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被嘲笑议员怎么样了

1. 有传染疾病爆发的情况下戴口罩，为何东西方的观念大不相同

这可能真的和每个地区和国家的文化习俗不同有关的，在我们东方我们会常常看到戴口罩的情况，并不是因为我们生病了我们才要戴口罩，我们戴口罩常常是因为预防细菌的侵入，毕竟人群聚集或者环境污染都让我们对我们所处的环境没有信心，戴上口罩才会显得安全些。

这没有谁对谁不对的问题，对于西方疫情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除了观念的不同外，还有囿于现实情况的问题。大量普通健康民众戴上口罩，一则会引起恐慌，二则会让有限的资源分走，而更需要这些防护物品的医护人员会更紧缺，他们才是那个最需要的群体。

虽然东西方的对于戴口罩的观念不相同，但对于疫情的恐惧是相似的，希望大家可以共克时艰，战胜病情。

2. 意大利罗马的议员相当于中国官员什么职务

1、国外的选举人员是没有级别的，只有公务员才有职级。但在仪式上有一个排名问题，议员一般排在政府主要官员和最高法院法官之后。当然，议会制国家中，首相和内阁成员必须是众议院议员，他们和普通议员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2、如果要对国内干部和国外议员做一个类比，则议员相当于我国的全国人大常委。

3. 意大利黑手党的现状

http://ke..com/view/25505.htm
http://hi..com/atheistkk/blog/item/bcbc9d3031808f9aa8018e49.html
国际黑手党档案

本书的作者是着名的法国记者，现供职于法新社。本书法文版原书在面世时曾引起过轩然大波，黑手党扬言要割掉作者的舌头，因为他在书中写到了黑手党家族的内幕，法国政府因此对他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秘密保护。书中涉及的世界各地的黑手党的历史和现状，读来的确触目惊心。尤其是，目前黑手党已出现了世界性联合，黑手党正从浅层次的暴力形象摇身变为“商业大佬”，每年至少有2500亿美元的黑色收入转进了合法企业……这一切，亟需引起合法社会的严重关注。

东方黑手党

相对于西半球而言，东半球的黑手党历史更加长久，只不过人们不叫他们黑手党罢了。

在日本，黑社会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17世纪，当时的武士常被土地主或官僚雇佣，让他们看守赌场或刺杀敌手。后来，这些特殊的人群渐渐形成了一种向雇主致歉的行为——剁指和纹身，这些习惯至今仍保留在当地的不少黑手党组织中。

黑手党在日本被称作“雅库扎”，据估计，日本的黑手党帮派约有三千个之多，如亲和会、双爱会、松叶会、国粹会、全港振、稻川会和住吉会等，但所有的帮派都无法与“山口组”相提并论。因为这个帮派约占到日本黑手党总人数的70％，是一个可以和世界上任何黑手党相比的、巨大的黑手党组织，几乎涉足于日本所有的产业。

日本黑手党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与他们的国民好面子有关。即使在法庭上，日本人也会因面子问题而拒绝作证。黑手党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将大量的政府要员或企业家拉入他们的阵营中，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大阪是“山口组”的老巢，约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这个组织完全可以说是美国黑手党在日本的翻版。在这一个帮派内部，还可以分出数字十分惊人的子帮派，他们大约有两千个子帮派，总人数超过15万。山口组与美国黑手党、旧中国的三合会及福清帮等均有来往，它们共同组织东亚地区的贩毒等活动。

三合会在旧中国的帮派组织中最为着名，它几乎渗透到了海外的各个华人世界。在海洛因时代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以后，它将桥头堡建到了亚洲、欧洲和北美地区。与其他地区的黑帮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将自己的同胞作为重要的掠夺对象之一，例如，在美国旧金山的华人餐馆里，许多餐桌就必须向他们上交每年200至700美元的保护费。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个庞大的组织竟然与各地的黑手党有着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法国巴黎也是三合会的基地之一，他们被当地人称为“鲨鱼”，他们出手大方，总是把眼光瞄向塞纳河沿岸的黄金地带。如今的三合会已经取代了西西里人，成为海洛因贸易的龙头老大。他们的优势是，能够控制缅甸那里的产品，提供2/3的市场需求。三合会的另一个大买卖是非法移民生意，与毒品生意相比，这种生意的风险要小得多，但赚头却小不到哪里去。在旧中国香港，法律规定初入三合会的人只能判处六个月的监禁，因此，三合会一直把香港作为他们与世界接头的窗口，在100年里，他们至少已经将500万名中国人偷渡到了世界各地。

俄罗斯“教父”

