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南王墓在哪里

Ⅰ 南越王墓观后感

南越王墓观后感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副馆长全洪不久前参加了中英文化连线博物馆交流活动。在他看来，英国的博物馆在藏品的陈列展示，以及让观众走入藏品背后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天地方面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事实上，作为中国最着名的博物馆之一，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藏品之精、之系统在国内外早有盛名。它所依托的1983年发现的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眜之墓，是岭南地区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唯一汉代彩绘仿裂石室墓。墓中出土文物一万余件。博物馆以古墓为中心，依山而建，是岭南现代建筑的一个代表，曾获得六项国内外建筑大奖。
南越王墓坐落在越秀山公园西面的象岗，是岭南地区年代最早的一座大型彩绘石室墓，共7室，深藏于岗顶之下20米，1983年6月被发现，是近年来我国五大考古发现之一。该墓主人是南越开国之君赵佗的孙子——第二代南越王赵昧，其尸身穿丝缕玉衣。陵墓的建造距今已有2100多年。陵墓中有15名殉葬人和1000多件珍贵的随葬品，主要是玉器和青铜器。南越王墓的发现为研究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历史以及汉越民族文化的融汇等问题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发掘后，墓室就地保护，并在其旁边辟建了占地1.4万平方米的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
博物馆的前厅在展出香港知名文物鉴藏家杨永德先生捐赠的200多件瓷枕,其中有一件是汝窑瓷枕，是目前传世器形最大的汝官窑瓷枕，枕着它睡觉，还不天天要做‘黄粱美梦’，一起来开开眼吧！！
南越王墓深藏于岗顶之下20米，1983年6月因基建被发现。墓主身穿丝缕玉衣，用一棺一椁。从贴身随葬的龙钮“文帝行玺”金印和一枚“赵昧”玉印，确答喊认了墓主是南越开国之君赵佗的孙子，即第二代南越王赵昧。
沿着墓道下去就是南越王的陵墓，从阳间步入阴间好像并不遥远。
整座陵墓分前室，左前室，右前室，主棺室，东侧室，西侧室，后藏室，相当于五室一厅一储藏的格局。
西侧室是殉葬人的地方，估计南越王把裁缝、厨子什么的全带来了，确保自己到了阴间也吃喝穿不愁；东侧室是南越王的四位夫人的墓室，只有左夫人还剩一把灰，其他的夫人什么都没剩下，在黑暗的墓室里参观时一老者突发感叹说：人死一把灰啊！把在场的人着实都吓了一跳，这就是那把灰！
南越王的陵墓距今已有2100多年。陵墓中有殉人15具和1000多件（套）珍贵的随葬品，尤其是雕镂精美的各种玉器，堪称汉代玉器之大观。岭南“最早舶来品”证明
广州两千年前就有海外交往 全洪表示，南越王博物馆很多容易被人忽略的藏品也具有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例如墓中出土的数量不多但制作精美的“蜻蜓眼”、玻璃珠等，并非古代中国的本土文物，却与地中海沿岸及西亚等地区的出土文物有显着的类似之处。又如馆藏精品玉角杯，其母题也不是中国本土文化的，反而在西亚、波斯等地所见较多，但其构图、加工、纹饰又是地道的“华夏制造”，它很可能证明，在比人们现在普遍接受时间更早，在南海上就已经有了一条相当成熟的经印度直抵地中海沿岸的贸易线路。它与人们熟知的陆上丝路，以及后期的海上丝路应当都有着很紧密的关系。
在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中，收藏着一批岭南“最早的舶来品”。包括象牙、乳香、银盒、金花泡等。其中西耳室出土的5支大象牙，经鉴定是非洲象牙。镂孔薰炉与传统中国使用的博山炉大不一样，银盒的造型、纹饰与中国传统风格迥异，却与伊朗古苏撤城出土的刻有波斯王名字（公元前5世纪）的银器类同。这些有力地证明了广州早在2000年前即与海外有着密切的交往。最重量级馆藏为僭越版“文帝行玺”记者了解到，“文帝行玺”金印是南越王墓中出土最重要也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件藏品。印面阴刻“文帝行玺”四个字，应是南越文王的发布命令的官印。金印的印钮是一条游龙，盘曲成“S”形，龙头伸向一角，龙身上的鳞片和爪是铸成后凿刻的，龙腰隆起可以用来穿印绶。出土时，金印印面沟槽及印台四壁都有使用和碰撞的痕迹，显然，是墓主生前的实用物。“文帝行玺”金印主要特点以龙为钮，黄金铸成，僭称帝玺，打破了秦汉时期天子用玺以白玉为材料，以螭虎为印钮的规制。它与先前发现的“皇后玉玺”玉印和“皇帝信玺”封泥共同印证了史书记载秦汉实行的印玺制，此外，它还是墓主人身份最可靠的物证，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和文物价值。一千余件玉器堪称空前发现
“国宝”龙凤纹重环玉佩成馆标 南越王博物馆中所藏最丰，品质最精良的品类之一，是蔚备举闭为大观的玉器。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一千余件(套)，其中，玉器就有两百多件，是中国汉玉的一次空前发现。装饰用玉在南越王墓出土玉器之中所占比例最大，品类也多。11套组玉佩和58件玉剑饰在装饰用玉中，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都极为突出。其中，南越王的丝缕玉衣是我国迄今所见的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备的玉衣。分为：头套、上身衣、袖套、手套、裤筒和鞋六部分。玉片以长方形和方形为主，还有梯形、三角形、五边形等。头套、手套和鞋子是用红色丝线穿缀边角钻孔、打磨光滑的玉片做成，里面以丝绢衬贴加固。玉衣躯干部分大多利用废旧玉器或边角玉料切成小玉片，贴在麻布衬里上，再用红色丝带在表面对角粘贴。另一件精品承盘高足杯工艺精巧、造型奇特。秦汉时期统治者迷信神仙，认为饮甘露服丹药、玉屑可长生不死。在南越王墓中出有五色药石的实物，所以这件承盘高足杯可能是南越王用来承聚甘露的器具。作为南博馆馆标的龙凤纹重环玉佩，堪称国宝。在设计上，玉佩分为内外两圈，内圈透雕一条游龙，外圈透雕一只凤鸟，站在龙的前爪之上。龙尾和后爪伸向外圈，凤冠和尾羽上下延成卷云纹，把外圈空间填满。凤鸟回眸凝望游龙，龙凤似喃喃细语，妙韵天成。
南越王墓不愧被世人誉为“岭南文化之光”和“国宝”。

