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造纸厂造打印纸用的是什么品种的树
我国进口的商品浆主要来自加拿大、美国、俄罗斯、芬兰、瑞典、印尼、巴西等多个国家，各种纸浆性质各异。目前国际上交易的商品浆，绝大多数都是针、阔叶木漂白硫酸盐浆，我国也是以进口这类纸浆为主。
漂白硫酸盐木浆通常分为五大类，即北方漂白针叶木硫酸盐浆（简称NBSK）、北方漂白阔叶木硫酸盐浆（简称NBHK）、南方漂白针叶木硫酸盐浆
（简称SBSK）、南方漂白阔叶木硫酸盐浆（简称SBHK）、漂白桉木硫酸
盐浆（简称BEK）。
－－北方漂白针叶木硫酸盐浆（NBSK）
1．斯堪的那维亚半岛
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国家只产两种主要的针叶木，即松木与云杉。通常纤维全长3．1－3．3mm，直径只有30－32μm，比加拿大等国产的同类品种要短和薄一些。这类纤维在纸浆中的分布均一，都有大致相同的规格和类似的细胞壁。这类NBSK没有特别高的抗张力或耐折力，撕裂度比任何南方针叶浆要低得多，但有较高的耐破度，而且由于纤维较长和直径较小，具有较高的单位重量纤维数（纤维个数／克），因此适合制造强韧而表面要求光滑的低定量涂布胶印纸、双面涂布纸、单面涂布纸、凹版印刷纸、压感防粘纸等。
2．俄罗斯
俄罗斯的NBSK主要材种为红、白松与落叶松。红、白松类似于加拿大的云杉、冷杉，晚材率较低，细胞壁薄，与落叶松搭配能产生较好的协同效应，所以一般采取混合制浆。俄罗斯远东地区的NBSK大致可与斯堪的那维亚的列入同一类。
3．加拿大
加拿大国土辽阔，所产NBSK因材种不同，纤维本身有很大的不一致性，
而我国从加拿大进口的NBSK也最多，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加拿大森林大致可划分为六个区域，制浆厂一般都靠近林区。
（1）BC省西海岸
这里的森林生长着原生铁杉与次生铁杉，在温哥华岛及其沿海岸线上，则生长着大量厚壁花旗松和雪松。与这四种主要材种混生的，还有少量大冷杉、西加云杉和白云杉。BC省西海岸的针叶木纤维很长，有时可超过4mm，可用于超低定量的纸种（如字典纸），因为这种纸张需要湿抗张力和最大纤维交织性能、以减少湿部断头。
（2）BC省内的Mackenzie谷地
这里生长的材种很多，包括恩氏云杉、美国黑松、西部黄松、大冷杉、白云杉和铁杉，但没有或很少有花旗松和雪松。来自这类地区的NBSK是很好的可作多种用途的原料（称作万能型纸浆），但没有突出的物理特性。即使如此，纸张生产者还是很喜欢这类NBSK的均一性、可靠性和相对的容易打浆性。
（3）落基山脉东麓
这里的自然环境在加拿大是最严酷的。三个主要材种是恩氏云杉、美国黑松和毛果冷杉，在较低海拔处有若干白云杉。加拿大总产量数千吨的极薄的电气用纸和复面纸带（masking tape）都是用生长于此的原料制成的。
（4）平原与安大略省西部
这里工厂所生产的NBSK也缺乏突出的物理性能，传统上被称为“万能型纸浆”。所幸这里的黑云杉制成的NBSK发现有特别适合于面巾类薄纸的特性。黑云杉纤维为这些低定量薄纸提供所需的湿抗张力、卓越的表面平整度和起皱性，从而受到造纸工作者的重视。
（5）魁北克省
这个区的特征是有两个重要的商品浆厂，其周围亦有难能可贵的黑云杉。
（6）东部沿海各省
这里有比加拿大任何地方都要多的材种，包括红云杉、黑云杉、红松、白
松，东铁杉和香脂冷杉。这些材种制成的NBSK与斯堪的那维亚的NBSK非常相似，即其纤维比加拿大其他地方要短和薄些。
2．北方漂白阔叶木硫酸盐浆（NBHK）
这类纸浆基本上是指北方阔叶木为原料所制成的纸浆，主要包括桦木、槭木、榉木和杨木（有aspen和poplar两种），大多为混合硬木制浆，北美东北部、斯堪的那维亚、俄罗斯均有这类商品浆生产。由于各种阔叶木差异较大，现在已逐渐以某个阔叶木为主制浆，如斯堪的那维亚的桦木浆、美国的榉木浆（其中含榉木80％以上）、加拿大的杨木浆、俄罗斯的桦木浆与杨木浆。这些单一材种的阔叶木浆优点是品质比较均一，有利于纸张的质量与抄造性能。
杨木浆通常归入NBHK一类，但实际上应是自成一类。杨木有很低的比重，意味着细胞壁很薄，且松厚度与不透明度较低，打浆时产生较多的细小纤维。而且，挤压成带状的杨木纤维能形成较好的平滑度、着墨性和印刷光泽度。对用于凹版印刷和需要高印刷光泽度的纸张，杨木浆是非常理想的。因此，如果原来是用杨木硫酸盐浆的客户，不要轻易改用其他材种的NBHK，以免出现意想不到的质量问题。
我国目前尚没有商品漂白杨木浆，随着我国北方和长江流域一带大面积裁培杨木人工林，相信不久将会有国产商品漂白杨木浆问世。
3．南方漂白针叶木硫酸盐浆（SBSK）
虽然在这一类中有七个主要的不同树种，但它们都属于松树一族。四个占优势的树种是厚壁湿地松、长叶松、薄壁火炬松、短叶松，统称南方松。前两个（湿地松与长叶松）基本是在美国东南部生长，非常适合于绒毛浆吸收性产品、丝毛化（深度烧碱处理）产品、浸润胶乳产品和化学纤维衍生物。这类纸浆的最终用途使其价格高于火炬松和短叶松。
薄壁的火炬松比厚壁的湿地松有更卓越的打浆性能。
SBSK的显着属性是其撕裂度（随着打浆而减弱）远比NBSK好得多。
我国南方的凤凰纸业公司和贺纸公司的漂白浆由马尾松制成，云南云景林纸公司的漂白浆由思茅松制成，均属SBSK之列。
4．南方漂白阔叶木硫酸盐浆（SBHK）
南方阔叶木品类繁多，如印尼有多达80个不同的品种，因此习惯上统称硬杂木或混合阔叶木。它们不适于制取机械木浆，但绝大多数均可制成化学浆。由于阔叶木纤维短、强度低，所以是生产抄造文化与生活用纸的漂白浆。印尼的金合欢木（亦称相思木）制成的SBHK，近年来进口不少，因品种单一，质量较稳定，具有较高的光散射系数，较好的不透明度，适于生产高级文化纸。
