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语爸爸怎么叫

㈠ 求印尼语翻译

意思是：
你很讨厌总是管我这个行那个不行，我爸爸从来都不会这样，你干嘛那样，你是谁呀？
连我哥也不会这样

㈡ 爸爸有另外的称呼么 必须是两个字一样的， AA样式的！ 例如：爹爹 爸爸 等 还有另外的叫法么

口语中，父亲的称呼繁多，包括爸、爸爸、老爸、阿爸、爹、老爹、阿爹、爹哋（来自英语“Daddy”的粤语发音）、老子、老窦（或作老豆，粤语）、老头等等。
中国古代又称爹，满语称阿玛。已死去的父亲被称为亡父、先父、先严、先考，在世的父亲为生父，“生父”亦同时可指有血缘关系亲生的父亲（相对于继父或后父）。
此外，对别人称呼自己的父亲较文雅的说法是家父、家严，称已死去的父亲为先考，对别人父亲的尊称是令尊。要特别注意的是，有时候母亲或与有子女男性结婚的女性（继母）也会用儿女对父亲的称呼（爸爸或孩子他爸）代表她的丈夫。
在古代中国的汉族皇族中，父亲被称为父皇或父王。清代的皇族则称父亲作皇阿玛。
在某些一妻多夫家庭中，子女称母亲的主夫以外的其他丈夫为“叔”，实际上却可能是他们的亲生父亲。
在华人社会中，一对夫妇婚后也会称对方的双亲为爸、妈，以示尊敬。