Ⅱ 1983年发现的南越王墓的墓主是谁

南越王墓墓主是赵昧

一九八三年十月，广州大北门外象岗山掘出南越王石室大墓，遗物纷陈，举世瞩目，为今年广东考古工作绝大贡献。墓主身着玉缕衣、头下垫以珍珠枕，玉衣面单上覆盖缝缀金箔的素绢。其上下有大玉壁十余事，玉钩玉饰，铺陈左右。墓主腰间佩带铁长剑五把，复有漆盒银盒，盛以珍珠，药丸，其侧玉灯具，由三条银蛇共相衔托，精美绝伦。在墓主之身上发现印章九枚，最大者为龙钮金印，方形，篆书“文帝行玺”四字。另有篆刻“泰子”二文的龟钮金刻，及篆刻“泰子”、“赵昧”、“帝印”等玉印。考古家一致认为墓主人应是南越王国赵佗的第二代文帝的茔墓。
其他随葬品有编钟三组二十七件，上镌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小篆八字。合以“帝印”及“文帝玉行玺”等印信，充分证明该墓墓主必为南越文帝，绝无疑问。
《史记·南越列傅》载：“秦已破灭，(赵)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及孝文帝元年……乃召陆贾以为太中大夫，往使。因让佗自立为帝，曾无一介之使报者。……王为书谢。称曰……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乃顿首谢，愿长为藩臣，奉贡职。于是下令国中。……自今以后，去帝制黄屋左纛。……至孝景时，称臣，使人朝请。然南越其居国，窃如故号名。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卒。(按《汉书》无“卒”字。)佗孙胡为南越王。”
《汉书》的记载与《史记》一样。汉文帝时，赵佗受汉封为南越王，但在国内仍照旧称帝，佗说是“聊以自娱”，他自称为“武帝”。《史记》又说：“胡毙，谥为文王。婴齐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玺。”《汉书》作“武帝文帝玺”，多“文帝”二字，梁玉绳云：“两世窃如故号。”他认为《史记》此文缺去“文帝”二字，甚是。今由象岗山墓出土“文帝行玺”一印，可证明两世皆窃用帝号，而文帝正如赵佗在位时之自称武帝，不是死后的谥号。第三代婴齐怕得罪汉廷，故把“武帝”两玺收藏起来，但他一即位，上书请立他在长安时所娶邯郸樛氏女为后，汉廷遂屡遣使者风谕，加以责问。是婴齐既立，起初必亦援前例自称为帝，否则不会请立樛氏女为后，后来樛氏女竟称为太后，可见第三世之婴齐，亦再“窃如故号”。对于汉廷则称王，在国内则自称为帝，从“文帝九年”钟铭及“文帝行玺”、“帝印”的出土，使人可以推想南越当日政制的实际情况。故第三代婴齐未必即除去僭号。《史记》称“婴齐毙，谥为明王”，故以胡之事推之，婴齐生前必已自称为明帝。在汉廷立场，对文帝贬称为王，帝号亦不予承认。婴齐的情况正相同。汉史对此事均作为死后的追谥，恐非事实。《史》、《汉》都说“佗孙胡为南越王”。“胡毙，谥为文王”。文王是赵胡。由于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胡上书向汉廷求助。汉派遣庄助(《汉书》避讳作严助。)南来谕意，胡当然与庄助会过面，其事亦详于《史》，《汉》的庄助本传。汉廷对于南越王胡，绝不生疏，《史》，《汉》屡屡提到南越王胡，无理由把胡字开错。但墓中与“文帝行玺”同出有人名的印章，不作赵胡，而作“赵昧”，又有“泰子”二印，与《史》、《汉》不合，于是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泰子即太子，墓主应是赵佗之子，有人认为《史记》“赵胡毙谥为文王”，乃系错简；文帝谥号属于赵昧，则作“赵胡”是当史官之误。(黄文宽说，见《学文》双周刊五十一期，《华侨日报》一九八六年一月九日)，本年一月廿三日，该墓主持发掘者黄展岳先生应中文大学之邀，在中国文化研究所主讲：《南越王墓发掘的主要收获》，亦谈及墓主问题。他认为：“文帝行玺与赵昧印同出，二者应是一人。第二代南越王生前曾效其祖故事，自尊为南越文帝，似不容置疑。泰子印似为赵佗之子(赵昧之父)的遗物，未及嗣位而亡。印归赵昧，昧死，遂以入葬。”他又说：“墓主头骨经鉴定，判断死亡年龄约为三十五——四十岁，比较符合赵佗孙辈年岁，与赵佗的子辈年岁不合。”他的推断，极为近理。前此，麦英豪也谈过墓主是赵佗之孙，还是赵佗之子等问题，他认为：“赵昧身上的两枚泰子印，应该本是赵佗之子的，佗子殁后，归由赵昧接掌。如果佗子确曾立为王，《史记》《汉书》不可能只字不提。《史》、《汉》误昧为胡，可能是所据档案有误，或为传抄之误。应据印文改正，还其本来面目。”(《广州研究》一九八四年四期)赵昧应是佗之孙，诸家之说皆同，是很符合史实的，但《史》、《汉》作“胡”，是否错误，必欲依据出土文物，改订史文，理由尚嫌不够充足。
