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六五事件是什么事件
1941年6月5日晚9点左右,日军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重庆,空袭时长达5个小时,因为当时未及时对市民进行疏散,所以大量民众拥向公共防空隧道(十八梯大隧道)中造成洞内人数接近饱和。
上万(有官方和民间不同人数说法)左右避难民众因通风不畅导致窒息,同时又发生推挤践踏,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防空隧道惨案,史称“大隧道惨案”。
奥斯卡奖:
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野战排》(Platoon)。
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 《野战排》。
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保罗·纽曼(Paul Newman) 《金钱本色》。
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马莉·马特林(Marlee Matlin) 《悲怜上帝的女儿》。
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迈克尔·凯恩(Michael Caine) 《汉娜姐妹》。
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黛安·威斯特(Dianne Wiest) 《汉娜姐妹》。
B. 大隧道惨案的介绍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为了动摇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迫使其屈服投降,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出动大量飞机对重庆进行了数年惨无人道的战略轰炸。1941年6月5日晚9点左右,日军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重庆,空袭时长达5个小时,因为当时未及时对市民进行疏散,所以大量民众拥向公共防空隧道(十八梯大隧道)中造成洞内人数接近饱和,由于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紧锁栅门,不准隧道内的市民在空袭期间出入隧道,在长达10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上万(有官方和民间不同人数说法)左右避难民众因通风不畅导致窒息,同时又发生推挤践踏,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防空隧道惨案,史称“大隧道惨案”。大隧道惨案发生于1941年6月5日,这是中国抗战期间发生在大后方的最惨痛的事件,它与1938年6月9日的黄河花园口决堤、1938年11月13日的长沙大火,并称为抗战时期的中国三大惨案。1(名片图片参考资料来源:2)
C. 大隧道惨案的过程
