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黄氏家族的由来
在远古蒙昧洪荒时代的中国东部地区，有许多以鸟为图腾的原始人群，生活在这一广大地区，典籍称之为东夷。其中有九支氏族最为强盛，组成为部落联盟集团，史书称其为九夷。据史籍《古本竹书纪年》，这九夷是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其中的黄夷氏族，就是黄姓的最古老的族源。黄夷是因为崇拜黄鸟而得此名。其发源地在今内蒙古东部、燕山之南的辽河西源西拉木伦河流域。远古时代，在燕山南面的古幽州一带，栖息着各种鸟类，其中有一种后人称为黄鹂、黄莺的黄鸟。这种黄鸟，不仅小巧精灵，色泽艳丽，而且叫声清脆，婉转悦耳。因对黄鸟的喜爱之情，转而变为尊敬，后来发展至顶礼膜拜，就把它当作自己氏族的守护神和标志，因而也就成为这一氏族的图腾。这个氏族就叫做黄鸟族、黄氏族，简称为黄夷、黄族、黄人，成为东夷族鸟夷的一支。黄氏族人所居之地，地名多带黄字。辽河西源西拉木伦河，古代叫黄水，后来才改为“潢水”。史籍《热河志》第七十一卷这样介绍：“《新唐书》始作潢字，辽金史因之。《清一统志》原本谓别于西黄河，故曰潢。”后来，黄人由内蒙东部向东南部方向迁徙，经河北迁安县西的黄山和束鹿县的黄丘进入山东半岛，加入东夷集团，成为九夷之一的黄夷。今山东黄县东南部有古黄城，掖县南有黄山，兴博县有黄山，黄阜、济南西南部三十公里处也有黄山。这一带就是远古黄夷栖息活动的地区。在东夷集团中，黄人的势力发展非常迅速，很快就成为东夷集团中势力强大的一支，因而被推尊为部落联盟首领。在野蛮时代中期，东夷部族集团由凤夷氏族的少昊金天氏为部落联盟大首领时，黄夷就与风夷结成了婚姻氏族，后来又加入了少昊部落。当时，东夷集团都普遍崇拜鸟。由于东夷集团大首领少昊氏族的图腾是凤，因此凤便成为百鸟之王，成为了神鸟。凤鸟中有一种雌性的鸟，叫做皇（后写作凰）。这种鸟与黄鸟一样，通身都鲜艳亮丽的黄色羽毛，而且这两种鸟名的读音完全相同。皇鸟是凤鸟的配偶，恰巧黄夷又是凤夷的婚姻氏族。这些相同、相似、相通之处，黄人便自然地用凰鸟来取代原来作为氏族图腾的普通小黄莺，崇拜的对象改成了凰鸟。这样，黄鸟变成了皇 （凰）鸟，黄夷的图腾由黄鹂鸟变为金凤凰。当历史进入到野蛮时代中期，大约是炎黄之世时，东方黄夷部落部分成员陆续内迁到了华北平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时，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尽是一片黄色：黄色的平原，黄色的山峦，还有横穿北部中国的黄色的大河，人们便崇拜起大地和大河并把这条河叫做黄河。由于黄人内迁中原，用原本是黄鹂鸟的颜色“黄”字来指称大地的颜色，所以才有了《说文解字》的注释：“黄，地之色也”。黄氏人加入东夷集团后，与少昊氏结成了婚姻氏族的关系。后来，少昊氏族势力越来越强大，少昊就成为东夷部落集团的大首领，这样，黄夷降而为少昊部落的附属氏族，它与少昊凤鸟族的关系也由婚姻氏族变为父子氏族。因此，黄夷便以少昊为本族始祖。《宋学士集》说：少昊世代为水官之长，颛顼时他被封于汾川，后世尊其为汾水之神。春秋时台骀的后裔建立了沈、姒、蓐、黄等国，后被晋国一一灭掉，其中黄国的公族子孙以国为姓，成为黄姓的一支，晋国的黄渊便是其后裔。亡国后的黄氏遗民，有的逃至今河南中部，大批被迁到中原今湖北境内，及福建入闽始祖黄元方（字彦丰又名黄允）官晋安郡守居于福州黄巷，有的在楚国做了官。据说今黄冈、黄陂、黄梅等地，都是因为黄人迁来而得名的。汉代以后，黄氏因任官等原因分别向大江南北迁徙，南至湖南、江西、四川等地，北至河南固始、南阳。黄知运子黄元方居福建，始于晋代。宋元之际，福州候官晋安黄氏称盛于闽粤，至明末清初又移居到台湾，后又有不少人移至海外。
黄国（夏朝公元前2148年—春秋末年公元前648年）据《史记》与《黄国故城志》所载黄国建国创始人为嬴姓伯益长子大廉字太康，建于公元前2148年春光州定城西十二里故城古隆乡。黄夷南下中原，东夷少昊的后裔--黄夷的后代嬴姓伯益长子大廉建立了黄国。《竹书纪年》载："(夏)后相即位，二年，征黄夷。"商代黄夷已在淮水之滨建立国家，与商王的关系不是十分和谐，卜辞中有"伐于黄尹"的记载。周人灭商后，黄人归服，得以保留。从出土的东周时期黄国及相关的青铜器看，嬴姓黄国与姬姓曾国等一直保持婚姻关系。黄国故城位于河南潢川县西北6公里处的隆古乡。城址长方形，周长6700米，城墙残高5米-7米，时代为西周到春秋时期。在黄国故城西南约20公里的光山县宝相寺一带，发现黄国贵族墓地。1983年发掘出黄君孟夫妇墓，1988年发掘出黄季佗父墓。在黄国疆域内的罗山、光山、潢川等地都出土不少珍贵的黄国文物，时代多为春秋早期。黄国史实见于《左传》者，始于桓公八年(前704年)。这时楚国方兴，在楚地约会诸侯，黄、随二国都没参加，结果，汉阳的随国受到讨伐，淮水的黄国由于相距较远，躲过一劫，但也遭到楚国的斥责。鲁庄公十九年(前675年)，楚文王首次伐黄国。面对势力已扩张到淮河中上游的楚国，黄国采取了依靠强齐抵御强楚的策略。鲁僖公二年(前658年)，黄国参加了在宋地举行的谋划伐楚的齐国、宋国、江国、黄国等四国会盟。第二年，四国又在山东阳谷盟会。前655年秋天，黄、江二国伐陈。随着齐国霸主地位的形成，淮域诸国纷纷叛楚附齐。极力北上争霸的楚国当然不甘示弱，前655年就将黄国的姻亲小国弦国灭掉，弦子逃奔黄国。6年后，即前649年冬，楚国借口"黄人不归楚贡"，出师由伐黄。半年后，即前648年夏，黄国终于被楚成王吞并黄国〔夏朝2148公元前—春秋战国公元前648年〕存在1500年黄国开国国君大廉字太康约延续繁衍50代子民。黄国在原始社会晚期至夏朝商朝和西周时期称黄邑，东周列国时期称黄国。夏襄王四年癸酉（公元前648年）被楚国所灭，地名依然称黄邑。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称光州，地理位置在今河南省潢州川县隆古乡境内，黄国都城的遗址成了河南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据《黄氏族谱》记载，黄帝的第八代孙，颛顼帝的曾孙南陆公受封黄邑，食邑黄城，以地为姓，成了黄氏的肇基始祖，成为黄邑的统治者。黄氏宗族就是以贵族的地位在黄国的土地上一代传一代地繁衍分支，发展起来的。到周襄王四年（公元前648年）被楚国吞并以后，黄氏宗族结束了一两千年的贵族地位，变成了平民百姓，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融合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走上新的生活旅程。黄国都城旧址建在今河南潢川县城以西约十公里的隆古乡南面，故城略呈长方形，周长为6720米，城墙用灰沙夯土筑成，墙高5－7米，基宽5.9米，现尚存三处城门豁口，是目前河南省东南地区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城遗址。由于它在公元前648年夏被楚国所灭，黄国遗民们又从春秋战国迄今经过2650多年的改朝换代和灾荒战乱，时过境迁，古城荒废倒塌，今天的黄国都城已经荡然无存，已经掩埋在一片田野百植之中。今天到黄国都城能够看到的古迹，只有黄国宫殿池和1996年潢川县黄氏宗亲会重修的春申君歇公祖墓。在黄国都城故址的一个小山岗上有一个小水池，池边竖着一块石碑，石碑上边刻着“历史文物重点保护单位，黄国宫殿天池，潢川人民政府立”。在黄国都城的西面，有战国四君子春申君黄歇公的坟墓，是公元1996年潢川县黄氏宗亲会重修的，其余的古迹荡然无存。解放后发掘黄国都城时的700多件青铜器的历史文物，被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黄氏宗族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来到黄国当统治者，过着统治者的贵族生活。