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农村怎样脱贫致富
农村可以靠开淘宝店、经营好人脉,认识更多的朋友、考取公务员等方式去脱贫致富。
1、农村人开淘宝店。越来越多的农村人种菜,都从网络上开始销售,销售的越多,越能得到更多网民的支持,时间久了可以赚取更多的财富,足不出户,赚取更高的利润。
(1)越南农村怎么脱贫扩展阅读:
农村脱贫致富的技巧:
1、吃透扶贫手册,落实相关政策。
扶贫手册人手一本,里面记录了贫困户应该享受的国家政策。与扶贫对象家庭具体条件相互对应。比如有孩子在上学,没有得到助学补助。这一点在中小学阶段一般不会出现,上大学的时候往往被遗忘,那么就要帮助申请。也许这一个举措,就帮了不小的忙。
2、紧扣吃饱穿暖有房住。
这是对贫困人口的最低保障。看看帮扶对象家中的居住情况,如果房屋确属危房或者根本就没有住房。就申请危房改造资金,情况属实的话,资金很快就能下来。这就为帮扶对象解决了一个大事。
㈡ 越南行(1) 农舍和农田
越南国土形状狭长,像一条长长的扁担,两头挑着两个聚宝盆,北盆是下龙湾三角洲,南盆是湄公河三角洲。东南对着南海,四季海风,慢揉亲吻,温馨惬意无限!2013年10月,我曾游览了湄公河三角洲,因为当时要去柬埔寨,所以北部未能成行,如今,我又如愿以偿,来到北越,弥补了数年的遗憾!
1、农舍和农田
2018年9月7日夜晚11点,我们从深圳机场乘机,飞越三个多小时,便到达越南海防市。第二天上午清晨,乘 旅游 大巴去北方首都河内,行程100多千米。我习惯从车窗观赏异国风景,那沿途千万农舍,没有平房,更看不到一座毛草房,都是一座座靓丽的二、三层的楼房。白墙红瓦,在艳阳高照下,光彩四射。绿树浓荫里,鸡犬之声可闻。摩托车、电动车、骄车在蜿蜒村路中飞奔鸣叫,祥和氛围,令人振奋神往!大家知道,中国农村楼房四四方方,肥胖,那是在显示富贵。越南农村楼房左右窄,前后长,连大城市农民楼房也是如此。据说,他们是节约用地,惜土如金。若有人建房违规,把房屋做宽了,就要交高额的税款,所以,建筑法规大刀,把农村千家万户的楼房都裁成小巧玲珑的直立的蚌壳形,虽然体形高瘦,但也挺拔秀丽,与世界其他国家农舍比,倒是独树一帜,极富民族个性。
别具特色的农舍外,是一马平川的农田,田里主要是种水稲,此外还种棉花、黄麻、甘蔗、花生、大豆、烟叶等经济作物。越
南一年四季里,南方种三季水稻,北方种两季。我们乘坐的车子起步时,稲禾翠绿,碧浪滚滚。车子逐步前进,广袤无垠的稲田,由翠绿慢慢变成浅黄、深黄,最后变成金黄,金波荡漾。沿途稻禾,色彩有异,这都是种稻时间不同所致!这100多千米,尚有青、蓝、黄、红的景色层次变化,从南边的胡志明市到北方河内是1800多千米,那景色变化就更大了哦!越南虽是小国,却是一个多姿多彩的美女呀!越南日照充足,土壤温润,其大米营养价值,可与泰国大米媲美。它由原先世界粮食进口大国,近几年一跃成为世界粮食出口第二大国,仅次于泰国,对一个小国而言,这是巨变!这里田边地角,都种上庄稼,寸土无荒。在我看来,越南农村,与西欧、北欧诸国发达的农村比,也不逊色。
忆江南.越南农村
画楼翘,
树笼现还无。
夕稻泛波红似火,
小桥流水漫平湖。
处处露娇妩。
2、西湖莲花自助餐厅。
该厅坐落于名闻遐迩的西湖旁,是越南最大的自助餐系统。莲花餐厅提供自助餐服务包括越南北、中、南部的特色菜肴,还有亚洲和欧洲国家的各种名菜,据说一共有150多种。莲花自助餐的吸引力,既表现在其 美食 ,又体现在这餐厅的带有越南浓厚文化特色的环境。
厅门口,有座玲珑别致的花园。荷塘画舟,恋人撑伞摇橹。池岸,彩色长廊环抱,游人穿梭。在参天古树下,几头神牛频频叫吼。可笑赤脚“乘鹤的仙人”,向客人讨钱不停手。
我们步入大堂,四周白壁,嵌有名画。红漆桌几,摆着蓝花瓷瓶和玩器,墙根朱漆木凳木椅,坐着一些各国游人,闲聊。
转弯处,一条缀满彩花的红地毯,铺向二楼。我跟随越南女导游,拾阶而上进入二楼大餐厅,呵,人山人海!我随着人流来到我们 旅游 团就餐的餐厅。该厅位于大厅的右侧,中国式的木桌椅,相邻餐厅均用雕花朱色木板隔断。就餐前,我习惯去厕所洗手。
我从厕所返回我团就餐餐厅,左找右找,就是找不着。大厅右侧餐厅,有好几个:有四四方方的,有长方形的,还有单间的。那单间,四周有朱漆木柱、雕花木板,上有雕花木垂檐,像缩小的古戏台,像放大抬新娘的花轿。我估计在这里就餐,以家庭、朋友聚会为主,价格要贵一些。在餐厅之外的花廊里,还有餐厅,也是人来人往,寻找坐位。我来到大厅左侧,餐厅均是摆的古式圆桌,就餐人不算多,但饭菜很高档。还有前后餐厅,我来不及
一一寻看。我来到大厅中心,这里是饭菜集中发放地,我想我们团的人,一定要到这里端菜盛饭。于是我在中心厅,边等边看边拍照。
中心厅,像浓缩的步行街,两边铺桌,摆出菜肴。分别有越南、中国、韩国、日本、泰国、欧洲诸国料理的美味佳肴。各国名菜又分种类,如荤菜、素菜。热菜、冷菜。甜点,饮品,果品。烧烤,现煮、现煎。各国名肴佳点,应接不暇,眼花缭乱,香气扑鼻。各国的菜肴美点,都做到色、形、味的完美统一,人看了就想吃,吃了就口流余香。我细看了一个中国美点铺摊,色,有青蓝红白黄棕紫;形,有各种水果动物,制作得玲珑剔透,可以
假乱真,人见人爱!那煎烤的地方,排队最长,人们都想吃新鲜海鲜,如鱿鱼,鱼,牡蛎、扇贝、大虾、蟹等。到这里来,要吃最贵的菜,凭我所知应是三文鱼。三文鱼,要生吃,可我不喜欢生吃,所以还是去点了几样自己喜欢吃的平常菜。这时,果不出我所料,我团队友先后来这儿选择自己喜爱的 美食 ,选好后,我们一起进入餐厅。
浣溪沙. 西湖莲花自助餐厅
海味山珍聚大厅,
一盘两碟世出名。
口留香韵五洲评。
画栋雕梁人满座,
有缘相会是天成。
举杯喜庆任浮萍。
㈢ 克弗列特 日常政治的力量:越南农民如何改变国家政策 ,
克弗列特:日常政治(二○○五)
