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为什么推行汉文化

⑴ 越南有越南的文字、为啥他们的姓名都是用中国汉字

如今越南的中北部自秦朝开始便是其领土的一部分，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集结大军越过南岭山脉，占据了今天广西、广东和福建大片土地，当地的百越族不敌秦国军队臣服于秦朝统治。但秦朝末年，中原起义四起，混乱不堪，南海郡尉赵佗抓住时机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建立南越国。虽然南越国脱离汉王朝统治，但其仍然使用汉字，汉武帝时期，南越国覆灭，百越之地重新回到汉王朝控制下，自此以后，虽偶有独立，但其汉文化基础没有更迭，官府公文、科举考试、民间商贸交易都使用汉文。

如今的越南文字为国语字，是由法国传教士利用拉丁字母改编过来的。在最初，越南国内曾出现过利用汉字融合创造的喃字 ，即由两个汉字组成新的喃字，但并未受到政府的重视。直到17世纪，出现了拼音化文字，其优势就是简单易懂，易于理解，也方便书写。在1945年，越南独立后，越南政府废除了汉字和喃字，使用国语字作为正规的文字。但其姓氏名称仍然使用汉字，算是对古代文化的一种尊敬。

⑵ 为什么越南有那么多的古文化字体和古文化类的建筑

越南古建筑上的“天书”财富，国人一看就明白，当地人却并不知道

越南作为中国的陆上邻国，近年来也是最受国人热爱的一座旅游国之一，比起欧洲发达国家，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消费水平更低，更适宜中国的工薪家庭。其实，说起越南这个国家，与我国的历史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很多国人去越南旅游从当地的古建筑上就看得出来，这些在越南当地人看来的“天书”文字，国人一看就明白，当地人却表示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笔者常在想，如果没有殖民统治，越南现在会不会是中国的一个省份，而越南是不是都说着汉语呢？实际上，汉字在越南存在了1000多年，可能真的与中国无缘，虽然历史的建筑上仍留有汉字的辉煌，但终归人的思想对汉字仍然很陌生。虽然如今很多越南人开始学习汉文化，但大多都是为了生计，招揽生意作为商用。这么一座有着汉文化的国家，你们愿意去越南旅游吗？

⑶ 独立时期汉文化对越南文化有怎样的影响

胡朝皇帝胡季犛曾写过这样四句诗：“欲问安南事，安南风俗，淳，衣冠唐制度，礼乐汉群臣”，形象地反映了中国文化在越南的广泛影响。除了前述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之外，更能反映这种影响的或许还是汉字和文学。

在古代越南吸收儒学为主的古代中国文化的意义上，汉字起了关键性作用。可以说，越南古代的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汉字的广泛、长期的使用而得到继承和发展的。正如越南着名史学家陶维英在其所着《越南古代史》中所说，汉字是“越南的文化宝库”。

越南独立之前，汉字虽已使用了1000多年，但这1000年间越南当地人所撰写并流传于后世的汉文着作，几乎一部都没有。而在独立之后，特别是李朝以后，汉字在越南社会和文化上的作用，却显得更为重要。汉字，不仅是传播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而且成了创造性地发展越南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和重要工具。这显然与李朝之后，儒家学说成为越南封建国家主要的和正统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随着儒家思想的作用和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古代文化在越南的影响与作用也在不断扩大。儒学教育的发展，科举制度的推广，更使得每一个读书人都必须努力学习并掌握汉字汉文。

越南独立时期，其哲学、经学、史学等方面的着作，大部分是用汉文写成的。仅在李朝至陈朝的400多年中，越南学者用汉文撰写的着作就达40多部，其中政法着作有《刑书》、《国朝通礼》、《刑律》、《建中常礼》、《陈朝大典》等；军事着作有《兵家要略》；历史着作有《中兴实录》、《越南世志》、《越史纲目》、《大越史记》等；经学着作和杂记有《四书说约》、《越甸幽灵集》等。黎朝时期，汉文书籍更多。有关史地的着作有《大越史记全书》、《大越通鉴》、《国史实录》、《越史标案》、《安南一统志》等；有关经学的着作有《易经肤说》。《书经演义》、《春秋管见》等；另外还有不少有关刑律、官制。医学等专着。阮朝前期用汉文撰写的重要着作有《大南会典》、《大南实录》、《大南列传》、《大南一统志》、《皇越地舆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历朝宪章》、《明命政要》、《南士英华录》、《一统地舆志》以及《安南志》等。