1941年6月5日下午6时左右,雨后初晴,当重庆的市民们正准备吃饭乘凉时,突然空袭警报长鸣。得知日军的飞机要来空袭,人们携带行包,纷纷涌向防空隧道的入口。由于袭击突然,疏散来不及,因此,防空隧道内聚集的人特别多,显得十分拥挤。除了两旁的板凳上坐满了人以外,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群。洞内空气异常浊闷。 晚上9点钟左右,日军飞机进入市区上空,开始狂轰滥炸,霎时间爆炸声此起彼伏,繁华市区顿成废墟。由于人多空间小,再加上洞口紧闭,洞内氧气缺少,人们开始觉得呼吸不畅,浑身发软。地面上日机的轰炸仍在继续,而洞内的氧气越来越少,连隧道墙壁上的油灯也逐渐微弱下来,这时婴儿和孩童们终于忍受不住了,大声啼哭起来,气氛顿时紧张,有些人开始烦躁不安,举止反常。生还者朱更桃回忆当时情景说:“在洞内,起初只觉得头脑发闷,大汗淋漓,渐渐身体疲软,呼吸困难,似乎淹在热水当中,脚下温度异常之高。左右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衣裤撕碎,好像精神失常一般。”生还者何顺征对当时的感觉也记忆犹新,说:“开始感觉热得慌,心脏似欲下坠,如患急病,很想喝冷水。往外走,竟有人拉着,不能举步,黑暗中有人拉我的手乱咬,手和背到处受伤,衣服也被撕破了。”更有甚者,有些人完全失去了理智,如有一老妇人,将自己的头和脸碰烂,披头散发,大哭大叫,很是吓人。
随着二氧化碳增多,洞内部分油灯已经由于缺氧而熄灭,人群骚动得更加厉害了。面临死亡,沉默的人们再也按捺不住性子了,开始拼命往洞口拥挤。由于洞门是向外关闭的,因此,人群越往洞口挤,门越是打不开。守在洞外面的防护团员只知道日机空袭时,禁止市民走出防空隧道,而对洞内所发生的危险情况一无所知。洞内的人发疯似的往外挤,人们喊着哭着往外冲,可是门依然紧闭着,无法打开。洞内的氧气在不断减少,洞内人群的情绪更加急躁,他们拥挤在一起,互相践踏,前面的人纷纷倒下,有的窒息死亡,而后面的人浑然不知,继续踩着尸体堆往外挤,惨案就这样发生了。后来洞门被打开,霎时间,洞内的人群如同破堤的河流一样冲出洞门,一部人因此而得以生还。郭伟波老人是冲出洞外的少数人之一,回忆当时的情景和感受,他说:“后来,木栅不知怎样打开的,守在外面阶梯上的防护团也跑掉了。人流穿过闸门,犹如江河破堤,拼着全力往隧道口上冲。我和两位同学因年轻力壮,用尽力气随着人流挤出木栅,昏头昏脑地上了阶梯,终于来到地面上。当时我到底是凌空?是滚爬?还是被人流夹住推出来的?实在是闹不清楚。只觉得一出洞口呼吸到新鲜空气,浑身都感到凉爽、舒畅,瞬即又迷惘、恍惚,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下了。我那时没有手表,昏睡了大约半个小时又苏醒过来,只听见隧道里传来震耳的呼喊和惨叫声。我从地上爬起来一看,自己躺的位置离隧道口约30米,周围有100来人,有的正在苏醒,有的呆呆地站着,然而,再也不见有人从隧道口里走出来。我低头一看,自己的上衣已经被扯破,钮扣大部失落,帽子丢掉了,肩上挎包所装的信件、相片、日记本也全部不见了。东西是损坏、丢掉了,但我总算挣脱了死神,回到了人间。”
日军的空袭还在继续,飞机呼啸着从空中冲过,扔下无数的炸弹和燃烧弹,地面顿时一片火海。此时此刻,洞内的人群也顾不上那么多了,还在奋力挣扎着往外挤。他们面色红胀,双手挥舞着,拼命狂叫,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身体依然原地不动,一个个生命就这样被耗尽了。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折磨、挣扎,将近午夜时分,洞内凄厉的惨叫声逐渐减弱,“很多人躺在地上,气息奄奄,面色由红色变成紫蓝色,口角的唾沫由白变红渗着血丝,不少人已无声地扑伏到别人身上。” 空袭持续了将近5个小时,当日军的飞机离开陪都重庆时,防空大隧道已是死一般的沉寂,听不见活人的声音。到处都是死难者的尸体。其凄惨情状正如当时重庆市市长吴国桢所说:“洞内之(难民)手持足压,团挤在一堆。前排脚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动,其后层层排压,有已昏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号而不能动者,伤心惨目,令人不可卒睹。”很多死者都是挣扎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含恨离开人世的。他们有的面部扭曲,手指抓地,有的仰面朝天,双手垂地,有的皮肤抓破,遍体鳞伤,十分悲惨。
