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和伊朗哪个好

⑴ 伊朗与以色列有什么世仇

在过去的2006年里，世界政治舞台上风云激荡，中东更是引人眼球。波斯硬汉伊朗总统内贾德频出惊人之语，公开置疑二战期间纳粹屠犹的真实性，威胁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以色列也不甘示弱地要求把伊朗驱逐出联合国，坚决反对伊朗的核计划，威胁要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以色列与伊朗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相隔千里的以色列与伊朗到底有何纠葛？

犹太人的“解放者”——波斯帝国与犹太民族

以色列与伊朗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以前。以色列的犹太民族和伊朗的波斯民族很早就生活在中东地区，也都曾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公元前11世纪犹太人建立了统一的希伯莱王国，所罗门王时期达到鼎盛。后来，希伯莱王国分裂为北部的以色列王国和南部的犹太王国。分裂造成国势衰落，也直接造成了犹太民族的苦难。公元前772年，以色列王国被亚述王国所灭，民众被驱离故土，湮没于历史之中。犹太王国虽逃过亚述一劫，但厄运难免。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贾尼撒攻克犹太王国都城耶路撒冷，城中财富被洗劫一空，圣殿被付之一炬，全城荡然无存。尼布贾尼撒将耶路撒冷全城的居民，包括贫民、工匠、贵族和被挖去双眼的犹太王押往巴比伦为奴，史称“巴比伦之囚”。成为亡国奴的犹太人，在异乡历经50余年的磨难，念念不忘故国，思乡之心越来越重。他们渴望耶和华派救世主降临来拯救他们，让他们重返家园，复兴国家。

波斯人属于中亚雅利安人的一支，在公元前2000年进入了今天的伊朗境内。公元前550年波斯部族首领居鲁士建立了波斯帝国。居鲁士志向远大，终生东征西讨，灭国无数。公元前538年居鲁士兵不血刃攻占了千年名城巴比伦。犹太人的命运出现了转机。开明的居鲁士大帝比较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他发布文告，释放“巴比伦之囚”，让他们回归故国并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据说当时共有42000多犹太人扶老携幼返回耶路撒冷。更让犹太人感激涕零的是，居鲁士还把尼布贾尼撒掠夺的5400余件耶和华圣殿圣物交给了犹太人。居鲁士对犹太人的“解放”正好与犹太人的救世主传说巧合，这一事件促进了犹太教的形成。居鲁士大帝因而被犹太人尊称为“涂圣油的王”。返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第一圣殿的废墟上重建了圣殿，恢复了国家，并持续了400余年的自治。可以说波斯帝国是“巴比伦之囚”的解放者，也甚至可以说没有居鲁士可能就没有后来的犹太人，也就没有今天的以色列。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公元前330年，盛极一时的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大帝所灭，伊朗先后遭到希腊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阿富汗人的入侵和统治。近代伊朗又沦为英国和沙俄的半殖民地。1921年2月，军官礼萨汗·巴列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建立巴列维王朝。第一次复国后的犹太国家也历经亚历山大大帝的入侵、托勒密王朝的管辖和塞硫古王朝的统治。公元前65年巴勒斯坦地区被罗马帝国占领，犹太人的国家不复存在。公元1至2世纪，犹太人不堪罗马帝国奴役，先后两次大规模起义反抗，但惨遭镇压，数十万人被杀，耶路撒冷城被彻底破坏，遗址翻耕成田。杀戮之后残存的人民多被掳掠为奴，整个巴勒斯坦田园荒芜，庐舍为墟，于是犹太人开始了背井离乡、流浪异地的长期民族飘泊史。

