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之前看央视八套的意大利剧 爱丽莎，里面提到的公爵，伯爵，侯爵等等的都是怎么区分的那个更大啊
其实这些都是意大利古代的官员的名称，和中国古代的一品官、二品官等是差不多的，爱丽莎里面提到的公爵职位是最高等的，接着是侯爵和伯爵。
② 有人说普通话是满语那么谁的汉语更地道呢
普通话的真相：满族人的破汉语
金启聪百年历史2015——0930
作者简介：金启聪，满族，原辽宁民族学院院长、教授，《满族研究》杂志主编，是国内外着名的女真文学、满族研究、清史、蒙古史专家。金启聪的姓是爱新觉罗希，他的名字是齐一，他的名字是艺鹭。他是清朝干隆皇帝的第五子荣春的第七孙。五奶奶是清代着名女词人顾太清，父亲金广平是着名的女真、满族学者。
我们都知道日本人英语说的极其差，但是如果日本统治英国，统治者的差英语就会成为通用语言。这种寓言发生在中国。现在流行的普通话其实就是游牧民族，比如说说阿尔泰语系的蒙古人、鲜卑人、女真人，他们学汉语的时候说的破汉语，但是他们已经成为统治阶级了，所以他们说的破汉语就成了国语。
400年前的北京话：吴语
北京自建立以来经历了许多朝代的变迁。北京话从古至今有多少变化？怎么改？历史上，400多年前，明朝末年，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北京方言，这些记录至今仍保存着。从李的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北京话是一种入声数量较多的语言，没有zh、ch、sh之类的口音。这说明当时的北京话既不是北京话，也不是普通话，因为北京话和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征。同时也说明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历史不可能超过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话是明朝的官方方言。
北京出现第二种语言：满语。
满清入京后，出于社区安全等政治因素考虑，满清将紫禁城周边10里范围内的汉人全部赶出，独占占据。这个区域被称为北京的内城，而10英里以外的地方被称为外城。于是，北京出现了两个社区：满族社区和汉族社区，这是两个阶级、语言和居住区域截然不同的社区，而北京有两种语言：明官话和满语。任何语言都是和人群融为一体的。当时北京两种语言的地域差异是，内城说满语，外城说明官话。
满语的分化——满语
由于满语是北方民族的语言，满族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和满族牧牛的短暂历史文化限制了满族的成熟水平。可以说满语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它的语音、词汇、语法都非常原始和不成熟。即使在北京，满语也很难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北京的很多东西，比如动植物，建筑，日用品等。是满族人闻所未闻的。这些东西很难用满语描述和交流。满汉之间就是这样，满汉之间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情也无法表达清楚。至于使用高级语言如汉人的建筑工程术语、艺术语言、医学等科技术语，就更难表达了。当时的情况是满人在北京面临无法交流的危机。面对有几千年历史的汉语，满族人夺取了中国的政权，但其语言却无法胜任统治中国的使命。然而，满族作为中国的统治者，不得不面对使用语言的政治现实。从日常生活的表达到统治中国的政治需要，满族人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很好地表达他们周围生活的语言。改造满语为时已晚，满人除了学习和模仿汉语别无选择。所以使用北京汉族人的语言是唯一的选择，于是第三种北京话出现在满族人说的破汉语中。
第三北京话的形成——内城北京话
北京的一棵小树，厨房里的一件工具，都无法用满语表达！因为满族人的祖先从未见过这样的植物或工具，这就是当时统治中国的满族人所遭遇的严酷的语言现实。要继续说满语，除了直接使用北京外城汉族语言的词汇，模仿他们的发音，没有第二种可能！就像日本皇军用中文说的：“你们八路军，干活？同样，北京内城的满族人也开始了他们艰苦的模仿汉语的过程。
但是，与汉语相比，满语有其先天的残疾。首先，所有的表音文字一下子失传了，这是汉语同音字增多的最根本的历史原因。用满语学习汉语发音，不伦不类。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汉语最差的发音。然而历史就是这么残酷，满清的破汉比日本皇军的破汉幸运多了。随着使用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当时令汉人发笑的破汉语，成为清朝统治阶级的“通用语”。这是早期的普通话。
北京话在内城的发展出了北京内城，形成了“官话”
随着北京内城汉语水平较差的“普通话”的形成，北京内城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说普通话的人群。这个人群就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集团，三三三五四的八旗贵族。官话成为清朝不折不扣的统治者的官方语言，——满族官话。
具体时间还有待考证。《康熙字典》的发音与今天的普通话不同，但比其他汉语方言更接近今天的普通话。
从满语官话的形成历史来看，满语官话在语音上主要受满语的影响，是一个不成熟的、蹩脚的汉语语音系统，但对词汇和语法的影响非常有限。从语言本质上来说，满语普通话应该还是属于汉语的一个方言而不是满语的一个方言，但却是最差的汉语方言。
北京话的发展在三三三五四年的北京生根发芽，形成了“国语”
满语官话形成后，随着满清政权的地域延伸，说满语官话的八旗贵族从皇家内城北京迁到了中国的各个角落，于是每个地方的首任长官的口音就成了当地的标准口音。在当地的上流社会，不断向平民社会渗透和扩张，最终使满语普通话成为中国的国语。
从地理上讲，中国北方是满族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也是满族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而南方的一些地区，如广东、广西、福建，受“山高皇帝远”的影响较小。这也是南方语言读唐诗宋词比普通话更甜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清代没有着名诗人的根本原因。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普通话是从北京内城产生的，绕过北京外城，直接渗透到全中国。所以，北京的外城话并不是——普通话真正的“国语”。虽然外城北京话受到了内城北京话的影响而不断演变，就像北京的内城贵族和外城普通人格格不入一样。所谓“北京话”一直以来都是两种：外城话和内城话，各地所指的北京话其实是指内城话而不是外城汉族人所说的北京话。城外汉族人说的“北京话”，其实是对中国其他方言没有影响的小语种。
北京话在内城的发展汉语代表性语言地位的确立
经过满清王朝在中国200多年的统治，孙中山对“国语”地位的一票否决，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宪法中对“民族代表语”的规定，普通话的代表语地位一直坚不可摧。
北京方言在北京的消失
