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为什么出土石碑

❶ 世界4大名碑都是什么碑

1，罗塞塔石碑（也译作罗塞达碑），是一块制作于公元前196年的大理石石碑，原本是一块刻有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Ptolemy V）诏书的石碑。但是，由于这块石碑同时刻有同一段文字的三种不同语言版本，使得近代的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对照各语言版本的内容后，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义与结构，而成为今日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里程碑。罗塞塔石碑最早是在1799年时由法军上尉皮耶-佛罕索瓦•札维耶•布夏贺（Pierre-François Xavier Bouchard）在一个埃及港湾城市罗塞塔（Rosetta，今日称为el-Rashid）发现，但在英法两国的战争之中辗转到英国手中，自1802年起保存于大英博物馆中并公开展示。

罗塞塔石碑由上至下共刻有同一段诏书的三种语言版本，分别是埃及象形文（Hieroglyphic，又称为圣书体，代表献给神明的文字），埃及草书（Demotic，又称为埃及通俗体，是当时埃及平民使用的文字），与古希腊文（代表统治者的语言，这是因为当时的埃及已臣服于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国之下，来自希腊的统治者要求统治领地内所有的此类文书都需要添加希腊文的译版）。在西元4世纪结束后不久，尼罗河文 明式微、不再使用的埃及象形文之读法与写法彻底失传，虽然之后有许多考古与历史学家极尽所能，却一直解读不了这些神秘文字的结构与用法。直到1400年之 后罗塞塔石碑出土，它独特的三语对照写法，意外成为解码的关键，因为三种语言中的古希腊文是近代人类可以阅读的，利用这关键来比对分析碑上其他两种语言的 内容，就可以了解这些失传语言的文字与文法结构。
在许多尝试解读罗塞塔石碑的学者中，19世纪初期的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Thomas Young）是第一个证明碑文中曾多次提及“托勒密”这人名的发音者。至于法国学者尚-佛罕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则是第一个理解到，一直被认为是用形表义的埃及象形文，原来也是具有表音作用的，这重大发现之后成为解读所有埃及象形文的关键线索。也正是因为这缘故，罗塞塔石碑会被称为了解古埃及语言与文化的关键基础。

2 《汉谟拉比法典》是古巴比伦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前1792年 - 前1750年在位）颁布的一部法律，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典，产生于3800年前。法典全文用楔形文字铭刻，除序言和结语外，共有条文282条。包括诉讼手续、损害赔偿、租佃关系、债权债务、财产继承、对奴隶的处罚等。
1901年在伊朗发现，为一个黑色的玄武岩圆柱，现存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圆柱上端有汉谟拉比从太阳神沙马什手中接过权杖的浮雕。

3。米沙石碑，又名摩押石，是一块黑色玄武岩石碑，记载了公元前9世纪时摩押王米沙的事迹，在1868年被发现出来，现存放在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米沙石碑在考古学上的意义有两个：其一是证明了摩押人在当时已有文字，其二是证明了在《圣经》有关以色列人及摩押人争战的事件[1]是史实。
米沙石碑高1.24米，阔和深都是0.71米，是一块圆顶的正方柱体石碑。石碑的正面有34行铭文，以原始希伯来字母书写。碑文的铭刻估计在公元前850年书写，以纪念米沙王战胜以色列王暗利。石碑在1868年在约旦的底本(Dhibon)被发现，为当地的阿拉伯人所有，当时还是完好的。在当时，一位被派往耶路撒冷的德国籍宣教士克连牧师(Rev. F. A. Klein)发现了这块石碑，本来想把它买下来。不过由于资金不足，使他需要返回欧洲筹措资金。但在他离开之后，原来的拥有人为了向克连苛索更多钱，把石碑加热之后浇上冷水，使石碑碎成多块。幸好克连在返回欧洲之前，已为石碑作了一个拓本，使日后能够按着碑文而把石碑重组[2]。现时石碑存放在卢浮宫内。不过，仍有石碑的碎块不能寻回。

❷ 亚瑟·珀普与伊朗考古学的传奇年代

常洋铭（鲁汶大学东方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设拉子有萨迪墓和哈菲兹墓，而伊斯法罕则有珀普墓。”

1981年冬天，时任哈佛大学伊朗学讲席教授的费耐生（Richard N. Frye）在寄给雷克斯福德·斯泰德（Rexford Stead）的信中这样写道。话虽如此，但费耐生并非是想拿珀普与创作了《果园》《蔷薇园》和《诗颂集》的波斯诗圣们相比，这种比较大概纯粹是从三座墓葬的建筑本身出发的——萨迪墓和珀普墓都是由德黑兰大学建筑学教授、伊朗着名建筑师穆赫辛·福鲁吉（Mohsin Foroughi）设计的，而哈菲兹墓的设计师则是福鲁吉的同事、法国考古学家和建筑师安德烈·戈达尔（André Godard），他们两位都是二战后伊朗建筑设计界的代表人物。自然，不管在波斯文学领域还是就伊朗文明整体而言，珀普都没有资格与萨迪和哈菲兹相提并论。但是，能在伊斯法罕城内的上佳位置拥有一座花园中的陵墓，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绝非一件平常的事。对于珀普来说，这或许也是他钟情于波斯文物、艺术与建筑的一生最好的归宿。