亲密的准同盟——巴列维王朝与以色列

历史再次使两个民族的命运两千年后相连。流散到欧洲的犹太人备受歧视与迫害，虽然犹太人在经济、教育与科技领域成绩斐然，但欧洲反犹思想根深蒂固，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犹太人便往往首当其冲，成为替罪羊。19世纪末，作为一种犹太民族解放的思潮，犹太复国主义兴起，号召犹太人返回以色列故土，在祖先的家园复兴犹太民族。在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感召下，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开始移居曾经的故土——巴勒斯坦。纳粹兴起后大肆迫害犹太人，二战期间有600万欧洲犹太人惨遭屠杀。民族的悲惨命运使犹太人渴望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是犹太人曾经的故土已成为阿拉伯人的家园，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进入自己的家园。犹太移民与当地的阿拉伯人矛盾激化，双方冲突不断。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者”——英国面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压力左右为难，干脆把这个难题丢给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1947年联合国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分别建立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两个国家。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

以色列建国后，阿拉伯国家拒绝承认这个犹太国家，在本·古里安宣布建国的次日，阿拉伯联军就发动军事进攻要把这个国家扼杀在摇篮中。以色列军民浴血奋战终于站稳脚跟。伊朗作为中东的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则对以色列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伊朗虽然出于同阿拉伯国家搞好关系的考虑，在联合国投票反对以色列进入联合国，但同时也表示不愿介入阿以冲突。摩萨台政府甚至一度宣布承认以色列。摩萨台倒台后，巴列维国王逐渐掌握了伊朗的实权。巴列维想实现伊朗的现代化，梦想恢复波斯帝国的光荣。以色列在逆境中的辉煌成就吸引了国王，认为以色列的军事、经济和科学技术可以帮助他实现“白色革命”。美国犹太社团对国会决策有着巨大的影响。伊朗与以色列搞好关系，可以借助美国强大的犹太社团的力量敲开美国国会的大门，帮助伊朗实现自身的利益，而且也可以借助以色列的力量去遏制纳赛尔革命后兴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维护伊朗的利益。以色列也想与伊朗搞好关系，摆脱在中东的政治孤立，从伊朗获得必需的石油。这一时期以色列与伊朗关系密切，双方人员来往络绎不绝，以色列领导人本·古里安、梅厄、贝京、达扬、佩雷斯和拉宾等都曾访问过伊朗。双方的合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合作也开花结果。政治上，双方共同致力于遏制纳赛尔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共同在也门对抗纳赛尔，共同遏制伊拉克，支持伊拉克的库尔德游击队，并通过伊朗把伊拉克境内的犹太人转往以色列。在军事上，以色列帮助伊朗建立和训练特务机构“萨瓦克”，并进行军事和情报合作。有趣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曾提议与伊朗联合研究核武器计划，但是伊朗国王巴列维认为伊朗没有必要开发核武器，甚至认为拥有核武器对伊朗来说是很危险的，因此拒绝了以色列的提议，并批评以色列在核武器问题上的立场，提倡建立“中东无核区”。两国虽在核武器问题上观点不一，但却签署了代号为“鲜花工程”的联合开发可以携带核弹头导弹的秘密计划，该计划因伊朗发生革命而中止。在经济方面，以色列帮助伊朗在农业、军工等方面进行建设，而伊朗则在阿拉伯对以色列实行严格的经济贸易禁运时向以色列提供石油。1959年到1971年以色列80%-90%的原油是从伊朗进口，到1976年伊朗则提供了大约以色列75%的石油需求。伊朗石油对以色列在中东战争中帮了大忙。面对阿拉伯国家对伊朗与以色列关系的指责，伊朗声称“我们是穆斯林，但不是阿拉伯人”。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中，伊朗巴列维政府都基本上保持中立，甚至对以色列军队在“六·五战争”中的成就表示钦佩。在十月战争后，埃以和平进程中，巴列维也尽了绵薄之力。

冰河时代——以色列与伊斯兰共和国

1979年1月，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巴列维流亡国外，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国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对以色列国家的理解与认识决定了以色列与伊朗关系必然发生逆转。早在1960年霍梅尼就在一次演讲中，呼吁伊斯兰世界和世界穆斯林团结一致，共同反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霍梅尼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殖民主义在中东的工具，反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不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他认为“殖民主义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企图消灭伊斯兰民族和伊斯兰国家，殖民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正在包围伊斯兰各民族，掠夺他们的财产和自然资源。以色列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西方殖民主义建立以色列政权的目的是镇压和殖民伊斯兰各民族。”因此，霍梅尼反对伊朗国王与以色列政权建立友好关系。在巴列维时期，霍梅尼通过演讲、发表声明和撰写文章向穆斯林阐述以色列政权对伊斯兰世界构成的威胁，认为以色列政权是伊斯兰世界心脏的毒瘤，如果不铲除，其后患无穷。