6日凌晨,防空警报解除后,国民政府当局开始组织人处理善后事宜。从隧道内拖出的遇难者尸体成垛成垛地放在洞口……
D. 六五大隧道惨案
是抗战时期,发生在重庆的
1941年6月5日晚9点左右,日军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重庆,空袭时长达5个小时,因为当时未及时对市民进行疏散,所以大量民众拥向公共防空隧道(十八梯大隧道)中造成洞内人数接近饱和,由于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紧锁栅门,不准隧道内的市民在空袭期间出入隧道,在长达10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上万(有官方和民间不同人数说法)左右避难民众因通风不畅导致窒息,同时又发生推挤践踏,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防空隧道惨案,史称“大隧道惨案”。大隧道惨案发生于1941年6月5日,这是中国抗战期间发生在大后方的最惨痛的事件,它与1938年6月9日的黄河花园口决堤、1938年11月13日的长沙大火,并称为抗战时期的中国三大惨案。
E. 大隧道惨案的争议
有关“大隧道惨案”死亡人数在史学界颇有争议,说法很多,可将这些说法粗略地划分为三档,即“百人说”、“千人说”和“万人说”。 说法介绍
百人说的下限为461人,上限为999人。百人说主要是国民政府官方的统计和说法。大隧道窒息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重庆防空总司令部对外宣称:“惨案死亡461人,重伤291人”。在社会舆论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命令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国民参政会主席张伯芩、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康心如组成“大隧道窒息惨案审查委员会”,对惨案进行调查。此后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称死亡人数的登记编号始终没有超过650人。1941年6月10日。除救出未受伤者一千余人不计外,共死亡827人,重伤165人,称大隧道惨案“死亡992人,重伤151人”。
分析
百人说的数字明显有些当局人为控制和操纵的痕迹。 “大隧道窒息惨案”虽说是由于日机的狂轰滥炸直接造成的,但有关政府部门在事前的隧道工程设计与设备安装、平时的管理维护工作上的缺陷和临时的处置失措等方面也难辞其咎。
惨案发生后,民怨沸腾,舆论哗然,重庆市临时参议会更是连续召开会议,要求政府加快彻查。为平息民众的愤恨情绪,在象征性的惩办了相关责任人后,国民政府又加强了对消息和报道的管制,特别掩盖了伤亡人数的真相,据惨案发生后不久到实地采访的《新民报》记者陈理源说:“就我亲到尸骸累累的出事地区和向附近居民了解的情况来说,也深感该部难免有‘以多报少’的行为。”而且在官方的统计和报告中,有一个明显自相矛盾的地方,即吴国桢曾在报告中称警察局唐局长即报告只有750余名,以后续报,亦不过800余。而在事后的一次红十字会举行的宴会上,当有人问及惨案到底死了多少人时,警察局长唐毅的说法却让人纳闷:“正如报上所载,大概是600人左右。”唐毅前后两种不同的说法约有200人的出入,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假设吴国桢的话是真的,那么唐毅的说法显然前后矛盾;假设唐毅在事后的说法是真的,那么吴国桢在1941年6月12日致审委会的报告中称唐局长“以后续报,也不过800余”一说更是难以自圆。 说法介绍