在费耐生寄出这封信的100年前，1881年春天，亚瑟·珀普（Arthur Upham Pope）出生在美国罗德岛州西南部的小镇费尼克斯（Phenix）。18岁时，珀普自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学院（Worcester Academy）毕业，考入布朗大学，并且在七年后获得了硕士学位。在布朗读书期间，他与后来成为了知名作家的波撒·戴蒙（Bertha Damon）相识并结为连理。此后的五年，珀普辗转于纽约、波士顿等地，在康奈尔、哈佛等校继续求学。1911年，珀普获得了伯克利加州大学哲学系的工作机会，夫妇二人一同移居到加州的奥克兰。在伯克利执教的六年时间中，珀普遇到了他后来的伴侣和工作伙伴、当时的他的学生菲利斯·阿克曼（Phyllis Ackerman）。这段不伦的师生关系所引发的争议，最终致使珀普从伯克利辞职，并且最终彻底远离了哲学界。1920年，在和波撒·戴蒙离婚后，珀普与阿克曼注册结婚，二人继续住在加州。自此开始，珀普和阿克曼一起，全身心地投身于他长久以来的兴趣，即对东方（尤其是波斯和阿拉伯）文物、艺术品的收藏、鉴赏和研究。

1929年，亚瑟·珀普在伊斯法罕考察清真寺建筑，现藏于哈佛大学艺术图书馆

1947年，亚瑟·珀普和菲利斯·阿克曼在位于纽约亚洲研究院中他们的研究室里，现藏于哈佛大学艺术图书馆

珀普选择在这时进入东方艺术史领域和文物行业，除了个人兴趣的驱使外，可能有更加现实的动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艺术收藏市场的中心从百废待兴的欧洲逐渐向北美转移。而就中东地区而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逐步崩溃和波斯恺加王朝的衰落所引发的 社会 政治秩序的更迭，进一步地促使中东的古董和艺术品典藏流入西方、大量地进入欧美藏家的视野。另外，近代以来，西方学者、探险家和各类公私机构广泛地参与到整个旧大陆范围内的寻宝和考古工作中。在进入20世纪后，对古代亚非 历史 时期各阶段的语文、 历史 、考古学和艺术史的研究与教学，已经以东方学的名义，在欧洲和北美的学术世界中开拓出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并且通常能够得到所在国当局和 社会 各界有力人士的支持。当然，西方世界对自己古典文明起源的追问，并非是当时的人们 探索 古代东方文明的唯一动力。对于当时正在形成的现代中东来说，那些逐渐走出了奥斯曼帝国残梦的当地居民，拥有不同的信仰，说着不同的语言，也开始通过对上古文明的解释，重塑各自的民族 历史 与认同。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对中东古代遗址的发掘、研究与文物收藏产生了影响。

面临着这么一个快速膨胀的新兴市场，真正有能力评鉴中东古董和艺术品的专家却依然少之又少，尤其是在美国。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距离珀普从伯克利辞任、潜心研究东方艺术没几年，他已经成为闻名全美的中东文物专家了。全美各地的艺廊、博物馆和收藏家都向他征求波斯、阿拉伯文物方面的意见。除了顾问服务之外，珀普也开始帮助北美的博物馆和个人收藏家介绍销售中东古董和艺术品的商人，或直接在其中担任中介。他先后为旧金山、芝加哥和堪萨斯城等地的博物馆建立了相当规模的中东文物收藏。在此过程中，珀普对于波斯艺术的偏爱表露无疑。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档案里，收购记录中400条卖家名称标注为珀普的藏品，其中的一半以上都来自伊朗。1925年，珀普开始担任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顾问馆员，并且在博物馆理事会的委托下前往伊朗，深入调查当地的古迹和文物。

考古学在伊朗开始得并不算晚。在恺加王朝统治下的19世纪中叶，西方考古学家就已经开始在伊朗境内开展了田野发掘工作。在伊朗西南部的胡齐斯坦（Khuzestan）地区、靠近两河流域南部的苏萨（Susa）是其境内首个被大规模发掘的遗址，而这座遗址的发掘史也是伊朗考古学从萌芽到初步发展阶段的一个缩影。1851年，英国学者威廉·洛夫特斯（William Loftus）结束了自己在两河流域南部着名的乌尔（Ur）和乌鲁克（Uruk）等地的工作后，开始对苏萨遗址展开调查。但在两年之后，洛夫特斯又离开了苏萨、重新回到了两河流域。此后，在法籍御医托罗臧（Joseph Désiré Tholozan）的游说下，国王纳赛尔丁沙赫（Naser al-Din Shah）将苏萨遗址的发掘许可授予法国探险家马塞尔－奥古斯特·德约拉夫瓦（Marcel-Auguste Dieulafoy），后者于1884至1886年间发掘了苏萨遗址。1897年，法国学者让－雅克·德·摩尔冈（Jean-Jacques de Morgan）重启了德约拉夫瓦在苏萨遗址的发掘。这次发掘一直延续到一战前夕，期间收获颇丰。着名的汉穆拉比法典石碑、纳拉姆辛胜利石碑都是在这次发掘过程中发现的。大量不同时期的埃兰楔形文字泥版的出土，也为文字起源和埃兰 历史 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另外，苏萨还出土了大量阿契美尼德波斯时期的建筑构件与艺术品。这次考古发掘所出土的文物，如今大部分收藏于卢浮宫。发掘的过程和结果，后陆续发表于《法国驻波斯代表团行纪》（ 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en Perse ）和《法国驻伊朗考古代表团通讯》（ Cahiers de la 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en Iran ）等丛刊中。一战的爆发使得法国在伊朗的考古活动全部停止，伊朗成为了英、俄、奥斯曼三国的战场。1921年，哥萨克兵团发动的军事政变成为了压垮波斯恺加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法国在伊朗考古领域的王家特许权也因此宣告终结。1925年12月，已实际掌权多年的礼萨汗（Reza Khan）正式登基，成为国王，伊朗进入了巴列维王朝。而在这一年的春天，珀普就已经来到了德黑兰，见到了登基之前、时任王国首相的礼萨汗。