夏、商、周历代王朝，遵循先祖帝王分封制度，承认黄国的王侯地位，从夏朝公元前2148年世袭相传1500年约繁衍50代至公元前648年被楚国所灭之后，黄氏宗族结束了统治者的地位，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共谋生存，共谋发展。随年代的向前推移和黄氏宗族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增多，历代分支繁衍，必须采取分支迁居的方式，来维持宗族的繁衍与发展的局面。因此，黄氏宗族根据中华民族的留长迁幼的方式，各房留长子往黄国继承祖业，次子以下的兄弟外迁移居他乡，另创基业，各自立自强，兴旺发达。经过四千多年的历代迁移传播，大江南北，黄河之滨，长城内外，海内国外，五洲四海，处处都有黄氏宗亲在居住，在创业，在发展。黄氏子孙，勤劳智慧，遵纪守法，艰苦创业，处处繁荣昌盛，丁财日炽，人文蔚起，形势喜人。黄国是黄氏宗族的发祥地，是黄氏宗族的祖宗乡。黄国人民勤劳朴实，民风民俗清雅，令海内外每一个到潢川县寻根访祖的游子十分佩服。潢川县当地政府和人民正在积极发掘黄氏的文化品牌，正在筹建黄都古迹旅游景点和相应的旅游设施，吸引海内外黄氏宗亲到祖宗乡投资置业，观光拜祖，为黄都增添光彩。由于黄国被楚国所灭和都城的倒塌，黄氏宗族地位的改变，黄氏宗族逐步迁居外地他乡，另谋发展。今天的黄国都城旧址，几里路内尽是田野，没有乡村，更没有一户黄姓人家，十几里路内的乡村，黄氏乡亲少之又少。国内外新编的有关黄姓的志书族谱中，对黄国都城的美好描写提请改写，不要盲人说瞎话，不要误导海内外乡亲。等到海内外乡亲同心协力，共建黄都旅游胜地完成之日，才是我们黄氏宗族开心之时。潢川县城地处中原腹地，城市规模不大，城市布局合理，城市规划恰当，街道纵横有序，街路清洁整齐，令人心旷神怡。潢川县的父母官，对于寻根访祖的黄氏乡亲十分热情，带领你到黄国都城实地参观。隆古乡是黄都所在地，乡政府官员每年接待着一批又一批的海内外黄氏宗亲，黄国的父母官的行为令人钦佩黄国的人民令人可敬。
糖王黄氏家族
在印度尼西亚，建源公司与黄氏家族的影响已经烟消云散了，但年长的人都还记得，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这个公司及这个家族曾有过一段令人瞩目的辉煌。
建源公司以经营糖业为主，它的创始人黄志信是一名华侨。
黄志信1835年出生于中国福建同安县。他的青年时期，正是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蹂躏的时候。厦门地区出现了小刀会这样的民间反帝组织，吸引了厦门、同安一带的农民、渔民和城市贫民。黄志信也参加进去，并担任管理后勤粮草的军需官。后来，起义失败，黄志信等人乘船出逃，到了印尼爪哇岛。在这里，他以做小买卖起家，渐渐发达，到1863年，他的资产已达上百万荷盾。
从那时起，黄志信就创建了“建源栈”。当时，印尼实行开放政策，他把爪哇出产的蔗糖和烟运往中国，再把中国的茶叶、丝绸、香料等运回印尼，后来又经营大米。这种海上贸易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到19世纪末，他已成为南洋着名的华侨巨商。
黄志信的儿子黄仲涵1866年出生于印尼三宝垄市，当时印尼是荷兰殖民地，但华人所占人口比例很大。在华人社会中，多数人还是用家乡语言，很多人不会讲当地的印尼话。黄仲涵从小与当地人接触较多，能操一口流利的印尼语，这非常有利于他在当地的商务活动。
黄仲涵天资颇高，办事精明，黄志信看出他有经商的禀赋，便更加精心地教导扶持。在黄仲涵24岁时，父亲把经营管理权交给他，并将建源栈改组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
1893年，荷印殖民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政策上作了一些修订，诸如放开自由贸易，取消强迫种植甘蔗等等。黄仲涵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立即调整了建源公司的生产、贸易比重和经营结构，从1894年起，他发展大面积的甘蔗种植，并先后投资兴办了巴基斯、里约阿贡等5家糖厂，总投资约为1000万荷盾。其中里约阿贡糖厂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电气碳化设备，能够加工生产优质白砂糖，令同行十分羡慕。
黄仲涵的事业青云直上，不到10年时间，他的糖厂年产量已达到15万吨。可是，正当他一帆风顺迅速发展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英国和荷兰政府将本国的船只都征调回国运送战争物资。这样一来，爪哇的航运秩序便被彻底打乱，三宝垄海口码头上，华商的货物堆积如山，茫茫海面上却看不见一艘货船。
蔗糖无法运出，爪哇的糖商们纷纷降价倾销，一时糖价大跌。作为爪哇最大的出口企业，建源公司的损失更是惨重。眼看着大厦摇摇欲坠，黄仲涵心急如焚。他决定组织一个糖业股份公司，向荷兰商业银行借贷以缓和危机。然而，当时的荷印殖民统治者对华商企业有许多限制，从各方面予以刁难，荷兰小公银行更是落井下石，趁机提出许多令人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黄仲涵放弃了对殖民主义政府的幻想，转而召集各路糖商，连续开了十多次同行业会议，群策群力，终于找到克服航运停滞的办法，渡过了难关。
战后，欧洲物资极为短缺，砂糖也属奇缺商品，价格比战前翻了四五倍。乘着这股“西风”，黄仲涵空前地扩大糖业生产，并迅速地打进欧洲市场。当时，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里，到处都可见到黄氏企业白花花的砂糖。不用说，建源公司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几年中，黄仲涵的资产也翻了几倍，他成了印尼地位显赫的大企业家。
1918年，黄仲涵在克列贝特创建了东南亚最大的木薯粉厂，还有占地2000万公顷的种植园。雇员近4000人，年产量达27万担。木薯粉主要市场也是在欧洲。此外，黄仲涵还经营橡胶、咖啡、木棉、花生、蓖麻粉、香茅油等。
黄仲涵在雅加达、锡江、万隆、棉兰等印尼各大城市设立了办事处和分行，以扩大贸易。在荷兰鹿特丹、英国伦敦、马来西亚的核城和恬保以及新加坡也设了办事处，黄仲涵的经营范围扩展到全世界各地，仅伦敦分行每年销售的货物就达14.5万吨。
建源贸易公司的日益壮大，需要相应的金融机构。1906年，黄仲涵动用400万荷盾创建了建源银行，随着他的资本日渐雄厚，又增加了水灾和人寿保险等项目，同时还代理经营其它保险公司的业务。另外，他在航运业方面也颇有发展，他的船队成为荷印华商航运业主力。制糖业更是独霸一方，仅5家糖厂资产就达4000万荷盾。
不少人认为，黄仲涵的成功是因为他比较幸运，他从父亲那里接手时，建源栈已具有相当规模和良好的信誉。黄志信是在建源栈经营最好的时候交到儿子手里的，他有多年建立起来的完整的贸易网络和充实的资金，这些都为日后黄仲涵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印尼，黄仲涵是印尼华侨最先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的人，他早在20世纪初就认识到，要发展事业，人才是根本。建源公司的各个重要部门，都选用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很高业务水平的人担当领导职务。他既不排斥从欧美各国聘请技术人员来参与管理，更重视华侨专业人员的培训。他从自己的公司里挑选优秀的青年，千里迢迢送到欧洲各国去学习，也让他们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有人说他是个数典忘祖的“洋奴”。可他并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他的糖厂是印尼最先使用电气设备和流水作业法的，由于敏锐地接受新事物新观念，使得他在糖业的竞争中独占鳌头，创建了一代繁荣辉煌。