从语言的历史上讲，普通话不是北京话，只是北京的内城话。随着满清的解体，北京内城的贵族集团在北京消失了，所以普通话真正的母亲在北京已经不存在了。100多年前普通话是北京话可能说对了一半，但今天这么说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北京话的概念变了，已经不是原来的北京话了。
北方方言和鲜卑方言
南北方言如此不同，谁代表了中国传统方言？我们不禁回忆起历史事实。远的不说，汉民族的语言文化中心原本位于黄河流域，东晋南部，南宋南部，文化中心两次南移。第一个东晋，之后的宋齐梁陈，完全在鲜卑北魏的统治下，之后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北魏孝文帝曾经禁止胡语取胡语，可见胡语，鲜卑语，在华北会很普遍。由于鲜卑人的反对，北齐反其道而行之，甚至提倡。今天山东和河南北部几乎都是说鲜卑语的地区。南宋第二年，淮河以北成为金朝女真统治区。据宋人记载，当时河南一带已经到了“鲁人尽力说女真语”的地步。说白了就是“连餐厅的服务员都能跟女人说实话”。
大量鲜卑文字保存于《二十四史》年。仔细对比，和今天的蒙古语差不多。女真语是一种古老的满语。把女真字和满语字对比，是“十同六十七”。
鲜卑语与蒙古语相同，女真语与满语相同，满语与蒙古语在用词、语法、语调等方面都非常相似。然后，这两种阿尔泰语系在华北前后统治了几千年。虽然隋唐统一于元朝前后，但隋唐和元朝都是北方民族色彩浓厚的朝代。他们不仅没有完全恢复汉族官员的尊严，而且他们的汉语口语已经变成了胡人的口音，与南方人的口音完全不同。“来，来，来，来，来，来，来！加油！”与古代汉语非常相似的语言在北方是找不到的。《元曲》年以来北方记录的语言，与今天的白话文非常相似，南方没有。一般来说，南方语类似文言文，北方语类似白话文。任何书面语言都是当时所说内容的记录。所以文言文应该是中国的古代语言。南方语和文言相似，可见南方语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方言。北方语是新加入的北方语。北方人讲汉语叫“中国胡音”，说了很久了。所以北京的发音毫无疑问是“胡音”，绝不是汉语的原音。北京话不仅是“胡音”，更是汉胡语言的“大杂烩”和“大融合”。比如下面这句话：
“我带着wow单客去了车站旁边的巷子，想买点东西”。
这句话是北京一位老太太说的活语言，其中“Wadnn”是满语“包袱”，“Ke”是满语“Go”的网名，“Zhan”是蒙古语“辗迟”，“Hutong”是蒙古语“浩特”，一个短句包含汉语、满语、蒙古语三个字，语法是汉语。上谕的声调和语调充满了胡音。谁曾想到一句北京话会这么复杂？它不仅是民族融合的产物，也是民族团结的象征。当然，现在的汉语表面上看不到一些小众词。比如我去过内蒙古的一个村子参观“水土保持”，这个村子叫“东干掌”。很不解。后来蒙古同志告诉我，原来叫“东干珠儿”，实际上变成了“东干掌”。“撸杖”的人撸杖。家家有擀面杖，很好理解。“擀面杖”很难理解，老百姓也不知道它的意思，所以按读音叫“擀面杖”。这种情况在文字上是未知的？大部分都很难恢复，实际上也算中文单词。其实没有。
所以清代在北京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官话，无疑是“胡音”。普通话的音域，也就是汉语胡音的延伸音域。根据语言学家的意见，汉语官话方言可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北京官话是华北官话的基础和根基，覆盖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河北、河南和皖北一隅。我从自己的实践中所得到的，与专家所划分的华北普通话的地域特征是一致的。从宏观上看，上述汉语四大方言中的官话方言，除了闽东南、浙江、江西、湖南广东、青海西藏等少数省份外，都属于官话方言。其面积更是可想而知。
在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在内蒙古教书20多年了，我教的蒙古族学生原本不会说汉语。学了中文，说出来就是正确的北京发音。这件事让我很奇怪。南方学生不行。他们总是带着当地口音。外国学生更惨，四声也说不准。这绝不是因为蒙古族学生比南方学生和海外学生聪明，一定有一定道理。现存唯一的解释是蒙古语发音和北京音相似。
这又证明了北京话的发音不是汉族的传统发音，而是以满语和蒙古语发音为主的“胡音”，也就是满族学汉语时说的破汉语，但他们是统治阶级，所以他们的话就成了正统的民族语言。
本文选自《京旗的满族》。
观点：普通话肯定不是满语。普通话其实是由老北京话转化而来的，“北京话”和“南京话”其实是同源的。详情如下：
“普通话”这个名称在1956年才在mainlandChina使用，以前叫“官话”。“官话”的名称始于清末1909年，后称“官话”。向前叫“发音”和“优雅”。
网上流传的什么“粤语”更接近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就是“废话”。这些都是废话。历代的“官话”是在继承上一代官话的基础上，有一些自然的演变。从周朝到明清，历经沧桑，中原读音一直以洛阳雅音为基础。随着时代和朝代的变迁，普通话不可避免地融合了一些外来的语音、语调、词汇和语法。比如明朝以前，中国北方的很多游牧民族都融入了中国，但是普通话的主体一直在传承。
明代人们认为南京官话的“中原发音”比北方纯正，所以把两淮地区的南京官话当作明代的“明官话”。永乐迁都，40万南京人涌入北京，外来人口超过北京本地人，将纯正的“发音”再次带回北方。清朝也依据
但是，语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融合演变。到了清朝中期，过了一百年，南北官话逐渐分化。主要是因为“北京官话”逐渐感染和融合了北方的许多语言和语调，甚至满语的语音和词汇，而南京官话也发生了演变。近百年来，到清末，南北官话已有许多差异。
1909年，清朝正式将北京官话定为国语。后来民国把“北京官话”改造成新的“国语”。到了新中国，大体上继承了“中华民国国语”，做了一些改进，但发音标准取自河北滦平的一个小山村。这里比较封闭，原味保留了明清官话的味道。
事实上，现在的普通话融合了西安官话、洛阳官话、南京官话、蒙古语、满语和其他方言。
普通话在mainlandChina改名为“普通话”后，简化字也开始普及。但是，我们的台湾省省、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继续使用中华民国的“国语”。
普通话是“满语”，这是个伪命题，普通话是比较地道的汉语。
从历史上看，400多年前的北京话既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官话，古人称之为“吴语”。后来随着满人定居北京，为了安全巩固政治，以故宫为中心，外城10公里，内城为内城，北京内城有满字。满语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语音和词汇都很不成熟，不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这时满语开始分化为满语。
随着八旗贵族成为中国最高群体，内城北京话成为清朝的正宗官方语言。在这个时候，语言的语音有了很大的发展。事实上，这是汉语的方言，而不是满语的方言。渐渐地，这种官方语言从统治阶级流向老百姓，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国语。满清统治中国二百多年，孙中山政权巩固后，为普通话成为汉语的代表语言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础。
