的大军吓蒙了头，不战而逃。苏基无奈，只好自己上阵抵挡。结果也是螳螂挡车，顽抗一阵后看看已是四面楚歌，只好举旗投降。郑信顺利地收复了阿瑜陀耶城，距阿城陷落只有六个月的时间。
郑信光复阿瑜陀耶城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收揽人心。他收留、安抚旧王朝幸存下来的皇亲贵族，又派人寻找并发掘出先王的遗体，为其举行了隆重的火葬仪式，对旧王朝的官吏，也尽量给予安置，还散财施食于民众。鉴于阿瑜陀耶城已被缅军烧毁，只剩一堆残垣断壁，京城一带的人民也十之八九被缅军掳住缅甸，人烟稀渺，因此郑信决定将首都迁往吞武里城。因建都于吞武里，史称吞武里王朝，郑信也因此被称为“拍昭恭吞武里”。
统一暹罗
阿瑜陀耶城的重光标志着驱缅战争已取得了胜利，国家又重新获得了独立。但吞武里王朝建立的初期，形势仍十分严峻。强邻缅甸还在虎视眈眈，暹罗国内却四分五裂，群雄竞起。吞武里王朝虽然拥有了富饶的东南沿海和吞武里、阿瑜陀耶等中心地区，但往北有统治着那空素旺、彭世洛一带的“銮候”和统治难府、帕府一带的僧侣封建主“枋长老”；往南有控制马来半岛六坤城一带的“穆锡卡王”；东北方则有披迈城的统治者“贴披碧”。此外，还有许多小的封建割据势力。这些大大小小、各据一方、称王称霸的封建主互相攻城略地，将国家搞得残破不堪，迫使人民流离失所，同时也构成了对吞武里王朝的威胁。于是，在驱逐侵略者后郑信又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统一战争。
昭披耶彭世洛（銮候）是各割据势力中最为强大，对吞武里威胁最大的一股力量，郑信首先对他进行了征伐。1768年，郑信率领以水军为主力的大军发起了进攻。然而昭披耶彭世洛早料到这一着，当郑信的船队溯着雨季湍急的河流艰难地来到滨河河口时，早就占据有利地形、以逸待劳的彭世洛大军突然发动了猛攻。战况极为不利，激战中郑信腿部又受了伤，只好下令撤回。第一次出征失败。郑信并不气馁，雨季刚过，伤也痊愈，他又开始了扫荡封建割据势力的战争。这时，击退郑信后便自立为暹罗国王的昭披耶彭世洛已经病逝，继位的帕膺它阿阁正忙于应付枋长老的进迫。郑信乐于看他们双方去鹬蚌相争，便把矛头指向了披迈城。披迈的统治者贴披碧收罗了前国王的一个庶出王子吉多罗，打着他的旗号，准备挟天子以令诸侯，引老挝为外援，问鼎天下。他得到郑信军队两路进攻的消息，便命摄政王素里耶汪沙和摄政王的幼子哇罗汪砂提罗各领一军分途拒敌。
但哇罗汪砂提罗甫经交锋便溃不成军；摄政王遇上了郑信亲率的主力，也战未数合便当了俘虏。在披迈的贴披碧得到两路俱失的消息，慌忙携眷向万象逃窜，途中也被郑信的追兵所擒杀。披迈的割据势力被彻底消灭。同年年底，彭世洛被枋长老的军队攻陷，国王帕膺它阿阁被杀。
1769年4月，郑信开始远征暹南的六坤。起初，他派昭披耶却克里（名穆）为主将，通銮、汶吗和披耶碧差武里为副将，统兵五千从陆路进发。由于将领不和，首战失利，披耶碧差武里战死，昭披耶却克里之子被俘，军队退守猜也。汶吗派人驰奏郑信，说昭披耶却克里心怀不轨。郑信分析后认为毫无根据，他把汶吗召回，另派昭披耶宋加洛率陆军前往增援，自己则带领水军从海上进攻。10月6日，船队战胜了风暴终于抵达六坤港口。六坤王帕巴腊没料到郑信军队突然出现，仓促应战，兵败弃城投奔北大年。郑信勒令北大年交出了六坤王。但鉴于六坤僻处半岛，难以管理，六坤王家族在当地又有一定威望，他封了六坤王的一个侄儿为“昭披耶六坤”作为六坤的行政长官，选了六坤王的一个女儿为妃，以示羁縻，又将六坤王一家带往吞武里养起来。六坤便归属了吞武里王朝。