在中国古代经典着作和文学作品的影响下，越南古代文学特别是文人们用汉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与中国古代文学在思想、意识、风格等许多方面，都有共通之处。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思想和老庄的清静无为、独善其身以及佛教禅学的顿悟、壁观、安心、随缘之说，始终是主宰越南古代文人的几种主要思想。“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等文艺主张也一直是影响文人进行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而抒情精神则是古代越南文人共通的文学意识。

李朝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是用汉文创作的。太祖李公蕴为迁都事颁布《迁都诏》，被视为越南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影响的文学作品。《迁都诏》一开头就引经据典，以商朝自汤王（商的建立者）至盘庚（商代国王）的五迁（盘庚继位时，王室内争激烈，阶级矛盾尖锐，加上天灾频繁，面临严重危机。为了挽救王朝的衰亡，盘庚决定放弃原来的都城，迁都到荒芜的殷。此后270多年，商的都城一直在殷。商朝也被称为殷朝、殷商），周室自始祖至成王（周成王，名姬诵，武王之子，武王死后继位。在位后期，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的三徙（xǐ，迁移），作为自己迁都的根据。诏文的最后一段，称升龙“为万世帝王之上都”，不但把升龙最适宜建都的理由说得明白透彻，而且文字也写得十分漂亮，表明越南汉语文学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如同中国古典文学的那种“整齐的美”、“抑扬的美”。

由于受到中国晚唐至北宋禅宗及禅诗的影响，李朝时期，越南佛教禅宗盛行，活跃于文坛的多是佛门诗僧。他们借诗言禅，以禅入诗，创作了许多禅诗，其形式多为七言绝句或五言绝句。这类诗，常以比喻表现禅宗哲理，多写得清新自然，禅味深隐。

陈朝，在汉语文学发展和兴盛的同时，也出现了字喃文学。越南封建社会文学，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显着特点是文学语言工具的双轨化。这一时期汉语文学的发展与兴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学创作队伍不断扩大，文坛上涌现出了一大批诗人和作家，如陈光启、范伍老、陈光朝、阮忠彦、张汉超、朱安、陈元旦等；二是从文学作品的思想倾向看，初期作品侧重佛禅（这自然与陈初诸帝好佛有关），中期以后，因为儒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儒家文人学士便成为文学创作队伍的主力军；三是从文学作品本身看，形式和体裁更为多样化，除了诗、词、文、赋等体裁外，还出现了小说。

陈朝前期的文学，仍以佛学作品和禅诗为主，禅师法螺、玄光等，是这一时期的着名诗僧。除了诗僧，陈朝诸帝也都善作禅诗，比如陈圣宗，他的诗虽不多，但却清逸而有禅意，所作《宫园春日怀旧》诗云：“门空尘掩径生苔，白昼沉吟少往来。万紫千红空烂漫，春花如许为谁开？”陈仁宗不但善于用诗谈禅，而且还撰有谈禅着作，如《僧伽碎事》、《石室寐语》、《禅林铁匙》、《语录》等。

陈朝中、后期，随着儒学地位的日益提高，儒家学士主宰文坛，文风与诗风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儒朱安着有《樵集》，其诗多为言志之作，诗风淡泊；诗人阮忠彦着有《介轩诗集》，他悼念诗人陈国燧的诗《挽岑楼子》，写得深沉而凝重；文学家张汉超撰有散文《白藤江赋》，被认为是越南文学史上的名篇。赋中，作家发出了“念豪杰之已往，叹踪迹之空留”的感慨。诗人莫挺最为仰慕的是中国东晋诗人陶渊明，曾赋诗盛赞陶渊明的品格。他的中国文学修养极高，所作《玉井莲赋》，语言清丽，形象传神，穷极越南文学之美。

