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民法典1495条是什么

㈠ 承诺的条件有哪些，延迟承诺会有什么法律后果

一、承诺的条件有哪些
一项承诺，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产生合同成立的法律后果。依合同法的一般理论，承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承诺必须由受要约人作出。要约和承诺都是相对人的行为，要约只对要约人和受要约人有拘束力，因此，只有受要约人才有承诺的能力。受要约人的承诺，可以由其本人或其代理人作出，无行为能力人由其监护人作出。其他人作出的承诺的意思表示，不产生合同成立的法律效果，但可以视为一项要约。
（2）承诺必须向要约人作出。承诺是对要约的同意，只对要约人和受要约人有拘束力。对要约人以外的人作出的承诺，合同不能成立。向要约人的代理人进行承诺，与向要约人本人承诺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3）承诺的内容须与要约的内容一致。承诺是受要约人愿意按照要约的全部内容与要约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所以，承诺欲取得成立合同的法律效果，就必须在内容上与要约的内容一致，舍此便不能成立合同。如果受要约人在承诺中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变更的，便不构成承诺，而应视为对原要约的拒绝而作出的一项新的要约，或称反要约。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的，除要约人及时表示反对或者要约表明承诺不得对要约的内容作出任何变更的以外，该承诺有效，合同的内容以承诺的内容为准。在实务中，一项合同的成立，往往要经过要约、反要约、再反要约，直至承诺这样几番讨价还价的过程，而要约人与受要约人的地位也随之而数次相互颠倒。
（4）承诺应在要约有效期内作出。承诺的这一要件，依要约是否定有承诺期限分为两种情况：定有承诺期限的要约，承诺须于期限内作出方为有效承诺;未定有承诺期限的要约，如属口头要约，承诺须由受要约人立即作出才为有效，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如是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则应由受要约人在合理期限内作出承诺。有效期间经过后作出的承诺，称为迟到承诺，不能发生承诺的效力，应视为新要约。但受要约人在要约有效期间内所作承诺，依通常情形可于有效期内到达要约人而迟到者，称为未迟发而迟到的承诺。对这种承诺，要约人应负对承诺人发迟到通知的义务。要约人及时发出迟到通知后，该迟到的承诺不生承诺效力，即不能成立合同。如要约人怠于发迟到通知，该迟到的承诺应视为未迟到的承诺，具有承诺的效力，即能成立合同。
二、延迟承诺会有什么法律后果
承诺本应在承诺期限内作出，超过有效的承诺期限，要约已经失效，对于失效的要约发出承诺，不能发生承诺的效力，应视为新要约。如德国民法典第150条、日本民法典第523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60条均规定，迟到的承诺，视为新要约。有的国家规定，如果要约人欲使该承诺生效，则应当立即通知受要约人。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326条第3款规定：即使承诺迟延，要约人亦可以保留迟延承诺的效力，但是，以立即向另一方发出通知为限。这样规定的结果与德国、日本以及台湾地区的规定是一样的。迟延的承诺视为新要约，立即发出通知等于是对此新要约的承诺。
迟到的承诺视为新要约，英美法也有同样的原则。但是，英美法的要约通常是虚盘，其有效期常常采用合理期限进行推定。如果承诺明显地迟发了，明显地超过了合理期限，当然不能生效。但是，有许多承诺难于判断是否在合理期间发出的。判例法认为，如果受要约人有根据认为其承诺是在合理期间内发出的，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要约人应当接受这个承诺。如果根据他的理由断定这个承诺已经逾期，不愿承认这个承诺，他就必须把这个意思及时通知受要约人，否则承诺有效、合同成立。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21条第1款的规定与意大利的规定相仿：逾期接受仍有接受的效力，如果发价人毫不迟延地用口头或书面将此种意见通知被发价人。《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2.9条中也有类似的规定;逾期承诺仍应具有承诺的效力，如果要约人毫不延迟地告知受要约人该承诺具有效力或就该承诺的效力发出通知。通则的解释是，逾期承诺通常无效，本条中此项的规定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21条的规定一致。如果要约人接受逾期承诺，则在一项逾期的承诺送达要约人时，而不是在要约人通知受要约人其认为该逾期承诺有效时，合同视为成立。并举例说明：甲指定3月31日为承诺其要约的最后期限。乙的承诺于4月3日送达甲。甲仍然对该合同有兴趣，愿意接受乙的逾期承诺，并且立即通知了乙。虽然该通知是在4月5日才送达乙，但合同于4月3日成立---以上答案由家律网整理提供

㈡ 竞业禁止是指什么，竞业禁止条款可以限制终身吗

一、竞业禁止是指什么
所谓竞业禁止，指对与特定营业具有特定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定人员所为的竞争性特定行为的禁止。也就是说，权利人有权要求与其具有特定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定人不为针对自己的竞争性行为。这里的义务主体是特定的人，即与特定营业具有特定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定人。特定民事法律关系，一般由合同契约决定。竞业禁止有以下特点：
（一）竞业禁止产生于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
