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伊朗为什么反美
历史的积怨
有分析家指出,尽管伊朗在许多方面与西方世界隔阂很深,但他们非常熟悉西方干涉波斯的漫长历史。从1813年的戈莱斯坦条约使沙俄帝国控制了波斯在高加索的领土,到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领导的政变推翻了伊朗民主选举的总理摩萨台;从美国使馆的人质问题到伊朗—尼加拉瓜丑闻,国家受压制和屈辱的故事成为伊朗今天看西方的背景情况。伊朗人从西方人用诋毁的语言讲的“疯狂的毛拉”中,听到19世纪英国一名外交官蔑视地提到“不可理喻的东方人”。
正因为此,政治分析家们注意到,民族主义和平民意识浓重的内贾德在核问题上蔑视西方的态度,使他在伊朗以及其他地方得到许多人的敬佩。不久前,在伊朗北部的阿尔达比勒,人们就高喊:“伊朗有权发展核能。” 一位32岁的工程师说:“他们为什么不放过我们,让我们按我们自己的规则生活?”
在内贾德发表演讲的9个集会上,与会者表达的情绪是一致的。德黑兰30岁的教师马吉德说,西方试图阻止伊朗得到核技术“显然是想压制我们,就像他们想压制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我们不想要核武器,但是我们要建设我们的国家。这有什么错?”
美国曾对去年7月的伊朗大选寄予期待,希望伊朗出现一个亲美的领袖人物,以利于布什总统在2004年2月布什提出的“大中东计划”。根据这一计划,美国将与欧洲国家一起,向包括以色列、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和阿盟22个成员国在内的“大中东”国家提供资金,帮助这些国家实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改革。
但由于伊朗是一个持坚定反美立场的中东大国,它拥有巨大的能源潜力和相对强大的综合国力,因而对中东、中亚甚至南亚有巨大的历史和文化影响力。美国要推行其“大中东计划”伊朗被美国认定是最大障碍。
为此,大选前,美对伊朗另眼相看,减轻政治外交压力,希望为伊温和派创造选票空间。然而事与愿违,内贾德以其务实能干和亲民作风脱颖而出,出人意料以较大优势战胜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内贾德的当选触动了布什政府的外交神经。
内贾德当选后表示,要在伊朗建设“现代化的进步的伊斯兰”,不急于与美改善关系,明显有与美国推行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对着干的味道。因此,内贾德的当选,犹如给美一记耳光。
内贾德当选不久,布什在得克萨斯的一个军营对25000名军人的一次讲话中暗示:在伊拉克的“使命完成了”,“自由伊拉克的建立在全球性的民主革命浪潮中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它成功地向从贝鲁特到德黑兰的广大区域发出了一个讯息”。言外之意,贝鲁特或德黑兰都可能是美国下手的“另一个伊拉克”。
㈡ 美国为什么要对伊朗实施制裁
主要是中东各国大多数对美国,都是俯首帖耳,伊朗政府对美国并不感冒。自从伊朗发生革命政变之后,双方关系一直不友好,伊朗“反美”那是众所周知。
这对于自喻为“世界警察”美国,自然是忍无可忍。就对伊朗进行数十年制裁。试图让伊朗屈服于自己,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当然美国制裁伊朗,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就是为了石油。中东不少国家,都是石油大国,新时代谁掌控了石油,谁就掌控世界经济。
㈢ 伊朗伊斯兰为什么实行政教合一的国家制度
伊斯兰教主要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什叶派是少数派,因此行事不免神秘化一点,历史上一直以政教合一方式管理教团,而世界上最大,且人数最多的什叶派国家就是伊朗,也就是说伊朗人本身就容易接受政教合一制度,加上1925-1979年代伊朗为巴列维王朝,国王非常西化,将伊朗管理的非常开化,但改革中不免存在一些问题,流亡外国的霍梅尼利用了矛盾展开了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因为霍梅尼是大教长身份,于是,伊朗自然的形成了政教合一制度,于是伊朗快速退化为极端保守国家;
㈣ 伊朗伊斯兰革命前因后果
伊朗伊斯兰教革命远因起于1963年伊朗巴列维国王宣布施行之白色革命。该革命依照美国的蓝图来进行伊朗的农业与工业改革。例如土地改革、给予妇女选举权、森林水源收归国有、工人参加分红并限制宗教势力等措施。另外还签下了在伊朗的美国军事人员可以享受许多特权和司法豁免权的不平等条约,例如犯罪不受伊朗法庭审判,而是交给美国人处理。