伊朗伊斯兰革命使两国的蜜月戛然而止，以色列驻伊朗的机构、专家全部撤出，伊朗驻以色列的机构也关门闭市，许多合作项目半途而废，其中包括“鲜花工程”。革命后的伊朗奉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政策，号召伊斯兰世界铲除以色列这个“毒瘤”，把每年的斋月最后一个周五主麻日定为“古都斯日”，旨在唤醒穆斯林，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消灭以色列政权。自此后，每年的“古都斯日”，世界穆斯林都要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政权。但需要注意的是，霍梅尼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他不是个反犹主义者。在伊斯兰革命时期，他曾许诺保护伊朗的犹太社团，不许伤害生活在伊朗的犹太人。在80年代，霍梅尼允许愿意离开伊朗的犹太人取道巴基斯坦前往以色列、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目前，在伊朗还生活着数万犹太人。伊朗宪法保护他们的宗教习惯和风俗，并在议会留有一个席位。

革命后的伊朗虽然激烈反对以色列，但是两国也不是老死不相往来。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在国际上极其孤立，武器弹药缺乏。这时，被伊朗视为“小撒旦”的以色列雪中送炭，主动拉了死对头伊朗一把，向伊朗输送了大量军火。一来，以色列认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不希望伊拉克在中东做大，希望伊朗能平衡一下伊拉克。二来，“风物长宜放眼量”，以色列希望伊朗的极端主义是暂时的现象，会很快退烧，两国可以重温旧好。1987年，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前总理伊扎克·拉宾总结以色列政府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策时说，“伊朗现在从其奉行的哲学上来说是以色列的危险的敌人。……但同时，伊朗28年或者37年后将会是以色列的朋友。”两伊战争时期，以色列不仅自己卖军火给伊朗，而且还在美伊之间穿针搭线，帮助伊朗借助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获得美国军火。霍梅尼时期，伊朗虽然购买以色列的军火，但其反以思想并未软化，积极支持巴解组织、黎巴嫩真主党的反以行动，并与叙利亚在反以问题上互相支持。以色列也强烈谴责伊朗的反以言论和行为。

以色列经过多年的奋战，终于基本摆平了阿拉伯国家，老对头巴解组织也逐渐软化。到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改善了建国以来所处的艰险环境。面对现实，一种新的和平主义之风吹拂阿以政坛。1993年以色列与巴解组织签署《奥斯陆和平协议》，开始了巴以和平进程。但是伊朗却依然故我，伊朗不相信当时的和平进程是公正的，认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谈判不会实现真正的和平。旗帜鲜明地要求“公正”——解决1948年以来的巴勒斯坦难民权利、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占领、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问题。伊朗表示原则上接受巴以和平进程，但是不接受《奥斯陆协议》，因为这个协议是“不公正的、傲慢的，归根结底是荒谬的”。在人们对巴以和谈寄予厚望，憧憬中东和平美景之际，伊朗的特立独行显得与主流格格不入。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十分恼怒，认为伊朗是“最危险的敌人”，但对伊朗也无可奈何。

继巴以和谈之后，伊朗核计划又成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严重问题。两伊战争后，伊朗重新启动巴列维时期的核计划。这时的以色列一反以前对巴列维核计划的支持，强烈反对伊朗重启核计划，指责伊朗寻求核武器，并力促美国、欧盟等国家向伊朗施压，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危机，以色列与伊朗的敌对也进一步加深。2005年伊朗强硬保守派内贾德当选总统。内贾德上台不久就语出惊人，声称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以色列也以牙还牙要求联合国开除伊朗。内贾德还对二战期间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表示置疑，以色列则指责内贾德犯了反人类罪，双方你来我往，口水战不休。但我们也可以看出，内贾德的言论无非是要转移阿拉伯对伊朗的核计划的担心，并借反以言论，凝聚国内共识，获得政治支持。内贾德严辞反以但他并不是反犹太主义者，2006年12月，他本人还向德黑兰一犹太医院捐款。伊朗的犹太人的生活也没有受到内贾德言论的影响。

