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红色高棉是什么
红色高棉即赤柬（高棉语：Khmaey Krahom，法语：Khmer Rouge），1950年成立时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分支名为柬埔寨共产党，1970年后改名为柬埔寨民主党(Part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后成为柬埔寨的执政党。1998年投降政府。“红色高棉”是西哈努克对柬左派势力的称呼，后由于有了自己的武装柬埔寨革命军，在起义胜利以后，它就成了柬共的代名词。在内部柬共被称作“安卡”，也就是柬语“组织”的意思。在他们统治下曾发生针对本国同胞的大屠杀，他们不择手段，包括诉诸暴力、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该党1951年成立时前身为印度支那共产党柬埔寨支部，1966年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1981年12月8日宣布解散。该党是一共产主义组织，但奉行极左政策。该党于1975年至1979年间成为柬埔寨的执政党，建立民主柬埔寨政权。在红色高棉三年零八个月的管治期间，估计有40万至300万人死于饥荒、劳役、疾病或迫害等非正常原因，是20世纪最为血腥暴力的人为大灾难之一。据柬埔寨历史资料收集中心报告，他们在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的协助下，在全柬170个县中的81个县进行了勘察，在9138个坑葬点，发掘出近150万个骷髅。法国学者吉恩·拉古特发明一词自我屠杀来形容红色高棉。在红色高棉管治时期（1975年-1979年），该党的主要领导人如下：1.波尔布特 （Pol Pot，原名桑洛沙（Saloth Sar），1928年5月19日－1998年4月15日）-头号人物，柬埔寨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76年至1979年间出任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2.农谢 （Nuon Chea，1926年7月7日－）-二号人物，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书记、民主柬埔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3.英沙里 （Ieng Sary，1925年10月24日－）-三号人物，民主柬埔寨副总理兼外交部长。4.塔莫 （Ta Mok，1926年－2006年7月21日）-四号人物，波尔布特死后红色高棉最后的领导人，西南区书记。5.乔森潘 （Khieu Samphan，1931年6月27日－）-五号人物，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后接替波尔布特出任总理。6.宋先 （Son Sen，1930年6月12日－1997年6月10日）- 国防部长。1997年因试图与柬埔寨政府展开和平谈判，其与妻子云雅遭波尔布特以“金边政体的间谍”为由杀害，终年67岁。7.符宁（Hu Nim，1930年或1932年－1977年）- 新闻部长，1977年在S-21集中营被处决。8.胡荣（Hou Yuon，1930年－1975年?) - 合作社部长，死因说法多种。9.云雅特（Yun Yat ？－1997年6月10日）- 宋先的妻子，1977年接替符宁出任新闻部长。10.柯袍（Ke Pauk，1934年－2002年2月15日）-13号人物，中部地区（之前为北部）书记。11.英蒂迪 （Ieng Thirith，1932年－）- 英沙里的妻子，波尔布特的妹妹，民主柬埔寨社会事务部长。12.康克由 （Kang Kek Iew，1942年11月17日－）- S-21集中营监狱长、琼邑克灭绝中心负责人。红色高棉的意识形态集结了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等思想，属于共产党分支中的极端派别。他们奉行的是“最纯洁”的共产主义，要消灭一切资产阶级和私有制。红色高棉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很相似，理论基础和中国基本一致，但实际操作上比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更激进。红色高棉直接消灭城市、取消货币、取消正常的夫妻关系，一切受政府配给控制，实行最纯粹的“共产主义”。红色高棉的崛起具有戏剧性，它是随着老一代亲越革命党人的失势而逐步兴起的。1949年秋天，有一位农家出身青年，获得柬埔寨政府的奖学金，正前往法国巴黎留学，他名叫沙洛特绍，他另一个化名叫波尔布特，但这个名字很少有人知道，包括他的家人，此名在1975年以后才公开。沙洛特绍在1947年第一次全国大选时，因为民主党助选有功，被民主党政府选中出国留学，与他同行的还有20个柬埔寨青年。沙洛特绍在巴黎与柬埔寨进步学生建立了联系，参加了“高棉学生联合会”。该组织有不同派系，沙洛特绍参加左派，他反对法国殖民统治和柬埔寨的君主制，探索解放柬埔寨，特别是国内的农民。这个左派组织主要是沙洛特绍和英萨利，他们俩和其他一些左派参加了法国共产党。1950年，沙洛特绍、英萨利等十余人建立了“柬埔寨马克思主义小组”，英萨利任书记，沙洛特绍为三人委员之一。他们主要学习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着作。高棉学生联合会的一些激进活动引起法国当局关注，在压力下，该组织解散了。1953年沙洛特绍回到柬埔寨，参加伊沙拉联合阵线，在总部工作，他奉命去从事发动群众工作，建立乡一级伊沙拉委员会。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结束后，沙洛特绍属于留下继续进行地下活动的革命者之一，他被秘密派到金边。党组织不健全，只有“高棉人民革命党党临时中央委员会”，越南指定绍兴任书记，杜斯木负责城市工作，沙洛特绍在他手下工作。1956年.英萨利回到柬埔寨，以教师职业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沙洛特绍和英萨利将身边的留法青年组织成一个集团，后来，他们被称为“巴黎帮”。