四个最大的割据势力只剩下枋长老了。枋长老是个野心勃勃的假和尚兼封建主，自阿瑜陀耶王朝覆没后他就自立为王，四处封官。他手下有一支穿红袈裟的军队。这支军队臭名昭着，名为和尚，却饮酒吃荤，娶妻宿娼，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靠这支军队打下了彭世洛。彭世洛、披集及其附近城镇的居民纷纷逃避到吞武里投靠郑信。枋长老又向郑信的地盘扩张。首当其冲的乌太他尼和猜纳纷纷向吞武里告急。郑信决心将这个最后的大障碍拔掉。他派披耶披差和刚赐予披耶爵衔的汶吗各带一支陆军出发，自己带领水军溯河而上。经一番战斗，他攻下了彭世洛城。在汶吗、披差的陆军赶到后便集中兵力攻克那空沙旺城。接着便长驱直入，向北挺进。枋长老屡战屡败，看到大势已去，便逃到清迈投靠缅甸人。大封建主被消灭后，各小割据势力都纷纷易帜，宣布效忠于吞武里王朝。
1770年11月14日至16日，吞武里皇郑信在彭世洛城举行了三天隆重的庆典，庆祝国家的独立统一。
中南半岛的霸主
经过努力，暹罗的国力开始增强，自阿瑜陀耶王朝后期以来一直被动挨打的局面也开始扭转。郑信在位期间，暹罗与缅甸一共有九次大规模的较量。虽然这些战争仍大多是以缅甸的入侵为导火线，但暹罗军民已经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击退侵略者，维护自己民族的独立尊严。1774年，郑信从缅甸人手中夺回了北方重镇清迈，使这个分离数百年的小邦重归暹罗怀抱。较量结果以吞武里王朝的胜利而告终。
胜利鼓舞着郑信去追求更多的荣耀。1771年，郑信率水师消灭了安南（越南）南部河仙的莫士麟政权。又水陆并进，直指金边，赶走了亲安南的柬埔寨王乌迭·安东，另立新王，使柬埔寨重新成为暹罗的属国。1776年，郑信出兵灭掉了老挝境内的独立小邦占巴塞，俘虏其国王，扩大了暹罗的版图。1778年，万象发生内争，郑信趁机支持一派，遣大军水陆夹攻万象，围城两月，迫其开城投降。万象及其附近的琅勃拉邦也成了暹罗的藩属。在与缅甸和安南争夺中南半岛控制权的斗争中，暹罗逐渐占了上风。昔日阿瑜陀耶王朝全盛时夺取的中南半岛霸主桂冠又重新戴到了郑信的头上。
郑信与中国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也许还有血缘的关系，郑信当上暹罗国王后便急于与北方的强邻大清帝国建立友好关系。他遣使到中国告捷，称：“……自遭缅匪侵凌，虽复土报仇，绍裔无人，群吏推昭为长，遵例供献方物。”1768年，郑信委托中国广东船商陈美生呈书清政府，希望中暹两国继续友好亲善，并请求清朝象过去敕封阿瑜陀耶王一样也敕封他为暹罗王。干隆皇帝当场将郑信的文书掷还，还命军机处以两广总督李侍尧的名义，回了一封措词严厉的饬文。
郑信接到回文后尽管极为失望，但他依然没有放弃与中国修好的努力。1771年8月，他命人解送一批缅甸俘虏进献北京。这一次干隆皇帝不再那么硬绷绷了，他指示李侍尧：“不必概付不答，绝之太甚，自应即以该督之意，酌量赏给缎匹。”郑信看到事情有了转机，便一再主动通好。他送还了从缅甸人手中解救出来的中国被俘士兵，数次送中国商民回国，又一再献上缅甸俘虏。终于，干隆皇帝对郑信的看法有了改变，他指示李侍尧，如暹罗再有请求敕封，不必再予拒绝。
根据皇帝的意思，清朝官方的文件自1772年起就将郑信称为“郑昭”了，而不再象过去那样轻蔑地称他为“暹罗国夷目”或“丕雅新”、“甘恩敕”了。这等于已正式承认郑信为暹罗国王。
两国关系迅速恢复。1775年，干隆皇帝打破不准军火物资出洋的规定，同意卖给暹罗五十担硫磺和五百口铁锅。翌年，又卖给硫磺一百担。事后，干隆谕示两广总督杨景素：“此后该处若再需要，仍当准其买回。”1777年7月，郑信派三名使节航海到达广东，他们带来了要求建立正式关系的文书，清朝首肯。1781年7月，一个包括王子銮利陀提奈毗罗和诗人摩诃努婆在内的暹罗使团乘坐十一艘满载象牙等贡品的大船抵达广东，在广东官员的护送下，次年正月使团到达北京，受到了干隆皇帝的隆重宴请。7月，使团回国，随船载回了大量建筑材料。可惜这时吞武里王朝已不复存在，于是这批本来准备兴建郑王皇宫的材料便成了曼谷新王朝皇宫的基础。