㈢ 叫爸爸有哪几种称呼分别是什么

爹爹、爹地、爸比、父亲、父君、

㈣ 汉字语言

同一种语言也会因部落的迁徒融合、图腾崇拜的变化、时间地理的变迁而产生变种——方言。人类语言的发展在刻画文字阶段基本呈单一的形式发展，这主要原因在于这些语言文字有一个根本的文明源头——中华南方首创水稻农耕文明。这也就不难解释古人类虽或在东亚、南亚，或在西亚、北非，或在美洲、澳大利亚四去游动，但他们的刻画象形文字却大同小异、基本相同的缘由。人类最早的文字——中华刻画文字虽然后来在西亚、北非派生出巴比伦楔形文字、埃及圣书字和美洲象形文字，但最后真正发展成熟走向辉煌的唯一象形文字还是中华本土的汉字，它的基本发展轨迹是：刻画文、陶文、甲骨文、石籀文、钟鼓文、金鼎文，大篆、小篆碑帖、隶书、楷书、宋体等一步步走向成熟走向辉煌。它又是字母文字的鼻祖，中华赛（闪）族到地中海的一支腓尼基在中华形象字在古埃及的变种——圣书字的基础上创造了字母文字，成为字母文字的源头。如果不是这一字母文字的产生，使人类语言文字所表现的形式趋于纷乱复杂，今天人类的文字应当是由汉字统一的。 在字母文字产生之前，人类文字发展的基本脉络是：以中华南方水稻农耕文明为源头（[1]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2.25-1.85万年，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农耕文明遗址），产生了湖南彭头山和高庙、河南贾湖等比较早的象形文字文明。这个文字文明在向中南半岛、西亚、东北非的扩散过程中创造了古印度、埃及、巴比伦等文明，演化出了古印度达罗毗荼语印章文字、古巴比伦楔形文字（此文字后来被西方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象形文字，这其实是对人类历史的误解）和古埃及圣书字，同时，由于中华先祖的一部分东移美洲，也把象形文字带到了美洲。 上面已经提到字母文字的产生与中华闪族（赛种或叫闪米特人）关联。闪（陕）族，我国西北萨满崇拜的一支，原分布在中华伊犁河流域一带。中华古族大月氏受另一古族匈奴的进逼不得不从昆仑山一带西退，大月氏的西退又迫使伊犁河流域一带的闪族西迁到地中海沿岸。公元前15世纪，闪族的一支腓尼基在中华象形文字在埃及的变种圣书字的基础上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字母文字，共22个，只有辅音，没有元音，这就是着名的腓尼基字母。腓尼基字母较早传入希腊，演变成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孳生了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成为欧洲各种语言文字的共同来源。一般地，西欧国家是以拉丁字母创造其语言的书面载体，故为拉丁语国家；东欧国家则多以斯拉夫字母创造自己语言的书面载体，故为斯拉夫语国家。腓尼基字母在西亚演化成阿拉米字母，阿拉米字母再派生出阿拉伯、犹太字母等成为亚洲许多文字的基础。一般地，西亚以阿拉伯字母为主，南亚受印度梵文字母影响较大，中亚兼收并用斯拉夫、阿拉米、阿拉伯等字母，东亚广大地区如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家历史上曾经长期使用汉语为其书面语。美洲殷弟安人虽带去了中华古老的象形文字，但语言文字没有多少发展；东非北非的一部分受到阿拉伯字母的影响；非洲的大部、澳洲的广大地区由于生长在这里的民族还相对处于落后状况之下，大多还只是一些没有文字表述的土着语言。我国历史上一些创造了文字的民族如藏、蒙、满、维的文字均是由阿拉米字母直接或间接发展而来。 近代历史后，由于整个历史格局的变化，美洲、非洲、澳洲或被占领或被殖民使用了殖民者的语言——拉丁字母语言，如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法语等。南亚、东南亚一带原有本国文字语言或使用汉语的国家也纷盲引进了西方拉丁语系的殖民语言——英语。拉丁字母语言之所以今天分布如此之广之众，并不是它有多少优越之处，相反，是近代这场血与火的罪恶殖民史的历史见证。 如果一班朋友聚在一起闲聊，突然其中有一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使用的语言是怎么产生的？”相信在座的，没有一个人能确切解答这么古怪的问题，也就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从来没有去考虑，甚至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用不着费思量去探讨。但你别小觑这看似无聊的问题，它是世界语言学家一直争论不休的研究课题，也是语言学家们努力研究的课题，同时，也是他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五十多年前，就连作为政治家的斯大林也都卷入这个“语言起源论”的争论漩涡。一句话，语言的起源迄今仍然是一个谜，也是永远解不开的谜。因为，现代的人类没有一个人曾经与古人类生活在一起，并跟他们打过交道，因此，我们无法证明当时古人类操什么样的语言来相互交流。 苏联早期有一语言学家叫马尔的，他提出“手势语起源”的说法。结果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文中，失态并粗暴地把马尔臭骂一顿，并扣上“庸俗唯物主义”的帽子。马尔认为，由于劳动创造了人，而人在劳动中以手势相互沟通，这一点也是人与猿人的最大区别。后来随着人类发音器官的发达，西方的语言学家对语言的起源的见解也是众说纷纭，但都离不开用推理的方法来加以假说。有一位学者更武断地论证说，人类最早的语言是腓尼基语。