从地理划分上看，俄罗斯属于西方，但这里的黑手党却与东方传统的黑帮十分相似。以苏联解体为契机，俄罗斯迅速地出现了新的黑手党，他们用不到2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西里人用100年时间走完的路。与西方传统不同的是，俄罗斯黑手党遵循着一套独特的伦理规则，他们的领袖常常大半生都蹲在监狱里，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但意志坚定，智慧出众，因此，他们在群体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他们所领导的黑手党也与东方人一样，有着十分惊人的凝聚力。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俄罗斯黑手党在世界各地发展出众多的帮派。莫斯科郊外的黑手党教父是一位行政首脑；“远东帮”教父巴达捷夫，在哈巴罗斯托克建立了基金会；国家杜马艾塞尔吉斯，在企图脱离黑手党时被黑手党人暗杀；“伊里奇帮”教父弗兰茨，是民主党的议员。在这些本地帮派之外，更多的黑手党则选择到国外建立基地：彼德利克等13名黑手党人将基地建在了德国，“车臣帮”教父鲁斯兰开辟了莫斯科与伦敦间的军火走私通道。当然，最着名的还要算来自加勒比海的俄罗斯“小日本人”伊凡科夫，此人崛起于阿鲁巴岛，与美国及南美的黑手党均有着十分深厚的联系，他回到莫斯科后迅速成为俄罗斯黑手党的领袖，组织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黑手党家族。更值得注意的是，苏联解体时，大约有30万军人滞留在德国，他们迅速成为黑手党网罗的对象，其中很多人最终加入了黑手党。

俄罗斯黑手党一进入世界，就以其大规模的绑架、暗杀和爆炸，给人们留下恐惧的印象。有时为了几公斤的毒品，他们也会用坦克来运输，其他像火箭筒这样的武器则更是被经常使用。此外，他们的教父也极为讲究葬礼的体面，例如，“顿河帮”教父、绰号“老板”的科尔图诺夫，就被葬在了着名的瓦尔科夫公墓。下葬时，有500名黑手党人跟着他的灵柩，浩浩荡荡地穿越了繁华的街市，再现了当年西西里黑手党教父死后的情景。

“和平的黑手党时代”

在人们的眼里，黑手党一直是暴力与冲突的代名词，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情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西西里和美国的黑手党、日本的山口组，到俄罗斯或其他地区的黑手党新生力量，世界黑手党正在或已经营造出一种和平相处、避免冲突的新格局，以一种全新的协作方式共同瓜分全球市场，并进入了一个“和平的黑手党时代”。随着苏联的解体、柏林墙的倒塌、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人口大流动，很多国家之间的障碍越来越小，对黑手党来说，他们也能更加容易地从一个国家渗透到另一个国家。同时，这也为黑手党带来了更加便捷的交易条件。他们可以在互联网上以一桩羊毛或饮料生意为名，谈定一宗毒品或军火买卖，而这些物资的流动，也不再需要武装人员的押运，只需在几层楼高的集装箱里预备一个缝隙就够了。

欧盟在打击黑手党的具体措施上差异极大，这就给新兴的黑手党提供了新的机会。一名毒袅在英国或希腊可以被判无期徒刑，在法国要被判40年，而在荷兰只需蹲20年的牢。比利时和荷兰的警察没有权力监听公民的电话；法国的警官可以卧底用金钱诱捕贩毒者，但如果德国警察这样做了，他就触犯了法律。

全球黑手党已呈联合的趋势，各国黑手党及黑手党帮派内部不再对抗，而是分工与合作。西西里、美国、俄罗斯、日本以及土耳其的军火毒品组织已经全球化，形成了“东西半球的焊接”，结为一个空前的大联盟。意大利内政部的一份文件认为：黑手党已经“在一个全球性的棋盘上活动”。当俄罗斯黑手党跨越到太平洋地区，不断地把他们的新生力量输送到美国时，他们在地球的另一端遇到了缅甸和日本的同行，随之形成了环绕世界的连环套。德国联邦刑事侦查局在对“卡利集团”的欧洲企业跟踪进行了一年的调查后发现，除了柏林外，他们还在布鲁塞尔、荷兰、卢森堡、匈牙利、韩国，以及美国的各大城市都设有分公司。事实上，在今天的很多地区，混合的黑手党团队模型的确已经形成，如在东欧的“柏林——俄罗斯——美国”模式；在中南欧的“德国——意大利——美国”模式；在东南亚的“三合会——山口组——西西里”模式；在美洲的“西西里——美国——哥伦比亚”模式等。

变成了“商业大佬”