明末清初，就有不少闽粤商人不顾本国政府的禁令，私下驾船往返于中暹两国进行易货贸易。渐渐地，他们中的一些人便留居在暹罗，一些象郑信父亲那样贫无所依的破产农民也随船前往暹罗谋生。这些早期的华侨与暹罗人民和衷共济，为开发暹罗、保卫暹罗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郑信手下就有不少华人组成的部队，涌现出一些象宋加洛守将陈联那样的着名华人将领。他们为吞武里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郑信即位后许多华人被任命为军队首长、地方官吏，有的则当了政府的包税商。他们获得了处理政治、军事、贸易等方面的种种特权。在暹罗南部沿海地带，华人的地位尤其显着。这给中国商人的对暹贸易和中国移民的迁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加上郑信对华侨实行免征人头税等等优惠政策，所以吞武里王朝期间，出现了中国东南沿海贫民大量移居暹罗的浪潮。特别是郑信祖籍广东潮州地区的移民所占比例最大，他们被称为“皇族华人”。在吞武里对岸的曼谷，当时形成了一个华人聚居区，并发展成一个繁华的商业区。中国移民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暹罗劳动力紧缺的困难，加快了暹罗经济复苏的步伐，因此，继吞武里王朝而起的曼谷王朝依然继承了郑信对华侨采取的优惠政策，中暹民间贸易继续进行，中国移民源源不断流向暹罗。
巨星陨落
危机首先来自于郑信在佛教问题上的失误。暹罗是佛教国家，全国上下大部分人都信佛教。郑信自己也是一个佛教徒，他在位初期为暹罗佛教的重兴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后期，郑信为严格控制佛教势力，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对北方僧侣的整顿。枋长老的政权被消灭后，郑信对仿长老领导下的众僧进行了一次大清洗。郑信性格变得极为暴躁，偏信多疑，下属动辄得咎，被乱加酷刑。而且他还鼓励民间互相告密，将许多被告的中上层人士不加分辨一律抓了起来，使人人自危。
另一危机来自于政治制度上的失误。郑信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阿瑜陀耶王朝的一套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特别是萨克迪纳制，极大地束缚了社会的生产力，加速了政权的腐败。郑信为了争夺地区霸权而不断发动对外战争，不单使人民得不到休养生息，动摇了国本，而且不得不越来越依仗军功贵族们，助长了以通銮（“穆”逝世后继任“昭披耶却克里”）为首的军功贵族势力的膨胀，削弱了中央集权。
1780年，柬埔寨发生内乱，郑信扶立的柬王安农被害。安南王阮福映趁机插手，想将柬埔寨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782年，郑信动员了二十万大军，由昭披耶却克里（通銮）率领，浩浩荡荡前往讨伐。就在大军抵达前线之时，后方却发生了骚乱和叛变。
在柬埔寨洛韦与安南军对峙的昭披耶却克里很快便接获郑信被推翻的政变的消息。他一面急令镇守呵叻的侄儿披耶素里阿带兵奔赴吞武里控制局势，一面将随军主管后勤的王子昭水囚禁起来，迅速与安南统帅阮有瑞达成停战协议，回兵吞武里。披耶素里阿已先此到达，打败了皇侄格龙坤阿奴拉颂堪；抓住了披耶讪，并强迫郑信还俗，关了起来。7日，郑信被以暴乱罪处死，昭披耶却克里在群臣拥戴下登上了王位，史称“拉玛一世”。“拉玛一世”将首都从吞武里迁到对岸的曼谷，建立起了绵延至今的曼谷王朝。 兰芳会
干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罗芳伯乡试不第，“乃怀壮游之志”，漂洋过海，登上婆罗洲（今西加里曼丹岛）。到了东万律，罗芳伯最先建立的是兰芳会，一个以保护华人社团为业的组织，其实就是一个帮会，主要的对手是天地会。经过多次交手，天地会灭亡，兰芳会发展壮大。