他之所以那么武断是因为他做过这样的试验：他将两个牙牙学语的小孩放在远离人烟的荒野，结果这两个小孩说出的第一个词是“寇卡斯”，而“寇卡斯”在古老的腓尼基语恰好是指“面包”，因腓尼基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单凭这样的试验不免荒诞。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个出现在公元前二十世纪的城邦的一些学者制定的文字后来成了今日欧洲通行的字母。 鲁迅在《门外文谈》一文中提到了人类语言的起源时说过：“我们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都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协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练出复杂的声音来……”。鲁迅的这个结论似乎又跟斯大林有点不谋而合了。 但是在世界各类语言中有一个极为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国际通用，而且又是同音，不用通过翻译都芟嗷ザ?玫拇驶悖骸鞍职帧焙汀奥杪琛薄T谖靼嘌烙锖陀⒂锿?闯桑骸皃apa”、“mama”，并注为“儿语”。这两个儿语词汇的英语书面词汇分别为：“father”和“mother”。同样在印尼语也有同样的词汇，而印尼语也有这两个词汇的书面语言：“ayah”和“ibu”。在俄语也同样有“嵃寍嵃寍”（嵃音p）和“mama”这两个基本词汇，而其书面语言分别为：“嵑崺寎嵙”（读成otets）和“崿寍崺崲”（读成mats）。有些语言学家则认为，儿语是人类语言的起源，因为婴儿一开始学会说话时，满嘴没完没了的：“爸爸爸”和“妈妈妈”。说到咱们的汉语中的“爸爸”和“妈妈”这两个词汇恐怕是外来语，也即“五四运动”后流行白话文后，从国外移植过来的。因为，在古汉语中，只有“爹”和“娘”相对应的词汇，而在中国有些地区称父母分别为“阿大”和“阿姆”等。 总之，关于人类语言的起源只能永远是一个假说。 如果一班朋友聚在一起闲聊，突然其中有一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使用的语言是怎么产生的？”相信在座的，没有一个人能确切解答这么古怪的问题，也就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从来没有去考虑，甚至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用不着费思量去探讨。但你别小觑这看似无聊的问题，它是世界语言学家一直争论不休的研究课题，也是语言学家们努力研究的课题，同时，也是他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五十多年前，就连作为政治家的斯大林也都卷入这个“语言起源论”的争论漩涡。一句话，语言的起源迄今仍然是一个谜，也是永远解不开的谜。因为，现代的人类没有一个人曾经与古人类生活在一起，并跟他们打过交道，因此，我们无法证明当时古人类操什么样的语言来相互交流。 苏联早期有一语言学家叫马尔的，他提出“手势语起源”的说法。结果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文中，失态并粗暴地把马尔臭骂一顿，并扣上“庸俗唯物主义”的帽子。马尔认为，由于劳动创造了人，而人在劳动中以手势相互沟通，这一点也是人与猿人的最大区别。后来随着人类发音器官的发达，西方的语言学家对语言的起源的见解也是众说纷纭，但都离不开用推理的方法来加以假说。有一位学者更武断地论证说，人类最早的语言是腓尼基语。他之所以那么武断是因为他做过这样的试验：他将两个牙牙学语的小孩放在远离人烟的荒野，结果这两个小孩说出的第一个词是“寇卡斯”，而“寇卡斯”在古老的腓尼基语恰好是指“面包”，因腓尼基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单凭这样的试验不免荒诞。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个出现在公元前二十世纪的城邦的一些学者制定的文字后来成了今日欧洲通行的字母。 鲁迅在《门外文谈》一文中提到了人类语言的起源时说过：“我们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都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协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练出复杂的声音来……”。鲁迅的这个结论似乎又跟斯大林有点不谋而合了。 但是在世界各类语言中有一个极为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国际通用，而且又是同音，不用通过翻译都能相互懂得的词汇：“爸爸”和“妈妈”。在西班牙语和英语同样写成：“papa”、“mama”，并注为“儿语”。这两个儿语词汇的英语书面词汇分别为：“father”和“mother”。同样在印尼语也有同样的词汇，而印尼语也有这两个词汇的书面语言：“ayah”和“ibu”。在俄语也同样有“嵃寍嵃寍”（嵃音p）和“mama”这两个基本词汇，而其书面语言分别为：“嵑崺寎嵙”（读成otets）和“崿寍崺崲”（读成mats）。有些语言学家则认为，儿语是人类语言的起源，因为婴儿一开始学会说话时，满嘴没完没了的：“爸爸爸”和“妈妈妈”。说到咱们的汉语中的“爸爸”和“妈妈”这两个词汇恐怕是外来语，也即“五四运动”后流行白话文后，从国外移植过来的。因为，在古汉语中，只有“爹”和“娘”相对应的词汇，而在中国有些地区称父母分别为“阿大”和“阿姆”等。 总之，关于人类语言的起源只能永远是一个假说。默冩﹏唯爱 的感言： 真心佩服你，谢谢！