1924牛，黄仲涵去世时，人们对这位巨富到底留给子孙多少遗产众说不一。一般认为他大概有2亿荷盾资产。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黄氏家族的第三代人黄宗宣、黄宗孝等人主持的建源公司已是国际的大公司，不仅在印尼、在东南亚有巨大影响，在全世界也是炙手可热的大富豪家族。
在荷兰殖民主义者统治时期，印尼华侨被列为第三等人，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对他们征收的苛捐杂税更是多如牛毛。甚至，华侨所到之处都要缴费领取路条，否则便受重罚。警察对待华侨和印尼当地人是完全不同的态度，在华侨面前，他们的话就是法律。殖民政府还规定了许多莫名其妙的禁令，其中有一条是华侨不得穿西服。黄仲涵对此极为愤慨，他通过律师交涉，迫使政府取消了这条禁令，又带头穿起了西服。
随着黄仲涵财势日渐壮大，荷印政府对他的财产垂涎三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就以种种借口和手段企图扼杀建源公司，只是由于黄仲涵的精明顽强，一直没有得逞。
1917年，荷印政府以征收“战时所得税”为名，规定经营者从战争开始时年获利达3000万荷盾以上者，必须缴纳30％的税，乘机大肆劫掠；1921年，又要求黄仲涵缴纳3500万荷盾“战争税”和“收入税”。然后又说，如果黄仲涵感到力不能及，政府愿以700万荷盾的代价收购黄家企业。此时，黄仲涵已经看清了殖民政府的贪婪与无耻，他清醒地认识到对方的目的是为了扼杀华侨资本，占为己有。他严辞拒绝了。
黄仲涵去世后，年仅25岁的黄宗宣和19岁的黄宗孝主持建源公司的经营。这兄弟俩既没有父亲和祖父的魄力，也没有那样的幸运。1924年，席卷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也殃及建源公司，整整两年时间，建源公司处于停产关闭状态，企业元气大伤。黄宗宣灰心丧气，对前途失去了信心，于是，他退出了建源公司，带着属于他的那份资产，另谋出路去了。这对公司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从此以后，建源公司的重担就落在黄宗孝一人身上。他振奋精神，力挽狂澜，但经营刚有了点起色，二战恶魔又降临了。日寇侵占了东南亚，印尼也不可避免地处于日寇的铁蹄下。稍有恢复的建源公司再次面临危机。
好不容易熬到1945年，日本投降了。获得独立的印尼政府采取了扶助本土居民的经济政策，对华侨经济实施打击和排斥。黄宗孝奋力拼搏，却不幸于1950年突发心脏病而离开人世。此时，黄氏家族没有一个能够挑起这副重担的继承者，又缺乏专门的经理人才，黄氏后人眼看着建源公司江河日下，无力回天。
1961年7月10日，印尼三宝垄经济法院以“偷漏重税”、“违反经济法令”为由，接管了建源公司，这个光耀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黄氏家族企业从此便销声匿迹。虽然在印尼以外其它各地还有黄氏后人经营的“建源私人有限公司”，却终究难以再成气候。黄仲涵当年盛极一时的事业只有在旧报刊和三宝垄的史志中才能看见了。
Ⅱ 世界人口最多的岛屿——爪哇岛
世界第13大岛
在世界最大的群岛——马来群岛中，有一个面积13.8万平方千米的大岛，这就是印尼第五大岛、世界第13大岛的爪哇岛。爪哇岛位于南纬7度~8.5度、东经105度~115度之间，东西长970千米，南北最宽处160千米；北临爪哇海，南濒印度洋，西隔巽他海峡与苏门达腊岛相望，东与巴厘岛之间有一极窄的巴厘海峡。爪哇岛北部海岸地形平坦，有较大的冲积平原；南部海岸十分陡峭，不易建海港。爪哇岛的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山地间有一些宽广的盆地和河谷地；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峰有14座，全岛最高峰是东部的赛梅鲁火山，海拔3676米（比日本的富士山低100米）。爪哇岛有35座活火山，着名的有默拉皮火山（海拔2911米）、布罗莫火山（海拔2329米）、格德火山（海拔2958米）、芝雷迈火山（海拔3078米）、拉翁火山（海拔3332米）、覆舟火山（海拔2220米）、赛梅鲁火山等。位于日惹市以北30千米处的默拉皮火山是爪哇岛最活跃的火山（“默皮拉”在爪哇语中是“不灭之火”的意思），是被国际地球化学和火山学协会列为应当加强监测与研究的全球16座火山之一；公元1006年的大喷发火山灰埋没了婆罗浮屠塔；1930年的喷发造成山下13个村庄毁灭，死亡7000人；2010年10月26日的喷发导致300多人死亡；2018年5月11日该火山喷出的浓烟冲至5000米的高空，当局将火山喷发警戒级别提升至3级（橙色），火山周围5千米内的居民全部撤离。
爪哇岛为热带雨林气候，形成了大片的热带森林，野生动植物资源较丰富；但由于人类长时期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原始丛林已不多，大量珍贵的野生动物已灭绝（如爪哇虎）。地处爪哇岛西南端的乌戎库隆国家公园是印尼最着名的国家公园之一，199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该国家公园成立于1958年，包括乌戎库隆半岛和沿海的一些小岛，占地1206平方千米（包括443平方千米的海洋），主要保护低地雨林生态系统及珍稀动植物（包括57种稀有植物、爪哇犀牛、巽他叶猴、爪哇猴、爪哇豹、爪哇长臂猿等濒危动物、240种鸟类、80多种两栖及爬行动物、70多种昆虫、5种灵长类动物等）、沿海沼泽及红树林生态系统（含33种珊瑚礁、100多种鱼类）等。爪哇犀牛是印尼的“国宝”级动物之一，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上三个吉祥物的野生动物原型之一（爪哇犀牛、极乐鸟和巴岛花鹿）；爪哇犀牛是独角犀牛的一种（独角犀牛有爪哇犀牛和印度犀牛两种），雄性头部长有一支角（雌性没有角），目前全球仅存70头左右，全在乌戎库隆国家公园里，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极度濒危物种红色名单。
世界人口最多的岛屿
爪哇岛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岛屿，全岛人口1.45亿（2014年，包括附近的马都拉岛等小岛）；仅有我国安徽省一般大的爪哇岛人口十分稠密，平均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千米1050人，也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海岛之一。爪哇岛是印度尼西亚人口最多的地区，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
爪哇岛居民主要有爪哇族和巽他族两大民族。爪哇族是爪哇岛人口最多的民族，占全岛人口的78%以上，主要居住在该岛的中部和东部；他们大约是3000~4000年前从亚洲大陆南部迁来，讲爪哇语（属南岛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当代爪哇族多能讲爪哇语和印尼语；爪哇族原先信奉印度教和佛教，当代大多信奉伊斯兰教，部分信奉基督教。爪哇族是印度尼西亚的第一大民族，占全国人口的45%，人口总数超过1亿人。爪哇族着名人物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首任总统苏加诺（1901~1970年）、现任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