当时，东万律面临内忧外患，内部互相争斗外部又有强邻入侵，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殖民者联合东印度公司，曾多次向坤甸一带发动武装侵略。罗芳伯和他的伙伴，和当地人一起，协助当地苏丹首领平了土着人的叛乱，得到了首领的嘉奖，将东万律划归罗芳伯管辖。这块地方有10多万人及南北几十公里的产金地，吸附华人数万，土着好几十万，顺理成章地成立了巨大的经济实体—兰芳公司。
公司成立后，罗芳伯一个个收拾了当地四分五裂的各种华人团体、商会、村寨，消灭了所有对手。这时的兰芳公司已经摆脱了先前的帮会性质，正式以一个军队的面目出现了。
1776年，罗芳伯将“公司”改为“共和国”，建立了自治政府。这一年定为兰芳元年。当时，大家推荐罗芳伯为国王，罗芳伯不同意以王相称，后由各代表商议建立兰芳大总制，称罗芳伯为大唐总长或大唐客长。但他向北京派遣使者前去朝贡时，仍然使用的是“兰芳公司”的名义。
罗芳伯任总长19年，于1795年在西加里曼丹病逝，终年58岁。罗芳伯病故后，由江戍伯继任其位。
兰芳国110年历史中，前后共有12位元首。元首的更迭，用的是一种介乎于民主选举和禅让的形式。罗香林的《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清干隆年间，广东嘉应州有罗芳伯者，侨居南洋婆罗洲（Borneo）西部之坤甸（Pontianak），垦辟土地，策众采矿，并助土着苏丹，平定祸乱，一时侨民多归依之。东征西讨，所向披靡，苏丹知势力不敌，因分土而治。芳伯乃为之奠都邑，定官制，修军备，开商场，兴矿冶，抚民庶，建元兰芳，建国号曰兰芳大总制。受推为大唐总长，盖为一有土地、人民与组织，及完整主权之共和国焉。”基本上这就一锤定音啦，兰芳就是共和国。这个论断，被广泛接纳。互联网上，如果你搜寻“已经消失的国家”，兰芳是其中一个。
共和国特征
张永和、张开源采纳的自然也是罗香林的学说。根据《罗芳伯传》，兰芳的确具有共和国的一些特征：
有首都（在东万律Toeng-wan-loet），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还分为省、县、乡三级。各级官吏均由民主选举产生，政务的裁决，也由大家来公断。这一条是人们判断兰芳是不是一个国家，以及是不是共和国的关键。
政制分司法、军事、财政、经济、教育5部分。
军备方面，开办军械厂，铸造兵器，除军事战略要地派驻少量常备军外，其他地方没有驻军。平时大家各安本业，抽调适龄青年练习射击，一旦有事，就征召这些青年组成军队（很像当今的预备役）。
财政方面，设税收督察官，实施征税来充实国库；征收商人的货物税，并且以出口创收为原则。
经济方面，积极扩充市场。
教育方面，举办汉文学校，聘请儒士执教，以中国传统文化为重点。
司法方面，以天地会纲领为基础（兰芳公司在与天地会进行了艰苦的军事斗争之后，吞并了天地会，所以天地会比较系统完整的纲领也被兰芳吸收），进而修订为普及易行的法规。
张永和、张开源说，兰芳还确定了自己的国旗，规定以各式汉服为国家礼服。
但是，来看东万律丛林中的“罗公芳柏之墓”，墓柱下石刻的《罗公史略》，应是其盖棺之论，其中清楚地写道：
“罗公芳柏、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石扇堡人。……定鼎东万律，创建兰芳公司基业。”这“定鼎”一词，微妙地改变了事情的性质，你可以说是定都，也可以说是定总部的所在地。
唯一不称王的华人国王
按照《罗芳伯传》的说法，当地统治者苏丹与罗芳伯签约割让土地给兰芳自治，“其所割让的土地，计东界万劳，西界卡浦斯河，南界大院、上侯、双沟月之线，北界劳劳、山口洋、邦戛之线，纵横数百里……”幅员辽阔，人口也达到百万之众，地地道道的国家，可为什么这个墓志铭上，偏要称“公司”呢？
