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的华人都是怎么过去的

华侨在印尼凭借其智慧与刻苦的精神不断努力在印尼很多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其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清朝期间，荷兰殖民者就在印尼发动了大规模杀害华侨的红溪事件。但是华侨为印尼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受到了本地居民应有的尊重。

总之，印尼是一个人口种类多样的国家，文化有很强的多样性，华侨在印尼生活的都很好，权益也得到了保护。

D. 印度尼西亚有多少华人

截止2014年印度尼西亚有2000多万华人。

东南亚等地有不少华裔，这些人的先祖主要是自于中国的南方省份，如福建、海南、广东等地。从清朝时期便有渔民陆陆续续地去到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等地生活。

最开始清朝时期，在我们沿海的渔民来到印度尼西亚生活，当时的荷兰殖民者非常喜欢华人，因为聪明勤劳，能够建设印度尼西亚。

简介：

印尼是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至2007年，印尼共有2000多万华人，华族已经成为印尼的第三大民族。其中客家人口总数约为800万，大概占印尼华人总数的40%、占印尼总人口的3%－4%，散居在印尼全国。

印尼华人大多来自于中国的南方省份，如福建、海南、广东。印尼华人大多分布于城市如雅加达、泗水、棉兰、北干巴鲁、三宝珑、坤甸（庞提纳克）、锡江（马卡萨）、巨港、万隆及邦加槟港等。

E. 华人在印度尼西亚的历史

华人在印尼的历史已有上千年。

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前，华人与原住民一向和睦相处，对繁荣当地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

荷兰殖民统治后，大批华人到印尼谋生或被掳掠当劳工，他们全面参与了印尼经济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源银猜

20世纪，在印尼出现了华人和原住民两种民族觉醒和双轨的民族运动，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过程中二者逐渐汇合并轨。

印尼独立后，原住民中的“原住民主义”思想抬头，曾出现大规模的经济排华。

“新秩序”时期，“原住民主义”思想变本加厉，对华人采取强制、快速和彻底的同化政策，企搏绝图通过消灭华人的“一切特性”以实现雹型完全的“原住民化”，导致1998年的“五月骚乱”和“新秩序”政权的垮台。

印尼进人民主改革时期之后，对华人的历史地位、作用和贡献才有了比较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F. 印尼华人的历史