在中国六朝志怪（一种以描写神鬼灵异为主的小说）和唐宋传奇（文言短篇小说，情节大多奇特神异）的影响下，陈朝出现了第一部用汉语创作的、以当地社会为背景的小说《越甸幽灵集》（李济川编着）。小说讲述了自士燮以来越南历史上英雄豪杰、烈士义女的故事，颂其生而为英，死而为灵，故以《越甸幽灵集》名之。

黎朝时期是越南古代文学的成熟期，其显着标志是出现了一批大作家，其作品足以代表越南古代文学所达到的最高成就。这批作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是黎朝初年的阮鹿（zhì）。

阮鹿（公元1380～1442年）不仅是文学家，而且是政治家，曾协助黎利建立后黎朝，因有功被封为冠服侯。在古代越南，阮鹿有“文圣”之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尊他为世界文化名人，并曾于1980年为他举办了纪念活动。黎朝初年的文献，大多出自阮鹿之手（辑为《军中词令集》及《兰山实录》等行世）。他的《平吴大诰》（诰：gào，古代一种告诫性文章），尤为越南人所称道，甚至被誉为“千古雄文”。诸文写得气势磅礴（pángbó），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阮鹿也是杰出的诗人，留有汉文诗集《抑斋诗集》和《抑斋遗集》以及喃字《国音诗集》。他的汉文诗感情深沉饱满，语言清新流畅。晚年，阮麋因不满黎朝的腐败政治，曾一度归隐，其《归隐昆山感作》诗云：“一别家山恰十年，归来松菊半萧然。林裹有约那堪负，尘土低头只自怜。乡里才过如梦到，干戈未息幸身全。何时结屋云峰下，汲涧烹茶枕石眠。”最终，阮麋遭诬陷遇害，有《狱中诗》存世。写得极为沉痛。所着《国音诗集》，收有254首喃字诗，是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喃字诗集。

黎朝前期的皇帝也都善于作诗，其中尤以圣宗黎思诚（公元1442～1497年）成就最大，堪称黎朝第二位有影响的作家。他的汉文诗文集有《明良锦绣》、《琼苑九歌》、《古旧百咏》、《春云诗集》、《文明鼓吹》、《珠玑胜赏诗集》等6种，虽多以歌颂封建王朝盛治、宣扬封建伦理为主要内容，但内中也不乏吟咏风物的佳作，其诗声律严谨、风格清新、状物细腻，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对越南古代文学产生过影响。

黎朝第三位有影响的大作家是阮秉谦，着有《白云诗集》，诗作多达千首，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儒家士大夫的志趣。其诗不事雕琢，明白晓畅，易为人们所接受。郑陈琨（公元1710～1745年）被视为黎朝第四位有影响的大作家，他曾出使中国，尤善作汉文诗。其中以描写妇女命运为主题的长诗《征妇吟曲》，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表现了“天地风尘，红颜薄命，悠悠彼苍兮谁造因？”（开篇第一句）的主题。这首长达477句的乐府诗被视为“越南第一流奇书”。后来，越南学者黄克用把这首诗译成了法文，高春泰又把它译成了英语，使其蜚声于国际文坛。

阮朝前期（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法国侵占越南之前），越南古代文学依然有所发展，儒生文士的作品，仍以汉诗汉文为主，但喃字文学更为成熟。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作家是阮攸（yōu，公元1765～1820年），其汉文造诣很高，在越南有“诗圣”之名，传世作品有《清轩诗集》、《南中杂吟》等。1813年，阮攸曾出使中国，经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抵北京，又经河北、山东、安徽、湖北、湖南、广西回国，历时一年余，写成《北行杂录》131首，歌咏沿途风景名胜，品评中国古代人物，抒发个人情怀感慨，显示了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