其实，像罗芳伯这样的中国移民，在当时社会里叫“天朝弃民”，根本没有社会地位。当时是干隆年代，中国繁荣昌盛，朝廷威权无处不在。罗芳伯他们不敢称孤道寡，怕犯一个谋逆之罪，自己远离故土倒不要紧，连累身在故国的宗亲友人那才是麻烦。中国人骨子里始终认同祖国，不管走得有多远，都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罗芳伯他们也是一样。反而，他们一直希望能够被清廷接纳为一个地方政府，一来可以光宗耀祖，二来也可以利用祖国这个靠山，抵抗来犯的欧洲人。事实上，清廷虽然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兰芳国，但罗芳伯派出的使者至少见到了干隆的重臣，使得对兰芳觊觎已久的荷兰人有所忌惮，一直不敢造次。直到1886年，见清廷衰败，荷兰才大举进攻兰芳，灭掉了这个华人在海外建立的国家。
拥有百万人口，战时可以全民皆兵的兰芳国，败在远道而来的荷兰人手下，据说主要原因是武器太差。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实行什么体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力—经济的实力、科技的实力，以及军事的实力。
华人在海外建国，历史上并不少见。罗芳伯不是唯一的一个，但他是唯一一个不称王的。 戴燕王国是广东人吴元盛在婆罗洲北部建立的一个王国，王位世袭，存在时间是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中叶，历4代国王70余年。于19世纪中期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而灭亡。
戴燕王国的第一代国王为吴元盛，原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梅县区）人，清朝干隆中后期因为谋划发动起义事泄而逃亡到东南亚的婆罗岛，18世纪中期在当地创建了很有影响力的聚胜公司，成为首领。后来，其下属罗芳伯的威望逐渐超过了他，罗芳伯取代了吴元盛的首领地位，成立了兰芳公司，吴元盛成为罗芳伯的下属。1777年，罗芳伯在婆罗洲建立了兰芳共和国，吴元盛是罗芳伯的手下部将，被派驻守在坤甸河北部的戴燕王国（Tayau）。当时，戴燕国王很残暴，人民都怨恨他，1783年，吴元盛杀死了戴燕国王，吴元盛杀死国王后，人民都很感激他、敬佩他，因而被人民拥戴为戴燕国国王。
后来，吴元盛逝世后，其子年幼，由其妻袭位为女王，清代旅行家、航海家谢清高出海游历南洋时（1783—1797年间），戴燕女王还在位。此后戴燕国王位由吴氏世袭四代，直到19世纪中叶，戴燕王国才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而灭亡。
谢清高在《海录》一书中对戴燕王国进行了记载：戴燕在昆甸南，由昆甸南河溯流而上，约七八日，至双文肚，即戴燕境。又行数日，至国都。干隆未，粤人吴元盛刺杀番酋，国人奉以为主。元盛死，子幼，妻袭其位，至今犹存。 广东潮州人张杰绪，在安波那岛（纳土纳岛）建立张氏王国，自任国王。19世纪张杰绪逝世，内部发生纷争，王国瓦解。
福建人吴阳，在马来半岛建立吴氏王国。
广东澄海华富村的郑信（一作郑昭），在暹罗王朝灭亡之后，招兵买马，击退缅军，平定各地割据势力，重新统一国家，成为暹罗王国的开国国王。
还有两位，连名字都查不到了，只留下姓氏，一是婆罗国王某，福建人；一是爪哇顺塔国王某，广东潮州人。还有地方势力奏请清廷，希望清廷允许整合南洋为一个国家成为外藩向清廷进贡，但清廷并没有理睬。
以上华人国家都在19世纪，亡于西方殖民者对东南亚的侵略狂潮中 。

