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为什么独立时期是中越间广泛而深入的文化交流
越南独立后,构成千年间中越两国国家关系的主要内容,除了频繁而持久的贸易活动,更有广泛而深人的文化交流。
宋代,中越两国间的贸易以两种形式进行:一种是朝贡形式下的官方贸易,谓之“大纲”;另一种则是两国接壤处富商大贾(gǔ,商人)们所从事的博易场贸易,即民间贸易,谓之“小纲”。当时,广东钦州既是两国使者出入的必经之地,又是两国间的贸易中心。其时,使臣往往负有贸易使命,一身而兼二任。
明代,中国与安南间的使节往来十分频繁,双方使节除携带贡品和回赐品外,也多携带商品进行贸易活动,这对两国间的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和宋代一样,安南国王在政治上求得封号以自重,同时又可在经济上得到实惠。据史籍记载,从洪武元年(1368年)至崇祯十年(1637年)间,越南遣使人贡达79次之多。
清代中越贸易,分水陆两路。海上贸易多是大宗贸易,陆路贸易则主要是边界零星贸易,以日用品为主。中国出口物品多为布匹、绸缎、纸张、铁锅、颜料、烟、茶、药材等,进口物品则有大米、槟榔、胡椒、冰糖、砂仁、竹木、香料及海产品等。
清初,越南广南中部重要商港会设有“大唐街”,全长三四里,在那里居住和做生意的都是渡海到越南谋生的福建人。据《福建晋江专区华侨史调查报告》:清朝从雍正到嘉庆年问,晋江县出国华侨以往安南的为最多。例如雍正年间,出国32人,其中往安南的18人;干隆年间,出国73人,往安南的37人;嘉庆年间,出国29人。往安南的20人。
越南独立时期,中越间的文化交流,涉及语言文字、音乐戏剧、水利、建筑、医药、风俗等许多方面,它既是过去基础上的继承与延续,也是更广阔领域里和更深层次上的前进与发展。
语言文字汉语与越语(京语)均属单音语系。汉至五代1000多年间,京语吸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据语言学家的调查,在越语词汇中所保存的汉语词或源于汉语的词,约占总数的一半。在现代京语中,其所保存下来的汉语借词仍然大量存在。汉字,越南人又称“儒字”,约于公元前2世纪传人越南,是越南人使用的第一种文字。它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元六世纪中叶之前,为初播阶段,这时的汉字是越南的官方文字;第二阶段是10世纪中叶之后,越南虽已号称“独立”且建立国家,但仍继续使用汉字,是为借用阶段。
大约在13世纪初叶,越南人民感到汉字不能适应自身需要,于是采用汉字的结构和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法,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俗字,即“字喃”(Chu Nom;或称喃字,意即“南国之字”)。李朝时期,有人开始在书写碑铭时夹用字喃。越南史书上记载的第一篇全用字喃写成的作品,是陈朝文学家阮铨(quán,又名韩铨)创作的《祭鳄鱼文》(此文今已失传)。14世纪后,字哺开始系统化,并在文学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字喃文学盛行于17、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字喃作品已在越南文坛上占据优势地位。
印刷术雕版印刷术发明于中国的隋末唐初。唐中叶以后逐渐盛行,并先后传人朝鲜、日本、越南、菲律宾、伊朗等国。13世纪时,越南的印刷术也得到了发展,并对本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北宋出版儒家经典及《大藏经》后,越南当权者曾多次请求赐送。早在前黎朝时就向宋真宗求过《九经》(指九部儒家经典)及《大藏经》。李太祖时,又向真宗皇帝求《大藏经》及《道藏经》。在将近80年的时间内,越南先后从中国请去三部《大藏经》和一部《道藏经》。1288年,陈圣宗也曾派遣使臣陈克用人元求取《大藏经》。到了15世纪中叶,越南开始刊印《五经》官定本。后黎朝太宗绍平二年(1435年),官方正式出版《四书大全》。15世纪末叶,因为所印儒家经典版本日多,朝廷特命在文庙内造书库贮(zhù)藏。
那时,越南虽没有像朝鲜那样工程浩大、刻工精良的《大藏经》,但民间的善男信女们所刊刻的佛经,数量却相当可观,仅前河内远东考古学院保存的,就有400多种。民间的印刷品中,除经书外,还有儿童读本、诗文集、家谱以及史书。小说、传记等,种类繁多,不一而足。
河内向来是历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刻书中心。到19世纪初时,旧阮京城顺化取代了河内,一跃而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刻书事业也随之蓬勃发展。后黎朝探花(科举制度中殿斌一甲第三名)梁如鹄(hú)曾于1443年、1459年两次奉命使明。他学习了中国人的刻书方法,回国后传授给乡人,依样仿刻经史版本,印行于世。500多年来,越南整个的雕版之术都受他的影响。越南的刻工们饮水思源,时刻不忘梁如鹄的功绩,尊奉他为刻字行的祖师。19世纪中叶,越南向中国购买木活字一套,开始用活字版印书;后来又出现套版,套印彩色的年画。越南的年画虽然几乎就是中国年画的翻版,但却充满南国情调,具有独特风格。
音乐戏剧中国音乐很早就已随移民南传。士燮时“出入鸣钟磐”(磬:qìng,古代打击乐器);陈朝时,越南盛行一种集体舞蹈,所用歌词有《庄周梦蝶》、自居易《母别子》诗等,所用乐曲有《降黄龙》、《宴瑶池》等,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元朝初年,中国优人(旧时称演戏的人为优或优伶)李元吉曾到越南“传戏”,丰富了越南人的文化生活。李元吉长期居留越南,凭着他的智慧和创造力,吸收越南民间故事作素材,编成生动的戏剧,再传授给越南人演唱。演员穿着绸缎戏装在台上,伴着音乐或唱或舞,使观众受到感染。