爪哇岛第二大民族是巽他族，占全岛人口的近20%，主要居住在西部的万丹省、西爪哇省，讲属南岛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的巽他语，曾建立过巽他王国（印度教王国）、万丹苏丹国（伊斯兰教国），其文化受伊斯兰文化影响较深，当代巽他族大多是虔诚的穆斯林。巽他族杰出的 历史 人物当数印尼共和国第十任总理朱安达·卡塔维查亚（1911~1963年）。
印度尼西亚的“主岛”
印度尼西亚有17000多个岛屿组成，是绝对的“万岛之国”，论面积爪哇岛只是印尼的第五大岛（比爪哇岛大的岛屿有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苏拉威西岛和西伊里安（新几内亚岛西半部））。爪哇岛（包括附近的马都拉岛等岛屿，马都拉岛面积5290平方千米，人口300多万，属东爪哇省管辖）的土地总面积仅占印尼国土总面积的近10%，人口却占印尼总人口的50%多，GDP占60%以上（印尼现在是世界第16大经济体），是印尼 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是印度尼西亚的“主岛”。印尼现有10个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其中的雅加达、泗水、万隆、三宝垄、茂物等5个城市都集中在爪哇岛。爪哇岛在行政上属印尼的东爪哇省、中爪哇省、西爪哇省、万丹省、日惹地方特区和雅加达首都特区（印尼现分为33个一级行政区，包括30个省和3个地方特区）。
爪哇岛的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生产水稻、玉米、木薯、花生、棉花、甘蔗、椰子、咖啡、可可、茶叶、油棕榈、金鸡纳树、木棉等多种农产品，稻米、木薯、甘蔗、茶叶、椰子均占印尼总产的六成以上。爪哇岛全年高温多雨，土壤肥沃（多为肥沃的火山土），水稻可一年两熟或三熟，生产了全印尼70%的稻米（印尼是世界第三大稻米生产国）。木薯是爪哇岛居民的传统主食之一，爪哇岛所产的木薯占全国总产的60%（印尼目前是世界第二大木薯生产国）。爪哇岛自1867年从斯里兰卡引进茶树，如今茶园遍布爪哇各地，茶园面积约占印尼的八成（印尼在20世纪初曾是世界第三大茶叶生产国，如今是世界第七大茶叶生产国）。爪哇岛还是印尼最大的甘蔗产地，17世纪开始大规模种植，如今种植面积约占全印尼的六成以上，由于人多地少，一般采用水稻、甘蔗轮作方式种植，甘蔗不留宿根。爪哇岛种植的椰子、咖啡、可可、油棕榈、天然橡胶、金鸡纳树、木棉等经济作物规模很大，是东南亚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1696年荷兰人将咖啡树引种到爪哇岛西部，1711年后开始向荷兰出口咖啡豆，现在仍是印尼重要的阿拉卡比种咖啡产区；爪哇岛产的咖啡豆以香气浓郁、口感厚实、酸性明朗而着称。爪哇岛还是印尼第二大可可产区，可可豆产量约占印尼总产的二成（印尼是全球第三大可可生产国）。爪哇岛是世界最大的金鸡纳霜产地；金鸡纳霜是从金鸡纳树的树皮中提取的一种治疗疟疾的特效药，也叫奎宁、金鸡纳碱；金鸡纳树是茜草科金鸡纳属的一种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原产于南美安第斯山区，19世纪荷兰殖民者将金鸡纳树引种到爪哇岛。
爪哇岛还是印尼制造业最发达的地区，以纺织服装业、橡胶加工业、胶合板工业、制糖工业、电子电器、造船、机械等较发达；纺织服装工业是印尼支柱产业之一，占全印尼制造业产值的10%以上，从业人口在270万以上，全印尼有4000多家大中型纺织服装企业，88%的纺织服装企业集中在爪哇岛的雅加达、泗水、万隆、三宝垄、茂物等大城市（纺织品及服装是印尼出口额仅次于石油天然气的第二大宗出口商品，2017年的出口额在124亿美元以上。爪哇岛的制糖工业也较发达，集中了印尼80%以上的制糖厂，在三宝垄、泗水都有大型甘蔗制糖厂。
爪哇岛的交通设施是全印尼最好的地区，集中了印尼70%以上的公路线、铁路线，有即将建成的全印尼第一条高铁：雅加达——万隆高铁，有印尼第一大海港——丹绒不碌港，有印尼最大的国际机场——苏哈托-哈达国际机场。
“婆罗佛屠塔”和“普兰巴南寺庙”
爪哇岛 历史 悠久，曾统治过爪哇岛的古代王国有夏连特拉王国（9~10世纪）、三佛齐王国（8世纪~13世纪）、马打兰王囯（8~10世纪）、巽他王国（7世纪~16世纪）、谏义里王国（11~13世纪）、满者伯夷王国（13~15世纪 ）等，其中基本统一爪哇全岛的是夏连特拉王国和满者伯夷王国；夏连特拉王国在9世纪曾统治了爪哇岛除东爪哇山区外的全岛，修建了以“婆罗佛屠佛塔”为代表的一系列佛教建筑；满者伯夷王国在14世纪极盛时期的领土范围包括今印尼绝大部分和泰国南部及东帝汶，定都于爪哇岛中部的满者伯夷，是古代东南亚地区最强大的王国之一，也是爪哇岛上最后一个印度教王国。
今天爪哇岛留存下来的 历史 古迹中最具代表性的宏伟建筑当属“婆罗佛屠塔”，该建筑位于日惹市西北40千米处马吉冷，2012年经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确认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佛教建筑群，与中国的万里长城、印度的泰姬陵、柬埔寨的吴哥窟并称为“古代东方四大奇迹”。该佛寺建造于9世纪，后因火山喷发，隐匿于热带丛林中直到19世纪初才被清理出来。“婆罗佛屠塔”修建于一座海拔265米的岩石山上，“婆罗浮屠”是梵语“山顶上的佛寺”之意；整座建筑分塔基、塔身和塔顶三部分，塔基是一个边长123米的正方形，塔身由五层逐渐缩小的正方形构成，塔顶由三层圆形构成，每层上建有一圈多孔的舍利塔，三层的共72座舍利塔形成三个同心圆，塔顶正中是一座圆塔。婆罗佛屠塔共有2670块浮雕（其中1460块叙事浮雕、1212块装饰浮雕），覆盖了建筑的立面和回廊，主要浮雕叙事了佛教的因果报应、佛陀的生平。1885年一名日惹的考古学家发现了该建筑群，1900年荷兰东印度政府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并开始修复，20世纪60年代印尼政府呼吁国际 社会 支持佛塔的修复，197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印尼政府开始进行彻底的修复，1991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是：这座着名的佛教圣殿，建于公元8世纪至9世纪，位于爪哇岛中部，整个建筑分为三层；基座是五个同心方台，呈角锥体；顶端是佛塔；四周围墙和栏杆饰以浅浮雕，总面积2500平方米；围绕着环形平台有72座透雕细工的印度塔，内有佛龛，每个佛龛供奉一尊佛像；该遗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援助夏于20世纪70年代得以重建。
位于日惹市东北部18千米苏拉卡尔塔的“普兰巴南寺庙”是印尼最大、最宏伟的印度教寺庙，是世界建筑、雕刻和绘画艺术史上一颗璀璨的珍珠；该寺庙群由250座庙宇组成，建于公元900年左右，是为埋藏当时国王及王后骨灰而建造。“普兰巴南寺庙”由6座主庙和200多座孤立的小神庙组成，其中最大的3座主庙是湿婆庙、毗湿奴庙和梵天庙；湿婆神庙位于正中，是一座高达47米的塔形石砌庙，有东、西、南、北四个石屋，主室供奉一座3米高的湿婆像；寺院内有大量的浮雕，描述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1991年“普兰巴南寺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是：建于10世纪的普兰巴南寺庙群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湿婆神建筑群；六座寺庙在同心广场的正中间拔地而起，其中三座主寺庙饰有罗摩衍那史诗的浮雕，分别供奉着印度教的三位主神（湿婆、毗湿奴和罗摩）；另外三座寺庙为守护神灵动物而建造。
爪哇岛上的名城