古代人名，史书记载，时时出现不同之异名。如晋国寺人披，见《左传》僖五年。《史记·晋世家》披作“勃鞮”。《晋语》二称为阉楚。韦昭注“楚为伯楚，寺人披之字也。”阉是寺人，指其官名。“楚”则其字，略去伯字。楚是字而披是名。披和楚二字声义毫不相关。故黄侃读披为木名之披。(《春秋名字解诂补谊》)称人每每以字，字与名取义必相关，字可以自证其名，故《白虎通》云：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依是言之，汉人记载，称佗之孙曰胡，想是习惯称其字，如披之又称为楚也。出土之印章作昧，则用其名耳。
印文赵昧，其字从目。愚见昧读为“曼”。《吴都赋》：“相与昧潜脸，搜壤奇。”刘逵注：“昧冒也”。(段注引此句以解《说文》之“昧”字。)曼字从又冒声，昧冒、曼，声同可以通用。“曼”字与“胡”在先臣古语言上意义有若干关涉之处，举数事以明之：
古謰语有“曼胡”一词。《庄子·说剑篇》；“曼胡之绥”。《周礼·鳖人》：“掌取互物。”郑司农曰：互物谓有甲满胡，龟鳖之属。”《吕览·盂冬纪》高诱注“介”字云：“象冬闭固，皮漫胡也。”《释名·释饮食》：“胡饼，作之大漫冱也。”毕沅云：“当作满胡”。上列满胡、漫胡、曼胡、漫冱、该是一语，声义并同。曼之言漫也，胡又借为冱或互，单称则为互，谓之互物，曼与胡同义俱训广大。(参孙诒让《周礼正义·鳖人》疏。)
《考工记·冶氏》：“倨勾外博”。郑玄注：“博，广也。倨之外，胡之里也。勾之外，胡之表也。……俗谓之“曼胡”，似此。”孙诒让云：“‘似此’者，证戈横刃本广，故有‘曼胡’之称也”。《方言》九：“戟，楚谓之孑。凡戟而无刃，秦晋之间谓之釨。东齐秦晋之间，谓其大者曰镘胡，其曲者谓之钩釨馒胡。”《广雅》：“镘胡，戟也。”王念孙《疏证》谓“镘胡者，宽大之名”。馒胡，《考工记·注》作“馒胡”。以曼胡原有广大之义。郭瑛注镘胡云：“今鸡鸣句孑戟也。” 《太平御览》卷三五二兵部戟上引张敞《晋东宫旧事》： “东列崇福门，门各羌楯十幡，鸡鸣戟十张。” (页一六二)鸡鸣即大戟，称之为镘胡者，以其大也。《尔雅，释宫》：“镘胡之圬。”经典释文：镘本或作槾，又作墁。圬音乌，又音胡。” 《说文·金部》：“镘，铁圬也。”或体从木。又木部：槾。木朽也。”徐灏《笺》：“圬有‘胡’音，盖戟之垂胡，有与泥镘相似者。”《说文》圬字下云：“秦谓之圬(即‘胡’)，关东谓之槾。”秦音为圬，与关东音之槾，原是一物在方言上之异名。圬也音胡，此又胡与槾(曼)同义异称之证。
从以上各事，可见曼与胡实为一物之异名。如果把昧读作“曼”，看做他的私名。而汉廷称呼其字则为胡，正可自证其取名之义。由是可明赵胡何以亦作赵昧的道理。《类篇》：“昧，地名。春秋传：“盟于昧”。此出《公羊》。《左传》作蔑。异音假借，此可例彼。)古代人名，文献记载与器物所见，每每歧出，彝铭假借之例尤为习见，必借助于训诂方言之学，始能明了。不宜轻易目史书为错误。《史记·南越传》提及南越王胡，自“佗孙胡”一句以下，连续共有八次，断不至如此刺谬，更不可随便说是错简。
文献记载上有关南越之史料，大家基本上都根据《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和《汉书》(卷九十五)为主。清代史学家梁廷楠撰《南越五主传》、所采摭的记事，大抵不出《史》、《汉》以外。其实，在吴、晋之间，还有不少古籍，可供采撷，由于其书亡佚已久，遂为人所忽略，以下试举二、三事论之：
(一)《日南传》
《太平御览》卷三四八兵部弩条引《南日传》云：南越王尉佗攻安阳，安阳王有神人睾通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万人死，三发杀万人。他(佗)退遣太子始降安阳。安阳不知通神人，遇无道理，通去。始有姿容端美。安阳王女眉珠，悦其貌而通之。始与珠入库，盗锯截神弩，亡归报佗，佗出其非意。安阳王弩折兵挫，浮海奔窜。(宋本，页一六零三。《艺文类聚》卷六十弩项亦引《日南报》。)
(二)《交州外域记》
《水经·叶榆河注》：
