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意大利住哪里

Ⅰ 意大利留在天津的建筑属于什么时期的建筑风格

历史上，天津曾有意大利租界。意大利租界起始于1902年6月7日，意大利公使与天津海关道正式签《天津意国租界章程合同》。其范围为海河以北，津浦铁路以南，东、西分别与俄、奥两国租界接壤，占地约51公顷。这是意大利在域外的唯一一处租界。
意租界设立之后，租界当局对此地进行了认真的规划与建设，在规划中引入了意大利城市建设思想以马可波罗广场为中心规划了完整的道路网及完备的公用设施，区内以住宅为主，街道呈棋盘状，建造房屋要求以意大利花园别墅为主，并严格规定沿街建筑不许雷同。区内各种社区功能齐全，不但有大量住宅，还建有领事馆、兵营、学校、医院、教堂、花园、球场、菜市场和消防队等。其中修建的两个圆形广场的命名也很有文化色彩，分别为马可-波罗和但丁广场。这里几乎囊括了意大利各个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这些极具意大利古典韵味的建筑一直保留着古罗马建筑稳定、平展、简洁的特色。由于大量采用了古罗马的高低拱券、穹顶、塔楼、柱石，使这些房屋独具魅力。意式建筑注重环境整体美，如在广场建纪念石柱、铜人、喷水池和园林小品、楼房均为庭院式、别墅式，并注重绿化、美化。其房顶多为意式角亭，有园亭、方亭之别，圆柱和方柱之分，并分别用圆拱、平拱、尖拱、连拱、垂柱进行点缀。这些角亭高低错落，构成优美的建筑空间，是亚洲仅存的一片原汁原味的地中海建筑群。
1914年，意租界将大马路，也就是现在的建国道修筑成沥青柏油路，这是天津第一条现代化的柏油路。
在意式建筑中，既有公用风貌建筑，又有名人名楼。其中回力球场、圣心堂、原意大利领事馆和兵营等是比较着名的公用风貌建筑。
回力球场是由意大利工程师保罗—鲍乃弟设计的，离马可-波罗广场不远，属意租界的中心位置。回力球场建于1932年—1934年，建筑为意大利塔式，十分雄伟壮观，充分体现了意大利建筑的特色和南欧的摩登建筑风格。回力球场和赛马场一样，也是一个借运动竞技为名，公开设赌抽头的场所，是天津最大的赌场。新中国成立后，将原回力球场设施拆除，改建成第一工人文化宫。
圣心堂位于建国道，1922年由意大利天主教会兴建。东、西、北三面外凸，堂内大厅上层呈八角形，有圆拱窗。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典型教堂建筑。
原意大利租界领事馆位于建国道52号，是1930年意大利政府颁布《天津意大利租界章程》后，为驻津领事建造的。主楼为为坡式瓦顶，楼立面装饰极为讲究，墙面有凹凸变化，红墙与剁斧石交错，色彩对比十分明快，很有特色。与意租界其他小楼对比衬托，形成了造型优美、风格多样的欧式建筑。
根据《辛丑条约》的有关规定，八国联军派兵驻扎天津。1902年意大利在意租界内建立兵营，营盘设立在现在的光明道。兵营由两幢三层坡顶楼组成，一高一低，呈“L”状，为连拱式楼房，罗马风格。墙体为红砖，造型别致，保存完好。意国花园位于已修复原的马可波罗广场的东南角，现为一宫花园。该园建于1924年，平面呈圆形，正门朝北，建有喷水池、花坛。中部为罗马式凉亭，西面有欧式游戏场及小型花亭，景色秀丽。现依稀可见当年风采。
由于意租界区域内环境优美，设施完善，文化气息浓厚，因此住进了不少文化名人，如梁启超、刘髯公、华世奎、曹锟、曹锐、程克、鲍贵卿、汤玉麟、齐耀珊、王占元、张廷谔等等。

意式风情区建筑
梁启超宅邸坐落于现在的民族路。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辛亥革命后归国，1912年买地皮，请意大利设计师白罗尼欧设计了住宅，后来又修建了书斋“饮冰室”。梁启超在此撰写了《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等颇具影响的着作，前后居住了15年，直至病逝。
在意式风情区的梁启超宅邸附近，还居住着着名报人刘髯公。他曾在意租界的住所中创办了《新天津报》，后陆续发行了《新天津晚报》、《新天津晓报》等进步报纸。“九一八事变”后，因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和拒不与汉奸合作，被日寇拷打致死。
毗邻而居的大戏剧家曹禺，其故居位于民主道，曹禺的父亲叫万得尊，早年曾留学日本，后得到黎元洪的赏识，成为总统秘书，便买下意租界28号的房产。这座宅邸为意大利式建筑，由两座小楼组成。原来有回廊接通，现在已经分成独立的两座楼。曹禺的童年、青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汤玉麟在意租界的寓所坐落在建国道，该楼整体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巴洛克建筑风格，楼墙和墙基均为花岗石条石砌垒。楼前的廊厦下左右开坡道，有左右两门，汽车可一出一入。楼内设有正厅和附厅，门窗宽大。这座建筑在当时是很高贵的，至今仍很有特色。
张廷谔曾两次出任国民党天津市市长。这座房屋建于民国初年，为意大利风格的二层楼房，四周方砖墁地，广植各种树木，是一处闹中取静的豪宅。

Ⅱ 梁启超为什么叫饮冰室主人

因为梁启超的书房叫饮冰室，所有称为饮冰室主人。

“饮冰”一词源于《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原意就是比喻自己内心之忧虑，寓意对国家社稷忧虑焦灼之情。后来，南朝宋人鲍照在《谢永安令解禁止启》中就说：“饮冰肃事，怀火毕命”，来表现受命从政、为国忧心的惶恐情态。