在德黑兰举办的一场名为“波斯艺术的过去与未来”（ Past and Future of Persian Art ）的演讲中，珀普对在场的礼萨汗与他的朋友和下属们这样说道：“波斯以其多样、独特且辉煌的装饰艺术而闻名寰宇。无论古今，两千多年来，在整个文明世界，人们都曾以文字和钱币的形式向波斯人的美学天才致敬。”在演讲中，珀普对波斯 历史 悠久的艺术和建筑遗产赞不绝口，敦促在场的伊朗权贵们重视他们所统治的这片土地上的传统之美。珀普的热 情感 染了礼萨汗，后者开始对波斯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复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授权珀普进入伊朗各地的重要的古迹和清真寺，利用拍摄和绘图等技术手段，记录伊朗古代建筑并对它们开展研究。自此开始，巴列维王朝的礼萨汗和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这对君王父子，成为了珀普一生中最重要的支持者。

这次伊朗之行对珀普的一生也有着深远的影响。除了在考察沿途采购了大量古董和艺术品之外，回到美国后，珀普开始将自己的兴趣完全地聚焦在伊朗古代建筑与艺术史上。1926年的费城世界博览会上，珀普被委任为伊朗的特别代表。他和建筑师卡尔·齐格勒（Carl Augustus Ziegler）合作，以伊斯法罕的沙赫清真寺（现名伊玛目清真寺）为原型，设计并建造了波斯馆，最终在这届世博会上获得了金奖。同年冬天，珀普在费城艺术博物馆主办了一场波斯艺术展。用他的话说，这场展览是“全世界第一次完全以波斯艺术为主角、深入地展现它的各个方面的严肃展览”。与此同时，珀普主持召开了第一届国际东方艺术大会，即后来他多次主持召开的国际伊朗艺术与考古学大会的雏形。1930年，珀普在纽约创办了美国波斯艺术与考古研究所（AIPAA），其宗旨是“从多方面去鼓励和促进对波斯艺术的欣赏和重视”。在珀普和波斯艺术与考古研究所的努力下，美国学者在巴列维王朝时期的考古工作领域抢得了先机。哈佛大学的弗雷德里克·武尔辛（Frederick Wulsin）、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的艾里希·施密特（Erich F. Schmidt）和恩斯特·赫茨菲尔德（Ernst Herzfeld）等人，率先开始在伊朗各地进行考察和发掘。后两者后来发掘了伊朗最为世人瞩目的遗址，即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雄伟壮丽的王都——帕萨尔加德（Pasargadae）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

1932年，亚瑟·珀普和艾里希·施密特在希萨尔丘遗址，爱德华·瓦尔堡（Edward M. M. Warburg）摄

除了在伊朗对古代建筑和遗址进行实地考察之外，在纽约的时间里，珀普和他的同事们还从事了大量的文献工作。他们在浩如烟海的手稿和 历史 出版物中，寻找和波斯艺术有关的信息，并且对这些信息进行分类，在梳理伊朗建筑与艺术学术史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已有的认识进行系统化的重组和整合。为了追溯各个设计风格和加工技艺的发展历程，珀普和阿克曼等人搜集并绘制了大量图版，根据能够确定年代的作品，进行分类和分析，这也与他们在田野考察过程中的工作形成了互补。十年时间里进行的多次实地考察以及对欧陆各国博物馆、学者和收藏家的访问和调查，极大地扩充了珀普所掌握的伊朗古代建筑与艺术的图档资源。对这十年考察结果的整理和研究，最终凝结成了1938至1939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波斯艺术集成：从史前时代到当下》（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Present ）。这部巨作初版共6卷，其中包括2800余页印刷精美的文本，内含69个部分共115个章节，以及近1500页的图录，内含3500余张照片、193张彩色图版和1966张正文插图。全书共有来自16个国家的72名作者。在珀普的召集下，当时欧美研究古代东方文明的一流学者，大部分都参与到了《波斯艺术集成》的工作当中。作为编者，珀普和阿克曼二人除了亲自参与了许多章节的撰写以外，他们还将不同背景和观点的学者们团结在一起，统筹大量的文稿，还将不同的学术观点联系起来，在其中加入了数以千计的内部交叉引用。这些繁复的工作无一不展现了他们二人惊人的效率和创造力，而他们选择这套丛书献给他们的支持者、伊朗的“百王之王”礼萨·沙赫·巴列维（礼萨汗登基后的新名字）。面世伊始，《波斯艺术集成》就成为了了解伊朗古代艺术的必读书。在20世纪60年代，在珀普的努力和礼萨汗的继承者、新的“百王之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支持下，这套丛书由伊朗和日本的出版商重新整理、编辑和印刷，完善了30年代初版的种种不足。虽然书中的大部分学术观点已经过时，但这部凝聚了一代学者心血的《波斯艺术集成》，依然是学习伊朗古代建筑与艺术的经典书目，也一直是查阅伊朗古代建筑相关摄影记录的最佳选择。