他 们不重视、甚至蔑视参加过越南控制下的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高棉老战士，认为他们是缺乏理论知识的“乡巴佬”;而高棉老战士认为“巴黎帮”无视柬埔寨的国内条 件，只会抄袭马列主义词句。他们之间的分歧还远不止这些，高棉老战士认为主要革命对象是美帝国主义;“巴黎帮”则认为是封建主义。在革命策略上，老战士主 张联合越南和西哈努克，反对美国势力染指印度支那;“巴黎帮”则主张切断与越南联系，独立进行反封建革命。正当“巴黎帮”形成一股新兴政治势力时，乔森潘、胡荣、符宁在巴黎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他们也成为“巴黎帮”。但他们在政治上比较温和，倾向于 老战士的政治见解。他们的温和立场引起西哈努克的注意，他欣赏他们的才能，一度起用他们，乔森潘任商务部长、胡荣任经济计划部长、符宁若国务部长，他们几个人从未与“巴黎帮”中断过联系。1963年学生运动高涨时，他们被解职。他们与西哈努克的合作继续到1967年，这一年，柬埔寨发生了“三洛暴动”，政 府镇压农民，他们对西哈努克失去信心，进入丛林，加入沙洛特绍早已控制的高棉劳动党武装力量。1955年，柬埔寨大选，西哈努克的“人民社会同盟”获得全胜，夺取国民议会全部议席，人民革命党的一些高级干部悲观失望，党的主要领导人绍兴叛变 革命，造成大批党组织的瓦解。《柬共历史》写道：“1955-1959年期间农村地区的党委损失了90%的干部和党员…”，这似乎证明了青年左派对老一代 高棉革命者的蔑视是有道理的。同时，“巴黎帮”向全党显示了这个左派组织革命的坚定性，该集团在党内的影响迅速扩大。到1960年，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激进派再也不能容忍党的软弱无力了。这时，中央领导只有杜斯木和索两个人，年轻人要想问鼎党的最高领导权。在这种形势下，高棉人民革命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金边火车站一座破房子里召开了，21名代表参加，选举了8名中央委员，并决定改名柬埔寨劳动党。这次会议是老战士派和青年激进派的一次较量，结果老战士派略占上风，两派各有3个中委(山玉明等几人在越南)，但书记、副书记仍是老战士。1962年7月，中央书记杜斯木被暗杀，引发第二次较量。1963年2月，柬埔寨劳动党又一次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青年激进派占了绝对优势，波尔布特当选为书记，英萨利进入常委，因他们是连襟的亲戚关系，使权力的核心更加牢固。会议决定，党独立领导柬埔寨革命，开展农村武装斗争，这更意味着老战士派彻底失利了。
2. 红色高棉是什么
红色高棉意为柬埔寨共产党，由波尔布特组建。
1960年9月30日，在金边火车站的一间破旧房屋里，柬埔寨劳动党宣告成立。在新建的组
织里，一批五十年代留法归来者如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乔森潘等进入中央领导层。
1962年柬共总书记杜斯木神秘失踪，波尔布特继任。从此，“留法派”成为柬埔寨革命的领
导核心。六十年代初的柬埔寨，是绝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存在。1963年5月，波尔布特、宋成、英
萨利等被迫逃入磅湛丛林，在农村进行革命宣传。
1967年4月，马德望三洛地区农民爆发反征税暴动。已正式改名的柬埔寨共产党，他们觉得
开展武装斗争的时机已成熟，于是建立起自己的武装——柬埔寨革命军，并在各地发动起义。柬革命
军在政府军围剿下东躲西藏，疲于应付。然而，美国对柬埔寨的干涉为红色高棉带来了崛起的意外机遇。
正在忙于越南战争的美国对西哈努克政府的中立偏左政策深为不满，1969年3月起派飞机轰
炸成为北越“庇护所”的柬埔寨领土。民族矛盾上升为柬国内主要矛盾。柬共转而扛起抗美救国的旗
3. 红色高棉时期的历史背景
红色高棉是柬埔寨极左派势力。历史背景极为复杂，涉及到柬埔寨的王室，越南70年代的侵略等等。
4. 红色高棉是什么
红色高棉即赤柬（高棉语：Khmaey Krahom，法语：Khmer Rouge），1950年成立时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分支名为柬埔寨共产党，1970年后改名为柬埔寨民主党(Part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该党是一共产主义组织，但奉行极左政策。于1975年至1979年间，打下金边，成为柬埔寨的执政党，建立“民主柬埔寨”政权。
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提出了“超大跃进”的四年计划。超大跃进造成了一场灾难，几乎与此同时，红色高棉内部又发动了一次大清洗运动。柬埔寨估计可能有200万人死于饥荒、劳役、疾病或迫害等各种原因，占当时柬国人口五分之一，是20世纪中最血腥暴力的人为大灾难之一。1977年12月，越南扶持了原红色高棉的一个师长韩桑林建立了傀儡政权，并在边界上发生重大武装冲突.1978年12月24日，越南12万军队打进了柬埔寨，79年1月7日攻克金边，把红色高棉重新赶进了丛林之中。历史在柬埔寨划了个圈。翌日成立韩桑林（Heng Samrin）政权，即"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民柬执政时代结束。1981年民柬国民军整编军队，在西北和西南山区建立根据地。1981年12月柬共宣布自动解散。1982年6月，民柬、西哈努克和宋双三方决定成立民柬联合政府。到八十年代末，红色高棉是抗越力量三方中最大的派别，也是仅次于金边当局的柬第二大政治军事势力。1989年9月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91年10月23日，柬冲突四方在巴黎签署《巴黎和平协定》。柬内部各派别实现和解，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大选，组成新政府。1994年7月7日，柬议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1996年8月红色高棉二号人物英萨利率领两个师投诚。到1997年5月，红色高棉已丧失了近80％的作战部队，大势已去。1997年6月民柬国民军总司令宋成密谋投诚，波尔布特得知后派人枪杀宋成夫妇及其8个子女。波尔布特1998年4月去世后，剩下的红色高棉领导人陆续走出丛林。该年成了红色高棉的投诚年和终结年。
5. 中越战争的暴发是否与越军击溃疯狂的杀人机器红高棉政权有关
中越战争的正式名字是对越自卫反击战.