关于“大隧道窒息惨案”的死亡人数,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当时在现场从事医疗、救护工作的负责人。从档案上看,重庆卫戌总司令部作为自始至终负责惨案救护工作的机构,它所报告的数字准确性更高。当然前提是这个数字没有受到政府和当局的影响和操纵。6月6日重庆卫戌总司令部在致行政院关于大隧道窒息惨案原因及抢救情况的函中称:“截止本(六)日午后四时二十分止,三处洞口共计运出男女尸944具,童尸74具。至于洞内余存死亡数目,因隧道太深,一时无从清查。”6月8日,重庆卫戌总司令部再次呈文行政院:“称三洞尸体已全部运出洞外,计有1115人。其中三处洞口分别运出人数如下:十八梯运出:童尸61具,男尸525具,女24具。石灰市运出:童尸26具,男尸66具,女尸70具。演武厅运出:童尸11具,男尸59具,女尸26具。”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知道,惨案发生的第二天,重庆防空总司令部公布的死亡人数是461人,政府部门公布的数字也仅为500~600人,而重庆卫戌总司令部内部报告初为1018人,后为1115人,早已超过了当局公布的数目;而这时市长吴国桢和市警察局长唐毅却仍然在自欺欺人地向上级报告称“不过800余”。应该说当局对此是有所了解的,但却对重庆卫戌总司令部上报的数字不置可否,其企图掩盖事实之心可见一斑。虽然重庆卫戌总司令部迫于压力,试图伤亡人数增加来减轻舆论的谴责。但7月3日的审委会报告还是没有采用这一数字,更加引起的重庆各界的不满。
分析
10月,在重庆市政府所作的6月份全市工作报告中谈到惨案死亡人数问题时称:“事后会同空袭救护委员会、防空司令部、宪兵及保甲等清验窒息死难同胞,计有户口可稽者共644人,遗族648人。”“有户口可稽者”和“遗族”二者相加,死亡人数总共达到了1292人。值得注意地是这一数字是市政府会同空袭救护委员会、防空司令部、宪兵及保甲人员等共同勘察后得出的,在政府刻意淡化事件的前提下,可信度是值得商榷的。6月12日,吴国桢在给审委会的报告中称:“(死尸)已开始用卡车运往朝天门,以便转运至黑石子、大佛寺等处掩埋。由此可见,惨案死尸的掩埋地点有两个,一是江北黑石子,一是南岸大佛寺。另据重庆卫戌总司令部在6月8日呈行政院报告中称:“清理出来的死尸除有38具当场由其亲属认领自行装殓外,其余用六辆卡车轮番运至朝天门。随即雇用木船多搬运至江北黑石子,并用轮船输送防护人员200名于7月5日赶赴黑石子开始掩埋。”这明显与现场幸存者回忆说有数十辆卡车来回运输不相符合,明显也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的谎言。大轰炸时期,重庆的情况比较复杂,统计工作的精确度较低。在此特殊条件下,要对死亡人数作一精确统计,很显然是不现实的,即使作出了也是难以令人认同的。 说法介绍
“万人说”的数据约为9000余人,在所有幸存者有关惨案死亡人数的回忆当中,“万人说”占绝大多数。据广东籍的幸存者刘伟波回忆:“一夜之间因窒息挤压而惨死市民近万人……”而曾入十八梯洞内避难生还的欧阳祝泽说:“十八梯洞内死的人很多,搬了一个昼夜才勉强搬完,大约死的五六千人。”
分析
该防空洞共有三个洞口,一个洞口尚且如此,三个洞口死伤人数当在万人左右。曾入演武厅避难生还的李建国说:“三个洞子都死了不少人。其中以十八梯大洞死的最多,石灰市大洞第二,演武厅洞子第三,但演武厅洞子也死了不少人,大约有二三千人,总计三洞死了万把人。”近30多年,不少史家和史书采用万人说。据《重庆市志》第1卷称:“1941年6月5日,日机于夜间轰炸重庆,导致校场口和平大隧道大惨案,窒息9000余人。”1955年重庆文史馆编《重庆市略志》称:“总计这个大隧道内的人数(死亡人数),至少总在万人以上。”1985年出版的《重庆抗战纪事》称:“六月五日发生了‘重庆大隧道惨案’,近万人在洞中窒息。据当时在实地采访的《新民报》记者陈理源说:“至于将罹难者尸体抛入长江和窖于朝天门下沙嘴,仅为事后多年的传闻,缺乏事实根据。惨案发生时,我曾到集结待运尸体的朝天门港口探视,那凄凉悲惨之状,固不禁催人泪下,激起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官僚的切齿痛恨。前田哲男在《重庆大轰炸》一书中也称:“洞内炎热,在一万多名人群中,有陈荣安等人,还有草药街的其他居民。”