当年，梁启超受光绪皇帝之命，变法维新，临危受命，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交煎，梁启超内心之焦灼可想而知，如何解其“内热”？唯有“饮冰”方能得解。后来满清立宪失败，梁自号“饮冰室主人”，以示“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之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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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名人字号由来

1、谢婉莹--冰心

现代着名女作家冰心，原名谢婉莹，乳名莹哥。她曾写了《寄小读者》《小桔灯》《超人》《去国》等散文及小说。“冰心”取自唐朝诗人王昌龄的诗：“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1919年，冰心在发表她的第一篇创作小说《两个家庭》时，第一次使用了“冰心”作为笔名。

据冰心表示，“当时我不愿同学们知道文章是我写的，而‘冰心’笔划既简单好写，又与我的本名谢婉莹的‘莹’字含义‘光洁、透明’相符。我出生后，祖父曾找算命先生为我算命，算命先生说我应该是男命，命中有文曲星，还说我的八字里缺火。所以二伯父给我取名‘婉莹’，‘莹’字头上有两个‘火’字。此外，是自己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个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

2、白居易--香山居士

香山寺位于河南焦作龙门东山山腰，白居易曾在寺内居住，并把自己在洛阳12年所写的八百首诗，编为十卷，取名《白氏洛中集》，放在香山寺藏经堂内，故自号香山居士。

3、王安石--半山居士

王安石晚年罢官后隐居在江宁半山，在此建半山园，自号半山居士。

4、欧阳修--六一居士

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这年他改号“六一居士”。

“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

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

Ⅲ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的梁启超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着《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梁启超一生勤奋，各种着述达一千四百万字，在将近三十六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他每年平均写作达三十九万字之多，这体现了多么惊人的勤奋和才华啊！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着。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着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
他一生着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少年中国说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新民说》
《饮冰室主人自说》
《中国文化史》
《饮冰室主人全集》
《李鸿章传》
《曾国藩传》
《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选集》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变法通议自序 论不变法之害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论学会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说动 论湖南应办之事
呵旁观者文 中国积弱溯源论（节录）
立宪法议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西学书目表后序 倡设女学堂启
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节录） 成败
英雄与时势 文野三界之别
古议院考 《西学书目表》后序
养心语录 国权与民权 ：
湖南时务学堂答问（节录）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
人权与女权 情圣杜甫
屈原研究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
致汪康年书 与严幼陵先生书
致康有为书 致康有为书（1900年）
致孙中山函三件 致康有为书（1902年）
致孙逸仙书 致康有为书（1912年） ：
去国行 纪事二十四首
读陆放翁集四首 壮别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 二首
浪淘沙 贺新郎 ：
戊戌六君子传
敬业与乐业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中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着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轶事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中国古代的史官为了给后代留下“信史”而不惜杀头：梁启超毅然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而写出了揭露窃国大盗恢复封建帝制的《异哉国体问题》。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梁启超真诚的宽容。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真诚的有趣。黄苗子着《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蒋百里先生为着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着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摘自《应用写作》）
年谱
一岁 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癸酉 正月二十六日（公历二月二十三日）生于新会茶坑村。
五岁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 丁丑 由祖父和母亲教读四书五经。
十二岁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 甲申 应广州童子试 中秀才。
十六岁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 戊子 广州学海堂正班生、兼菊坡、粤秀、粤华书院外生。
十八岁 一八九0年光绪十六年 卯寅 经陈千秋介绍，就学于康有为。
十九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 辛卯 入京与李蕙仙完婚。
二十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八年 壬辰 祖父卒，回乡居年余。
二十三岁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随康有为入京会试，落第。参与组织“公车上书”。助康创建强学会。
二十四岁 一八九六年光绪廿二年 丙申 筹办《时务报》，任总编述，发表《变法通议》等文章，名声噪起。
二十五岁 一八九七年光绪廿三年 丁酉 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参与创设不缠足会和女学堂。
二十六岁 一八九八年光绪廿四年 戊戌 参与“百日维新”，光绪帝赏六品衔，奉旨办译书局。八月政变起，逃往日本，与陈少白往还，协商与兴中会合作事宜，因康有为阻挠未果。在横滨主编《清议报》。
二十七岁 一八九九年光绪廿五年 己亥 七月创粉高等大同学校于日本东京。
二十八岁 一九〇〇年光绪廿六年 庚子 与康有为、康才常等发动“勤王运动”事败。
三十岁 一九〇二年光绪廿八年 壬寅 《清议报》停刊，创《新民丛报》、《新小说报》，倡“小说界革命”。
三十五岁 一九〇七年光绪卅三年 丁未 《新民丛报》停刊、成立政闻社。
四十岁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 壬子 由日本返国，创《庸言报》。
四十一岁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癸丑 参与共和党。熊希龄内阁成立。任司法总长。
四十三岁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乙卯 创《大中华》月刊。辞币制局总裁。四月回乡省亲。六月写《导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斥袁称帝，南下从事倒袁运动。
四十四岁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丙辰 在上海策动反袁。三月抵广西，发动广西宣布独立。在肇戾成立护国军两广者司令部任参谋。后成立军务院，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
四十五岁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丁已 七月，参与段祺瑞反对张勋复辟。任段祺瑞 内阁财政总长，十一月辞退。
四十七岁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已未 到欧洲各国考察。
五十岁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 先后到北京、济南、苏州、上海等地讲学。
五十三岁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 在清华研究院讲学，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五十七岁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 己巳 因肾病动手术失败（实际上是一起医疗事故。1926年梁启超肾病，协和专家通过对梁启超病情会诊，认定右肾上生有一个瘤子，遂决定为其实施手术，于3月16日将右肾全部切除。瘤子切除之后并没有止住便血，显然西医的诊断可能有问题，至少是不准确的。全部切除的治疗手段也过于草率，协和的专家通过病理检查，并没有在切除的右肾中发现病变。换言之，即便尿毒症的诊断不误，那么手术也是失败的，即将好肾切除了，将坏肾予以继续保留），于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家庭状况
梁启超祖籍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梁氏的先祖为中原南逃的难民。在梁启超曾祖父之前，梁氏家族世代耕田。梁启超祖父名镜泉，是一位秀才；祖母名黎。梁启超的父亲名莲涧，也是一位秀才，在乡里教书；梁启超的母亲为赵氏。
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89年（光绪十五年）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考中了举人，与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订婚，1891年（光绪十七年）梁启超十九岁时入京与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了两位丫环，其中一位即王桂荃，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因病而逝，梁启超为此写下了《祭梁夫人文》。1968年在“文化革命”中，王桂荃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死在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
梁启超共有有9个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
梁思顺（令娴）（1893年－1966年），长女，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成（1901年－1972年），长子，着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其妻为林徽因。
梁思永（1904年－1954年），次子，着名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