爪哇岛上有一座世界级的超级大城市，这就是印尼首都及最大城市雅加达。雅加达在15世纪以前还是爪哇岛西北沿海的一个小渔村，1527年万丹王国征服此地取名“查雅加达”，意为“胜利之城”，1619年荷兰人占据该地取名“巴达维斯”，立为“荷属东印度”的首都；19950年改名为雅加达并成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首都，1961年设立雅加达首都特区（是印尼33个一级行政区之一）；雅加达首都特区面积 662平方千米，人口已突破1027万（2019年）；包括周边的勿加泗（属西爪哇省）、德波（属西爪哇省）、丹格朗（属万丹省）、南丹格朗（属万丹省）等卫星城组成的大雅加达都会区总人口达3000万之众，是世界最大的都会区之一。雅加达是印尼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雅加达大都会区的GDP占印尼全国的28%，也是东南亚经济规模仅次于新加坡的第二大城市；有炼油、化工、纺织服装、电子电器、造船、橡胶加工、造纸、建材、食品、摩托车制造、 汽车 装配等多种工业，是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印尼电信、印尼人民银行、印尼鹰航等大企业的总部所在地。印尼国家石油公司是印尼唯一入选的“《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之一；印尼鹰航也译为“加鲁达航空公司”，是印尼最大的航空公司；印尼人民银行成立于1895年，目前有3000多个营业所遍布印尼各地，在“2020年全球银行品牌价值500强”榜单中列81位。雅加达是印尼的文化教育中心，有印度尼西亚大学、印尼总统大学等高校，主校区在雅加达的印度尼西亚大学创办于1849年，是印尼 历史 最久、办学质量最高的大学，在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居世界第305名、印尼各大学首位。雅加达的外港丹戎不碌港是印尼最大海港，2019年集装箱吞吐量达680万标箱，居当年世界各大港第26名。郊区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以纪念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和印尼首任内阁总理默罕默德·哈达）是印尼最大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6000万人次以上（2019年旅客吞吐量居世界各大机场第18位），可直飞泗水、棉兰、北京、广州、厦门、香港、澳门、台北、东京、首尔、莫斯科、法兰克福、曼谷、伦敦、迪拜、孟买、新加坡、伊斯坦布尔、悉尼、吉隆坡、巴黎、阿姆斯特丹、开罗、纽约、旧金山、马德里等80多个国内外城市。雅加达地标建筑是市中心独立广场上的“民族解放纪念碑”，该纪念碑用大理石建造，高137米，顶端有一个用35千克黄金打造的火炬雕塑。雅加达着名建筑还有国家博物馆、伊斯蒂赫拉尔清真寺、印尼微缩公园等。伊斯蒂赫拉尔清真寺也叫独立清真寺，建成于1978年，是世界第三大清真寺，占地95000平方米，礼拜大厅可供12万人同时礼拜。雅加达也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秘书处所在地；雅加达曾主办过第四届亚运会（1962年）、第18届亚运会（2018年）。雅加达国际知名度很高，入选《2019年全球城市500强》，列榜单第45名；2018年雅加达进入“世界一线城市”之列（世界一线城市全球共有55个，东南亚仅有新加坡、吉隆坡、曼谷和雅加达4座城市）。
爪哇岛第二大城市是东北部的海港城市泗水，别名“苏腊巴亚”，有人口305万（2018年），也是印尼的第二大城市。泗水是东爪哇省首府和印尼第二大工商业城市，有造船、炼油、纺织、机械、电子电器、制糖、食品等工业；泗水港是印尼第二大集装箱港、世界最大的50个集装箱港之一（2019年泗水港集装箱吞吐量达400万标准箱，居世界各大集装箱港第46位）。泗水郊区的“朱安达国际机场”（以纪念印尼杰出的政治家朱安达·卡塔维查亚）是印尼第二繁忙机场，可直飞新加坡、曼谷、吉隆坡、马尼拉、胡志明市、香港、澳门、麦加、利雅得、阿姆斯特丹等城市。泗水与马都拉岛有总长5438米的跨海大桥相连。泗水在世界上有一定的知名度，入选《2019年全球城市500强》列榜单第193名。
因主办1955年亚非会议（也叫万隆会议）而闻名于世的万隆是爪哇岛上第三大城市、印尼第四大城市，是西爪哇省首府，人口234万（2015年）。万隆位于爪哇岛西部一海拔700米的山间盆地，周围有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景色秀丽，气候凉爽宜人，有“印尼最美城市”、“爪哇的巴黎”之美称，是印尼着名的 旅游 城市之一，以北20千米处的覆舟火山风景区是印尼着名的游览胜地。万隆交通便利，郊区有万隆国际机场，还有即将建成的雅加达——万隆高铁相通。万隆的工商业发达，有纺织服装、制药（以生产奎宁为主）、橡胶加工、电子电器、 汽车 装配、飞机零部件制造、食品等工业；万隆科教发达，创建于1959年的万隆理工学院是印尼办学质量最高的大学之一，在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居世界各大学第313名、印尼各大学第2位。万隆在国际上知名度很高，入选《2019年全球城市500强》列榜单第218位。万隆与我国的杭州市、柳州市、营口市是友好城市。
坐落在爪哇岛北部沿海的三宝垄是印尼着名的海港城市，中爪哇省首府，人口162万（2015年）。三宝垄的得名来源于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下南洋时曾在此登陆，郊区的“郑和庙”是游客云集之地。三宝垄工商业发达，有纺织、制糖、电子电器、木材加工等多种工业，三宝垄港是爪哇岛农林工业产品的主要出口港之一。三宝垄是印尼华人最大的聚居地之一，是“爪哇糖王”黄仲涵的出生地，现在三宝垄还有一条以他命名的大街——“黄仲涵街”（黄仲涵是20世纪初东南亚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华商，祖籍福建同安，20世纪初在爪哇各地创办了糖厂、木薯淀粉厂、银行、保险公司、轮船公司等企业）。
茂物是一座位于雅加达以南56千米的千年古城，12~16世纪曾是巽他王国的都城，1745年荷兰殖民者建立城市；因茂物坐落在海拔300米的山间盆地中，年雨量在4000毫米以上，气候凉爽，遂成为避暑胜地，有“雅加达的后花园”之称；如今茂物是印尼的工业重镇和科研中心，建有印尼农林实验总站、印尼橡胶研究所、印尼林业研究所、茂物植物园（建于1817年，是世界最大的热带植物园）等科研机构；茂物有纺织服装、轮胎制造、造纸、制鞋、建材等多种工业，印尼最大的轮胎制造厂就在该城。茂物还有“世界雷都”之称，每年有320天要打雷。茂物现为西爪哇省管辖，有人口103万（2019年），有高速公路、铁路与雅加达相通。
坐落在爪哇岛中南部的日惹市是爪哇岛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曾是日惹苏丹国的都城，1945年至1949年间还是印尼共和国的临时首都，现在是日惹地方特区的首府，现有人口40多万。日惹是印尼着名的 旅游 城市，是前往世界遗产地“婆罗佛屠” 、“普兰巴南寺”的 旅游 集散中心（婆罗浮屠距日惹市中心西北约40千米、普兰巴南寺距日惹市中心仅15千米 ），东北郊建有可直飞印尼各大城市及新加坡、吉隆坡的“日惹国际机场”。日惹市还是爪哇文化中心，建有印尼着名的公立大学——“加查马达大学”，该大学以印尼古代着名政治军事家加查·马达命名，建于1949年，现有18个学院27个研究中心，有师生5万多名，主校区在日惹，在雅加达设有分校。
Ⅲ 斯里兰卡华人起义原因及结果。
17世纪初到末期，华工与当地人民共同创造了印尼种植业的繁荣。尤其是咖啡、胡椒与甘蔗这几种价值很高的经济作物的种植，给荷兰殖民者带来了神话般的财富。