F. 大隧道惨案的原因
1941 年6 月5 日当天防空部档案记载:“是日敌机廿四架分三批(每批八架) 袭渝, 自17: 33 起于湖北宜都松滋处发现西飞。”第一批于“19: 28 侵入重庆市空投弹, 至19: 54 始经丰都东逸。”第二批于“20: 47 侵入重庆市郊投弹后至21: 20 经丰都东逸。”第三批“22: 17 侵入重庆市郊投弹后至23: 13 经丰都东逸。”警报情况是:“本部于18: 08 悬红球一个, 18: 18 发布空袭警报, 18: 57 发布紧急警报; 21: 18 悬红球两个, 21: 40 卸下两个红球; 23: 01 又悬两个红球, 23: 27 发布解除警报。” 警报信号的意义是: 悬挂红球1个, 预告空袭, 悬挂两个红球, 是空袭警报, 卸下两个红球是紧急警报, 又悬两个红球是通告市民出洞休息, 又卸两个红球是再次紧急警报, 又悬两个红球又是通告出洞休息。发布解除警报是悬挂绿色长条灯笼。警报种类是: 空袭警报: 敌机距离200—300 公里, 紧急警报: 敌机距离50 公里, 解除警报: 敌机离去200—300 公里。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5个半小时的警报避难过程中,在防空洞中躲避空袭的人们在空袭间隙中并未及时得到休息。这是大隧道窒息惨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出事地点的较场口这一段大隧道分十八梯、演武厅、石灰市3 个出口, 长度438. 4 米, 乘以宽度2. 5米, 面积是1096 平方米。乘以高度2 米, 等于2392 立方米。防空部规定洞的容量标准是4 人每平方米, 根据审委会的解释是:“镇静之避难者, 在换气设备之防空洞滞留1 小时, 每人所需之空气应为1立方公尺, 通常以滞留2 小时为准, 每人应有3 立方公尺之空气量。”据此计算该洞常规容量是4384 人。80 年代重庆市人防办勘测计算, 有木凳958 条, 每条坐3 人, 共计2874 人, 按每平方米4人计算, 占地575 平方米, 剩余面积521 平方米, 人防办按站着的人6 人ö平方米计算, 这只是一种随意的估计, 为3126 人, 又加上梯道面积134. 75 平方米, 按坐5 人ö平方米, 站6 人ö平方米计算,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根据, 共计555 人。算式2874 人+ 3126 人+ 555 人= 6555 人。这么计算, 全洞最大超常容量为6555 人。关于惨案当天入洞人数, 尚未发现史料可以确证。但从现存档案中可知, 入洞者当超过万人,此为惨案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据十八梯洞的生还者徐元新上具防空司令部呈文, 他在空袭警报后进洞, 被人潮推压拥挤, 洞内发生打架情形。不久出现窒息征兆, 随之严重窒息开始发生。另据演武厅洞生还者郭伟波回忆, 容量超常, 致使缺氧窒息, 发生骚乱, 人群拥挤, 无法进退。 关于通风设备,在较场口大隧道内4月中旬安装好了电动通风机,1941年6月3日试验开车,约定6月5日下14:00—17:00验收,但厂方直等到警报发出前半小时,防空部谢元模也没有出现。谢元模解释:“因本人非电器专家,原约定电灯厂工程师同往验收,因该人未到,故未往验收。”
