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住在意大利什么水平

㈠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怎么样

由狭间直树教授主持的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99年）问世已两年有半，对原书有所补充修订的中文译本《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也已逾一年。该书是自1993年开始的以“日本を媒介とした西洋近代认识”为焦点的梁启超研究班四年共同努力的结果。 关于这一成果的学术意义和价值，由狭间直树教授和东京大学的佐藤慎一教授、东京都立大学的宫村治雄教授共同举行的《东アジアの近代と梁启超》座谈会记录，详细阐述了日本学术界的看法（注：《みすず》第470、471号，2000年5、6月。）。而中译本出版时金冲及、张朋园、杨天石三位先生所作序言，大致反映了海峡两岸学人的期许和推重。此外还有学人做过简要评介（注：孙明：《思想版图的考索及其它》，《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2年8月2日。）。对于京都大学人文研梁启超研究班，早有耳闻和实际接触。1994年初到访该所，为准备报告，承借该所同仁共同签注的一本《梁启超年谱长编》。当时已完成对庚子勤王运动的初步研究，深知有关保皇会人事的史料很难解读，1992年到日本进行访问研究之前，在经历一大曲折，几乎完全推倒原来的判断后，殚精竭虑两年，才将有据可查者大体解开。当时自诩此事域外学人绝难做到。而人文科学研究所签注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显示，他们对有关部分的破解，亦已尽人力条件之所能，不禁诧为奇事，益信该所前辈所称头甲之说，实为自负而非自谦。在学风多变的今日，该所能将京都学派的传统一直保持，的确难能可贵。1998年9月，又参与了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举行的“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启超个案学术研讨会”，与会日本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京都大学人文研梁启超研究班的成员，得以进一步了解其研究路径和进展，并撰文加以评介（注：见《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此后，在一些国际学术会议的场合，与狭间教授交换过看法，得其大体首肯。因有国内外时贤评述于前，自己又有过相关评议，迁延至今，始终觉得此项研究及其发展前景，尚有未经学人充分论述和重视之处，而其所显示的路径，关系到近现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方向。借此机会，将斟酌已久的意见陈述一二，以见教于作者和同好。此文本来是为日文版而作，现在同时面向中文版的读者，问题意识或许更为明确。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的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其一，认识作为世界近代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东亚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进程及作用；其二，从观念与知识体系的大转换重新估价梁启超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其三，改变以往对中外思想文化关系的研究滥用平行比较的格义附会，将不同文化系统的精神关系落实于以事实联系为依据的影响研究的坚实基础之上。 东亚文明是世界近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以固有的古代高度发达的文明为基础，一方面尽力吸收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文明，成为世界近代文明多样性的重要体现，并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而梁启超通过明治日本吸收西方近代思想，正是东亚近代文明形成的重要一环。这一过程并非仅仅是由西方到明治日本再到梁启超的单向运动，在此过程中，他既通过明治日本思想界的大量成果吸收西方近代精神，并受明治思想界对于西方思想的选择与接受样式的制约，又有基于中国文化和个人学识的再选择与再创造，由此产生的从概念到思想体系的变异，反映了东方固有文明对于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世界文明的作用，并且导致近代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从革命史的取向看，梁启超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虽然十分重要，毕竟不够正确，甚至一度作为革命的对立面出现，因而无论如何难以与孙中山相比，尽管有学人力图证明，在“革命”话语的演进过程中，梁启超的作用可能还在孙中山之上（注：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然而，转换角度，看法自然发生变化。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在所着《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中提出，清末新政时期中国经历了知识与制度体系的革命性变革，使得新政前后的中国社会在思想与制度层面截然两分（注：参见桑兵《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评介〈中国，1898-1912：新政革命与日本〉》（《燕京学报》1998年新4期）。该书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作者有所改动。）。由于作者将变革的动力归于清政府及官绅支持者，又过于强调日方的善意，加之论证的方式偏重于现有成果，对原始材料的发掘检讨严重不足，许多论点遭到不同背景的学人质疑，也影响了对其颇具启发性的意见的关注。就个人而论，在近代中国知识体系转型过程中，没有第二人的作用影响在梁启超之上。不仅如此，几乎在每一具体领域，梁启超都是开风气之先。许多关键性概念的引进和转换，虽然不一定都由梁启超发其端，却多在梁启超之后定其型。用后来的眼光看，梁启超当时的认识不免幼稚，从历史的进程看，则梁启超所作所为不仅难能可贵，简直就是绝无仅有！这是以狭间教授为首的一班学人选择这一课题的要因之一。 然而，尽管梁启超聪明绝顶，毕竟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中西学训练又不够完备，能够担此大任，确是遭逢时会，一面是戊戌政变后国人对于新学的渴望，因为政治需求不得满足而更加强烈，一面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大量译介西书，并过滤消化为中国人易于接受的“东学”。梁启超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慧眼独具，将二者沟通联系，并做适宜的选择加工，因而得以成就一段伟业。梁启超的自觉见于《论学日本文之益》和《东籍月旦》两文，所谓“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日本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环宇，其所译所着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夫日本于最新最精之学，虽不无欠缺，然其大端固已初具矣，中国人而得此，则其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骤出”。对于“东学不如西学”，梁启超当然有所认识，知道东学无一不从西来，中国通商数十年后，还不得不由读东籍之人输入西学，“是中国之不幸也”。但中国治西学者转不如治东学者收效之大，由于前者大都不通中学，所从西学之师又水准不高，加之直接用西文读懂各科西书，需时较长。所以，“以求学之正格论之，必当于西而不于东，而急就之法，东固有未可厚非者矣。”（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第80-83页。） 梁启超的西学知识大都来自日本，一般近代史研究者均耳熟能详。但恐怕也就止于此而已，要知道究竟哪些来自日本，来自于何人何书，大概无人能知其详。而要进一步了解有关的人和书在明治日本思想文化学术史上的地位，以及这些人和书的西学来源，西学化为东学、梁启超接受东学时是完全照搬还是有所取舍，其标准、依据和理由是什么，就更加模糊笼统。京都大学人文研梁启超研究班的工作目标，正是为了逐步解决上述问题。 该书既为共同研究的成果，也就是在共同主题和问题意识以及相似方法的引导下所产生的各自论文的结集，全书共收文14篇，其中法国巴斯蒂(M. Bastid-Bruguiere)教授的《梁启超与宗教问题》为中译本新增（注：此文是在梁启超研究班举行期间巴斯蒂应邀担任该所客座教授时的初步报告的基础上写成，曾发表于1998年3月发行的《东方学报》第70册。）。除竹内弘行的《关于梁启超师从康有为的问题》和村尾进的《万木森森——〈时务报〉时期的梁启超及其周围的情况》所论为梁启超流亡日本以前之事外，其余各篇或多或少围绕主题展开，包括《新民说》（狭间直树）、文明视点（石川祯浩）、权利—自由论（土屋英雄）、哲学（末冈宏）、佛学（森纪子）、经济思想（森时彦）、史传（松尾洋二）、文学观念（斋藤希史）、革命与变革（山田敬三）、启蒙（井波陵一）、近代之超克（中村哲夫）等。