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欧盟的裂缝：意大利
欧洲央行在努力限制新的债券市场爆发和协调其“货币传导”方面的沟通不平衡，表明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困境---政治、法律和技术上的不可估量因素共同阻碍了任何决定。
欧洲央行十多年来首次加息的计划在南欧面临障碍，尤其是意大利，投资者正在抛售南欧政府债券以测试欧洲货币联盟内部的失衡，而那里的借贷成本正在飙升。
意大利债务与美国债务的利差更像 650 个基点（6.5%）而不是 65 个基点。
债券市场现在都在远离拉加德从马里奥•德拉吉那里继承下来的货币“遗产”，而她既无力也没有威严来继续这场 游戏 ，只能看着情况一天比一天更糟。
当年，让德拉吉掌权的目的就是“清算”意大利，通过意大利的金融内爆来巩固欧洲央行的内部权力。
回想当时大众银行的内爆，时任欧洲央行行长的德拉吉强行清算并以 1 美元的价格将其卖给了桑坦德银行，这种杀伐决断也是对投资者的一个警告，即任何人的钱都不会受到欧洲央行委员决定的影响。
同时，德拉吉通过强有力的清算在当时开创了一个先例，即欧洲央行对其成员银行拥有美联储没有的权力。
也因此，欧洲央行破坏了欧元区几乎所有主要政治家的政治立场，告诉他们，驾驭欧盟政治，不仅仅是资金问题，还有其他问题。
那么，在英国脱欧之后，人们最大的问题是，下一个是谁？！
德拉吉的“B计划”
国际政治领域有句俗语：如果了解了意大利政治，那么基本上也就了解了有关政治本身的一切。随机观察者不了解意大利政治的原因是：他们经常对这个国家有一个扭曲的形象。
许多人熟悉德拉吉源于他是前欧洲央行行长，以“不惜一切代价”而着称，这句话是指当年欧洲央行为拯救欧洲货币而采取的措施。
事实上，当年对欧元的拯救是“相当成功”的，但其生存的代价却是欧洲国家特别是意大利所属的南欧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
实际上，按照传统货币定义，欧元甚至不是一种货币。因为它不是由国家发行，而是由欧洲央行发行，欧洲央行主要由私人银行控制的中央银行组成。因此，本质上欧元是一种金融货币，其印刷和财产都掌握在私人实体手中。
德拉吉在保护某些大国的最大利益方面表现非常“称职”，为了拯救欧元，不惜扼杀意大利和希腊经济的紧缩计划。
也难怪，他的职业生涯是为国际金融服务而建立的，他给英美银行的第一份大礼是在 1992 年。那一年，德拉吉还是一名在意大利经济部门工作的年轻官员，主持了意大利公共行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残酷的抛售。
曾经，意大利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公共产业之一，抛售引发了许多银行和外国公司的觊觎。德拉吉帮他们以低得离谱的价格出售了这个巨大的宝藏，几年后，他被高盛聘用，并获得了一笔丰厚的奖励。这一背景对于更好地介绍德拉吉的角色并为读者提供有关现任总理使命的背景信息是必要的。
2021年2月，德拉吉取代前总理孔戴被总统马塔雷拉正式任命为意大利新总理。但这不是德拉吉想要的位子，他在意的是意大利总统职位。
遗憾的是，总统马塔雷拉的任期于2021年 1 月到期后，各党派并未投票选举德拉吉为总统，而是 马塔雷拉再次高票连任。
在这场抢椅子的政治 游戏 中， 德拉吉的反应是对被背叛的愤怒，但也明白，这种时候，谈朋友伤情， 今天和你握手的人，明天也能用同样的手在背后捅你一刀，这里没有忠诚度，只有“丛林法则”，不是你死就是我存。
从那一刻起，德拉吉就开始制定 B 计划---再敲欧盟委员会的大门，但那里早已“满坑”，不仅没多余的位子，就是有也不会让给德拉吉。
那北约秘书长的位子呢？随着现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任期于 2023 年到期，不甘心的他又开始试水北约，但想要坐上北约秘书长的位子，如果没有大西洋主义游说团体的支持，是很难获得的。