也正是在杭州时，阮攸有机会读到青心才人编着、金圣叹批点的长篇小说《金云翘传》（又名《双奇梦》、《双欢心》），深为良家女子王翠翘多年沦落风尘却始终不负金郎的故事所感动。回国后，他以此书为蓝本，写成长达3254行的六八体同名长诗（又名《断肠新声》），通过对王翠翘流落青楼十余年悲惨遭遇的生动叙述，反映了越南封建社会的现实。全诗词藻哀婉，音韵凄绝．在语言运用和人物塑造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这一时期越南的重要作家，还有阮辉似、阮浃、阮公着、阮文超、高伯适等。阮辉似（公元1743~1790年）借鉴中国小说《花笺记》创作了六八体喃字长诗《花笺记》。全诗共1886句，在熟练运用中国典故的同时，又保持了18世纪越南语的精华，也是越南重要的古典名作。阮浃终生隐居不仕，着有《罗山诗集》，诗风质朴，清雅脱俗。阮文超和高伯适以及阮朝宗室的松善王、绥理王均负文名，嗣德皇帝曾赋诗称赞说：“文如超适无前汉，诗到松绥失盛唐”，这虽是过誉之词，但却可见当时四人的文名之盛。

纵观黎朝后期和阮朝前期越南文学三大名作《征妇吟曲》、《宫怨吟曲》和《金云翘传》，可以看到它们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均以妇女命运为主题、通过妇女命运反映社会生活。18世纪末19世纪初，越南还出现了一批颇有才情的女诗人。如段氏点、胡春香、王忻、清关县夫人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女诗人是极具叛逆思想的胡春香，她激烈地抨击多妻制“与人共夫害煞人”，要求维护妇女的地位和权利，以使她们摆脱“苦头吃尽甜头无，无偿为人作奴仆”的地位。她的诗文大多散佚，今仅存《春香诗集》，收诗50首，均是喃字文学中的珍品。

⑷ 郡县时期汉文化如何在越南传播的

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第二年，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引文见《史记·南越列传第五三》），建南越国，定都番禺（Pānyú，今广州）。赵佗在位71年，其南越疆域也不断扩大，遥遥与汉王朝抗衡，俨然（yǎnrán，形容很像）是百越（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越族”的总称，亦作“百粤”、“粤族”）之雄长。他的主要贡献，是开发岭南（包括南越国所造领的交趾、九真二郡在内），并积极传播汉文化。

秦汉时期，随着军事、政治势力的南下，民族迁徙（qiānxī，迁移）日渐频繁，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也不断南传，使包括交趾．九真、日南在内的九郡之地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西汉元始（汉平帝年号）元年（公元1年），汉中人锡光任交趾太守；东汉建武（光武帝年号）五年（公元29年），南阳人任延任九真太守。作为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锡光和任延不光关心人民疾苦，还教人们使用牛耕，栽培水稻，铸造铁制农具；他们同时建学校，教人们以礼义。汉文化的传播，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史籍《后汉书》中有“岭南华风，始于二守”《后汉书·循吏列传》）的记载；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外纪》中亦有“岭南文风始二守焉”之说。

公元187年，苍梧广信人士燮迁任交趾太守。士燮早年曾游学京师，不但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在交趾任职达40年之久，政绩卓着。在汉末烽烟四起的形势下，他竟能够安土守境，“保全一郡”，使那里的百姓免遭战乱之苦。正因如此，交趾也就成了中原人士理想的避难之所。当时，南下交趾寻求避难的知识分子多达百人，其中着名学者就有刘熙、程康、薛综、许靖、许慈、刘巴等。《牟子理惑论》（中国最早的佛教着作之一）的作者牟融，也曾举家南迁。士燮礼贤下士，对这些避难的学者十分尊重，并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使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取得成就。中国史书《三国志》中记载有士燮的事迹，赞扬他“学问优博”、“达予从政”；越南史学家对士燮的评价也很高，尊他为“士王”。越南历代统治者同样推崇士燮，认为正是由于土燮开办学校，才使交趾成了“通诗书，习礼乐”的“文献之邦”，士燮堪称“南交学祖”。

到了唐代，中原与交州地区交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除了海上交通，陆上和内河交通也十分频繁。唐分全国为十道（行政区划名），安南都护府属十道中的岭南道。在一些较为重要的地理学着作，如贾耽（公元730~805年）撰述的《郡国县道四夷述》、《贞元十道录》、《皇华四达记》和樊绰（fán chuò）所着《蛮书》（又名《云南志》、《云南史记》）中，涉及中越交通的地方很多。《蛮书》中所记中越交通路线是：长安一成都一戎州（今宜宾）一拓（zhè）东城（今昆明）一大理一安南。