限于篇幅，本于彼详此略的原则，本文旨在揭示此项成果在比较研究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以利于其他研究者的学习和借鉴，对于内容的介绍，仅围绕这一立意展开。 近代以来，中国被迫进入世界体系，中西社会文化反差如此巨大，异同似乎显而易见，使得国人大都有用西学或从西方反衬中国的比较眼光。后来虽然一度遭到政治上的限制，差别毕竟客观存在。所以一旦重新开放，比较中外在言论界乃至学术界都趋于流行。不过，此事泛泛而谈固然无需过于计较，用作严肃的学术研究则不能不分个究竟。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代表学者马·法·基亚在所着《比较文学》一书的前言中这样写道：“在国家方面：把不同类型的二甚至三部着作集拢进行比较，这不等于是比较工作。1820年至1830年间对莎士比亚和拉辛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对比其实只是一种评论，一种雄辩；寻找出这位英国戏剧家对蒙田了解了些什么和《论文集》中的内容有哪些被吸收进他的戏剧中去了，这才是比较文学。可以清楚地看到：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注：见该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前言，第1页。）这段被视为比较文学领域中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法经典概括的言词，虽然会引起20世纪50年代后期崛起的主张平行比较的美国学派的不满（事实上后者对于前者的批评在不少方面也确有真知灼见），却切中了滥用比较方法进行所谓比较研究的要害。按照法国学派的标准，许多标名为比较研究的作品，其实是误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或者只是望文生义地乱用比较的概念。 1932年，陈寅恪在《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试题书》中也谈到比较文学乃至一般比较研究：“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注：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52页。）有学人以为，陈寅恪“只认可有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的方法，而对无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颇不以为然。”“在今天看来，陈先生的这种观点未免失之偏颇。注重实证的影响研究固然重要，必不可少；但如果比较文学只囿于此种研究方法，那么比较文学的天地将大为缩小，因为能够找到事实联系的国与国之间的文学影响毕竟是有限的……如果陈先生能活到今天，相信他会愉快地修正自己的观点的，事实上，在解放后写的《论再生缘》等文章中，陈先生已开始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以考察中西文学的异同”（注：袁荻涌：《陈寅恪与比较文学》，张杰、杨艳丽选编《解析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49页。）。 陈寅恪是否只认可影响研究而反对平行研究，尚有可议（另文详论）。若以讲宋学做汉学比照，也可以说是讲平行研究而做影响研究，晚年亦无例外。至于影响研究范围有限之说，至少在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因人而异。中国历代与外国、外族交接频繁，不仅军事冲突与宗教传播，内政亦受外民族之决定性的影响。故研究历史须以现代国际观念来看。近代史更不必言，按照陈寅恪的看法，“中国之内政与社会受外力影响之巨，近百年来尤为显着。”（注：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第270页。）治近现代史事，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学术、社会，不能沟通中外则几乎无法下手。梁启超思想研究便相当典型。只是影响研究对于学人的工具训练要求较高而且明确，包括语言和辅助学科两方面，非尽力拓宽达到一定程度，以求对所涉及的文化体系具有历史演变和系统异同的观念，否则没有能力发现问题，无法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仅以语言训练而言，据说欧洲传统要求比较文学学者掌握10种西北欧语言，还不包括梵文（注：钱文忠：《略论寅恪先生之比较观及其在文学研究中之运用》，张杰、杨燕丽选编《解析陈寅恪》，第272页。）。与此相比，平行比较看似规则较宽，但学人如果没有经过影响研究的严格训练以及由此形成的高度自觉自律，容易流于格义附会的歧途。正所谓眼中有蛋，心中未必无鸡。如陈寅恪评论清代经学极盛而史学不振的原因时所说，二者同为考据，号称朴学，“所差异者，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阙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个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段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阙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故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难。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民国时期学人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05-506页。） 今人多舍影响研究而群趋于平行比较，与清代及民国时期学人的动向大体同因，工具训练与文化体验均不足，所受外来冲击以及反差则感觉强烈，于是对斯宾格勒(O. Spengler)和汤因比(A. J. Toynbee)等人的文明类型比较容易产生共鸣，将本来要求极为严格的比较研究当作取巧的捷径。不在大量影响研究的基础上再作平行比较，则明比固然穿凿附会，怪诞百出，无所谓研究之可言，暗比也难免用自身所熏染之学说与经验，以推测解释，妄断是非异同。京都大学人文研梁启超研究班的同仁知难而进，不仅研究问题，而且树立途则，他们虽然没有将自己的成果标名为比较研究，却无疑循着以事实联系为依据的影响研究的正途，对于时下滥称比较的格义附会，可以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而不只是补偏救弊。 影响研究须以事实联系为依据，具体到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思想界的关系，首先要落实梁启超所吸取或借鉴的东学究竟为何物。而狭间教授一再强调的充分注意日本所起到的“媒介”作用，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三要法之一的媒介学相吻合。其具体研究内容，还涉及渊源学和文类学。梁启超作文，好抄袭日本人士的论着，早已为当时的留学生所揭露，但因其多不注明，或虽有所说明而底本不易找到，难以查实。海内外一些学者多年来艰苦努力，查询梁启超在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等方面着述的东学来源，陆续有所收效，可惜没有形成规模效应，一般研究者仍将其公开发表的文字直接引用为说明梁启超本人思想的论据。这不仅妨碍了对梁启超思想来源及其变化的深入研究，而且扩大了对本来就有多变特征的梁启超思想解释的任意性。在这方面，研究班的同仁用功甚勤，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多能一一核对底本，并纠正误说。如梁启超撰写《新民说》所依据的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学说，其实来自吾妻兵治翻译的《国家学》；《自由书》、《国民十大元气论》（一名《文明之精神》）所表现的文明观念，受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的直接影响；其地理环境决定论，则直接借自浮田和民《史学通论》的《历史与地理》；《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所参考的芮恩施(P. S. Reinsch)《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洁丁士(F. H. Giddings)《平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其实是日人独醒居士据两人着作改写的《帝国主义》；权利自由观念是阅读中村正直翻译的《自由之理》的结果；《子墨子学说》大半是高濑武次郎《扬墨哲学》中《墨子哲学》的意译和抄译；对颉德(B. Kidd)进化论的介绍本于角田柳作翻译的《社会の进化》；《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参考了英国英格廉(Ingram)着、阿部虎之助译《哲理经济学史》，意大利科莎(Cossa)着、阪谷芳郎重译《经济学史讲义》和井上辰九郎述《经济学史》；梁启超对历史时代三种划分中的两种，分别依据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和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等等。