初版《波斯艺术集成：从史前时代到当下》（共六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38至1939年版

伊朗设拉子的盖瓦姆酸橙花园，巴列维大学亚洲研究院的所在地和珀普与阿克曼晚年的居住地，基米亚·马勒基（Kimia Maleki）摄，2019年

在设拉子住所中的晚年亚瑟·珀普，阿萨德奥拉·贝赫鲁赞（Assadollah Behroozan）摄

2021年是珀普的140周岁冥寿，距离他的离世也已过去了52年。重新翻开《波斯艺术集成》，再去仔细地欣赏那些精美的摄影作品和手工绘制的说明图式，我们很难不对珀普和阿克曼做出更加宽容的评价。他们在伊朗古代建筑和艺术研究以及文物收藏领域里所充当的学者、策展人、收藏家、文物经销商顾问等多重角色，实际上是帮助我们理解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学科和这一类型艺术收藏建立过程的关键。珀普在学术上的合作者、中东古代艺术史大家奥列格·格拉巴（Oleg Grabar）形容珀普是一个“活跃在学术、交易和收藏之间纷繁边界上的出色经营者”。回望珀普的职业生涯，从1925到1969年，可谓是伊朗考古学的传奇年代。在那个年代，许多考古发现改变了我们对古代伊朗乃至古代世界的认识，也有许多考古发现的过程之曲折离奇，让人难以置信。同样地，当时许多重要发现的背后，都隐藏着投机者的私心和殖民主义的野心。这个传奇的时代，也是现代考古学和艺术史学科意识、标准、经典及方法的形成时期。即便珀普需要背负近代以来“自西向东”的原罪，但若不将他的经历置于他所在的 历史 和 社会 文化背景当中，就武断地评估他的生活和成就，难免会有失公允。珀普在亚洲研究院的后继者费耐生对他的评价，或许更值得我们参考：“他（珀普）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是，即使是他的批评者，也会承认他所拥有的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说服力。”那套一人无法轻松抱起、也无法轻易读完的《波斯艺术集成》，就是珀普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说服力——更重要的，他对波斯艺术及伊朗考古学的由衷热爱——的最好证明。

在《果园》的开头，萨迪这样写道：

“哪怕一千联诗中有一联可取，也请笑纳，万勿过于挑剔。”

位于伊斯法罕的珀普与阿克曼之墓，基米亚·马勒基（Kimia Maleki）摄，2019年

校对：丁晓

❸ 伊朗这个国家在战火中都损失了哪些世界遗产

没有一座现代化建筑能够比拟这些古遗址古建筑，它们的历史意义和文化研究都深深地影响着人类的进步。一处处世界文化遗产都有着独特的意义，在旅途中感受曾经的辉煌，一砖一瓦如同历史的字符一般，它们带给我们的不仅是路途中的视觉效果，更多的是藏在背后的文化财富。这样的景点，怎么忍心被战火毁灭呢？

❹ 汉谟拉比法典真是用来判案的吗

是的。古巴比伦王国国王汉谟拉比当政时制定的成文法典，旨在维护财产私有制，全面调整自由民之间的关系，巩固现存秩序。法典制定的确切时间不清，大概在公元前1791年或前1790年始拟，完成于巴比伦尼亚统一之后。法典包括序言、正文、结尾三部分。序言充满神化、美化汉谟拉比的言辞。正文包括282条法律，涉及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法、民法、刑法、婚姻法等内容，意在调解自由民之间的财产占有、继承、转让、租赁、借贷、雇佣等多种经济关系和社会、婚姻关系。法典表明古巴比伦社会存在奴隶主、奴隶、小生产者三个基本阶级，此外还有与阶级关系不尽一致的等级关系。自由民之间分为有权者阿维鲁和半有权者穆什根努两个等级。前者原意是“人”，享有一些特权；后者原意可能是“礼拜”，法律地位低下。法典对债务奴隶制和高利贷有所抑制，限制对小生产者过分的掠夺，以免动摇兵源和税源。法典对奴隶制予以严格保护，体现了法典的性质。结尾部分除继续对汉谟拉比歌功颂德外，还强调法典原则的不可改变性。法典的制定标志古西亚法律制度的进步，国家的成熟。