总起来看，以色列与伊朗之争并非出于直接的国家利益之争，而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伊朗反以无非是把以色列视为西方代理人，认为以色列建国是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阴谋。可以说反以色列是伊朗反西方影响，维护伊斯兰利益的表象，其实质是反以色列后面的西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其实，以色列也不愿与伊朗为敌，希望伊朗有一天能回心转意重修旧好。

⑵ 纳粹好不好

纳粹，无论他基于什么样的理论，本质上还是把人群划分为“他们”和“我们”。虽然政治本身就是不断划分“我们”和“他们”的过程，但纳粹却过于关注“我们”的利益，把一切“他们”视为”异端“，不惜牺牲“他们”的一切利益，乃至消灭”他们“生命本身，来满足”我们“的利益。

所以纳粹和现在的IS等极端势力是一回事，如果你觉得纳粹还行，那时因为纳粹还没有来得及对付你。如果你以为你就是纳粹眼中的“我们”，那时因为你还没有认清纳粹这种极端力量的本质——当纳粹消灭掉一个个“他们”之后，就会在“我们”中再划分出一个又一个的“他们”，并予以消灭。

⑶ 为什么伊朗人自称雅利安人,纳粹也自称雅利安人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

伊朗人。

原因：首先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说自己是纯种的雅利安人，其实就是无稽之谈，希特勒仅仅因为德国和北欧人金发碧眼的特征，就给自己认了这个祖先。

这种行为没有根据，但是很聪明，就像曹操说自己是曹参的后代，袁世凯说自己是袁崇焕的后代，现代欧洲的匈牙利说自己是匈奴后代一样。都已经被基因实验证实失实，但毕竟谁都希望自己的祖宗厉害。

其实德国人仅有18%的雅利安血统，甚至比不上我们20%血统的维吾尔族。而被他认为是劣等民族的东欧斯拉夫人，雅利安血统却超过了百分之五十。

伊朗人也说自己是雅利安人，要是谁说“你们阿拉伯人”他们一定跟你急。甚至伊朗国名IRAN就源自ARYAN雅利安。

的确伊朗人是当今世界上最纯种的雅利安民族。印欧语系就是起源自进入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他们祖先们的辉煌历史的确可以用来吹。

(3)纳粹和伊朗哪个好扩展阅读：

雅利安人（其出现于印度西北部已为《梨俱吠陀》所证实）从印度次大陆之外，通过一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连续多次的迁徙，到达了他们当时占领的地区。

这一迁徙的最后阶段距《梨俱吠陀》开始编成的时间不可能相去太远，但同时也必定过去了一段足够的时间。

印度历史上有关于雅利安入侵的记载。印度的四种姓是按肤色深浅而设置的，其中婆罗门和刹帝利种即来源于征服者：浅肤的雅利安人。

波斯历史上有名的米底人和波斯人都是雅利安人后裔。古希腊和古波斯的历史学家提到的塞西安、撒尔马希安、马萨革泰和阿兰聊人也是雅利安人直裔。

历史上，雅利安人摧毁了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三个：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正是由于雅利安人有一段辉煌历史，后来许多国家和民族宣称雅利安人是其祖先。

波斯人宣称是古雅利安文化的继承者。塔吉克斯坦人也是如此宣称。波斯人最忌讳别人把他们看作是阿拉伯人。其实古代的波斯人并不信伊斯兰教。

在近代，纳粹错误地将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定义为雅利安人，实际上两者毫无关系，相距甚远。

⑷ 伊朗革命卫队与纳粹党卫军性质一样么

不一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是宗教军队，党卫队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有陆军、空军、海军的三军编制。党卫队只有陆军。