在国外，由法律直接规定竞业禁止。例如《瑞士劳动合同法》第34条a款规定：“雇员必须忠实地维护雇主的正当利益；雇员接受与雇主竞争的第三人的报酬而为其服务，在服务期间使用在原企业获得的商业秘密或泄露之，都属于禁止之列。”《意大利民法典》第2105条规定：“提供劳动者不得为自己或第三人的利益与企业主竞争，亦不得泄露涉及企业管理或生产方法的信息，不得以使企业蒙受损害的方式允许第三人利用上述信息。”各国公司法中，对董事、监事、经理也都有类似的竞业禁止规定。另外，雇主与雇员之间通过合同形式签订的竞业禁止协议也是竞业禁止义务产生的原因。我国《劳动法》第22条规定：“劳动合同当事人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有关事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28条也规定：“企业、事业可以与参加科技成果转化的人员签订在职期间或者离职、离休、退休后一定期限内保守本单位技术秘密的协议。”上面所述的竞业禁止，有的是法定的竞业禁止，有的是约定的竞业禁止，这既体现了立法者对于竞业禁止现象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合同自由的原则。只要双方的约定不违反法律的规定，都应允许。但是在这样的合同中，不能因合同自由而限制处于劣势地位一方从事合法竞争的自由，要把竞业禁止条款的约定与商业惯例、商业道德一并考虑，既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又对义务人的利益予以关注，同时兼顾公共利益。
（二）竞业禁止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
不论是从公司法关于董事、经理竞业禁止义务的规定、劳动法关于员工保守商业秘密的
规定，还是从法律关于代理人、经纪人、营业转让人竞业禁止的规定以及其他方面竞业禁止的法律规定来看，权利方和义务方之间都存在着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这些法律关系或为委任关系，或为雇用关系，或为代理关系，或为营业转让关系。竞业禁止义务只能发生在这些具有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之间没有这些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也就不可能产生竞业禁止义务。
（三）竞业禁止所要限制的行为，从广义上说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竞业禁止制度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的客体就是公平合理的竞争秩序，所要禁止的行为就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但这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上所指的不正当竞争又有所不同。首先，竞业禁止行为本身并非违法行为，而只是由负有特定义务即竞业禁止义务的主体实施该行为才构成违法。如公司经理从事营业活动本身并不违法，只是由于其特殊的职位而不应该从事与其所在公司相同或者类似的经营活动，否则即构成竞业行为。而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而不论是谁实施这种行为。其次，竞业禁止一般只关系到特定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如公司（企业）与雇员之间，或者合同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利益。而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固然不正当地损害了一部分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另一方面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其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所以准确地说，竞业禁止所要禁止的行为是界于公平竞争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之间的一种市场行为。[⑤]
（四）竞业禁止是一种不作为义务。
民事义务有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为了满足他方的合法权益，义务主体必须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的，是为作为；必须不为某种行为的，是为不作为。前者也称为积极义务，后者又称为消极义务。违反积极义务，是当为而不为，违反消极义务，是不当为而为之。竞业禁止义务，它所加诸于义务主体身上的是不为特定竞业行为的义务，法律或者合同对其要求是不得进行某种行为，因而从本质上讲，竞业禁止义务是一种不作为义务。
（五）竞业禁止有一定的限制范围。
各国立法均对竞业禁止的时间和空间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如许多国家规定，雇员离职后一定时期不得从事与其在原企业所掌握的商业秘密有关的经营活动，但不能无限期地要求离职雇员不为竞业活动。又如，关于许可合同的竞业限制，被许可方只在许可方的市场范围内的营业受限制，超出该范围就不再受同业竞争的束缚。当然，竞业禁止也存在着没有限制的特殊情况。比如，对于某些重要的商业秘密，只要该商业秘密没有进入公共领域，离职者就不能从事与该项商业秘密相关的竞业活动。
二、竞业禁止条款可以限制终身吗
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一般竞业禁止条款中规定的竞业禁止时间不得超过三年。超过三年之后，该条款就自动失效。因此，劳动者不用担心与用人单位终止合同后，不能再进入同一行业工作。

㈢ 债权转让通知由受让人做出是否有效

根据该条规定，债权人在转让权利的时候，并不需要经过债务人的同意，而只需要通知债务人即可。应该说从《合同法》的规定来看，债权让与的通知应当由债权人通知债务人。但在实务中对于通知的主体则有不同看法：如果债权人没有通知债务人，而是由受让人通知债务人，是否能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呢?