美国肯塔基州的SBHK，纤维中有55％的白栎成份；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州的SBHK中有较高比例的枫木（约占43％）、红栎（约占35％），其它则为杨木美洲山核桃木、悬铃木、木兰木等。肯塔基州的SBHK最适宜用途是高级复印纸、计算机打印纸、信封纸和便笺纸，而密西西比与阿拉巴马的SBHK则适用于胶印证件纸、书籍纸与封面纸。
我国南方亦有很多阔叶树种，其品种大致与美国南方相类似，但一般局限于自然生长，尚未大面积人工栽培，且多数为水源林，因而无法建厂制成商品漂白浆。有少数地区（如广西百色地区）有较丰富的栎木资源，具有较好的开发价值。另外，相思木的栽培与制浆研究亦开始引起国内重视，有望进一步发展。但现在南方阔叶树林很多是水源林，国家严禁开发，必须选定品种，人工种植大面积造纸林，才可能形成国产SBHK的丰富资源。
5．漂白核木浆（BEK）
桉木浆实际上也是SBHK，但因桉树大多为单一大面积种植的人工林，常单独称为漂白桉木浆。桉木最早于20世纪50年代在巴西进行商业性种植，到20世纪70年代，开始作为商品浆销售，被称为纸张的“填充性纤维”。它的不透明度、平滑度、成形性、印刷光泽度和减少透印方面的优点，逐渐被广大纸张生产者接受，并对它刮目相看。BEK被认为是生产面巾纸的理想原料，亦适合制造高级文化纸。
桉树本身有不少品种，如巨桉、尾叶桉、巨尾桉、蓝桉、柠檬桉、柳桉、窿缘桉、王桉等。有些桉木（如窿缘桉）不适于造纸，过高比重的桉木亦不适于造纸，一般的低于0．7为宜。各类桉木BEK之间质量有一定差异，因此必须了解BEK是以哪类桉木制成。通常巴西BEK以巨桉为主，智利、西班牙以蓝桉为主，我国广西柳江纸厂与贺纸公司生产一定量的商品BEK，原料以柠檬桉、巨尾桉为主。
除以上五类硫酸盐漂白化学浆外，还有硫酸盐未漂浆、亚硫酸盐未漂与漂白浆、CTMP浆、商品废纸浆等，但应用量不大。
2. 福州造纸厂发展历程
福州造纸厂坐落于福州闽江南岸。民国18年(1929年)，由陈希庆与其父陈天恩发起集资创建，得到菲律宾侨商李清泉等投资，成立福建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同年，购置国外成套设备，在港头美墩购地兴建福建首家机制纸厂。试产出纸浆后，纸机于3月25日试车出纸，原设计日产5吨，初期只达3吨左右。首批产品为特种加重贡川，采用芒秆作为原料，5月运往厦门招售。12月，呈请国民政府给予老竹制浆《专制权》并免征各项捐税3年。
初期，生产采用竹丝与半料浆板为原料，经化学处理生产机制海月、连史、贡川、毛边等纸。同时采用破布、废钞、芒秆等原料制浆，抄制道林纸、打字纸、加白报纸、包装纸等。产品以天鹅牌为商标，行销天津、上海、杭州、广州、潮州等地，还出口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亚等国。
抗日战争开始后，产品销路与原材料供应受阻，民国26年(1937年)9月停产。民国28年春夏间，厂房遭日机轰炸，设备被运往南平西芹镇寄存。民国37年4月恢复生产，但生产经营艰难。民国38年5月，因动力设备损坏而停产。
1949年8月，福州解放，该厂职工冒着酷暑修复设备，于9月恢复生产。由人民银行提供优惠贷款，土产公司、百货公司等组织供应原材物料，产品获得订货包销，使该厂逐步扭亏为盈，生产逐年发展。1954年3月，省工业厅在该厂增建磨木试验车间，安装日产7～9吨单链式磨木机成套设备，于6月试产马尾松磨木浆。
同年8月，该厂与省工业厅造纸实验厂合并成立公私合营福州造纸厂；10～11月，试产马尾松硫酸盐法本色木浆，先后抄制出新闻纸、纸袋纸、牛皮纸及其他纸种。1956年，接受华侨投资公司投资扩建，并改名为福建省华侨投资公司福州造纸厂。随后经过3期扩建改造，至1979年，形成日产50吨化学木浆及碱回收配套工程，全厂机制纸年产能力达到2.38万吨。70年代后期，获大庆式企业称号。平板新闻纸被评为轻工部优质产品。
3. 东南亚的主要环境问题
【题目】东南亚农业发展与环境问题
【类词】2002;亚洲;农业经济;环境
【正文】
农业在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东南亚国家粮食、工业原料、就业机会、出口创汇的重要来源。然而，东南亚国家的农业开发中使用的扩大种植面积、移民垦荒、增施化肥农药、开发森林以及刀耕火种等生产方式，虽然使农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却带来了森林面积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土地退化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环境问题。
一、东南亚农业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
东南亚国家之所以重视农业发展，与其经济依附性、人口压力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
经济的依附性。东南亚国家除泰国外，在二战以前均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长期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这不仅造成东南亚资源不断减少，而且使该地区的经济畸形发展，工业落后，农业种植单一。东南亚国家取得独立后，这种单一的、畸形的依附型经济结构仍然存在。一是原料出口国的地位尚未根本改变，出口的初级产品中很大一部分是不可再生资源，而一些可再生资源如农产品和木材，也是以大量消耗国家的土地资源、森林资源为代价的。二是东南亚国家在金融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仍未改变。20世纪80年代初，发达国家实行紧缩政策，连续提高利率，使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猛增。由于债台高筑，东南亚国家不得不出卖宝贵的自然资源来还债。三是长期以来，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粮食不能自给，靠出口经济作物和资源来换取粮食。
