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伊朗问题的外交战略选择是什么

① 伊朗和中国的交流合作被称为什么

伊朗政府目前是空前依赖以及信任中国，他们不但将其原属日本的3座大型油井中的2座以日本所花价格的1/3强行划归中国，而且，将日本最后一块大型油田的55％的产量划归中国使用。

- 伊朗与中国的关系，原本就是“战员加同志”。针对美国的中亚战略和全球战略对中国的合围之势，中国早就开始了所谓的亚非拉“突围”战略。这个战略包括了经济，军事，政治等多方面的战略合作。

② 中国在伊核问题上的立场干条

1、外交人士：坚定支持在联合国框架内，对于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确保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2、军事战略家：希望伊朗问题能够吸引美国亚太战略的大半精力，减轻美国为首的围堵中国和平崛起的政策。同时希望消耗美国一定的战略储备，技术储备，可以在美国打台湾牌，朝鲜牌的时候有一张伊朗牌可以抗衡。
3、外经贸人员：希望保持和稳定，中东的劳务市场和商品出口。中东和平有利于中国石油进口渠道畅通以及外贸出口的优势。
4、普通民众：受到舆论影响较大，部分人士希望美在伊朗有挫折有损失，以抵消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
5、知识分子：（这个暂且不说）
以上资料来源杭州图书馆，希望有助于你的问题研究。

③ 王毅同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会谈 共同签署中伊全面合作计划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3月28日电 当地时间3月27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德黑兰同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会谈。

王毅表示，中伊建交50年来，双方保持密切沟通交流，始终相互理解支持，政治互信不断深化。新形势下，双方要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维护各自正当权益，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包括中伊在内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王毅说，中方愿同伊方加强在抗疫和公共卫生领域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 健康 共同体。双方要加强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推动中伊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要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积极开展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中方欢迎伊朗派团参加北京冬奥会。

扎里夫表示，伊中两国交往源远流长。伊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加强对华合作是伊方作出的战略选择。伊方祝贺中方成功遏制疫情，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感谢中方为伊朗抗击疫情提供的帮助，希同中方继续推进抗疫合作。双方签署全面合作计划将为进一步加强两国互利合作注入新动力。伊方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伊朗反对美国非法单边制裁。伊方同样反对一些西方势力对中国无理施压，将坚决与中国站在一起。伊方期待参加北京冬奥会，将抵制任何破坏冬奥会的图谋。

双方还就伊核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扎里夫表示，美方应先采取实际行动，取消对伊单边制裁，重回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而不是向伊提出无理要求。中方是可以信赖的伙伴，伊方愿同中方密切协作，推动全面协议重回正轨。王毅表示，伊核问题当前局面是美国单方面退群毁约造成的，美方应取消对伊朗的非法制裁，取消对第三方的长臂管辖，全面无条件恢复履行全面协议。各方可考虑按照同步对等思路，形成恢复履约的路线图，同时致力于实现早期收获，为全面协议的重启营造条件。中方愿为此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双方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出席中伊友好交往 历史 文献展。

会谈后，两国外长共同签署中伊全面合作计划。

④ 中国外交战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中国外交战略的主要内容是：

我国一向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准则；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的基本立场。

维护我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我国外交的基本目标。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支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中国外交战略的原则：

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促进和平。

中国将继续推动世界多极化，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各国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和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⑤ 简述伊朗核危机及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中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营造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维护领土主权，促进国家统一。为此，中国力促国际形势的缓和，珍惜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不需要在国际上挑头去反对任何一个大国。
伊朗核危机，中国做为亚洲一个大国和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也想拉拢中国制裁伊朗，俄罗斯也想借机讨到便宜。
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需要进口伊朗的石油，所以中国不会赞成制裁伊朗，会采取一贯的和平解决方案！