由谁进行通知，世界上大致有三种立法例。
其一，由受让人通知，如《法国民法典》及《意大利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第1690条;《意大利民法典》1539条);
其二，由让与人通知，采此做法者如日本民法(第467条);
其三，由让与人或受让人通知，采此做法的如瑞士债务法(《瑞士债务法)第167条)及台湾民法典(第297条)。
一般认为，我国《合同法》限定只能由债权人通知的是过于狭隘了，构成了法律漏洞，可以通过目的性扩张予以填补，允许受让人也作为通知的主体，从而有利于灵活解决实际中的问题。但从保护债务人履行安全的角度考虑，受让人为让与通知时，必须提出取得债权的证据。(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3版P475-476)。
与此同时，根据法释【2001】12号第六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以上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者通知，也是有效的通知办法。
另外，如果受让人和债权人诉讼前均未通知债务人，而只是受让人在诉讼中通过起诉状的方式或者出示证据的方式向债务人主张债权，是否能达到通知的效果呢?应当认为，只要债务人尚未清偿债务，受让人通过起诉状的方式通知到了债务人，或者在庭审中通过出示取得债权的证据等方式主张债权的，均可以达到通知的效果(实务中有少数判例认为不可以，但也有相反的判例)。
以上观点，以台湾民法典为例：
第 297 条 债权之让与，非经让与人或受让人通知债务人，对于债务人不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受让人将让与人所立之让与字据提示于债务人者，与通知有同一之效力。
在实务中，有不少法院的观点认同债权人和受让人均可以做出有效通知，但也有少部分法院持相反观点。以下摘录几个案例以资参考。
一.法院认为受让人无权通知
(2006)郑民四初字第74号(本案后被(2006)豫法民二终字第232号改判，见下文)
本案中各方争议的焦点一是债权转让的通知应由转让人通知债务人还是由受让人通知债务人，二是债权转让协议是否可以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根据该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的通知义务应由债权人履行，受让人无权通知。(注：值得注意的是，该观点后来被二审更正，下文将引述二审观点)
二.法院认为应当允许受让人作为通知主体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一中民终字第14660号
《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根据该条法律规定，债权转让只要通知债务人，该转让对债务人就产生法律效力，并且法律并没有限定通知的主体，因此债权的受让人通知债务人也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本案中，焦建立虽称没有接到过债权转让的通知，但全品公司就债务履行问题起诉焦建立的行为本身就可以视为合同法意义上的“通知”，并且全品公司在原审过程中也提交了其与全品文化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因此全品公司已经履行了通知债务人焦建立有关债权转让事宜的法定义务，该债权转让行为对焦建立具有法律效力，焦建立理应向全品公司支付其拖欠的购书款。(注：该观点与台湾民法典第297条第2款一致：受让人将让与人所立之让与字据提示于债务人者，与通知有同一之效力。但在实务中，亦有法院认为诉讼中的提示系举证行为，没有通知的效果)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1)徐民二(商)初字第1215号
法院认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让与应由债权人通知债务人，但也可允许受让人作为让与通知的主体。为保护债务人履行安全，在受让人通知的场合，单纯的口头形式尚不为足，受让人必须提出取得债权的书面证据，如债权转让协议、让与公证书等，否则债务人可以拒绝履行。
(2006)豫法民二终字第232号(本案改判(2006)郑民四初字第74号判决，见上文)
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回，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由于债权转让的内容是债权，必然涉及到债务人向谁履行债务的问题，为便于债务人适当履行债务，债权转让的事实是否及时通知债务人，直接影响受让人的利益，故虽没有为受让债权人设定通知义务，受让人主动进行通知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债权受让人通知到债务人后，该债权的转让应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
(2010)豫法民一终字第40号