那就拜码头吧，于是，德拉吉去了趟美国，拜访总统拜登，看看或试探下能不能获得白宫的支持？很不幸， 德拉吉的顾问不尽职，没为他做好功课， 可能误判了拜登总统在任期内影响力，没有意识到这个被自己国家的deepstates缚住手脚的总统自身都难保 。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在国际关系史上，还没有外国领导人（敢）拒绝与美国总统对话。如今的反常只能意味着某些政治和外交圈子已意识到乔•拜登并不是“真正的掌权者”。这一点也在几位外国官员那里得到很好的验证，他们一直在冷落拜登的电话，这就像生活在一种边缘地带，尚不清楚谁真正在统治这个国家？
很显然，这位前高盛银行家的所有的选项都在消失，不管他如何努力寻找另一份有声望的工作，也不管这会给他带来什么豁免权，他就是急于想把自己造成的这个烫手山芋，连同其他各方，留给后任者。
他也知道自己的政党希望他留下来维持这种岌岌可危的现状，就是想利用他作为替罪羊。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德拉吉会不会离开，而是何时离开。于是，德拉吉召集内阁开始“开药方”：要求各方批准将意大利海滩的管理权交给外国企业家的政策，要求批准一项房地产改革---对第一套个人房地产征税等等“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换句话说，德拉吉“乱开药方”就是想要各方找自己麻烦，把水搅浑，以便借机脱身，不管意大利政界是否陷入激烈的政治风暴。
意大利政治与美国deep states的纠结
近 80 年来，意大利的政治体系一直与美国的deep states捆绑在一起。意大利的主权是“有限”的，每当一些意大利政客想要越过北约的界限时，他们的职业生涯就面临残酷压制。
最明显的例子是意大利第38任总理阿尔多•莫罗，他在 70 年代中期不愿走华盛顿所走的道路时曾受到亨利•基辛格的威胁（在他去世前四年，即 1974 年，莫罗作为意大利总理访问了美国。在那里，他会见了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后者告诉莫罗：“‘你必须放弃让本国所有政治力量直接合作的政策……否则你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莫罗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曾五次担任总理，并促进了意大利不同政党之间的合作。），想带领意大利走出北约，加入不结盟国家。但这对美国的deep states来说是不能容忍的。1978 年，莫罗被美国情报机构严重渗透的恐怖组织红色旅（BR）绑架并杀害。
此后，意大利（政权）就范围变得更薄了。
作为 全球主义棋盘上的重要国家，deep states 不希望意大利置身于欧盟和欧元之外，因为这对全球化的推进和权力集中到国际金融手中是不利的。
但情况总有例外，就是另类总统特朗普的出现，彻底颠覆了此前的均势，意大利和美国deep states之间的联系被切断，美国放弃了对世界新秩序的“愿景”，开始将“优先利益”放在首位。
这对于那些百年财团和财阀而言，不是个好消息... 也就是导致意大利和美国deep states之间的轴心在此后的五年里试图推翻特朗普的关键因素。以及后来精心策划“俄罗斯之门”，意大利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因上述原因，拜登政府上任后没有修补这种裂痕...
失败是不言而喻的。
德拉吉离任后，其体系很可能在政治上“解体”。这就是为什么应该把目光集中在意大利身上，它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和精神相关性是世界上其它国家所没有的。
也因此，如今的意大利政治史乃至整个 历史 似乎正处于重大转型的边缘，而这种转型很有可能是引发软弱和不稳定的欧盟崩溃的最终触发因素...