⑥ 如何才能正确推动伊朗核问题的解决

伊朗核问题关系到众多利益关系，该如何解决，并非几句话就能说明的。
这主要还是要看伊朗、美国、中国的谈判和沟通，解决伊朗核问题除和平和外交办法别无他路。伊朗方面：埃谢尔是以色列最资深的军事战略家,他打算用雄辩的语言让北京相信,相比于对伊朗更严厉的制裁,军事冲突的后果将严重得 多，因为冲突可能将导致来自中东的原油供给中断,而中国的制造业和国际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石油。伊朗希望得到北京的支持，这也有利于两方的利益最大化。中方强调六国致力于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伊核问题，期待早日重启与伊朗的谈判。我们希望有关各方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大外交努力，推动即将举行的六国及欧盟与伊朗的会晤取得积极成果。而美国方面则一直坚持有武力来解决伊朗核问题，大家都知道，伊朗是一个不使用美元的国家，美国无法在伊朗取得大的利益，也无法用经济让伊朗政府破产。虽然恨透了伊朗，但对伊朗却毫无办法。用武力解决直接解决伊朗问题，美国人不是不想，可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伊朗的核武器真若能搞成的话，美国人更是别再做梦拿到伊朗的利益。甚至，中东利益也会损失殆尽。更会危及美国的全球利益安全。伊朗可以夹核武叫版以色列，也有力的支持了巴勒斯坦的国家的民族之战。美国方面希望试图说服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施加更多的压力，这是一厢情愿的做法，因为，中国从未公开承诺过将在国际事务中去支持制裁伊朗。
中国在未来的伊朗核问题上，将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中国不会支持任何新的经济或者军事制裁行动，这无助于伊朗核问题的解决，并且我个人甚至坚信，无论是经济的还是军事的对伊朗制裁行动，并不符合中国在波斯湾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参考资料http://wenku..com/link?url=YBqp8tANFlq6RuAuWI_r0KKoMnpzE_ofFi8dDdXm9w_EMt-_BkqdhAunys61Yy