唐代将军高骈（bián）在率兵驻防西南期间，疏凿了交州至广州的内河河道，使其变为“安流坦途”。内河交通的改善，有力地促进了岭南和安南的交往，密切了安南同内地的联系。正因如此，高骈同士燮一样，赢得了越南人民的尊崇。越南史论家吴时仕这样评价高骈：“高骈在我交南，破南诏以拯一时之生灵；筑罗城以壮万年之都邑，其功伟矣。今国中妇孺犹能言之。前后牧守将帅，皆不能及骈，盖骈之功名为独盛也。”

早在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公元466或472～527年）所撰地理巨着《水经注》中，便已提到了交州的“两熟之稻”和“八蚕之绵”（八蚕，意即养蚕一年取茧八次）。本是荒蛮之地的交趾，经秦、汉、唐长期的开拓与经营，至唐时，已是人丁兴旺、财源丰盈。据史书记载，安南的丝，是唐王朝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

就像养蚕缫丝一样，在造纸术传人之后，交趾人也同样有自己的新创造。他们先是以谷树皮造纸，后来发展到用香树皮造纸。他们制出的蜜香纸，以蜜香树皮做原料，极香，微呈褐色，有纹如鱼子，十分坚韧，水浸不烂。

在中原，颇受人们青睐的物品中，不少出交趾、九真。比如九真的竹疏布（用细嫩簟竹捶浸纺织而成。簟：（diàn）、交趾的蕉葛（用芭蕉的丝织成的葛，亦称交趾葛）和木棉，以及龙眼、荔枝、橘柑等水果。唐诗中有不少写到来自安南的贡品、礼物乃至动物，如珊瑚树、翡翠、珠玑和驯犀等。

伴随着交通的开拓、经济的发展以及汉文化的广泛传播，交趾地区的文化取得了长足进步，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直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汉至晋的几百年间，京语（越南京族所操语言）从汉语中吸取了大量词汇，汉字书面语言在交趾得到广泛应用。到了唐代，已有不少安南人能够熟练地掌握汉语；北上中原的安南士人、僧侣，为数也相当可观。一些着名诗人因为到过安南或与安南僧人有过交往，便把他们的经历与感受写进了自己的诗篇。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纲常（“三纲五常”的简称）名教（以儒家所定的名分和懦家的教训为准则的道德观念）也随之传人交趾，并逐渐在越南古代社会占据了主导地位。汉文化南传，儒家学说是其重要媒介。在汉文化的熏陶下，交趾地区出了不少人才。

东汉光武帝（名刘秀，公元25~57年在位）建武（光武帝年号）五年（公元29年），交州刺史遗使入贡，并请准年遣贡使八名留学。第一批学生李进、李琴、张重等学成后俱获重用：李进任零陵太守；李琴官至司隶校尉；张重为金城太守。

唐承隋制，在安南所推行的文教制度和选拔人才政策与内地完全相同，也是通过科举考试广泛网罗人才。唐武宗（名李炎，公元840~846年在位）会昌（唐武宗年号）五年（公元845年），朝廷明确规定，安南和岭南、桂府、福建等地一样，每年可选送进士和明经（唐代科举制度中的科目之一，与进士科并列，主要考试经义）人仕中央，同时在安南开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朝廷还专设南选使，遴选安南人在当地或入朝做官。今清化省安定县人姜公辅便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姜公辅官至谏议大夫，其人秉性耿直，直言敢谏，为唐代名相之一。公辅本人能诗能文，其作品《白云照春海赋》和《对直言极谏策》均被收人《全唐文》卷四四六中。

东汉末年，避难南迁的学者牟融开始在交趾传扬佛道，成为中国在越南传播佛教的最早代表。牟融原是儒家学者，后来致力于佛教研究，兼研《老子》。他所撰写的佛教着作《牟子理惑论》，运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回答了当时以及当地的人们对佛教提出的种种疑难，为自己的信仰进行辩解。有人批评佛教不合儒家经典，违背孝道．《理惑论》则认为佛教与儒家精神并不相悖（bèi），违反），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如“金”与“玉”一样，并不互相伤害。书中还对当时流行的道教神仙思想作了批驳，并着重宣传了佛教关于“神不灭”思想。《理惑论》用老子“恬淡无为”的思想解释“佛道”，认为佛与老子的志向一样都在于“无为”。该书企把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调和起来，体现了汉末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特点。