B. 欧洲债务危机和资源配置的关系，为何借债 为何还不了
首先您要了解欧洲债务危机的成因
一、经济结构性缺陷
1.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
欧元区的各个国家经济差距较大，区域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其中，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经济较为发达，而希腊、爱尔兰等外围国家经济较为落后，德国的GDP占欧元区GDP总规模的20%，德法意三国占比更是高达50%。在成立欧元区之后，德意法等核心国利用制度的原有优势、技术和资金优势，乃至所谓“地区意识和价值优势”，享受着地区整合和单一货币区域的好处；而在欧元区核心圈的外围，希腊、爱尔兰等国形成了比较劣势带。在单一货币区内，统一的货币政策更加倾向于德意法等国家的经济目标，从而导致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愈发严重。
2.各国产业结构不合理
首先，希腊、爱尔兰等国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以及配置效率的低下导致经济较为脆弱，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希腊等国进入工业化的时间较短，且受自然资源的限制，因此整体结构不尽合理，对工业制品进口依赖度较大，其出口产品以农产品、资源性初级加工产品以及金属制品为主，缺少附加值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随着亚洲新兴国家的崛起，其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受影响较大，欧元的升值也打击了其出口，导致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希腊的劳动力、能源等生产要素市场竞争不充分，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处于垄断地位的希腊公共企业改革阻力较大，公用事业市场开放相对滞后。希腊的国有企业不仅自身效率低下，服务质次价高，成为财政包袱，而且政府为了拉拢选民，赢得大选，还不得不大力扩展公共部门，进一步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爱尔兰从加入欧元区以来，一直被誉为欧元区的“明星”。在次贷危机以前，其经济增速一直显着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但是爱尔兰的经济以出口为主，比重占整个国家经济的70%，这意味着爱尔兰出口的提高是以降低其国内消费为代价的，爱尔兰经济过度依赖出口行业导致爱尔兰在次贷危机后遭受重创。
其次，税收制度上的缺陷导致经济波动风险增加。希腊的地下经济规模世界闻名，据世界银行2003年的报告，希腊地下经济占GDP总量的比例高达35%左右，希腊政府每年因偷逃税行为损失的财政收入至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与希腊不同的是，爱尔兰采取了低税率政策来吸引外商投资，其企业税率只有12.5%，而德国是30%，法国是33%。低税率一方面减少了政府收入，另一方面在经济繁荣时期导致过大的货币流动量，使得经济泡沫化，而在次贷危机爆发后，FDI的流出更对经济造成了较大打击。
3.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信贷，房地产泡沫严重
希腊90%的家庭财富是以房地产形式存在的，私人住宅投资占希腊投资的20%左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西班牙同样也出现了房地产泡沫。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西班牙的地产产值占到当年GDP的17%、税收的20%，建筑业从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2.3%。西班牙外资12个月累计投资房地产总额占GDP的比例在2003年一度达到90%，经济危机爆发后，FDI大量流出，目前该比例仅为35%。
爱尔兰的情况略有不同。爱尔兰采取了较低的税率吸引大量的FDI，加上每年的贸易顺差，导致流动性泛滥，房地产价格连续10年上涨，泡沫严重。截至2009年，爱尔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金额的存量达2100亿欧元；另外爱尔兰每年都存在大量的贸易顺差，2009年的贸易顺差是387亿欧元，这两项合计就是2487亿欧元。从2000年开始，爱尔兰房价指数一路飙升，到了2007年，该指数从70上升到140。
房价上涨对居民形成正财富效应，提高了消费者信心，居民消费增加又带动了经济增长。但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失业率高企，银行业坏账率激增。在此环境下，债务危机的爆发难以避免。
二、欧元区体制的弊端
欧元区的成立在促进欧元区成员国间的经济一体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希腊、爱尔兰等国在加入欧元区之后，享受到了欧元区使用单一货币的好处，比如消除汇率浮动、促进跨境贸易和促进跨国就业等，使得政府和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更加便利，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更加顺畅。但是，将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置于一个统一的货币区内存在着诸多难以协调的矛盾，制度上的弊端也为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1.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步调难以一致