⑦ 急求 中国对朝鲜 伊朗核问题的态度

伊朗核问题---中国政府的立场
2010年
2010年6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重申，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伊朗核问题的新决议，反映的是国际社会对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期待，并不意味着外交努力的终结。 2010年6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伊朗核问题新决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通过对话、谈判等外交手段，找到能够满足各方关切的方案，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正确途径。 2010年6月3日，对于美国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的针对伊朗核问题的决议草案，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安理会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不应该惩罚伊朗人民，不应该影响伊朗人民的正常生活。 2010年6月1日，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表示，希望伊朗进一步加强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尽早解决未决问题。 2010年5月25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中方始终认为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伊核问题是最佳的途径。 2010年5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表示，中方重视并欢迎巴西、土耳其和伊朗就德黑兰研究堆燃料供应问题签署的协议。 2010年5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表示，中方一贯认为，对话与谈判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佳途径。 2010年4月28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中方认为对话与谈判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2010年4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中方以建设性态度参加了伊朗核问题有关讨论。 2010年4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与谈判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佳途径。 2010年4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中方认为制裁和施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伊朗核问题，中方支持双轨战略，始终认为对话与谈判是妥善解决伊核问题的最佳途径。 2010年4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美、俄、中、法、英、德六国本周将在纽约举行伊朗核问题磋商，讨论寻求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办法，以及各方提出的各种建议。“我们始终认为，对话和谈判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佳途径，我们也希望各方都为达到这个目标共同做出最大努力。”姜瑜说。 2010年4月6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中方希望有关各方在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加大外交努力，采取更加务实和积极的做法，继续寻求妥善解决伊核问题的办法。 2010年4月1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伊核问题和平解决。= 2010年3月30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重申，在当前形势下，希望有关各方能够充分显示灵活，做出进一步实质性努力，朝着通过外交手段，妥善、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方向迈进。 2010年3月25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方认为通过外交手段，以和平谈判方式来解决伊朗核问题，效果最好。 2010年3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当前有关各方还是应该加大外交努力，为了伊朗核问题的长期、全面、妥善解决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2010年3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谈到伊朗核问题时表示，中方对此问题表示关切，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我们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完整性、权威性，对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所面临的形势和挑战以及对当前形势进一步升级表示关切。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对由此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带来的影响表示关切。 2010年3月16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希望在目前形势下，有关各方能够做出建设性努力，推动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 2010年3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对话磋商仍然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佳选择。 2010年3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重申，中国主张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伊核问题，并将继续致力于劝和促谈。 2010年3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伊朗核问题依然存在外交空间，有关各方应加大外交努力。 2010年2月25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关于伊核问题，中方认为外交努力尚未穷尽，对话谈判仍有空间。 2010年2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希望伊朗能够就有关问题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合作。 2010年2月11日，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表示，中国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有效性上的立场是严肃的。中方希望关于伊朗核问题的谈判能够早日恢复，并将继续为此作出努力。 2010年2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说，中方希望并支持有关各方尽早就国际原子能机构提出的德黑兰研究用核反应堆燃料供应协议草案达成一致，这将有利于推动伊朗核问题的妥善解决。 2010年2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表示，中方希望并且支持有关各方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就德黑兰研究用核反应堆核燃料供应的问题保持磋商，争取尽快达成一致。 2010年2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表示，当前外交努力仍有空间，当务之急是有关各方从大局和长远出发，采取灵活、务实和主动的做法，推动对话与谈判进程取得新的进展。 2010年1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表示，伊朗核问题有关各方的外交努力仍然有空间，外交谈判是解决伊核问题的最佳途径。 2010年1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认为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当务之急，还是有关各方从大局和长远出发，加大外交努力，采取更加务实的政策，推动对话和谈判取得进展。 2010年1月15日，外交部长杨洁篪说，有关各方应加强接触，通过外交谈判寻求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 2010年1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在当前情况下，希望有关各方进一步加大外交努力，维护并且推动对话的进程，积极寻求全面、长期、妥善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办法。 2010年1月7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中方希望伊朗核问题各方通过外交途径妥善解决有关问题。 2010年1月5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伊朗核问题目前仍有外交努力空间，希望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尽快复谈。
2009年