⑸ 纳粹德国是个好国家吗

要看对谁来说了，对于德国的各类寡头来说当然是好国家，对于德国普通工人和职员也不错，毕竟没有失业的担心，社会保障健全，甚至普通工人都能有机会出国疗养。
当然这些是“雅利安人”和右翼分子的福利，很多左派人士和少数民族的命运就和广泛宣传的一样，惨不忍睹。

⑹ 二战时期的伊朗是不是也亲近纳粹德国当时的巴列维王

我想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在二战时期的伊朗与英美和苏联的关系都不错，要知道伊朗的前身波斯是英国和沙俄的事理范围。2.我记得应该是斯大林的要求吧，伊朗离苏联比较近，比较安全。3.伊朗远离二战战场，在这里举行会议比较安全。4.在二战时期举办会议多数是在第三国或者是第四国举行会议。

⑺ 为什么伊朗内贾德认为纳粹没有屠杀犹太人

内贾德认为 犹太大屠杀换来了全世界对以色列的同情.
而以色列利用这点破坏了巴勒斯坦人民 抢占中东的领土.
还有政治上的原因。这一讲话 虽然背离历史 却可以在国内取得民心

⑻ 现在的伊朗怎么样了

内贾德很牛啊！

仅仅6个月前，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这个名字几乎不为世界所知，如今他已经是被全球媒体关注最多的人物之一。

仅仅6个月，这位伊朗总统已经以他强硬的姿态改变了伊朗核谈判的态势，并在逐步争夺中东地区的主导权，迫使白宫恳求他回到谈判桌上来。

当西方分析家们把目光都投在了那些消费着西方文化、乐于参加德黑兰北部欧式风格俱乐部的德黑兰知识分子身上时，他们没有看到德黑兰南部的中低收入居民区，他们也忽视了伊朗贫穷的农村，正是这些人使内贾德在2005年6月的伊朗总统大选中打败了有着丰富政治经验、颇具知名度的伊朗政治家拉夫桑贾尼，获得了压倒性胜利。而内贾德就一直生活在他们中间。

同样，内贾德在一周内第二次说出“纳粹大屠杀是个神话”的时候，他也恰恰是在前往伊朗南部三省视察工作的途中。

在德黑兰东部的工薪阶层低收入街区纳尔马克区，有一幢毫不起眼的两层楼，这个只有90平米的公寓楼就是内贾德的家。在这里，他和他的子女住在底层，二层则住着他的父亲，一位铁匠。即使当了总统后，他也执意要留在原来的这幢公寓楼内，最后才不得不因为安全原因而离开。这一小小的细节，也许恰恰可以从一个侧面解开内贾德之谜。

如果说美国总统布什试图用快人快语博得国内民众追捧的话，那么内贾德就任总统以来在伊朗国内的每一步举措也同样走得自信而有个性。

与人民在一起，是内贾德的口号。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第一次内阁会议是在玛什哈德的伊玛姆礼萨清真寺举行的。他命令把总统官邸内所有绚丽的波斯地毯全部拿走，而这绝不是做秀。他还允诺要把伊朗的石油收入送到每个老百姓的餐桌上，并缩小经理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收入差距。

“他是个有点怪异的家伙”。这是美国总统布什最近在接受美国公众电视台采访时针对内贾德有关以色列的一番惊人之语做出的最有味道的评论。对于美国来说，内贾德让美国人感到琢磨不透，他们更熟悉拉夫桑贾尼、哈塔米等等这些与西方保持着良好关系的伊朗政治家。内贾德的当选使美国感到忧心忡忡。

在伊朗大选结果刚刚公布后不久，美国国务院立刻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大选既不公正也缺少自由。随后，又有当年的美国人质出来指认内贾德参与了1979年伊朗扣押美国使馆人员的事件。甚至在内贾德于2005年9月即将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亮相参加联合国大会时，还传出了美国可能不会给他发放签证的消息。

然而伊拉克的政治天平微妙地改变了美国和伊朗两方的政治砝码。现在美国要依赖伊朗维持伊拉克的稳定，而这反过来给了伊朗在核谈判桌上与美国叫板的筹码。内贾德当选后，伊拉克过渡政府总理和总统纷纷出访伊朗，这两位萨达姆的宿敌与内贾德的相会似乎有点“老战友相逢”的意味，伊拉克的政治天平也越来越向伊朗倾斜了。而当内贾德口出“应该把以色列从地图中抹去”，在一周内两次抛出“纳粹大屠杀是个神话”言论时，西方政治分析家似乎从他的话语中读出了更多的意味。