防空部第三处正、副处长丁荣灿和潘联说,真正原因是防空部没有给军政部贿赂,军政部拒绝验收, 机器竟不敢启用任其闲置。造成防空洞质量缺陷的另一个原因是经费不足和挪用。据谢元模报告, 通风照明设备工程,1940年7月到11月为第一期,军政部每月拨款12万元,应合计70万元。1941年2月到5月为第二期工程,行政院直到1941年5月26日,才核准防空部工程处1941年度防空设施经费一共140 万元,其中大隧道工程占40 万元。这些经费大部被挪作他用。1940年12月,防空部申请大隧道内安装通风机30具需款39万元,因为付不起钱,只买了20具,其余的退还给厂方了。 防空洞设计与质量的缺陷, 也是导致惨案发生的一个原因。如日本从1940 年“101 作战计划”开始, 运用长时间轰炸战术已经是常规。1941年超过3小时的轰炸有32次,占全年轰炸比例的44%。我方计算防空洞的呼吸空气量,却仅仅以2 小时为限度,显然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设计者谢元模、陈公矩不是专攻地下空间工程的人员,所以,工程设计有先天性的技术缺陷。比如规定各段隧道两端出口必须一头高一头低,根据热胀冷缩的形成原理使空气对流,来达到自然通风的效果,但隧道都很长,中间却没有设计通风井工程,使设施原理失效。另外, 又没有排水沟设施,洞内积水无法解决,天气炎热,人口一多,潮湿蒸发上来,气闷难当。洞身高度不足,顶石风化,进出口也太少,也造成进出不便。
G. 平利一隧道塌方瞬间隧道口顷刻间被掩埋,事发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
首先要回答的是这次平利隧道塌方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也没有车辆损毁。
都说人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天灾人祸,一旦遭遇不是丢钱就是丢命。
最近陕西平利就有一个隧道因为长时间的暴雨天气发生了塌方,塌方现场一片狼藉。
据悉在此次隧道塌方前,当地已经连续下了很长时间的暴雨,长时间的降雨导致了山体松动。
此次塌方的隧道就是处于一个山体附近,由于靠近隧道的这处山坡发生了山体滑波,山体滑坡带来了巨大冲击力将隧道整个隧道口冲毁。
今年的暴雨天气已经给多地造成了灾害,比如河南洪灾,无论人类科技如何发达,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我们都是渺小的,希望人人爱护地球,让极端天气越来越少。
如果你还有其他想说的,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探讨。
H. 希尔斯堡惨案的事件经过
1989年英格兰足总杯半决赛,利物浦和诺丁汉森林队被抽到一起,赛址在中立第三方谢菲尔德市希尔斯堡球场——与去年一模一样。
经历了1980年代 发生的大小球场惨案,和1988年同样是利物浦与森林队的英格兰足总杯半决赛,发生的拥挤事件后,南约克郡警方依旧没能重视球迷的安全问题。无论之后有什么纠纷,警方要确保场内外球迷的人身安全,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保安大纲》没有列明警方具体该怎么负责,只提到遇到炸弹预警和火警时应怎样疏散人群:高级警员以带密码的暗语通过广播督导疏散。至于入场球迷过多,看台过于拥堵,或者看台上有突发事件时该怎么处理,大纲并没有交代。
根据《保安大纲》,当地的绝大部分酒吧都将配合警方,同意自午饭起直到黄昏关门歇业。即使一小撮坚持营业的,也必须确保不得让球迷入内买醉。很明显,警方从头至尾将酒精作为保安的头号威胁,没有对场外人群聚集和转门处的拥堵给予足够的警惕,没有延迟开球,打开出口,禁止中央看台继续上人,以及关闭隧道等等的应急计划。这道指令根据过去的经验签发,其用心是好的,但太过乐观。警方没有借鉴前两年的做法,只注重监控球迷的行为,却没有重视他们的福祉。