根据《合同法》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应当通知债务人，虽然宋贤林作为受让人在原审庭审中向亚鸿公司、万科公司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在形式上有瑕疵，但是合同法规定债权转让应通知债务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告知债务人应以受让人为债权人，并不得再向原债权人清偿，避免债务人错误清偿，至于原债权人通知还是由债权受让人通知均不损害债务人的利益。且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孙志会、许允奇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亚鸿公司、万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增军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书，所以本案债权转让对亚鸿公司、万科公司具有法律效力。亚鸿公司 、万科公司上诉称本案债权转让对亚鸿公司、万科公司不生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㈣ 我国民法典第705条第一规第一款规定租凭期限不得超过20年超过20年的是什么

需要具体情况确定，有可能是不定期租赁，也有可能无效。
法律分析
民法典第七百零五条是关于租赁期限的最高限制的规定。租赁是转让租赁物的使用权，是承租人为使用租赁物而满足自己生活或经营的需要的。承租人并不想长期占用租赁物，因为这种使用权是以支付租金为代价的，当承租人达到使用收益的目的后，需要将租赁物返还出租人。这里就有个租赁期限的问题。租赁期限的长短由当事人根据其使用租赁物的目的和租赁物的性质自主决定。应当说租赁期太长并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实现。因为客观情况总是在不断变化的，特别是不动产，其价格可能会因一个国家的经济形势变化而大起大落。很多国家的法律都对租赁合同的最长期限作出限制。例如，日本民法规定，租赁契约的存续期间不得超过20年，如果所订租赁契约比这个期间长的，要缩短为20年。意大利民法典规定，租赁不得超过30年，如果约定期间超过30年或者永久的，则将被减至30年。德国也规定30年。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规定，租赁契约之期限不得逾20年，逾20年者，缩短为20年。我国合同法借鉴了这些规定，考虑到我国正处在一个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中，经济发展很快，变化也很快，为了更有效地保护租赁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对租赁期限的最高期限有所限制是有必要的。因此，本法作出了租赁合同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年的规定。通常情况下，当事人在确定租赁期限长短时，总是要根据租赁物的性质和承租人的使用目的来确定的。在动产租赁中，租赁期限是比较短的，一般都是临时使用。例如，租赁汽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汽车的使用寿命是10年，双方当事人不可能约定一个租赁期为20年的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较长的是不动产租赁即房屋租赁。在房屋租赁中，用于承租人居住需要和用于商业性租赁是不一样的。一般讲用于居住租赁的承租人希望租期长一些，使这种租赁关系相对稳定一些。商业租赁中、在订立合同时房屋的租价比较低的情况下，承租人就希望将租赁期限订的长一些，租金固定下来;在房屋的租价偏高的时候，出租人就希望租期订得长一些，这样就能保证其得到更多的租金。当双方当事人不能自己寻找一个公平的交叉点时，法律总是要在利益双方中找出平衡点的。这也是规定最高租赁期限的一个目的。20年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最高限，因为如果租赁合同双方当事人在20年期满时，仍然希望保持租赁关系，可以采取两个办法：一是并不终止原租赁合同，承租人仍然使用租赁物，出租人也不提出任何异议。这时法律规定视为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即双方当事人又形成了一个不定期租赁的关系，如果一方当事人想解除合同随时都可以为之，这种情况被称为合同的“法定更新”。二是双方当事人根据原合同确定的内容再续签。一个租赁合同，如果需要较长的租期，当事人仍然可以再订一个租期为20年的合同，这种情况被称为“约定更新”。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点》第七百零五条 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
租赁期限届满，当事人可以续订租赁合同;但是，约定的租赁期限自续订之日起不得超过二十年。

㈤ 什么是典当行做什么的

典当行 典当行业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关于典当、典当行及典当业的产生与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典当行为的出现：典当在我国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是《后汉书》，书中描述，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甘陵相刘虞奉命攻打幽州，与部将公孙瓒发生矛盾。“虞所贲赏，典当胡夷，瓒数抄夺之”。刘虞原打算把受赏之财质押外族，却被公孙瓒劫掠。这是历史上将“典当”二字最早连用的一次，是把典当活动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活动加以记载的。它表明，典当在中国至迟兴起于东汉，中国是典当行为产生最早的国家之一，距今已有1800年的历史。