牟融之后，交趾佛学大兴。三国时，康僧会（公元？～280年，康居人，世居天竺，因随父经商移居交趾。十余岁时出家为僧。后到吴都建业，吴国国君专为其立塔建寺，称建初寺）等高僧曾在交趾从事佛经译注工作。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交州，笃信佛教的人越来越多，许多僧侣更以通晓汉文为荣。一些西行取经的中国高僧，往返时也常取道交州。隋代，经隋文帝（名杨坚，公元581~604年在位）批准，交州开始修建寺院，共修得寺院20座，容纳僧徒500人。位于越南北方河北省顺成县清康社桑村的法云寺，是越南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佛教寺院之一。

唐代，中原僧侣与交州僧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公元820年，中国高僧无言通禅师（公元？~826年）南下安南（交州），在北宁建寺传法，教人坐禅，影响甚大，被门人奉为无言通派（又名壁观派）初祖，凡传15代，对越南佛教禅宗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越南僧人无碍上人、逢定法师、维监法师等都精于汉语，能诗能文。他们也都曾居留长安，并与王维、贾岛、张籍等文化名人酬唱和答，过从甚密。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唐代僧侣南下交州弘传佛法，或与交州僧侣同赴印度求法取经者为数甚众，盛极一．时。

⑸ 越南人为什么要学习中文

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发展很快，有他们想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认为中国人过的幸福。

⑹ 为什么越南文使用过汉字

历史上，越南中北部地区长期是中国领土，在986年越南正式脱离中国走向独立，后来一直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藩属国，近代时期被法国殖民者殖民，1945年在胡志明的领导下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1976年，越南实现统一。

越南停用的货币

短期来看，废除汉字确实对越南的发展有一定的好处，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承古老的文化也逐渐成为越南大局肩上的重任，但是他们现在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许多古老的典籍都是汉字书写，大街小巷也都残留着汉字的痕迹，而越南的新生一代极少有人能够拼写汉字，意味着越南发掘自身的文化困难重重，不得已陆续开办汉语学堂，在我们看来这番举动着实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

一个国家的独立并不意味着语言就需要彻彻底底的变革，举个例子，美国、澳大利亚也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这两个国家独立以后，仍旧保留着使用英语的习惯，国家和社会依旧在健康发展，可见，越南当时的领导人还是对自己本国古老文化的不自信，一度用狭隘的思维来认为使用中国汉字就会威胁到本国的国家声望和安全，但事实上却为自己埋下了苦果，不能正视自己，反而会失去的更多。

⑺ 越南和中国有什么联系为什么在越南古代他们使用的是汉字，

历史上，越南中北部长期为中国领土，968年正式脱离中国独立建国，之后越南历经多个封建王朝并不断向南扩张，但历朝历代均为中国的藩属国。19世纪中叶后逐渐沦为法国殖民地。1945年八月革命以后，胡志明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1976年改名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1986年开始施行革新开放，2001年越共九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越南共产党是该国唯一合法的执政党。越南也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之一。

⑻ 越南曾为中国属地的，为什么要废汉字强推拉丁文字

清朝以前，中国作为文化输出大国一直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东亚、东南亚范围内的国家。华夏文明作为仅存的四大古文明之一，有着其独特的文化魅力，而面对体系如此完善的华夏文明，其他小国十分羡慕。当他们逐渐了解中华文化之后，纷纷开始效仿，于是儒家文化如同洪流般迅速涌入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国。

近几年来，不少越南学者对汉字的重要性给予肯定，认为学习汉字有助于了解国家历史，研习古代遗产，也有不少人呼吁越南再次学习汉字。虽然出发点很好，但是由于汉字的复杂程度，现在大范围的推广很难实现，面对越南遗留的历史文化，后人也只能望而兴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