普通话是纯汉语，因为汉语的主要方言区属于汉藏语系，而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汉藏语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声调。汉语中声调最少的北京话也有四声。而满语没有声调之分，只发一个音。这两点足以证明，普通话在历史发展中虽然受到过满语的影响，但影响程度非常有限，普通话称之为“满语”是不够的。
如果非要说汉语受满语的影响，那多半是在中国北方受影响，而在中国南方受影响很少，比如广东、广西、福建。
可见，普通话是比较地道的“汉语”，而不是所谓的“满语”。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融合的过程，语言也是相互融合进化的结晶。
首先，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很多汉语词汇，尤其是东北汉语词汇，都来源于满语。比如萨其马，加拉哈。但这不能说是满族中国人。
现在我们的汉语口语中也充斥着各种外来词。比如吉普、t恤、拜拜、咖啡、披萨、比基尼这些都是英语中的外来词。可以说我们现在用的是英式汉语吗？也有很多词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产生或改变了词义。比如脚镣，警察局，圣诞节，等等。中文里有很多这样的词。所以你不能仅仅因为你有什么样的词汇量就说它是什么样的汉语。
实际上，汉语是一种语言工具。它本身也在不断地增加、变化和进化。任何时代的流行语和新名词都会成为汉语的一部分。就我们而言，“不知道什么感觉”“我很高兴自己大了跑了”“不好意思说话”等新词都不是汉语的原词。我心碎了怎么办，老伙计。有人说是东北话，以前没人说
所以你能说哪里的中文是正宗的吗？
至于普通话的问题。事实上，普通话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的官方标准。为了方便世界各地的人交流。这并不是说你在哪里，地位就高，你在哪里，地位就低。
在制定普通话标准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因素也被考虑在内。中国的首都在北京。定为南方方言常见吗？中国的标准方言是粤语，首都人听不懂？
③ 意大利黑手党成员名单
成员 最近，前意大利总理朱利奥·安德莱奥蒂(Giulio Andreotti)，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成员，被控与黑手党结有联系，但是他最终被判无罪，因为审判涉及行为已超出追诉期限。 世界黑帮历史太长了，比如说：泰国坤沙黑手党，哥伦比亚黑手党，意大利黑手党，美国五大黑手党，日本黑手党山口组 它承袭了“马菲亚”的幽魂，集中了人类所有的罪恶；它由意大利西西里岛向全球辐射，蔓延世界绝大部分地区，成为全球黑道社会的“教父”。 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下，一百多年来，虽然它的组织一个个被破获，它的头目一个个倒下，但是时至今日，黑手党不仅没有绝种，反而穷凶极恶，正一步步地向高科技领域“开拓”，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进行“智力犯罪”，依然干扰和破坏人类社会的正常生活秩序。 《光明日报》１６日刊载一篇题为《西西里黑手党改头换面》的文章说，意大利西西里岛黑手党经过１０多年的“改革”，组织体系、成员机构、行动战略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已经成为一个更隐蔽、更具野心和更难对付的犯罪组织。现将文章摘发如下： １９９３年之前，意大利黑手党曾一度实行“挑战政权 ”、同国家正面对抗的战略，一大批代表国家意志的正直官员被黑手党残酷杀害，其中包括有被誉为“反黑手党的旗帜”和“活的黑手党资料库”的意大利着名大法官法尔科内，西西里大区主席马塔莱拉，前宪兵司令、西西里省督基耶萨将军等人。 黑手党猖狂肆虐，激起天怒人怨。意大利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紧急法令，成立全国反黑机构，调集军队开进西西里，对黑手党展开全线反击。到了１９９３年１月，凶残暴戾的黑手党元兇里纳被抓获，黑手党自古相沿的“奥梅塔”（一种攻守同盟的帮规）崩溃，其最高领导机构“库波拉”的绝大多数成员和数千名党徒落入法网，黑手党陷入它有史以来的最深重危机。 此时，曾长期躲在幕后襄助里纳、现年７１岁的普洛文扎诺成为黑手党一号首领，并对西西里黑手党的组织体系、战略和策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和“改革”。 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目前黑手党沿循半个世纪之久的金字塔式结构已不复存在。其基层辖区进行了重新划分，由家族首领选举的区长职位和省级委员会被取消了，“库波拉”也被一个类似政府的领导机制所取代。新的组织结构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由普洛文扎诺和绝对效忠他的６名“顾问”组成，这些顾问是黑手党内的“专家”，分别主管毒品走私、工程承包、财务及武装力量；第二层次是巴勒莫、阿格里琴托、卡塔尼塞塔等西部三省的黑手党强势家族的重量级人物；第三层次是西西里的所有黑手党家族。 经过一场“大反思”，黑手党放弃了“挑战政权”的一切行动，转而实行“无声战略”。新的战略要点是：避免内讧和相互争斗；向国家机构迂回渗透；集中精力攫取财富和权力。 黑手党现在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很多企业，部分黑手党家族又重操２０多年前的旧业，进行大规模国际贩毒。 总的说来，目前黑手党已与里纳时代有很大不同。在西西里生存演化已逾４个世纪的这颗毒瘤，在可预见的将来还难以除掉。 俄罗斯黑帮斗争非常残酷。在俄罗斯，也有政府官员牵涉黑帮活动，最近被捕的海参崴市市长尼古拉耶夫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是市议员和知名商人，在当选市长前却是个黑道人物。他之所以能顺利当选，是因为主要竞争对手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候选人资格——被放在办公室门口的手榴弹“绊倒”，不得不进医院接受治疗。 主要特征：冷酷无情。俄罗斯黑帮斗争非常残酷，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记者、警察乃至政府高官都会成为攻击目标。2006年9月，俄罗斯央行副行长科兹洛夫就因为领导反洗钱运动遭枪杀。 前景预测：近年来，俄罗斯黑帮正逐渐摆脱动刀动枪的传统模式，将其经营的生意“漂白”，做起了港口贸易、银行等买卖，并把精力更多的用于官商勾结和幕后交易。
④ 意大利罗马的议员相当于中国官员什么职务
1、国外的选举人员是没有级别的，只有公务员才有职级。但在仪式上有一个排名问题，议员一般排在政府主要官员和最高法院法官之后。当然，议会制国家中，首相和内阁成员必须是众议院议员，他们和普通议员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2、如果要对国内干部和国外议员做一个类比，则议员相当于我国的全国人大常委。
⑤ 古欧洲的军事官阶和议政官阶是怎样分化的
古欧洲基本以中世纪的军事官阶和议政官阶为代表
古罗马官职的分类为：执政官:以执政官为核心的行政长官制度
元老:以政界精英为基础的元老院制度,最高级为第一元老
公民代表:以全体公民为主体的公民大会制度.