㈤ 印尼语在线翻译

Pi cr warnet lu mi d luar, d hotel ga ada udah tutup, naek ojek....
爸爸先去网吧哦，在酒店没有了已经关门，用摩的。

he....he......ming pai mi artinya mengerti mi bukan bakpao, dan dsanamah namanya mien pao...........
呵呵呵 。mengerti 的意思是明白， 还有在那边不叫BAKPAO 是叫面包。。。
（这句是给人家解释中文单词的含义，因此其的印尼文不能翻译）

Mi skrg gmana ktnya sdkit kurus...
妈咪现在好吗，听说瘦了点。。。。

Lg jalan plg ke htel mi, mi lg ngapain jg?
现在正在回酒店的路上哦，妈咪在干吗现在？

Amin pi, insyaallah mi akn sll bdoa bwt pi tp mi jg cb u ingetin pi hati2 sm langkah2 pi jgn smpe bikin org kcewa
阿敏 爸，真主保佑， 妈咪为你祈祷啊，但爸爸切记一路要小心，不要走错路，不要令他人失望。

2 J 4, kalo disini mah hargany 450 rb
2J4 在这里的价格是 450千。

㈥ “爸爸”用法语，俄语，英语，日语，印度语，朝鲜语，韩语。怎么说。用音译的

你可以用google翻译，不仅有翻译，点击左边输入框中的小喇叭，还读给你听

㈦ 爸爸的几种叫法

爸爸的称呼繁多，包括父亲、爸、爸爸、爸比、老爸、阿爸、爹、老爹、阿爹、爹哋、爹爹（来自英语“Dadd也把父亲称为y”的粤语发音）、爷、老子、老窦（源于“三字经”中的窦燕山，常误写为老豆，粤语）、老头、达达、多桑；还有四川重庆一些地方及周边地区称父亲为老汉（儿）等等。

中国古代又称爹。已死去的父亲被称为亡父、先父、先严、考、先考，皇考;在世的父亲为生父，“生父”亦同时可指有血缘关系亲生的父亲也叫亲爸（相对于继父、养父或后父）。

此外，对别人称呼自己的父亲较文雅的说法是家父、家严，称、已死去的父亲为先考，对别人父亲的尊称是令尊。要特别注意的是，有时候母亲或与有子女男性结婚的女性（继母）也会用儿女对父亲的称呼（爸爸或孩子他爸）代表她的丈夫。

(7)印尼语爸爸怎么叫扩展阅读

《新科学家》杂志报道，法国语言学和史前人类学研究联合会的科学家日前对“爸爸”一词进行了考察。他们发现，人类14个主要语系中基本上都存在这个词，而在7%的被研究语言中，“爸爸”一词的意思都是父亲或者是父亲一方的男性亲属。

负责此项研究的科学家认为，对于“爸爸”在各种语言中的统一性可能只有一个解释：“爸爸”是人类祖先最先会说的一个词。

此外，一位语言学家说，因为婴儿很可能将自己会发的第一个音与他们首先认识的人——父母联系起来，所以各种语言中“爸爸”一词的含义都基本相同。

㈧ 父亲节来了，各地是怎么称呼爸爸的呢

在我们心中，父亲都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存在，小时候看父亲年轻，但是能够挑起家中的重担，后来父亲越来越老背慢慢驼了，头发变白了，他们的目光还是那样慈祥！父亲节，让我想起了各地都是如何称呼自己爸爸的呢？

像我们重庆地区，有时候就会叫自己的爸爸为“老汉儿”，在外人看来，可能会有一丝丝不理解，爸爸，怎么能够叫“老汉儿”呢？这可能跟不同地区的风俗文化不一样，大多在川渝地区都会叫自己的父亲为老汉！

在广东等地区，他们称自己的“爸爸”为“老豆”，也不知道怎么跟豆扯上关系，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更是不一样了，简直我们听都有听过，好像在电视剧里才听见过“阿玛”之类的称呼。

称呼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父亲的尊重和感恩！

㈨ 外国人的爸爸 妈妈怎么跟中国人的叫法那么像

是这样的简单的说
”爸爸” ”妈妈” 这一语音是来自日本（发音是一样的），而日本又是在西方的这一称呼基础上的， 近代我国大部分的现代词语也是来自日本．
一、唐代的日本学中国与近代的中国学日本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许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时期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国唐代，一是在近代。

在唐代，是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

而在近代，则是中国拼命地向日本学习。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说，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进入中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先生学生与学生先生

从时序上说，中国接触西方文化远比日本早。早在7世纪的时候，就有基督教僧侣来中国传教。此后，13世纪的马可·波罗， 16世纪的利玛窦，是广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玛窦的时候，西方汉译的工作已开始。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这是人所共知的。1870年，新教传教士莫里逊来到中国。他把《新约》译成汉语，全版《新约》于1814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还编了一本汉英词典，词典第一卷于1817年印行，整部词典四开本，共六卷，4595页，于1823年出齐。

1898年秋，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潜入日本军舰大岛号，亡命东瀛。这个时候，大量的西方名词、术语已进入日语中，被称作“政治小说”的《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中，自然也不乏这类译语。他很轻易地就把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一类词汇介绍给了中国读者。梁启超向国内译介日本政治小说的同时，也就开始了雷颐先生《“黄金十年”》一文中所说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已被译成日文的西方着作，也在这时期被转译成汉语，甚至日本的中级教科书都被翻译过来，用作教材。