战争起因于红色高棉政权无关
主要原因是70年代末中美关系升温,中苏关系恶化,越南一方面受苏联指使,一方面不满中国与曾经发动越南战役的美国建交,于是频频袭扰中越边境,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拆毁界碑,并在国内实行反华政策,迫害华人华侨.于是作为回应,我国于1979年2月17日,以9个军的兵力,从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对越南6个省11个县发起进攻.
6. 上世纪的70年代后期红色高棉怎么会和越南交恶的
越南加入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当时虽然越共和红色高棉曾经有过合作，但是当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尔布特掌权而建立民柬后双方关系开始恶化。柬要求越南“归还
7. 谁能详细地介绍一下红色高棉。
十年前，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权被十万越南大军和自己倒戈的军队推翻。此后，有关这个政权血腥历史的材料逐步公诸于世，主要见之于柬埔寨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来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但是有关红色高棉的历史记载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因为红色高棉制订和推行政策时的隐秘性，执政时国家的对外封闭状态，以及其寿命过于短暂，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档案。然而，这种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难正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点：它如同一场飓风，肆虐过后除了留下一片废墟以外，没有任何清楚的踪迹可寻。
但是过程和细节的有待填补或充实，并不妨碍我们对这场革命的后果作出基本的判断：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所谓民族屠杀，是以1975-78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虽然至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40万到有所夸大的300万。一般认为，100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然而对于一个当时人口在700万到800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100万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JeanLacouture）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auto genocide）。种族屠杀是指在柬埔寨的2万越南裔全部死亡，43万华裔死了21.5万，1万老挝裔死了4,000，2万泰裔死了8,000，25万伊斯兰教徒（Cham）死了9万，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必须强调的是，有关红色高棉大屠杀的调查最初是由西方新闻媒体和西方学者的工作所建立的，而现今有关这个题目的出版物也多来自于西方。不但如此，西方国家还力主由国际法庭来审判红色高棉。如果有人认为这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例如冷战思维、后殖民心态或国际霸权）的偏见的话，那么笔者希望这种观点不至于发展到对大屠杀这个基本事实也表示怀疑的程度。
事实上，对红色高棉的评价，在西方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声音，例如美国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早在1976年就出过一本由康乃尔大学两位学者撰写的《柬埔寨——饥饿与革命》（Cambodia：Starvation and Revolution），认为西方媒体故意把红色高棉的政策宣传得毫无理性可言（主要指合作化、撤空城市和大规模集体劳动，当时大屠杀还没有被披露出来），而在他们看来这些是柬埔寨独特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编辑、左派理论家斯维奇（Paul Sweezy）在书介中说，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显示了人类能够克服最艰巨的困难，但首先必须忍受烈火般的煎熬，从中锤炼出所需要的人类原材料和领导力量”。此外，在大屠杀的材料逐步披露后，以反体制立场着称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表示他怀疑其真实性，因为这些材料的提供者都是反红色高棉的难民。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随着国际上对红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否定看法而事过境迁，值得讨论的倒是美国1973年对柬埔寨的大轰炸所造成的后果。美国那年在印度支那和越南签订停火协定以后，转而把轰炸的重点转到柬埔寨，企图用轰炸在金边周围制造一个安全区，在五个月的转炸中造成有些美国学者自己估计为3万到25万人的伤亡。这场轰炸的后果一是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有上百万）为躲避轰炸而逃进城市，加速了柬埔寨农村的崩溃，为红色高棉在农村实行集体化创造了条件；二是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问题：究竟在现在所说的被红色高棉屠杀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应该算在美国的帐上。但一般而言，即使是柬埔寨人自己也不认为1973年死于美国轰炸的人口能和红色高棉四年统治时期的死亡人数相提并论。