典当机构的产生：被称为典当行或当铺的典当机构在中国产生于南北朝时期。《南史·甄法崇传》中记载，宋江陵令甄法的崇孙甄彬（时届南宋），“尝以一束苎就州长沙寺质钱，后赎苎还，于苎中得五两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还寺库”。这里提到的寺库，指的就是寺院经营的专门当铺。另在《南齐书》中记载：“渊薨，澄以钱万一千，就招提寺赎太祖所赐渊白韶坐褥，坏作裘及缨，又赎渊介幌犀导及渊常所乘黄牛。”总之，佛寺兼营典当或专门的典当机构，在中国至迟起源于南朝，距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
外国典当行的出现，一般认为是在欧洲中世纪前期。如10世纪～11世纪，流亡欧洲各地的许多犹太人便操此营生。据史料记载，西欧各地的犹太人都变成了典当业者，以物品质押为条件放款取息。
典当行业的形成：中国着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指出，随着南朝佛寺典当经营活动的兴起和普及，一个专门从事以物质押借贷的行业即典当业逐渐形成。不过，南北朝时期的典当业还处于萌芽阶段，属于寺院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到唐代，中国典当业才真正跳出仅为佛寺独家经营的狭小圈子，成为整个社会十分走俏和蓬勃发展的古代金融业。在外国，典当行的形成同样是在中世纪。犹太人大办典当行，使典当业日益兴起，并使欧洲成为世界典当业的发祥地之一。
以上史实告诉我们，中国典当行至迟起源于南朝，最早的经营者是佛寺僧人，但当时并没有典当行或当铺的称谓，一般叫做寺库。至于外国典当行的建立，根据现有史料的记载，应当晚于中国，但至迟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前期。这是各国专家和学者最基本的共识和定论。
[编辑本段]典当行的概念
典当行，亦称当铺，是专门发放质押贷款的非正规边缘性金融机构，是以货币借贷为主和商品销售为辅的市场中介组织。
因其在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历史上均曾存在过，故不同民族的语言都用固定的词汇予以表达。典当行的英文名称是Pawnshop；法文是mont-de"piete；德文是Leihhaus；意大利文是monte depiete；日文是质屋。
尽管各国所使用的文字多有差异，但对典当行定义的阐述却是基本相同的。《美国网络全书》指出：典当行是"借款给以个人财产作质押者之机构"。并采取欧美国家流行的做法，将典当行界定为典当商，认为"典当商是从事以个人财产质押借贷生意的? "。另如美国《华盛顿州典当法》规定："典当商指任何一个全部或者部分从事以个人财产质押担保、或者以押金或出卖个人财产作为担保、或者以买卖个人财产作为担保而放贷生意的人。"《印第安那州典当法》则规定；"典当商指任何从事以押金或个人财产质押、或者以出卖个人财产作为还款保证而提供贷款的个人、合伙、组织或者公司。"
英国对典当行的表述大同小异。《1872年典当商法》第6条规定：典当商指"开有一家店铺，以买卖货物或者动产、或者以货物或动产质押发放贷款的人。"这家店铺即典当行指"典当商的住所和仓库或者其他做生意的场所或进行交易的场所"。加拿大从英制，该国《1996年哥伦比亚省典当商法》第2条，照搬100多年前英国典当法律中关于典当行的定义，概念丝毫不差。
在法国，典当行属于政府授权的六类信贷机构之一，其官方名称为"市政信贷银行"。《1984年法国银行法》第18条规定："经批准作为信贷机构的包括银行、互助或合作银行、储蓄节俭机构、市政信贷银行、财务公司和特殊金融机构。"这表明，法国的典当行是从事部分银行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典当行在德国和意大利则非属于政府金融机构，而是民间金融业的一员。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信用业法》规定：典当行是"根据动产出质提供贷款的典当业企业"。《意大利民法典》指出：典当行是"被授权经营典当业的机构"。而在澳大利亚，该国《1997年新南威尔士州典当商与旧货商法》也规定："典当行是特色突出的典当业载体和二手货交易者。"
[编辑本段]典当的氏史沿革
综合史料来看，中国典当业的历史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唐宋两朝至明代中期，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清末民初至新中国建立。每个阶段又各有其时代的鲜明特点。
1．唐宋至明初的典当
典当自南北朝产生以后，曾一度局限于寺院经济。然而从唐朝起，典当行按东主的身份地位和资金来源划分，开始出现多种类型，即除了僧办以外，还有民办和官办性质的典当行。其中民办即地主商人涉足，而官办又有官僚自营和政府投资两种，从而打破了寺院质库的单一典当模式和典当一统天下。
唐朝国力强盛，工商业发展加快，货币需求迅速扩大，这些都为民营典当业的倔起创造了有利条件。唐代民营典当行的特点之一是当本极低、当期极短，此类一般由地主或商人经营。
与民营典当行资本短少的经营者相比，皇亲国戚、高官显宦就不大相同了。例如，曾横行唐天下数十年的太平公主，依仗其父唐高宗、其母武则天之威，不但横征暴敛，"田园遍于近甸膏服"；而且热衷经商之利，"市易造作器物，吴、蜀、岭南俱造，相属于路"、"货殖流于江剑。"以此富可敌国之雄厚资本，她又在家中开设质库，其规模、实力可以想见。这是官僚资本最早向金融业转移的典型例子。