梁思忠（1907年－1932年），三子，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殇。
梁思庄（1908年－1986年），次女，着名图书馆学家。
梁思达（1912年－2001年），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梁思懿（1914年－1988年），三女，从事社会活动。
梁思宁（1916年－2001年），四女，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
梁思礼（1924年－），五子，着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饮冰室
梁启超故居位于天津河北区民族路44号，饮冰室位于河北路46号。这两所住宅是民国初年梁启超购买周国贤旧意租界西马路空地所建。民族路寓所为意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建于1914年。主楼为水泥外墙，塑有花饰，异型红色瓦顶，石砌高台阶，建筑面积1121平方米；书斋饮冰室为浅灰色两层洋楼，建于1924年。首层为其书房，二楼做卧室和会客。梁启超后期着述均于此完成。饮冰室系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专为其设计，造型别致典雅。建筑面积949.50平方米。
北沟沿胡同23号
北沟沿胡同属东城区北新桥地区，在东直门南小街迤西。胡同自北向南沟通大菊胡同和东四十四条，长300多米。明代，称“学房胡同”；清干隆时称“官学胡同”，宣统时称“北沟沿”，因胡同临近水沟而得名；1949年称“北沟沿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红都胡同”，后复称“北沟沿胡同”。现胡同西侧与新太仓二巷相通，东侧有两条支巷通往小菊胡同。
北沟沿胡同23号，旧时的门牌是北沟沿13号，在胡同南段西侧，占地面积3752平方米，街门朝东。街门是被称作“西洋门”①的屋宇式街门，街门内外各有一座“一字影壁”，显示出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虽然从建筑学角度讲，大门外对面的“影壁”，亦称“照壁”，既有遮挡大门对面零乱的墙面檐口的作用，也有作为宅门对景的作用。但是，在胡同的另一侧建影壁，或是依托别人的宅基，或是占用胡同的公共用地，岂能想建就建！所以，在北京城里所能见到的门外建有“一字影壁”的宅院，当年或是王府、或是衙署、或是官邸，总而言之，是“官”姓人家，不是平民住宅。汉字是表义的，“框中有人”念“囚”；“吾居行（hang，道路）中”便是“衙”。既然，门外的影壁是宅门的对景；那么，门前的这段道路自然与宅院产生了领属关系。门外的影壁分明地在警示行人：在此门前不许停留，更不许喧哗。梁启超任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其政府大员的身份与这座宅院的规格是相称的。
据1951年房屋调查登记显示：该院主体建筑集中在南半部，是东、西并列的两个三进院落，东部为住宅，西部是花厅；北半部约占整个院落的五分之二，是花园式的后院，院内树木繁盛，有假山，有凉亭；后院开有朝东的穿墙门，是整个院落的后门。该院共有房屋和亭、轩等建筑129间，建筑面积为1535平方米，其中包括带抄手廊的瓦房47间、敞轩3间、游廊21间、地窨子4间、防空洞1个、凉亭1座。该院的具体格局是：宅门北侧是一拉溜儿东房，共11间，应是回事房（传达室）、车库和警卫、杂役用房，从南往北的第三间东房的后墙开有临街券门，是“车库门”。
该院的具体格局是：进入宅门，迎面是一座“一字影壁”，往北经过坐西朝东的“垂花门”②便进入了东院的一进院；一进院有带抄手廊的南房、北房各5间，北房为腰厅，即：中间一间为连接前、后院的通道；东院的二进院均为带抄手廊的瓦房，有正房3间、耳房两间，东、西厢房各3间；东院的三进院只有7间后罩房。与东院并列的西院是休闲区，习惯称为“西花厅”，亦是三进院落；从南往北依次是：由假山叠石与3间敞轩构成的一进院，由3间敞轩和3间正房构成，并有转圈游廊连接的二进院和由两间东、西厢房与平顶外廊构成的三进院。
北沟沿胡同23号是单位宿舍，当年院内的主要建筑尚存，只是残破不堪而已；由于为解决职工住房而进行的改、扩建工程和住户见缝插针的自建房屋，致使该院已难寻昔日风采。
1986年1月21日，东城区人民政府将北沟沿胡同23号作为“梁启超故居”，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注：①西洋门，是清代中期以后，西方建筑文化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在北京四合院采用的也很普遍。②垂花门，在府邸、宅院建筑群中常作二门，起着联系分隔内宅和外宅的作用。
参考资料：《梁启超传》（吴其昌着百花文艺出版社）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张王忍之编三联书店） 《世说新篇》（黄苗子着三联书店） 《卷起巨大旋风的梁氏新文体》（作者夏晓红载《北京日报》） 《梁启超为西医辩护》（作者张建伟载《羊城晚报》） 每一个向往大时代和大成就的年轻人都喜欢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视为转折年代，他们都喜欢引用查尔斯·狄更斯描写大革命之后法国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他们都喜欢用混乱来形容自己的年代，他们都渴望为这“混乱年代”理出脉络或者记录这“混乱年代”。
而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真正经历混乱年代并且因为自己在混乱年代中的作为而被写入历史的年轻人却实在不多，更令人感慨的是，这个名单因为一些原因还会在某些时候遗漏掉一些人。在我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一位具备了众多伟大人物的素质而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时代忽略了的人。
最早激发起我对梁启超的好奇心的，是在对《剑桥中国晚清史》和一些记载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命运的书籍的阅读过程中。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我才惊异地发现，以前我们仅仅用“改良派”三个字来描述的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名字出现的频率竟然比任何一位皇帝、权臣要高。
梁启超所处的年代是真正的混乱年代。在由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所着的《梁启超传》中，梁这位早逝的学生用一章来写梁启超诞生之前的中国：这是一个为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似乎人人都甘心做一个老朽帝国的奴隶，平民以不谈国事为戒律，政府呈现给后人的则是贪污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带来短暂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家争夺财富，而洋务运动的重地总理衙门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混蛋加三级”。
我们的历史课本在描述这段屈辱历史的时候，从来不会吝惜笔墨，这会使我任何进一步的讲述都显得多余。而吴其昌先生给予自己老师的高度评价，我想可能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所看不到的，他把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同孙中山相提并论，“他（梁启超）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而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要高出万倍”。
梁启超是一个完全符合我们对天才的定义的人物：六岁学完五经，九岁能够写千字文章，在古老中国，我相信这两件事情的难度同今天的小孩子学习9岁就精通外语的难度相差不大。而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的壮举同我们今天惊为天人的中国哈佛少年相比似乎难度更大。中举时的主考官以为梁启超“国士无双”，竟然打破门第观念的束缚，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做妻子，这是古老中国表示对一个人的欣赏的最高礼遇。
戊戌变法令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名扬天下。在当时的外国人眼中“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是热心策划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当时在中国逗留的伊藤博文对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说：“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此后这个年轻人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往往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知识上的领袖来接待。当时梁启超26岁。
而梁启超在政治上的辉煌并不像教科书上记载的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终结，或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成为明日黄花的人物。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和同样在日本流亡的孙中山交往频繁，据说，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启超介绍给孙中山的，可以想见，以孙中山当时的声望，自然无法同梁启超相比。而此时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分歧越来越大。尽管如此，梁启超顾及到康有为，没有给革命党人过多的支持。
梁启超的另外一次辉煌来自于他的一篇文章。袁世凯宣布称帝，此时的梁启超却已不是昔日的改良派，在欧美的游历和对西方各国历史的学习给他一种印象，称帝者必亡。于是长于雄文的梁启超写出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到消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
梁启超在另外一次反帝运动，即反对张勋复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次也意味着他同改良派的彻底决裂。周善培规劝梁启超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别人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而康有为则正站在复辟的一方。梁启超和康有为从此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启超“梁贼启超”，并且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兽来称呼梁启超。
至于梁启超在中国新闻事业上的地位，早有新闻学者将他同沃尔特·李普曼相比较。才气纵横自然不说，梁对中国文体的改革被认为是他的最伟大贡献之一，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这称为表达方式的革命？周善培认为梁启超文气太盛反而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写习惯了报纸文章，结果文章只追求打动人，“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但是却没有其他精力写出真正大师级别的着作。
长久以来一直被我们认为属于保守派的梁启超的死，更是嘲笑我们对历史局限的判断能力。梁启超晚年进入协和医院看病，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一个肾溃烂，必须割掉。不幸的是现代医学可能发生的错误发生了，手术医生将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反而留下溃烂的一个。于是“群情愤慨、舆论抨击，社会对于协和医院以及主治医生大表不满”，而梁启超因为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新的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竟然在病床上写文章为协和医院和医师辩护。最后，梁启超允诺在自己死后将脑部捐献给医院。