人口的压力。二战以来，东南亚各国的人口增长很快，从1960年的1.95亿增加到目前的5.11亿。从1960年至1998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增长了1倍以上。老挝1998年的人口是1960年的2.77倍，菲律宾是2.74倍，马来西亚是2.7倍，越南是2.54倍，柬埔寨是2.32倍，泰国是2.31倍，印尼是2.17倍，新加坡是1.93倍。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对食物、住房、教育、卫生保健、交通运输、自然资源占用等形成持续不断的高需求。
为了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物质的不断需求，发展民族经济，增强国力，东南亚国家大力发展农业，大规模开发土地，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开采森林资源，扩大出口创汇，并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是，由于农业开发措施使用不当，导致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一）毁林开荒严重
为了扩大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东南亚国家均采取了毁林开荒的措施。二战以来，东南亚各国的耕地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尽管各国人口在不断增长，但人均可耕地面积并没有下降多少，有的国家反而增加了。在1980－1996年期间，柬埔寨人口从640万增加到1027万，与此同时，人均可耕地面积从0.30公顷增加到0.37公顷；马来西亚人口从1376万增加到2117万，而人均可耕地从0.07公顷增加到0.09公顷。其他东南亚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东南亚各国耕地面积的扩大是以森林、湿地面积减少为代价的。
菲律宾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用扩大耕地面积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在50年代上半期耕地面积年均增加3.45％，60年代年均增加1.3％。由于当时菲律宾农业生产率极其低下，以扩大耕地来增加农业生产，其效果并不十分显着，60至70年代粮食作物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7％，出口作物也只有2.5％。因此，在70年代以前，菲律宾的粮食未能达到自给。
长期以来，泰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是通过大量开发土地来实现的，是以森林面积锐减为代价的。耕地逐年增加，从1950－1952年的4140万莱增至1982年的9324.5万莱，1990年更扩大到14732万莱；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也从1950－1952年的12.3％，增至1982年的29％，1990年达47.4％，其中水稻种植面积约占全部耕地面积的60％。单季稻占了全部水稻的90％以上。与此同时，泰国的森林面积则逐年减少，从1975年的21800万公顷减至1992年的14574万公顷。森林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则从1951年的60％减至1971年的40.7％，1986年的30％，1995年更减至22.8％。除了森林商业砍伐以外，森林面积减少无不与耕地面积的扩大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移民安置失当
二战后，东南亚国家的人口和土地的矛盾突出。一是土地分配不均，大地主和庄园主控制了绝大多数的土地，而大量的小农生产者只拥有少量的土地，佃农普遍存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曾进行了土地改革，但收效甚微。
这种毁林开荒，移民垦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东南亚国家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对安置过剩人口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新开拓的耕地多为荒地，如越南新开垦的荒地只有30％可以投入生产，产量相当低。从长远来看，对荒地和森林的过度垦植，会造成森林面积减少，水土流失严重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在80年代，越南的许多地区，100％的土地都有不同程度的流失，属于流失严重的竟达80％－90％。如越南北部的山地由于植被遭毁，年均损失1至2厘米的沃土层，流失100吨至200吨泥土。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尼等国家的移民开荒也引起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