一九七九年,斯考契波(Skcopol,Theda)发表《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对俄国一九一七年到三十年代,法国一七八七年到十九世纪初和中国一九一一年到六十年代的政治革命进行了比较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以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比较范式对三国的社会革命展开历史分析。她认为社会革命是基本的社会秩序发生改变,政治革命主要指政治统治集团人员的更换和取代,社会革命起源于国家社会结构、国际的竞争压力、国际榜样的压力和阶级关系的变动。斯考契波从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斗争和结构主义者研究视角出发,强调国家之间国际事件和关系如何对国内事件产生影响:比如导致社会不稳定和各种政治危机(国家金融危机,精英集团分裂,权力真空和一群极易被鼓动的大众),这些因素反过来为革命制造机会。斯考契波在强调国家作用的同时也认为普通大众在革命中发挥着与精英同样重要的作用。大多成功的革命离开不了城市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但是她对个人和意识形态在革命中的作用并不强调,她引用菲利普斯(Wendell,Phillips)的话说:“革命不是造就的,是到来的。”她的这一结构主义视角由克弗列特所颠覆。
克弗列特同样从“自我剥削”(self-exploitation)的概念出发认为:小农之所以“自我剥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可以看到其个体劳动和劳动成果之间的清晰可见的联系,而在集体劳动中,农业工作的复杂程度和分工使个体对自己的劳动成果及其本身的劳动之间的联系拉远以至消失,这种情况下,要建立联系,集体必须对别人的劳动报以信心,相信偷懒者会被发现,偷懒行为会被制止;同时农民的家庭需求必须得到满足。如何做到这一点?第一种方法是把家庭合并到集体中,如柬埔寨在红色高棉时期取消家庭设置的做法;第二种是对加入集体的农民采取工资制度,如匈牙利和苏联时期;第三种做法是保持家庭设置,但是劝说农民以在家庭劳动中同样的精神服务集体,如坦桑尼亚的乌贾玛村庄化运动和克氏所研究的越南农村集体化。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开始,越南政府就坚持要以集体耕作的方式经营农场;是年年末,越南政府在越南北方百分之八十六的农村实行了农业集体化,通过各种政策,政府希望创造一种集体精神,阻止农村的再度分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支持国家防卫建设。实施集体化的主要原因有:第一,政府认为集体农业可以显着提高农业产量;第二,集体化可以改进农民生活状况;第三,政府认为没有集体化,少数农户会集聚大量土地,削弱社会和经济平等的意识理念;第四,集体农业可以打造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集体精神”;第五,集体化对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比如国家工业提供关键性支持;第六,集体化是国家防卫的一部分,鉴于越南的分裂,集体化以后农民可以在促进北越防卫、组建地方军队、游击队和保存地方实力上做出贡献。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政府的监督和控制,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并裹挟着与集体化有关的民族主义和自愿性质的宣传使对集体化公开的和有组织的反抗受到限制。因此,农民开始求诸于日常政治。
削弱越南农民农业集体化的内部因素有:家庭和农户缺少生产动力,对于大规模合作中个人关系和信任的断裂以及政府的腐败和低效这四大原因。两个外部原因是:政府对农业投资的缺乏和无效的中央控制。一九八○年,经济形式的恶化,农村弥漫的非组织性不满最终使政府决定向以农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让步。
换言之,去集体化的过程,是从地方开始,从村落开始,而且是从村民开始的。农民的日常行为如何被转换成一种政治符号?农民的反抗一定要有明确的目的,一定要是集体的行为吗?什么样的反抗不会超过农村稳定安全阀的阈值,成为农村政治体制的稳定器?农民的日常反抗如何影响国家政策,对有组织的反抗有什么样的作用?克弗列特这部作品试图回答上述问题。具体而言,克氏围绕越南农民集体化思考了三个问题:一是集体耕作对于村民意味着什么?他们对其态度如何?合作组织如何为农民及其家庭提供服务?如何处理村庄和政府的关系?二是权威起什么作用以及为何能够发挥作用?政府集体化农业的目的是什么、如何实施?集体化为何不成功?三是普通村民以及他们与官员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集体农业?这些互动对集体化过程和政府政策制定起了什么作用?通过在一九九二年到二○○○年在越南北部红河地带各省份村庄的研究,克氏向我们展示了农民的各种日常政治行为。
“日常政治”是克氏着作的核心概念,它指的是“越南农民集体化时期对于劳动、土地、庄稼、畜力、化肥等其他生产资料的长期争夺,这些争夺很少公开或者以组织的形式”。农民的日常政治不同于官方政治和劝说政治,它是一种发生在农民生活工作中的,一种对如何生产和分配资源的权威的规范和规则的挑战,它是一种平静的、日常的、微妙的和间接的表达,大多通过私下的手段修正或者抗拒通行的正式程序、规范或者命令。其形式有:对权威与资源使用和分配方式的支持或者顺从、修改或者逃避规范、反抗和反对三种,其中后两种最为普遍。克氏提请我们注意日常政治并非软弱无力,所谓“水滴石穿”,日常政治的反抗也可以导致一个集团的瓦解和一个体制的灭亡。