一、构成大屠杀的因素
柬埔寨在1975-79这四年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杀戮，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第一，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1975年4月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在三天至一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由于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于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迫迁移的人和各类异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迁移过程中的有计划的屠杀。
第二，政治清算和镇压。这是针对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他们此时名义上还属于民族联合阵线）。处决的模式一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棍殴打至死或是直接枪决。
第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幸存的从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第四，内部清洗。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就以肃清亲越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份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有五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审讯中心，代号S21，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这个中心一共处决了两万人。
二、超过列宁和毛泽东：红色高棉的目标
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然而，这条道路并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理论准备，而是在短短两年中匆忙形成的。从红色高棉领导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乔森潘（Khieu Samphan）和英萨利（Ieng Sary）在法国留学时的巴黎文献和波尔布特（Pol Pot）50年代最早发表的《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的文章，直到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前1970和1971年党内两次整风学习的材料中，我们都看不出有任何为夺权后系统而血腥的社会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只重复实践由中国和越南□□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
1973年5月开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区开始了集体化运动，这是明显超越了当时所谓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质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规模上实行农村人口迁移，强制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区去加入合作化，为强制迁移甚至放火烧毁原来的村庄；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农村劳动；实行统一服装制度，一概穿黑色农民装；以及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1973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转折点。柬共领导层抛弃了渐进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线，以在它控制下的农村开始实行的直接过渡为起点，制订了一个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暴力彻底改造社会的纲领。然而和俄、中、越这些国家的□□党相比，柬共在上台以前不但没有一个较长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更没有一个较充分的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的理论分析、讨论甚至争论的过程，在由于美国撤离印度支那而迅速到来的掌权时机面前，整个党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经验远远没有达到那些大党在夺权时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柬埔寨的案例体现了一个极其粗糙的理论和一场国家规模的实验之间的鸿沟，红色高棉是一个匆促建立的体制，“匆促到了根本无暇去了解和关心柬埔寨社会的地步，一切先于这个体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须被摧毁或是至少必须被彻底改造的”。