……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辅佐，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越南王知不可战，却军住武宁县。安晋太康记，县属交趾。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阳王，称臣事之。安阳王不知通神人，遇之无道。通便去，语主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阳王有女名曰媚珠，见始端正，珠与始交通，始问珠，令取父弩视之。始见弩便盗，以锯截弩讫。便逃归报南越王。南越进兵攻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安阳王下船，迳出于海。今平道县后王宫城，见有故处。(此文前面引：《交州外域记》疑原出自此书。)
(三)(刘欣期《交州记》)
安阳王者，其城在平(原误作“乎”。)道县之东北。林贺周相(此四字恐有误。)毕通徐作神弩。赵曲者，南越王佗之孙，屡战不克，矫托行人，因得与安阳王女婿(此字衍)。媚珠通，截弦而兵，既重交，一战而霸也。(《北堂书钞》一二五神弩条引。曾钊辑本《安州记》此条失收。)
从前引两书，知赵佗确有太子，其名曰始，曾在安阳王处作过间谍工作。《史记·南越传》但书“佗孙胡为南越王。”泷川资言引王鸣盛说案云：“《史》、《汉》皆不书佗子，盖外藩事略。”今《日南传》与《交州外域记》均记尉佗太子之名曰始。故知墓中“泰子”一印，太子当指赵始，必为赵胡之父。早卒未立。其印后归于胡，故竝入葬。今观墓中椁盖上和椁外右侧，有成捆的铁剑、铁戟、铁矛、铜弩机、铅弹丸和数以百计的铜铁箭头，必是当时战役的胜利品。南越人工制弩，《类聚》引《南越志》：“龙川当有铜弩牙，流出水皆以银黄雕镂。取之者祀而后得。父老云：越王弩营处也。”“龙川即赵佗为令之地。古时曾有弩牙出土。今墓中所出亦有弩机。《史记》称“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南越于是发兵攻长沙。当日南越铁器必仰给于他处，故铁器大量作为殉葬品，其珍贵可见。
赵佗的太子始盗锯神弩一事，后世传达者加以神话化。刘欣期书复作佗之孙曲，具见传说之多歧。“胡”之一名，可视作兵器《方言》云：“戟……大者曰镘胡，其曲者之钩釨馒胡。”佗之孙曲，可见与胡或者本是一人而转讹，也可能另是一人，观赵佗上书自言“于今抱孙”，知其太子得子之晚。因为只有孤证，无法确定。于是泰子，当然是太子始。《日南传》与墓中所出“泰子”二印，正可证明，难得的是得之于《史》、《汉》以外之佚史记载。
安阳王遗迹在平道县。毕沅辑《晋太康三年地记》，平道县属交趾郡。(《经训堂丛书》本)《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八：宋平县，本汉日南郡西卷县地。……安阳王故城，在县东北三十一里。《安南志原》：“越王城……又名可缕城，古安阳所筑也……故址犹存。”可缕当指赢娄故城。亦在宋平县。赵佗太子始的活动地区、远及于交趾。《日南传》一书，《隋书经籍志》与两《唐书》经籍、艺文志都有着录，其书唐时尚存。我在一九六九年因讨论安阳王问题时，尝写有《日南传之资料》一文，陈荆和先生认为发人所未发，特译成日文，刊于一九七零年二月庆应大学出版的《史学》第四二卷第三号，可以参考。《三国志·吴志·孙策传》：裴注云：“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广州大中正王范上《交广二州春秋》”此书惜已佚，否则对南越史事的研究，必有所裨益。
考《孙策传》裴注又引虞喜《志林》载：“天子六玺者，文曰‘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今墓中出土只有“文帝行玺”，没有“皇帝之玺”及“信玺”，南越虽称帝，尚无六玺之制。《史记》言“其称制兴中国侔”。事实尚有许多距离。
南越是一小型帝国。直至晚期，国中尚有许多封君称王，如苍梧王赵光，其名见于《南越传》。故知第四代仍然私自称帝，否则不但有苍梧王称号。《庄助传》中引淮南王上书言：“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指淮南属王长)使将军间(一作简)忌将兵击之，处于上淦。”南海王想亦是出自南越帝国的封号。以后希望断取有新墓葬发现，对南越史事或可更得到进一步的了解。《南越传》中所见重要人物，兹补列如下，作为附，以结吾篇。