唐朝政府也涉猎典当，即所谓公私质库并举，此风亦波及五代十国。
宋朝也有官办典当行。北宋时，政府所设质库称"抵当免所"，后又改称抵当库、抵库。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还曾下诏，要求官办典当行多设集镇，因为这些地方"井邑翕集"，属于"商贩要会处"，客源充足，生意兴隆。
不过，宋朝典当行最突出的特点是典当物品的变化和僧办，典当行的复兴。
金代历史虽短，但其典当的发展却颇具特色。其一是广设官办典当行。据《金史》载，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63年)，政府在"中都、南京、东平、真定等处置质典库，以流泉为名，各设使、副一员"。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又在"京府节度州添设流泉务，兄二十八所"。开设这些官办典当行即流泉务的目的，名义上是为减轻民营典当行收取高额利息给当户造成的危害，而实际上是想借此"以助官吏廪给之费"，由国家来垄断对广大人民群众行使典当融资的权益。其二是颁布典当法规。大定十三年，政府在开设流泉务的同时，还出台了一项有关官办典当行的法规："凡典质物，使、副亲评价直，许典七分，月利一分，不及一月者以日计之。经二周年外，又逾月不赎，即听下架出卖。出帖子时，定实物人姓名，物之名色，金银等第分两，及所典年月日钱贯，下架年月之类。若亡失者，收赎日勒合于人，验元官本，并合该利息，依新价偿。仍委运司佐贰幕官识汉字者一员提控，若有违犯则究治，每月具数，申报上司。"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93年)曾以钞5000锭为资本设立公典，称"广惠库"，放贷收息。这是《元史》中披露的元代官办典当行的若干史料之一。
2．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的典当
元末明初，僧办典当行急剧减少，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主要是民办典当行。自明中叶起，典当行无论是从数量、资本方面，还是从种类、业务方面来说，都有十分显着的发展变化，堪称我国典当业史上的分水岭。明中叶时，民办典当行中的商营典当行最为兴旺发达，构成这时期典当业的一个新的特点，
即商人纷纷投资经营典当行并且成为典当业的一支主要力量。
明代当商，还具有浓厚的地区专业色彩，其中最着名的是徽州当商。论分布范围，其触角遍及全国。《明神宗实录》载："令徽商开当，遍于江北。"在江南，常州府"质库拥资孳息，大半徽商"；又浙江平湖县，"新安富人，挟资权子母，盘踞其中，至数十家。"论资金后盾，其实力名列前茅。《明季北略》上说：在北京的徽商汪箕，"家资数百万，典铺数十处。"江苏江阴县的徽商程壁，广有资财，"开张典铺十八处。"小说《豆棚闲话》中的那个徽州典商汪彦家，不仅有数十万的资本，而且"大小伙计都有百十余人"。论经营方法，其灵活技高一筹。拿利率设定来说，《金陵琐事剩录》描述，南京"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人情最不喜福建，亦无可奈何也"。可见，福建典当行坚持高利率，是难以与徽州典当行竞争的。
进入清代后，典当业开始形成民当、官当、皇当三足鼎立的局面。这是典当自产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历朝所没有的现象。民当，即所谓地主商人出资开设、经营之民办典当行；官当和皇当则均属官办典当行，但二者又有很大区别。
3．清末明初至新中国建立的典当
近代以来，由于受到钱庄、票号、银行兴起和发展的影响，许多信誉卓着、财力强盛的典当行还开始从事兑换、发行信用货币等业务，这与接受存款一样，都是比当年一些官办典当行进行多种商业经营更便捷繁杂的金融活动。
典当行收当时，有时不付现钱或现银，而是付给当户本行发行的、可以随时兑换的同额钱票或银票充顶，一时期颇为流行。信用好的典当行，其钱、银票均可上市流通，因而成了信用货币。民国时期，山西省政府曾特准一些典当行享有发行之权。1930年晋钞跌价后，山西全省510家典当行有158家获准发行典当行兑换券，总发行额134.6247万元。当时规定一般以不超过典当行资本数额的3倍为限，然而其中忻县民生当，因后台老板是山西王阎锡山，故虽资本仅为1.5万元，却发行了高达27万元之多的兑换券。这是典当行依仗官势大搞金融投机活动的典型例子。
[编辑本段]典当的历史作用
典当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种作用可以从旧时典当行所具有的社会职能方面体现出来。
1．典当行是货币流通的重要渠道
马克思主义认为，货币在流通领域中不断地离开出发点，又在不同所有者之间转手的运动，叫货币流通。货币流通的过程是货币不断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为商品流通服务的过程。货币。一经问世就成为流通手段，即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货币又成为支付手段，如农民使用货币缴纳地租，债务人使用货币支付利息等。人类早期货币借贷活动的频繁，导致货币的支付手段作用日益加强，而这种加强又促进了货币流通的发达。正是封建社会货币流通发展到一定高度，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惟一的、专营货币借贷的信用机构--典当行。
