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难民在福建哪里

⑴ 是谁提出让中国接收难民

是联合国难民署，希望中国也负担安置一部分难民。

联合国难民署于1980年2月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当时是为了应对大批躲避1978-79年中越战争的越南难民。

大约有30万名印度支那难民（拒信大部分原来就是华裔）现已在中国六大省份定居：广东、广西、福建、海南、江西和云南。他们在中国待了超过30年，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直到2015年11月底，中国已经有795位联合国难民署“关注对象”，其中154位是难民（基本上都来自于索马里、叙利亚和阿富汗）还有641位寻求避难者（大部分来自尼日尔爾利亚、利比亚和乌干达）。以上数据由联合国难民署驻北京办公室代表米歇尔·曼卡·迪·尼桑（MicheleMancaDiNissa）提供。

目前的滞留在中国的难民主要是一些动乱国家原来在中国的留学生，突然之间他们的祖国陷入战乱，他们无法或者不敢回去，只好申请难民滞留中国。

联合国难民署（UNHCR）称大约有800位难民现在暂留中国，等待被安置到其他国家。虽然他们很感激难民署的帮助，但许多人觉得沮丧无助。

难民说：“人们需要明白，没有人想成为难民。我们没有钱或物质需求，我们只求平安。如果人生时刻处在危险之中，而自己又没法保护家人，其他什么都变得不重要了。”

为中国没有接受寻求庇护者，几乎所有中国城市难民都被重新安置到其他国家，包括去美国、加拿大、瑞典、法国和澳大利亚。

从获得难民地位到获得重新安置他国要用两年的时间，虽然程序完成时间大部分是取决于接受国。曼卡·迪·尼桑说道。

在此期间，难民因为其难民身份，没办法工作，所以不得不靠着联合国难民署的微薄补贴生存，最多能得到每月1000元（154美元）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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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交世界杯”形容正在召开的第71届联合国大会毫不夸张：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的国家领导人和高级代表出席，其中中国总理李克强是首次出席，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则将上演“告别秀”；反恐、英国脱欧、土耳其政变等过去一年来国际政坛风云的变幻，这几天都会在联大舞台上集中展现。

而李克强总理在这场外交大舞台上的“首秀”引人关注。有媒体用“在联大这个国际外交大舞台上成功增加了中国在国际上应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来形容李克强在联大的首场活动，即出席由联合国倡议举行的联大解决难移民大规模流动问题高级别会议。

难民危机占据了此次联大议题的核心位置。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193国领袖和代表19日在联合国难民峰会上通过了《关于难民与移民的纽约宣言》，呼吁各国保护难民的人权，促进和增加安置难民得到人道主义援助。

但这一核心议题也是难解之题。美国CNN就将“解决全球最严重的难民危机”列在了出席联大会议的全球领导人，需要面对世界最艰难的“任务”清单上。

而李克强在联合国大会的“首秀”就提出了承诺援助难民的系列“中国主张”。新加坡《联合早报》发现，李克强将难民和移民问题视为一场“拷问人类社会良知”的人道主义危机，并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每一个人的尊严都应得到维护，人道主义精神必须弘扬。”

据德国媒体报道，李克强还表示，中国将积极研究把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的部分资金，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难民和移民工作。

对此，有媒体评论说，在联合国的首场活动，阐述理念、承诺硬招，李克强总理在这个最高的国际场合，展示了中国“软实力”。

⑵ 媒体：中国能不能接收难民

中国能不能接收难民？
面对欧洲难民潮，有中国网友认为，中国应该接收一些难民，为他们提供帮助；也有网友表示反对，认为这将导致未来中国和现在欧洲一样“难民围城”。其实，中国大规模接受难民的历史早已有之，直至今天中国依然在接收来自各国的难民。