Ⅳ 梁启超的一生

人物简介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 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着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启蒙思想。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着名的“戊戌变法”。其着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
编辑本段人物概述
梁启超（1873～1929）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家。戊戌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着《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梁启超像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从戊戍变法前一两年开始，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等便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但此时的新诗只不过是“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作品。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进步诗歌理论，对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起了指导作用。在他的理论影响下，黄遵宪等一大批新派诗人出现了。梁启超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也努力实践新的诗歌理论，他的诗作留存不多，多数创作于流亡日本时期，但是用语通俗自由，敢于运用新思想、新知识入诗，诗风流畅。《爱国歌四章》、《志未酬》等诗感情真挚，语言明白晓畅，是其诗论的较好体现。梁启超于提出“诗界革命”口号后又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在创作上进行了积极的有意义的尝试。与 诗歌、小说、戏曲相比，梁启超在散文方面取得的成就要高得多。以他于1896年《时务报》到1906年《新民丛报》十年内发表的一组散文为标志，完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散文领域的创举——新文体的确立（亦称“新民体”）。梁启超“夙不善桐城派古文”，在散文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进行了重大突破。他的散文或揭露批判黑暗丑恶的现实，或为祖国的现状忧心忡忡，或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与科技，积极呼吁变法自强，将散文作为其变法思想的宣传工具。在形式上，他的散文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笔端常带感情，极富鼓动性，“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语言半文半白，“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拘束”代表作《少年中国说》，针对中国现状，分析透彻，说理条理清楚，运用一连串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行文一泻千里，文章呈现出大气磅礴的风格。故梁启超散文的影响极大，“每一文出，则全国之身目为之一耸。”以梁启超散文为代表的新文体是对桐城派以来散文的一次解放，它的出现为中国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尤其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转化作了必要的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还是一位学者，他的《清代学术概论》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编辑本段生平履历
1873年出生于广东新会县 1889年广东乡试中举人 1890年始受学于康有为 1891年随康有为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同年与其妻李蕙仙结婚。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着《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03十月《新小说》创刊。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的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1923年春由于妻子癌症复发病逝，梁极为伤悼，此后尿中开始带血。因不愿增家人之累，秘不告人。到1926年1月，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才同意到德国医院检查。经名医克礼诊察后，发现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此时的梁启超还未意识到病情的严重，对病情还比较乐观。他在2月9日给长女令娴的信中说：“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也没有，精神气体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时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 1926年初他发现尿中有血,到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诊断出一个肾病变.协和医院的大夫检查了好几天，最后判定是右肾生瘤，于是在3月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但割去右肾后，尿血仍未能完全停止，协和医生只能做消极性防治，不能做积极治疗。后发现由于实习医生之误，为误将健康右肾切除。经名中医唐天如医治，渐康复。 1928年由于经历恩师康有为去世，爱徒范静生去世，王国维投湖等大悲之事。11月12日他已不能伏案工作了.于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编辑本段学术成就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着。 梁启超一生勤奋，着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着述达1400多万字。 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着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 梁启超的书法人生
：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着作名录
《少年中国说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 《敬业与乐业》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新民说》 《饮冰室主人自说》 《中国文化史》 《饮冰室主人全集》 《李鸿章传》 《曾国藩传》 《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选集》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变法通议自序 论不变法之害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论学会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说动 论湖南应办之事 呵旁观者文 中国积弱溯源论(节录) 立宪法议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西学书目表后序 倡设女学堂启 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节录） 成败 英雄与时势 文野三界之别 古议院考 《西学书目表》后序 养心语录 国权与民权 讲演集 湖南时务学堂答问（节录）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
人权与女权 情圣杜甫 屈原研究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书信集 致汪康年书 与严幼陵先生书 致康有为书 致康有为书（1900年） 致孙中山函三件 致康有为书（1902年） 致孙逸仙书 致康有为书（1912年） 诗文类 去国行 纪事二十四首 读陆放翁集四首 壮别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 二首 浪淘沙 贺新郎 传记类 戊戌六君子传 敬业与乐业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编辑本段赋税思想