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激进分子曾宣称：黑手党已经灭绝。他们的理由是：在近十年里黑手党直接与政府对抗的事件大大减少，而他们的内讧事件更是少之又少。这种现象的确给了人们一个良好的感觉，似乎黑手党在80年代末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甚至连欧盟的很多领导人也持有这样的观点，但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十分幼稚的言论，他们不但没有灭绝，反而以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发展着。

1993年后，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的主权国家阿鲁巴岛，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的黑手党休闲度假和洽谈贸易的胜地和国际性合作的总部，全球的黑道生意很多都是在鲜花簇拥的酒店或赌场内谈成的。

街头武力不再是黑手党主要的生存手段，他们已经走完了原始的资本积累阶段，放弃了传统的街头敲诈，而以“商业大佬”的形象直接进行搏杀。在他们眼里，街头贩毒是低层次的事业。20世纪90年代之后，他们大都从事着合法的生意，只有少数处于权力最底层的黑手党人才会直接去干那种冒险的事。意大利官方认为，西西里黑手党在洗净他们的收入后，至少有50％的资金投入到了合法生意中，而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年至少有2500亿美元的黑色收入转进了合法企业。

举例而言吧，在澳大利亚，一个以山口组为靠山的制造公司，正在悉尼修建港口隧道。而西西里黑手党通过希拉普企业集团，于1993年直接控制了西西里10亿美元的公共工程。在富饶的托斯加尼地区和米兰这样的工业城市里，他们的酒店、工厂和矿山更是遍地开花——这种营运方式在世界各地普遍流行着。

向各国政府渗透

许多国家的黑手党正悄悄地向政府部门渗透。哥伦比亚卡利集团曾花费10亿美元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心，对全国每一位高层官员进行追踪研究，对接受贿赂的人建立了录影资料馆，如果有人不按他们的指令行事，他们就会把此人的老底翻出来。

在俄罗斯，黑手党与腐败官僚的合作更是天衣无缝。他们用价值5美元的卢布就可以从官僚们的手中买到一吨石油，然后以140美元的价格卖到西欧，如果能取得进口货物的许可证，则可以获得400％甚至1000％的高额利润。此外，黑手党人花2000美元，就可以自由地进出国家杜马，并免费享用那里的午餐和国际长途电话。事实上，在今天的俄罗斯，黑手党与官僚的联合，已经威胁到这个国家的安全。

意大利政坛依然如故。据这里的法官估计，在今天的西西里，黑手党仍然掌握着50万张选票，即每五张选票中就有一张控制在黑手党手里。如果再加上基督教民主党及南方同伙手中的选票，就可以占到南方选票的1/3。他们的选票不是白得的，当选的官僚最终必将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利益回报给他们。

在欧盟和北约东扩之际，西西里黑手党也在东扩；他们的势力早已延伸到了波兰和捷克等国家。俄罗斯黑手党在西征，他们在美国和欧盟已经站稳了脚跟。三合会和山口组也正联手控制环太平洋地区，他们的股份正随着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不断增值。他们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运行，这需要引起阳光下的守法社会的足够的警觉。

4. 如果口罩能开口说话，一定会说：请别再用生命捍卫自由！

据《欧洲时报》意大利版微信公众号“意烩”编译报道，近日，意大利那不勒斯华人社区在via Carlo di Tocco街头免费赠送口罩。

单看标题，以为意大利人终于意识到口罩的重要性了，而里面的内容却告诉我们，这一倡议由当地华人社区和华人社团发起。

尽管随着疫情加重，欧美不少人意识到自我防护的重要性，开始戴口罩，但在整体“口罩无用”的大环境下仍被当成“异类”。

意大利首都罗马周边，戴口罩的行人依然寥寥。米兰大教堂广场上依旧有大部分人没戴口罩。

难怪身居欧美、尤其意大利的华人甘愿冒着各种风险千里迢迢投靠祖国怀抱。

疫情之下，普通人究竟要不要戴口罩？

在中国，绝对不是一个选择问题，不戴口罩你可能都出不了小区，关键是在狡猾的病毒面前，你可以不在乎自己是否“中招”，但是不得不考虑会否因为自己而牵连身边人。

总而言之，从政府导向、媒体宣传到国民意识，武汉疫情暴发的教训早已让小小的口罩成为人人争抢的“宠儿”，从2020年最暖心的“礼物”，上升到出门必备的“标配”。

常言：予人玫瑰手有余香，对中国人而言，赠人口罩如同雪中送炭。如果没有两位朋友的慷慨相赠解决“口罩荒”，估计这会我还在网上一直“寻寻觅觅”直至“望眼欲穿”呢。

对于身在海外的华人来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即使他们有口罩，但在戴口罩问题上仍会“手足无措”，因为欧美社会普遍认为只有病人才需要戴口罩。