这三大权力体系虽然没有形成近代意义上的"三权鼎立"局面,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权力之间的相互平衡.本着对权力进行制衡的精神,在建立行政长官制度的过程中,罗马确立了最高长官的选举制、短任期制和同僚协议制,从而奠定了共和国官制的三大原则基础
古罗马裁判官:裁判官由军伍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一年，一般不得连任。裁判官享有在其职责范围内的法律方面的最高权威。裁判官所拥有的这种独立处理法律事务的特权，是此制度促进罗马法律发展的根本保证。
古罗马的保民官:在古罗马政制中，有一个设立于公元前494年的保民官制度。所谓保民官，就是保护自由民不受暴政凌虐的官员。举例说，如果执政官判了某人死刑，但案情没有确凿的证据，保民官就可以出面进行干预，以拯救该人性命。
财务官:候选人必须是至少三十岁。可是，贵族地位的人士能够扣减两岁，从这以及其它最低限度年纪必要条件。八至十二位财务官服务于财政管理，在罗马，或者作为省长的副手。选举至财务官 带来自动的身份资格，在元老院，开始于晚期的共和国。
市政官:具有管理责任在罗马。这项步骤是随意的。财务官能够做候选人至四位市政官位置的一个。
执政官:是所有之最具威望的，而且代表成功生涯的巅峰。最低限度的年纪是四十二岁。两位选举出来之执政官的名字，定下当年的名称。执政官对城市的政治会议事项负起责任，指挥大规模的军队，而且控制重要的行省。第二次的委任，身为执政官，能够仅仅被觊觎，十年的间隔之后。
监察官:是唯一的一个，带着十八个月的期限，而不是通常的十二个月。监察官被选举出每五年，而且虽然该项职务未握有军事的统治大权，它被视为伟大的尊荣。监察官对城市的道德地位负起责任，着手大量的公共工作，以及，在早期的共和国中，挑选元老的身份资格。
军队的兵员和编组 埃及等早期奴隶制国家的军队，其核心是法老或国王的常备侍从，成员大部是构成军人等级的军屯户，战时召奴隶主、自由民出征。兵种主要是步兵，也有战车兵，逐渐发展了骑兵，还建立了海军。步兵一般按所用兵器类型分编为长矛队、短剑队、狼牙棍队、投石队等，按十进制组成十人队、百人队、千人队等。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国家，每个自由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组成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民军。民军按财产标准编队，最富有的编成骑兵，占有较多土地的编成重装步兵，没有财产的编成轻装步兵，奴隶只随军服杂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和奴隶主个人财富的大量积累，自由民的不断分化，出现了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而经常的、长期的战争又促使军队职业化，民军逐渐为雇佣常备军所取代。古希腊军队通常编为方阵，古罗马军队的基本组织单位是军团，由重装步兵、轻装步兵和骑兵编成，下辖大队、中队、小队。中世纪，随着采邑制的出现,欧洲封建国家实行骑士兵制。在几百年中,军队组织制度无重大发展，骑兵在战场上占据统治地位。中世纪末期，随着封建割据状态的消除，中央集权的相继建立,骑士组成的军队被国家统一的常备雇佣军取代,步兵又逐渐成为主要兵种。16世纪，出现了由长矛兵和火绳枪兵组成的步兵团。17世纪初，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改进步兵团的编制，建立了团属炮兵和野战炮兵连。后来，法国建立了炮兵团。此时，炮兵、工兵已成为独立的兵种，连、营、团、旅已成为军队的正规编制单位。
⑥ 外来词：在中国，意大利早在什么时候是被译成“伊太利”的呢
在元朝，马可波罗出访中国时，向中国官员称自己来自伊太利
⑦ 过去欧洲一个王国的官僚制度是怎么样的
国王＿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
西欧封建主义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论题。许多学者将封建主义的萌芽追溯到古罗马帝国晚期的社会结构和日耳曼蛮族原有的军事组织。其中，法兰克人的扈从制度（或称亲兵制度）对封建主义形成的影响尤为巨大。一个领域内的统治者为确保其政权的稳固，往往“通过依靠他的可以信赖的军人组成的扈从在他自己和那些完全是作为统治客体的下层民众之间架起桥梁”，为此他“从他控制下的土地管区中赐给他们土地作为采邑”；而他的直接封臣又“时常把他们自己的采邑分成小块授予他们的扈从成员”。这种土地的分封，乃是蛮族统治者试图把个人关系的框架纳入正在运行的统治结构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作为个人联盟的国家 封建社会最初是一种“军事性的社会”。[5](p.249)而随着公元6-8世纪法兰克人统治的扩展，这种政治运作机制也逐渐扩及了整个西欧。
但在公元9世纪中叶以前，西欧所存在的还只能算作是一种“准封建”(quasi-feudalism)状态，只有在查理曼帝国崩溃以后，西欧的封建主义才步入其成熟时期。[6](p.353)所谓“准封建”状态与成熟的封建主义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封建领地是否世袭化。在查理大帝去世前的法兰克王国中，统治者给予其封臣领地只是作为该封臣个人对其效忠的一种报酬，封臣对领地的拥有有一定的年限，至多也只是终身，当封臣去世后其领地将由统治者收回。[7](p.160)通过这种方式，法兰克国王们避免了政治统治的分裂。此外，在8-9世纪法兰克王国兴盛时期，商务贸易和货币仍然通行，统治者还能用货币来酬常其臣属，[8](p.82)故封地并非是获取效忠的惟一手段。事实上，查理曼很注意国家权威的完整性，他对分封领地非常谨慎，除了恰巧驻在边境上或蛮族所居地区的伯爵以外，查理曼“从不授给任何伯爵一个以上的郡”，他的理由是：“凭那份进款或那份地产……我就可以使某个臣属效忠，而他也会像随便哪个主教或伯爵一样好，或者还要好些。”[9](p.50)这种政策的实际效果是使贵族的领地保持在较小的规模并与基督教会的教区体系犬牙交错，从而排除了贵族领地独行其是的危险性。