然而，由于盲目开发，咖啡与蔗糖生产过剩，荷兰殖民统治者于1690年5月下令限制华人入境，1727年6月又将一批居住多年却拿不到居留许可证的华人驱逐出境。1740年7月，又下令将“可疑”的华人逮捕，凡不能证明有正当职业者，一律遣送到锡兰（今斯里兰卡）玉桂园当奴隶使用，从事无薪劳动。许多华人惨遭杀害，尸体抛到海中。那时在甘达里亚一家糖厂，有5000多华人聚集，准备自卫，荷兰当局以华人谋反、打算进攻吧城为理由，对吧城的华人展开长达一个星期的大屠杀，荷兰当局还怂恿印尼当地人加入屠杀与掠夺华人财物的暴行。在这场血腥的大屠杀中，华人被杀近万人。被焚毁与劫掠的华人房屋有六七百家。华人的鲜血染红了吧城的河流。这就是印尼历史上的“红溪惨案”。
惨案发生后，引发了大规模的华人起义，但很快被印尼土王和荷兰殖民的联合镇压下失败，起义首领连富光被荷兰人绑在十字架上，敲碎全身骨骼，剖开胸部，取出心脏，砍下脑袋，并把躯体分为四块，悬于木柱上，让飞鸟啄食。但由此产生的恶果很快就显示出来，吧城商业活动几乎陷于瘫痪，蔗糖生产停顿，经济大倒退，政府税收大减。大屠杀前的税收达1万3130银元，大屠杀后锐减至5530银元，荷兰殖民者自食其果。
这次，武岩铭就是要利用印尼华渴望过上好日子的愿望和对荷兰殖民者的仇恨，煽动三宝垄市的华人发动一次起义。在发动起义前，武岩铭得到来自宋军的保证，宋国空军将为起义部队提供空中支援，轰炸前来镇压起义的荷兰军队和印尼土王的军队。
三宝垄在历史上有反抗荷兰人殖民的传统。1741年11月，这里集中了3500名华工和2万名南洋其他民族义军。与印尼土王扎格拉宁拉特四世的部队激，但因不敌荷兰军队而败走。但1741年的起议事件，也让印尼华人用鲜血总结出了一些经验：
一是在红溪事件和随后的华人大起义中，南洋华人表现了高度的民族统一精神，实现了全民族各阶层的联合斗争，给荷兰殖民者和南洋土着以沉重打击。
二是南洋华人应当明白，在西方人和南洋土着的眼中，南洋华人是一个整体，华人问题是个民族问题，而不是贫富阶层问题。华人天真的以为让出部分经济利益即可买到安全只会是自我的一相情愿。华人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安全与自尊，只有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实现民族意义上的统一与独立。
三是武装斗争中，武器是决定力量，要掌握先进的武器技术和战略战术。人的因素也同样重要，南洋华人要实现独立自由和建国的理想，定要得到大批优秀人才的支持与领导。
四是印尼华人孤军奋战是不行的，要联合其它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应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任何可能的国家和力量都应加以团结。在此过程中，一定要把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华人自己手中，对南洋土着尤其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发动这些起义，武岩铭有充分的把握，因为宋国空军和陆军将在火力、武器装备及物资方面给予大量的支持。宋军的强大武力武岩铭是见识过的，相信只要是正面接触，荷兰人及印尼土王一定不是宋国正规军的对手。而且，宋国陆军上将杨恩文还表示过，在必要的时侯，宋国最精锐的陆军第一师第一、二团也将登陆三宝垄，打击荷兰该死的军队。
但是大量华人聚在一起，总是容易发生问题。而且历来华人中就不缺少汉奸，果不其然，起义还未发生，就有人向荷兰殖民间告了密，引得荷兰人在城内大量抓捕华人，逼得武岩铭不得不提前发动。
此时，武岩铭与手下几个骨干商量：“我们的起义最迟不得晚于今晚11时发动，我现在担心提前起义，宋军是否能够及时接应。必竞现在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如果得不到宋军的火力支援，我们的处境将十分麻烦。”
“大哥，现在我们总共能调动多少兵力？”一个骨干问道。
“大约有3000多人，宋军提供了4000多条步枪，武装这些人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我们诸备的弹药太少，只有10万发子弹，我担心支撑不了多久。”
“朝庭居然如此大气，一下子提供了4000条步枪和10万子弹，要是1741年的时侯，有这样一个强大的朝庭帮助我们，印尼可能早就是我们华人的了。”一个骨干说道。他居然把宋国国家机构直接叫作朝庭，看来他的心也早已认同宋国的中华正统地位了。
“大哥，我有个大胆的主意。”又一个骨干说，“现在形势有变，我的计划也要跟着改变，我的意见是，9：00发动起，同时攻打并控制东、西两个门，为起义军的撤退保全后路。然后，先坚守阵地，打退荷兰人的反仆后，等侯宋国空军支援。我听说宋国空军有计多铁乌，他们可以从天上扔炸弹，那可是很神的东西，如果有铁鸟支持，我相信一定能够打下三宝垄。”
武岩铭摇摇头，“这对时间的配合要求太高了，如果不拿两门，敌人一旦发现，两面夹击，我们就有大难临头。”
“哥大，我觉先夺门，坚守待援的方案可行，只要搞好时间差，两边同时动手就行了。”一个骨干却表示同意。
“我想可行，城内大部份的荷兰军队都被抽调去攻打雅加达去了，现在场城内以土王的军队居多，那些家伙根本不禁打。”又一个骨干说道。
“从现在的兵力分布上来看当然没问题，可是你们有没有把明天荷兰当局的变化考虑进去呢？”武岩铭还是下不了决心。
“那也没有关系，我听说宋国空军两天可以炸烂雅加达那样的城市，那一定具有强大的攻击力，如果荷兰人从其他地方派军队来攻击我们，那就交给宋国空军对付就行了。”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真要是荷兰正规军扑过来了，恐怕我们不是对手！”武岩铭想了想，“这个方案是可行的，但也不能估计的太顺利，这样吧，我们抢下城门后，坚守一个白天。如果宋国不能及时援兵，我们就撤退到山林里去，想办法与雅加达的宋军汇合！”
“好！就这么办！”大家终于形成了一个比较一致的意见。
时针悄然指向九点，在三宝垄市东门，搬运工人们忙碌了整整一个早上，不停地往前线马车里搬弹药，押运的辎重营站在一旁嘻嘻哈哈地看热闹，虽然上级已经名令加强警戒，但他们认为胆小的华人在泄密后根本不敢起义，只有等着挨打。在他们逐渐放松警惕的过程中，武岩铭部队已经悄然占据有利地形，准备动手。
当所有的辎重营官兵都上了车，到带着弹药到雅加达去后，守军的军队也准备休息了。说时迟那时快，突然几个黑影突然冲了来上，亮出步枪，黑洞洞的枪口全部指着所有荷兰军人，“统统不许动，乖乖举起手来！”
“你们！”荷兰军官吓得语无伦次，上级要求防范的事情终于成为现实了。
“听清没有，赶紧把手举起来吧，不然你现在就会去见上帝！”武岩铭呵斥，“还不把手里的武器扔下来，我数三，一、二……”
“好，好，莫杀我，不要杀我……”荷兰军官抖抖瑟瑟地将自己的手枪扔了下来，他的卫兵也把步枪扔了下来，哐哐几声，宣告了整个行动的开始……
“你们几个把这些人捆起来，谁要是不老实，就打死谁！”武岩铭吩咐手下，然后走到车头边，按照预先计划，掏出怀里的小黄旗，朝后面挥动，指挥手下各就各位。
“妈的，今天晚上还真安静？”在防备所中，有个荷兰军官骂骂咧咧地，他现在想出去找个华人女人来玩玩。
“哗”的一声，哨所的门被拉开了，荷兰军官军官正想骂：“他奶奶的，搞什么……”
他话还没说完，旁边的人已经“啊”的惊呼起来，他们目瞪口呆地看见，对面仅仅二十多米远的地方，居然用沙包垒起了工事，后面伏着杀气腾腾的士兵，一支支可怕机枪的枪口牢牢对着刚刚打开的大门。
“荷兰红毛们，老子是华人，现在起义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限你们立即投降，马上扔出手中的枪支，否则就不客气了！”武岩铭大声地喊道。
等了三秒钟，里面没有动静，“开火！”一些“啪、啪、啪”起义军的子弹打在守备所的铁门上，一些子弹则无情的打入了荷兰守军的身体中，迸溅出血花。起义军所使用的步枪，是另一个时空中日本“三八”式步他的翻版，与荷兰人落后的前装式击发枪相比，火力强劲可不至一点点。荷兰军人们惊恐的发现，自已上一发子弹、打出一枪的功夫，起义军的火枪就已经打出了三、四发子弹。起义军的火枪明显不需要打一发、上一枚子弹，他们要打下一发子弹，只需要拉一下枪栓就行了，打枪的速度比荷立兰快出不是一点点。不一会儿，防备所里就没有了声响，二十多个荷兰守军当场战死
