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如何传播到越南

㈠ 儒学在东亚的传播

儒学在东亚的传播

儒学是春秋时代孔子创建的伦理道德学说，战国时代经孟子的继承和发展而形成系统的儒家思想体系。儒学“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崇尚“礼乐”、“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由于儒学重视传统伦常关系，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秩序，所以备受历代统治阶级的尊崇。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儒学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但是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需要，一些儒学家往往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儒家学说来，从而形成各种儒学流派。如在汉代，有以董仲舒和刘歆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以及谶纬之学；在魏晋，有王弼、何晏以老、庄思想解释儒经的玄学；在唐代，有韩愈为排佛而捍卫儒家正统的“道统”说；到了宋明时代，出现了兼取佛、道思想的程朱派和陆王派的理学，并且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清代又出现了汉学和宋学之争，以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直到“五四”运动前后，儒家思想才逐渐丧失了传统的支配地位。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着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①

李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李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李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李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分文、武两科。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①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祀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

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

藤原惺窝于1590年着《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着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1599年着《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着名朱子学家。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儒学在越南文化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汉末年，越南人士燮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15世纪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㈡ 越南被称为小中华，我们的儒家思想怎样的影响着这个国家

其实越南和中国的关系就要从古代的时候说起了，因为在春秋战国的时期，当时的越南和中国的南部，都是生活着很多的部落。而当时中国的很多诸侯国是一边在斗争，一边在扩张土地，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候，因为当时和匈奴之间有交战，所以当时的秦军就向南出兵南征，而当时南征的方向刚好就经过的就是今天的越南，最后，秦始皇的军队打败了越南的土着，所以当时的越南地区就成为了秦朝的属地范围。

其实直到现在，在越南也是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偏向于中国才会看见了寺庙，特别是越南的庙会中供奉的神仙，其实有一半是中国的神仙而另一半就是他们越南人的英雄人物。因为中国的文化给了越南人很大的希望，所以在越南人的心中他们是很敬佩中国的伟大人物，而且他们也希望中国的神仙能够像保佑中国人民一样庇佑他们。因为文化的类似程度比较高，所以越南才被称为小中华。

㈢ 中国的儒学是如何在古代影响其他国家的

儒学传播到东南亚国家的南洋地区，是近几个世纪的事情。影响较大的是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其途径仍然是庙学文化。这主要是由于华人大量移居南洋后，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了当地。儒学随着华人学校教育而得以传播。于是孔庙在当地也就应运而生。东南亚单独建立的孔庙是很少的，一般都是在华文学校中，设立祭祀孔子的殿堂或者牌位，供学校祭祀用。这种文化现象不妨就称其为“庙学文化”建筑。印度尼西亚于1729年就建立了明成书院，这种书院虽以教书育人为主，但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中国庙学合一的性质。

㈣ 孔孟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能远播海外，以伟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仁道、和谐、中庸之道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广大的儒教文化圈，这充分说明了孔子思想不仅对中华文明，而且对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孔子早已是属于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孔子，孔子的思想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孔子、孟子对我们周边国家的影响
儒学早在汉唐时期便超出中国范围，向东南亚和东北亚国辐射，形成"儒教文化圈"。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孔子创立的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而且是东亚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文明精神，在世界思想史和世界文明史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许多学者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不靠武力，远播海外，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了广大的儒学文化圈，覆盖的人口超过全人类的四分之一。
孔子文化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传到欧洲，造成很大震动。中国的文官制度经欧洲人改造，成为西方的文官制度；孔子、儒家思想还启发了欧洲启蒙思想家，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法国霍尔巴赫主张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狄德罗认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艺术、智慧、政治、哲学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伏尔泰认为儒家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将"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写入法国最早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莱布尼兹主张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相互结合、沟通；沃尔夫主张以儒家伦理来补充基督教的不及，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所用的精神辩证法与中国儒家经典《大学》的辩证法相吻合；费尔巴哈汲取孔子"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强调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并试图把这种道德推广到家庭、集团、社会、民族和国家中去。