这也就意味着，日语“外来语”被引进中国，是在一种不得已的情形下开始的。

三、求真求易与一手二手

本来，洋务运动是要向西方学习，懂得西方，翻译西方着作便显得很必要。但一转向以日本为师，人们学习西文的势头也就顿减。向日本学习，无非是希望通过学习日本间接地学习西方。那时朝野普遍认为，这样做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对这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中国近代第一译家严复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在发表于《外交报》上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中，他写道:

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着，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分之所为，何以异此。

严复强调要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学术，须直接 读原着。借助翻译已是万不得已，借助翻译的翻译，就隔尘更多，去真更远他认为日本对西方概念的翻译，多不准确，因此也不能无条件地借用。例如，他反对“经济”这个日本译语，而代之以“计学”，并在《原富》卷首的“译事例言”中说明了理由：“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放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求必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惬，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

他认为“经济”一语，原意比西文“economy”宽泛，因此不宜作译语。再例如，他拒绝借用日文译语“社会”，而坚持把西文的“society”译作“群”，将“社会学”译作“群学”。此外，“capital”日译“资本”，严译“母财”；“evolution”日译“进化” ，严译“天演”；“philosophy”日译“哲学”，严译“理学”；“metaphysics”日译“形而上学”，严译“玄学”……

四、看得见的数量与看不见的影响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 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

实际上，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这个问题近几年也不时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颐先生在介绍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黄金十年”》一文中，便写道：

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每当我想到我们用以思考、演说、写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营造时，我就寻思起这样的问题：这一事实100年来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可以说，日语“外来语”的大量涌入，对100年来中国人的思维，对100年来的中国文化，对100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肯定产生了影响。但用现代汉语在整体上思考这种影响，却又很困难。因为在思考日语“外来语”的影响时，必须运用日语“外来语”，这便像是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这应该是摆在西方汉学家面前的一个极好的课题。

虽然不能在整体上谈论日语“外来语”的影响，但在具体的例子还是可以举出一些的。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史学界数十年间争论不休。但争来争去，实质都是概念之争，分歧在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同样的历史事实，有人认为能说明“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人则认为不能。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之争，也就归结为什么是“资本主义”之争，而“资本”和“主义”这两个词都是日本人生造的，用资本主义来译西文的“capitalism”，也是日本人所为。倘若“capitalism”被译成另一个汉语词，这场争议是否还会发生？即使发生了，是否在表现方式上也会有所不同？

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界有所谓“丑学”一说。“丑学”是相对“美学”而言的。“美学”是日本人中江兆民对西文“aesthetics”的翻译。但“aestnetics”的原意是“感性学”，倘若一开始就没有“美学”这种译法，而译成别种模样，例如译成“感性学”，那所谓“丑学”是否还能成立？

我们今天将短至数百字长至数百万字的虚构性作品都称为小说，只是有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之分。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这种命名，只是指出了篇幅的差别，此外什么也没有说明。于是，有所谓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在审美的意义上是否有本质性差异的研究和争论，有人说二者意味着不同的审美方式，有人则说二者的差别仅仅在字数上。其实，我们今天使用的“小说”这一概念，是日本近代作家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对英文“novel”的翻译，而英文“novel”本意就指较长篇幅的作品，至于短小的作品，则用“short story”来表示。两种不同的命名，就已经强调了二者并非一类。应该说，用“小说”来译“novel”，未能全面地传达出原意。如果我们不是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称作“小说”，而是分别有不同的称谓，那我们对二者的认识是否会一开始就有所不同？而关于长篇与短篇的争议，是否还会发生？

五、旧的不去与新的在来

例子还可举出许多。最后我想说：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

不知这说法，是否能成立？

六、日语外来语分为以下几类:

[一]修饰词+被修饰词

(1) 形容词+名词

例:人权、金库、特权、哲学、表象、美学、背景、化石、战线、环境、艺术、医学、入场券、下水道、公证人、分类表、低能儿

(2) 副词+动词

例:互惠、独占、交流、高压、特许、否定、肯定、表决、欢送、仲裁、妄想、见习、假释、假死、假设

[二]同义词复例:

解放、供给、说明、方法、共同、主义、阶级、公开、共和、希望、法律、活动、命令、知识、综合、说教、教授、解剖、斗争

[三]动词+宾语

例:断交、脱党、动员、失踪、投票、休战、作战、投资、投机、抗议、规范、动议、处刑

[四]由上述单词组成的复合词

例: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治外法权、土木工程、工艺美术、自然科学、自然淘汰、攻守同盟、防空演习、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动脉硬化、神经衰弱、财团法人、国际公法、最后通牒、经济恐慌