2005年5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赴以色列调查其核武库引起了阿拉伯国家的广泛关注，一些西方评论家认为，内贾德的反以言论是在争取国内年轻人和阿拉伯世界的支持。

处于西亚通往欧洲和中亚通往印度洋十字路口的伊朗高原，多次遭到强悍的外族入侵，山河几度破碎，数不清的操着各种语言、信仰和习俗的部落、民族在这里生存。在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现代国际关系结构中，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国内的统一信仰、团结和邻国的睦邻友好，伊朗能够在美国、以色列的重重包围和威胁下实现发展经济和民族复兴的梦想。

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内贾德是个“有点怪异的家伙”。

而未来，这位出身平民的铁匠之子将把伊朗带向何方，将会给世界政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人们将拭目以待

⑼ 二战对伊朗的影响

反犹主义”一词在英文中为“anti-semitism”,其动词形式为“anti-semite”，它是由前缀“ anti”和词根“Semite(闪米特族)”组合变化而来，从字面意思上看，应是“反闪主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都习惯于用这一词汇来指代反犹主义。有学者认为这一词汇是在19世纪由德国记者威廉?马尔因在《犹太教战胜德意志社会》中首先提出来的，尽管这一词汇出现于19世纪，对犹太人的迫害早在上古时期就已出现。我们一般认为反犹主义是一种把整个犹太人作为迫害和排挤对象的社会现象、社会思潮和社会行为，反犹主义在不同的社会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在历史上，欧洲的反犹主义最为严重，对历史的影响也最大，欧洲之所以会频频发生反犹的恶浪是由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特点所决定的。

1、历史的惯性作用。欧洲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始于希腊罗马时期，当时主要是为了推行希腊化政策，镇压犹太人的抵制和反抗。罗马帝国的灭亡以后，一方面帝国内长期推行的反犹政策在社会中形成的反犹排犹思潮并没有一下子消失。另一方面罗马帝国推行的反犹措施被后罗马时代各国所继承。日耳曼部落打败罗马帝国以后，最初并没有积极的学习希腊罗马的优秀文化，而是去继承和发展基督教，也包括对被称为“异教徒”的犹太人的迫害。例如在公元438年生效的罗马提奥尔西法典中规定的针对犹太人的附加条款，后来就成为一些人反犹的法律依据。

2、经济上的偏见和短视。由于犹太人一直被视为魔鬼和异教徒，所以他们的就业和经营也受到了很大限制，不少人只能去从事商业和金融业，特别是高利贷行业。流散到各地犹太人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很快就聚敛起大量财富，但这又会成为当地人妒嫉和仇视的对象。基督教禁止基督徒进行放贷食息，所以犹太人的放贷一直被视为是“罪恶勾当”，实际上“这是一个为自己掘墓的怪圈，其背后则是基督教欧洲对犹太民族的宗教迫害和种族歧视。”1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所描绘的犹太高利贷商夏洛克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少欧洲人心中对犹太人的偏见。

欧洲统治者一方面迫害犹太人，另一方面又把犹太人作为“敲竹杠”的榨取对象。法国统治者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滑稽，从公元1182年到1321年，法国曾四次驱逐犹太人，为了财税收入又四次召回犹太人。1361年法国国王好人约翰被英国俘虏，为了筹集巨额赎金，允许犹太人返回法国，1394年又把他们驱逐了出去。以色列着名历史学家阿巴·埃班在《犹太史》中曾写道“他们（犹太人）在英国短暂的定居史逼真而深刻地反映了中世纪犹太人的命运：始则受鼓励，继而受辱，受迫害，最后则遭驱逐。”2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以后，犹太人在经济竞争中的优势也成为非理性反犹的新借口，一些反犹组织通过联合抵制的办法反对犹太人，把犹太人排除在一些行业和社团组织之外。在奥地利，一些反犹主义者在报纸上和集会上就公开打出“不从犹太人处购货”的口号。法国反犹分子爱德华·阿道夫·德律蒙在《法国犹太人》一书中竟然提出：法国的经济萧条和社会贫困是犹太人的罪过。他认为犹太人在法国人口中虽然只占0.25％，可是他们却掌握着法国一半以上的财富，所以要征收犹太人“显然用非法手段牟取的财产”。这本书在出版的当年就售出了十万册，在社会上起到了极大的蛊惑作用。