东亚经济腾飞与儒学文化

日、韩等东亚各国几十年来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和对这些国家社会和文化影响极深的儒学文化不能说没有关系，就此，海内外学者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日本学者田久孝翁谈到日本能成为经济大国时，认为其中一条主要原因即日本经济是贯彻和平经济学思想，而和平经济学的出发点则应归之于经世济民的思想，经世济民正是儒学思想的成分。他满怀激情地倡议儒教文化圈的确立。李#平（中国社科院）分析了儒学文化为基础的"东亚意识"与东亚"金融危机"的关系：东亚地区曾出现过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是实实在在的，做为东亚奇迹的文化基础是"东亚意识"，而形成东亚地区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东亚经济长期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产业结构问题、泡沫经济问题、银行系统问题等。这场危机已基本过去了，而克服这场危机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充分调动东亚社会内部的因素，而"东亚意识"是其积极因素之一。
汤恩佳认为，日本经济的成就和社会形态是利用儒学思想的最佳成果。儒学对日本社会和文化具有深刻影响，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代，突出王阳明的儒学精神、孔子思想，后来与现代化相结合，实践出今天国强民富、社会安定的日本。

"和"则兴，"同"则衰。黎红雷（中山大学）指出，东亚地区在"后现代化"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和则多力"优势，实行"举国一致"体制，动员全民族全社会力量，创造出像日本那样的"政企联合体"和"企业命运共同体"的协作模式，形成了建设现代化的"合力"。在短短二三十年里赶上了欧美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但实践中未把握好"和谐"与"同一"的分寸。偏爱追求和谐，为和而求同趋同，甚至去和而取同，出现了像韩国那样的"官商合一"之僵硬体制，结果窒息了社会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陷入"同则不继"局面，带来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恶果。这也可以是一个前车之鉴。

孔子属于全世界

孔子有“圣人”之称，他被评为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前百名。孟子有“亚圣”之称，顾名思义就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和开拓者。他们所以受世人敬仰千年不光是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成为2千年中国的正统思想，还因为古代的中国的强大张力把儒家思想向外辐射。在东亚形成了一个“龙文化圈”，包括朝鲜，韩国，日本，越南，马来半岛。。。而随着现代中国的崛起，亚洲经济的发展，儒家思想也开始受到西方的关注。

㈤ 中国文化如何影响了越南文化

在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区域里，越南最有代表性。它于939年建立了独立王朝。从10世纪到13世纪，王室交替频繁，历经4个朝代，其中最后的一个朝代李王朝（1009—1225），曾将佛教定为国教，崇尚儒学。直至20世纪初，越南文学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正宗。官方还规定汉字为全国通用文字。1226年建立的陈朝，于13世纪开始推广和运用自创的民族文字——字喃，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汉文文学独占文坛的局面，而且为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具有重大意义。

汉语文学在越南文坛上一直占重要地位，字喃文学登场后，它并没有因此衰亡，仍继续向前发展，说明汉语文学对整个越南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可看出中国文化对这一区域影响甚为深远。

㈥ 郡县时期汉文化如何在越南传播的

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第二年，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引文见《史记·南越列传第五三》），建南越国，定都番禺（Pānyú，今广州）。赵佗在位71年，其南越疆域也不断扩大，遥遥与汉王朝抗衡，俨然（yǎnrán，形容很像）是百越（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越族”的总称，亦作“百粤”、“粤族”）之雄长。他的主要贡献，是开发岭南（包括南越国所造领的交趾、九真二郡在内），并积极传播汉文化。

秦汉时期，随着军事、政治势力的南下，民族迁徙（qiānxī，迁移）日渐频繁，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也不断南传，使包括交趾．九真、日南在内的九郡之地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西汉元始（汉平帝年号）元年（公元1年），汉中人锡光任交趾太守；东汉建武（光武帝年号）五年（公元29年），南阳人任延任九真太守。作为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锡光和任延不光关心人民疾苦，还教人们使用牛耕，栽培水稻，铸造铁制农具；他们同时建学校，教人们以礼义。汉文化的传播，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史籍《后汉书》中有“岭南华风，始于二守”《后汉书·循吏列传》）的记载；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外纪》中亦有“岭南文风始二守焉”之说。