该改革遭到伊斯兰教宗教领袖赛义德·鲁霍拉·霍梅尼大力反对,批评说:“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是美国和以色列造成的!”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是伊朗什叶派宗教学者(大阿亚图拉【阿亚图拉,伊斯兰教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乌苏勒学派高级神职人员的称号,意为“神迹”。】),霍梅尼的祖父和父亲均为什叶派宗教领袖。20世纪50年代被公认为阿亚图拉。1962年移居库姆。1979年伊朗革命的政治和精神领袖。
为了使改革顺利,巴列维国王逮捕了霍梅尼,将他移送到监狱、军事基地等地,伊朗人民为此发生了大规模抗议与暴动。巴列维国王在强大的民众压力下只有释放霍梅尼,最后于1964年11月4日将霍梅尼强迫驱逐出境。其后他后定居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1978年10月6日移居巴黎郊区,宣传推翻国王和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主张。
伊朗巴列维国王只注意经济改革的“白色革命”,最大的特点就是经济的发展明显与社会发展相脱节,伊朗社会贪污盛行,造成整个社会道德的颓败;贫富悬殊与日加剧。但国王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最后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巴列维王朝的专制现代化造成的令人窒息的政治专制、触目惊心的腐败和惊人的经济两极分化,老百姓对“白色革命”的失望和不满是显而易见的。霍梅尼把握住了机会,教士集团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群众结成了联盟。在伊斯兰革命中,以霍梅尼为领袖的教会理所当然地成为众望所归,终于引发“黑色革命”,巴列维王朝自此终结。
在推翻巴列维国王的改良运动的过程中,霍梅尼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一个抽象的神学意识转变为一场使伊斯兰在政治、文化上具有新生力量的生气勃勃的运动。伊斯兰教这种从游牧部落诞生出来的宗教,以"安拉崇拜"的信仰虔诚为特点,提倡善行,把真主的恩惠施之于众生。然而,与其它大宗教不同的是,这个宗教从不隐瞒它的政治意图和对权力的浓厚兴趣。当初,为了推翻巴列维国王,霍梅尼宣称,“伊朗的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与道德失序,都是受西化毒害的结果;唯有回归真正的伊斯兰教教义,才能建成一个更美好,更高尚,更和谐的伟大社会。”可以想见,在充满着失望和危机四伏的伊朗,这种诉诸自身光荣传统并唤起憧憬理想美好社会的呼吁会产生多么大的感召力。霍梅尼在伊朗上台后提出“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 ,“用伊斯兰的思想和知识‘教育人民’”。的口号,以显示其对真主和教义的无上尊崇。巴列维王朝垮台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伊朗粉墨登场了
1979年,以人民为主的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同年,霍梅尼回国并举行公民投票,废除君主制度,改国名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了伊斯兰教共和制度,并在翌年修改国旗。
http://ke..com/view/1537177.htm
㈤ 穆斯林有西化的必要吗
穆斯林不是有必要西化,而是需要接受和学习现代先进文明的制度,开放思想,增强对其他文明的理解和包容性,不能再抱残守缺,封闭落后。
现代伊斯兰国家没有一个真正的现代工业化强国,即使是依靠石油暴富的海湾国家,也没有成型像样的工业体系,而伊斯兰国家中工业实力最强的伊朗,是波斯后裔而不是阿拉伯人,原本也是世俗国家,还是国内穆斯林发动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前国王政权才实现伊斯兰化,即使如此,伊朗还因为自己是什叶派政权被其他逊尼派穆斯林国家排挤。
纵观近现代,人口庞大的穆斯林在现代科学上几乎毫无建树和贡献,而被他们视为眼中钉的犹太人,则是大师辈出,诺贝尔奖得主无数。数次中东战争,在和犹太人的直接对抗中,阿拉伯联军一败涂地,成为笑柄,而以色列却越打越强。犹太科学家聚众讨论量子物理,穆斯林学者却扎堆热议“如何正确地打老婆”。。。
许多伊斯兰国家至今还在执行伊斯兰教法,堂而皇之搞一夫多妻、童婚、荣誉处决,女性不能自由着装,没有工作和学习的权利,没有婚恋的自由,甚至还不能开车,不能看比赛,通奸要石刑、偷窃要剁手,在这个提倡男女平等、重视人权的年代,这是何等落后和愚昧。
现在已经2018年了,未来何去何从,穆斯林们自己看着办吧。
㈥ 当年伊朗为何放弃世俗化,而非要选择政教合一呢
从世界历史来看,对于国家来说,最大的发展和逻辑,其实就是不断强大国家,富裕百姓,这是根本的职责。所以只要是能够强大国家,只要是能够富裕百姓的道路,都是好的道路。这一点那是毋庸置疑的 ,这也是世界各国不断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的主要原因了,而且一旦探索好,必然坚持发展下去。但是这个也有例外,最典型就是伊朗,伊朗其实探索出了强国富民的道路,最终却放弃了。为此,很多人其实不明白了,当年伊朗为何抛弃世俗化,而非要选择政教合一呢?根本原因只有一条。