Ⅳ 郭鹤年怎样担纲糖业成为糖业霸主
郭鹤年的祖籍在中国福建省福州市。他的父亲郭钦鉴于1909年出洋谋生，来到马来西亚。先是当店员，后来自己开了家咖啡馆，成了家。郭钦鉴的哥哥郭钦暖也在南洋，兄弟俩经过数年努力，共同创办了以经营大米、大豆和糖为主的东升有限公司，家境日臻富裕。
郭鹤年是郭钦鉴的幼子，上面有两个哥哥。他们的童年是幸福的，家境优裕，严父慈母，弟兄3个在新山市一家英文学校读书。郭鹤年自幼聪明过人，而且非常好学。从英文学校毕业以后，他考入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在求学期间，他刻苦发奋，博览群书，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他在这儿还认识了一位对政治颇为热衷的同学，即是日后成为“新加坡强人”的李光耀。
1945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入侵东南亚。马来西亚也被日军占领，并实行军管。郭钦鉴公司的大米生意被迫停止。祸不单行，不久，与郭钦鉴共同管理公司的侄儿郭鹤青又被日本宪兵扣押。公司只好关门，郭鹤年也被迫中途辍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郭钦鉴重整河山，再次开张。东升有限公司不仅恢复了生意，而且，由于他们的精心经营，市场不断扩大，发展得很快。然而，好景不长，郭钦鉴本来身体就欠佳，又因多年创业操劳过度，终于一病不起，于1948年病故。
父亲去世前不久，郭鹤年在新加坡独自创办了从事航运业的利克务公司。由于父亲的病故，他只好又回到马来西亚。
郭鹤年的母亲郑格如女士受过高等教育，是个识大体也很有眼光的聪慧女性，她不希望因为丈夫的死，使郭氏家族的事业分崩离析，建议郭鹤年与他的哥哥以及堂兄弟们互相帮助，大家拧成一股绳，联手重新创业。成功之后，郭鹤年说：“母亲对我今天的成就有很大的功劳，对儿子的管教非常严格，也是影响我一生最大的人。”
郭氏兄弟遵照母亲的意见，集中了各自所得的遗产，并邀请堂兄弟们来共同商量，各人入股，于1949年组建了郭氏兄弟有限公司。郭鹤年当时虽然才25岁，但他精明强干，博学多才，众兄弟一致推举他为公司的董事长。这样，年纪轻轻的他便挑起了重担，继承父辈开创的基业，继续经营大米、面粉、豆类和糖。
与此同时，郭鹤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利克务公司的业务也正常进行，而且越做越好，日渐红火。1955年，郭鹤年将该公司改成郭氏（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他同时兼管。
身居要职的郭鹤年深知自己的担子重，也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要进一步发展事业，还必须拓宽眼界。为此，他专程去英国做市场调查，并学习商务知识。
在伦敦，郭鹤年对英国人优秀的经营管理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认真的学习和调查研究，他发现了糖业的潜在能力。于是，他把精力集中起来，专门地对糖业的经营做了深入的调查，对糖业的贸易状况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当时，马来西亚人食用糖的大部分是从国外进口的，本国制糖业极为落后。郭鹤年决心抓住这个机会，大刀阔斧地干一番。
欧洲之行不仅大大地丰富了郭鹤年的商业知识，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一个清醒的提示。1955年回国后，除了经营郭氏兄弟有限公司郭氏（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外，他又在新山市创办了明因私人有限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50年代后期，郭鹤年开始着手致力于糖业经营。
1955年，郭鹤年回到马来亚，他在柔佛新山成立民天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商品贸易的生意。
通过民天有限公司和原本已成立的郭氏兄弟有限公司，同时应用在伦敦学到的现代商业管理经验，郭鹤年大胆地改变营业方针，开始设法从泰国大量输入白米，分销至新加坡、柔佛及马来亚各大城小镇。这也是郭鹤年家族事业的重要转折点，也是该家族跨国化企业的牛刀初试。很快，郭鹤年在马来亚生意场上建立起知名度和信誉。同行都知道，新山郭家那个从英国回来的“罗拔”（Robert Knob）长袖善舞，不可小觑。
郭鹤年堂兄郭鹤尧在谈到郭氏发迹时指出：“郭氏集团能够今日在本地及国际上大展拳脚、一帆风顺，主要是郭鹤年的眼光及工商业才华造成的！”
郭鹤尧继而称：郭氏兄弟集团的真正盈利并不是来自米业，而是靠“工业”；首先是靠炼“糖”工业，而且郭氏兄弟集团的真正发迹期，前后只不过30年！
作为兄长评价堂弟的业绩，如非心悦诚服，郭鹤尧要说出这样的话是不容易的：“我应该很公平地指出，过去30年来，鹤年对工商业的许多准确分析、判断和决定，造就了郭氏兄弟集团今日的局面。”
1957年马来亚宣告独立。为了改变单一制的殖民地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多元化，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马来亚联邦以及稍后的马来西亚政府（新加坡独立后易名）基本上沿袭了英国统治时期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1957年的“独立宪法”默许非马来人在经济领域的活动自由，不受人为或法律上的干涉。从马来亚1957年独立后到1969，年“5·13”事件这段时间，被人称为“马来人的政治力量与华人的经济力量相结合的时期”。
马来西亚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相对稳定，为华人经济发展，尤其是向现代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们在50年代初期从经营锡矿业、橡胶业以及商业所积累的资金，开始向工业制造业、建筑业、地产业、制糖业、金融业、航运业和旅游业等领域发展。在这遍地是金、充满机会的年代，不少马来西亚华人把握住快半拍商法，谱写了一篇篇多姿多彩的传奇故事。
就在郭鹤年在经营民天和郭氏兄弟公司的时候，发现糖价不断飚升，几乎使得每个经营白糖的经营者，都赚得盆满钵满。
一经了解，当时的食糖供应命脉，掌握在外国商家手里，主要依赖进口。食糖的价格一度涨得怨声载道，一磅树胶的价格竟然不敌一磅食糖的价钱。
郭鹤年在英伦学习、考察期间发现食糖交易和期货交易大有可为，心弦为之一动。
就在这一时刻，一位同郭鹤年有着广泛业务往来的日本商人找到他：“郭先生，炼糖业在马来亚很有发展前途，咱们联手一起干吧。”
这个提议，令郭鹤年怦然心动。
因为马来亚地处亚热带，具有种植甘蔗的优越条件。只不过没有自己的炼糖厂，不得不依赖进口而受制于人。
因为此际首相东古·拉赫曼领导的政府拟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大力发展国内的工业。在这项计划下，凡是被列入新兴工业的领域，均可获得极大的奖励，其中包括免税优惠措施。
与此同时，曾一度控制东南亚糖业市场的黄仲涵家族已在下坡路上越走越远，逐步淡出这个领域，真空地带谁来填补？
于是，郭鹤年决定投资炼糖业。
但是，不要忘记，郭鹤年虽说20余岁就执掌家族经营的帅印，虽然他比家族其他成员见多识广，读过书，留过洋。华人家族毕竟有长幼尊卑的传统，而且郭家人多想法也不少；更重要的当时郭鹤年虽具备大手笔运作的筹划，但毕竟还没有拿出响当当的杰作来。