欧元区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后，成员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但是财政政策仍由各国政府独立执行。这就造成由超国家的欧洲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由各国政府执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这一体系也成为欧元区运行机制中最大的缺陷。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一个主权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两个最主要的政策工具，两者通过不同的政策指向与调节机制对经济运行实施有效调节。欧洲央行的目标是维持低通胀，保持欧元对内币值稳定。而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则着力于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解决失业问题等，在失去货币的独立性之后，成员国只能采用单一的财政政策应对各项冲击。这就意味着欧洲央行和各国政府财政政策的目标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性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各国政府在运用财政政策时面临着遵守“马约规定”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两难选择。加入欧元区之前，希腊、爱尔兰等国的政府赤字本就偏高，加入欧元区后希腊、爱尔兰等国并没有紧缩政策、削减赤字，却利用较为低廉的融资成本大举扩张财政预算，以刺激本国的经济发展。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缺乏独立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解决就业的重任就完全落在了财政政策上，政府不得不扩大财政开支以刺激经济，结果赤字更加严重。
2.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使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成为难题
作为多种增长模式和多种发展速度共存的经济联合体，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欧元区的东扩，转轨中的中东欧国家逐渐加入欧元区，更加加剧了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金融危机之后，欧元区各国经济复苏步伐不统一，德国、法国的经济开始回归正常，而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由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经济复苏之路曲折。各国对货币政策的诉求不尽相同，但是欧洲央行显然难以同时兼顾所有成员国的利益，这一问题在单一货币体制下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3.集体决策制度与各经济体利益之间的冲突
欧盟的成立是建立在一系列超国家机构基础上的，各成员国常常在机构设置、席位分配、表决机制等问题上争论不休。欧元区与欧盟密不可分，在关系到经济联盟内外的重大决策中都由这些超国家的机构协调解决，这样的机构设置注定了危机爆发的命运。
4.最优货币区的困境
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1961年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无疑为货币联盟从设想到欧元的实际流通提供了指导。根据蒙代尔的构想，经济调节可以在国家和国际两个层面进行，而最优货币区的最大制度性溢出，就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无障碍流动，从而达到效率最优。但是，欧元区的现状却与此理论有许多不同之处。
首先，货币区内的生产要素发生了变化。生产要素主要包含商品与劳动力，现代金融学则为生产要素增加了资本流动。从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力来看，欧洲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事实上仅局限于相对狭小的地理区间，或者是某些特殊职业。欧元体系只是在制度上放松了人员移动的管制，允许自由移动，但鉴于各国财税独立，无法形成统一的社保制度，并不能真正确保区内劳动者的自由移动。同时，在现代金融体系下，资本在开放的经济体内快速流动，并不受到更为严格的管制，造就了某些地区经济的泡沫化，加大了欧元的整体负债风险。
其次，货币区成员国社会结构模式存在差异。从欧元区的实践来看，经济增长与社会结构并不协调。理论上看，按照加入欧盟和欧元的标准，欧元区似乎可以作为一种整体社会模式，但事实上，欧元区国家差别非常巨大。欧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南欧国家中，葡萄牙退休金占GDP比例为12.9%，希腊为11.5%，意大利为10.9%，西班牙为10.8%，奥地利为9.2%，荷兰为9.1%，而德国仅为6.9%，南欧国家该项指标平均水平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1.5%；而如果以退休金与社会福利支出总计分析，葡萄牙的支出达到财政总支出的71%，意大利为65%，西班牙为63%，希腊为64%，均高于欧元区的平均水平。另外，以公共开支占GDP平均比例水平看，在欧元区，德国仅占43.7%，荷兰为45%，卢森堡低至37.7%，而意大利为48.7%，希腊为48.3%，均高于区内平均水平46.8%。这些数据意味着，南欧国家在目前状态下，既无法再扩大公共开支以便与欧元区其他国家拉开差距，同时，其已经形成的社会福利与退休支出，将继续困扰其国家主权债务。
欧洲债务危机解决的可能途径和对中国的启示
尽管近期欧元回升幅度加大，市场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担忧有所缓解，但欧洲债务危机仍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困扰市场，如果欧元区体制性问题不能得到根治的话，债务危机的再次爆发只是时间问题。下面我们针对欧元区的困境尝试提出解决途径：
第一，提高德国公共支出和预算赤字。德国作为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其态度对债务危机的解决至关重要。德国增加公共支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希腊、爱尔兰等国的出口，因此，德国增加公共支出就成为欧元救助计划中的一部分。
第二，扩大当前的7500亿欧元紧急救助基金规模。为救援希腊而筹集的7500亿欧元的基金可以保障爱尔兰，甚至可以保障葡萄牙暂时不出问题，但一旦西班牙陷入危机，欧元前景堪忧，毕竟该国是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世界第九大经济体。只有有效扩大EFSF的总体规模，并提高其使用的弹性，才能在危机爆发时稳定市场信心。
第三，欧洲央行应扩大债券购买规模。尽管量化宽松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长期的还债问题，但欧盟和欧洲央行的救助能够给西班牙等国家以喘息时间，并帮助西班牙等国以较低的融资成本实现财政的再平衡。欧债危机必须通过各国减少支出，进行结构性改革，放弃过去过度依靠房地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得到解决，在此之前，量化宽松是欧洲央行唯一的选择。