梁启超撰西洋史传中，《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差不多是石川安次郎着《路易·噶苏士》的翻译，《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大部分根据平田久编译的《伊太利建国三杰》和《近世世界十伟人》所收松村介石的《加米禄·加富尔》，并参考其他书籍补充而成，《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则基本上是德富芦花所编《世界古今名妇鉴》第一章《法国革命之花》的翻译。 东学无一不自西来，由于日本人的翻译多标明原本，一般而言，判定其西学来源并非难事，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尽管宫村治雄教授编写过梁启超所用日译文目录，巴斯蒂教授经过仔细查证，发现《清议报》所登《国家论》不仅抄袭吾妻兵治的《国家学》，而且后者所依据的不是伯伦知理的《公法凡论》，而是一本通俗读物《为有文化的公众而写的德国政治学》（注：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石川祯浩副教授的研究表明，博克尔的《英国文明史》不仅提供了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的大体构架，还变成有关历史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的普遍法则和常识，体现在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等教科书中，为梁启超所借用。另有一些反映在梁启超着作中的西学观念，迄今难以证实从何种东学渠道传达进梁启超的思想。 找到底本，只是比较研究的第一步，作者进而仔细比较西学、东学与梁启超的新学三者之间文本的异同，并力求找出所以然的原因。其中既有接受过程中所据文本不同造成的差异，也有接受的时代和环境变迁导致的变化，还有传播与接受者选择取舍不一引起的差别。以文本论，由东学接受西学，必然受东学选择性的制约。梁氏的经济思想，本来受英国古典学派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影响，流亡日本时，开始接触保护主义的国民经济学，随着政治思想上由世界主义转向国家主义，对经济学说史的认识又受所阅读的历史学派着作的影响，使其接受了政治优先、国家至上的德国国民经济学说，撰写《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的初衷与结果刚好相反。他通过中村正直的《自由之理》接受穆勒的《自由论》，结果“社会”与“个人”的结构被换成“政府”与“人民”，原来所有的主要命题“社会性暴虐”因而消失。以时代和环境论，梁启超吸收日本摄取的西洋文明，是在体验明治时代的文化状况的基础之上进行。梁氏宗教观念的转变和定型，不再与“思想”或“意识形态”等概念相混淆，显然与东京哲学会的《哲学杂志》讨论宗教的总体问题密切相关。其后他对宗教认识的变化，也一直受这批日本哲学和宗教学家研究进展的影响。伯伦知理国家学说在日本的影响，主要不是本来具有的自由主义立宪思想，而是在以国家概念为中心的国家学的形成方面。梁氏《新民说》的内在变化，也折射了明治日本的不同思想动向。以主观论，梁启超通过东学吸收西学，但他并非简单的尾随者，既对某一学说有所取舍，又会从不同的学说中选择自认为合理的因素组合成新学说。梁启超所作史传虽然以日人着述为蓝本，但每每有所补充修改，或激进，或和缓，既传达出梁启超本人的倾向，也反映其思想变化的轨迹。“史传通过对传主的选择或对翻译蓝本的读解及增补删改，简直就成为一部思想性着作。”（注：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第278页。）《子墨子学说》强调墨子反对定命说，与《墨子学说》强调宋明理学视天为理法刚好相反。上述三种情形，或逐次展开，或交叉作用。若能兼备，则于影响研究尤具典型意义。 概言之，在西学、东学和梁启超的新学之间，找出彼此联系的具体证据，比较文本的异同，探寻导致差异的原因，进而解释何以在一定时代的一种文化体系内生成的思想、观念或学说，进入另一文化系统时会按一定的方向或样态发生变异，而这样的变异除了表现个人性格、观念、态度的差异外，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反映不同文化系统本身的差别，这可以说是地道的比较研究。用这一眼光看近代思想乃至整个社会历史的研究，可以拓展的空间极为广阔。而且由于对学人学术训练的要求较严，又有规矩可循，“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505-506页。）既能避免毫无历史演变与系统异同观念为依据的穿凿附会，又不至于拘泥于一人一事的简单考据或叙述。持之以恒，聚沙成塔，最终可在大量积累的基础上，达到全面综合认识近代中外文化关系的境界。 该书系集体协作的产物，这样的协作，确能相互促进，得跨学科和团队研究的益处，比一般大规模编书的以钞撮代着述，看似宏观，其实对于学术积累并无实际贡献的所谓合作高明得多。当然，各人的见识难免有所参差，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典型与规范性也不一致。整体而言，值得注意之处主要有三点。其一，近代世界彼此接触的手段途径日益丰富，相互联系较前大为紧密宽阔，导致梁启超思想变化的因素多而且复杂，重点虽在考察其如何通过明治日本的东学接受西学，若是仅仅关注日本的渊源而忽视其他，容易造成片面甚至曲解。突出重点的同时，如能充分顾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则有助于更好地透视那一时期东亚乃至整个世界思想界的互动状况。如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曾几度到夏威夷、美洲大陆和澳大利亚，直接接触当地人士。此外，他虽然不通西文，却有可能通过中外友人、译书、报刊等其他途径了解西方思想。要将大量潜移默化的因素剥离出来，相当困难。其二，从文本的比勘固然可见思想变化的轨迹，并且找出直接的原因。但人的有意识的思想与行为，往往并不由单一和单向的因果关系造成，而文本的变化究竟是作者思想变化的表现，还是由于其他因素不得已的表示，学人对具体语境的了解不同，看法自然各异。例如关于梁启超对革命的态度的变化，该书的各位作者根据不同的文本，所作判断即不一致。若能在解读保皇会内部大量通信的基础上，再与各种公开发表的文本按时序仔细比照，当能更加全面具体地揭示梁启超的思想轨迹和心路历程。其三，梁启超虽然不愧为造时势的英雄，毕竟不能脱离时势的制约。比较研究不仅要发现异文化间的文化传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异，更重要的是揭示这些变异何以会发生于一定的文化系统之中；同一文化因素在不同文化系统之间传播，所引起的变异往往不同，不同文化系统的哪些差异导致这些变异。这方面难度固然很大，但研究的价值会更高。狭间教授明确认识到东亚社会的共性与区别，希望发现东亚不同国度在接受西方思想时的再创造作用，以及这种再创造对于理解近现代世界发展多样化的意义。该研究班成员的相关后续研究，仍在深化这一重要课题。 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该书在中外比较研究方面具有的示范作用，其意义应当还在已经取得的成效之上。近代中国的所谓“新”，或多或少都是外来影响的结果，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影响的程度日益加深，范围日益广阔，成分日益复杂。其丰富内涵，非一个东亚人观念中虚拟的“西”字可以概括。仅从思想史的层面看，早期人士读过哪些西书，后来者留过什么西学（包括东学），多数只能泛泛而谈，不知其详。如此，则很难具体确认其继承、创获与吸收，究竟如何发生、展开和变化。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人以“西”为“新”，稍有系统的思想大半来自海外，除非全面把握其渊源流派，所置评论难免隔靴搔痒，甚至断章取义，离题万里。近来有研究表明，辛亥时期梁启超与汪精卫等人的论战，尽管双方针锋相对，理论依据却都是当时日本几位政治学者编撰的政治学教科书，只是各取所需。而五四新文化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界，不仅有西学（包括读书与留学）的深远影响，还有西人来华演讲的直接作用。如果不能汇聚中外资料，在文本比较的基础上进而讨论文化异同，则各种分析判断难免流于盲人摸象似的望文生义，完全脱离当时的语境、思想的架构和文本固有的含义。经历了一个世纪，学人依然重蹈清末民初社会人士的覆辙，用中西对应的笼统眼光比较中西文化，泛谈感想而不能做法国学派理想中的研究，不能不说是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一大憾事。而限于各种主客观条件，如学科的多样，文本的分散，语言的障碍，文化的隔膜等等，此类研究必须依靠训练有素的各国学人的长期分工合作，才有可能达到理想的境界。 如果将梁启超视为近代知识体系转型的关键人物，那么他在概念和思想层面的作用的确不可低估。至于学术上的贡献，虽有筚路蓝缕的发端作用，实际影响则不无曲折。如梁启超在100年前提倡的“新史学”，一般被视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端，但海内外均有学人指出其本来目的在于政治思想一面。在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之后，他本人固然没有可以称之为新史学的作品问世，20年间整个中国也很难找到新史学的踪影。这一方面说明学术的变