谁算“难民”？
国际法上对于“难民”地位的认定，主要依据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中国已经于1982年签署了这两个文件。
据国际难民法权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梁淑英在其一篇名为《非法入境难民的处理原则》中的解释，根据现行国际法，认定一个人是“难民”，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栖身于本国或经常居住国之外，不能或不愿受本国保护和不能或不愿返回经常居住国，并且由于他的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持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有正当理由畏惧迫害。
虽然，上述两项国际公约并没有规定因为战乱而逃离家园的人需被承认为“难民”。不过，国际社会目前通行的做法，已经将在战乱情况下逃离本国的民众认定为“难民”。

二战时，近三万犹太人曾避难上海滩
中国最着名的难民接收，就是二战期间对犹太难民的庇护。
在当时，面对德国法西斯大肆迫害犹太人，欧洲多国却拒收犹太难民。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给许多犹太难民发放了签证。
何凤山1937年被派往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工作，1940年5月离开维也纳。据何凤山的回忆录里记载，一个犹太青年，跑了40多个领馆，没有一个领馆肯给他签证，最后他找到了何凤山。何凤山说我给你发签证，他说我要11张。发签证必须是要本人亲自来的，但是何凤山给他发了11张。
何凤山全力救助犹太人的消息被迅速传开后，中国驻维也纳总领馆门前很快排起了长队。法西斯当局则以中国领事馆租用犹太人房子为由，硬将房子没收了。何凤山便自己出钱租用了一处小房子，继续给犹太人核发“救命签证”。
何凤山到底向多少犹太人发放了签证，至今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从1938年6月到10月，仅以找到的签证号码推算，他就发放了1900多份，而1938年11月纳粹冲锋队制造“水晶之夜”后，何凤山为犹太人发放的签证就更多了。

1937年到1939年8月，是犹太难民涌入上海的高峰期，他们被安排居住在上海虹口区提篮桥一带。但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将犹太难民赶进虹口的难民隔离区，2万多犹太难民和原先就居住在虹口的10万中国人挤在一块不到1平方英里的狭小空间里。
幸运的是，当希特勒把600万犹太人抓进集中营进行骇人听闻的屠杀时，近3万犹太难民却在上海存活下来，并开创了新的生活。

20世纪70年代，内地和香港各接收二十多万越南难民
1949年后，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接收国际难民，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越南船民潮、“排华”潮和中越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奉行的“为每一个来到中国的越南难民提供永久性难民庇护”的承诺，在联合国救助难民史上绝无仅有。据统计，到1978年底，中国共接收越南难民26.5万，其中不少为中国侨民。这些难民、归侨经甄别后被后送到广西、广东、云南、福建、江西5省263个国营农场。
香港处理越南“船民潮”的案例堪称遵循“不推回”和“各国互助分担”国际原则的样板。越南战争结束后，1975年5月，首批越南难民3743人全数获得香港收容，至此，弹丸之地的香港爆发了越南船民潮。香港遵循“不推回”原则，顶住巨大经济、社会压力，收容了超过20万名逃港越南人。最终经联合国难民署协调，根据“互助分摊”原则转移到第三国安置、定居的就多达14万余名，远超过事后遣返原籍的6.7万多名。

直至今天，中国仍在接收难民
中国难民接收工作还有很多是在国际社会的协调下，完成国际义务。
1979年末，苏联侵略阿富汗，大批阿难民南逃巴阿边境被阻，滞留中阿边境，中国开放边境，暂时接收了6万多名阿富汗难民。
1980年至1988年，在联合国难民署争取下，在欧美国家财政支持下，中国作为南亚难民中转国，接收了2万多印度锡克族难民和斯里兰卡泰米尔族难民。这批难民后来绝大部分转往美国、加拿大和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一小部分换发无国籍护照，留在中国，主要集中在北京、广州和昆明三地。
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中国不但向约旦的难民营提供援助，也作为中转国接受了一些伊拉克移民。

2009年，缅甸北掸邦第一特区（俗称果敢特区）自治武装发生内战，近万名（一说数万名）果敢难民涌入中国南伞等口岸，进入中国国境避难，中方确保了难民基本生活保障。
事后中国在得到“确保难民安全”的承诺后进行了遣返说服工作，短时间内将大部分难民遣返回国。
据《看天下》杂志2014年报道，经由联合国难民署批准生活在中国的难民有138人，此外还有410人已提交寻求庇护申请，其中大部分是非洲人，成为难民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和冲突。