克氏根据卡亚诺夫·奥斯特罗姆(Ostrom,Elinor)的理论得出,一个合作组织的出现需要满足以下五个条件:一是出现了一个为了个体的福祉需要集体努力的问题;二是个体之间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愿意合作,这种意愿有可能需要个体在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一定的折衷;三是个体之间相互信任,共同寻找合作的方式,这里面有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四是个体熟悉合作组织的领导和程序;五是个体需要相对于实体比如国家充分的自主、独立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过多的外在干预会削弱合作成员之间的信任,削弱他们的内部领导,损害合作意愿。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越南农民没有在上述五个条件中达成共识。这些条件非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可以实现。
那么,农民的日常政治如何可能打破自上而下的政权建设模式,第一,虽然农民的权力很弱小,但在面临权威和政府时仍然有潜在的权力,按克氏的说法,即使是奴隶也有权力,因为如果奴隶不劳动,奴隶主的种植园就会减产或停产。克氏显然夸大了权力的弥漫性,但是克氏的睿智在于他指出了弱者权力的集聚性质及其后果。第二,地方政府不敢使用暴力;第三,日常政治的实践范围不足以让政府采取规模性行动。第四,日常政治行为本身是非冲突、无领导的;第五,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对农民日常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相比引用政府对事件的官方报道,克氏对农民的看法和农民的故事着墨甚少。克氏提请他的阅听人注意不是农民的任何行为都是日常政治,但是对于农民意识的形成过程和内容,克氏没有清晰的分析。另外,克氏对政府集体化推行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及其对农村社区的嵌入没有分别论述,而是依据国家—社会关系研究框架并从二者的冲突入手解释集体化失败的问题。同时对于是否存在一个地方精英——这个在国家官员和农民之间的第三阶层,克氏也没有展开论述;在研究方法上,克氏引用的大多为地方官方报道和文献材料,对于实地访谈很少引用。
上述农民研究的三个关键词给我们的启示是:以农民的角度更为现实地考察农民的政治日常生活实践,书写底层反抗的历史,对“沉默的大多数”进行了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斯科特从“生存伦理”出发,指出了农民反抗的主要原因是不断变迁的社会打破了农民原有的共同体体系,农民被迫抛入现代化进程之中;而“弱者武器”从更为具体的技术角度思考了农民反抗的具体形式并批判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从理论上提升了研究的高度;“日常政治”则有说服力地展示了农民日常生活实践水滴石穿的政治效用。
㈣ 作为一个农村人,你觉得乡村如何能够脱贫致富
作为一个农村人,小编觉得在农村能够脱贫致富的机会还是很多的。主要是看你有没有信心,有没有能耐能够坚持下去,毕竟开始脱贫致富的路是漫长且艰辛的。在农村选择脱贫致富的方法,开荒种植一些农产品,有特色的乡村农家乐还有就是打造一些有观赏特色的及土特产一体的聚会场所。
小编觉得在农村脱贫致富,首先您得坚持下来,让自己的口碑做出去了才能够长久。再次自己的人脉也要比较广的,只有通过自己的人脉才会朋友带朋友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样才能够尽快的脱贫致富,走向小康生活。
㈤ 越南土地盐碱化的原因
农业在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东南亚国家粮食、工业原料、就业机会、出口创汇的重要来源。然而,东南亚国家的农业开发中使用的扩大种植面积、移民垦荒、增施化肥农药、开发森林以及刀耕火种等生产方式,虽然使农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却带来了森林面积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土地退化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环境问题。
一、东南亚农业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
东南亚国家之所以重视农业发展,与其经济依附性、人口压力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
经济的依附性。东南亚国家除泰国外,在二战以前均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长期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这不仅造成东南亚资源不断减少,而且使该地区的经济畸形发展,工业落后,农业种植单一。东南亚国家取得独立后,这种单一的、畸形的依附型经济结构仍然存在。一是原料出口国的地位尚未根本改变,出口的初级产品中很大一部分是不可再生资源,而一些可再生资源如农产品和木材,也是以大量消耗国家的土地资源、森林资源为代价的。二是东南亚国家在金融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仍未改变。20世纪80年代初,发达国家实行紧缩政策,连续提高利率,使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猛增。由于债台高筑,东南亚国家不得不出卖宝贵的自然资源来还债。三是长期以来,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粮食不能自给,靠出口经济作物和资源来换取粮食。