南约克郡警方新任局长杜肯菲尔德认为自己继承了一个久经考验的班子,又有行之有效的一套大纲可以照搬,没有理由再做它想,实际上他也没有经验去想别的。上任之后,杜肯菲尔德迟迟没有去希尔斯堡实地踩点,即使后来在谢周三迎战米尔沃尔时前往视察,也只是将细节工作交给下属,自己走马观花,和当地名流寒暄应酬。他还错误地认为球迷的安全是俱乐部的责任。 利物浦球迷踏进南约克郡的那一刻起,就在警察的跟踪、指导、随机抽查和搜身等一系列监控下前往球场。大小巴士和私家车不时被警察截停,警方要看看你有无喝得烂醉,然后才决定你是不是适合入场看球。被查过的车辆会带着“已验”的标签继续前进,但大部分车辆因为检查耽误了时间。当球迷迈向球场,他们的行动自由也因为途中的街道关门肃静而受到限制。
希尔斯堡距离谢菲尔德市区只有两里路,周边是居民区,交通不畅。球场建于90年前,南看台是贵宾区,下面是球员更衣室,双方球员都从南看台的下面登场。东看台是1986年翻修的,有20000多个座位,上面有顶篷;北看台坐落在民房之上,可容纳近万人,急救室和警察工作站在这个看台下面;西看台坐落在列平巷的民宅之上,当时是应1966年世界杯增设的,可容纳10000多人。
列平巷这一侧有6座双开的铁门,走进左边的3座门,后面是一块露天的空地,通向16座转门,而其余的3座铁门通向7个转门。这23座转门主要输送西看台和北看台的观众,两大看台的总容量达到了25000人,其余看台的3万多观众通过60道转门入场。这意味着在列平巷这一侧的狭小区域里,要应付25000多人排队等候,是典型的瓶颈地带,可以想象这些人鼓噪起来会是怎样的混乱。利物浦球迷被安排在此处进入球场。
正午前转门开放,第一批利物浦拥趸兴高采烈地进了球场,但是人流量稀薄,因为票面上印刷了要求球迷2:45到场。中午两点之后,球迷人数开始激增,警方在入口处的检查使得通过转门的速度大幅放缓。两点半,距离开球还有半小时,场外依然有5000观众想要入场。
瓶颈区里的球迷越挤越多,前方和左右都是墙和铁丝网,只有后面才有透气的空隙,而新到的球迷把这点地方也给堵上了。由于对讲机失灵,球场内的警员不清楚场外的情形。广播呼吁场外的球迷不要再往里挤,人声鼎沸,广播的声音根本听不清,警方对局面失去了控制。 比赛开始前10分钟,两队球员开始入场,场外的球迷可以听到场内发出的欢呼声,但他们却依然被困在球场外。在球迷还在不断往里涌的同时,比赛并没有因为他们而推迟。5000人试图通过十字转门,他们在转门外的挤压引起了警方的担忧。负责维持西看台外现场秩序的警官马歇尔请求指挥中心允许打开C大门(本来是用作出口的大门,没有转门),放球迷进场。当时有人清晰地听到他对讲机里传来的声音:“请打开C门!
指挥中心就在球场西南角,在列平巷看台的上方,可以俯视球场。杜肯菲尔德和穆雷2点30就已通过监视器看到了转门前拥挤的情景,但他们决定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推迟比赛。2点47分,马歇尔的请求到达了指挥中心。杜肯菲尔德的直觉是拒绝这一请求,他担心球迷进场后随身携带的酒瓶和其它硬物会造成场内的流氓行为,反而对拥挤踩踏可能造成的命案不那么紧张。他看了看监视器,发现C大门“突然打开”了,原来是警员将一名无票球迷赶了出来,但20名球迷很快冲了进去。一位警官隔着栅栏拼命推着外面的球迷,不让他们通过大门。这时,杜肯菲尔德对马歇尔的请求有了判断:“打开大门,否则会有人重伤或身亡。”作为毫无足球赛事安保经验的总指挥官,他只是凭借和马歇尔的多年交往和信任做出了这个决定。当副手穆雷接通所有警官的对讲机,他问了一句,“杜肯菲尔德先生,你确定要打开大门?”杜肯菲尔德停顿了一会,似乎过了很久,“外面可能发生死亡或严重的受伤事件,我别无选择只能开门。”他看了看穆雷,说,“打开大门。”
于是,这扇地狱之门被打开了。
众多球迷一拥而上,闯了进来,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条通往站台的地下通道。那个年代,英格兰球场足球流氓肆虐,警察为了更好地维护现场秩序,将希尔斯堡西看台站看台用铁丝网分隔成好几个区域。其中位于地下通道出口处的是3号和4号小区(正好在利物浦球门后方)。希尔斯堡球场已过期10年的安全执照显示,这两个小区可容纳2200人,而它的实际最大容量不足1700人。警方或安保人员原本应该站在通道入口处,引导人们向两侧的站看台分流,但他们却没有这么做。这造成了中间3号和4号小区的极度拥挤,而两侧的看台却是十室九空。