2009年12月24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中方认为在伊朗核问题上，当务之急是各方应继续加大外交努力，坚持谈判轨道，制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009年12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希望伊朗能够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推动对话、协商进程，使伊朗核问题能够早日妥善解决。 2009年12月1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加大外交努力，寻求伊朗核问题全面、长期和妥善的解决办法。 2009年10月27日，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已经就德黑兰研究用核反应堆燃料的供应问题提出了协议草案，我们希望有关各方能够尽快通过协商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 2009年10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注意到伊朗核燃料问题磋商取得了一些进展，中方对日内瓦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逐步得到落实表示欢迎。 2009年10月1日，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六国及欧盟代表同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贾利利会晤的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成竞业说，中方将一如既往致力于劝和促谈，愿与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促进谈判解决伊朗核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2009年9月29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希望伊朗核问题日内瓦会议取得积极进展。 2009年9月24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制裁施压不利于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外交努力。“希望有关各方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大外交努力，推动即将举行的六国及欧盟与伊朗的会晤取得积极成果。” 2009年9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应抓住当前有利时机，推动伊朗与六国会晤取得积极成果，重启对话与谈判进程。 2009年9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已收到伊朗方面提交的伊核问题一揽子建议，正在认真研究。“中方认为，当前形势下，有关各方应加大外交努力，尽快谈起来，通过谈判寻求全面、长期、妥善解决伊核问题的办法。” 2009年9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制裁和施压无助于伊朗核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复谈的外交努力。 2009年8月11日，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表示，中国反对伊朗生产和拥有核武器，积极推动通过谈判对话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 2009年6月15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衔参赞腊翊凡在安理会会议上表示，中国主张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 2009年4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乐见美伊改善关系，支持通过对话和谈判寻求妥善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努力。 2009年2月4日，中、美、俄、英、法、德六国外交部政治总司长会议在德国威斯巴登举行，讨论伊朗核问题。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结一出席会议。在会议上，刘结一表示，六国应坚持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伊朗核问题，抓住当前机遇，加大外交努力，体现灵活，发挥创造性，寻求全面、长期、妥善解决伊核问题的办法。
2008年
2008年11月27日，中国常驻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唐国强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议审议伊朗核问题时强调，中国主张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伊核问题。 2008年9月16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中方希望有关各方能够加大外交努力，维持对话谈判的进程，寻求伊核问题全面、持久、妥善的解决。 2008年7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结一将于7月19日与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五国政治总司长一道，参加欧盟高级代表索拉纳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贾利利在日内瓦举行的会晤。刘建超说，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外交谈判和和平方式解决核问题，也希望有关各方抓住当前时机，加大努力，特别是要体现灵活，尽早启动对话和谈判，从而长期、全面、妥善解决伊朗核问题。 2008年6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希望有关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显示灵活，推动早日实现复谈，以寻求全面、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妥善办法。 2008年5月6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在伊朗核问题上，中方一贯支持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主张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以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方认为这符合各方利益。中方也认为，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一方面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同时也应该履行相应的国际义务。中方一贯致力于劝和促谈，并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在当前形势下，中方和有关其他方面都一致认为应进一步加大外交努力，推动尽早启动谈判，来寻找全面、长期解决伊核问题的妥善办法。 2008年4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就报道称中国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伊朗核武情报答问时说，有关报道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别有用心。 2008年3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此间就安理会关于伊朗核问题通过1803号决议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希望安理会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相关决议得到认真、全面执行。 2008年3月3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表示，安理会就伊朗核问题通过新决议的目的不是惩罚伊朗，而是为了推动激活新一轮外交努力。 2008年2月25日，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亚非在中、美、俄、英、法、德六国外交部政治总司长会议上表示，中方坚持通过外交谈判妥善解决伊朗核问题。有关各方应加大外交努力，运用创造性思维，寻求全面、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妥善办法。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应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 2008年1月22日，外交部长杨洁篪在柏林表示，中方一贯致力于劝和促谈，愿继续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妥善解决伊核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2008年1月17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北京与伊朗总统特使、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贾利利举行会谈。杨洁篪说，中方在伊核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这一问题，支持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并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当前，伊核问题处于关键时期，希望包括伊朗在内的有关各方共同努力，尽快重启谈判，推动全面妥善解决伊核问题。 2008年1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中方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我们的基本出发点是支持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主张通过外交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姜瑜表示，希望伊方能够遵守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继续展现灵活，与国际社会充分合作。同时也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加大外交努力，打破僵局，尽早实现复谈，共同寻求伊朗核问题全面、持久和妥善解决。 2008年1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对话和谈判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佳出路。
2007年