梁启超塑像(15张)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着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编辑本段梁氏故居
饮冰室
梁启超故居(17张)位于天津河北区民族路44号，饮冰室位于河北路46号。这两所住宅是民国初年梁启超购买周国贤旧意租界西马路空地所建。民族路寓所为意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建于1914年。主楼为水泥外墙，塑有花饰，异型红色瓦顶，石砌高台阶，建筑面积1121平方米；书斋"饮冰室"为浅灰色两层洋楼，建于1924年。首层为其书房，二楼做卧室和会客。梁启超后期着述均于此完成。"饮冰室"系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专为其设计，造型别致典雅。建筑面积949.50平方米。 ------王之鸿 北沟沿胡同属东城区北新桥地区，在东直门南小街迤西。胡同自北向南沟通大菊胡同和东四十四条，长300多米。明代，称“学房胡同”；清干隆时称“官学胡同”，宣统时称“北沟沿”，因胡同临近水沟而得名；1949年称“北沟沿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红都胡同”，后复称“北沟沿胡同”。现胡同西侧与新太仓二巷相通，东侧有两条支巷通往小菊胡同。 北沟沿胡同23号，旧时的门牌是北沟沿13号，在胡同南段西侧，占地面积3752平方米，街门朝东。街门是被称作“西洋门”①的屋宇式街门，街门内外各有一座“一字影壁”，显示出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虽然从建筑学角度讲，大门外对面的“影壁”，亦称“照壁”，既有遮挡大门对面零乱的墙面檐口的作用，也有作为宅门对景的作用。但是，在胡同的另一侧建影壁，或是依托别人的宅基，或是占用胡同的公共用地，岂能想建就建！所以，现在在北京城里所能见到的门外建有“一字影壁”的宅院，当年或是王府、或是衙署、或是官邸，总而言之，是“
官”姓人家，不是平民住宅。汉字是表义的，“框中有人”念“囚”；“吾居行(hang，道路)中”便是“衙”。既然，门外的影壁是宅门的对景；那么，门前的这段道路自然与宅院产生了领属关系。门外的影壁分明地在警示行人:在此门前不许停留，更不许喧哗。梁启超任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其政府大员的身份与这座宅院的规格是相称的。 据1951年房屋调查登记显示:该院主体建筑集中在南半部，是东、西并列的两个三进院落，东部为住宅，西部是花厅；北半部约占整个院落的五分之二，是花园式的后院，院内树木繁盛，有假山，有凉亭；后院开有朝东的穿墙门，是整个院落的后门。该院共有房屋和亭、轩等建筑129间，建筑面积为1535平方米，其中包括带抄手廊的瓦房47间、敞轩3间、游廊21间、地窨子4间、防空洞1个、凉亭1座。该院的具体格局是:宅门北侧是一拉溜儿东房，共11间，应是回事房(传达室)、车库和警卫、杂役用房，从南往北的第三间东房的后墙开有临街券门，是“车库门”。 该院的具体格局是:进入宅门，迎面是一座“一字影壁”，往北经过坐西朝东的“垂花门”②便进入了东院的一进院；一进院有带抄手廊的南房、北房各5间，北房为腰厅，即:中间一间为连接前、后院的通道；东院的二进院均为带抄手廊的瓦房，有正房3间、耳房两间，东、西厢房各3间；东院的三进院只有7间后罩房。与东院并列的西院是休闲区，习惯称为“西花厅”，亦是三进院落；从南往北依次是:由假山叠石与3间敞轩构成的一进院，由3间敞轩和3间正房构成，并有转圈游廊连接的二进院和由两间东、西厢房与平顶外廊构成的三进院。 北沟沿胡同23号现在是单位宿舍，当年院内的主要建筑尚存，只是残破不堪而已；由于为解决职工住房而进行的改、扩建工程和住户见缝插针的自建房屋，致使该院已难寻昔日风采。 1986年1月21日，东城区人民政府将北沟沿胡同23号作为“梁启超故居”，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注： ①西洋门，是清代中期以后，西方建筑文化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在北京四合院采用的也很普遍。 ②垂花门，在府邸、宅院建筑群中常作二门，起着联系分隔内宅和外宅的作用。 参考资料： 《梁启超传》(吴其昌着百花文艺出版社)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张王忍之编三联书店) 《世说新篇》(黄苗子着三联书店) 《卷起巨大旋风的梁氏新文体》(作者夏晓红载《北京日报》) 《梁启超为西医辩护》(作者张建伟载《羊城晚报》)
编辑本段时代印记
每一个向往大时代和大成就的年轻人都喜欢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视为转折年代，他们都喜欢引用查尔斯·狄更斯描写大革命之后法国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他们都喜欢用混乱来形容自己的年代，他们都渴望为这“混乱年代”理出脉络或者记录这“混乱年代”。而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真正经历混乱年代并且因为自己在混乱年代中的作为而被写入历史的年轻人却实在不多，更令人感慨的是，这个名单因为一些原因还会在某些时候遗漏掉一些人。在我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一位具备了众多伟大人物的素质而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时代忽略了的人。 最早激发起我对梁启超的好奇心的，是在对《剑桥中国晚清史》和一些记载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命运的书籍的阅读过程中。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我才惊异地发现，以前我们仅仅用“改良派”三个字来描述的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名字出现的频率竟然比任何一位皇帝、权臣要高。 梁启超所处的年代是真正的混乱年代。在由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所着的《梁启超传》中，梁这位早逝的学生用一章来写梁启超诞生之前的中国：这是一个为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似乎人人都甘心做一个老朽帝国的奴隶，平民以不谈国事为戒律，政府呈现给后人的则是贪污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带来短暂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家争夺财富，而洋务运动的重地总理衙门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混蛋加三级”。 天津梁启超旧居