2000多人涌了进来,站看台的人数达到了可容纳人数的两倍。最初,还有可以走到看台前方的空间,但很快人们就无法移动胳膊了,何况身体。有人在尖叫,其他人则一片沉默、毫无意识。没人能够移动,哪怕一英寸。
比赛已经开始,利物浦队一次射门击中对方门柱,引起现场一阵骚动。尚在地下通道内的球迷闻声后更加着急,拼命向前挤,希望尽快入场。而这时3号和4号小区内早就人满为患,最前方的大批球迷被死死挤到铁丝网上。更遗憾的是,后方在不断挤进场的球迷根本不知道站台最前方发生了什么,只顾着一个劲儿地往里冲。有些人的脸甚至被挤变形了。人们开始沉默,失去意识,无法呼吸,有人清晰地听到胸骨断裂的声音。
有人发现身边的人死了,眼珠凸起,舌头外吐。不少人冲着铁丝网前值勤的警察大喊,让他们把门打开。但警察们似乎钉在原地、不为所动。如果这时在场值勤的警察能尽快打开铁丝网上的小门,放球迷进入场地,还能挽救不少生命。但他们却无动于衷,因为他们赛前从杜肯菲尔德处接到的命令是:未经允许,绝不能开门放出任何一人。
人们只能自己想办法求生。在靠后位置的一些球迷被上层看台的球迷拉上去得以逃生,两侧的球迷则翻越了侧边铁丝网,爬到了一半空着的两侧看台上,站台前方的球迷开始翻越铁丝网逃生。这时候,铁丝网中的一个小门被冲开了,一些球迷通过这个通道得以逃离,其他人继续翻越铁丝网。最后,铁丝网在人们的重压下终于倒塌了。后面的人也顾不上踩着死人还是活人,纷纷冲进了球场。 直到3点6分,当警官们陆续赶到铁丝网前,他们才发现了真实情况,急忙通知裁判中止比赛,开始救人。与此同时,一些警官还在坚定不移地执行着保卫球场另外三个角落的任务,阻止利物浦球迷接近诺丁汉森林球迷。森林球迷最初以为只是利物浦球迷闯入了场内,在获知可能发生了死伤惨剧后,一些球迷尝试冲破警方的人墙,把受伤的球迷抬到救护车上去,却被驱赶回来。3点15分,当足总官员格雷厄姆·凯利和格伦·基顿以及谢周三俱乐部秘书麦克雷尔来到指挥中心时,杜肯菲尔德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利物浦球迷身上,他声称是球迷冲开了大门。几分钟后,凯利又将这一谎言转述给了全世界媒体:令人震惊的灾难发生了,利物浦球迷要为此负全责。
杜肯菲尔德一直遮遮掩掩,缺乏果断的决策,现场救援工作相当混乱。没有受伤的球迷开始帮助救死扶伤,有些人在尝试人工呼吸,有些人把广告牌改装成临时担架。
3点17分,第一批死伤者被送到附近佩尼斯顿路上的体育馆。令人费解的是,死伤者没有通过救护车被尽快送往医院救治,而是转运到一个没有医疗功能的体育馆,耽误了宝贵的救治时间。后来有44辆救护车陆续抵达球场外,但警察只放行了一辆。由于死伤者太多,这唯一一辆“救命车”只能不停地折返将死伤者运出球场。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当一名伤者被抬上救护车时,被诊断已经断气了,又一名垂死伤者被运了上来,第三名伤者已经无法上车了。因为时间不允许再等下去,这辆载着一名死者的“救命车”就这样疾驰而去。最后96名死者中,只有14人被送往医院,其中12人到医院时已经死亡。
从3点6分到3点45分,利物浦主帅达格利什通过球场广播高呼,要球迷保持镇静。4点,南约克郡总警司阿迪斯抵达球场,与警方高层会晤。5点,验尸官波佩通知阿迪斯,所有尸体必须留在原地,等待拍照和确认身份。6点45分,验尸官到达,确定验尸步骤。9点30分,在做好各项准备后,漫长而又苦痛的辨明身份过程开始了……94名球迷在当天失去了生命,766人受伤。4天后,死亡人数增加到了95人,14岁的李·尼科尔在医院去世。1993年3月,昏迷近4年的托尼·布兰德也离开了人世。96名遇难者中有年届70的老人,还有一个刚满10岁的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