❺ 汉漠拉比法典出土于哪国

汉莫拉比法典

1901年12月，由法国人和伊朗人组成的一支考古队，在伊朗西南部一个名叫苏撒的古城旧址上，进行发掘工作。一天，他们发现了一块黑色玄武石，几天以后又发现了两块，将三块拼合起来，恰好是一个椭圆柱形的石碑。
这块石碑高2．25米，底部圆周1．9米，顶部圆周1．65米。在石碑上半段那幅精致的浮雕中，古巴比伦人崇拜的太阳神沙马什，端坐在宝坐上，古巴比伦王国国王汉穆拉比，恭谨地站在它的面前，沙马什正在将一把象征帝王权力标志的权标，授予汉穆拉比。石碑的下半段，刻着汉穆拉比制定的一部法典，是用楔形文字书写的。其中有少数文字已被磨光。这个石碑就是着名的“汉穆拉比法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典。它把我们带到了近4000年前的古巴比伦社会。
古巴比伦王国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伊拉克。公元前1792年，汉穆拉比成为古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国王。他勤于朝政，关心农业、商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他也关心税收，处理各种案件。他在位40年，使巴比伦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
汉穆拉比每天要处理的申诉案件太多，简直应付不了。他就让臣下把过去的一些法律条文收集起来，再加上社会上已形成的习惯，编成了一部法典。汉穆拉比命令把法典刻在石柱上，竖立在巴比伦马都克大神殿里。
这部法典一共有282条，刻在圆柱上共52栏4000行，约8000字。圆柱挖掘出来的时候，正面7栏（35条）已经损坏，其余的基本完整。上面的字迹优美，是一种只有王室才使用的楔形字体。
汉穆拉比法典分为序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正文共有282条，其中包括诉讼手续、盗窃处理、租佃、雇佣、商业高利贷和债务、婚姻、遗产继承、奴隶地位等条文。汉穆拉比法典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
在巴比伦社会中，除了奴隶主和奴隶，还有自由民。这部法典的很多条文是用来处理自由民的内部关系的。处理的原则就是“以牙抵牙，以眼还眼”。比如，两个自由民打架，一个人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对方就要同样被打瞎一只眼睛作为赔偿；被人打断了腿，也要把对方的腿打断；被人打掉牙齿，就要敲掉对方的牙齿。甚至有这样的规定：如果房屋倒塌，压死了房主的儿子。那末，建造这所房屋的人得拿自己的儿子抵命。
汉穆拉比法典对奴隶主、自由民、奴隶有着不同的规定：如果奴隶主把一个自由民的眼睛弄瞎，只要拿出一定数量的银子就可了事。如果被弄瞎眼睛的是奴隶，就不用任何赔偿。奴隶如果不承认他的主人，只要主人拿出他是自己奴隶的证明，这个奴隶就要被割去双耳。法典甚至规定奴隶打了自由民的嘴巴也要处以割耳的刑法。属于自由民的医生给奴隶主治病，也是胆战心惊的。因为，如果奴隶主在开刀的时候死了，医生就要被剁掉双手。
为了巩固奴隶主的统治，法典还规定了一些更严厉的条款：逃避兵役的人一律处死；破坏桥梁水利的人将受到严厉处罚直到处死；帮助奴隶逃跑或藏匿逃亡奴隶，都要处死；如果违法的人在酒店进行密谋，店主如果不把这些人捉起来，卖酒人也要被处死。
巴比伦社会里自由民还包括租种土地的小农。他们也受着奴隶主的沉重剥削，他们每年要把收获量的三分之一，甚至是二分之一缴给出租土地的奴隶主。法典中还规定：债务奴隶劳动3年可以恢复自由。但这仅仅是给自由民的一点小恩小惠。奴隶主逼迫一些还不起债的自由民成为债务奴隶，反过来又用这种规定来笼络他们。
有个名叫乌巴尔．沙马什的小农，租种奴隶主义鲁姆．巴尼一小块土地，全家人累死累活地干了一年，好不容易盼到了秋收。但是，粮食刚收上来，义鲁姆·巴尼就瞪着血红的眼睛上门逼租了。富商伊兴杜姆也上门索取乌巴尔·沙马什这年春天向他借的500斤粮食。乌巴尔·沙马什交了租，还了债再交完了各种苛捐杂税，一年的劳动成果全部付诸东流。乌巴尔·沙马什只得把子女卖为奴隶，他本人也沦为债务奴隶。
正是依靠这部法典，汉穆拉比时代的巴比伦社会，成为古代东方奴隶制国家中，统治最严密的国家。
那么这部石柱法典是怎样从巴比伦“跑到”苏撒的呢？原来苏撒也是一座5000年前的古代都城。公元前3000多年前，在今天伊朗迪兹富尔西南的苏撒盆地有一个强大的奴隶制王国，叫埃兰（又译“依兰”）。古城苏撒就是埃兰王国的首都。公元前1163年，埃兰人攻占了巴比伦之后，便把刻着汉穆拉比法典的石柱作为战利品带回到了苏撒。埃兰王国后来被波斯灭亡。公元前6世纪时，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上台后，又把波斯帝国的首都定在苏撒。这个石柱法典便又落到了波斯人手中。
那么发掘出来的圆柱正面7栏已被损坏，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埃兰国王打算在圆柱正面刻上自己的功绩。可是，在毁去原来的字迹后，不知为什么并没有刻上新字。
这件希世珍宝现在还收藏在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圆柱上被涂毁的7栏文字，可以根据后来发现的汉漠拉比法典的泥版文书进行校补。所以，“石柱法典”仍是世界上现存的一部最古老最完整的法典。

❻ 世界上最早的四种文字分别是什么

1、甲骨文

甲骨文是来源于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文字，这种甲骨文其实也是我们汉字的早期的展现形式，是我国王朝中最古老的一种已经成熟的文字。最早出土的有关于甲骨文是在河南省的安阳市，当时发现的甲骨文是在商朝那个时期遗留下来的，距今已经有3600多年的历史了。甲骨文因为书写的地方是在乌龟的壳或者是兽骨上，所以被我们称之为是甲骨文。