Ⅲ 南越王赵佗墓究竟在何处呢

可能很多朋友对赵佗这个帝王不太了改迟解，更谈不上赵佗的陵墓了，我们先来简单谈谈赵佗，然后对其陵墓所在分析一下。

一、南越国王赵佗是谁？

赵佗陵墓极有可能在现今广州市越秀山主峰越井岗下面的岗腹深处，其规制亦是凿山为陵。

Ⅳ 西汉南越王墓的相关介绍是什么

西汉南越王墓位于广东省广州解放北路的象岗山上，是西汉初年南越王国第二代王赵眜的陵墓。

在秦末楚汉相争之际，时任南海郡尉的赵佗吞并桂林、象郡，于公元前203年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南越国疆域基本就是秦朝岭南三郡的范围，东抵福建西部，北至南岭，西达广西西部，南濒南海。

从赵佗最初称王以后，南越国共传5代王，历时93年。开国之君赵佗僭称南越武帝，第二代王赵眜为赵佗次孙，在《史记》中被称为赵胡，僭称文帝，第三代王赵婴齐为赵眜之子，死后称明王，皆筑有陵墓。

赵眜的南越王墓劈山为陵，从象岗顶劈开石山20米，凿出一个平面“凸”字形的竖穴，再从前端东、西侧开横洞成耳室，南面开辟斜坡墓道。墓室以红砂岩石仿照前堂后寝的形制砌成地宫，墓顶用24块大石覆盖，再分层夯实而成。

墓室仿照生前宅居筑成，墓室坐北朝南，前三后四共7室。墓主居后部中室，前厅后库，前部东西为耳室，后部东西为侧室。殉葬者共15人，其中姬妾4人，仆役7人。

南越王墓的前部前室四壁和顶上均绘有朱、墨两色云缎图案；东耳室是饮宴用器，有青铜编钟、石编钟和提筒、钫、锫等酒器以及六博棋盘等。

西耳室是兵器、车、马、甲胄、弓箭、五色药石和生活用品、珍宝藏所，尤其珍贵的是来自波斯的银盒、非洲大象牙、漆盒、熏炉和深蓝色玻璃片。这证明南越国早期或更前年代广州已与波斯和非洲东岸有海上贸易。

后部主室居中，为墓主棺库主室，墓主身穿丝缕玉衣，随身印章9枚，最大一枚为“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此外，还有螭虎钮“帝印”。龟钮“泰子”金印以及墓主“赵眜”玉印等。

东侧室为姬妾藏室，殉葬姬妾4人均有夫人印一枚；西侧室为厨役之所，殉葬7人，无棺木，室后置猪、牛、羊三牲。后藏室为储藏食物库房，有近百件大型铜、铁、陶制炊具和容器。

南越王墓共发现遗物千余件套，其中金印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汉代帝王金印。这对研究秦汉时期岭南土地开发、生产、文化、贸易、建筑等状况以及南越国历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现就陵墓及部分珍贵文物作较详细的介绍。

南越王墓有一件物品被称为“镇墓之宝”，那就是“文帝行玺”金印，是我国发现的第一枚帝印。在传世或发现的秦汉印章中，未见一枚皇帝印玺，只有文献记载。

据文献所讲，帝印都是白玉质印、螭虎钮印，印文是“皇帝行玺”或“天子行玺”；而南越国赵眜这枚帝印却是金质印、蟠龙钮印，印文是“文帝行玺”。这是金印的独特之处，是南越国自铸、生前实用之印。