人口的压力。二战以来,东南亚各国的人口增长很快,从1960年的1.95亿增加到目前的5.11亿。从1960年至1998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增长了1倍以上。老挝1998年的人口是1960年的2.77倍,菲律宾是2.74倍,马来西亚是2.7倍,越南是2.54倍,柬埔寨是2.32倍,泰国是2.31倍,印尼是2.17倍,新加坡是1.93倍。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对食物、住房、教育、卫生保健、交通运输、自然资源占用等形成持续不断的高需求。
为了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物质的不断需求,发展民族经济,增强国力,东南亚国家大力发展农业,大规模开发土地,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开采森林资源,扩大出口创汇,并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是,由于农业开发措施使用不当,导致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一)毁林开荒严重
为了扩大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东南亚国家均采取了毁林开荒的措施。二战以来,东南亚各国的耕地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尽管各国人口在不断增长,但人均可耕地面积并没有下降多少,有的国家反而增加了。在1980-1996年期间,柬埔寨人口从640万增加到1027万,与此同时,人均可耕地面积从0.30公顷增加到0.37公顷;马来西亚人口从1376万增加到2117万,而人均可耕地从0.07公顷增加到0.09公顷。其他东南亚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东南亚各国耕地面积的扩大是以森林、湿地面积减少为代价的。
菲律宾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用扩大耕地面积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在50年代上半期耕地面积年均增加3.45%,60年代年均增加1.3%。由于当时菲律宾农业生产率极其低下,以扩大耕地来增加农业生产,其效果并不十分显着,60至70年代粮食作物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7%,出口作物也只有2.5%。因此,在70年代以前,菲律宾的粮食未能达到自给。
长期以来,泰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是通过大量开发土地来实现的,是以森林面积锐减为代价的。耕地逐年增加,从1950-1952年的4140万莱增至1982年的9324.5万莱,1990年更扩大到14732万莱;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也从1950-1952年的12.3%,增至1982年的29%,1990年达47.4%,其中水稻种植面积约占全部耕地面积的60%。单季稻占了全部水稻的90%以上。与此同时,泰国的森林面积则逐年减少,从1975年的21800万公顷减至1992年的14574万公顷。森林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则从1951年的60%减至1971年的40.7%,1986年的30%,1995年更减至22.8%。除了森林商业砍伐以外,森林面积减少无不与耕地面积的扩大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移民安置失当
二战后,东南亚国家的人口和土地的矛盾突出。一是土地分配不均,大地主和庄园主控制了绝大多数的土地,而大量的小农生产者只拥有少量的土地,佃农普遍存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曾进行了土地改革,但收效甚微。
这种毁林开荒,移民垦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东南亚国家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对安置过剩人口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新开拓的耕地多为荒地,如越南新开垦的荒地只有30%可以投入生产,产量相当低。从长远来看,对荒地和森林的过度垦植,会造成森林面积减少,水土流失严重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在80年代,越南的许多地区,100%的土地都有不同程度的流失,属于流失严重的竟达80%-90%。如越南北部的山地由于植被遭毁,年均损失1至2厘米的沃土层,流失100吨至200吨泥土。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尼等国家的移民开荒也引起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
(三)耕作方式原始
独立时的东南亚国家都是农业国家,技术水平低下,当时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已经进入现代化时代,而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犁耕时代,以畜力耕作为主,人力耕作为辅,甚至一些国家的山区农民仍采用落后的刀耕火种和移耕的耕作方法。移耕,又称游耕,是一种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是指砍伐并烧毁一片森林,种上粮食或其他经济作物,收成二三季或在地力减退后便弃地迁居他处。再砍伐森林,种上农作物。如此轮番砍伐和耕种,通常在10年到20年轮种一回。