“难民”来中国归谁管？
联合国难民署网站上的信息显示，任何非中国国籍的人都可以寻求中国的难民资格，只要带上护照，到联合国难民署北京的办公室登记姓名、国籍、出生日期、成为难民的原因等，就可以得到一张《寻求庇护者证明》，并预约甄别面试的时间。在接受甄别面试前，他们可以合法在中国居留。寻求庇护者证明有效期一般为两个月，如果到期还没轮到他们面试，可以带原件去换一份新的。
甄别面试一般由所在国政府负责。不过中国政府并未接管这项工作，所以还是由联合国难民署负责。《看天下》杂志报道，甄别面试的惯例是一对一，由难民署工作人员主持。面试内容主要围绕“你为什么离开你的国家”。问答都十分具体，一般持续两小时以上，有时需要四个小时甚至更久。难民署工作人员会根据各种情景、细节是否与当地情况相符来判断申请者回答的可信度，鉴定其是否真的符合难民标准。很多申请者会在这一环节“露馅”。
如果第一次甄别面试没通过，申请人有一次申诉机会，可以接受第二次面试，补充回答很多细节问题，证明自己身份。第二次还是没通过的话，难民署将把申请人的资料提交给中国公安机关，中国公安机关会将此人按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处理。
如果通过面试，在中国的居住地由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自行选择，但难民署的工作人员也会给他们一些建议。
除此之外，中国并没有处置国际难民的专门法律。目前中国对难民的日常管理主要依照《出境入境管理法》。2012年6月30日公布的这部法律第一次明确提到了难民：“申请难民地位的外国人，在难民地位甄别期间，可以凭公安机关签发的临时身份证明在中国境内停留；被认定为难民的外国人，可以凭公安机关签发的难民身份证件在中国境内停留居留。”除此之外，并无相关详细规定。
目前，涉及国际难民的具体应对的指导性文件，主要是《国家涉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它属于2003年SARS事件之后制定的《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体系的一部分。

“难民”会不会在中国一直生活下去？
答案是，很难。
联合国难民署对于难民的永久解决方案，通常有三种——自愿遣返：一般是来源地局势好转，可申请由难民署帮助返乡；就地融合：即在申请难民身份的地方定居，成为该国公民；第三国安置：可申请去愿意接收难民、给他们国籍的国家。
由于战乱等原因，对于很多难民来说，回家的时间遥遥无期，而目前中国又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解决难民的身份，最好的出路就是被第三国接收。
联合国难民署并不能决定难民是否被接收，这完全由难民接收国来自行决定，且难民也不能挑选去哪个国家。得到难民资格后，需要多久才能有国家接收，没有人知道。
而在等待的时间里，这些难民也要遵循中国法律对于外国人的管理。难民们都没有在中国工作的权利， 难民在中国期间一般都被视为外国人，没有工作权利，因此他们的食宿完全由联合国难民署帮助解决。他们的医疗保健费用也由联合国难民署支付。
按照《公安派出所外国人住宿登记管理办法》，他们如果要搬家，需要向派出所申请变更住宿登记，民警会检查他们的相关材料，在《外国人住宿登记表》“备注”栏中注明，并上报出入境管理部门。
近几年，难民们在中国享有的权利也有所增加。2012年底，难民署中国办事处得到消息，中国外交部与公安部、教育部、民政部共同签订了协议，难民儿童从此可在中国上公立学校。
中国并不是难民热衷的目的地，但最近几年申请难民资格的人数不断增加。难民署中国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在接受《看天下》杂志采访时说：“以前只要直接来登记，就可以拿到寻求庇护者证明，然后确定甄别面试时间。现在因为来申请的人太多，流程增加了一项，必须通过电子邮件或上门提前预约，由工作人员安排登记日期。”
由此看来，中国的难民问题已开始浮现，如何解决难民的后续问题和应对未来可能存在的难民风险，中国应当尽快地以国际法为基础，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难民法。