因此，他对炼糖业做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并同日本商家进行冗长的谈判，一个揭开郭家事业发展新篇章的主意就在心底拍板。
在郭氏家族董事会上，郭鹤年向家族成员端出他的全盘计划：将全部身家财产投资到“炼糖工业”上。
郭鹤尧是参加此次会议的成员之一。他在接受新加坡名记者冯仲汉的采访时是这样说的：
“我们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赞同鹤年的主张。当然大家都明白，那次的投资也是一个冒险，万一失败的话，所有郭氏家族累积了几十年的财产都会全部化为乌有。”
而另一种说法则是：郭鹤年话音刚落，就出现赞成派和反对派，而且势均力敌。
赞成者认为，鹤年计划缜密可行，跟着他走没错。更重要的是眼下大马商机难得，如不加以把握，郭氏家族难有出头日。
反对者则言之凿凿：投资炼糖业在大马史无先例，如今把全部身家都押在这上面，风险太大，这无异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万一砸了就“玩完”。
郭鹤年条分缕析，侃侃而谈：
糖，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之一。这些年来糖价一直飚升，而食糖供应的钥匙掌握在外国商家手里。如今大马政府鼓励国内企业界发展民族工业，并予以优惠，这种千载难逢的机遇，不迅速捕捉，可能转瞬即逝。
所有身家押在炼糖业，正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兵法与商法同理，假如别人抢先从事炼糖业，我们随后跟进，即使没有风险，其利润必然大打折扣。
我们现在不是要求稳，小打小闹；我们要开创一个新世界。
郭鹤年不是滔滔不绝的演说家，然而他陈说炼糖业前景、风险结论有理有据，条条是道，极具说服力。
原来持肯定态度的家族成员更加放心，持有异议者也举手表决，全盘同意郭鹤年的决策，倾尽全力发展制糖业。
于是，马来亚第一家白糖提炼厂在1961年诞生了。
这便是建于马来亚槟城北赖的马来亚制糖厂。它是郭鹤年家族与马来亚联邦土地发展局、三井物产和日新制糖公司合资创办的。
郭氏家族为此注资60多万马币。用郭鹤尧的话来说：当时这个数字对很多大财团来说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可是对当时的郭氏家族，就非同小可了！我们当时只是一家米商。一家稍具规模的杂货铺而已。
观察家认为，创办制糖厂是郭鹤年家族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分水岭便是建厂前后。在兴办制糖厂之前，属于郭氏蛰伏时期。而当他毅然兴办制糖厂并付诸实施，则是他朝着现代企业迈进的重要关头，为他日后糖王的企业帝国奠定了基础。
当第一批白晶晶的蔗糖从北赖制糖厂的流水线哗哗流出，郭鹤年随手将一把糖放进杯子里，冲进一杯水，微微地呷了一口。这时，他心里的感觉就跟口里的味道一样——甜极了。从此，郭鹤年确立了在世界食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此后的一两年间，郭鹤年在东南亚各地的食糖贸易异常活跃，常有大手笔表现。他向中美洲的古巴购糖，然后转手卖给印尼；从泰国买入原糖，经过制糖提炼后通过有关渠道倒卖给中国。他低进高出，左右逢源，赚得盆钵皆满。
这时，郭氏家族原来对投资糖厂持有不同看法的成员，都庆幸没有坚持自己的看法，庆幸遵从鹤年的决策，郭氏家族事业才能开辟出一条致富新路。
60年代的整整10年，是郭鹤年全力投入食糖生意的10年。
马来西亚在传统上是一个以锡矿和树胶立国的国家，至于食糖，一向是依靠进口，因为一无种植甘蔗的基地，二无炼糖厂，因此，食糖的供应权都控制在外国商家的手中。
郭鹤年投资搞炼糖厂，可以自己提炼白糖，然而仍需从国外进口原糖，仍然受到外国商家的控制。
要想在糖业上进一步发展，必须跨越这个障碍，自己生产原糖，郭鹤年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
况且，马来西亚本身并非没有种植甘蔗的条件，只是因为独立前殖民统治下经济畸形发展，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必须建立自己的种植基地，这个地方必须有大片的荒地待开垦，土地的价格又不太贵。
郭鹤年的目光落在马来半岛最北端一个不起眼的小州上。英国人统治时把它叫做“Perlis”，译音过来就是玻璃市，这“市”字经常给人误解，其实它并无市镇的意思。玻璃市州是全国最小的州，面积为795平方公里。它毗邻泰国，人烟稀少，经济不发达，有大片的森林地待开发，这是郭鹤年建立他的种植基地的理想地点。
1973年正是世界市场上白糖价格飞涨的时候。蔗园这个时候开始收获，无疑给郭鹤年的生意注入了一支兴奋剂。
在边建种植基地的同时，郭鹤年一边在世界糖业市场呼风唤雨，屡有上乘表演。
1970年，世界食糖市场酝酿着一场风暴。很多人看到的是歌舞升平的日子，以为糖价还是像以前那样小幅的波动，不以为意。而郭鹤年就像一只有着一双锐利眼睛的鹰隼，看到糖市上涨的先兆。
于是，他将在伦敦学到的期货交易的方法运用于实践中。他抢在世界糖价上涨之前，收购了大批原糖，并投巨资于白糖期货交易。随着糖价的上涨，人们发现“罗拔·郭”手中拥有大量的食糖。
据说，仅此一役，就为郭鹤年赚得600万马元的入项，令国际食糖交易市场的资深人士刮目相看。
到了1971年，郭鹤年家族已控制了大马来西亚（东、西马）原糖进口的80％。
1972年3月30日，郭鹤年领衔的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在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主要交易板挂牌上市。
1973年，郭鹤年的“糖王”地位得到真正的确认。他不但拥有自己的炼糖厂，而且有自己可靠的原料基地。
说来也巧，1973年正是世界糖市好价钱的时节，源源的甘蔗送到炼糖厂，然后变成白色的食糖，变成一捆捆马币、美元。
玻璃市种植园的收获的意义，还不在于为郭鹤年赚得盆满钵满。同时，它还有另一层的意义：以前从未大面积种植甘蔗的马来西亚，其食糖供应已经自给自足。
拥有自己的蔗糖种植基地和炼糖厂，郭鹤年在糖业界的发言权更大了。他成为伦敦糖业联合会的会员，同美国、古巴等国的糖商和机构也关系密切，往来频繁。他的名字，不仅为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商界和糖业界人士所熟悉，就是在国际糖业经济中也是大名鼎鼎的金字招牌。
70年代初期，郭鹤年不仅控制了马来西亚、新加坡80％的糖业市场，还把他的产糖业务扩展到印尼、泰国、菲律宾乃至中国等国家。
1979年9月，在印尼苏门答腊的楠榜举行了郭鹤年集团所属的石头山种植园的开业典礼。人们注意到，印尼总统苏哈托出席了这一典礼，并手持金剪刀为之剪彩。
郭鹤年在糖业界呼风唤雨、气势如虹可见一斑。
玻璃市种植园是郭鹤年“初恋”的一个重要结晶。这个宁馨儿，使郭鹤年在商界首度加冠晋冕。
1976年，郭鹤年通过玻璃市种植园有限公司发动了一场倒置收购行动，从而使马来西亚制糖厂成为玻璃市种植园有限公司的一家子公司。这样，玻璃市种植园有限公司就成为郭鹤年以糖业为主的商业舰队，其经营项目包括糖的生产、提炼以及销售等各个领域。
六七十年代，无疑是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糖业贸易的黄金时代。在这20年间，郭鹤年集团控制了马来西亚食糖市场份额的80％以上。
伦敦同业界估计，郭氏兄弟集团在全盛时期频频出击，风头强劲，在国际市场1600万吨食糖的交易中，该集团无论是现货交易还是买卖期货，乃至充作中间人抽取佣金，都能游刃有余，立于不败之地，并有效地控制了150万吨食糖的交易量。
有人甚至惊叹：糖业天下，郭氏几乎占了一成。
于是，“大马糖王”、“亚洲糖王”的封号，自然非他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