在印尼爪哇岛以外的一些岛屿上,部族农民大都采用移耕从事农业生产,一些山区有90%的土地用于移耕,胡椒、烟草、咖啡、橡胶、椰子等大部分经济作物都是由移耕小农生产的。在80年代以前,印尼的移耕农业平均每年毁林20万至30万公顷。根据1979年的统计数字,由于移耕而毁坏的森林面积达4300万公顷。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等中南半岛国家,山区的农民和少数民族也大都采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从事农业生产。老挝人口中约有35%至40%是少数民族,他们居住在山区,其传统的耕作方式就是刀耕火种。在80年代以前,老挝每年因山民盲目毁林开荒而烧毁的森林达10万公顷之多。老挝政府曾动员山民移居到平原地区,但并没有得到山民的响应。泰国山民的刀耕火种也造成了大量的森林和水源被破坏,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泰国北部的森林每年被山民毁掉10万至20万莱。泰国林业厅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于1956年至1957年通过空中拍摄的调查显示,喃奔和清迈府海拔1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和松林有67%被毁坏,昌莱府的原始森林有65%被毁坏。从卫星拍回的照片中发现,1973年至1977年间,泰国北部的森林面积从95842平方公里减到68588平方公里,减少了27254平方公里,即每年减少5.69%。这主要是山区农民刀耕火种的结果。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多,移耕农民人数也随之增长,移耕轮回的周期则日益缩短,对森林和土壤的破坏也日益严重。1987年印尼外岛从事移耕的农民将近200万户,移耕的土地面积约为2800万公顷。目前,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在东南亚的一些地区仍在进行。
(四)森林开发过度
由于经济的依附性,为了筹集外汇,克服国内经济危机和资金短缺的困难,还清外债,更快地发展民族工业,东南亚国家不得不出口本国丰富的资源,以换取外汇,进口粮食、工业品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但由于当时东南亚国家的加工技术落后,资源均以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附加值低,这使东南亚的原材料大批大批地出口。世界上有25%的热带雨林分布在东南亚。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木材需求量的日益增加和价格的不断上升,东南亚国家大规模地开发森林资源,出口原木、珍稀木材及其它木材产品,以换取大量的外汇。印尼从1967年开始大规模地把森林成片租给伐木公司开采,几十年来,其森林经营许可证发得太滥。在马来西亚,州政府有土地利用权和木材砍伐特许授予权,地方政府发放木材砍伐许可证和木材加工证以增加财政收入。泰国从1968年开始把全国将近一半的森林分割成500多块租借地供人采伐。东南亚国家每年砍伐森林的比例较高,年均森林面积减少量逐年增大,印尼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60万公顷增加到1990-1995年间的108.4万公顷。与此同时,泰国从24.4万公顷增加到32.9万公顷,马来西亚从25.5万公顷增加到40万公顷,菲律宾从9.1万公顷增加到26.2万公顷,缅甸从10.2万公顷增加到38.7万公顷。可见,与90年代以前相比,90年代上半期这些国家的年均砍伐量大多都增加了1倍,有些国家甚至增加了2倍。近年来,世界上6个森林减少最多的国家中就有4个是东南亚国家,它们的年均砍伐率是:泰国515300英亩、缅甸400500英亩、马来西亚396000英亩、菲律宾316100英亩。(参见表2)
森林虽属可再生资源,但其生长周期却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长期以来,在东南亚国家,追逐利润的跨国木材商和造纸公司、急于还清外债的政府以及想尽快脱贫的农民,在大量砍伐着森林,但森林的恢复和植树造林工作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森林的恢复速度远远赶不上砍伐森林的速度。由于各国政府对森林资源管理不善.使森林砍伐过度,从而导致森林面积逐年减少。印尼人口事务与生活环境国务部长埃米尔·萨林在1979年接见记者时说,“坦率地说,我们当时就是为了筹集外汇,顾不上植树育林问题。印尼开发中的错误,是从政府1967年颁布的森林基本法就开始存在了”。
移民垦荒、毁林造地、扩大耕地面积、耕作方式落后和大规模的商业性森林开发使东南亚森林面积逐渐减少,森林覆盖率日益降低,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也逐年下降。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印尼、柬埔寨、老挝和文莱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0%,缅甸、马来西亚为66%,只有越南、菲律宾、泰国不到50%。到1995年,这些国家的森林覆盖率已大大下降,柬埔寨降至55.7%,缅甸是41.3%,马来西亚是47.1%,印尼是60.6%,泰国是22.8%,菲律宾是22.7%。由于木材资源的日渐减少,林业在这些国家经济中的地位也日益下降。泰国到90年代已从一个木材出口国转变为木材进口国,林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51年的5.1%,下降至1985年的1.3%,1990年更降至0.3%。菲律宾林业产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70年代开始一直呈下降趋势,1993年降至0.3%。