我们的历史课本在描述这段屈辱历史的时候，从来不会吝惜笔墨，这会使我任何进一步的讲述都显得多余。而吴其昌先生给予自己老师的高度评价，我想可能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所看不到的，他把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同孙中山相提并论，“他（梁启超）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而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要高出万倍”。 梁启超是一个完全符合我们对天才的定义的人物：六岁学完五经，九岁能够写千字文章，在古老中国，我相信这两件事情的难度同今天的小孩子学习9岁就精通外语的难度相差不大。而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的壮举同我们今天惊为天人的中国哈佛少年相比似乎难度更大。中举时的主考官以为梁启超“国士无双”，竟然打破门第观念的束缚，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做妻子，这是古老中国表示对一个人的欣赏的最高礼遇。 戊戌变法令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名扬天下。在当时的外国人眼中“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是热心策划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当时在中国逗留的伊藤博文对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说：“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此后这个年轻人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往往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知识上的领袖来接待。当时梁启超26岁。 而梁启超在政治上的辉煌并不像教科书上记载的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终结，或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成为明日黄花的人物。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和同样在日本流亡的孙中山交往频繁，据说，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启超介绍给孙中山的，可以想见，以孙中山当时的声望，自然无法同梁启超相比。而此时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分歧越来越大。尽管如此，梁启超顾及到康有为，没有给革命党人过多的支持。 梁启超的另外一次辉煌来自于他的一篇文章。袁世凯宣布称帝，此时的梁启超却已不是昔日的改良派，在欧美的游历和对西方各国历史的学习给他一种印象，称帝者必亡。于是长于雄文的梁启超写出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到消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 饮冰室
梁启超在另外一次反帝运动，即反对张勋复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次也意味着他同改良派的彻底决裂。周善培规劝梁启超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别人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而康有为则正站在复辟的一方。梁启超和康有为从此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启超“梁贼启超”，并且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兽来称呼梁启超。 至于梁启超在中国新闻事业上的地位，早有新闻学者将他同沃尔特·李普曼相比较。才气纵横自然不说，梁对中国文体的改革被认为是他的最伟大贡献之一，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这称为表达方式的革命？周善培认为梁启超文气太盛反而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写习惯了报纸文章，结果文章只追求打动人，“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但是却没有其他精力写出真正大师级别的着作。 长久以来一直被我们认为属于保守派的梁启超的死，更是嘲笑我们对历史局限的判断能力。梁启超晚年进入协和医院看病，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一个肾溃烂，必须割掉。不幸的是现代医学可能发生的错误发生了，手术医生将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反而留下溃烂的一个。于是“群情愤慨、舆论抨击，社会对于协和医院以及主治医生大表不满”，而梁启超因为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新的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竟然在病床上写文章为协和医院和医师辩护。最后，梁启超允诺在自己死后将脑部捐献给医院。 梁启超的新史学观：对封建史学进行有力批判，提出中国旧史学之四弊；主张历史要研究和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把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引进历史研究，指出历史不是一乱一治的简单更替，而是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发展梁氏轶事
率真与诚恳
梁 梁启超生平简介
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中国古代的史官为了给后代留下“信史”而不惜杀头：梁启超毅然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而写出了揭露窃国大盗恢复封建帝制的《异哉国体问题》。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 梁启超
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梁启超真诚的宽容。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真诚的有趣。黄苗子着《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蒋百里先生为着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着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摘自《应用写作》）纪念
梁启超的两次被“掌掴”
章太炎曾在杭州的诂经精舍里师从经学大师俞樾专治朴学（俞樾即后来着名学者俞平伯的曾祖父）。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炮声把年轻的章太炎从故纸堆中惊醒。同年“公车上书”的导演康有为因之窜红。次年激进的章太炎就从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钱要求加入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在上海期间，他认识了很多维新界的人，如谭嗣同，唐才常，并有幸结识了康门的首席大弟子也就是后来跟他闹得不可开交的梁启超。 擅长笔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启超主持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中担任编辑。但是不久因章太炎发表了多篇反满清的文章，梁启超秉承师意拒不发表，章对此不悦，后因对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发冲突，因康有为自视甚高，将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长素，也就是长于孔子，他门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赐、胜参等，自称水平超过颜回、曾参，章太炎看不过去，一日饮酒数杯对众人称，“所谓长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虏”，此言一出引和康梁门人发生肢体冲突，梁启超率数人至章处问罪，章太炎一时怒起，以掌掴梁启超两记，众人扭打因之决裂。