其他还有:

[动词]

服从、复习、支持、分配、克服、支配、配给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

哲学、心理学、论理学、民族学、经济学、财政学、物理学、卫生学、解剖学、病理学、下水工学、土木工学、河川工学、电气通信学、建筑学、机械学、簿记、冶金、园艺、和声学、工艺美术

[结尾词]

(1) 化:一元化、多元化、一般化、自动化、现代化等 (2) 式:流动式、简易式、方程式、日本式、新式等
(3) 炎:肺炎、胃炎、关节炎、气管炎、皮肤炎等 (4) 力:生产力、原动力、想象力、劳动力、记忆力等(5) 性:可能性、必然性、偶然性、周期性、习惯性等 (6) 的:大众的、民族的、科学的、绝对的、公开的等(7) 界:文学界、艺术界、思想界、学术界、新闻界等 (8) 型:新型、大型、流线型、标准型、经验型等 (9) 感:美感、好感、优越感、敏感、读后感等 (10) 点:重点、要点、焦点、观点、出发点、盲点等 (11) 观:主观、客观、悲观、乐观、人生观、世界观、宏观、微观等 (12) 线:直线、曲线、抛物线、生命线、战线、警戒线等 (13) 率:效率、生产率、增长率、利率、频率等 (14) 法:辨证法、归纳法、演绎法、分析法、方法、宪法、民法、刑法等 (15) 度:进度、深度、广度、强度、力度等 (16) 品:作品、食品、艺术品、成品、展品、废品、纪念品等 (17) 者:作者、读者、译者、劳动者、缔造者、先进工作者等 (18) 作用:同化作用、异化作用、光合作用、心理作用、副作用等 (19) 问题:人口问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教育问题、国际问题等 (20) 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新时代、旧时代等 (21)社会: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国际社会等 (22) 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浪慢主义、现实主义、帝国主义、排外主义等 (23) 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无产阶级等

作者：新物理学 回复日期：2004-9-20 20:22:16
真的吗

大开眼界

@_@

作者：鸿村 回复日期：2004-9-20 21:28:19
那时
人家确实是文化上的先进呀
鲁迅说过要拿来主义
果然如此

作者：猪蹄儿 回复日期：2004-9-21 2:20:25
这不是王彬彬的文章节选吗？

ZT 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

作者：王彬彬

一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许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从大的方面说， 有两个时期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国唐代，一是在近代。在唐代，是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而在近代，则是中国拼命地向日本学习。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说，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进入中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由日本输入的汉语词，被称作日语“外来语”，这里也借用这种称谓。在“外来语”上加上引号，是为了与直接来自西方的外来语（如沙发、咖啡、逻辑等）相区别。因为这二者毕竟有些不同。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 —想到这一层，我的头皮就有些发麻。

实际上，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 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这个问题近几年也不时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颐先生在介绍 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黄金十年”》一文中，便写道：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按：指严复的翻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 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雷颐先生是以肯定的口气谈到日语对汉语的侵入的。而李兆忠先生的《汉字的圈套》一文，则在与雷颐先生做了相同的介绍后，不无遗憾地写道：这真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同样一个西方科学术语，到了中国和日本，就被译成两种味道相去甚远的词，最后却是以中译失败，日译胜利而告终，这是为什么？或者换一种不太合理的问法：严复、梁启超们为什么没有想到采用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那种比较自由和通俗的意译法？同样，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为什么没有像二十年之后的大陆学者那样，采用那种引经据典式的译法？这里把梁启超与严复相提并论有些不妥，但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思索的。汪丁丁先生的《“经济”原考》一文，是对“经济”二字的汉语原意进行追溯，实际上也同样涉及到日语“外来语”问题，因为“经济”也是众多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而考古学家陈星灿先生的《考古学就在我们身边》一文，倡议中国的考古学“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因为“所谓的国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它们用来说明中国古代的情形或许并不很合适。陈先生所说的这些概念，虽然源自西方，但毕竟是日本人把它们译成现在这样的汉语词的。对这些概念的反思，也必然引发对翻译过程的追问。

以上是我近年偶然见到的涉及到日语“外来语”的文章中的几篇。这些文章，也引发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