森林减少的影响是深远的,包括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一是森林减少使东南亚水上流失严重,河流泥沙沉积量增多,降雨量减少,进而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造成经济损失。以马来西亚的沙巴为例,该地区曾有60%的森林覆盖率。但是由于大量砍伐森林,水土流失严重,河流下游泥沙沉积量大,沙巴5条主要河流的沉积物每条河每年每平方公里超过200吨。沙巴最大的保水区——Kinabatangan流域,每年有800万吨沉淀物流到下游,这相当于每年每平方公里700吨的土地侵蚀速度,超过马来半岛吉兰丹河沉淀物的6倍。沙巴地区淤泥的大量沉积,对沙巴水电、运输、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在菲律宾,由于高地森林砍伐后引起土壤侵蚀所造成的巨型水库的泥沙沉积,使用作水力发电的水库的使用寿命缩短了一半或一半以上,菲律宾供电不足、经常停电无不与这些情况有关。
二是森林减少,使蓄水能力下降,洪水、于旱、森林大火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这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近年来,东南亚的毁林地区的洪水和泥石流已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数以万计的人无家可归。由于循公河流域的森林和山地被不断地开垦和破坏,水土流失使沿河地区洪水和泥石流经常发生。处于湄公河下游三角洲的柬埔寨,一遇中上游气候反常,雨量增多,极易决堤,引发大面积洪灾,有“十年九涝”之称,洪水每年都给柬埔寨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如2000年底发生了该国40年来最严重的洪水,造成400人死亡,经济损失超过1亿美元。2001年柬埔寨西旱东涝,有14个省、直辖市和84个县、区受灾,造成57.2万公顷农作物受损,62人丧生.212.19万人受灾,32.5万人等待救济。森林的破坏和水土流失也使越南经常发生洪涝干旱。1996年洪水造成越南大约6亿5500万美元的损失,包括1000人死亡,84万公顷的田地被淹。2001年八九月间,越南南部的红河三角洲的洪涝至少造成108人死亡,6万多人无家可归,24万多人因水灾而面临粮食短缺,44.3万人需要不同程度的物资救援。
而处于南部群岛的国家,热带雨林遭严重破坏后,水土流失也相当严重,经常发生如中南半岛的洪水、干旱和泥石流。菲律宾就是典型的例子。由于森林被大量砍伐,高地不断地被开垦,使国家的水文系统遭受严重损害,洪涝与河流淤泥沉积影响到低地平原大部分地区。1983年,菲律宾遭受了30年中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干旱,5600平方英里的农田缺水,粮食收成比常年减少1/10。1991年的水灾使菲律宾2000人死亡(某些观察家说实际死亡人数3倍于此),50万人无家可归,主要原因就是高地的森林砍伐引起了巨大的泥石流。
开荒种地和刀耕火种如果管理不善,还容易引起森林大火。1997年和1998年发生在印尼东加里曼丹的严重森林大火,就毁灭了500多万公顷的森林。大火还引起了跨边界烟雾污染,客观上已影响到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国的空气质量,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环境和健康问题。据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统计,1997年印尼森林大火产生的烟雾使东南亚国家损失了14亿美元,大多是用于短期治疗的费用。4万多人因呼吸系统疾病与烟雾相关的疾病而住院,而对儿童和老人所造成的长期危害尚难确定。这场大火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也造成了巨大损害。
三是森林资源减少也会使土地肥力下降,土壤盐碱化或沙漠化。在自然条件下,植物和腐烂植物形成了一个保护层,可固定土壤并减缓土壤的侵蚀和退化。但当森林被砍伐、土地被开垦后,保护层遭到破坏,矿物循环就会减少。尤其是热带雨林遭破坏后,由于没有树的遮掩和固定,滂论大雨会很快冲走土壤的养分,使得农业生产和森林恢复周期漫长而艰难。红树林和白千层林、珊瑚等一样,具有保护海堤、防洪、减缓土地盐碱化、减缓海岸侵蚀和防止风暴破坏的功能。1950年至1983年间,越南全国的红树林大约消失了37%。南部的明海省1983年大概摧毁了红树林面积的一半。越南的湿地多分布在湄公河三角洲,以硫酸盐土或富含黄铜矿的“潜在酸性土”为基础,由于红树林遭到破坏,加大了因黄铜矿氧化引起的土壤酸性化,不仅影响了本地区的农业生产,而且酸性化的土壤随着雨水流入下游地区和河流,也侵蚀了下游地区的土壤和水源。养虾场被酸性物质侵蚀了3至4年后,虾场和深层土壤中的酸性过重,结果造成土地既不能养虾,也不能种植红树林。筑堤养虾固然在短期内给越南的沿海居民带来了利润,但是对红树林的破坏却导致更大的经济损失。1984-1993年,越南团红树林减少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79亿美元。