4、锲形文字

楔形文字是目前所知道的一种最古老的文字，这种文字是由苏美尔人所创造的。其实早在公元前3400年左右，这种文字便已经初步产生了。当时这种文字在产生时大多数是图像形式的，后来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文字的系统逐渐成熟了。

如今所发现的这种文字一般都被写在泥板上，有一些会写在石头上，金属上等等。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这种文字甚至是当时西亚地区大部分地区所通用的一种商业的交往媒介。一直在公元年前后，只有文字也一直被使用。如今这种文字也成为了一门研究古代历史的学科，亚述学。

❼ 写作始于何处|诗经、死亡之书、汉谟拉比法典、罗塞塔碑

1、以《诗经》为例

假如我们愿意在产生于商朝、也就是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时期文字记录停留一会儿，我们就会发现，那些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甲骨文，其实是在直截了当又简明扼要地记录着什么。

壬午，王田于麦彔（麓），只（获）商戠（异）兕，王易（锡）宰丰，[宀帚]（寝）小[矢旨]兄（贶），才（在）五月，隹（唯）王六祀肜日。

记载了帝辛将猎获的犀牛赏赐宰丰之事。

商朝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到西周时期，书写方法也从在龟甲、兽骨上刻写变化为在竹简上刻写。就材料的获取难度和材料的硬度而言，竹简要比龟甲或兽骨容易和“柔软”，所以，进入到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开始，记录比商朝容易一些，但还是只记录一些必须记录的人和事。

且听西周到春秋时间中叶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500年左右大约500年间最具代表性的文字记载《诗经》说话。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一般，都这样定义《诗经》，诗、诗三百，以我们现在对“诗”这个词的理解，我们会不假思索地认定，《诗经》是一部诗集，是一部文学作品。以此反推，我们会觉得，《诗经》是一部从西周到春秋中叶我们的祖先集体创作的文学作品。

西汉，建于公元前202年，亡于公元8年，是中国历史上距离《诗经》“灼灼其华”最近的朝代，距离《诗经》的实质也就最近。西汉将《诗经》尊为儒家经典，“诗经”之名从此诞生，显然，在西汉看来，“诗经”中的关键字是“经”而非“诗”，那时的人们认定，“诗三百”其实说的是一个人行为规范的准则。

我们以《国风·周南·芣苢》为例。

《诗三百》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 小雅》和《 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 周颂》、《 鲁颂》和《 商颂》。《国风·周南·芣苢》就是一首民谣，记录的是车前草的样貌以及性能。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这首诗，就是记录了产生《诗经》的时期人们采摘车前草时的场景。

文史学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展先生在他的专着《诗经直解》中这样评说：“《芣苢》，是描述妇女们同采车前的这样一种轻微劳动的赋体诗。不说任何大道理，直写一种琐屑事。工作轻便，情绪轻松，语调轻快。看来有文字淳朴之美，读来有声调谐和之美，作者固当别有一种自得其乐的情趣”。这样评论《诗经》，古就有之，这种说法，在古代也不是没有。清代的方玉润在他的《诗经原始》中对《芣苢》的解释，与陈子展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忽断忽续”。

可见，西周到春秋中叶产生的《诗三百》，只是古人朴素地将自己的生活场景记录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古人人之贤者一遍遍地重新编订、注释《诗经》，这个过程中，《诗经》作为“经”的地位被慢慢否定，《诗经》的教化作用也渐渐被否定，隔了3000年以后到了我们的认知中，《诗经》是一部我们不好理解的诗集。

时间长河源远流长，人生太短。世代更迭，我们曲解了文字产生的本源。

2、以《死者之书》或《亡灵书》为例

埃及人在5500年前发明了莎草纸，造纸原料是尼罗河流域的植物莎草。因为有了书写手段，古埃及留在莎草纸上的文献，非常丰饶，其中，《死者之书》或称《亡灵书》是目前为止我们能够读到的比较早期的写在莎草纸的文字。

说是写在莎草纸上的文字，其实，更多的篇幅给了绘画。

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死者之书》有一个更为确切的名字，“亚尼的死者之书”。这位亚尼先生，生活在古埃及新王国第十九王朝时期。这件文物，是1887年在尼罗河中游卢克索西岸的墓室中被发现，在众多纸草《死者之书》中，这位亚尼先生的，保存得最好，今天看上去真是古埃及艺术中最杰出的作品。

最杰出的艺术作品，有没有将这位亚尼先生送达能让他永生的“奥西里斯王国”？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如今存放在大英博物馆里的陪葬品、那幅放在亚尼先生墓中的画，真是艺术佳品。《死者之书》总共10470张画，假如将它们拼接起来，总长可达78英尺。当然，长度并不是将其送至永远的艺术佳品地位的重要因素，画幅表情达意的能力，才是其价值所在。

纸草书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勾勒了冥界的景象，线条和色彩之间充溢着对冥界诸神的赞颂；第二部分，则是以亚尼先生为主角，详细记载了获得永生所必经的程序和必要的咒语。其中，亚尼在死者之国接受审判、亦即判定他生前行了多少善做了多少恶这一段，堪称是整幅画卷中最精彩的部分。虽说成画已逾数千年，从地底下发掘出来也超过了百年，可冥界之神奥西里斯主持测量死者心脏的重量以决定这位亚尼先生能否永生的画面，还是栩栩如生！