㈡ 梁启超的简介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着《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

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着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2)梁启超住在意大利什么水平扩展阅读：

梁启超，中国近代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是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人，提倡伸民权，设议院。他学训渊博，着述丰富。《饮冰室合集》是目前比较详备的梁启超着作集，也是研究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重要材料。

在现在中国大陆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4号和46号的两幢意大利建筑风格小洋楼，正是梁启超的故居和饮冰室书斋。他不仅曾在这里着书立说，而且曾和蔡锷在此策划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饮冰室合集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梁启超

㈢ 有人去过天津的梁启超旧居吗环境怎么样

自古以来，天津既是沟通南北的漕运枢纽，也是拱卫京师的重要门户和连通世界的海运港口。近代以来，天津成为李鸿章兴办洋务运动和袁世凯发展北洋势力的主要基地。特定的历史因素，使天津汇聚了英、法、意、德、日、西班牙等独具各国风貌的建筑，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

此外，严复、严修、张伯苓、梁漱溟等人也曾到饮冰室拜访过梁启超。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蔡锷，以治病就医之名多次来到天津，在饮冰室与老师商讨反袁大计。他们秘密商定：一边由梁启超推动舆论，声讨袁世凯的逆行，另一边由蔡锷发动护国战争，击碎袁氏的复辟美梦。

㈣ 梁启超的所有事迹极其评价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

早年事迹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幼年时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他聪颖过人，“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884年中秀才。1889年中举人，被誉为“岭南奇才”。1890年入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始知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同年8月，拜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师。1891年入读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起“公车上书”。后主笔于《万国公报》宣传变法维新，协助康有为创办“强学会”。1896年离京抵沪，与黄遵宪等筹办《时务报》，撰写《变法通义》等书并在《时务报》上连续发表，影响巨大。1897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开民智、伸民权。1898年“百日维新”开始后，光绪皇帝于7月3日召见梁启超，命呈《变法通议》，授六品卿衔，令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梁启超出亡日本。

海外流亡

梁启超 (东华新闻？Tung Wah News, 1901年4月17日)1898年10月16日梁启超抵达日本东京；康、梁抵日后不久，孙中山等即想与之建立联系，但遭康有为拒绝；12月23日，梁启超在横滨创办的《清议报》出版；该年冬，梁启超撰写《戊戌政变记》，陆续刊登在《清议报》上。

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其后，孙中山等多次与梁启超接触，商谈两党合作；12月31日，梁启超离开日本抵达檀香山。1900年初，清政府再命各省严拿康、梁；梁启超忙于保皇会与勤王起义事宜；其间，与他的英文翻译何蕙珍女士产生了一段“夏威夷之恋”；4、5月间义和团在京津迅速发展，英、法、德、奥、意、日、俄、美八国决定联合出兵，6月清政府与各国宣战；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建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7、8月间唐才常策划、发动自立军起义，梁启超由檀香山急速返回中国；自立军起义事败，梁启超经香港前往新加坡与康有为会面，后应澳洲保皇会邀请前往澳洲；1901年春，梁启超返回日本；着《南海康先生传》；开办广智书局；12月21日《清议报》停刊。1901年6月，发表《立宪法议》一文，主张君主立宪。1902年初（正月初一），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在横滨出版；2月至7月，梁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创办的《新小说》，发表《新中国未来》。

1903年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邀请赴美洲游历，先后抵达温哥华、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费城、匹兹堡、圣路易、芝加哥、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后经温哥华返回日本横滨，此次游历长达八个月，在华盛顿期间还拜会了美国外交部长约翰海和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返日后撰《新大陆游记》刊登于《新民丛报》；是年，《饮冰室文集》第一次结集出版。1904年清政府特赦戊戌党籍，但康有为、梁启超二人仍未宽免。

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论战，此后革命党和保皇党的论战日益激烈。1906年，梁启超代为清政府出洋考察的五大臣起草《考察各国宪政报告》，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表示支持。1907年10月，梁启超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但后因遭清政府查禁而告解散。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逝世，梁启超生活困难，以读书、着述为业。1911年清政府责成袁世凯组阁，任梁启超为司法副大臣，梁辞而未就。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活，9月28日离开日本返回中国。

辛亥革命后回到中国
回国后，梁启超曾任民主党首领，后民主党、共和党与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他被选为理事。1913年进步党熊希龄组成“人才内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1914年“人才内阁”仅存在五个月便宣告解散，梁启超辞去司法总长职务，任币制局总裁。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进行猛烈抨击。其后梁启超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经越南赴两广参加反袁斗争，梁启超的反袁举动使得他同老师康有为彻底决裂。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中国人民的反对中羞愤而死。1917年7月段祺瑞内阁成立，梁启超任财政总长；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下台，梁启超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社会，思想有所转变。1920年梁启超回到中国后，以开始集中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该年《清代学术概论》脱稿。1921年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主讲中国文化史，在京、津多所学校先后七次讲演。1922年梁启超赴各地讲学；10月起，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学期；同年《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1923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1928年更名清华大学）讲学。1924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并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6年梁启超因病入院治疗，发现肾有问题。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五十七岁。