这枚“文帝行玺”金印是正方形，印台重148.5克，含金量非常高。印面呈田字格状，阴刻“文帝行玺”4个小篆体的字，书体工整，刀法刚健有力。

蟠龙钮是一条龙蜷曲的样子，龙的首尾和两足分置在4个角上，似腾飞疾走，印面槽沟和印台四周壁面都有碰撞和划伤的痕迹，而且还遗留着一些暗红色的印泥。

印台背上的龙，有些部位磨得十分光滑，说明这枚金印是墓主人生前日常行使王权的大印。

南越王墓除了“文帝行玺”金印外，还有“泰子”，即太子金印和“右夫人玺”金印，但不是龙钮，而是龟钮。“泰子”金印也是首次发现，在传世印玺中未曾见过。

按秦汉礼制规定，只有皇帝、皇后的才能称“玺”，其他臣属的印是不能称“玺”的。皇帝用玺并非只有一种，而有多种。

例如用于赐诸侯王的“皇帝之玺”、用于封国的“皇帝行玺”、用于发兵的“皇帝信玺”、用于册封外国的“天子之玺”等。

“皇帝玺”被视为“传国玺”，历代统治者视为保国镇疆之宝，正所谓“得宝者得天下，失宝者失天下”。而赵眜的“文帝行玺”是个人专用，不往下传，因此死后用于陪葬。

历史上发现的印不少，但大多是铜质、玉质或水晶质的，很少发现有金印，大概只有12枚，12枚金印中属东汉的有8枚，属西汉的4枚，仅南越国便占了3枚。

南越王墓的金器除金印外，还有金带钩、金花泡和杏形金叶，均是饰物。而金花泡普遍被认为是海外输入的“洋货”。

南越王墓中有一件白色的银盒特别引人注目，那闪闪发光的花瓣显得尤为突出。在主棺室，盒内有10盒药丸。

从造型、纹饰和口沿的鎏金圈套等工艺特点看，银盒与我国传统的器具风格迥异，但与古波斯帝国时期遗物相似。经化学分析、研究，认为是波斯产品，银盒里的药丸很可能是阿拉伯药。因此，银盒并非南越国制造，而是海外舶来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南越王墓的银器除了银盒外，还有银洗、银卮和银带钩，都是越王室的专用器具。7件银带钩工艺十分精美，有5种式样、钩首有雁头形、龟头形、龙头形和蛇头形等。

铜器在南越王墓随葬物中占有重要地位，共有青铜器500多件，不但品种数量多，而且工艺技术精湛，极具地方特色。这批铜器中有厨具、饮食用具、酒器、乐器、车马器、生产工具及各种日用器具等。

铜鼎共有36件，有汉式鼎、楚式鼎和越式鼎，其中有9件刻有“蕃禺”铭文，都是由南越国的都城工匠所造，是广州建城历史的重要物证。

特别是越式大鼎。鼎内有“泰官”封泥一枚。南越国也像西汉一样设有“泰官”一职，是掌管南越王日常饮食的职官。

铜壶共9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个鎏金铜壶，细长颈，大腹，造型美观大方，通体鎏金，光亮华丽，是一件艺术精品。

铜提筒共9件，是南越王墓中最具地方特色的器物之一。特别是一个船纹铜提筒，除器身有几组几何饰纹带外，最为突出的是4只首尾相连的羽人船，每船有羽人5名，各饰羽冠，赤脚。船首倒挂一具人头；船首尾各竖两根羽旌。

5个人形态各异，有的划桨，有的击鼓，有的持兵器，有的在杀俘虏祭海神。船与船之间还有海龟、水鸟、海鱼等作装饰，形态生动，工艺精美，是精美的艺术品。

南越王墓中的39件铜镜大部分都是精品，例如连弧龙纹镜、带托镜、十字龙凤纹镜、绘画镜、六山纹镜等。其中绘画镜是彩绘人物大画镜，直径达41厘米，为国内最大的西汉绘画圆镜，是汉代铜镜中的珍品。

绘画圆镜仍保留白、青绿两色的绘人物组画，中央有两人做跨步弓腰斗剑表演，两侧各有4人站立围观，生动逼真。周围和中间还配以连弧纹和卷云纹。

还有一件六山纹镜，有6个斜形山字，衬以浪花形羽状纹和莲叶形花瓣纹饰。

铜鉴位于后藏室，是深鼓腹大盆，可用来盛水或食物，盆内有猪、牛、羊、鸡骨和鱼、龟等海产，说明这是当时的主要食品。

铜熏炉共有11件，有单件和四连体的，炉腹和顶盖均镂孔透气，是用来焚香料的，香料被认为是舶来品，这是最能反映南越国地方特色的典型铜器，其复杂的工艺反映了当时的铸造技术水平。

宴乐之器是古代统治者炫耀其奢华生活和身份地位的标志。南越王墓内东耳室有一批乐器，旁边还有一名殉葬的乐师。

乐器可分铜、石、陶、丝四大类，青铜乐器有钮钟一套14件，甬钟一套5件；句鑃一套8件。还有铜铸等。

句鑃扁方形实柱体柄，弧形口，阴刻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并刻有“第一”至“第八”的编码，是我国唯一发现具有绝对年代而又有序号的句鑃。

南越王墓中的兵器种类多，数量大，除15把剑为铁质外，其余皆为铜造。最为难得的是一把“张仪”铜戈，铭文“王四年相邦张仪”等字，“王四年”应为秦惠王时。由张仪监造，说明是由秦带入南越的。

铜虎节是一件难得的珍品。姿态生动威猛，蹲虎欲跃，虎头昂扬。张口，露齿，弓腰．卷尾，饰以错金虎斑纹，是国内仅存的一件错金虎节尤为珍贵，有错金铭文“王命：车徒”，属于孤品，是一件重宝。节是外交和军事上的信符，有虎节、龙节、人节之分，可以用来证调战车和士兵