然而，查理曼死后，卡洛林帝国便陷于内战不已，并遭受来自马扎尔人、维金人和阿拉伯人外来入侵的混乱局面，查理大帝约束大贵族割据倾向的努力付诸东流了。查理曼子孙之间的骨肉相残致使帝国权威急剧衰落。查理曼的几个孙子为击败竞争对手，争相拉拢一些有权有势的大贵族，而在战乱频繁、贸易中断的情形下，货币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土地成为君主收买臣属的主要手段。于是，他们抛弃查理曼那套限制贵族领地规模的策略，开始允许同一个人拥有不止一个郡的领地。当一些贵族因领地膨胀而实力大增时，国王们自然而然地又向他们作新的让步，给予他们对其领地的世袭权利。西法兰克王国的秃头查理开此风气之先，877年他颁布诏令，承认由儿子继承父亲领地的做法。在北意大利，由于查理曼长孙罗退尔的软弱，贵族领主的独立更加彻底。当奥托一世及其后人征服该地时，罗退尔被迫承认北意大利诸侯世袭制的既成事实。在东法兰克王国境内，领地世袭化要稍晚一些，但在康拉德二世(1024-1039)时期，以1037年着名的《米兰敕令》为标志，神圣罗马帝国内的贵族领地也世袭化了。《米兰敕令》确立的原则是：任何领主（无论主教、修道院院长、侯爵、伯爵或其他任何领主）都不得被剥夺其领地，除非是按我们祖先的法令由其同级领主集体裁决他犯了罪；附庸在认为受领主或同级领主不公正对待而可能失去领地时，可以向帝国最高法庭上诉；领主的领地应由儿子或孙子继承，如无子嗣则可由同胞兄弟或同父异母的兄弟继承。[10](pp.383-384)
领地世袭化的意义是领主把所属领地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王权或政府权力连带地产—起分散给了权贵，再无王权能予回收。大世袭领主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上可以独行其是，全权管理领地内的各类事务，排斥王权对领地内部事务的干预。他们可以进一步分封听命于己的附庸，并设置法庭来解决附庸之间的纠纷。[11](pp.45-50)亨利·哈兰姆总结了封建主义鼎盛时期法兰西的封建主拥有的特权：(1)铸造货币；(2)发动私人战争；(3)除向领主提供财政支援外，免除一切公共捐税；(4)摆脱司法控制；(5)在自己的领地内行使司法权威。“这些特权是如此地广泛，与一切主权原则如此地相对，会令我们从严格的意义上把法兰西看作是一个诸多国家的联合体。”[7](p.205)
这种中央政府权威被排挤出地方政治领域的事态，与欧洲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联系在一起。与9-11世纪西欧普遍的领地世袭化进程同时进行的一个事态是，伴随着内战和私战的绵延及外族的不断入侵，自由民得不到王权的有效保护，他们被迫依附于当地的强大领主以求在混乱时日得以生存。自由民依附领主的方式是将自己的土地奉献给某个领主，再在封建条件下取回这份土地；更流行的方法是自由民被迫承认自己是某个领主的臣属，从而承认从来就不存在的所谓地产的“授予”；作为领主的附庸，自由民获得了领主的庇护，但同时必须向领主履行提供劳役等义务，他们的人身自由被大大剥夺，沦为了农奴。这个进程在遭维金人入侵最严重的西法兰克王国地区发展最早，逐渐也扩散到意大利和德意志。由于有了大批农奴的依附，封建领主就掌握了更坚实的经济基础，因此封建主义从最初的军事性机制扩展为组织经济生产的纽带。[12](p.38)由封建主义组织的经济是一种封闭型的自然经济，西欧各地普遍修筑起来的城堡（注：城堡的兴起在西法兰克地区发生较早，在德意志则较晚，大约到11世纪后期才出现，见J.W.汤普逊：《封建时代的德意志》(James Westfall Thompson:Feudal German)，芝加哥，1928年版，第304页。）则是这种经济形态的象征。随着封建主义的成熟，西欧的城堡结构也逐步改进，在西法兰克地区，10世纪时的木结构堡垒建筑让位于11世纪以后的石块建筑。城堡强调了这样的事态，“即领主的权威是基于拥有土地基础上的地方性现实”；它是力量的象征，虽然有时是用作镇压的武器，但也被当作保护周围村庄的手段。“领主和附庸、仆役和农民在城堡内高大的厅堂中一同按序进餐，这反映出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由双向性义务约束的、存在于国家之内的社团
城堡是西欧封建社会的基层核心，但在最高王权与最底层的农奴之间，不止是有一层领主，而是有好几个层次，每个领主都可将自己的领地划成数块封给自己的属下，从而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形的阶梯网络。一个大领主相对于国王或皇帝来说是附庸(vassal)，国王和皇帝是他的领主(lord)，但相对于这个大领主自己分封的中小贵族来说他就是领主，由他分封的人则是他的附庸；依次类推，直至最低一等的普通骑士。各级领主与附庸相互按契约承担责任和义务。在欧洲大陆，通常情况下附庸只对他的直接领主负责，形成了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原则。但英格兰的情形有所不同，1086年，征服者威廉召集全体大小封建主宣誓尽忠王室，各级领主便与英王发生了直接的主臣关系。[14]这是英国封建主义的特点。事实上，欧洲各地区领主与附庸间具体的责任和义务及运作方式各有所差，并无统一的规则；神圣罗马帝国的封建制度与英格兰的封建制度大相径庭，法国与西班牙的情形相去甚远，德意志与意大利的做法也不尽然。这正是西欧封建主义之“非系统性”的一个方面，恰如着名史家威尔斯强调的那样：“处在其鼎盛时期的封建主义什么都是，就是没有系统性。它是粗略组织起来的混乱状态。”[15](p.638)
不过西欧的封建制度毕竟还有一些普遍性的规范。总的来说，封建领主与附庸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他们必须相互承担一系列的责任和义务。领主除给予附庸封地作为其武器、衣食等费用的资源外，还有保护附庸不受任何伤害的责任，而附庸则必须宣誓效忠于领主并向领主履行诸种义务，大致包括应领主之召随领主征战、协助领主处理行政和司法等事务、遇领主有特殊事情（如领主被俘需赎金赎身、领主之儿女婚嫁等）时捐献款项等。[10](pp.367-368)附庸必须遵守封建契约中规定的各种应尽义务，否则就是犯“大罪”(Felony)，有可能失去采邑；而如果他能履行义务，其采邑即可父子相传，领主不得无故籍没。同样，如果领主不能尽到保护附庸的责任，或对附庸不公平，附庸就可宣布解除对领主效忠的誓言。12世纪后期开始有一些法学家阐述封建主从关系，这些受罗马法影响的采邑法法学家们非常注重“领主对领地的权利”(dominium directum)和“附庸的权利”(dominium utile)之间的区别，[2](p.220)他们对两者的权利给予了同等的重视，认为“封建依附关系是一种对双方都有约束而不只是约束附庸的契约”。[16](pp.98-99)阿拉贡王国贵族向国王效忠的传统誓言是最好的佐证：“与您一样优秀的我们，向并不比我们更优秀的您起誓，承认您为我们的国王和最高领主，只要您遵从我们的地位和法律；如果您不如此，上述誓言即无效。”[17](p.54)