❷ 西加里曼丹的华人

华人最多的唯一省份
什么年代华人开始进入西加里曼丹？没有完整确切的文字记载，据中国的史书记载，北朝魏宣武帝在位年间，就与婆罗王有接触。经商往来，而婆罗王对中国的朝贡也未中断过。若此记载可靠，则在1000多年前华人就来到婆罗洲（加里曼丹）了。
据在马来西亚的金剑先生（1991年12月14日马来西亚《新生活报》刊登）写道：“1407年（永乐4年）在吕宋岛的海盗首领林道乾，不敌西班牙的部队，只好率部下南逃至婆罗洲岛北部登岸，土人酋长见林道乾部队衣甲鲜明，不敢抵抗，带领族人投降，之后，林道乾部众在此开荒耕种，改邪归正，与土着女孩通婚，繁衍至今。”这个地区就是现在的“宋公”（Sungkung），它位于三发河上游，到现在该村还保养着林道干的墓，墓的上面还插有他的宝剑呢。
这就是有文字记载关于华人来到西加的历史。随后就有华人乘搭帆船向南探险，而来到婆罗洲，一般是每年的春季顺东北风来到西加，要到6-7月间有了西南风才回航，当时来到西加的华人都是短暂停留，以经商为主，后变成长期定居，进行釆矿，开荒。也许是1740年喃吧哇（Membawah）苏丹向汶莱苏丹招得一群华工到百富院开采金矿，从此开采金矿延伸到内地，如民旺、新南（Minwang），新南（Sinnam）和东万律（Mandor）。
1750年开始有大批华人来到西加，因为那年三发（Sambas）苏丹批准华人在鹿邑（Mentrado）开采金矿。
当1770年在东万律发现新金矿后，华人更迅速来西加，几乎每年约有3000华工来到西加。受金矿的诱惑，大批华人移居西加，从喃吧哇转移到坤甸，邦戛，三发等地，后由于开采金矿容不下，就转移生产目标，即向各处开始耕田捕鱼，开垦农业和种植园艺，如胡椒、甘密（Gambir）、椰子、橡胶等。
据荷兰作家Cator的记载，1900年西加华人是41,500人，20年后增加到67,000人，到1930年是108,000人。而此时华人的农园地约120,000公亩。到1954年人口统计时，西加的华人占全省人口的30%（马来人30%，达雅人30%，其他各族10%）。
金矿在1812年约有30多个矿区，以东万律金矿最大。全部采矿工人约3万。早期到来西加开采金矿的华人，都各自组织公司，主要是梅州市梅县区、大埔人。早期的公司有东万律的兰芳公司、鹿邑的大港公司、三条港公司、和顺公司等。
逐渐地越来越多华人前来西加，于是自1850年华人开始转移生产目标，即向西加的市镇以外的森林地区垦荒务农，所以西加各偏僻地区都散居了华人，他们开荒垦植椰子园，橡胶园，胡椒园。成立小乡村，甚至有些小乡村全是华人，没有其他族群，在内陆丘林地带的每个园区都是华人开辟的，即使交通很不方便的地区都有华人的小村庄。在城市华人比较多的是山口洋，华人居民占全市人口的65%，坤甸市华人占45%。
西加华人居住区的房屋建筑格式与中国大同小异，在他们住家四周围都种菜，养家畜。在山口洋，鹿邑和东万律，那儿的市区建筑与中国城镇都很相像。
传承中华文化教育最普遍的唯一省份
上面己说过，在西加全省的每个森林地带都有华人居住而成为小村庄。有的村庄只有10多户人家。他们有的是聚居在一块成个村庄；有的分散居住在各自的胶园、椰园，相隔数百米。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文教育纷纷兴起，都以普通话教学，就连十几户人家，交通不便的偏僻村庄都开设中华小学；就连散居各园区的村庄也开设中华小学校。多数村庄学校只有数十名学生，所以只用一两位教师。当时的教师有的须步行几个小时才到达学校，教师们也一样愿意前去执教，其执教精神高尚可贵。据说当时西加的华校大大小小有100多间。
1957年西加省政府下令全省13个地区（坤甸、松柏港、喃吧哇、山口洋、邦戛、三发、盂嘉影、万那、上侯、新党、昔嘉罗、富都、道房）以外的地方不准开设中华学校，这个禁令于1958年开始实施。华校的数量就大大减少，但原来的华校在地方上的热心人士支持下改为“民族私立学校”，上午教授印尼政府的印尼文课程，下午教授华文，这样一直维持到1967年苏哈托宣布禁令后就全部封闭了。
保持中华文化传统最完整的唯一省份
西加的华人传统文化从未被破坏过，间断过。在苏哈托掌政时曾下令禁止一切含华人传统的文化节日的活动，如除夕夜到庙堂上香，过春节等。然而在西加对华人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冬至等，西加华人商业活动照样停业庆祝。