2007年12月6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其他有关各方共同努力，加强沟通和磋商，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继续做出建设性努力。 2007年12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符合包括中美双方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希望有关各方继续致力于通过外交努力，为重启谈判创造条件，保持对话进程。中方将继续与包括美方在内的其他有关各方保持沟通协调，以建设性的态度参与有关的讨论，为妥善解决伊朗核问题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2007年11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希望伊朗方面履行安理会有关决议，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加强合作，尽快全面解决未决问题。 他表示，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劝和促谈，推动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伊核问题。中方积极而负责地参与安理会有关决议的磋商，并严格履行有关决议。中方为妥善解决伊核问题所作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2007年11月13日，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德黑兰总统府会见了外交部长杨洁篪。杨洁篪说，中方认为伊方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赞赏伊方多次表示无意发展核武器，并开展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中方同时主张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支持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伊核问题，并希望伊方加强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欧盟方面的接触能取得进展。中方还希望各方显示灵活，为推动伊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作出努力。 2007年11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回答关于伊朗核问题的提问时说，我们对有关事态发展表示关注，也要求伊朗方面能够积极回应和重视国际社会的关切和呼声，能够采取克制，并且在对话和接触方面能够表现出灵活的态度。 2007年11月6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表示，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期间与中方就伊朗核问题交换了意见，中方愿同有关各方保持磋商和协调，推动伊核问题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 2007年11月1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关于伊朗的核问题，中国主张要维护现行的国际不扩散体系，主张通过外交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他表示，中方支持伊朗方面同国际原子能机构进一步加强沟通和磋商，中方也支持伊朗同欧盟就伊朗核问题进行接触，推动伊朗核问题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 2007年10月30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回答记者关于以色列外长利夫尼日尔爾前表示希望中国能支持对伊朗实施新制裁一事的提问时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在国际关系中不应动辄使用制裁，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伊朗核问题是最佳选择。 2007年9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是最佳选择，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她表示，中方历来主张国与国之间相互尊重，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缩小分歧。 2007年9月14日，外交部长杨洁篪与来访的伊朗政府特使、内政部长普尔－穆罕默迪举行会谈。杨洁篪说，中方支持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反对核武器扩散，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伊核问题。中方对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就解决未决问题达成谅解给予积极评价，希望伊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充分合作，尽快取得积极成果。中方愿为推动伊核问题和平解决继续作出努力。 2007年9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克制、耐心，寻求全面、长期、妥善解决伊朗核问题。 2007年9月12日，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办事处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唐国强大使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议上就伊朗核问题阐述中方立场，强调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伊核问题是最佳选择，符合各方利益。 2007年6月13日，中国常驻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唐国强在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议时就伊朗核问题阐明了中方立场。他说，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伊核问题是最佳选择。这有助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有助于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而制裁和施压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007年5月31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中方希望伊朗和欧盟的新一轮会晤能够取得积极成果。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是最佳选择，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希望伊欧会晤能取得积极成果，以便早日恢复正式谈判，通过谈判寻求全面、长期、妥善解决伊朗核问题。 2007年3月24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在安理会就伊朗核问题通过新决议后表示，中国主张继续通过政治和外交努力，以谈判方式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联合国安理会当天下午通过第1747号决议，加大了对伊朗核和导弹计划相关领域的制裁。王光亚在表决后发言说，中方尊重并承认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但也对伊方迄今未能积极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安理会的要求感到失望。王光亚强调，制裁和施压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外交谈判仍是最佳选择，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解决伊核问题需要全方位的、特别是安理会之外的外交努力。中方呼吁有关各方本着高度负责和建设性的态度，保持冷静和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或升级的举动。 2007年3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表示，有关伊朗核问题的磋商和行动应该有助于配合国际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外交努力。中方高度关注伊朗核问题，一贯主张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反对核武器的扩散，防止中东地区出现新的动荡。中方希望通过政治和外交努力，以谈判方式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 2007年3月7日，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唐国强大使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议上强调，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是最佳选择，国际社会应为此继续努力，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谈判。他认为巴拉迪不久前提出的伊暂停铀浓缩活动、安理会同时暂停对伊制裁的“双暂停”建议是个好思路，值得各方重视并认真考虑。......中方将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地区和平与稳定大局出发，继续为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伊核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2007年2月27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重申，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秦刚说，制裁不是目的，安理会采取的任何举措都应有助于通过谈判和平妥善解决伊朗核问题。
2006年
2006年4月27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中方认为国际社会的努力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的介入，应该是有助于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的，应该是有助于通过谈判妥善解决伊朗核问题的。 2006年3月14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完整地阐述中国政府对伊朗核问题的立场。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与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国有着共同目标，我们都支持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反对核武器扩散；都不希望中东地区出现新的动荡，主张通过外交和谈判方式早日妥善解决伊朗核问题。 2006年2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表示，中方支持俄罗斯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谈判，也希望伊方恢复暂停所有与铀浓缩有关的活动，为通过谈判妥善解决伊朗核问题创造条件。
2005年
2005年11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表示，中国支持伊朗同欧盟三国通过对话和谈判寻求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中方一贯主张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尽早妥善解决。 2005年9月27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中国历来主张通过外交谈判，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尽早妥善解决伊朗核问题。中国支持伊朗和欧盟通过谈判寻求长期解决方案，这有利于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也符合各方根本利益。 2005年2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中国政府一直主张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应该通过对话来解决，应该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就伊朗核问题来说，中方主张该问题能够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妥善解决