铜钫是一个方形壶。腹呈椭圆形突出，饰以繁缛的浮纹，复杂多变。这种盛酒的铜器制作技术精良，具有透雕风格，更能衬托出主人酒的名贵与醇香。

印花铜凸版是用来在丝织物上印染图案的工具，是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印染工具，对研究古代纺织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墓中的铜构件较多，有鎏金铜铺首6件。有一个已朽的漆屏风的铜构件多种，例如，转角鎏金铜托座、鎏金蟠龙托座、正间鎏金铜托座、鎏金朱雀铜顶饰、鎏金双面兽形铜顶饰等。

铁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国防力量。南越王墓的铁器有700多件，有农具、工具、兵器和日用器具等。

其中轻型铁铠甲共有709片甲片，均呈四角抹圆的长方形。这种轻型铁甲适合于气温较高的南方地区使用，代表了西汉时期南方铠甲的基本形制，与北方中原地区的铁铠甲形制有较大差别。

铁剑共15件，其中一件出自墓主腰间左侧，剑鞘为竹胎，剑茎两面夹以木板，外捆缠丝带。还有4件是青黄色玉茎，雕刻最为精细，下面有高浮雕群兽，形态十分生动。

其中有一杆铁矛间铜质、鎏金，错间金银的三角图纹和流云纹，如此华丽的铁矛应为南越王自用，或用于仪仗。

玉璧是正中有孔的圆形玉器。南越王墓有各种玉璧56件，仅主棺室就有47件，说明墓主对玉璧的喜爱。这些玉璧中比较突出的有大玉璧、透雕重圈二龙衔环璧、透雕龙纹玉璧、透雕龙凤涡纹玉璧、双连玉璧等。

特别是主棺室的一件大玉璧，是墓中所有玉璧中最大的一件，雕刻精致，纹饰古朴庄重，颇有帝王之气，是我国已知玉璧中体形最大、龙纹饰最多的一块，被称为“璧中之王”。

主棺室的玉盒为青玉，呈青黄色，盒身鼓圆。玉盒刻有两凤鸟，饰以美丽浮雕纹，结构严谨，雕工精细，光洁夺目，被称为“玉器绝品”。

玉衣是汉代特有的丧葬殓服，东汉灭亡以后，未发现有玉衣。玉衣是有等级规定的，有金缕、银缕、铜缕玉衣，诸侯王多用金缕，也有用银缕的。

而南越王墓的这件丝缕玉衣为首次发现，也是我国唯一的一件。整件玉衣全长1.73米，共用玉片2291块，用朱红色丝带粘贴，构成多重几何形纹样，色彩鲜艳夺目。

另外墓中有玉印共9枚，其中3枚有文字的玉印都是出在主棺室墓主身上，分别是“赵眜”、“泰子”、“帝印”的方形玉印。“赵眜”印和“帝印”都是墓主身份的物证。

由于玉石具有优良的质地和美丽的色泽，又能迎合人们的求美天性和祈求健康、避邪的心理，在古代佩戴玉质装饰品是达官贵人追求的时尚。

南越王墓的玉饰品有130余件。例如，犀形玉瑛，整体作透雕形的犀牛，呈蹲曲状，全身肌肉隆起，充满生机活力。双龙纹玉瑛，对称的双龙头，张口鼓目，饰以透雕云纹，形象生动。透雕龙璃纹玉环，双面透雕二龙二兽的优美造型，十分别致。

另外还有透雕龙凤纹重玉佩，透雕体态轻盈的龙凤，饰以卷云纹，造型饱满有力，龙凤均有呼之欲出之态，确是玉饰精品。连体双龙玉佩，构思奇特的双龙拥爪，形象生动。

在人们生活中，陶器比其他器具的存在时间更长、作用更大、关系更密切。南越王墓共有陶器371件，计有储容器、炊煮器、日用器，还有网坠、响器和模型明器等，众多的陶器说明其在王宫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岭南地区丝绸生产的历史悠久。南越王墓中丝绸的随葬品不但品种多，而且数量很大。特别是西耳室西部，在约2.8平方米的范围内，丝织品多层叠放，整匹随葬的有绢、绣绢、朱罗、朱绢、绣“纱’、超细绢、砑光绢等品种。

在西室中还发现原支大象牙一捆，共5支、并排堆放。。经鉴定，这5支大象牙的产地是非洲，可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广州的。另外还有刻画象牙卮、象牙算筹和残牙雕器等，可见这些原支大象牙是进口作为雕刻原料的。

在墓主玉衣头套下的丝囊内，装有470颗珍珠，是未经加工的天然珍珠，这应该是一个丝囊珍珠枕头。据说珍珠具有镇静、美容和辟邪的作用，而用珍珠做成枕头，尚属首次发现。

Ⅳ 西汉南越王墓是谁的陵墓，出土了什么

西汉南越王墓位于我国广东省广州象岗山上，是西汉初年南越王国第二代王赵眜的陵墓。

在秦末楚汉相争之际，时任南海郡尉的赵佗吞并桂林、象郡，于公元前203年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南越国疆域基本就是秦朝岭南三郡的范围，东抵福建西部，北至南岭，西达广西西部，南濒南海。