20年前，当我开始学习日语时，我发现日语中有那样多的汉语词，这令我有过短暂的惊奇；而后来，当我知道汉语中有那样多的日语词时，我却不得不有持久的惊讶。

先是汉字和汉语词汇进入日本，并造就了日本的书面语；当日本在近代与西方相遇后，便大量使用汉字和汉语词去译相应的西方名词、术语；出自日本学人之手的这些译语，在清末又潮水般涌入中国。——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有趣。我所能接触的资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强说出一个大概。

二

语言中的词汇，有名词、 动词、形容词等数种区分。现代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语”，基本属名词类。但名词本身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可见可感可触的很具体的事物、场景的命名，如桌、椅、草、木、山、川、日、月等等；一类则表示一种抽象的意义，也就是所谓术语、概念，如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科学、文化等等。前者可称之为具象名词，后者可称之为抽象名词。

在日语“外来语”中，具象和抽象两类名词都有。具象名词今天仍在使用的，可举“电话”和“俱乐部”两词为例。“电话”是日本人生造的汉语词，用来意译英文的telephone。当初中国人对这个英文词采取了音译，译作“德律风”。在一段时期内，“电话”和“德律风”两种叫法通用。但后来，“德律风”这种叫法终于湮灭。关于这个译名，我发现过一点有趣的资料。本世纪初年，一群在日本的绍兴籍留学生曾联名给家乡写回一封长信，其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化情形，鲁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说到“电话” 时，特意注释道：“以电气传达言语，中国人译为‘德律风’，不如电话之切。”于此亦可见日语输入中国的途径之一种。而“俱乐部”则是日本人对英文Club的音译。这几个汉字，音、形、意三方面都是绝佳的选择，所以在中国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译具象名词进入中国后，又被淘汰，例如“虎列拉”，在中国曾被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如今却被“霍乱”取代。

具象名词本身也许并不值得多谈，我感兴趣的是抽象名词。但具象名词与抽 象名词之间，有时并无明确的界限。有些名词，在古汉语中本不具有抽象的意义，传入日本后，则被抽象化。

在与汉字遭遇之前，大和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却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在原有的日语中，具象名词很丰富，对种种具体事物都有很精确的命名，但抽象名词却极不发达。这也并不奇怪。当一个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时，是不可能有发达的抽象思维的，因而也就不会有大量的概念产生。只是在与汉语接触后，汉语中众多的抽象名词才进入日本原有的语言中。汉语中的种种具象名词，例如山、川、草、木、日、月、云、雾，等等，虽也传入日本，但日本人可按照自己原有的发音来读这些汉字，但像汉语中的自然、道德、政治、经济、风流、文学这类抽象名词，因日语中原本就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匹配，便只能模仿汉语的发音来读这些词。在大和民族与汉语相遇时，汉语中的抽象名词，在音、形、意三方面对他们都是陌生的。

而在近代，当日本与西方语言遭遇后，大量采用汉语抽象名词去译西方概念，例如，用“经济”译“economy”，用“自然”译“nature”，用“文学”释“literaure”。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被日本人用来译西方的词汇，原本是从中国输入的，但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些汉语词在传入日本后，其中不少意义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抽象名词从一个民族传入另一个民族，不可能始终保持原汁原味，即便在文化发展阶段相等的两个民族间，也可能发生误读和误解，何况当时的日本在文化发展阶段上与中国如此悬殊。那一大批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抽象名词被日本移植过去后，要真正在日本文化中扎根生长，就必然要与汉语原意发生某种程序的分离。日本现代学术界对这些汉语词在古汉语中的原意以及传入日本后的意义变化，也多有考索。例如“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指“经世济俗”、“治国平天下”，但传入日本后，则意义变得狭窄起来，被专用来指财务经营、财政措施。再如“自然”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指不依赖人力，或人对之无能为力的现象，但在传入日本后，却具有了“偶然”、“万一”、“意外”这几种意思。

还有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只被用于一种很具象的场合，并不具有明显的抽象意义，但在传入日本后，词义则渐渐向抽象的方向发展。例如，现代汉语中的“社会”这个词，已是一个抽象名词， 是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这是日本学人对西方“society”的翻译。但“社会”在古汉语中，基本上是一个具象名词，特指每年春秋两季乡村学塾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会。《辞海》上举《东京梦华录·秋社》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词：“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以致雇倩祗应、白席、歌唱之人。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但这个词传入日本后，渐渐别有所指。据日本学者铃木修次考证，在江户末期，日本已将以教会为中心的教团、教派称作“社会”，这就已经使这个词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意义。