公元187年，苍梧广信人士燮迁任交趾太守。士燮早年曾游学京师，不但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在交趾任职达40年之久，政绩卓着。在汉末烽烟四起的形势下，他竟能够安土守境，“保全一郡”，使那里的百姓免遭战乱之苦。正因如此，交趾也就成了中原人士理想的避难之所。当时，南下交趾寻求避难的知识分子多达百人，其中着名学者就有刘熙、程康、薛综、许靖、许慈、刘巴等。《牟子理惑论》（中国最早的佛教着作之一）的作者牟融，也曾举家南迁。士燮礼贤下士，对这些避难的学者十分尊重，并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使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取得成就。中国史书《三国志》中记载有士燮的事迹，赞扬他“学问优博”、“达予从政”；越南史学家对士燮的评价也很高，尊他为“士王”。越南历代统治者同样推崇士燮，认为正是由于土燮开办学校，才使交趾成了“通诗书，习礼乐”的“文献之邦”，士燮堪称“南交学祖”。

到了唐代，中原与交州地区交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除了海上交通，陆上和内河交通也十分频繁。唐分全国为十道（行政区划名），安南都护府属十道中的岭南道。在一些较为重要的地理学着作，如贾耽（公元730~805年）撰述的《郡国县道四夷述》、《贞元十道录》、《皇华四达记》和樊绰（fán chuò）所着《蛮书》（又名《云南志》、《云南史记》）中，涉及中越交通的地方很多。《蛮书》中所记中越交通路线是：长安一成都一戎州（今宜宾）一拓（zhè）东城（今昆明）一大理一安南。

唐代将军高骈（bián）在率兵驻防西南期间，疏凿了交州至广州的内河河道，使其变为“安流坦途”。内河交通的改善，有力地促进了岭南和安南的交往，密切了安南同内地的联系。正因如此，高骈同士燮一样，赢得了越南人民的尊崇。越南史论家吴时仕这样评价高骈：“高骈在我交南，破南诏以拯一时之生灵；筑罗城以壮万年之都邑，其功伟矣。今国中妇孺犹能言之。前后牧守将帅，皆不能及骈，盖骈之功名为独盛也。”

早在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公元466或472～527年）所撰地理巨着《水经注》中，便已提到了交州的“两熟之稻”和“八蚕之绵”（八蚕，意即养蚕一年取茧八次）。本是荒蛮之地的交趾，经秦、汉、唐长期的开拓与经营，至唐时，已是人丁兴旺、财源丰盈。据史书记载，安南的丝，是唐王朝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

就像养蚕缫丝一样，在造纸术传人之后，交趾人也同样有自己的新创造。他们先是以谷树皮造纸，后来发展到用香树皮造纸。他们制出的蜜香纸，以蜜香树皮做原料，极香，微呈褐色，有纹如鱼子，十分坚韧，水浸不烂。

在中原，颇受人们青睐的物品中，不少出交趾、九真。比如九真的竹疏布（用细嫩簟竹捶浸纺织而成。簟：（diàn）、交趾的蕉葛（用芭蕉的丝织成的葛，亦称交趾葛）和木棉，以及龙眼、荔枝、橘柑等水果。唐诗中有不少写到来自安南的贡品、礼物乃至动物，如珊瑚树、翡翠、珠玑和驯犀等。

伴随着交通的开拓、经济的发展以及汉文化的广泛传播，交趾地区的文化取得了长足进步，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直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汉至晋的几百年间，京语（越南京族所操语言）从汉语中吸取了大量词汇，汉字书面语言在交趾得到广泛应用。到了唐代，已有不少安南人能够熟练地掌握汉语；北上中原的安南士人、僧侣，为数也相当可观。一些着名诗人因为到过安南或与安南僧人有过交往，便把他们的经历与感受写进了自己的诗篇。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纲常（“三纲五常”的简称）名教（以儒家所定的名分和懦家的教训为准则的道德观念）也随之传人交趾，并逐渐在越南古代社会占据了主导地位。汉文化南传，儒家学说是其重要媒介。在汉文化的熏陶下，交趾地区出了不少人才。