这里必须特别提及华人占全市人口65%的山口洋，曾被喻为印尼的唐人坡，小香港，除以客家话通行于市区外，另一特色是“十步一小庙，百步一大庙”的庙宇建筑群。
苏哈托下台后，春节期间更是舞龙舞狮，庙宇钟鼓齐鸣，男女老少上香拜神通宵达旦，元宵节各地神仙齐出游，法师坐刀轿，穿口针，踩钉排等巡游全市，热闹非凡。近年来当地的其他族群，军政人员也多参与这一活动，这是全印尼独特的喜庆节日。
在西加的华人中，尤以潮州人和福建人都不吃三板跳鱼（称三宝公鱼），这种鱼背脊上有五个手指纹，传说是因被海浪打上三宝公的船上后，三宝太监亲手抓起放生的，所以鱼背上留下了三宝太监的五个手指印。
华人遭受最大迫害的唯一省份
1942年日本占领西加后，将西加华人精英进行大逮捕，然后载往东万律，实施集体大屠杀或活埋，几达万人。日本军把一卡车一卡车的华人载往东万律，其中不乏正值壮年的积极分子，一概被命令自掘填墓穴，然后在屠刀下断头或集体活埋。东万律的集体屠杀，后来建了万人冢的墓园，至今仍是家属们难以跨越的死荫幽谷。
1965年“九卅”事变后，苏哈托上台，搞反共排华运动，西加的印共及其同情者组织游击队反抗苏哈托政权，游击队的成员有华人，活动范围是三发县和坤甸县两个县区的森林地带。苏哈托政权扑灭无方，诬赖游击队能在森林生存是靠山区华人的资助。为达消灭目的，掌权人就散播不利华人的谣言，煽动怂恿勇猛而单纯的达雅族人仇视华人，向华人大开杀戒，进行驱赶行动。于是在1967年底，三发县、坤甸县军人伪装成达雅族人，率领了达雅族人搞“红头事件”，用达雅族人的习俗，向每个村庄散发红碗，要大家宣誓驱赶，烧，杀，抢华人及其房屋，财产，园地。经过大运动后，将这两县管辖的山区华人赶到海边城镇，造成约20多万人华人难民。有的村庄华人走得慢些的就被杀害，甚至有的是由武装人员策划进行全村庄的大屠杀，例如孟加影坡附近的麻云，伯兰蒂，和华莪附近的双滨港，这3个村庄，各有数十户华人，男女老少各数百人口，全被集体杀光。当时除这三个村庄的华人及连同走得慢而被杀害的华人约数万人。
那些被赶走的约数十万人，他们来到沿海地区成了无业游民，政府不管，让其自生自灭，有的还被以“莫须有”罪名逮捕入狱，许多未经审判而凌辱致死狱中；当时逃到山口洋和坤甸的华人难民，其中有的与其饿死，不如冒险到外岛找出路，求生存。
西加华人向来循规蹈矩，却总是难逃宿命，日本来时说华人参与抗日游击队，进行大屠杀；自家人当家作主的时候又说华人支援共产党，又成了代罪羔羊。
所有在山区的华人都有树胶园，胡椒园等，被抢光了，最后都被破坏了，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逃来沿海的难民，当时已没华人团体了，只由个别热心华人接济，有的流落为乞丐，卖淫，有的带点钱出来的就到外岛打拼。
在那个年代政府在西加也实施白色恐怖，凡是被认为“莫须有”的华人就被捕杀，许多尚有一点积蓄的华人纷纷逃往外岛避难。所以从此西加华人人数大大减少，由原来的占全省人口的30%减至9,151人（2004年统计华人人数是365,232人，全省3,991,612人）。
经济作物也在这次清剿中全给破坏了，造成西加的经济一落千丈，几十年了都恢复不了。
外嫁华人姑娘最多的省份
自“红头事件”后，西加出现很多穷困难民，为摆脱贫困，先是出现许多媒人带难民的女儿，寡妇到香港，台湾找婆家，一些寡妇在台湾更多的是嫁给退伍老兵；后来是台湾的媒婆带人来物色，就形成更多华人女孩外嫁到香港，台湾等地了。她们有的是幸福了，找到了好归宿；但也有的遭到更惨的命运，被虐待，被转卖为娼，再入地狱。
族群和睦相处的省份
自苏哈托下台后，其所搞的种族挑拨离间，造成土着人杀害华人，土着人杀害马都拉人等血腥事件。到21世纪初结束了。恢复了三大族群（达雅族，马来族，华族）融洽相处。华人逐渐参与了政治活动，参选为中央，省级与县市议员，有华人当选为西加省议会副议长；坤甸市议会议长；山口洋正副议长。还有华人当了地方长官，如张锦坤是第一位华人当上了上侯县县长，接着西加省副省长黄汉山；山口洋市长黄少凡；坤甸县县长也是华人；山口洋市议会议长还是华人妇女呢。西加华人多尽了民族的公民责任和义务，这是良好榜样。