第四，“PIIGS”减少财政支出。根据巴克莱的研究报告，“PIIGS”中只有意大利可以在不进行主动削减支出的情况下，从2011年开始逐渐实现财政的小幅盈余，而其他四个国家若不进行痛苦改革，财政赤字将一直维持在5%以上的水平。根据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CEBR)的计算，要想继续留在欧元区，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需要将政府支出缩减10%。
我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而言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房地产过热等问题上，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第一，警惕地方债务问题。目前我国的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都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2010年我国的财政赤字预计为10500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继续代发地方债2000亿元，占GDP的比例预计在2.8%左右。但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迅速扩张，同时近年来地方投融资平台规模快速增长的问题也应引起注意。来自中金公司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2009年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约为7.2万亿元，预计2011年年底达到10万亿元，10万亿元的地方政府负债约占我国2009年GDP的三分之一，相当于我国外汇储备的70%。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风险已经很大。
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遏制房地产投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欧盟在2007年之后已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其占我国出口市场的比重在18%—21%，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洲各国财政压力增加，各国政府为减轻债务纷纷提高税收，缩减开支，这些国家的消费将减弱，加上欧元贬值，其进口能力明显下降。在这一前提下，我国如果不改变外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出口贸易方面将陷入被动局面。此外，2010年6月我国再度启动汇改机制，人民币升值使得外贸企业的利润大幅下降，外贸企业前景不容乐观。从更长的周期来看，未来劳动力成本上升，将使低附加值的初级加工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下降。未来我们必须通过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壮大制造业和服务业来获得对经济长期发展的稳固支撑，而不应过度依赖虚拟经济。
同时，还要警惕房地产泡沫。房地产行业的泡沫不但对其他行业具有挤出效应，使其他行业出现空心化趋势，而且一旦泡沫破裂，国内银行业的坏账也将大幅上升，从而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我国房地产业占GDP的6.6%和投资额的1/4，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地方政府很大一部分预算外收入来自土地收入，据财政部数据，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14239.7亿元，比上年增长43.2%。过去10年我国房地产价格特别是一线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连续上涨，房价收入比已远超正常水平。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房地产泡沫风险，加快保障房建设，坚决遏制房地产的投机行为，促使房地产行业回归健康稳健发展的轨道。
此外，还要改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与欧元区类似，我国各区域之间也存在着不平衡现象，同样会造成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政策效力的降低。开发西部，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将有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
C. 欧盟为什么会出现欧债危机 原因是什么
欧洲债务危机即欧洲主权的债务危机。其是指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希腊等欧盟国家所发生的债务危机。
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金融危机中政府加杠杆化使债务负担加重。金融危机使得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刺激经济增长的宽松政策，高福利、低盈余的希腊无法通过公共财政盈余来支撑过度的举债消费。 评级机构煽风点火，助推危机蔓延。
评级机构不断调低主权债务评级，助推危机进一步蔓延。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不断下调上述四国的主权评级。评级机构对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可成为危机向深度发展直接性原因。
二、内部原因：