⑧ 中国的外交策略是如何演变的,最新的外交理念是什么

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一些外交新理念、新论断和新观点。这些新理念、新论断适应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赋予中国外交更加丰富的内容，体现出中国外交政策与时俱进。这些新理念、新观点主要包括:
1、中国“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增加了“共赢”原则。共赢就是双方都要从合作中获得利益。中国主张的共赢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共赢，还体现在政治、安全、文化方面的合作共赢。
2、与发达国家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十八大报告论述到中国将致力于“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就是指中国与既成大国特别是美国建立起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3、“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共同利益。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
4、“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构建一个更加合理公正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在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过程中，积极参与新规则的制订和价值体系的重构，致力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向着有利于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5、提出“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交往形式和资源日益丰富和多样化，以信息、文化为主导的公共外交日益受到重视，以文化、艺术、教育、体育、旅游等为主要内容的人文外交开始走上外交舞台。这些新的外交形式和资源促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提升了中国国家形象，增强了中国的“软实力”。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新理念的提出体现了中国重视增强“软实力”，构建多元立体外交策略的新思路。
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自建国至今，我国外交政策及国际战略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建国初期到50年代中期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

建国初期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第一、建国初期，我国遭到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孤立封锁和包围威胁，无法与他们建交。

第二、长期的战争之后，中国急需寻求外来经济援助和政治盟友，需要较好的国际环境，以愎复经济，建设国家，实行“一边倒”外交可以迅速消除苏联领导对中共的疑虑，赢得苏联的信任、支持和经济援助，也可一定程度牵制一心要颠覆中国政权的美国，使之有所顾忌。

第三、当时国际形势是以美、苏两大国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立格局，中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2、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确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的外交政策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首次系统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29日，中印达成《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6月，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尼赫鲁和吴努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1955年4月，亚洲、非洲29个国家在印尼的万隆召开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发言中再次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中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变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正式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和贯彻始终的主线，也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以此原则为指导，中国打破了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封锁，扩大了外交和国际活动空间，逐步与许多周边邻国和亚非欧国家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

3、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政策

6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战争与和平”是时代主题的判断，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因而将一切工作的立足点转向打战上，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作准备，全国都进入备战、临战状态，不仅使经济工作付出了很大代价，也影响了外交工作。实行“两个拳头打人”战略，一度把推进世界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定为外交工作基本方针，“过火”的行动带来了外交工作严重的损失，孤立了自己，影响了国家关系。

4、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与“一条线”外交政策

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其中第一世界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亚洲（除日本外）、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是指处于两者之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个世界”理论表述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对世界结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他对中国的明确定位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基于这一理论，中国实行了“一条线”外交战略。即依靠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及一切中间力量，反对美苏两霸，而其中对美国又团结又斗争，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与西方结成统一战线，孤立与打击苏联霸权主义。在这一外交战略指导下，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与一些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克服了发展外交关系的障碍，使中国愎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外交工作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第三世界”这一概念是法国经济学家阿尔弗莱德·索维于1952年在他的论文“三个世界，一个星球”中首次提出的，即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还有一个第三世界。1973年9月，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第一次将第三世界的概念写入国际会议的纲领性文件。1974年2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但在这里所指的第三世界与索维和国际社会所指的基本内涵相同。而第一，第二世界与前却本质上不同，这个变化是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变化的基本概括，也是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据此解决国际关系中的敌我友关系问题。尤其是对中国的国家定位，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同年，邓小平在第六届特别联合国大会上作了关于三个世界的发言，专门就第三世界概念的含义和特征作了阐述。此后，第三世界概念才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并在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文件及媒体宣