（三）耕作方式原始
独立时的东南亚国家都是农业国家，技术水平低下，当时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已经进入现代化时代，而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犁耕时代，以畜力耕作为主，人力耕作为辅，甚至一些国家的山区农民仍采用落后的刀耕火种和移耕的耕作方法。移耕，又称游耕，是一种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是指砍伐并烧毁一片森林，种上粮食或其他经济作物，收成二三季或在地力减退后便弃地迁居他处。再砍伐森林，种上农作物。如此轮番砍伐和耕种，通常在10年到20年轮种一回。
在印尼爪哇岛以外的一些岛屿上，部族农民大都采用移耕从事农业生产，一些山区有90％的土地用于移耕，胡椒、烟草、咖啡、橡胶、椰子等大部分经济作物都是由移耕小农生产的。在80年代以前，印尼的移耕农业平均每年毁林20万至30万公顷。根据1979年的统计数字，由于移耕而毁坏的森林面积达4300万公顷。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等中南半岛国家，山区的农民和少数民族也大都采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从事农业生产。老挝人口中约有35％至40％是少数民族，他们居住在山区，其传统的耕作方式就是刀耕火种。在80年代以前，老挝每年因山民盲目毁林开荒而烧毁的森林达10万公顷之多。老挝政府曾动员山民移居到平原地区，但并没有得到山民的响应。泰国山民的刀耕火种也造成了大量的森林和水源被破坏，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泰国北部的森林每年被山民毁掉10万至20万莱。泰国林业厅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于1956年至1957年通过空中拍摄的调查显示，喃奔和清迈府海拔1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和松林有67％被毁坏，昌莱府的原始森林有65％被毁坏。从卫星拍回的照片中发现，1973年至1977年间，泰国北部的森林面积从95842平方公里减到68588平方公里，减少了27254平方公里，即每年减少5.69％。这主要是山区农民刀耕火种的结果。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多，移耕农民人数也随之增长，移耕轮回的周期则日益缩短，对森林和土壤的破坏也日益严重。1987年印尼外岛从事移耕的农民将近200万户，移耕的土地面积约为2800万公顷。目前，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在东南亚的一些地区仍在进行。
（四）森林开发过度
由于经济的依附性，为了筹集外汇，克服国内经济危机和资金短缺的困难，还清外债，更快地发展民族工业，东南亚国家不得不出口本国丰富的资源，以换取外汇，进口粮食、工业品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但由于当时东南亚国家的加工技术落后，资源均以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附加值低，这使东南亚的原材料大批大批地出口。世界上有25％的热带雨林分布在东南亚。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木材需求量的日益增加和价格的不断上升，东南亚国家大规模地开发森林资源，出口原木、珍稀木材及其它木材产品，以换取大量的外汇。印尼从1967年开始大规模地把森林成片租给伐木公司开采，几十年来，其森林经营许可证发得太滥。在马来西亚，州政府有土地利用权和木材砍伐特许授予权，地方政府发放木材砍伐许可证和木材加工证以增加财政收入。泰国从1968年开始把全国将近一半的森林分割成500多块租借地供人采伐。东南亚国家每年砍伐森林的比例较高，年均森林面积减少量逐年增大，印尼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60万公顷增加到1990－1995年间的108.4万公顷。与此同时，泰国从24.4万公顷增加到32.9万公顷，马来西亚从25.5万公顷增加到40万公顷，菲律宾从9.1万公顷增加到26.2万公顷，缅甸从10.2万公顷增加到38.7万公顷。可见，与90年代以前相比，90年代上半期这些国家的年均砍伐量大多都增加了1倍，有些国家甚至增加了2倍。近年来，世界上6个森林减少最多的国家中就有4个是东南亚国家，它们的年均砍伐率是：泰国515300英亩、缅甸400500英亩、马来西亚396000英亩、菲律宾316100英亩。（参见表2）
森林虽属可再生资源，但其生长周期却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长期以来，在东南亚国家，追逐利润的跨国木材商和造纸公司、急于还清外债的政府以及想尽快脱贫的农民，在大量砍伐着森林，但森林的恢复和植树造林工作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森林的恢复速度远远赶不上砍伐森林的速度。由于各国政府对森林资源管理不善．使森林砍伐过度，从而导致森林面积逐年减少。印尼人口事务与生活环境国务部长埃米尔·萨林在1979年接见记者时说，“坦率地说，我们当时就是为了筹集外汇，顾不上植树育林问题。印尼开发中的错误，是从政府1967年颁布的森林基本法就开始存在了”。