产业结构不平衡：实体经济空心化，经济发展脆弱。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支柱产业的希腊经济难以抵御危机的冲击。在欧盟国家中，希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资源配置极其不合理，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主要支柱产业。这些产业过度依赖外部需求,在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前显得异常脆弱；以出口加工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拉动经济的意大利在危机面前显得力不从心。随着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和竞争加剧，意大利原有的竞争优势逐渐消失，近10 年意大利的经济增长缓慢，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依靠房地产和建筑业投资拉动的西班牙和爱尔兰经济本身存在致命缺陷。工业基础薄弱，而主要依靠服务业推动经济发展的葡萄牙经济基础比较脆弱。
总体看来，PIIGS 五国属于欧元区中相对落后的国家，他们的经济更多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和旅游业。随着全球贸易一体化的深入，新兴市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全球制造业逐步向新兴市场转移，南欧国家的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而这些国家又不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使得经济在危机冲击下显得异常脆弱。
人口结构不平衡：逐步进入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社会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的一种发展趋势。欧元区人口年龄结构从正金字塔形逐步向倒金字塔形转变，人口占比的峰值从1990 年的25-29 岁上移至2007 年的40-44 岁，而且这一趋势仍在进行。
刚性的社会福利制度：从2008到2010年，爱尔兰和希腊GDP都出现了负增长，而西班牙近两年也出现了负增长，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并没有因此减少，导致其财政赤字猛增，2010年希腊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达到了10.4%，而爱尔兰这一比重更是高达32.4%。
法德等国在救援上的分歧令危机处于胶着状态。法国坚决支持救援，德国在救援问题上的左右摇摆使得欧债危机长期处于胶着状态。是否要对身陷危机的国家施以援手主要取决于德国和法国的态度。
三、根本原因：
第一，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不能统一，协调成本过高。根据有效市场分配原则，货币政策服务于外部目标，主要维持低通胀，保持对内币值稳定，财政政策服务于内部目标，主要着力于促进经济增长，解决失业问题，从而实现内外均衡。欧元区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区域货币合作最成功的案例，然而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欧元区长期被隐藏的问题凸现出来。
第二，欧盟各国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各国不同的公司税税率导致资本的流入，从而造成经济的泡沫化。最初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是以生产要素完全自由流动为前提，并以要素的自由流动来代替汇率的浮动。欧元体系只是在制度上放松了人员流动的管制，而由于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存在，欧盟内部劳动力并不能完全自由流动。
第三，欧元区设计上没有退出机制，出现问题后协商成本很高。由于在欧元区建立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退出机制，这给以后欧元区危机处理提出了难题。目前个别成员国在遇到问题后，就只能通过欧盟的内部开会讨论，来解决成员国出现的问题，市场也随着一次次的讨论而跌宕起伏，也正是一次次的讨论使得危机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欧元区银行体系互相持有债务令危机牵一发动全身近年来欧洲银行业信贷扩张非常疯狂，致使其经营风险不断加大，其总资产与核心资本的比例甚至超过受次贷冲击的美国同行。
D. 欧洲债务危机的含义 原因 影响
欧洲债务危机即欧洲主权的债务危机。其是指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希腊等欧盟国家所发生的债务危机。
一、外部原因：
金融危机中政府加杠杆化使债务负担加重 金融危机使得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刺激经济增长的宽松政策，高福利、低盈余的希腊无法通过公共财政盈余来支撑过度的举债消费。全球金融危机推动私人企业去杠杆化、政府增加杠杆。希腊政府的财政原本处于一种弱平衡的境地，由于国际宏观经济的冲击，恶化了其国家集群产业的盈利能力，公共财政现金流呈现出趋于枯竭的恶性循环，债务负担成为不能承受之重。 评级机构煽风点火，助推危机蔓延 评级机构不断调低主权债务评级，助推危机进一步蔓延。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不断下调上述四国的主权评级。2011年7 月末，标普已经将希腊主权评级09 年底的A-下调到了CC级（垃圾级），意大利的评级展望也在11年5月底被调整为负面，继而在9月份和10 月初标普和穆迪又一次下调了意大利的主权债务评级。葡萄牙和西班牙也遭遇了主权评级被频繁下调的风险。评级机构对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可成为危机向深度发展直接性原因。
二、内部原因：
产业结构不平衡：实体经济空心化，经济发展脆弱 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支柱产业的希腊经济难以抵御危机的冲击。在欧盟国家中，希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资源配置极其不合理，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主要支柱产业。一方面，为了大力发展支柱产业并拉动经济快速发展，希腊对旅游业及其相关的房地产业加大了投资力度，其投资规模超过了自身能力，导致负债提高。2010年服务业在GDP中占比达到52.57%，其中旅游业约占20%，而工业占GDP的比重仅有14.62%，农业占GDP的比重更少为3.27%。加上2004年举办奥运会增加的91亿美元赤字，截止2010年希腊政府的债务总量达到3286亿欧元，占GDP的142.8%。另一方面，从反映航运业景气度的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DI）看，受金融危机影响从08 年底开始航运业进入周期低谷，景气度不断下滑。