⑶ 世所都知道的越南难民是怎么回事

越南船民问题：

香港越南船民问题是一个困扰了香港政府达25年的问题，
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间，大量越南船民涌入香港，为经济、治安等问题带来了沉重负担，至2000年问题才宣告结束。
越战于1961年爆发，至1975年结束，南越被北越打败，北越统一越南。不少人对共产政权感到恐惧，纷纷离乡别井，四处逃亡。首批进入香港的难民为数3,743人，他们于5月4日随丹麦货轮“基娜马士基”号抵港，全数获得收容，随后几年均有难民抵港。1979年，香港宣布成为“第一收容港”，同时，越共政府正在越南多个城市进行残酷的种族清洗活动，大量越南难民一批批蜂拥而至，1979年一年内有超过68,700人抵港。至1980年已超过10万人。初期到港的越南人多数在香港逗留一段时间后，被西方国家以难民身份收容。
1987年，不少逃到中国的越南难民因误信香港非法入境者可获特赦的传言而进入香港，而西方国家亦逐渐减少收容到香港的越南人。
香港政府遂于1988年6月16日起实施甄别政策，把政治难民分为“难民”，经济移民等非难民则分为“船民”，凡是因经济问题而进入香港的越南船民，他们会被视作非法入境，不能被转送到第三国，并将被遣返越南，甄别政策于1994年10月完成。此政策透过香港电台以越南话播放，去试图阻止大量越南人进入香港，该段广播成为广为香港人熟悉的“北漏洞拉”广播。
到1990年代，香港政府开始对越南船民作出有秩序遣返行动，包括自愿遣返，而政府事先也与越南方面作出协议，保证他们回国后不会受到政权迫害。不过，自愿遣返的越南船民甚少，最终还是实施强逼遣返。
随着越南形势改变，香港于1998年1月9日取消“第一收容港”政策，至2000年，政府向仍然滞留在香港的船民给予居留权及签发身份证，让他们融入香港社会。由1975年至1999年，总共有超过143,700名越南难民抵港，另67,000船民被遣返。 由于香港邻近多个国家要求香港成为“第一收容港”，把照顾难民起居的责任推给香港，使政府的负担加重，因此至今，联合国仍欠下香港10多亿港元的巨债。

到2000年2月，困扰香港四分之一世纪的越南难民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根据港府今日推出的“扩大本地收容计划”，一千四百名滞留香港的越南难民及船民获发香港身份证，从此正式融入本地社会。

港府将在六周内接受有关人士的居留申请，约三个月内发出所有身份证，而最后一个难民羁留中心将于五月底关闭。
参考资料：http://.zh.infofx.net/

⑷ 对越自卫反击战，越南难民去了哪里

越南1975年统一南方以后，并没有转入恢复国内经济的日常发展，而是走上了穷兵黩武的道路。越南打败了法国、美国，自信心爆棚，不得不说，当时的越南在东南亚地区确实拥有一定的实力。

越战时期，苏联和中国对越南进行了大量的援助，加上缴获美国大量的先进武器，越南统一南方时军队数量就已经超过了100万，统一后这个数字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截止1978年年底，越南入侵柬埔寨之前，越南的军队数量已经接近120万。
越南的军事力量是强大了不少，可是越南老百姓呢？国定安邦时期，可是越南当局弃百姓于不顾，开始大肆在东南亚扩张，1979年，越南在中越边境肆意挑衅和无端侵扰，我国被迫进行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中国和越南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加上邻国的关系，两国人民曾经有着深厚的友谊，尤其是边境地区人民风俗习惯和传统都很相近，更不愿意看到刀兵相见，但这一切是黎笋集团一手造成的。

当时，越南爆发了一场持续二十年的难民潮，有大约300万人出逃，他们往往是偷渡出海，可是海上会有强盗出没，这些难民的死亡率高达50%，最终只有150万人活着逃到其他地区。
在出逃的越南难民中，约26万难民逃到了中国大陆，他们被收入到了云南省。
这批难民受到了相对较好的待遇，当地政府拨了相当一笔经费用来安置他们，与其他国家接收难民不同的是，来到中国难民们没有被安置在难民营里，而是被安置在云南的农场里面，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更好的融入当地的生活，而且让他们自愿加入中国国籍。