泰国,在90年代初,由于森林的大面积减少,水土流失,已使东北部的1800万莱士地盐碱化,这占了东北部地区面积的17%;南部地区已有260万莱土地盐碱化或呈现出酸性,50万莱土地受到侵蚀。其它东南亚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四是破坏了生物多样性。东南亚是亚洲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是世界上拥有上百万种物种的国家,印尼的植物和鸟类比整个非洲大陆还多。东南亚的热带雨林、红树林、湿地面积的锐减,动物栖息地的丧失,导致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的破坏,许多物种面临灭绝或已经灭绝。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7年,印尼哺乳类和鸟类有1955种,而濒危的种类有232种,占11%。而菲律宾鸟类和哺乳类种类中的濒危数量占了该国总数的24%,越南的比例是10%,马来西亚是9%,泰国约为9%。而在高等植物种类中的濒危种类占国内总数的比例,菲律宾是4%,泰国是3.3%,马来西亚是3.16%,越南是3.2%,印尼是0.8%。由此可见,东南亚几个具有丰富动植物物种的国家,近年来,濒危种类数量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参见表3)
(五)化肥农药滥用
由于技术落后,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物质需求,除扩大耕地面积外,东南亚国家还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以提高单位产量。原东盟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推行的“绿色革命”,除了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和灌溉设施的投资外,还把增施化学肥料、杀虫剂和除草剂作为提高产量的重要举措,这曾使东盟国家的农业产量和农业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但是却带来了环境问题。在七八十年代,菲律宾大力鼓励农业增加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量,1972年,菲律宾政府制订了全国规划,由国家按补贴价格将化肥供给农民,其中用于粮食作物的肥料,定价标准比用于出口作物的肥料低45%。80年代中期,印尼政府的农药补贴占农用化学品费用总额的50%以上,而最大的农业补贴是用在化肥上面,从1978年到1987年,化肥施用面积每年增长12%,TSP施用面积每年增长17.7%。从1985年开始,实际化肥补贴比农业和灌溉开发支出的部分还要多。1980年政府对化肥的补贴预算总额超过1250亿盾(6800万美元),而到1988年实际财政补贴超过1万亿盾(5.5.亿美元)。印尼能从一个主要的大米输入国到1984年成为大米自给国,这主要归功于政府实行增加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等措施的农业绿色革命。泰国的农业之所以发展较快,除了扩大耕地面积、提高技术水平和机械化程度外,提高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每公顷耕地施用化肥量由1980年的18公斤增加到1990年的42公斤,整个20世纪80年代化肥施用量年均增长15%,年进口量为220万吨,1990-1991年化肥使用量达104万吨。越南也大量施用化肥和农药,以增加农业产量,每年需用农药量从1959年的100吨增加到1978年的2.2万吨。80年代以来,越南加大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从1986年前每公顷使用尿素27.9公斤增加到1991年的84.4公斤。合作社对农药的保管和使用很随便,农药浓度往往超标两三倍甚至十倍。
杀虫剂、除草剂、化肥的大量使用,虽可以在短期内提高农业产量,但从长远来看,这些化学物质使用于农业生产,造成环境污染。一是使土地肥力下降。在全球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最近45年,全球耕地面积的17%已有某种程度上的退化,其中11%严重退化,这些土地面积相当于中国和印度面积之和。土地退化面积有28%是由于有害的农业操作,如过度施肥、欠缺排灌、忽视休耕等。二是病虫害增多。杀虫剂在使用一段时期后,由于昆虫繁殖、变异极快,不久就具有了抗药性,于是就需要更多的不同的化学杀虫剂。这些化学药品还因杀死鸟类而增加了害虫的数量。印尼在80年代早期,由于杀虫剂的大量使用,结果褐色蝗虫因天敌灭绝而数量大增,导致印尼1986年虫害成灾,水稻严重减产。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在1985年3月下令禁止使用57种杀虫剂中的56种,以帮助水稻产量恢复到大量使用杀虫剂之前的水平,1988年取消了每年耗资2000亿盾(约1.1亿美元)的农药补贴。三是对人类的健康造成损害。杀虫剂和除草剂的残余,化肥使用后残留的高浓度硝酸盐和磷酸盐,以及因灌溉在土壤中积累的盐,不仅渗透到土壤和水中,而且还会残留在粮食和蔬菜上,有损人类的身体健康。有毒化学制品的主要健康风险是癌症,而恶性淋巴肿瘤的形成可能要20年。如染色体的主要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受损,将会给下一代带来先天残损。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有50万至100万人因杀虫剂中毒,其中有5000到2.6万人死亡,至少有一半中毒者和75%的死亡者是从事农耕者,大多数发生在欠发达国家。1993年,菲律宾国际大米研究所(IRI)——一个帮助东南亚传播绿色革命的农业研究组织的研究也发现,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不再增加大米产量,且在那些操作的农民中产生了健康问题。