Ⅳ 梁启超故居的天津故居

梁启超故居位于天津河北区民族路44号 ，饮冰室位于河北路46号。这两所住宅是民国初年梁启超购买周国贤旧意租界西马路空地所建。民族路寓所为意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建于1914年。主楼为水泥外墙，塑有花饰，异型红色瓦顶，石砌高台阶，建筑面积1121平方米；书斋饮冰室为浅灰色两层洋楼，建于1924年。首层为其书房，二楼做卧室和会客。梁启超后期着述均于此完成。饮冰室系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专为其设计，造型别致典雅。建筑面积949.50平方米.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很有影响的人物，一生着作甚丰。他于民国初年在天津意租界西马路 ( 今河北区民族路 ) 购得一块地皮，面积约4 市亩，于 1914 年建成一所住宅，此后又建一所书斋 -- 饮冰室，住宅为二层西式楼房，前后共有两幢。前楼为主楼，带地下室。一、二层各有 9 间居室。整体建筑分为两部分，东半部为梁氏专用，有小书房、客厅、起居室等；西半部是家属住房。后楼为附属建筑，有厨房、锅炉房、贮藏室、佣人住房等。前楼与后楼有走廊、天桥连接。整所建筑面积 1100 余平方米，主楼为砖木结构，水泥罩面，塑有花纹，异形红色瓦顶，石砌高台阶，双槽门窗，整所建筑相当讲究，有花园、汽车房、传达室。饮冰室在今河北区民族路46号，与住宅(民族路44号)相连，建于1924年，是一所浅灰色两层小洋楼。楼内正面有三个小拱厅，门前两侧是石台阶，当中有蓄水池，池中雕一座石兽，口中喷水常年不断。一楼正中为大厅，大厅周围5间房子除1间为杂房外，其余为书房和图书室。二楼靠西北角也是1间大厅，靠东南角有几间主要作卧室或图书资料室。梁氏后期就住在这里从事着述。
梁氏的饮冰室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为天井外廊式带封闭罩棚。建筑造型别致，正中大厅实际是天井院的罩棚，罩棚高出屋顶，用花玻璃镶成。该所建筑共有房34间，建筑面积949.5平方米。

Ⅵ 梁启超的九个子女都受到良好教育，且都是有成就，他的生活来源是什么

从散见的一些资料来看，梁启超收入颇丰，不仅支持这个大家庭的日常生活，而且还能同时供应两三个子女往美国、加拿大留学。可见梁启超很有经济头脑和赚钱能力。

■任职、稿酬、演讲、股票投资收入不菲

1898年梁启超逃亡日本后，生活一度艰苦，后有日本政府的资助，加上各种稿酬和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的收入，还有一些华侨、慈善机构、民间社团的赞助，生活应该是比较富裕的。但毕竟收入不稳定，一时的困难还是有的。1899年，将李蕙仙接到日本后，随着人口的增多，开支加大，偶尔“吃米饭就咸萝卜，或清水煮白菜蘸酱油”也是有的。
梁启超比较稳定地富起来，是1912年回国之后。在民国初年的政治风云中，随着名声的增大和一定权力的取得，梁启超收入也在增多。他在1912年11月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透露，袁世凯每月给他的津贴是3000元，还答应他组党资助20万元，他则要50万元。
12月在给思顺的信中又称：“吾若稍自贬损，月入万金不难。”
在当时一般职员或工人的月收入是8元左右（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月薪8元）的情况下，如果月收入万元，绝对是个天文数字。梁启超当时的收入渠道：一是任职，1925年任清华国学院教授时月薪400元，任政府官员时收入肯定更高；二是稿酬，他的书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无论是稿费，还是版税，都是最高的；三是各种演讲和讲课费，晚年更多一些；四是股票及投资，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东，也曾往企业投资，1928年他给女儿的信中透露：“有二万内外资本去营业。”
总之，梁启超在民国初期的20年间，收入不菲。1925年曾得意地对大女儿讲：“今年家计总算很宽裕，除中原公司外，各种股份利息都还照常。执政府每月八百元夫马费，已送过半年，现在还不断。商务印书馆售书费两节共收到五千元。从本月起清华每月有四百元。”
有了这样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梁启超的日子就好过了。儿子、儿媳去美国留学，他总是满口答应；梁思永要自费考古实习，他坚决支持；梁思成要赴欧洲旅游结婚，他老早就让人把钱汇去；梁思忠要由美国往法国深造，他致信说：“忠忠去法国的计划，关于经费这一点毫无问题，你只管预备着便是。”
毫无疑问，梁启超家庭的幸福生活是以丰厚的经济实力为根基的。