移民垦荒、毁林造地、扩大耕地面积、耕作方式落后和大规模的商业性森林开发使东南亚森林面积逐渐减少，森林覆盖率日益降低，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也逐年下降。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印尼、柬埔寨、老挝和文莱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0％，缅甸、马来西亚为66％，只有越南、菲律宾、泰国不到50％。到1995年，这些国家的森林覆盖率已大大下降，柬埔寨降至55.7％，缅甸是41.3％，马来西亚是47.1％，印尼是60.6％，泰国是22.8％，菲律宾是22.7％。由于木材资源的日渐减少，林业在这些国家经济中的地位也日益下降。泰国到90年代已从一个木材出口国转变为木材进口国，林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51年的5.1％，下降至1985年的1.3％，1990年更降至0.3％。菲律宾林业产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70年代开始一直呈下降趋势，1993年降至0.3％。
森林减少的影响是深远的，包括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一是森林减少使东南亚水上流失严重，河流泥沙沉积量增多，降雨量减少，进而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造成经济损失。以马来西亚的沙巴为例，该地区曾有60％的森林覆盖率。但是由于大量砍伐森林，水土流失严重，河流下游泥沙沉积量大，沙巴5条主要河流的沉积物每条河每年每平方公里超过200吨。沙巴最大的保水区——Kinabatangan流域，每年有800万吨沉淀物流到下游，这相当于每年每平方公里700吨的土地侵蚀速度，超过马来半岛吉兰丹河沉淀物的6倍。沙巴地区淤泥的大量沉积，对沙巴水电、运输、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在菲律宾，由于高地森林砍伐后引起土壤侵蚀所造成的巨型水库的泥沙沉积，使用作水力发电的水库的使用寿命缩短了一半或一半以上，菲律宾供电不足、经常停电无不与这些情况有关。
二是森林减少，使蓄水能力下降，洪水、于旱、森林大火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这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近年来，东南亚的毁林地区的洪水和泥石流已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数以万计的人无家可归。由于循公河流域的森林和山地被不断地开垦和破坏，水土流失使沿河地区洪水和泥石流经常发生。处于湄公河下游三角洲的柬埔寨，一遇中上游气候反常，雨量增多，极易决堤，引发大面积洪灾，有“十年九涝”之称，洪水每年都给柬埔寨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如2000年底发生了该国40年来最严重的洪水，造成400人死亡，经济损失超过1亿美元。2001年柬埔寨西旱东涝，有14个省、直辖市和84个县、区受灾，造成57.2万公顷农作物受损，62人丧生．212.19万人受灾，32.5万人等待救济。森林的破坏和水土流失也使越南经常发生洪涝干旱。1996年洪水造成越南大约6亿5500万美元的损失，包括1000人死亡，84万公顷的田地被淹。2001年八九月间，越南南部的红河三角洲的洪涝至少造成108人死亡，6万多人无家可归，24万多人因水灾而面临粮食短缺，44.3万人需要不同程度的物资救援。
而处于南部群岛的国家，热带雨林遭严重破坏后，水土流失也相当严重，经常发生如中南半岛的洪水、干旱和泥石流。菲律宾就是典型的例子。由于森林被大量砍伐，高地不断地被开垦，使国家的水文系统遭受严重损害，洪涝与河流淤泥沉积影响到低地平原大部分地区。1983年，菲律宾遭受了30年中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干旱，5600平方英里的农田缺水，粮食收成比常年减少1/10。1991年的水灾使菲律宾2000人死亡（某些观察家说实际死亡人数3倍于此），50万人无家可归，主要原因就是高地的森林砍伐引起了巨大的泥石流。
开荒种地和刀耕火种如果管理不善，还容易引起森林大火。1997年和1998年发生在印尼东加里曼丹的严重森林大火，就毁灭了500多万公顷的森林。大火还引起了跨边界烟雾污染，客观上已影响到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国的空气质量，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环境和健康问题。据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统计，1997年印尼森林大火产生的烟雾使东南亚国家损失了14亿美元，大多是用于短期治疗的费用。4万多人因呼吸系统疾病与烟雾相关的疾病而住院，而对儿童和老人所造成的长期危害尚难确定。这场大火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也造成了巨大损害。