从赵佗最初称王以后，南越国共传5代王，历时93年。开国之君赵佗僭称南越武帝，第二代王赵眜为赵佗次孙，公元前137年至公元前122年在位，在《史记》中被称为赵胡，僭称文帝，第三代王赵婴齐为赵眜之子，死后称明王，皆筑有陵墓。

赵眜的南越王墓劈山为陵，墓室仿照生前宅居筑成，后部主室居中，为墓主棺库主室，墓主身穿丝缕玉衣，随身印章9枚，最大一枚为“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此外，还有螭虎钮“帝印”。龟钮“泰子”金印以及墓主“赵眜”玉印等。

Ⅵ 南越王赵佗墓在哪里

相传葬广州禺山。
赵佗，南拦带裤越武帝，今河北省石家庄人，秦朝南海龙川令，南越国的创建者。秦始皇统简简一六国之后，开始着手前进岭南百越之地。他原本是秦朝的将领，与任嚣一起南下攻打百越。汉高祖元年，任嚣病逝，他便向岭南各关口的军队下达了据行森险防守的指令，找了个机会杀掉了秦朝安置在南海郡的官员们，统统换成了自己的亲信。
大量文献记载，赵佗死后营墓数处，丧葬车从四个门同时出发，所以让人不知道其真墓的确切位置。《广东新语》说赵佗陵墓在白云山上：“南越王赵佗，相传葬广州禺山，自鸡笼岗北至天井，连山接岭，皆称佗墓。”

Ⅶ 南越王赵佗墓找到了吗

南越王赵佗墓还没找到，赵佗的墓传说在广州城外的山上，所在位置有多种说法，包括白云山、越秀山、禺山、鸡笼冈、天井岗、马鞍冈、悟性寺、县东北八里。因为秘葬，故此，他的墓究竟在哪里，谁也找不到。

据史料记载，当时汉朝越来越强大，赵佗预计到自己死后，南越国或将灭亡，担心自己死后被盗墓而抛尸荒野，所以他在生前对自己的墓葬做了周密的安排。

赵佗死后安葬遗体时，多置疑冢，发葬的灵车从番禺都城（即今广州越秀区一带）四个城门同时而出，四巧哗尺具棺柩一模一样，下葬时又棺棚无定处。除丞相吕嘉和孝高赵胡等少数几人，其他人芦困全然不知南越王赵佗棺柩的下葬之处，赵佗的真正葬所遂成为千古之谜。

不过赵佗的孙子赵眜的墓已找到，其墓便是今天的南越王墓博物馆所在地。1983年，在广州发现了南越古墓，出土文物中有“文帝行玺金印”一方以及“赵眜”玉印，证明陵墓主人的身份。南越文王墓的出土，被誉为近代中国五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Ⅷ 广州南越王墓是怎么发现的

西汉南越王墓位于广州市区北部的象岗山上，是 1983年6月9日在该地动工修建楼宇开挖地基时偶然发现的。

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占地14000平方米。整体布局以古墓为中心，上盖覆斗形钢架玻璃防护棚，象征汉代帝王陵墓覆斗型封土。墓的东边为三层的综合陈列楼，北边为两层的主体陈列楼，用环绕的回廊上下沟通将三座建筑物连成整体。现在，全馆共有10个展厅，4800多平方米。现在，南越王墓博物馆已被选进世界80个着名博物馆之中。该馆是广州越秀山一象岗文化史迹游览线的主要景点，建筑以轴线对称布局，按参观路线依山建馆，拾级而上，把展馆、墓室及扩建之展室连成有机整体。

南越王墓是西汉早期建都番禺的南越国第二代王、秦统一岭南的将领赵佗之孙、自称文帝的赵眛的陵墓，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赵眛，史书称赵胡，公元前137——122年（汉武帝建元四年至元狩元年）在位，约16年。赵眛在位期间和称“南越文帝”，死后谥曰南越文王。这一时期，南越国名为汉朝藩属，实则保持独立王国的地位。

全墓由750块大石砌建，分前朝后寝两部分，共7室，前部三室为前室和东、西耳室；后部四室为主棺室、东西侧室及后藏室。由两道石门隔开，各室有各自的功能。

经过数年挖掘，现已出土珍贵文物1000多件（组），有15位殉葬人。这是迄今为止，岭南地区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陪葬物最丰富的汉初古墓，也是惟一的一座全用石块砌建而成的、首次出现壁画的彩绘石室墓。墓中出土文物尤以铜器和陶器最具南方越族文化的特色，有青铜编钟乐器3套，铜鼎36个，铜镜36面，以及金印3枚（广州市汉代考古至今发现西汉时期金印仅有4枚），出土玉器240多件。墓主身穿的玉衣殓装已复原，它是我国目前发现完整的西汉玉衣中年代最早又是惟一的"丝缕玉衣"。墓中出土蓝色平板玻璃、世界第一套套色印花铜版模、非洲象牙等，都是一批有意义的稀世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