口罩一定没有想到在疫情面前，东西方人因它形成了两大阵营。在东方，它是健康“保护膜”；在西方，却被贴上了病人的“标签”。

在美国，过去一个多月，亚裔多次遭遇“口罩事故”。在地铁站被极端分子辱骂、推搡，甚至被暴打、刺伤。

冲突的背后，有记者认为这是历史和文化原因造成，也关乎意识形态，很多人认为戴口罩有悖于美国人对自由和个人主义的信仰。

知乎上的网友却直言不讳：不戴口罩是欧美人的陋习，这和文化没啥关系。 丘吉尔说过，短暂的工业优势让英国人忘了自己两千年的野蛮时代，把自己所有习惯都打上“先进”的标签。

就拿美国来说吧，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9日报道说，CDC称，到目前为止，这个季度已经有约2万美国人死于流感。

都这样严峻了，还不戴口罩呢，本来就是一个科学的问题，突然变成了文化信仰这么神圣不容侵犯的问题，真让人看不懂。

如果口罩能开口说话，一定会对不戴口罩的西方人说：没错，健康人不需戴我，可是你敢肯定自己是不带病毒的健康人吗？

如果口罩能开口说话，一定会对种族歧视者说：拜托，种族歧视别拽上我，我的存在只是为了人们的健康，不是制造矛盾冲突。

如果口罩能开口说话，一定会对“口罩无用”论者说：病毒会因为你蔑视我，不惧它，就会绕开走吗？

让人感叹的是“口罩事故”的背后真的是文化差异吗？

有人说：生病的人在西方社会有被歧视的压力，不遵守公共道德的人在东方社会有被歧视的压力。东西方社会不戴口罩的压力来源于西方社会怕被别人认为自己是病人，东方社会怕被别人认为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

倘若真要扯上文化，我想是这与东方文化核心价值“道德”不无关系。道是理，是法，是规则，德，是遵理循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思想，是众生平等“万事万物都是相互依存”的佛家生命观。

如果口罩能开口说话，一定会对那些极端分子说：当初不是说我没用吗？现在咋又因为我争吵不休？

据瑞士《新苏黎世报》3月8日报道，德国海关近日在德瑞边境扣留了一辆属于瑞士公司的货车，上面有24万个本来要运往瑞士的口罩。

作为两个欧洲发达国家，德国和瑞士如今从上到下都为口罩争吵不休。

而之前的画风是：“德国第一桩新冠肺炎诉讼与口罩有关！”一些员工自行戴上口罩，但雇主担心带来紧张和恐慌，导致吓跑顾客，于是下达禁令：如果继续佩戴，我们将把您送回家！

在瑞士，一名女议员因戴口罩而被逐，理由是“扰乱会议秩序”。

如果口罩能开口说话，一定会对心存侥幸者说：全球感染超十万的数字，你以为你离病毒很遥远吗？

如果口罩能开口说话，一定会对重视枪支比重视它的人说：真正的安全感不靠枪支，自心不善，才会觉得别人是坏人。

据《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称，美国民众开始为防止肺炎疫情在全美爆发做准备，不过令人费解的是他们采购的不是医用防护用品，而是大量囤积了包括手枪、步枪和弹药、汽油在内的大量“预备用品”。因为美国人知道，在美国，每当社会遇到紧急状况，发生骚乱基本上是一条定律，只有充足的火力更能保障你的生存。

如果口罩能开口说话，一定会对聪明又善良的人说：你愿意保护自己同时也保护他人吗？

意大利一名议员戴口罩进入议会被嘲讽，他在发言中强调“戴口罩是为大家安全着想”，并情绪激动地建议“如果你们是聪明人，早就应该戴口罩了”。

口罩一定没想到，自己的存在，掀起了一场风波，甚至上升到戴与否，不仅关乎安全，还关乎智商问题。

对于口罩所产生的意义，英国社会学家彼得·贝尔关于SARS的一段话同样适用于今天： “口罩文化促生了一种休戚与共、同担共责的感觉。”

高呼“快把口罩摘了，我们这里是自由的国度的”人们，是不会懂得什么才叫作患难与共，什么叫作社会责任感。

如果民主与自由不是建立在尊重自他生命的基础上，那么这样的民主与自由，在狡猾的病毒面前，终将付出更多生命的代价。

如果口罩能开口说话，一定会哀婉地叹一声：2020年，我太南了。拜托您暂且牺牲小小的“自由”，别再用生命捍卫“自由”！

相信摘掉我，指日可待！

文： 伊西可见 (清欢李李）

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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