家庭
梁启超祖籍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梁氏的先祖为中原南逃的难民。在梁启超曾祖父之前，梁氏家族世代耕田。梁启超祖父名镜泉，是一位秀才；祖母名黎。梁启超的父亲名莲涧，也是一位秀才，在乡里教书；梁启超的母亲为赵氏。

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89年（光绪十五年）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考中了举人，与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订婚，1891年（光绪十七年）梁启超十九岁时入京与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婚后夫妻二人的感情一直很好。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了两位丫环，其中一位即王桂荃，王桂荃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喜欢，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病而逝，梁启超为此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1968年在“文化革命”中，王桂荃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死在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

梁启超共有有9个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

梁思顺（令娴）（1893年－1966年），长女。
梁思成（1901年－1972年），长子，着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其妻为林徽因。
梁思永（1904年－1954年），次子，着名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
梁思忠（1907年－1932年），三子，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殇。
梁思庄（1908年－1986年），次女，着名图书馆学家。
梁思达（1912年－），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梁思懿（1914年－1988年），三女，从事社会活动。
梁思宁（1916年－），四女，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现已离休，住在山东济南。
梁思礼（1924年－），五子，着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出版
《饮冰室文集点校》梁启超着，吴松等点校，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6册 ISBN 7541519480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全十二册） ISBN 7-101-00475-X/K.

故居、纪念馆与墓地
在广东江门和天津都保存有梁启超的故居并建有梁启超纪念馆。

广东江门的梁启超故居位于江门新会会城镇茶坑管理区，这里是梁启超的诞生地。该故居建于清朝光绪年间，为一座青砖平房，占地面积155平方米。故居于1989年被定为广东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故居扩建为“梁启超纪念馆”。纪念馆由莫伯治设计，主体为一座两层中西合璧风格建筑，前部分为具有欧陆风格的白色拱型设计，后部分是岭南风格的仿古建筑，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故居大院中央还竖有梁启超铜像，由林敦厚父子设计。纪念馆内有梁启超生平事迹展。

天津的梁启超故居位于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4号，毗邻的还有位于河北路46号的梁启超书斋——“饮冰室”。这两所住宅是民国初年梁启超购买空地所建。故居建于1914年，为意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建筑面积1121平方米；饮冰室建于1924年，为浅灰色两层洋楼，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建筑面积949.50平方米。天津市政府于2003年将故居和饮冰室扩建为梁启超纪念馆。纪念馆以故居作为展室，展示梁启超生平事迹。书斋“饮冰室”做为复原陈列，再现了梁启超生前的工作、生活环境。

梁启超墓今位于北京市植物园东环路东北的银杏松柏区内。墓地总面积1.8公顷，东西分为墓园和附属林地两部分。墓园由梁启超之子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1978年2月24日梁启超子女梁思庄、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将墓地全部无偿转交给北京市植物园。
参考资料：http://eeeeee.org/wiki/%E6%A2%81%E5%90%AF%E8%B6%85

㈤ 梁启超的一生

人物简介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 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着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启蒙思想。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着名的“戊戌变法”。其着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
编辑本段人物概述
梁启超（1873～1929）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家。戊戌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着《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梁启超像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从戊戍变法前一两年开始，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等便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但此时的新诗只不过是“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作品。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进步诗歌理论，对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起了指导作用。在他的理论影响下，黄遵宪等一大批新派诗人出现了。梁启超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也努力实践新的诗歌理论，他的诗作留存不多，多数创作于流亡日本时期，但是用语通俗自由，敢于运用新思想、新知识入诗，诗风流畅。《爱国歌四章》、《志未酬》等诗感情真挚，语言明白晓畅，是其诗论的较好体现。梁启超于提出“诗界革命”口号后又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在创作上进行了积极的有意义的尝试。与 诗歌、小说、戏曲相比，梁启超在散文方面取得的成就要高得多。以他于1896年《时务报》到1906年《新民丛报》十年内发表的一组散文为标志，完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散文领域的创举——新文体的确立（亦称“新民体”）。梁启超“夙不善桐城派古文”，在散文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进行了重大突破。他的散文或揭露批判黑暗丑恶的现实，或为祖国的现状忧心忡忡，或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与科技，积极呼吁变法自强，将散文作为其变法思想的宣传工具。在形式上，他的散文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笔端常带感情，极富鼓动性，“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语言半文半白，“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拘束”代表作《少年中国说》，针对中国现状，分析透彻，说理条理清楚，运用一连串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行文一泻千里，文章呈现出大气磅礴的风格。故梁启超散文的影响极大，“每一文出，则全国之身目为之一耸。”以梁启超散文为代表的新文体是对桐城派以来散文的一次解放，它的出现为中国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尤其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转化作了必要的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还是一位学者，他的《清代学术概论》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编辑本段生平履历
1873年出生于广东新会县 1889年广东乡试中举人 1890年始受学于康有为 1891年随康有为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同年与其妻李蕙仙结婚。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着《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03十月《新小说》创刊。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的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1923年春由于妻子癌症复发病逝，梁极为伤悼，此后尿中开始带血。因不愿增家人之累，秘不告人。到1926年1月，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才同意到德国医院检查。经名医克礼诊察后，发现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此时的梁启超还未意识到病情的严重，对病情还比较乐观。他在2月9日给长女令娴的信中说：“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也没有，精神气体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时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 1926年初他发现尿中有血,到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诊断出一个肾病变.协和医院的大夫检查了好几天，最后判定是右肾生瘤，于是在3月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但割去右肾后，尿血仍未能完全停止，协和医生只能做消极性防治，不能做积极治疗。后发现由于实习医生之误，为误将健康右肾切除。经名中医唐天如医治，渐康复。 1928年由于经历恩师康有为去世，爱徒范静生去世，王国维投湖等大悲之事。11月12日他已不能伏案工作了.于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编辑本段学术成就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着。 梁启超一生勤奋，着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着述达1400多万字。 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着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 梁启超的书法人生
：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着作名录
《少年中国说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 《敬业与乐业》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新民说》 《饮冰室主人自说》 《中国文化史》 《饮冰室主人全集》 《李鸿章传》 《曾国藩传》 《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选集》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变法通议自序 论不变法之害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论学会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说动 论湖南应办之事 呵旁观者文 中国积弱溯源论(节录) 立宪法议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西学书目表后序 倡设女学堂启 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节录） 成败 英雄与时势 文野三界之别 古议院考 《西学书目表》后序 养心语录 国权与民权 讲演集 湖南时务学堂答问（节录）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
人权与女权 情圣杜甫 屈原研究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书信集 致汪康年书 与严幼陵先生书 致康有为书 致康有为书（1900年） 致孙中山函三件 致康有为书（1902年） 致孙逸仙书 致康有为书（1912年） 诗文类 去国行 纪事二十四首 读陆放翁集四首 壮别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 二首 浪淘沙 贺新郎 传记类 戊戌六君子传 敬业与乐业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编辑本段赋税思想