世袭化的封建领主们珍视他们的权利，坚持这些权利对他们来说就是一项维护荣誉的神圣事业；与这项事业相比，对上级领主的忠诚——在最高层次上即是对王权（也即国家权力）的服从——似乎只能处于次要的地位。1022年布卢瓦公爵厄德致其领主法国国王罗伯特的一封信清楚地表明了封建主的心态。布卢瓦公爵在得知国王将通过一次法庭审判来剥夺他的采邑时，拒绝出席受审而代以致信国王以示抗议。他在信中称：“……任何人都会认为我配得上继承〔财产〕。至于我从你那里领得的采邑，很明显它不是你以国王身份而拥有的，而是我感谢你的恩宠通过从我的祖先那里继承而得到的……真的，我为什么不能去捍卫我的自尊？我要求上帝证明我自己的灵魂，我宁可死得光荣而不愿生活没有自尊。”[4](pp.36-37)
基于这种信念，中世纪领主与领主之间、领主与附庸之间发生争执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一些争执能通过同级领主的集体裁决或上级领主法庭的仲裁得到解决，但还有一些争执靠裁决无法解决，便只能诉诸武力，由此引发的贵族之间的私战十分普遍。13世纪中叶法国国王再三颁布禁止王室直属领地内附庸间相互私斗的诏令可证明这类私斗的普遍性。另一个证明贵族私战普遍性的佐证是基督教会约束私战的努力：9世纪末法兰西地区几次宗教会议（989、990、994年）规定了一种称作“上帝的和平(Peace of God)”的惯例，号召封建主和封建武士在一定的期限内不劫掠教会财产和老弱病残人等。此惯例在11世纪中叶时在欧洲其他地方得到推广，名目变成了“上帝的休战(Truce of God)”，封建武士被要求去支持教会，每周从星期三日落至星期一日出期间停止一切争战。[10](pp.412-417)但从相反方面去理解的话，“上帝的休战”意味着封建武士还能在一周的其他三天中用武力来解决相互间的争端。
封建主们与国王及皇帝之间的争执，也应包括在私斗范畴内，因为在封建主们看来，君主并非最高权力拥有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附庸，即上帝的附庸。封建权利的维护者、《保卫权利反对暴君》一书的作者宣称：“上帝授予国王到其王国，与附庸被其领主授予采邑的方式几乎完全相同。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国王是上帝的附庸，他们如果犯了大罪，也必然要被剥夺他们从领主那里得到的权益……既然上帝占据着最高领主的位置而国王是附庸，谁敢否认我们必须服从上帝这个领主而非身为附庸的国王呢？”[16](p.99)那么由谁来行使这种对君主的剥夺？自然是那些自认为代行上帝旨意的封建主，他们往往以上帝之名义集体反抗君主。如在13世纪初反抗国王约翰的英国贵族武装的首领便自称是“上帝和神圣教会之军的统帅”，[18](p.67)这场争斗以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告终，英国贵族成功地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也保护了自己的许多权利。
在德意志地区，封建诸侯对抗其领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意向更加坚决。德意志的封建割据势力源于日耳曼部落军事首领制，查理曼曾对古老的诸日耳曼公爵权势进行大力抑制，但始终未能将其彻底根除。在查理曼死后，东法兰克王国境内诸侯割据局面逐渐又恢复起来。从奥托一世起，神圣罗马帝国不乏有雄才大略、武功赫赫的皇帝，但在德意志内部，他们始终只能是几个大诸侯中的第一人而已，故日耳曼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王冠相继在萨克森家族(919-1024)、法兰克尼亚家族(1024-1125)、萨克森家族(1125-1138)、斯瓦本的霍亨斯陶芬家族(1138-1254)间轮换传递。日耳曼人几大公国的首领可以承认国王和皇帝的职位，也时时向皇帝宣誓效忠，但他们决不愿承认他们从国王处获得他们的公国，或者说从国王处得到他们的领地，他们声称他们的领地是“太阳采邑”(Sonnenlehen)，即取自太阳的领地，以此来强调他们的完全自由。[19](pp.293-294)一旦时机来临，德意志诸侯总是毫不犹豫地反抗皇帝权威，坚持自己独立的权利。
封建主义政治机制便是这样建立在各级领主与附庸个人之间很不稳固的行为规范基础之上。这套规范，本质上是属于私法范畴内的东西，它们不能与现代国家的那种公共法律混为一谈，现代意义上的公法在中世纪的欧洲几乎完全不存在。故有学者称“在封建国家里，私法取代了公法的地位”。对此威尔斯作了这样的补充：“更确切地说是公法沦丧并消失了，而私法则来填补了这个真空；公共责任变成了私下的义务。”[15](p.640)
由于领主—附庸间阶梯型网络的破毁，封建国家的界限也是杂乱无章，一个君主所统治的东西，不是对某个确定的地域的统治，而是他手中所掌握的“权利”之延伸。在所谓的封建“权利”中，由联姻所致的王朝继承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中世纪乃至近代早期的欧洲，王朝继承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通过王朝世袭体系安排的个人继承是国家生存的自然伙伴，王室成员之间的联姻可以导致国家像财产一样合并或甚至瓜分。因此，“外交家们将大量的时间花在嫁妆事宜上，嫁妆事宜乃是有关遗产继承或潜在遗产继承的一种国际交易”。[21](p.94)这种情形，在法国加佩王朝(987-1328)时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路易六世(1081-1137)安排其子路易七世(1137-1180)与阿基坦(Aquitaine)家族的女继承人爱丽娜结婚，有望使普图瓦(Poitou)、桑顿日(Saintonge)和圭亚那(Guienne)等大片领地并入王室直属领，使法国王室领的规模扩大整整一倍。但1152年爱丽娜与路易七世的离婚却一下子使这个成果消失殆尽，而随后爱丽娜与安茹伯爵亨利（英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再婚更使法王的这个附庸的领地扩大到可怕的规模。[22](p.107)