三是森林资源减少也会使土地肥力下降，土壤盐碱化或沙漠化。在自然条件下，植物和腐烂植物形成了一个保护层，可固定土壤并减缓土壤的侵蚀和退化。但当森林被砍伐、土地被开垦后，保护层遭到破坏，矿物循环就会减少。尤其是热带雨林遭破坏后，由于没有树的遮掩和固定，滂论大雨会很快冲走土壤的养分，使得农业生产和森林恢复周期漫长而艰难。红树林和白千层林、珊瑚等一样，具有保护海堤、防洪、减缓土地盐碱化、减缓海岸侵蚀和防止风暴破坏的功能。1950年至1983年间，越南全国的红树林大约消失了37％。南部的明海省1983年大概摧毁了红树林面积的一半。越南的湿地多分布在湄公河三角洲，以硫酸盐土或富含黄铜矿的“潜在酸性土”为基础，由于红树林遭到破坏，加大了因黄铜矿氧化引起的土壤酸性化，不仅影响了本地区的农业生产，而且酸性化的土壤随着雨水流入下游地区和河流，也侵蚀了下游地区的土壤和水源。养虾场被酸性物质侵蚀了3至4年后，虾场和深层土壤中的酸性过重，结果造成土地既不能养虾，也不能种植红树林。筑堤养虾固然在短期内给越南的沿海居民带来了利润，但是对红树林的破坏却导致更大的经济损失。1984－1993年，越南团红树林减少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79亿美元。泰国，在90年代初，由于森林的大面积减少，水土流失，已使东北部的1800万莱士地盐碱化，这占了东北部地区面积的17％；南部地区已有260万莱土地盐碱化或呈现出酸性，50万莱土地受到侵蚀。其它东南亚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四是破坏了生物多样性。东南亚是亚洲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是世界上拥有上百万种物种的国家，印尼的植物和鸟类比整个非洲大陆还多。东南亚的热带雨林、红树林、湿地面积的锐减，动物栖息地的丧失，导致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的破坏，许多物种面临灭绝或已经灭绝。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7年，印尼哺乳类和鸟类有1955种，而濒危的种类有232种，占11％。而菲律宾鸟类和哺乳类种类中的濒危数量占了该国总数的24％，越南的比例是10％，马来西亚是9％，泰国约为9％。而在高等植物种类中的濒危种类占国内总数的比例，菲律宾是4％，泰国是3.3％，马来西亚是3.16％，越南是3.2％，印尼是0.8％。由此可见，东南亚几个具有丰富动植物物种的国家，近年来，濒危种类数量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参见表3）
（五）化肥农药滥用
由于技术落后，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物质需求，除扩大耕地面积外，东南亚国家还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以提高单位产量。原东盟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推行的“绿色革命”，除了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和灌溉设施的投资外，还把增施化学肥料、杀虫剂和除草剂作为提高产量的重要举措，这曾使东盟国家的农业产量和农业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但是却带来了环境问题。在七八十年代，菲律宾大力鼓励农业增加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量，1972年，菲律宾政府制订了全国规划，由国家按补贴价格将化肥供给农民，其中用于粮食作物的肥料，定价标准比用于出口作物的肥料低45％。80年代中期，印尼政府的农药补贴占农用化学品费用总额的50％以上，而最大的农业补贴是用在化肥上面，从1978年到1987年，化肥施用面积每年增长12％，TSP施用面积每年增长17.7％。从1985年开始，实际化肥补贴比农业和灌溉开发支出的部分还要多。1980年政府对化肥的补贴预算总额超过1250亿盾（6800万美元），而到1988年实际财政补贴超过1万亿盾（5.5.亿美元）。印尼能从一个主要的大米输入国到1984年成为大米自给国，这主要归功于政府实行增加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等措施的农业绿色革命。泰国的农业之所以发展较快，除了扩大耕地面积、提高技术水平和机械化程度外，提高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每公顷耕地施用化肥量由1980年的18公斤增加到1990年的42公斤，整个20世纪80年代化肥施用量年均增长15％，年进口量为220万吨，1990－1991年化肥使用量达104万吨。越南也大量施用化肥和农药，以增加农业产量，每年需用农药量从1959年的100吨增加到1978年的2.2万吨。80年代以来，越南加大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从1986年前每公顷使用尿素27.9公斤增加到1991年的84.4公斤。合作社对农药的保管和使用很随便，农药浓度往往超标两三倍甚至十倍。