❸ 兰芳共和国：二百年前下南洋的汉人，建立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说起中国 历史 上第一个共和国，大家第一印象想到的，应该是1911年辛辛亥革命爆发后，建立的中华民国。

但是，实际上早在辛亥革命一百四十多年以前，一群下南洋的中国人就在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岛上，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兰芳共和国。

而兰芳共和国的开国元首，便是被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视为偶像的，广东省梅县石扇堡人罗芳伯先生。

可惜，作为曾在东南亚叱咤风云的华人领袖，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传奇故事。

在中国农业 社会 时期，因为福建、广州两省人稠地狭，适宜耕种的土地根本不足以养活两省之人。

所以福建、广东一带的老百姓生活难以维持，为了谋生便漂洋洋过海，一次又一次、一批又一批地到南洋谋生。

而创始者罗芳伯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其实他本名叫罗芳柏，人们习惯尊称他为“罗芳伯”，以至于很多人都以为这就是他的本名。

1738 年，罗芳伯出生在广东嘉应州石扇堡，一个位于粤闽赣三省交界处的贫穷小村落。

据史文所记载，罗芳伯此人自幼学文习武为群儿冠，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

而且为人豪爽大方，尤其喜欢结交朋友，可谓是富有领袖魅力。自幼读书的罗芳伯本是一心考取功名，然而却屡屡落第。

清干隆三十七年（1772），罗芳伯在乡试中再次落榜，这一次，已经 34 岁的罗芳伯对仕途彻底死心。

于是当年五月，为了摆脱生活窘境，罗芳伯告别家乡，带领一批客家青年下南洋谋生。

漂洋过海来到盛产金矿和钻石的婆罗洲（ 今印度尼西亚西部的加里曼丹岛）。

早在1721 年，英国航海家便已宣称全婆罗洲岛商业已被中国人控制。

同时，华人也是西婆罗洲金矿的发现者。因此，许多华人对此地趋之若鹜。

来到婆罗洲后，罗芳伯便在坤甸住了下来。不久他便发现此地危机四伏。

占据此地的华人因为地域结成各种类似“同乡会”的组织，各个组织之间，经常互相冲突。

另外作为外来族群，婆罗洲的本地土着居民也对富裕的华人抱有敌意，歧视、排挤华人，而来自荷兰东印度公司则虎视眈眈的在旁窥伺。

而罗芳伯发挥特长，积极联络当地的华人和土着居民，充分施展自己与生俱来的交际才能。

1774 年，罗芳伯集齐“有同心者一百八人”，组建了“兰芳会”，后又成立了“兰芳公司”，这便是兰芳共和国的前身。

罗芳伯带领兰芳会，开发金矿，有了自己的圈子和经济基础。

之后罗芳伯又团结华人，组织同乡会，迅速平定了兰腊、万诸居、斯芳坪等各路土匪海盗。

此时罗芳伯的队伍达 3 万多人，又有 20 多万土着归附，当地苏丹亦臣服。

兰芳公司成为婆罗洲最大的华人联盟，拥有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涉及采矿、农业、粮糖等行业。

1 776年，罗芳伯将“公司”改为“共和国”，建立了自治政府。这一年定为兰芳元年。

当时，大家推荐罗芳伯为国王，罗芳伯不同意以王相称，后由各代表商议建立兰芳大总制，称罗芳伯为“大唐总长”或“大唐客长”。

在国家政治制度上，兰芳实行共和体制。国家设置了一套完整的行政、立法、司法机构。

国家有国防部，但没有常设军队，而是全民皆兵，平时分散在各地搞生产，战时集中御敌。

全国分省、府、县三级，由各级公民投票，选举出当地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至于“国之大事，皆咨决众议而行”，类似于后来普遍实行的议会制。

在国家领导人的产生上，兰芳结合中国古代的禅让制，创立了禅让与民主选举相结合的形式。

上任领导在去世或下台前，推荐下届领导，但其能否出任大总长则需要多数公民赞同。

罗芳伯当了19年的国家元首，于1795年病逝。

临终前，他推荐同样具有文韬武略的江戊伯做下届总长，后经选举，江戊伯果然成为继任领导。

同时创建了兵工厂，制造各种枪炮。兰芳还大力发展教育，从清朝聘请一批着名儒生前来教学、大大提高了当地的知识水平。

司法方面是以天地会纲领为基础，进而修订为普及易行的法规，推行以法治国。

并且兰芳还确定了自己的国旗，规定以各式汉服为国家礼服。

兰芳兰芳共和国严格地遵守了这些法规，使得自身实力和影响大增。

吸引了许多当地土着部落前来归附，兰芳共和国的势力迅速扩展到整个婆罗洲。

刚刚建国不久，罗芳伯就派人回国，觐见干隆皇帝，请求将西婆罗洲纳入大清的版图，或者成为大清的藩属国。

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罗芳伯毕竟是中国人，故土难离乡土情深，他还是想得到故乡人的认可。

一是想找一个强大的靠山，来抵抗荷兰殖民者的侵略扩张。

但是目光短浅的干隆皇帝，根本不想理睬这些“天朝弃民”，也不承认这个南洋华人建立的国家。

罗芳伯无奈只能请求先于满清建立贸易关系，这个清朝倒是同意了。

兰芳国借助这一点，对外制造假象，宣称自己成为清朝的藩属国了。暂时唬住了入侵的荷兰殖民者。

但是很快满清就走向了衰败，两次鸦片战争更是暴露了其外强中干的本质。

荷兰人认识到清朝已经衰弱，开始肆无忌惮入侵兰芳。

1884年，荷兰人趁着中法战争的时机，全面入侵兰芳共和国。

兰芳共和国的人民一方面在大总长的率领下进行坚决的抵抗。一方面派人请求清朝派兵支援。

但是，此时满清自己已经自顾不暇了，根本顾不上支援这个天朝弃民所建的国家。

最终势单力薄的兰芳共和国被荷兰殖民者灭亡。

而今，印度尼西亚东万 律依然有纪念罗芳伯的“兰芳大学”，在坤甸还有纪念罗 芳伯的纪念厅、墓园和各种庙宇。

而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的东万律，有一座占地几十平方米的“罗公芳柏之墓”。

而墓前的两座华表， 无时不在向世人宣示着墓主人的传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