基于时时变化的联姻继承体系和不确定的私人契约关系，封建国家（如果姑且把这些君主的领地称作“国家”的话）的疆域显得极其模糊。例如，亨利二世(1154-1189)统治着英格兰，同时又是诺曼底公爵、安茹伯爵、图棱伯爵和曼恩伯爵，他的权限“从北冰洋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脉”，英格兰只是他的行省之一。但是，他作为诺曼底等领地的领主，又应是法国国王的附庸，因此他得去巴黎拜见法王以示忠诚。[23](pp.184,187)而此时的法国国王名义上是亨利二世的领主，对亨利二世的英格兰王国并无统治权，就连对诺曼底等地，他实际上也无法行使有效管辖。法国国王腓力普二世在决意控制诺曼底之前，先得在1202年以领主身份剥夺英王约翰在法国的采邑，随后再派兵攻占诺曼底公国。[24](p.7)而当1213年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废黜约翰并邀腓力普二世出任英国国王时，法国国王甚至可能把英格兰归入他的个人统治。[25](p.32)确定法国国王的统治区域是一件为难之事，虽然法兰西王国理应含括大致相当于原西法兰克王国的疆域，但当时人却往往只把巴黎周围的那一小块王室直属领地视为法国。迟至13世纪末，当法国国王的权力已大大扩展之时，法国南部一些地方如土伦等地的官员还习惯于说“派信使到法兰西去”，他的意思是派人去巴黎。[26](p.388)同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名义上是德意志、北意大利众多诸侯的领主，但他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却极为软弱。可他作为西西里国王，却能在这个基督教国度的外围地区行使着极其严酷的统治，剥夺了贵族、教士和城市的诸多权利。此外，他又在1229年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使自己的权力伸展到地中海东岸地区。[27](p.466)
这些缺乏稳定疆域范围的西欧封建国家的君主不仅对内无法实行统一的管理，对外也不能以主权者的身份进行平等的交往。一个典型的事例是，1329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访问法国，在亚眠受到法国国王腓力普五世的热情接待，但爱德华三世对是否应向法国国王表示臣服（按惯例是采用交握双手置于领主两手之间的仪式）迟疑不决，他的谋士建议他等回英国查阅有关古代契约后再决定对待法国国王的礼仪。在查阅了旧有契约后，爱德华三世致书腓力普五世称：“吾等已查悉〔英王对待法王的〕礼仪若何，故谨致此函告知，吾等在亚眠尊奉法国国王之礼仪应是臣属朝见领主之礼。[10](p.366)此事件表明，英法两国的关系主要取决于两国君主的祖先之间订立的契约规范，而不是由国家间的平等法规来决定。九年之后，爱德华三世为对抗腓力普五世，积极地追求同神圣罗马帝国结盟，他与德意志皇帝结盟的方式是向皇帝巴伐利亚的路易斯效忠，自愿作皇帝的附庸，皇帝则封爱德华三世为皇帝在德意志西部的代理，随后爱德华便召集西德意志诸侯，要求他们出兵为他进攻法国国王。[28](p.22)可见，中世纪西欧国家之间的联盟也是建立在个人契约的基础上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性质完全等同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在层次上有所差别而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尔顿·海斯声称在中世纪欧洲没有“国际关系”。[29](p.3)
⑧ 黑手党（mafia）
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意大利黑手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组织最严密、臭名昭着的黑社会组织，意大利人称其为马菲亚。
早期的马菲亚是由封建土地的转租者及其打手构成的黑帮组织，他们利用手中的武器，残暴的对待农奴，杀人如麻。
进入十九世纪以后，这个一开始就崇尚暴力的马菲亚很快就蜕变成了一个暴力犯罪集团，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二十世纪初，意大利黑手党已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黑社会组织，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黑手党家族。他们不断扩大势力，插足于各行各业。为了达到掠夺、霸占的罪恶目的，大肆进行抢劫、焚烧、械斗、绑架、枪杀等活动，逐渐形成了由几个家族垄断某个或几个行业的黑手党帮派。帮派内部组织严密，等级森严，分工明确，并有着不成文的帮规，使用着独特的暗语和黑话。在此基础之上各帮派还组建了一个更高层的委员会，他们称其为荣誉社会，以解决帮派间的矛盾冲突。
对于行业的垄断，使黑手党逐渐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城市，并且开始了同上层官僚机构的接触。为了寻找帮凶，他们在政府要害部门安插党徒。选举的时候，更是不惜采用贿赂和暴力手段，垄断地区选票，操纵局势，推举亲信上台。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但黑手党们凭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大批亡命之徒，常与一些政客及其政治集团相拥在一起。
不仅如此,黑手党还加强了对合法经济的渗透。他们大量投资于那些能取得巨额利润、能够隐藏非法来源和有可能达到统治市场的部门。这样非法获得的钱财经过洗钱后就进入了合法企业，以商品和服务的形式重新出现。
二战前，墨索里尼上台执政时期，曾对意大利黑手党进行过极其残酷的血腥镇压，使之强大的势力几乎销声匿迹，却也意外的促成了意大利黑手党在海外，特别是在美国的发展。