典当行出现以后，在原有的货币流通渠道之外，又形成了一个新的货币流通渠道，即以典当行为中心、完成货币投放和回笼的渠道。当年最早的典当行--寺院质库的运作，就深刻地反映了这种情形。
佛教自东汉初期传入我国以后，历代统治阶级对其推崇备至，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广为传播，渐布全国。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皆笃信佛教，并对寺院施舍大量钱财。如南朝梁武帝，在位期间曾三次舍身同泰寺为奴，每次又由群臣公卿凑足一万万钱或两万万钱将其赎回。官僚富豪也竞相把他们的私蓄托僧尼保管，或由其代为放款取息。而寻常百姓则认为寺院神圣不可侵犯，丝毫不敢赖债或盗窃寺院财物。此外，政府还给予僧尼种种优待，如免役、免税等。这些都使寺院财产最为稳妥且迅速膨胀，堪称"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为其经营货币借贷创造了有利条件。
寺院质库利用手中握有的巨额资本，在社会上大规模放债取利。它一方面满足统治阶级上层如官僚地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满足城乡下层人民如农民、小工商业者的需要。作为信用机构，质库把货币贷给不同类型的当户，使货币得以从质库流向社会；经过一定时期的周转，当户则将这些货币以债和利息的形式返还质库，从而使货币又从社会流向质库。正是这一过程，形成了封建社会前中期特有的货币流通渠道。据史料记载，中国5-10世纪时，寺院僧侣大都程度不同地利用质库从事放贷活动，其目的并不在于谋得生活必需品之购买费用，而在于发财致富。这无疑是使以典当行为中心的货币流通渠道得以畅通无阻的基本动力。如唐中期福田寺的常俨法师，"与常住铺店，并收质钱舍屋，计出镪过十万余资"，便是明证。
2．典当行是商业募资的有效途径
典当行在本质上是具有商业性的金融组织。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它必然要参与商品交换并为其服务，从而赚取利润，维持自身生存。
典当行的商业性首先表现为，它在产生初期主要担负着筹措资金的任务。自南北朝(420-589年)以来出现的质库，虽然是人类最早的信用中介，但颇受封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故实际上还是尚未独立的、完全依附于寺院的一个经济部门，或者说，是寺院经济多种经营方式中的一种。
当时，佛教与商业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上层僧侣坐食空谈，奢侈腐化，过着"不拼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生活，平均每人一年的衣食费用"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而要满足僧尼如此庞大的开支，寺院除了勾结统治阶级、欺骗善男信女获取布施外，必须自筹资金，充盈无尽藏。出于这种目的，寺院的三大经济部门--地产、商业和高利贷便各显神通。然而，广占良田，带来的只是实物地租，这使经营商业成为寺院积累货币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初具规模的质库作为高利贷的一个分支，则起着为商业募资的作用。
早期的寺院庙宇，常常坐落在市场附近或城乡商业最繁华的街道上，因而大大便利了寺院经营的商铺、邸店、质库开展的经营活动。质库为南来北往的客商人等提供服务，通过放款收息，增加寺院的总体财富，从而为寺院经济更重要的部门--商业的兴旺发达提供一定的资金保障，这也是后世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的开端。
典当行的商业性还表现为，它在一定条件下直接从事市场活动。随着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典当行的财力日趋加强。特别是在其成为独立的金融机构之后，典当行便开始兼营商业或其他副业，从而于借贷生息之外，另辟一条增殖其自身资本的新途径。
进行粮食买卖就是典当行经商的典型例子。明末清初，手工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极大地刺激了商业资本的活跃。一些"豪商大贾，挟其金钱，买贱卖贵，子母相救，岁人或数万金"，甚至"富者或以数百万数十万计"。商业资本的嚣张，突出地表现为对重要生活资料如盐、粮的垄断。在这种垄断过程中，典当行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干隆初年，江浙、安徽一带的典当行与商人相互勾结，大搞粮食投机，类似宋朝"谷典"。即商人每到秋收粮贱时，便以较低的买入价收购大量谷米，然后转手以较高的卖出价当给典当行，取得质钱后再去买粮，好比批发商，通过"随收随当，辗转翻腾"，"资本无多，营运甚巨"。而典当行则得以先利用当金折扣赚取差价，再将收当的粮食囤积起来，待到青黄不接之际、商人未赎之时，高价抛售，有如零售商，只等"市价一腾勇，顿取数倍息"。对此，一些朝廷命官也感到不安。干隆十二年(1747年)，陕西道监察御史汤聘在《请禁囤当米谷疏》中指出："近闻民间典当，竞有收当米谷一事，子息甚轻，招来甚众，囤积甚多。在典商不过多中射利，而奸商刁贩，遂侍有典铺通融，无不乘贱收买。"这段话，生动地描述了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彼此结合、共牟其利的景况。
3．典当行是国家财政的补充来源