对于教士阶层来说,要想恢复自己的地位,世俗化那是绝对不行的,只有政教合一才能保证教士的地位和财富,这是核心。所以当年伊朗为何放弃世俗化,而非要选择政教合一,其实就是教士的私利,教士为了夺取权力和财富,而不顾国家发展的结果,这才是根本原因。
㈦ 伊朗的政教合一是怎么来的,是百姓的选择还是谁的选择
我觉得伊朗也比较神奇,人家的国家都是不断的发展进步,从那些旧政权变成了新的政权,变得更加的民主。而伊朗却恰恰相反,他本来可以成为发达国家,但是后来却走上了政教合一的道路。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在教士的教唆和指挥下,伊朗有大批的男性穆斯林发动了政变取得了政权。而他们之所以选择政教合一很简单,因为他们不想被世俗化,如果世俗化的话,自己就要被杀死,只有不世俗化,他们才能够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还有就是家庭的破坏,男人群体的失落。世俗化的伊朗也开启了西方的价值观,男女平等,一夫一妻。这个使得那些一夫多妻的男性群体,也非常的失落。尤其是那些中下层的男性,可能连妻子都没有。所以他们不愿意自己的权力失去,所以他们也成为社会不稳定力量。正是因为传教士和那些男的穆斯林最终才导致本来可以成为发达国家的伊朗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
㈧ 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朗
伊朗人是波斯族,历史上和犹太人并无过节,反倒和阿拉伯人长期敌对,1980年的两伊战争也可以说是伊朗与整个阿拉伯国家的战争。在1979 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之前,由于有波斯人和犹太人之间古老的文化纽带和共同的战略利益的维系,伊朗和以色列一直是紧密盟友。
以色列犹太人的先祖与伊朗人的先祖波斯人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以前。公元前11世纪古以色列王大卫统一犹太各部族,建立以色列王国,定都耶路撒冷。之后分裂为南北两国,以色列王国和犹太王国。
1979年1月,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巴列维国王被迫流亡国外,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国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由于巴列维王朝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和美国在阿以问题上对以色列的偏袒和支持,霍梅尼把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斗争总是与反美反以交织在一起,因此霍梅尼对以色列国家的理解与认识就决定了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与巴列维时期相比必然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在新世纪以来的以色列和伊朗双边关系中,有两个关键性的节点,第一个节点就是“9·11事件”。“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把伊朗列在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之首,还把伊朗称为“邪恶轴心”。
由于阿拉伯世界一致认为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一直偏袒以色列,伊朗也认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伊朗国内逐渐强势的保守派也一贯指责美国在中东的霸权行径是为了以色列的利益,可见后“9·11时代”的伊朗和以色列关系的恶化就绝非双边关系层面那么简单,复杂的地区安全格局和宗教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导致了后“9·11时代”伊以关系的持续恶化。
新世纪以来的以伊双边关系中的第二个关键节点就是“伊朗核问题”。 对伊朗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忧虑让以色列人倍感焦虑,以色列官员和军事将领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国际社会向伊朗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并且暗示,如果国际社会施压无法阻止伊朗核武器计划,以色列可能将单方面动用武力,打击伊朗的核设施;而伊朗也不甘示弱,对以色列进行口诛笔伐,指责以色列的霸道和蛮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