伴随着移民浪潮一起涌入美国的西西里黑手党们，在他们踏上这片土地的同时，也把在意大利那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体系和行动规则发展性的带到了这里。加之，192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禁酒令，又给美国的黑社会组织造成了空前发展的机会，他们乘机大肆生产和贩卖私酒，积累了大量的资金。西西里黑手党与美国黑手党的关系也因此更为密切。
二战期间，盟军利用美国和意大利两国黑手党的关系顺利的登上了西西里岛，很快的解放了意大利，而黑手党也获得了死灰复燃的机会。
二战后，黑手党的活动更加猖獗，他们将罪恶带到了意大利的每一个角落。可是好景不长，由于新旧黑手党的矛盾，激烈的火并事件频频发生，黑手党分子、无辜百姓的尸体横飞街头。到了七十年代，新黑手党终于占了上风，开始大搞毒品走私，并逐步与各国黑手党联手，进行非法的勾当。这些引起了意大利政府和人民的强烈不满，加之黑手党们残忍的杀害了一些警察和政府官员，一场史无前例的反黑浪潮在意大利全国大规模地展开了。
《光明日报》曾经刊载一篇题为《西西里黑手党改头换面》的文章说，意大利西西里岛黑手党经过10多年的“改革”，组织体系、成员机构、行动战略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已经成为一个更隐蔽、更具野心和更难对付的犯罪组织。现将文章摘发如下：
1993年之前，意大利黑手党曾一度实行“挑战政权”、同国家正面对抗的战略，一大批代表国家意志的正直官员被黑手党残酷杀害，其中包括有被誉为“反黑手党的旗帜”和“活的黑手党资料库”的意大利着名大法官法尔科内，西西里大区主席马塔莱拉，前宪兵司令、西西里省督基耶萨将军等人。
黑手党猖狂肆虐，激起天怒人怨。意大利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紧急法令，成立全国反黑机构，调集军队开进西西里，对黑手党展开全线反击。到了1993年1月，凶残暴戾的黑手党元兇里纳被抓获，黑手党自古相沿的“奥梅塔”（一种攻守同盟的帮规）崩溃，其最高领导机构“库波拉”的绝大多数成员和数千名党徒落入法网，黑手党陷入它有史以来的最深重危机。
此时，曾长期躲在幕后襄助里纳、现年71岁的普洛文扎诺成为黑手党一号首领，并对西西里黑手党的组织体系、战略和策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和“改革”。 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目前黑手党沿循半个世纪之久的金字塔式结构已不复存在。其基层辖区进行了重新划分，由家族首领选举的区长职位和省级委员会被取消了，“库波拉”也被一个类似政府的领导机制所取代。新的组织结构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由普洛文扎诺和绝对效忠他的6名“顾问”组成，这些顾问是黑手党内的“专家”，分别主管毒品走私、工程承包、财务及武装力量；第二层次是巴勒莫、阿格里琴托、卡塔尼塞塔等西部三省的黑手党强势家族的重量级人物；第三层次是西西里的所有黑手党家族。
经过一场“大反思”，黑手党放弃了“挑战政权”的一切行动，转而实行“无声战略”。新的战略要点是：避免内讧和相互争斗；向国家机构迂回渗透；集中精力攫取财富和权力。
黑手党现在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很多企业，部分黑手党家族又重操20多年前的旧业，进行大规模国际贩毒。
总的说来，目前黑手党已与里纳时代有很大不同。在西西里生存演化已逾4个世纪的这颗毒瘤，在可预见的将来还难以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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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黑手党老大普罗文扎诺在西西里被捕
2006年4月，意大利内政部长宣布，被意大利警方通缉42年之久的意大利黑手党头号老大，号称西西里“隐形人”和“黑老大的黑老大”的贝尔纳多·普罗文扎诺，于当地时间11日在西西里被捕。
《教父》主角故乡被捕
据西西里首府巴勒莫的地方警方称，普罗文扎诺是在距离巴勒莫南边59公里的小镇科莱奥内被抓的。这个地方曾因是电影《教父》中主角的故乡而闻名。
就在上个月，普罗文扎诺的前律师还曾告诉意大利报纸，称普罗文扎诺已经死了。他说：“警察在意大利找了他几十年了，都没有结果，他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科莱奥内镇前镇长在得知普罗文扎诺被抓的消息后，立即发表声明，对警察和检察官的行动表示了高度赞赏。
双手曾经沾满鲜血
意大利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扫黑运动，几乎捣毁了黑手党的整个领导层，包括“老大”萨尔瓦托"里纳在内的大部分“骨干”相继落网，黑手党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
里纳的继任者即为普罗文扎诺。普罗文扎诺绰号“野兽”和“推土机”。据说，光他亲手杀死的就在40人以上，可谓双手沾满了鲜血。他曾是里纳的副手，负责掌管所谓的“死亡间”。“死亡间”指的是他家乡科莱昂内附近一座用于“清除异己”的建筑。在他成为黑手党的老大后，他终结了科莱昂内和巴勒莫两地帮派之间的血腥争斗，由此发生在西西里乃至意大利的凶杀案数量也大大下降了。
在普罗文扎诺的管理下，西西里黑手党开始了有史以来的最大的变革———不再参与诸如贩毒这类风险极高的跨国生意，将精力用于本土势力的扩张上，插手政府和私人大型的有油水可捞的工程。他们甚至还将大量资金投到了卫生保健领域。
电脑合成照助捉拿
摧毁打击黑手党一直是意大利警方的一大难题，而对付黑手党最高头目、全国头号通缉犯贝尔纳多"普罗文扎诺更是难上加难。
由于普罗文扎诺有多处藏身秘巢，且应对“危机”有足够的经验，所以普罗文扎诺潜逃40多年都未被抓获。普罗文扎诺还善于隐藏身份，常使用化名出现在各个场所。
几十年来，为捉拿普罗文扎诺，意大利警方通过国际刑警发布了全球通缉令。但由于没有其面容的最新照片，一直未能成功。警方手头仅有的5张照片也摄于30多年前。后来意大利警方根据一名黑手党背叛者于2002年在供词中提供的对普罗文扎诺的描述，通过电脑合成制作出了普罗文扎诺当前的照片。
新合成照片上的普罗文扎诺头发花白稀少、面容瘦削憔悴。随后，警方将此照片在全球发布，终于在11日将其抓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