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统治阶级穷奢极欲，加之各种战争比较频繁，致使国库空虚、入不敷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封建统治者往往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搜刮，或通过加重赋税来支撑局面。
朝廷搜刮的对象遍及各行各业，典当行自然也在劫难逃。唐朝中期以来，自安史之乱后，中央大权旁落，藩镇割据日盛，兵祸连年不断。建中三年(782年)四月，唐德宗因虑河南、河北"用兵月费度支钱一百余万"，而府库不支数月，于是下沼，"大索京畿默商"，并美其名曰为"借"。规定凡蓄积钱帛粟麦者，皆借四分之一。但由于受到商民抵制，政府虽动用严刑酷法，甚至逼死人命，造成"京师嚣然如被盗贼搜刮"的惨况，也仅得到八十万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达到筹措军费、充盈国库的目的，政府便把罪恶之手伸向典当行等信用机构，遂有"少尹韦祯又取僦柜、质库法拷索之，才及二百万"。可见，尽管典当行的钱是被抢走的，然而其资金储备却是很丰厚的，它和柜坊中专门代人保管贵重财物的僦柜，在暴力剥夺之下，已成为封建国家维持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
典当行成为国家财源的另一个标志是交纳当税。封建国家的赋税剥削非常严酷。除了作为正税的夏税、秋粮之外，历朝历代还有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不仅有中央政府的公开加派，而且还有地方官吏的暗中加派。明朝末年，内廷宦官多达10万人，宫女9000人。其宗室的消费无限扩大，仅工部每年用于内廷的营建费便需银200万两。最小的开销，即宫女的胭脂费，每年用银也高达40万两。为权转颓势、新辟税源，天启年间(1621-1627年)，政府曾拟向典当行征税。具体办法是，按照典当行资本数额税1/10，预计全国每年可收20万两。尽管此举尚未实施，明王朝就土崩瓦解了，但典当行纳税问题却已经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
清朝入关执政后，国家迅即开征当铺税。据《大清会典》记载："康熙三年题准，当铺每年纳银五两"。当时每年可征得11万多两，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财政不足。雍正六年(1728年)政府又规定，见民间开设典当，均须领取"当帖"，即营业执照，并缴纳"帖捐"，同时照例按年缴纳当税。清朝末年，当税改为预支缴纳。光绪十四年(1888年)，因河工需政府令各省每家典当行缴银100两，作为预完20年之税；光绪二十年(1894年)，复因海防等饷，每家典当行又须捐银200两。除此之外，当税税额亦开始陆续提高，且各地还有许多陈规陋习。
民国初期，北洋政府也在当税上打主意。1913-1925年，全国每年平均当税预算为70万元左右，其中山西、山东两省，年缴数额约达三、四万元。尽管当税收入不多，但它毕竟已是政府一项不愿放弃的税源。
4．典当行是调节经济的辅助部门
古代典当行是特殊形式的信用机构，故常受到统治阶级的倚重。封建国家有时还把它作为调节社会经济发展、推行某种经济政策的辅助部门加以利用。

㈥ 公共秩序保留的立法方式

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体现在国际和国内立法上，一般有如下几种规定方式来体现。
（1）直接限制的规定方式，也即外国规范的方式，这种方式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外国法的适用不得违反内国公共秩序否则拒绝适用。例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50条规定：“依理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社会公共利益。”这种立法方式没有明确什么是公共秩序而把它留给法官结合具体案件作出认定，给了法官较大灵活性和主动性，这样的优点，使这种立法方式也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采用。
（2）间接限制的规定方式，也即内国规范的方式，这种方式只指出某些内国法具有绝对强行性，或者必须直接适用，从而排除适用外国法。例如《法国民法》第3条第1款规定：“有关警察与公共治安的法律，对于居住在法国境内的居民均有强行力。”
（3）合并限制的规定方式。在同一法典中兼有直接限制和间接限制的规定方式。例如1978年《意大利民法典》第28条规定：刑法、警察法和公共安全法，对在意大利领土上的一切人均有强行力。这是间接限制的规定方式。该法第31条又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外国的法律和法规，一个组织或法人的章程和规定，以及私人间的约定和协议，如果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在意大利领土上无效。这是直接限制的规定方式。
（4）国际限制规范的方式。即当外国法律规范的适用违反国际法的强制性规范，违反各有关国家的国际义务或违反国际法律共同体所普遍承认的正义要求时，应排除该外国法的适用。例如，一国若有关于种族歧视的规定即违反了1966年《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的国际公约》，应排除适用该国的种族歧视的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