⑨ 中国对伊朗局势的态度如何

外交部发言人曾多次表示：
中方始终认为，通过对话、谈判等外交手段，找到能够满足各方关切的方案，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正确途径。 中方致力于伊核问题和平解决。

⑩ 中国与伊朗有什么共同的国际利益

《华盛顿观察》
“中国和伊朗接近的最大原因是石油。”美国伊朗关系理事会（American-Iranian Council）主席、新泽西州拉特格斯大学中东问题教授胡山·阿米拉马迪（Hooshang Amirahmadi）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短期而言，中国不会挑战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但是20年后，中国对能源的渴求将是巨大的。那时，它将和美国角逐整个中东的主导权。简言之，未来50年中，哪个国家能控制伊朗、伊拉克和沙特三国，它就能控制全球的石油。”

在中国为自己打造的“能源版图”中，伊朗成为一块备受关注的热土。作为欧佩克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伊朗拥有占世界12%的石油储量和18%的天然气储量。而其约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5%，和储量相比之下，伊朗在石油生产上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于是，日益密切的中伊贸易引来两国政治合作的联想。

“伊朗希望将中国作为其长期的战略伙伴，它正不惜一切机会向中国寻求这种可能。”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政治系访问学者杰里·洛山德尔（Jalil Roshandel）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时说，“但是，中国感觉到了来自美国的压力，因此在避免和伊朗发生某种形式的战略关系。在其外交日程中，中美战略关系无疑是比中伊关系重要得多。”

中国填了伊朗的贸易真空
“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已经发展了近20年，经历了两个阶段。”洛山德尔说，“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并没有将中国作为一个‘伙伴’，而是提供武器和资源的对象。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伊朗顾忌苏联和中国的意识形态色彩，没有与之过多的接触。但是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面临美国的禁运和经济制裁，逐渐转向东方，填补这个外交缺口。伊朗前总理穆萨维曾积极推动和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日本――的关系，试图用石油贸易换取伊朗的政治、经济利益。”

基于此，洛山德尔认为，中伊之间的两个外交阶段是有本质区别的。长远看，第一个外交阶段是临时的、过渡性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才进入长期而有意义的第二个外交阶段。
即将在2006年出版“中伊关系”专着的乔治亚理工学院外交学院教授高龙江（Dr. John Garver）这样分析伊朗向中国走近的动因：“伊朗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主要贸易伙伴，是因为中国在国际上有竞争优势。相比于法、德、英这些欧盟国家，中国的工业产品价格更加低廉；进而，中伊贸易额的扩大，为伊朗在服务行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了可能。”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一向奉行经济关系独立于政治，不在贸易往来中掺杂政治问题。”高龙江在美国着名研究机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 7月14日举行的“中伊关系”研讨会上说，“美国和欧盟总是用人权、核武器扩散等政治议题‘敲打’伊朗，动辄使用经济制裁。比如，在两伊战争期间，美、英、德、法等国就出于政治考虑撤出了伊朗市场，将绝好的贸易机会留给中国。战争结束后，双边的贸易额增长也相对缓慢，1991年只有2%，2003年不足8%。”

如此语境之下，中国从伊朗获得了大量的订单。高龙江的研究揭示：中伊之间的经济合作项目遍布于伊朗各个重要的经济部门，如汽车、住房、采矿、糖业、渔业等；另一边，中国则从伊朗进口石油、原油和矿产资源，如铜、锌、铅、大理石等等。其中，石油进口占到80%，矿产资源占14%。

“相应地，中国能从与伊朗的贸易关系中得到双重利益。”与其他学者不同，高龙江除了看到中国在伊朗能得到的能源之外，还剖析了更深层的原因：“首先，当中国对外敞开国门时，其轻工业产业积极吸引外资，但是中国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强大的重工业和一些高技术产业却需要向外寻找市场。于是，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伊朗就成为其重要出口地。其次，这才是中国对石油的渴求。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中国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战略需要，如在台海问题上的军事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