在15世纪前中国与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很少有直接的联系。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贸易掌握在印度尼西亚人手里。中国商船的标准名称,junk,来源于爪哇语,jong[有争议]。jong在爪哇语中用来描述那些从中国南部长途跋涉到东南亚的商船。中国的史料中有僧人法显在5世纪经过这一地区去印度的记载。唐朝时也一度与印度尼西亚王国有频繁的联系。
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人是爪哇最早的伊斯兰传教士，但是现在的大多数印尼华人却不是穆斯林。有一种理论认为，在15世纪的时候，是郑和等中国商船将伊斯兰教带入印尼。另外一种理论认为，是印度人将伊斯兰教带到了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 荷兰人的宠爱
最早的华人移民潮发生在荷兰殖民的早中期，大多数都是寻找商机的商贩。
华人与印尼原住民的关系直到今天都还是问题重重。一些评论者认为这可以追溯到荷兰殖民时期。当时荷兰人的殖民政策偏爱华人，因此华人在这一地区建立了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荷兰人建立的社会等级制度使得华人很难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因为华人和阿拉伯裔是社会的第二等级，土着是社会的最底层，欧洲人位于社会的最高等级。荷兰人是选择性的优待某个少数民族或宗教而达到其破坏原有社会体制策略的发明者。华人成为他们殖民统治的道具，成为缓冲其与原住民矛盾的缓冲器。(法国人和英国人后来采用了同样的策略，他们利用当地的天主教信徒和犹太人来统治阿拉伯世界)。
由于华人被荷兰人认为聪明，勤奋，有能力管理大农场而受优待，许多华人成了殖民统治的支持者。事实上，在荷兰殖民早期，华人积极支持荷兰人在这片地区建立其统治地位。例如，17世纪时万丹省的“中国船长”Souw Beng Kong(宋八公)在他管理雅加达的时期大量组织华人移民到印尼，这极大的动摇了这一地区的经济，使得荷兰人更容易征服伊斯兰万丹王国。
作为奖励，在1619年Souw Beng Kong(宋八公)成为第一个Kapitein der Chinezen。并奖励给他的继承人封地，授予世袭的Sia称号。这些贵族化的峇峇娘惹掌握了爪哇岛上从原住民贵族手中没收来的大量土地和财富。通过这种手法，他们统治了雅加达的峇峇娘惹和华人。这种体系后来延伸到了爪哇在内的其他的岛屿上。
那些被剥夺了土地的原住民贵族，由于缺乏建立领地的经济基础。于是寻求用武力方式夺回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
荷兰人和华人参与了上千爪哇奴隶的贸易活动。爪哇人被认为容易出问题，于是将他们运到了在苏门答腊的华人农场。 荷兰人常常并不友好的看待华人。在18世纪早期，由于华人从雅加达建成伊始就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这在某种方式上导致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大量华工建造雅加达城，并且耕作附近的土地，中国商人的数量也不断增加，造成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对华人的依赖越来越大。
由于东印度公司的利润大多数来自于在亚洲国家间的贸易，并不运回荷兰，雅加达的华人很自然的成了联系中国的最好方式。
荷兰人和华人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理论上应该有很好的关系，但是由于华人的社会地位实际上与荷兰人平等，而经济上又是对手。这一因素造成荷兰人对于华人与日俱增的憎恨。
引起这些憎恨最终爆发的不仅是华人的商帮，还有华人在爪哇各个经济领域的活动：富有的华人从中国引入穷人当苦力来开展农业生产。这些苦力成了最重要的经济领域----甘蔗种植园----的主要劳动力。
越来越多的苦力被引入，导致快到1740年的时候，华人人口占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地区一半。1690年殖民当局严令禁止再从中国引入苦力。但这没能阻止从中国引入苦力的浪潮，雇主通过向官员行贿的方式继续引入。
1720年，欧洲市场逐渐饱和，蔗糖市场面临越来越深的危机。爪哇的甘蔗农场面临来自更便宜的巴西蔗糖的激烈竞争。许多农场主破产，殖民当局没有采取措施缓解越来越严重的失业问题，一些绝望的失业者成为了暴民。
最后，殖民当局宣布将加里曼丹的苦力运到荷兰在锡兰南部加勒的种植园。无法知道是不是荷兰人的真正意图，谣言开始流传说荷兰人想把这些苦力运到海里扔掉。苦力拒绝登船，叛乱爆发。叛乱者不仅在农村地区抢劫，甚至要攻击雅加达。
虽然没有证据，雅加达的荷兰人怀疑城内的5000华人计划加入叛乱的苦力。1740年10月9日，荷兰人命令搜查所有在雅加达的华人居民的住处。这最终演变成三天全方位的大屠杀----所有的华人都被屠杀在自己家里，先前抓获的也在监狱和医院里立即处死。
一个传教士煽风点火说杀华人是“神的旨意”，殖民政府据说按人头悬赏。这次屠杀的受害者人数估计有5000至10000。红溪（Kali Angke）这个名字据说来源于那次屠杀造成的“血流成河”。
在这之后，殖民政府宣布“恢复持续”。在雅加达等其他荷兰统治的城市里华人被指定住在特定的区域。雅加达华人被指定住在Glodok区，现在还有许多华人生活在那里。
大屠杀后，荷兰总督Adriaan Valckenier被逮捕并要求向Heeren XVII (十七世殿下, 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说明。他死在监狱里，但是对他的指控宣布“免于死刑”。
这件事在后来还常常被提起，特别是在形势紧张的时候。
继续移民并分化为三个分支
甚至这样的血腥事件都没能阻止华人继续向印度尼西亚群岛移民，在中国找不到的经济机会的吸引力超过歧视和被压迫的危险。
在这一时期的早期华人移民与中国大陆有更紧密的联系，这表现在他们强烈的回家意识而把这儿当成他们临时的处所。
由于18世纪中期，干隆皇帝认为这些流亡海外的人是变节者，会对中国造成威胁，移民对回家的态度开始有了改变。虽然干隆皇帝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海外流亡者被禁止回到他们的家乡。
然而许多流亡者发现印度尼西亚群岛对他们更有吸引力。满清政府的敌意和压迫导致更多的人从中国迁出。被舒适的生活所引诱，一些人不再将自己与中国大陆联系起来，他们被称为峇峇娘惹。一些峇峇娘惹与当地原住民通婚，但一般来说都是苦力的女儿。
很多华人认为他们是荷兰人，信仰天主教，不仅通常受到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社会地位，而且效仿西方的生活方式，认为自己更优等。他们被叫做侨生。19世纪晚期，大多数享有Sia称号的贵族家庭都迅速西化。到了20世纪早期，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雅加达附近的----甚至“比荷兰人更荷兰人”。 这些Sia贵族结果成了殖民统治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这些与中国大陆仍然维持关系的华人，仍然维持华人信仰及风俗，认为峇峇娘惹和侨生是不孝子，因为峇峇娘惹和侨生尽量避开中国传统，这些仍然“纯”的华人被叫做新客。
这三个印尼华人群体有完全不同的民族观。
侨生更倾向荷兰，峇峇娘惹更倾向印度尼西亚群岛原住民，新客更倾向中国。
荷兰改变政策后Sia贵族开始衰败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期把持经济的Sia贵族被他们支持的荷兰殖民政府系统性的摧毁。在Wilhelmina女皇在荷兰议会的演讲中强调自己对东印度群岛欠下“道德债”之后，殖民政府实行了所谓的“社会政策”。这个政策的目标就是要结束爪哇的封建制度和打破峇峇娘惹贵族。
结果是华人Sia贵族，而不是原住民贵族，在这个政策中遭受损失。原住民贵族的土地在殖民早期的时候就被荷兰人没收了，而且还把Majapahit王国分成了四块。荷兰人为了补救这不受欢迎的而且实际上是种族主义的政策，发起一个将这些中上层半贵族家族招募为公务员的计划，这些人被称为priyayi。
荷兰政府强迫获取峇峇娘惹贵族的封地，破坏了很多华人地主家族。虽然他们很多成功转入商界，但是大多数以前的Sia贵族(这个头衔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被废除)被新客取代。后者现在仍然是印尼经济实力最强大的族群。
伴随封建Sia贵族的衰败，印尼华人经历了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他们建立了西式社会和政治制度。他们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泗水建立了爪哇第一个非西式的学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很多中文学校在大城市中建立了起来。第一个中文报纸和政党也在这一时期建立了起来。这些政党有的认为他们是印尼民族运动的一部分，有的仍然认为印尼华人是中国国民。印尼华人是否是中国国民这个问题花了数十年都没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