航运业的衰退对造船业形成了巨大冲击。由此看出，希腊的支柱产业属于典型依靠外需拉动的产业，这些产业过度依赖外部需求,在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前显得异常脆弱。 以出口加工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拉动经济的意大利在危机面前显得力不从心。意大利经济结构的最大特点是以出口加工为主的中小企业（创造国内生产总值的70%）。2010年意 大利成为世界第7大出口大国（出口总额4131亿欧元，占世界出口额比重3.25%），主 要依靠出口拉动的经济体极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意大利的出口制造业和旅游业冲击非常大，2009年其出口总量出现大幅下滑，之后有所回升，但是回升的状况还主要依赖于各国的经济复苏进程。随着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和竞争加剧，意大利原有的竞争优势逐渐消失，近10 年意大利的经济增长缓慢，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 依靠房地产和建筑业投资拉动的西班牙和爱尔兰经济本身存在致命缺陷。建筑业、汽车制造业与旅游服务业是西班牙的三大支柱产业。由于长期享受欧元区单一货币体系中的低利率，使得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成为西班牙近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1999年到2007年，西班牙房地产价格翻了一番，同期欧洲新屋建设的60%都发生在西班牙。房地产业的发推动了西班牙就业率的下降。2007 年西班牙失业率从两位数下降到了8.3%，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席卷下，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导致西班牙失业率又重新回到了20%以上，其中25 以下的年轻人只有一半人拥有工作，另外西班牙的高失业率也存在体制性因素，就业政策不鼓励招收新人。而海外游客的减少对西班牙的另一支柱性产业-旅游业造成了巨大的打击。爱尔兰一直被誉为欧元区的“明星”，因为其经济增速一直显着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人均GDP也比意大利、希腊、西班牙高出两成多，更是葡萄牙一倍左右。但在2010年底同样出现了流动性危机，并接受了欧盟和IMF的救助，究其原因主要是爱尔兰的经济主要靠房地产投资拉动。2005年爱尔兰房地产业就已经开始浮现泡沫，且在市场推波助澜下愈吹愈大，2008年爱尔兰房价已经超过所有OECD国房价，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爱尔兰房地产价格出现急速下跌，同时银行资产出现大规模的缩水，过度发达的金融业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受到了巨大打击，爱尔兰高速运转的经济受到重创，从此陷入低迷。 工业基础薄弱，而主要依靠服务业推动经济发展的葡萄牙经济基础比较脆弱。葡萄牙在 过去十几年中最为显着的一个特点是服务行业持续增长，这与其他几个欧元区国际及其相似，2010 年葡萄牙的农林牧渔业只创造了2.38%的增加值，工业创造了23.5%的增加值，而服务业创造的增加值达到了74.12%（受大西洋影响而形成温和的地中海天气以及绵延漫长的海岸，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得葡萄牙旅游业得以很好的发展）。近几年葡萄牙开始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型（从传统的制造业向高新技术行业转型），汽车及其零部件、电子、能源和制药等高新技术行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政府在扶持高科技企业上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而这些资金通常都是通过低息贷款来实现。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融资成本随之飙升，从而使葡萄牙企业受到冲击，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 总体看来，PIIGS 五国属于欧元区中相对落后的国家，他们的经济更多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和旅游业。随着全球贸易一体化的深入，新兴市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全球制造业逐步向新兴市场转移，南欧国家的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而这些国家又不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使得经济在危机冲击下显得异常脆弱。 人口结构不平衡：逐步进入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的一种发展趋势。随着工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各种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生育率不断下降，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不断上升，最快进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是日本，日本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上世纪90 年代初开始出现拐点，随之出现了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和政府债务的不断上升。我们判断从二十世纪末开始，欧洲大多数国家人口结构也开始步入快速老龄化主要有三个方面：长期低出生率和生育率、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生育潮人口大规模步入老龄化。 首先，从主要国家粗出生率（每1000 人中出生的婴儿数）和生育率（每位妇女平均生育孩子个数）看出，欧盟国家的婴儿出生率和生育率近年来低于绝大部分地区，成 为仅次于日本的出生率降低最快的区域。 其次，1996-2010 年欧盟国家人口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从76.1 岁上升至79.4 岁。美国联邦统计局预计到2050年欧盟国家人口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将达到83.3岁。最后，由于二战后生育潮已经开始接近退休年龄，并且人口出生率逐步下降，欧元区人口年龄结构从正金字塔形逐步向倒金字塔形转变，人口占比的峰值从1990 年的25-29 岁上移至2007 年的40-44 岁，而且这一趋势仍在进行，从今往后老龄化问题将 刚性的社会福利制度 对于欧盟内部来讲，既有神圣日耳曼罗马帝国（西欧地区）与拜占庭帝国（东欧地 区）之间的问题（同属希腊罗马基督教文化，但政治制度不同导致经济发展道路不同），也存在南欧和北欧之间的问题。对于欧元区来讲，主要的矛盾体现在南北欧问题上。天主教在与百姓共同生活的一千年来，变得稍具灵活性，而新教是一个忠于圣经的严格的教派，所以信新教的北欧人比南欧人更严谨有序，在加上地理和气候因素，把这两种文化的人群捆绑在同一个货币体系下，必然会带来以下南北欧格局：北欧制造，南欧消费；北欧储蓄，南欧借贷；北欧出口，南欧进口；北欧经常账户盈余，南欧赤字；北欧人追求财富，南欧人追求享受。