然而历史的讽刺是，正是这样一个最缺乏掌权准备的党却提出了一个要一举超过所有其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纲领，正如柬共第二号人物英萨利1977年所说：“高棉革命实验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我们正在做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适用于我们。”当1975年9月份一些在国外学习的柬埔寨知识份子回国时，看到的口号是“组织胜过了列宁，超过了毛泽东”。负责接待他们的高级干部对他们介绍说，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他说：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但是后来停下来了，而我们每天在搞□□。他特别提到中国还在用钱，私人还可以养家禽，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国在柬埔寨的专家被认为是变“修”了，因为他们不但有工资，而且把钱省下来回国时在海关上买电器或缝纫机带回家。有一次中国专家问柬埔寨人一个新修的水坝花了多少钱，柬埔寨人半不满半骄傲地说：“这是人民修的，我国不用钱。”尤其是中国人（越南人也是如此）还各家分别吃饭，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实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据这些对比，柬埔寨干部认为：“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可以认为柬共是汲取了国际共运中所谓“右”的教训，企图把当时最左的中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柬埔寨从一开始掌权就立即全面彻底地解决，不但“跳过过渡阶段立即进入□□□□”，而且是进入□□主义，以此为泰国、印尼和缅甸等国革命建立一个不同于中、越的模式（红色高棉当时认为东南亚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柬埔寨将成为新的中心）。这就是所谓“柬埔寨特色”。这是一个在革命胜利的第一天就彻底重构社会的模式，其开始付诸实行是1975年4月17日（即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当天）在各个城市进行的大迁移。当时，红色高棉对城市居民和难民宣布的理由：一是美国可能的轰炸，二是城市粮食的短缺。这一直是红色高棉官方的解释。直到1977年9月波尔布特才承认撤空城市是为了“安全原因”，即摧毁那些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基地。这项决定是在进城两个月以前就作出了，但却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这种保密使得一项涉及到两百万人的大迁移事先毫无物质准备，几十万人的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1975年5月20日（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金边召开了红色高棉全体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第一次向全体干部公布了中央进城后的各方面政策。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件（至少至今为止没有发现），现在了解的内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后来和红色高棉决裂者如韩桑林（Heng Samrin，前红色高棉将领，后投奔越南并成为1979年建立的新政权领导人）等人的记忆拼凑起来的，其要点是：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等等。有的出席者还说废除学校和医院也在其中。韩桑林的回忆部分和这些内容相合，并且补充了废除货币是与废除市场和私人财产同时进行的；另外，他还说把人划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下详）也是在这次会上宣布的。值得重视的是农谢（Nuon Chea，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讲话中强调了“严密甄别”的原则，根据与会者的解释，这就是说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对者和不满者清除掉，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
三、以大屠杀为代价的社会重构
红色高棉社会重构的基础首先是从肉体上消灭一部分政治敌对份子，把他们清除出社会。根据波尔布特1977年9月27日广播的（当时他本人在中国访问）宣布柬埔寨革命是“□□□□”的重要讲话，总人口中有2%是“反革命份子”，这个数字约14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社会上政治敌对份子镇压的高潮已经过去，但仍然有这么大比例的敌对份子有待镇压，可以想象从1975年4月到1978年底越军进入金边为止，以“反革命份子”为罪名被处决的人口之庞大。
除了把“反革命份子”从总人口中清除出去，红色高棉独一无二的政策是公开把柬埔寨人口划分成享有不同权利的两部分。在掌握政权后，它把原来生活在红色高棉控制下的乡村农民称为“旧人”或“根据地人”，意为他们已经参加了革命，那些由城里遣散下乡的称为“新人”或“4月17日人”，意为在红色高棉进城后被接收的人。这两者原则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给，前者还负责对后者的改造和监督。
除了根据城市和乡村来划分人口外，另一个分类是把人口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意为权利不完整者）。后来又从这两个类型中进一步分出亚类型。“一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过去没有人为朗诺政权工作只有为革命服务的；“二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既有参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诺政权那里的；此外还有“三级完全权利者”，其具体界限不太清楚。而“候选者”也划为两等，第一类是有亲友为朗诺政权服务，但多数是一般人，有些间接为革命服务过；第二类是完全没有亲友为革命做过事的。