杀虫剂、除草剂、化肥的大量使用，虽可以在短期内提高农业产量，但从长远来看，这些化学物质使用于农业生产，造成环境污染。一是使土地肥力下降。在全球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最近45年，全球耕地面积的17％已有某种程度上的退化，其中11％严重退化，这些土地面积相当于中国和印度面积之和。土地退化面积有28％是由于有害的农业操作，如过度施肥、欠缺排灌、忽视休耕等。二是病虫害增多。杀虫剂在使用一段时期后，由于昆虫繁殖、变异极快，不久就具有了抗药性，于是就需要更多的不同的化学杀虫剂。这些化学药品还因杀死鸟类而增加了害虫的数量。印尼在80年代早期，由于杀虫剂的大量使用，结果褐色蝗虫因天敌灭绝而数量大增，导致印尼1986年虫害成灾，水稻严重减产。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在1985年3月下令禁止使用57种杀虫剂中的56种，以帮助水稻产量恢复到大量使用杀虫剂之前的水平，1988年取消了每年耗资2000亿盾（约1.1亿美元）的农药补贴。三是对人类的健康造成损害。杀虫剂和除草剂的残余，化肥使用后残留的高浓度硝酸盐和磷酸盐，以及因灌溉在土壤中积累的盐，不仅渗透到土壤和水中，而且还会残留在粮食和蔬菜上，有损人类的身体健康。有毒化学制品的主要健康风险是癌症，而恶性淋巴肿瘤的形成可能要20年。如染色体的主要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受损，将会给下一代带来先天残损。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有50万至100万人因杀虫剂中毒，其中有5000到2.6万人死亡，至少有一半中毒者和75％的死亡者是从事农耕者，大多数发生在欠发达国家。1993年，菲律宾国际大米研究所（IRI）——一个帮助东南亚传播绿色革命的农业研究组织的研究也发现，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不再增加大米产量，且在那些操作的农民中产生了健康问题。
二、采取的应对措施
东南亚国家农业发展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和这些国家的政府及社会的普遍关注。东南亚国家已采取有关应对措施，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措施主要有：
一是减少和停止原始的耕作、无周密考证的移民垦荒。泰国、缅甸、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政府重视山民经济的改造，指导山民掌握农业知识，建立永久性农田发展替代种植，并取得了显着的成效。老挝政府于2001年确定的2001－2005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2020年奋斗目标，已明确了在今后几年内要消灭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停止没有经过周密考证的移民垦荒。如越南近年来实施定居定耕的移民政策，移民点均要经过认真考证，将经常发生洪水、泥石流地区及贫困山区的居民移迁到新经济区。
二是禁止非法砍伐，鼓励植树造林护林。面对森林面积的不断减少以及所带来的严重环境后果，加上国际社会的压力，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老东盟国家自70年代中期以来，逐步限制砍伐森林和木材出口，实施造林计划，建立森林保护区。印尼政府自70年代中期即实行限制原木出口、鼓励发展木材加工业和植树造林的政策。印尼政府以课税的方式来限制原木的出口，规定每出口1立方米原木课以25.5美元的出口税、13美元的出口许可费，加上各地区制定的重新绿化费等，每出口1立方米的原本所支付的费用约为50美元。菲律宾1974年开始实施《森林改革法》，鼓励发展国内木材加工业，规定进行选择性伐木和造林，1986年禁止原木出口，1989年又禁止出口锯木。1978年马来西亚政府也制定了保护森林政策，限制原木的产量和出口量。此时，泰国政府也开始实行了造林计划，政府和公司合资有计划地进行伐木和造林，1990年森林采伐受到禁止。越南1991年禁止原木出口，1992年又宣布禁止所有木材出口，但这一禁令不适用于农业部和林业部，这两个部门仍可以继续出口和转运木材。越南近年来十分重视植树造林工作从1999年开始实施“500万公顷造林计划”，造林护林已取得成效，到2000年底，森林覆盖率达33.2％。
三是发展生态农业和生物科技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开始了生态农业的理论研究和试验。1982年成立了一个地区性的协作研究机构——东南亚大学农业生态研究网。新加坡是典型的城郊农业，注重农业科技的研究与开发，用生物科技来发展农业。菲律宾在70年代就开始实行生态农业的实践，建立生态农场，以马雅农场较为典型。在生产过程中采用变废为宝的封闭循环和应用生物之间的生产、消费、分解关系，禁止或减少外来能量（化肥、农药、生长剂）的投入，通过“清洁生产”来生产“健康产品”。设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30年前就培育出了点燃绿色革命火种的“神奇水稻”品种。该研究所目前正在考虑将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应用于食物的生产，既可提供健康食品，又可节省土地和水资源，减少耕地退化。马来西亚目前也开始重视生物科技农业的研究与开发，强调高增值产品的发展，如知识密集型食物加工产品和与健康有关的、具有安全性和环保性的生物科技产品。现在，利用生物科技发展农业已经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新兴产业，该国已经建立了对胡姬花和香蕉进行组织培养的生物工业、油棕的组织培养业。