三

对日本近代学人用汉语词译西文概念的过程，我一直很感兴趣。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种种权衡、取舍，有迟迟找不到一个合适译语的苦恼，也有绞尽脑汁后终于“吟安”一个译话的欣喜，当然，也可能有不得不姑且用一个并不很合适的译语时的遗憾。由于资料的限制，对这个过程，我尚不能知道得很多。但可以断定的是，日本近代学人在译西文概念时，大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仍是向中国学习。从时序上说，中国接触西方文化远比日本早。早在7世纪的时候，就有基督教僧侣来中国传教。此后，13世纪的马可·波罗，16世纪的利玛窦，是广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玛窦的时候，西方汉译的工作已开始。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这是人所共知的。1870年，新教传教士莫里逊来到中国。他把《新约》译成汉语，全版《新约》于1814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还编了一本汉英词典，词典第一卷于1817年印行，整部词典四开本，共六卷，4595页，于1823年出齐。传教士与中国合作者所从事的西方汉译的工作，尤其是汉英词典的编纂，为近代日本学人翻译西文概念提供了借鉴。他们也许并没有过多地袭用传教士和中国合作者的译法，但他们无疑会从这类西文东译的先行者那里得到不少启发。日本现代学者在论及本国近代的翻译工作时，往往不忘提及利玛窦、徐光启。莫里逊这些先行者所提供的参考。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词、术语，正是当初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合作者共同创造的译法。对这类译语进行全面的列举是一件难事，但据日本学者考证，至少“数学”、“理论”、“银行”、“保险”、“批评”、“电气”这数例，属日本近代学人对中国已有译法的袭用。在人们谈到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时，这些往往也被包括在内，这是不正确的。

第二种方式，是对汉语词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作西文概念的译语。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译语很多。例如革命、艺术、文化、文明、文学、封建、阶级、国家、演说、民主、自由、经济、社会，等等，都属这一类。上文说到，有些汉语词输入日本后，意义已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例如“经济”、“社会”等。日本学人在选定这种汉语词来译“economy”、“society”等相应的西文概念时，该不会有过多的犹豫。而更多的时候，日本学人必须对汉语词的原意进行有意识的加工，才能为某个西文概念选定一个大体合适的译语。将汉语词的语意抽象化，是日本学人改造汉语词意的一种途径。例如“阶级”一词，汉语原意指台阶和官位俸给的等级，不具多少抽象的意义，当日本学人把“阶级”作为西文“class”的译语后，便将这个词大大抽象化 另一种途径则是将汉语词的原意缩小，即取其原意中的一部分，来译西文概念。例如“文学”这个词，汉语原意十分宽泛，一切文字形态的书籍文献，都属“文学”之列，在汉唐，“文学”还是一种官职。而当日本学人用“文学”来译西文的“literature”时，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含义。还有一种途径，便是对汉语词仅仅假其字而完全不取其义，甚至赋予一种与汉语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例如“民主”这个词，汉语原意指“庶民之主宰”，而当日本学人用以译西文的“democracy”时，便令其表达了一种与汉语原意截然对立的意义。

第三种方式，是新造汉语词。面对西文概念，在现有汉语词汇中实在找不到相应的词可作译语时，日本学人便利用汉字组成新的词。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西文译语也颇不少。在具象名词中，上文所说的“电话”便属这种类型。在抽象名词中，个人、民族、宗教、科学、技术、哲学、美学等等，都属日本学人生造的汉语词。例如“哲学”一词，为在西文东译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西周所造，用以译西文的“philosophy”；“美学”则为有“东洋卢梭”之誉的中江兆民所造，用以译西文的“aesthetics”。

以上几种方式，日本现代学者都曾提到。但我还发现另一种情形，即被日本近代学人从汉籍中选取用作西文译语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并不构成一个词。例如“主义” 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并不存在。日本现代学者在考证“主义”语源时，却说“主义”一词原为汉籍中所有，并举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一语为证，意谓日本近代学人仍是从汉籍中找到“主义”这个现存的同去译英文的

㈩ 为什么在世界各地,不同的语言,然而叫"爸爸,妈妈"的读音都类似的

因为类似ma ba 的音是小孩最容易发出的音节 全世界小孩的语言系统都是这么发育来的 所以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