通过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这种人为组合和划分，红色高棉实际上是恢复了南亚社会的种姓制度。“公民”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成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等级，同时通过把各种异己份子或仅仅是没有积极地参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的范畴，使得随意迫害和剥夺他们的生命权有了“合法”的理由，他们的大量丧生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虽然总的来说，红色高棉主要是利用这些“贱民”来从事艰苦劳动，但同时也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再教育”，而这种再教育在方式上也像整个柬埔寨革命一样，具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点。一些幸存的“4月17日人”回忆说，在每周两次由红色高棉人员或“根据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会上，总是重复这样一些问题：“你和革命一致了吗？你还在想念你的个人财产吗？你劳动时是真的感到愉快还是只好去干？你还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吗？”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据地人”和“完全权利者”也仅仅是在纸面上享有比前者完整的权利，加上他们可以对前者实行群众专政，至于在红色高棉面前他们照样是没有任何“完整权利”可言的。例如实行集体化以后，他们没有离开原来村庄的自由，所有财产都被剥夺，私藏粮食查出后要被处死刑。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他们集体食堂的饭锅里也和他们专政对象的一样，都只有糠皮。
经济上，红色高棉的目的不但是废除商业和其他在正常社会形态下的各种经济和服务行业，而且是要建立一个以大米生产为全部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靠大米出口来建设国家。波尔布特强调一个“快”字，他说：“我们和他们（他指的是其他□□□□国家）不同，我们比他们更快。”掌权以后，红色高棉先是提出了每公顷产三吨大米的指标，而过去柬埔寨平均每公顷只有一吨。后来在1976年8月正式宣布了“四年计划”，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力的杠杆，如一个干部所说：“当一个民族被政治觉悟唤醒时，它能做到一切。我们的工程师办不到的，人民能办到。”他后一句话指的是知识份子受到物质和技术条件的束缚，反而不如普通人有魄力。波尔布特就曾经自问自答道：“我们能达到这个指标吗？答案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证据就是我们的政治运动。”
当时，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乡的经济考虑，也就是他们可以被用来当作无偿农业劳动力使用。柬埔寨西北地区是主要产粮区，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100万被遣送到这里的“4月17日人”来承担。在两年艰苦的开荒和修筑水渠的劳动中，大量人口因过度劳动、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亡。当劳动力大量减员的消息上报到金边时，领导层往往迁怒于“阶级敌人”捣乱，于是又展开在监工的红色高棉内部的清洗和对被怀疑的“4月17日人”的处决。同时，由中央制订的指标成了政治任务，完成不了就要向地方干部问罪，这就迫使红色高棉基层干部把“4月17日人”和农民驱使到极限。以彻底改造国家经济结构为目的的“每公顷三吨”和“四年计划”就这样成为了大屠杀的又一个组成部分。
历史证明，在社会上实行恐怖专政的政权，或迟或早也会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这种专政。因为当有组织的恐怖成为惯性和构成体制的要素时，它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有组织的目标，而社会和个人的原子化便使得唯一有组织的统治集团自身成了这种专政的对象。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成为红色高棉新建立的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一环之日，也就是定期清洗成为其党内秩序的一部分之时。波尔布特的理论是搜寻和消灭“细菌”。1976年12月，当S21的审讯档案越积越高时他召开了一次“学习会议”，说：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它究竟在那里。病源必须要暴露出来才能被检查。因为人民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热量还不够……我们在党内搜寻细菌的工作还没有成果。他们埋得很深。然而，当我们的□□□□革命前进时，他们渗入党、军队和人民的每个角落。我们会找出这些丑恶的细菌……但如果我们有片刻的耽搁，这些细菌就会造成真正的危害。……根据我们十年来的观察，很清楚，敌人根本没有消失，因为他们不断地进入党内。但他又保证说，这些“细菌”最终都会被揭露出来，因为“党有着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
红色高棉内部清洗的特点是其涉及面广泛到了以某个地区的全部政权组织、军队甚至总人口为对象的程度。在前述1978年对东部地区的清洗中，中央提出的口号是这个地区的干部、军人和平民是“高棉人的身体，越南人的心”。结果在六个月中处决了10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70-1/80。这种大规模的处决已经不是为了解决党内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要把整个一块地区通过消灭很大一部分原有人口而达到政治上的纯洁。