相比画面的绚烂，《死者之书》上的文字就显得简洁有直接了。

“吃吧，喝吧，开心点，因为我们迟早都会死”，很像我们今天的鸡汤文中的一句话。尼罗河流域土地富饶，但古埃及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古埃及人需要这样的鸡汤文来激励自己。

更多的，则是“滚回去，你这条蛇！”这样的话语，据说，就是一句很有用的防止被毒蛇所伤的咒语。

相比甲骨文、竹简，在莎草纸上写字，要容易一些，但是，古埃及人并没有因此长篇大论地抒情或议论，随着难以破译的“天书”被渐渐识读，我们发现，写在莎草纸上的文字，都是古埃及人生活状态及心理状态的实录。

3、以罗塞塔碑为例

请大家记住一本书，德国人西拉姆撰写、刘乃元先生翻译的《神祗 坟墓 学者》。

2001年，我读到这本如侦探小说一般好看的关于考古学的着作后，从此对博物馆、对博物馆里展出的那些留有人类活动痕迹的遗存，充满了兴趣。

这本书，专门用了一个章节讲述了商博良的故事。

商博良，书商的儿子，却对经商毫无兴趣，只愿意用自己过人的语言天赋去发掘古人的前尘往事。

1799年，法国人在罗塞塔地区修建军事要塞的时候，从地底下挖出了一块黑色大理石石碑，一位军官本能地觉得这是一件宝物，就将其妥善地保存了起来。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还是日不落帝国，他们于1801年从法国人手里拿下了埃及。在战场上吃了败仗的法国人，败走埃及之际想将黑色大理石是被偷偷地运回法国，但被英国人截获。成为黑色大理石石碑主人的英国人，冥冥中也觉得石碑是一块宝物；可是，宝物的级别究竟有多高，就要看石碑上那些曲里拐弯的文字写了些什么。虽经学者判断，古人用埃及圣书体、埃及世俗体和古希腊文三种文字在石碑上说着同一件事情，但，说的是什么事？寻遍英国，却找不到能够识读的人。

英国人不得不找到法国人商博良，一位通晓希腊文 、拉丁文并研究埃及文等6种东方语言年轻学者。

从1822年到1824年， 商博良孜孜矻矻了3年，终于解开了黑色大理石石碑上的秘密：埃及王位的正统继承人，神的虔诚的信徒， 埃及王国的重建者和人类文明的维护者，不可战胜的……不过，商博良破解黑色大理石石碑上文字的更大意义，在于从此以后我们掌握了通往古埃及文明的钥匙，这就是这块高1.14米、宽0.73米的黑色大理石石碑的考古价值！因为石碑是在罗塞塔地区发掘出来的，后来，我们就称这块黑色的大理石石碑为罗塞塔碑。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块罗塞塔碑上到底刻写了什么内容。

刻有1419个象形文字、486个希腊文的罗塞塔碑，分别用埃及象形文（又称为圣书体，代表献给神明的文字），埃及草书（又称为世俗体，是当时埃及平民使用的文字）和古希腊文自上至下刻写的，是同一段诏书：

埃及王位的正统继承人，神的虔诚的信徒，埃及王国的重建者和人类文明的维护者，不可战胜的，使埃及繁荣长达30年的，上下埃及的主人、拉神之子、永生的，普塔神的爱子托罗密王，在他在位的第9年的Xandikos季的第四个月为了鼓励与赞扬那些决定永远侍奉神的人们，根据埃及人的第18Mekhir的惯例，颁布诏令……他有恩于所有的庙宇及住在庙宇中的人们，是他捐献了自己的物品——这些物品代替了神庙的税收，是他带来了埃及的繁荣，并且捐助建立了神庙，还有所有他的其他慷慨恩赐。他减免了各种苛捐杂税为了使他的臣民在他的统治期间能更富裕的生活。他减免了王国中的穷人们的债务。他赦免了那些有罪的人。他声称，众神应该继续享有神庙的供奉就像他父亲时代所做的……

我们读到的，是一份记录。

4、以《汉谟拉比法典》为例

古埃及、中国、印度和古巴比伦，是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一方面，这种认知已成定局；另一方面，一个疑问也一直萦绕在专攻亚述学学者的心头：伊朗为什么没有被列入文明古国的行列？

学者的疑惑不无道理。伊朗的文明同样悠久灿烂，早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就已经出现文字材料，他们在石碑上书写楔形文字，使用的语言为埃兰语。

在1901年12月，一支由法国人和伊朗人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伊朗西南部一个名叫苏撒的古城旧址上开始发掘工作。放在博物馆里的考古发现，光彩夺目；考古发现的过程，却很寂寞难耐。不过，考古工作者知道，他们所从事的，是披沙沥金的工作，任何一个看似无聊的日子都有可能送给他们一个大惊喜。这一支联合考古队的辛勤工作得到了巨大的犒赏，一天他们发现了一块黑色玄武石。惊喜之余，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继续奋力发掘，结果，又发现了两块黑色玄武石。联合考古队将三块黑色玄武石拼合起来，一个椭圆柱形的石柱出现在他们眼前。石柱很高，有两米半，它的上方刻着两个人的浮雕像：一个坐着，右手握着一根短棍；另一个站着，双手打拱，好像在朝拜。石柱的下部，刻着像箭头或钉头那样的文字。