三、根本原因
欧元区制度缺陷,各国无法有效弥补赤字 第一，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不能统一，协调成本过高。根据有效市场分配原则，货币政策服务于外部目标，主要维持低通胀，保持对内币值稳定，财政政策服务于内部目标，主要着力于促进经济增长，解决失业问题，从而实现内外均衡。欧元区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区域货币合作最成功的案例，然而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欧元区长期被隐藏的问题凸现出来。欧洲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需要平衡各成员国的利益，导致利率政策调整总是比其他国家慢半拍，调整也不够到位，在统一的货币政策应对危机滞后的情况下，各国政府为了尽早走出危机，只能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许多欧元区成员国违反了《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公共债务占GDP 比重上限60%的标准，但是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惩罚措施，由此形成了负向激励机制，加强了成员国的预算赤字冲动，道德风险不断加剧。具体传导路径为：突发美国金融危机Æ货币财政制度的不统一造成货币政策行动滞后Æ各国通过扩展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Æ主权债务激增Æ财政收入无法覆盖财政支出Æ危机爆发。 第二，欧盟各国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各国不同的公司税税率导致资本的流入，从而造成经济的泡沫化。最初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是以生产要素完全自由流动为前提，并以要素的自由流动来代替汇率的浮动。欧元体系只是在制度上放松了人员流动的管制，而由于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存在，欧盟内部劳动力并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从各国的失业率水平来看，德国目前的失业率已经下降到7%以下，低于危机前水平，但是西班牙的失业率高达21.2%。另一方面，欧盟国家只统一了对外关税税率，并没有让渡公司税税率，目前法国的公司税率最高为34.4%，比利时为34%，意大利为31%，德国为29.8%，英国为28%，其他边缘国家及东欧国家的公司税率普遍低于20%，这些税率较低的国家也正是劳动力比较充足的国家，资金和劳动的结合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不断膨胀，资金主要投资在支柱性的产业，比如加工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旅游业，从而导致了国内经济的泡沫化。从欧元兑美元走势可以看出，次贷危机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欧元一直是处于一个上升通道，出口是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南欧国家本来就不发达的工业和制造业更少受到资金的青睐，造成这些国家贸易赤字造成贸易赤字连年增加，各国通过发债弥补，同样是因为欧元的升值，欧债受到投资人的欢迎，举债成本低廉，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第三，欧元区设计上没有退出机制，出现问题后协商成本很高。由于在欧元区建立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退出机制，这给以后欧元区危机处理提出了难题。目前个别成员国在遇到问题后，就只能通过欧盟的内部开会讨论，来解决成员国出现的问题，市场也随着一次次的讨论而跌宕起伏，也正是一次次的讨论使得危机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欧元区银行体系互相持有债务令危机牵一发动全身近年来欧洲银行业信贷扩张非常疯狂，致使其经营风险不断加大，其总资产与核心资本的比例甚至超过受次贷冲击的美国同行。
影响：对欧盟而言，主权国家经济地位急剧下降，欧元面临解体。
对国际，以中国为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从目前来看是短期的和有限的。主要的影响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出口的冲击,危机会导致欧元区今年下半年增长下降。欧盟又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其目前占中国出口市场的比重约在18%至21%之间,所以如果来自欧盟外需下降,今年下半年中国出口情况不是很令人乐观。但是随着欧洲债务危机得到控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就会降低。其次欧洲主权债务爆发,加剧短期资本流动波动性。欧债危机导致全球避险情绪加重,资金纷纷回流美元。中国面临的不是短期资本由流入变为流出,相反有可能中国会面临更加汹涌的短期资本流入,因为跟美国相比,中国也算是一个安全港,今年我们GDP增速会超过9%,同时人民币对美元依然有升值的压力,而国内通货膨胀预期加大提高国内加息的可能,这样增加了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利差,这些原因综合说明中国也是一个能吸引避险资金,包括逃离资金流入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