四、红色高棉在二十世纪革命史上的地位
笔者认为，能否理解红色高棉四年多的执政史是对于人类理性的挑战。这并非说这里有甚么值得反复探讨的学术难点，而是从根本上说，人类理性有没有认识和解释这个空前荒谬和空前血腥现象的能力，它是否超出了人类理性认识自身历史的极限。我们有一个种族主义理论来对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提供基本解释，但我们有甚么理论能满意地解释一个政权在短短四年中关起国门，发明出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用最原始的暴力手段来灭绝自己民族几分之一的人口呢？这里只是想提出这个问题供有心的读者进一步思考，笔者自己同样深感困惑。或许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共同努力，而历史学只能起到一个收集材料，为这个体制的演变提供基本线索的作用。因此我想在提出这个形而上的问题之后再回到形而下的范畴，从二十世纪革命史的角度探讨一下红色高棉的地位。或许这个角度能为上述问题再提供一点间接的线索。
西方学界对红色高棉到底是一场甚么性质的革命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说它是“一场彻底的农民革命”，是农民起义者对城市的报复，其暴力行为并不来自于波尔布特和乔森潘的思想，而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农民主义压倒□□主义的结果。而且即使是柬共领导人自己也是充满农民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但很有影响的《波尔布特体制》（The Pol Pot Regime）一书的作者柯能（Ben Kiernan）根据他所作的五百个采访资料认为，即使是农民也不能在这个体制下生存，红色高棉的农村政策是以牺牲小农为代价的，它摧毁了柬埔寨农民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三个要素：家庭、土地和宗教，把他们直接束缚在国家权力之下，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契约奴农业国”（Indentured Agrarian State）。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自己的观点。现任首相、原红色高棉高级干部洪森的《柬埔寨130年》今年4月刚刚出版了中文版（在新加坡和柬埔寨发行）。根据4月5日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的专题报导，洪森认为“中国□□的思想根源是毛泽东思想，波尔布特的思想根源于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实践，但也证明是失败的”。在洪森访问北韩以后，他对红色高棉路线的产生根源有新补充，认为波尔布特思想中超过毛主义的东西源于北朝鲜。
笔者认为红色高棉无疑属于二十世纪□□主义革命这条线索，但却是这个革命的极端时期——俄国革命到1930年代末为止，中国革命到1970年代末为止，和古巴革命到1960年代末为止——的继承。本来这三次革命的社会重构就有一个加速度的趋势，一个比一个早，一个比一个快，一个比一个激进。而红色高棉则是它们的缩微版和强化版。其证据是：红色高棉在两三年里就把上述要在最短十年、最长三十年的时间里走完的重构社会的革命历史过程一蹴而就。例如：它几乎没有土地改革，直接进入了集体化，而在苏联和中国，集体化是夺权多年后才实行的；它开始实行“四年计划”也比这三个国家早得多；在这三个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和清洗是夺权政权十多年后才有的，而红色高棉则几乎是一进城就展开了。
然而，这种时间上的大大缩短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红色高棉政策的极端性。说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赎买等等这些具有“过渡时期”特征政策在民柬是基本看不到的，唯一的手段就是“组织”的指令和AK47冲锋枪。很多研究者指出，在其他□□□□国家成为贯彻政府号召的主要手段的动员大会或者群众游行等等，在柬埔寨也很罕见，红色高棉甚至觉得这些都是累赘了。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三个革命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虽然从观念到形态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结构还在，家庭没有被废除。而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作为重构社会的起点，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实行了，夺取政权后在全国推广，合作社和各种强制劳动组织成为了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一个家庭的成员按照性别和年龄被分进不同的组织，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开。男子32岁、女子25岁以下不准结婚。废除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得最彻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坐在一起吃饭，而是消灭社会生活的私人空间。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进餐看成最能体现柬埔寨革命创造性的成就，其干部这样说：甚至中国都还保留着这个“□□□□的结构”。在高度集权方面，红色高棉不但毫不逊色，而且也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家族政治（clan politics）。柬共两个最高级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是连襟，他们从巴黎留学时期就结成了政治同盟。革命的“亲戚关系”使得高级领导人的家庭成员遍布各级领导职位，最有代表性的是被一些中国大陆媒体称为最“善战”、“威严”、受下级“敬畏”的红色高棉西南大区领导人独腿塔莫（Ta Mok）。此人不但因血腥清洗东部地区而有“屠夫”之称，而且把自己家庭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安排进自己控制的西南区（个别的进入金边地区）党政军要职，包括他的两个姻亲（地方区一级党组织领导人），四个儿子（从工厂党的书记到军队师一级指挥官），五个女婿（从地方省一级的书记到金边唯一的波成东机场司令），五个女儿中一个是Tram Kak区的书记（这是红色高棉的样板区，其书记原来由这个女儿的丈夫担任），另一个也是某个医院的院长。正是这种家庭权力网使得塔莫得到另一个绰号：“塔莫大爷”。