梁启超塑像(15张)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着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编辑本段梁氏故居
饮冰室
梁启超故居(17张)位于天津河北区民族路44号，饮冰室位于河北路46号。这两所住宅是民国初年梁启超购买周国贤旧意租界西马路空地所建。民族路寓所为意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建于1914年。主楼为水泥外墙，塑有花饰，异型红色瓦顶，石砌高台阶，建筑面积1121平方米；书斋"饮冰室"为浅灰色两层洋楼，建于1924年。首层为其书房，二楼做卧室和会客。梁启超后期着述均于此完成。"饮冰室"系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专为其设计，造型别致典雅。建筑面积949.50平方米。 ------王之鸿 北沟沿胡同属东城区北新桥地区，在东直门南小街迤西。胡同自北向南沟通大菊胡同和东四十四条，长300多米。明代，称“学房胡同”；清干隆时称“官学胡同”，宣统时称“北沟沿”，因胡同临近水沟而得名；1949年称“北沟沿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红都胡同”，后复称“北沟沿胡同”。现胡同西侧与新太仓二巷相通，东侧有两条支巷通往小菊胡同。 北沟沿胡同23号，旧时的门牌是北沟沿13号，在胡同南段西侧，占地面积3752平方米，街门朝东。街门是被称作“西洋门”①的屋宇式街门，街门内外各有一座“一字影壁”，显示出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虽然从建筑学角度讲，大门外对面的“影壁”，亦称“照壁”，既有遮挡大门对面零乱的墙面檐口的作用，也有作为宅门对景的作用。但是，在胡同的另一侧建影壁，或是依托别人的宅基，或是占用胡同的公共用地，岂能想建就建！所以，现在在北京城里所能见到的门外建有“一字影壁”的宅院，当年或是王府、或是衙署、或是官邸，总而言之，是“
官”姓人家，不是平民住宅。汉字是表义的，“框中有人”念“囚”；“吾居行(hang，道路)中”便是“衙”。既然，门外的影壁是宅门的对景；那么，门前的这段道路自然与宅院产生了领属关系。门外的影壁分明地在警示行人:在此门前不许停留，更不许喧哗。梁启超任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其政府大员的身份与这座宅院的规格是相称的。 据1951年房屋调查登记显示:该院主体建筑集中在南半部，是东、西并列的两个三进院落，东部为住宅，西部是花厅；北半部约占整个院落的五分之二，是花园式的后院，院内树木繁盛，有假山，有凉亭；后院开有朝东的穿墙门，是整个院落的后门。该院共有房屋和亭、轩等建筑129间，建筑面积为1535平方米，其中包括带抄手廊的瓦房47间、敞轩3间、游廊21间、地窨子4间、防空洞1个、凉亭1座。该院的具体格局是:宅门北侧是一拉溜儿东房，共11间，应是回事房(传达室)、车库和警卫、杂役用房，从南往北的第三间东房的后墙开有临街券门，是“车库门”。 该院的具体格局是:进入宅门，迎面是一座“一字影壁”，往北经过坐西朝东的“垂花门”②便进入了东院的一进院；一进院有带抄手廊的南房、北房各5间，北房为腰厅，即:中间一间为连接前、后院的通道；东院的二进院均为带抄手廊的瓦房，有正房3间、耳房两间，东、西厢房各3间；东院的三进院只有7间后罩房。与东院并列的西院是休闲区，习惯称为“西花厅”，亦是三进院落；从南往北依次是:由假山叠石与3间敞轩构成的一进院，由3间敞轩和3间正房构成，并有转圈游廊连接的二进院和由两间东、西厢房与平顶外廊构成的三进院。 北沟沿胡同23号现在是单位宿舍，当年院内的主要建筑尚存，只是残破不堪而已；由于为解决职工住房而进行的改、扩建工程和住户见缝插针的自建房屋，致使该院已难寻昔日风采。 1986年1月21日，东城区人民政府将北沟沿胡同23号作为“梁启超故居”，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注： ①西洋门，是清代中期以后，西方建筑文化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在北京四合院采用的也很普遍。 ②垂花门，在府邸、宅院建筑群中常作二门，起着联系分隔内宅和外宅的作用。 参考资料： 《梁启超传》(吴其昌着百花文艺出版社)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张王忍之编三联书店) 《世说新篇》(黄苗子着三联书店) 《卷起巨大旋风的梁氏新文体》(作者夏晓红载《北京日报》) 《梁启超为西医辩护》(作者张建伟载《羊城晚报》)
编辑本段时代印记
每一个向往大时代和大成就的年轻人都喜欢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视为转折年代，他们都喜欢引用查尔斯·狄更斯描写大革命之后法国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他们都喜欢用混乱来形容自己的年代，他们都渴望为这“混乱年代”理出脉络或者记录这“混乱年代”。而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真正经历混乱年代并且因为自己在混乱年代中的作为而被写入历史的年轻人却实在不多，更令人感慨的是，这个名单因为一些原因还会在某些时候遗漏掉一些人。在我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一位具备了众多伟大人物的素质而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时代忽略了的人。 最早激发起我对梁启超的好奇心的，是在对《剑桥中国晚清史》和一些记载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命运的书籍的阅读过程中。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我才惊异地发现，以前我们仅仅用“改良派”三个字来描述的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名字出现的频率竟然比任何一位皇帝、权臣要高。 梁启超所处的年代是真正的混乱年代。在由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所着的《梁启超传》中，梁这位早逝的学生用一章来写梁启超诞生之前的中国：这是一个为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似乎人人都甘心做一个老朽帝国的奴隶，平民以不谈国事为戒律，政府呈现给后人的则是贪污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带来短暂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家争夺财富，而洋务运动的重地总理衙门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混蛋加三级”。 天津梁启超旧居
我们的历史课本在描述这段屈辱历史的时候，从来不会吝惜笔墨，这会使我任何进一步的讲述都显得多余。而吴其昌先生给予自己老师的高度评价，我想可能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所看不到的，他把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同孙中山相提并论，“他（梁启超）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而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要高出万倍”。 梁启超是一个完全符合我们对天才的定义的人物：六岁学完五经，九岁能够写千字文章，在古老中国，我相信这两件事情的难度同今天的小孩子学习9岁就精通外语的难度相差不大。而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的壮举同我们今天惊为天人的中国哈佛少年相比似乎难度更大。中举时的主考官以为梁启超“国士无双”，竟然打破门第观念的束缚，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做妻子，这是古老中国表示对一个人的欣赏的最高礼遇。 戊戌变法令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名扬天下。在当时的外国人眼中“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是热心策划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当时在中国逗留的伊藤博文对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说：“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此后这个年轻人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往往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知识上的领袖来接待。当时梁启超26岁。 而梁启超在政治上的辉煌并不像教科书上记载的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终结，或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成为明日黄花的人物。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和同样在日本流亡的孙中山交往频繁，据说，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启超介绍给孙中山的，可以想见，以孙中山当时的声望，自然无法同梁启超相比。而此时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分歧越来越大。尽管如此，梁启超顾及到康有为，没有给革命党人过多的支持。 梁启超的另外一次辉煌来自于他的一篇文章。袁世凯宣布称帝，此时的梁启超却已不是昔日的改良派，在欧美的游历和对西方各国历史的学习给他一种印象，称帝者必亡。于是长于雄文的梁启超写出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到消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 饮冰室
梁启超在另外一次反帝运动，即反对张勋复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次也意味着他同改良派的彻底决裂。周善培规劝梁启超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别人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而康有为则正站在复辟的一方。梁启超和康有为从此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启超“梁贼启超”，并且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兽来称呼梁启超。 至于梁启超在中国新闻事业上的地位，早有新闻学者将他同沃尔特·李普曼相比较。才气纵横自然不说，梁对中国文体的改革被认为是他的最伟大贡献之一，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这称为表达方式的革命？周善培认为梁启超文气太盛反而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写习惯了报纸文章，结果文章只追求打动人，“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但是却没有其他精力写出真正大师级别的着作。 长久以来一直被我们认为属于保守派的梁启超的死，更是嘲笑我们对历史局限的判断能力。梁启超晚年进入协和医院看病，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一个肾溃烂，必须割掉。不幸的是现代医学可能发生的错误发生了，手术医生将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反而留下溃烂的一个。于是“群情愤慨、舆论抨击，社会对于协和医院以及主治医生大表不满”，而梁启超因为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新的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竟然在病床上写文章为协和医院和医师辩护。最后，梁启超允诺在自己死后将脑部捐献给医院。 梁启超的新史学观：对封建史学进行有力批判，提出中国旧史学之四弊；主张历史要研究和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把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引进历史研究，指出历史不是一乱一治的简单更替，而是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发展梁氏轶事
率真与诚恳
梁 梁启超生平简介
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中国古代的史官为了给后代留下“信史”而不惜杀头：梁启超毅然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而写出了揭露窃国大盗恢复封建帝制的《异哉国体问题》。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 梁启超
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梁启超真诚的宽容。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真诚的有趣。黄苗子着《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蒋百里先生为着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着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摘自《应用写作》）纪念
梁启超的两次被“掌掴”
章太炎曾在杭州的诂经精舍里师从经学大师俞樾专治朴学（俞樾即后来着名学者俞平伯的曾祖父）。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炮声把年轻的章太炎从故纸堆中惊醒。同年“公车上书”的导演康有为因之窜红。次年激进的章太炎就从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钱要求加入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在上海期间，他认识了很多维新界的人，如谭嗣同，唐才常，并有幸结识了康门的首席大弟子也就是后来跟他闹得不可开交的梁启超。 擅长笔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启超主持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中担任编辑。但是不久因章太炎发表了多篇反满清的文章，梁启超秉承师意拒不发表，章对此不悦，后因对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发冲突，因康有为自视甚高，将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长素，也就是长于孔子，他门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赐、胜参等，自称水平超过颜回、曾参，章太炎看不过去，一日饮酒数杯对众人称，“所谓长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虏”，此言一出引和康梁门人发生肢体冲突，梁启超率数人至章处问罪，章太炎一时怒起，以掌掴梁启超两记，众人扭打因之决裂。