东汉光武帝（名刘秀，公元25~57年在位）建武（光武帝年号）五年（公元29年），交州刺史遗使入贡，并请准年遣贡使八名留学。第一批学生李进、李琴、张重等学成后俱获重用：李进任零陵太守；李琴官至司隶校尉；张重为金城太守。

唐承隋制，在安南所推行的文教制度和选拔人才政策与内地完全相同，也是通过科举考试广泛网罗人才。唐武宗（名李炎，公元840~846年在位）会昌（唐武宗年号）五年（公元845年），朝廷明确规定，安南和岭南、桂府、福建等地一样，每年可选送进士和明经（唐代科举制度中的科目之一，与进士科并列，主要考试经义）人仕中央，同时在安南开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朝廷还专设南选使，遴选安南人在当地或入朝做官。今清化省安定县人姜公辅便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姜公辅官至谏议大夫，其人秉性耿直，直言敢谏，为唐代名相之一。公辅本人能诗能文，其作品《白云照春海赋》和《对直言极谏策》均被收人《全唐文》卷四四六中。

东汉末年，避难南迁的学者牟融开始在交趾传扬佛道，成为中国在越南传播佛教的最早代表。牟融原是儒家学者，后来致力于佛教研究，兼研《老子》。他所撰写的佛教着作《牟子理惑论》，运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回答了当时以及当地的人们对佛教提出的种种疑难，为自己的信仰进行辩解。有人批评佛教不合儒家经典，违背孝道．《理惑论》则认为佛教与儒家精神并不相悖（bèi），违反），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如“金”与“玉”一样，并不互相伤害。书中还对当时流行的道教神仙思想作了批驳，并着重宣传了佛教关于“神不灭”思想。《理惑论》用老子“恬淡无为”的思想解释“佛道”，认为佛与老子的志向一样都在于“无为”。该书企把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调和起来，体现了汉末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特点。

牟融之后，交趾佛学大兴。三国时，康僧会（公元？～280年，康居人，世居天竺，因随父经商移居交趾。十余岁时出家为僧。后到吴都建业，吴国国君专为其立塔建寺，称建初寺）等高僧曾在交趾从事佛经译注工作。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交州，笃信佛教的人越来越多，许多僧侣更以通晓汉文为荣。一些西行取经的中国高僧，往返时也常取道交州。隋代，经隋文帝（名杨坚，公元581~604年在位）批准，交州开始修建寺院，共修得寺院20座，容纳僧徒500人。位于越南北方河北省顺成县清康社桑村的法云寺，是越南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佛教寺院之一。

唐代，中原僧侣与交州僧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公元820年，中国高僧无言通禅师（公元？~826年）南下安南（交州），在北宁建寺传法，教人坐禅，影响甚大，被门人奉为无言通派（又名壁观派）初祖，凡传15代，对越南佛教禅宗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越南僧人无碍上人、逢定法师、维监法师等都精于汉语，能诗能文。他们也都曾居留长安，并与王维、贾岛、张籍等文化名人酬唱和答，过从甚密。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唐代僧侣南下交州弘传佛法，或与交州僧侣同赴印度求法取经者为数甚众，盛极一．时。

㈦ 汉朝时期孔子的思想都传到了哪里

从汉代开始孔子庙走出国门，传播范围主要是在朝鲜半岛和越南。朝鲜半岛在小林兽王二年(372年)六月“立太学，教子弟”，仿照中国设立庙学合一的最高学府太学，1398年汉城建立孔庙(成均馆)，在新罗圣德王十六年(717年)，将孔子和弟子像置于太学，孔子思想随之传入朝鲜半岛，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据统计，朝鲜半岛历史上有362个礼制性孔庙。朝鲜孔子庙少数建造在城内，多数建造在城外山坡上。越南学校孔子庙一般建造在城内，有的也建造在城外。据越南《大越史记全书》卷3记载，李朝神武二年(1070年)在国都“修文庙，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像，画七十二贤像，四时享祀”，建造了独立后第一所孔子庙。1076年，李朝皇帝在河内建国子监、建文庙，祭孔。孔子庙输入后，很快推广到全国各地，据统计，越南历史上孔子庙达160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