红色高棉在让社会其他成员废除家庭的同时，却把自己家庭的功能发挥到了和政权结构相等的程度，这不仅仅是出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是在红色高棉用如此血腥的手段建立起来的体制中，血缘关系成了唯一能信任的关系。“屠夫”塔莫是红色高棉坚持到最后的将领（1999年4月落网），这是因为他屠戮太多，无法回归社会，但他能坚持到最后或许也说明了其家族权力网的有效性。
有意思的是，1978年秋，在红色高棉政权只剩下两三个月的寿命时，党内讨论过实行“改革”，其措施是从教育开始。部分小学重新开放（有材料说“4月17日人”的子女仍然没有权利入学），几百名西方留学回国的知识份子在或杀或关之后此刻剩下了十五人，他们接到命令去办一所技术学院，招收三百名10-16岁的学生。此外甚至还考虑过恢复使用钱。红色高棉以为历史还会给他们一次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机会，让他们再创造一次奇迹，在四年内从民族灾难走到“改革开放”。但他们错了。柬埔寨社会被他们摧毁到了已经无法在他们手中重建的地步，柬埔寨人民宁愿接受一个由越南人扶植起来的、起码可以让他们家庭团聚的政权。红色高棉曾经自认为承担了在一场世界范围内不断加速的革命中最后冲刺的任务，结果却是一头栽进了以上百万同胞的白骨为陪葬的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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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红色高棉是被谁推翻的
色高棉即赤柬（高棉语：Khmaey Krahom，法语：Khmer Rouge），1950年成立时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分支名为柬埔寨共产党，1970年后改名为柬埔寨民主党(Part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后成为柬埔寨的执政党。1998年投降政府。“红色高棉”是西哈努克对柬左派势力的称呼，后由于有了自己的武装柬埔寨革命军，在起义胜利以后，它就成了柬共的代名词。在内部柬共被称作“安卡”，也就是柬语“组织”的意思。
灭亡：
1978年12月25日，越南10万“志愿军”兵分七路入侵柬埔寨。1979年1月7日越军占领了柬首都金边。翌日越南拼凑成立韩桑林傀儡政权，即“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民柬执政时代结束。仅仅两周时间，民柬就兵败如山倒，政权不保。除兵不如人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普通百姓希望早日结束民柬的恐怖统治，并不响应政府发出的抗敌号召。红色高棉被迫退到柬西部和北部山区，开始了漫长艰苦的丛林游击战。
1989年9月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91年10月23日，柬冲突四方在巴黎签署《巴黎和平协定》。柬将实现民族和解，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大选。但作为柬国内重要政治派别的红色高棉却拒绝与联合国合作，抵制大选，白白葬送了合法回归柬政坛的历史性机遇。红色高棉失去国内盟友和国际支持，陷入全面孤立。在政府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红色高棉内部思想混乱，官兵厌战思乡，开始逃离。对此，强硬派领导人始终没有制定切合实际的对策。波尔布特对外迷恋军事斗争的魔力，对内他坚持抗美时期的做法，反对自由经济和私有财产，强化他的绝对领导，清除不同意见者，结果激起内变。1996年8月红色高棉二号人物英萨利率领两个师投降政府军，到1997年5月，红色高棉已丧失了近80％的作战部队，大势已去。
1997年6月民柬国民军总司令宋成密谋投诚，波尔布特得知后派人枪杀宋成夫妇及其8个子女。红色高棉官兵忍无可忍，第一次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一号大哥”。波尔布特仓皇逃命，但为部下抓获，随后被公审判处终身监禁。红色高棉希望通过此举改善形象，寻找出路，但因波尔布特是红色高棉的灵魂和象征，对他的审判显然更使民柬群众士气涣散。
9. 红色高棉是被谁推翻的
1、1978年5月，大清洗激发了反波尔布特的起义。起义被镇压后，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领导者是红色高棉曾任师长、省委书记的高层领导人韩桑林。
2、1978年11月3日，苏联和越南签订《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支持越南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扩张。同年12月25日，越南人民军向柬埔寨发动进攻。
3、1979年1月7日，越南人民军攻占金边。这一系列军事行动，被称为柬越战争。
4、纵使不少柬埔寨人对越南的统治感到恐惧，但越军仍在不少投诚的红色高棉人士的引领下，成功瓦解红色高棉政权，而投诚者也成为后红色高棉时代的政府核心。越军占领柬埔寨后，建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10. 越南为什么打红色高棉
红色高棉是一个恐怖组织，当恐怖组织掌握国家时，人民就悲剧了。越南军队干涉对于柬埔寨人来说，真的是救星。如果没有越共进攻红高，柬埔寨将彻底变成魔鬼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