四是控制人口的增长。为了缓解快速的人口增长对经济、就业、社会和环境带来的压力，东南亚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便开始实施家庭计划，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增长，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东南亚国家的生育率已有所下降，到1998年，平均每个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新加坡是1.5个，马来西亚是3.1个，印尼是2.7个，菲律宾是3.6个，越南是2.3个，柬埔寨是4.5个，老挝是5.5个，缅甸是3.1个，泰国是1.9个。虽然一些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已下降，但是菲律宾、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仍保持较高的生育率。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减少对经济和环境的压力仍是东南亚国家面临的课题。
4. 1945年日本已投降，为何还敢处决郁达夫找到真兇时已头发花白
1938年12月18日，郁达夫接受新加坡《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的邀请，偕同妻儿辗转来到海外，开始了又一段辉煌壮丽的人生。
1942年2月4日，日军占领了新加坡，郁达夫和胡愈之、王任叔等19人被迫撤离。他们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省一座叫“巴爷公务”的小镇住下。不料这里也被日本宪兵侵占。
郁达夫改名“赵廉”，开始蓄胡子，自己写作旧诗，抒发对亲人、故乡的思念。1938年12月，他的母亲陆氏拒绝为日军做苦役躲进鹳山冻饿而死；1939年11月，他的长兄郁曼陀在上海因从事“司法抗战”被日本特工暗杀。每想起这些，郁达夫“不是失声痛哭，便是默然豪饮”。
为了隐蔽身份和解决生计，他们经营“赵豫记酒厂”，酒厂的老板就是郁达夫，经理是张楚琨，帐务是胡愈之。由于郁达夫巧于周旋，这里还比较安全。许多文化界人士和从事抗日活动的青年也来到小镇避乱。为了维持这些人的生活，郁达夫又开办了肥皂厂和造纸厂。“赵豫记酒厂”成了抗日人士的活动中心，在郁达夫的掩护下建立秘密组织“同仁社”，搜集情报，开展抗日宣传。
有一次在巴爷公务镇的侨长蔡承连家里，一个日本宪兵发现郁达夫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即报告上司，于是郁达夫被迫给日本宪兵分队当“通译”。“他编了一套假履历，不断来往两地之间，利用合法身份保护当地华侨、印尼人和我们逃难者。很多华侨都愿意找他帮忙，他对华侨有求必应。我清楚地记得他那瘦削的脸上留着两撇短胡子。对人和善，总是彬彬有礼的样子……对他忍辱负重的高风亮节愈加敬重。”
苏东首府棉兰的日本长官派了一个汉奸特务和四五个筹赈会委员，来势汹汹要搜捕华侨领袖陈嘉庚，请求当地宪兵部协助。“赵廉”用日语对宪兵队长说：“陈嘉庚早已乘船回中国了，这帮家伙故意找麻烦向你们讨人。”宪兵队长大怒，用日语大骂，那几个人只好抱头鼠窜而去；“赵廉”用中国话教训这几个人：“你们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吗？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样子！”
夏衍先生在《忆达夫》一文里提到，他1947年2月到新加坡时，陈嘉庚曾当面对他说：“达夫先生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捕侨领。”同年5月，马来亚共产党的一位负责人也对他说：“这位赵廉老板真了不起，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就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然而危险也在一步步向这位“赵廉老板”逼近。1944年初，一个受过日本训练的福建籍特工洪培根向日本宪兵部告密，说“赵廉”就是郁达夫！
汉奸告密的消息传来，郁达夫赶紧通知并建议胡愈之、沈兹九、汪金丁等紧急疏散，离开巴爷公务镇。他们劝郁达夫一道走，达夫明确地表示：“我已被监视，只能不动声色，你们必须快走。”这时他已有牺牲准备，决心掩护别人撤退。朋友们为他担心，他斩钉截铁地说：“抓去无非要我在政治上表态，我的态度很清楚：第一拥护重庆，第二反对南京伪政权。”这些掷地有声的话，深深地留在了患难战友的记忆里。
不久，日本宪兵摊牌，亮出他们搜集来的郁达夫着作，说：“赵先生，你并不姓赵啊！”郁达夫早有准备，镇静地回答：“你们为什么早不问我啊？郁达夫是我早年写作的笔名。”对方说为了安全，要送他到上海或东京去，他断然拒绝：“我哪儿也不去！”当时日军只是严加监视，并未逮捕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郁达夫带着胜利的喜悦，开始考虑如何在海外为祖国的复兴做些工作。他首先召集当地华侨，组成了一个欢迎联军凯旋的筹备委员会。
1945年8月29日晚8时许，郁达夫正在家中和蔡清竹等几位华侨商谈迎接联军事宜，突然进来一个身穿便服的印尼青年，操一口马来语，要郁达夫出去一下。几位华侨等到深夜11时，仍不见郁达夫回来，便分头寻找，但没有找到。这一年达夫49岁。
铃木正夫与这个宪兵班长、头发花白的75岁老人在日本见过面。宪兵班长承认：“责任在我，是我对几个部下下令绑架处决赵廉的。”宪兵班长说，“如果他活下来，日本将会被他毫无遗漏地暴露出来，这终将成为证据”，所以，宪兵队在奉命撤退以前，便决定对郁达夫下手。8月29日晚派4名宪兵，找了一名印尼人骗他出来，把车开到附近荒野，在一个山崖下把赵廉，也就是郁达夫活活掐死。
郁达夫从此完成了从浪漫诗人到永生战士的人生转型。南洋海面上，回荡着他为抗战奔走呼号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