古代两河流域，又称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其希腊语词根的意思为 “两河之间的土地”），泛指地处西亚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区域，该区域的大部分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境内。两河流域素有“人类文明的摇篮”之称，早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便诞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楔形文字。

发现这组石柱时，我们已经能够阅读两河流域的古文字楔形文字，很快，这一考古发现被确认是《汉谟拉比法典》，用刻在黑色玄武石上的方式颁布，时间大约是公元前约1792年到公元前1750年，颁布者是古巴比伦王朝国王汉谟拉比的统治末期。

既然是两河流域文明的代言人，《汉谟拉比法典》为什么会在今天伊朗境内一个名叫苏撒的地方被发现呢？历史就是这么无情，我们现在可以用两句话概述的一段往事，其实浸染着难以名状的血雨腥风：公元前12世纪末，邻国埃兰从东面入侵两河流域，赢家将《汉谟拉比法典》石碑作为战利品，劫掠回了自己的都城苏撒。这一幕，在3000年以后重演。1901年，法国凭借自己的国力将在伊朗境内的苏撒发掘出来的《汉谟拉比法典》运回了法国，现在，我们在巴黎的卢浮宫能看到它。除了《蒙娜丽萨》、《胜利女神》和《维纳斯》，《汉谟拉比法典》是卢浮宫的最热门展品。

那么，石碑上那些楔形文字到底在说些什么呢？我们先来解读一下石碑顶部的浮雕。

浮雕刻画的是太阳神沙马什把一个绳环和一截木杖授予汉谟拉比的场景。其中绳和木杖是两河流域传统的丈量工具，象征司法与正义。沙马什端坐于宝座，双脚则放置于一个基座上。该基座由三排鱼鳞状的花纹组成，在两河流域的艺术传统中用于表现山陵。因为两河流域以东是伊朗境内的扎格罗斯山脉，所以用沙马什脚踏山陵的手法来寓示太阳的升起。沙马什的左右肩膀上冒出的两簇火焰，也是识别太阳神的标志。此外，沙马什所戴的螺旋式花纹的帽子和饰有若干水平褶皱的长袍，同样是两河流域神祇特有的服饰，用以在艺术作品中彰显人和神的不同。

浮雕中的汉谟拉比站立在沙马什面前，左手水平弯曲90度，右臂曲起，肘部置于左手前臂上，右手手掌到达嘴部高度。这一姿势是两河流域艺术作品中常用的祈祷的姿势。从服饰来看，汉谟拉比戴的是一顶包头的圆帽，衣服则饰有垂直褶皱，样式也与沙马什的长袍有显着不同。

另外，从人物的大小来看，沙马什坐下后的身高与汉谟拉比站立的身高相差无几。我们可以想象沙马什站立后的高度将大大高于汉谟拉比。通过尺寸大小来凸显神与人的不同是两河流域艺术作品常用的手法。

现在，我们来看看石碑上的楔形文字到底写了些什么。

《汉谟拉比法典》使用阿卡德语（Akkadian，最古老的闪米特语，和希伯来语及阿拉伯语同属闪米特语系），以楔形文字刻于石碑上。全文分为三部分：序、法典条款和跋。

法典涵盖的内容包括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1） 司法程序：如伪证、“河神”审判；

（2） 刑事犯罪：盗窃、抢劫、人身攻击和伤害、性侵害；

（3） 婚姻家庭：婚姻缔结、女方财产处置、继承收养；

（4） 经济活动：奴隶贩卖及其相关事宜、农业和灌溉、抵押、借款、不动产的买卖和出租、设备租赁和劳动雇佣、佃户和牧羊人的义务等等。

《法典》的每一条款都遵循统一格式，即先用一个条件从句（英文通常译为一个if引导的从句）来描述过失或罪行的具体表现，再规定相应的惩罚。 汉译时可采用“如果……那么……”的句式。

§250：如果一头牛过街时抵死了一个自由民，那么无须提起讼诉。

§251：如果一个自由民的牛曾经抵过人，而且有关方面通知过主人他的牛曾抵过人，但这位主人没有把牛角挫钝或控制好牛，导致牛抵死了一个自由民，那么牛的主人应该赔偿三十舍客勒的白银（约相当于225克）。

由于石碑表面有一些毁损，所以无法确认条款的准确数目。一般认为，保存下来的条款数量是282条，原有条款总数不超过300条。在序言中，汉谟拉比陈述了他本人创下的丰功伟绩以及如何因此成为众神的宠儿。他还解释了立法的由来，即奉马尔杜克（Mark，众神之首）之命，为人民提供立身行事的正确引导，以确保他们的正直作为。在结尾的跋中，他勉励子孙后代遵守法律，同时呼吁众神诅咒并惩处违法之徒。

黑色玄武石上是一部用楔形文字刻写的法典，这已经没有疑义。不过，研究两河流域文明的学术界似乎一直在争议一个问题，那便是《汉谟拉比法典》是否有实际功用。换言之，在古巴比伦社会的司法实践中，实际判案时是否参照《汉谟拉比法典》中的有关条款作为判决依据？——这不是我们所要关心的问题。我们所关心的是，当人类文明进入到用文字记载些什么的时候，他们在记录什么？

如果一头牛过街时抵死了一个自由民，那么无须提起讼诉。

不加修饰、就事论事的记事，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