3、政治地位的缺乏。犹太人在客居地基本上都是以少数族裔的面目出现的，他们的经济地位凸显了他们这一群体的独特性，但他们始终没有完全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来保障自身的利益，这使得他们始终是一个脆弱的群体，再加上一些当权者别有用心的纵容和挑唆犹太人常常会无端的成为权力争斗牺牲品。在中世纪，一些欧洲国家统治者为了讨好教会，不遗余力的迫害犹太人。到了近代，欧洲各国的统治者为了转移国内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视线，又往往拿犹太人作为“替罪羊”。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沙皇政权就利用反对犹太人来转移国内的不满，在当时的反犹浪潮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世纪三十年代，希特勒的纳粹势力同样是利用人们对犹太人的仇视来一步一步夺取权力的。从历史上来看，从《圣经》中在埃及为相的约瑟到在波斯国为后的以斯贴，从近代欧洲的“宫廷犹太人”到当今美国的犹太人，凡是犹太人有一定政治地位的时候，其权利就可以得到较好的维护，就可以有效的抵御反犹主义的攻击。

4、宗教文化上的不兼容性。公元4世纪后随着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宣布为国教后，它就逐渐在欧洲取得了统治地位。但其地位一直受到来自犹太教的质疑，被基督教奉为经典的《新约》和基督耶稣一直为犹太教所否认，这种否认实际上就是对基督教合法性的一种质疑“几千年来，上帝、托拉、以色列一直是犹太教所包含的内容，犹太人对这些东西的忠诚就成为反犹主义的一个借口。它们使犹太人被视为局外人，更为重要的是被视为是对非犹太人神祗合法性的一种挑战。”3这是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欧洲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其次是宗教传说中的犹太人对基督耶稣的迫害，以及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把犹太人附会成为出卖耶稣的犹大的后裔，这些宗教传说不论其真实与否，在基督教会不厌其烦的鼓吹下，都在一定程度加深着基督徒对犹太人的偏见，并导致了一种强烈的宗教复仇情绪。最后是在宗教价值观上的对立。

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the Chosen People）”，与上帝有着某种契约关系；基督教虽脱胎于犹太教，但已演变成一种普世的宗教，它认为所有的人都可以归化为上帝的子民，基督徒负有拯救人类和世界的使命。所以，当基督教与具有优越感的犹太教迎头相撞时，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要么被归化，要么成为“万恶不赦”的异教徒。正因为如此，那些狂热的十字军战士在东征时就提出了“干掉一个犹太人，以拯救你的灵魂”的口号，基督教会也想尽办法包括使用暴力手段来迫使犹太人改变信仰乃至消灭掉他们。

犹太人由于在宗教和价值观上的独特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有别于基督教世界。这种差异使他们往往被视为是“非我族类”，进而形成一种深刻的偏见。按理上说这种差异并不一定能成为现实的冲突，一般而言，任何民族文化内部都存在两种机能：排斥性和包容性。排斥性有助于传统文化的延续和稳定，它是一种文化出于保护自身的本能而对外来异质文化的做出的反应。包容性则有利于吸收外来文化并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两种机能发挥作用并不是同步的和均衡的，它与这种文化自身的自信程度和开放程度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等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希腊罗马以后的欧洲世界不具有中国文化上的那种优越和自信，再加上基督教占据社会思想主体地位后所带来的偏执和非理性因素，所以对异质的犹太人和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而不是宽容。这样，以两种不同宗教信仰为主体的社会在文化生活上表现出的差异竟然成了一种现实冲突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