㈥ 少年中国说》——梁启超 这本书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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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

少年中国说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梁启超曰：伤哉，老大也！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宫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侯门似海、珠履杂遝之盛事。拿破仑之流于厄蔑，阿剌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继而抚髀，终而揽镜：呜呼，面皴齿尽，白发盈把，颓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于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于此人也，而欲望以拏云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挟山超海之意气，能乎不能？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梁启超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澌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
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先行长成，此外则全体虽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商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子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长成所以若是之迟者，则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譬犹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全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厉、桓、赧，则其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时代也；元、平、桓、灵，则其老年时代也。自馀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第一之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馀州之国土，凛凛四百馀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
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诺，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以上，外任监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已不知亚细亚、欧罗巴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未臻其极，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畀于其手。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之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者，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
颜白尽头。使走无常当医生，携催命符以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
梁启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栊，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棰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㈦ 梁启超的九个子女都受到良好教育，且都是有成就，他的生活来源是什么

从散见的一些资料来看，梁启超收入颇丰，不仅支持这个大家庭的日常生活，而且还能同时供应两三个子女往美国、加拿大留学。可见梁启超很有经济头脑和赚钱能力。

■任职、稿酬、演讲、股票投资收入不菲

1898年梁启超逃亡日本后，生活一度艰苦，后有日本政府的资助，加上各种稿酬和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的收入，还有一些华侨、慈善机构、民间社团的赞助，生活应该是比较富裕的。但毕竟收入不稳定，一时的困难还是有的。1899年，将李蕙仙接到日本后，随着人口的增多，开支加大，偶尔“吃米饭就咸萝卜，或清水煮白菜蘸酱油”也是有的。
梁启超比较稳定地富起来，是1912年回国之后。在民国初年的政治风云中，随着名声的增大和一定权力的取得，梁启超收入也在增多。他在1912年11月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透露，袁世凯每月给他的津贴是3000元，还答应他组党资助20万元，他则要50万元。
12月在给思顺的信中又称：“吾若稍自贬损，月入万金不难。”
在当时一般职员或工人的月收入是8元左右（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月薪8元）的情况下，如果月收入万元，绝对是个天文数字。梁启超当时的收入渠道：一是任职，1925年任清华国学院教授时月薪400元，任政府官员时收入肯定更高；二是稿酬，他的书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无论是稿费，还是版税，都是最高的；三是各种演讲和讲课费，晚年更多一些；四是股票及投资，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东，也曾往企业投资，1928年他给女儿的信中透露：“有二万内外资本去营业。”
总之，梁启超在民国初期的20年间，收入不菲。1925年曾得意地对大女儿讲：“今年家计总算很宽裕，除中原公司外，各种股份利息都还照常。执政府每月八百元夫马费，已送过半年，现在还不断。商务印书馆售书费两节共收到五千元。从本月起清华每月有四百元。”
有了这样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梁启超的日子就好过了。儿子、儿媳去美国留学，他总是满口答应；梁思永要自费考古实习，他坚决支持；梁思成要赴欧洲旅游结婚，他老早就让人把钱汇去；梁思忠要由美国往法国深造，他致信说：“忠忠去法国的计划，关于经费这一点毫无问题，你只管预备着便是。”
毫无疑问，梁启超家庭的幸福生活是以丰厚的经济实力为根基的。