二、采取的应对措施
东南亚国家农业发展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和这些国家的政府及社会的普遍关注。东南亚国家已采取有关应对措施,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措施主要有:
一是减少和停止原始的耕作、无周密考证的移民垦荒。泰国、缅甸、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政府重视山民经济的改造,指导山民掌握农业知识,建立永久性农田发展替代种植,并取得了显着的成效。老挝政府于2001年确定的2001-2005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2020年奋斗目标,已明确了在今后几年内要消灭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停止没有经过周密考证的移民垦荒。如越南近年来实施定居定耕的移民政策,移民点均要经过认真考证,将经常发生洪水、泥石流地区及贫困山区的居民移迁到新经济区。
二是禁止非法砍伐,鼓励植树造林护林。面对森林面积的不断减少以及所带来的严重环境后果,加上国际社会的压力,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老东盟国家自70年代中期以来,逐步限制砍伐森林和木材出口,实施造林计划,建立森林保护区。印尼政府自70年代中期即实行限制原木出口、鼓励发展木材加工业和植树造林的政策。印尼政府以课税的方式来限制原木的出口,规定每出口1立方米原木课以25.5美元的出口税、13美元的出口许可费,加上各地区制定的重新绿化费等,每出口1立方米的原本所支付的费用约为50美元。菲律宾1974年开始实施《森林改革法》,鼓励发展国内木材加工业,规定进行选择性伐木和造林,1986年禁止原木出口,1989年又禁止出口锯木。1978年马来西亚政府也制定了保护森林政策,限制原木的产量和出口量。此时,泰国政府也开始实行了造林计划,政府和公司合资有计划地进行伐木和造林,1990年森林采伐受到禁止。越南1991年禁止原木出口,1992年又宣布禁止所有木材出口,但这一禁令不适用于农业部和林业部,这两个部门仍可以继续出口和转运木材。越南近年来十分重视植树造林工作从1999年开始实施“500万公顷造林计划”,造林护林已取得成效,到2000年底,森林覆盖率达33.2%。
三是发展生态农业和生物科技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开始了生态农业的理论研究和试验。1982年成立了一个地区性的协作研究机构——东南亚大学农业生态研究网。新加坡是典型的城郊农业,注重农业科技的研究与开发,用生物科技来发展农业。菲律宾在70年代就开始实行生态农业的实践,建立生态农场,以马雅农场较为典型。在生产过程中采用变废为宝的封闭循环和应用生物之间的生产、消费、分解关系,禁止或减少外来能量(化肥、农药、生长剂)的投入,通过“清洁生产”来生产“健康产品”。设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30年前就培育出了点燃绿色革命火种的“神奇水稻”品种。该研究所目前正在考虑将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应用于食物的生产,既可提供健康食品,又可节省土地和水资源,减少耕地退化。马来西亚目前也开始重视生物科技农业的研究与开发,强调高增值产品的发展,如知识密集型食物加工产品和与健康有关的、具有安全性和环保性的生物科技产品。现在,利用生物科技发展农业已经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新兴产业,该国已经建立了对胡姬花和香蕉进行组织培养的生物工业、油棕的组织培养业。
四是控制人口的增长。为了缓解快速的人口增长对经济、就业、社会和环境带来的压力,东南亚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便开始实施家庭计划,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增长,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东南亚国家的生育率已有所下降,到1998年,平均每个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新加坡是1.5个,马来西亚是3.1个,印尼是2.7个,菲律宾是3.6个,越南是2.3个,柬埔寨是4.5个,老挝是5.5个,缅甸是3.1个,泰国是1.9个。虽然一些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已下降,但是菲律宾、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仍保持较高的生育率。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减少对经济和环境的压力仍是东南亚国家面临的课题。
㈥ 越南现在的农村是什么样子,和中国相比属于什么年代
越南经济发展很快,越南也成为了国内不少游客喜欢的旅游地点,因为距离中国很近,性价比很高,同时风光也很不错。但是要认识一个地方,光看旅游景观是不行的,还要走到当地人的生活中才能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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