当时中国政府承诺“无条件接收”和“永久性庇护”，这在世界都是首例。难民们经历了这次动荡之后彻底被中国的友好所感化，很多人选择加入中国户籍，拿到了中国的身份证。
留在中国的难民们，正常享受中国的福利，孩子上学也是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减轻了家庭负担。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强大，让这批有幸成为中国籍的昔日越南人，成为了中国人。

中国给了他们安全感，他们很开心，还教育孩子一定要爱国，如今他们肯定是“赖”在中国不肯走了，有的家庭还要求女儿一定要嫁给中国人。

⑸ 难民曾在哪里住过

新华网上海8月16日电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这座远东大都市曾是约3万犹太难民的避风港，他们得到中国人的帮助，或驻留上海、或中转他乡，最终躲过欧洲纳粹的迫害，这是上海创造的生命奇迹。专家经过多年研究发现，几乎就在中国百姓帮助犹太难民的同时，上海南市老城内由法国神父饶家驹等慈善人士倡导的“安全区”，也保护了约30万中国难民。近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中外学者提出，上海见证了二战时期难民救援的多种国际合作模式，这些历史印迹应当获得更好保护，建议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名录。“30万”和“3万”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后，大量中国难民涌向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随着日军侵袭不断、生灵涂炭，在上海这个中西交融的城市各方救援力量活跃，红十字会、慈善团体云集赈济，中共地下党组织也积极开展难民救助工作。1937年11月，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法国神父饶家驹带头斡旋下，一个旨在保障中国难民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秩序的“安全区”在与租界毗邻的上海南市老城北部建立起来，这个地方被称为“饶家驹安全区”或“南市难民区”。中国改革开放后不久，青年历史学者潘光听父亲潘大成（曾用名：潘达）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抗战经历。潘达是当年饶家驹的助手之一，亲历了安全区的组建，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出生于1911年的潘达是越南归国华侨，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上世纪30年代，他在震旦大学读书时认识了来校授课的饶家驹。后来，潘达应聘为哈瓦斯社（法新社前身）以及《大晚报》的记者，活跃在法租界。淞沪会战爆发后，潘达受中共党组织派遣，从事难民救济方面的工作，具体负责联系的正是包括饶家驹在内的国际红十字会人士。他协助饶家驹在安全区开展救济工作，后来受饶家驹委托接管了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的工作。如今，中外学者根据潘大成等人早前的回忆，对这个安全区的概貌重新还原。这个区域约占上海南市老城的三分之一面积，呈半月形。1937年11月至1940年6月间，在法国、英国、美国、瑞士、挪威等国国际人士帮助下，安全区设立临时行政机构、警察局、学校、医院、手工工场等，难民的餐食定时发放，并自食其力开展一些劳动，区域内的正常生活秩序得以维持。亲历安全区内生活的王晓梅回忆说：“难民区里，睡的是地铺，吃的是救济粥，喝水基本不成问题，后来还有了临时的小医院、小学校。”“饶家驹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没有阻止过我父亲等中共地下工作者在难民聚居地开展工作，包括向新四军秘密输送新生力量、安置部分获释党员等。”潘光说，父亲是这个安全区使30万中国难民获得救济的直接见证者，也是救济工作国际合作的推动者之一。生于1947年的潘光是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他多年来主要研究的是二战期间上海的另一部分难民——犹太难民，一直推动相关统计数据不断走向精确。潘光介绍说，最新研究表明，1933年至1941年上海为约3万犹太难民提供了避难及中转，使之免被欧洲纳粹杀戮。“3万和30万，两个数字都很重要，其中包括了我自己的学术研究，更包括了父辈们的亲身经历。”他说，二战期间，中国人坚决反对法西斯的侵略和暴行，为3万犹太难民创造了“生命奇迹”。同时，中国人也不会忘记，是各国友好人士倾力帮助，才使上海南市的30万中国难民躲过侵华日军暴行。