■京津、北戴河均有房产支持美好家庭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宽敞、舒适的住房，梁启超在这方面也是很出众的。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早年在老家新会的“诒堂书室”，只是一间普通的农家住房，是其父母的房子，严格意义上还不算梁启超自己的房产。1898年刚到日本时，住房很困难，梁启超和他的学生蔡锷等经常打地铺睡觉。后来有所改善，但随着家眷的到来，在东京的住房仍然十分拥挤。1906年，一位华侨好友将神户郊外须磨海滨的“怡和山庄”别墅，借与梁启超居住，其住房才有根本的改善。这里依山傍水，后面是一座小山，松林茂盛；前面是蔚蓝的大海，波涛汹涌。在家里可以清晰地听到大海的潮涌和松林的涛声，梁启超颇富诗意地起名“双涛园”。梁启超真正有自己的房产是在1912年归国之后，10余年间他在北京有两三处住房，史料显示南长街有一处，东单二条有一处，清华大学有一处。当然，像清华给的是办公住宅。最令梁启超骄傲的是建在天津的饮冰室。房子位于原天津意大利租界25号，即现在的河北区民族路46号，由东西并立的两座现代化的三层小洋楼组成。东楼建于1915年，西楼建于1925年，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建造。两座楼的后面有一排两层的工房，专供杂役人员居住。屋内的各种布置，豪华中不乏典雅，高贵里尽显庄重；院里的树木花草错落有致，绿树和鲜花尽收眼底。梁启超在这里和蔡锷精心策划了护国战争。他晚年的许多重要着作，如《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也是在这里写成。饮冰室历经近百年沧桑，虽有破坏，但最近已全部修复，开辟为梁启超纪念馆。1925年8月，梁启超还出资1万元买下了章宗祥在北戴河的别墅，这是一座两层小洋楼，位于小东山二路23号。
每当炎热夏日，这里就成了梁启超全家避暑休闲的地方。对于死后的墓地，梁启超也极用心。李蕙仙1924年去世的第二年，梁启超在香山卧佛寺东边买了一块30多亩的风景秀丽的山地，
花了6000多块大洋修造了一座庄严典雅的陵园式的墓地。1929年梁启超去世后就长眠在这里。如今，北京市政府已经将墓地重新修葺一新，成为人们游览和凭吊梁任公的一个好去处。

生活理念家庭生活看似平常，却反映着一种生活理念。不同的家庭生活理念往往会出现不同的生活态度。生活理念又和人的脾气秉性关系甚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性格决定生活。梁启超是性情中人，具备事业型和生活型的双重特征。他既不因事业而忽略家庭，也不因家庭而贻误事业；而是以事业培植家庭，以家庭促事业发展；同时不以高高在上的家长的姿态自居，对妻子儿女平等相待，能够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尤其是他在家中脾气平和，用爱心主导情感，所以日常生活和谐而充满了欢乐。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曾明确表示：“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特别难得的是，经过多年的生活磨炼和积累，梁启超越来越感觉到家庭欢乐的珍贵。他晚年自称：“我关于德行涵养的工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何况家庭环境，件件都令我十二分的愉快。”

■平和心境 家庭美满能够经常保持一种自然、平和、快乐的心境，再加上优越的家庭条件，家庭的生活就美满而趣味盎然了。

夫妻关系是家庭的重心。梁启超对两位夫人的尊敬和爱戴确保了梁家的安宁、祥和。对于李蕙仙，梁启超信任、体贴、关怀。他在给李蕙仙的信中曾得意地说：他们的结合是“美满姻缘，百年恩爱”。
前述他在檀香山遇到华侨小姐的恋情，不仅如实地告诉了李蕙仙，而且还将华侨小姐所赠的两把精美的小扇寄给李蕙仙保存。每次外出，梁启超总要为李夫人购买礼品。他曾十分有把握地对大女儿梁思顺讲：“汝母所欲得之物，总不外恰克图火锅，淹菜坛子，黄铜烟袋之类，吾与汝母相处二十年，宁不深知耶。”
梁启超只要在家居住，就会和李蕙仙夜间长聊。他在给子女的家信中透露：“每晚客散后，与汝母杂谈，动至夜分。”
梁启超经常炫耀自己的普通话是李夫人所教。毫无疑问，梁启超是将李蕙仙当作贤内助和知己。李蕙仙逝世后，梁启超概括他们的关系是：“我德有厥，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挟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燠便康；我老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
这种文学体裁的描述难免有夸张之处，但梁启超与李蕙仙的心心相印、休戚与共是肯定无疑的。王桂荃由于出身卑贱、地位低下的原因，在梁启超的文字记述中很少，但他对王的爱恋和依赖决不比李蕙仙差，尤其在日常起居的生活方面，梁启超离不开王桂荃。梁启超出远门，经常会带王桂荃前往。护国战争期间由于没有王桂荃在身边，梁启超几乎没有吃过一顿可口的饭，几乎天天思念“王姨”。尤其到了晚年，梁身体不好，全靠王桂荃精心照料。王桂荃别看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聪明过人，在日本时她日语学得最快，一度成了全家人的翻译。她也极善于处理和梁启超、李蕙仙、孩子们和仆人之间的关系，在家中威信颇高。梁启超说她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
梁思成则讲她是“不寻常的女人”。 梁思成虽非王桂荃亲生，但对她感情很深，总是亲切地称其“娘”。

Ⅶ 有人去过天津的梁启超旧居吗环境怎么样

自古以来，天津既是沟通南北的漕运枢纽，也是拱卫京师的重要门户和连通世界的海运港口。近代以来，天津成为李鸿章兴办洋务运动和袁世凯发展北洋势力的主要基地。特定的历史因素，使天津汇聚了英、法、意、德、日、西班牙等独具各国风貌的建筑，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

此外，严复、严修、张伯苓、梁漱溟等人也曾到饮冰室拜访过梁启超。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蔡锷，以治病就医之名多次来到天津，在饮冰室与老师商讨反袁大计。他们秘密商定：一边由梁启超推动舆论，声讨袁世凯的逆行，另一边由蔡锷发动护国战争，击碎袁氏的复辟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