■京津、北戴河均有房产支持美好家庭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宽敞、舒适的住房，梁启超在这方面也是很出众的。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早年在老家新会的“诒堂书室”，只是一间普通的农家住房，是其父母的房子，严格意义上还不算梁启超自己的房产。1898年刚到日本时，住房很困难，梁启超和他的学生蔡锷等经常打地铺睡觉。后来有所改善，但随着家眷的到来，在东京的住房仍然十分拥挤。1906年，一位华侨好友将神户郊外须磨海滨的“怡和山庄”别墅，借与梁启超居住，其住房才有根本的改善。这里依山傍水，后面是一座小山，松林茂盛；前面是蔚蓝的大海，波涛汹涌。在家里可以清晰地听到大海的潮涌和松林的涛声，梁启超颇富诗意地起名“双涛园”。梁启超真正有自己的房产是在1912年归国之后，10余年间他在北京有两三处住房，史料显示南长街有一处，东单二条有一处，清华大学有一处。当然，像清华给的是办公住宅。最令梁启超骄傲的是建在天津的饮冰室。房子位于原天津意大利租界25号，即现在的河北区民族路46号，由东西并立的两座现代化的三层小洋楼组成。东楼建于1915年，西楼建于1925年，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建造。两座楼的后面有一排两层的工房，专供杂役人员居住。屋内的各种布置，豪华中不乏典雅，高贵里尽显庄重；院里的树木花草错落有致，绿树和鲜花尽收眼底。梁启超在这里和蔡锷精心策划了护国战争。他晚年的许多重要着作，如《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也是在这里写成。饮冰室历经近百年沧桑，虽有破坏，但最近已全部修复，开辟为梁启超纪念馆。1925年8月，梁启超还出资1万元买下了章宗祥在北戴河的别墅，这是一座两层小洋楼，位于小东山二路23号。
每当炎热夏日，这里就成了梁启超全家避暑休闲的地方。对于死后的墓地，梁启超也极用心。李蕙仙1924年去世的第二年，梁启超在香山卧佛寺东边买了一块30多亩的风景秀丽的山地，
花了6000多块大洋修造了一座庄严典雅的陵园式的墓地。1929年梁启超去世后就长眠在这里。如今，北京市政府已经将墓地重新修葺一新，成为人们游览和凭吊梁任公的一个好去处。

生活理念家庭生活看似平常，却反映着一种生活理念。不同的家庭生活理念往往会出现不同的生活态度。生活理念又和人的脾气秉性关系甚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性格决定生活。梁启超是性情中人，具备事业型和生活型的双重特征。他既不因事业而忽略家庭，也不因家庭而贻误事业；而是以事业培植家庭，以家庭促事业发展；同时不以高高在上的家长的姿态自居，对妻子儿女平等相待，能够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尤其是他在家中脾气平和，用爱心主导情感，所以日常生活和谐而充满了欢乐。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曾明确表示：“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特别难得的是，经过多年的生活磨炼和积累，梁启超越来越感觉到家庭欢乐的珍贵。他晚年自称：“我关于德行涵养的工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何况家庭环境，件件都令我十二分的愉快。”

■平和心境 家庭美满能够经常保持一种自然、平和、快乐的心境，再加上优越的家庭条件，家庭的生活就美满而趣味盎然了。

夫妻关系是家庭的重心。梁启超对两位夫人的尊敬和爱戴确保了梁家的安宁、祥和。对于李蕙仙，梁启超信任、体贴、关怀。他在给李蕙仙的信中曾得意地说：他们的结合是“美满姻缘，百年恩爱”。
前述他在檀香山遇到华侨小姐的恋情，不仅如实地告诉了李蕙仙，而且还将华侨小姐所赠的两把精美的小扇寄给李蕙仙保存。每次外出，梁启超总要为李夫人购买礼品。他曾十分有把握地对大女儿梁思顺讲：“汝母所欲得之物，总不外恰克图火锅，淹菜坛子，黄铜烟袋之类，吾与汝母相处二十年，宁不深知耶。”
梁启超只要在家居住，就会和李蕙仙夜间长聊。他在给子女的家信中透露：“每晚客散后，与汝母杂谈，动至夜分。”
梁启超经常炫耀自己的普通话是李夫人所教。毫无疑问，梁启超是将李蕙仙当作贤内助和知己。李蕙仙逝世后，梁启超概括他们的关系是：“我德有厥，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挟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燠便康；我老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
这种文学体裁的描述难免有夸张之处，但梁启超与李蕙仙的心心相印、休戚与共是肯定无疑的。王桂荃由于出身卑贱、地位低下的原因，在梁启超的文字记述中很少，但他对王的爱恋和依赖决不比李蕙仙差，尤其在日常起居的生活方面，梁启超离不开王桂荃。梁启超出远门，经常会带王桂荃前往。护国战争期间由于没有王桂荃在身边，梁启超几乎没有吃过一顿可口的饭，几乎天天思念“王姨”。尤其到了晚年，梁身体不好，全靠王桂荃精心照料。王桂荃别看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聪明过人，在日本时她日语学得最快，一度成了全家人的翻译。她也极善于处理和梁启超、李蕙仙、孩子们和仆人之间的关系，在家中威信颇高。梁启超说她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
梁思成则讲她是“不寻常的女人”。 梁思成虽非王桂荃亲生，但对她感情很深，总是亲切地称其“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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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里真是不到不知道，原来这里聚集着很多法式建筑，英国式建筑，意大利式,德式和日式建筑，西班牙式建筑等等，这里仿佛就是一座巨大的建筑博览园地。整洁，肃静，典雅，别具一格，别具情调。座座别墅都曾是大总统，大军阀，大资本家，外国投资商等的住所.这里还有袁氏故居,李氏故居,纳森故居,梁起超故居和吉鸿昌故居等.一块块的简介碑透视着这里曾经的奢华和历史。漫步这里你有时会产生错觉，你仿佛来到了上海的租界地，青岛的环海海滨，北京的使馆区.站在解放桥上你会感觉你又来到了上海的外滩-------
天津真不错，不愧是京城的门户，中国的第三大直辖市，北方经济贸易的中心，渤海湾的内港，华北的腹地。
看一看梁起超的故居，想一想他的几个儿子，梁思成，梁思勇（历史学家。五一时去了阳朔，在旧县有个将军俯，是抗日名将黎行恕将军的（日军投降时中方代表之一），其祖上从清朝进士算起至今，辈辈出人才。当然，教育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因素，可是同在一个教室，同样的老师授课，为什么一个班的学生还有那样大的差距？若是家庭教育，为什么同是一母所生，照样有种地的哥哥，博士的弟弟？（完全没有鄙视农民兄弟的意思）还是中国那局老话，一明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五个因素影响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