中美研究的“巧合”2001年，当美国学者阮玛霞的着作《最后的容身之港：上海的侨民社团》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时，她不曾想到，从当时对上海犹太难民的研究，会牵出对中国难民开展深度研究的新项目。“起初我们就是在一起研究犹太人问题，饶家驹的名字在一些史料中反复出现，这也引发了阮玛霞的兴趣。”潘光说。2004年，在一次上海之行中，原本主要研究犹太难民的阮玛霞和潘光碰面，同时还有研究慰安妇问题的历史学者苏智良。他们几乎是不谋而合，有关饶家驹研究的“中美合作”开始了。阮玛霞在中国专家的帮助下，深入上海社区，挖掘与饶家驹相关的亲历者口述实录。2008年，阮玛霞的新书《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在美问世。可以说，她通过前后两部着述，向西方社会揭开了一座东方城市在二战期间两大难民群体得以幸存的传奇故事。阮玛霞在美国找到了当年饶家驹面见罗斯福总统，为中国难民争取救济的系列史料。她在研究中还发现，“饶家驹安全区”的概念对二战后制定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即日内瓦第四公约，产生了积极影响。在针对公约中有关“中立区”概念“一般背景”的注释中，专门提到了“饶家驹安全区”在上海设立的案例，以体现在战争中弘扬红十字精神，为平民提供避难所的具体做法。“这是历史的一个动人侧面，能让人们认识到中国抗战的世界性。”苏智良也强烈感受到中美学者研究的“巧合”将释放正能量。他认为，犹太难民聚居区和“饶家驹安全区”这两种战时救济的国际合作模式，应当让世人知晓。“申遗”的远见2014年夏，苏智良团队奔波在上海南市老城中踩点，这里是二战时期“安全区”的旧址，从饶家驹的公地——方浜中路上的“北区救火会”原址，到阜春街上的南市残老院旧址，历史印迹往往隐没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苏智良提出，与上海虹口复建犹太人聚居区的地标白马咖啡馆同样重要，南市老城内的建筑遗存也应得到更好保护。他呼吁，推动上海犹太难民聚居区和位于南市的“饶家驹安全区”联合申报加入世界遗产。这一呼吁，在近日上海社科院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上得到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专家的响应。外国学者认为，两个难民区的案例很好地体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坚强品格、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光芒。今年早些时候，上海市虹口区已宣布启动虹口提篮桥犹太难民历史街区“申遗”的相关论证，其中“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名单、数据库、音视频、口述实录等资料已整理完成，计划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加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潘光表示，尽管“南市难民区”（即饶家驹安全区）的历史遗存整理和保护相对晚于犹太难民聚居区，但两个难民区联合“申遗”是完全可行的。随着有关史料整理的日趋完备，未来若能确立一个统一的研究平台，则申请记忆遗产的可能性较大。“‘申遗’的过程本身也将大大提高二战时期难民救济国际合作模式的知晓度，其所保护的历史记忆不仅是中国人的，也是世界很多国家的共同记忆。”苏智良说。（执笔：记者许晓青、王琳琳；参与采写：周文其、金正、郭敬丹）

⑹ 中国现在哪里居住有越南的难民呢

广西云南一带有大量的越南人定居 但是不能称为难民

⑺ 越南难民营在中国的那里

据有关统计，到1978年底为止，中国一共接受了 26。5万名越南难民到中国避难，其中不少为中国侨民。由于中国允许这些难民在中国永久避难，所以他们在庇护中心短暂休整后，就被中国南方的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和江西等省份的263个国营农场接收了。

⑻ 越南难民在中国有多少

现在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的提高，不仅是因为我们国家逐渐变得强大起来，而是因为我们国家能够行使一个大国的责任，之前我们国家就已经容纳了很多来自越南的难民，而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自身还处于非常困难的关头，但是却从来都不会吝啬向其他人伸出援手。

在他们心中，已经适应了中国人的生活，并且他们就觉得自己就是中国人。我们的中国是伟大的，对待外国的人也是那么的善良，我为能生在中国而感觉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