越南的旧戏,从音乐、服装、脸谱、道具乃至演出方式,都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和中国的旧戏(如京剧)十分相似。过去的越南伶(旧时称戏曲演员)人即奉东方朔(公元前154~公元前93年,西汉文学家。为人正直,滑稽善辩,后世关于他的传说很多)为始祖。中国的剧目,往往被越南戏剧家所采用。《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西游记》等书在越南流传甚广,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而伍子胥、蔺相如、关羽、曹操、诸葛亮、宋江、李逵、张生、红娘、孙悟空、猪八戒等则是越南人民十分熟悉和喜爱的戏剧舞台人物。
历法元代杰出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公元1231~1316年)与王恂(xún)、许衡等人共同编制的《授时历》(公元1281年开始实施),是中国历法史上施行最久的历法,历时达364年之久。明朝颁行的《大统历》基本上就是《授时历》。《授时历》的精确度很高,以365.2425日为一年,29.530593日为一月;将一年的1/24作为一气(节气),推算出24节气,用以表明气候变化和农事季节;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它打破了古来制历的习惯,被认为是中国历法史上的第四次大改革。
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年),元朝派遣使臣出使越南,把《授时历》赠送给当时的陈朝。《授时历》的传人,对于越南人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都起了积极作用。这种历法一直沿用到明朝末年。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廷又赠越南《大统历》。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钦天监奉旨重修《西洋新法历书》,编成《历象考成》一书。越南阮朝嘉隆八年(1809年),越使臣阮有顺到北京,购得《历象考成》一部,回国后,阮有顺参照该书,奏请朝廷颁行《协纪历》。越南历法也便从此正式确定了下来。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天文学家的杰出创造,直到今天仍在民间延用,特别是对于农业生产,二十四节气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越南阮朝所颁行的《协纪历》,对此也加以采用,其名称与中国历法完全相同。中国古代历法的另一创造“干支纪日”,也同样为《协纪历》所采用。“干支”是天干和地支的合称,它拿十干的“甲、丙、戊、庚、壬”和十二支的“子、寅、辰、午、申、戌”相配,十干的“乙、丁、己、辛、癸”和十二支的“丑、卯、已、未、酉、亥”相配,共配成60组,用来表示年、月、日的次序,周而复始,循环使用。干支最初是用来纪日的,后来多用来纪年,现在中国农历的年份仍用干支。
医药三国时代,有一位名叫董奉的神医,字君异,侯官(今福建福州人)人,曾南游交趾。《三国志·吴书·士燮传》注引葛洪《神仙传》,记录了他为土燮治病的故事:“燮尝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药与服,以水含之,捧其头摇之,食顷,即开目动手,颜色渐复,半日能起坐。四日复能语,遂复常。”中医的发展与中越间药材的互换是分不开的。宋元之际,中药成为对越贸易的一种主要商品。史载:宋成淳十年(陈圣宗宝符二年,即公元1274年),宋以“缎子、药材等物,买卖为市”;宋德拓二年(陈圣宗宝符四年,即1276年)春二月,圣宗陈晃“遣陶光往龙州,以买药探元人情状”。越南陈朝除了有专为王公大人治病的太医外,还建立了与平民大众疾苦相关的医司——“广济署”。政府还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因而培养出了不少有名的医生。
中国的针灸法,14世纪时已被越南医生广泛采用。明清两代,越南所需药物也主要靠中国供应。黎仁宗时,曾派使臣来中国,请求用土产香料交换药材和书籍。明天顺元年(1457年),越南使臣黎文老曾上表奏,请求仍循惯例,以越南土产香料等物品换取中国的书籍和药材。明英宗批准了这一请求。19世纪末,越南从中国输入川芎(xiáng)、白术(zhú)和当归等多种中药,年约10万担(dàn,重量单位,100斤等于一担),数量可观。
中国医药文献浩如烟海,现存中药将近8000种,是人们长期实践、积累的结果。隋唐时,《内经》(《黄帝内经》的简称,约成书于战国时期)、《脉经》(魏晋间王叔和撰)等中医学书籍就已传人越南;明代医学家李梃(chān)的《医学入门》、张景岳的《景岳全书》以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医学名着也先后传人越南,对越南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越南医书流传到中国的却很少。1962年,北京书馆与中医研究院合编了一部《中医书联合目录》,收入了中国国内59家大书馆所藏的全部医书凡7000多种,其中录有数百种朝鲜和日本的汉文医书,却没有一本出自越南。实际上,越南医生在对中医中药进行深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不但有所发挥,而且颇有成就。《本草拾遗》、《中越药性合编》、《南药神效》等便是学术价值或文献价值很高的医学着作。
现存越南古代医药书籍约有二三十种,其中最有名的当推黎朝末年黎有卓所着《懒翁心领》(或称《海上心领遗书》、《海上懒翁》、《海上医宗心领全帙》(zhì)。该书共28集,66卷,内容丰富而完备。理论方面,《懒翁心领》采用《内经》经义;用药方面,则一半采用中国药,一半采用越南药,因地制宜地为医学理论与医学实践的结合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货币越南东山出土文物中有汉代五铢(zhū,古代重量单位)钱。五铢钱很可能是在汉平南越时传人交趾的。在其他地方的发掘中,也发现了古钱币,如“开元通宝”(简称开元钱;开元:意为开辟新纪元)、“元和通宝”等,皆是唐代币制。据《旧唐书》记载:唐初,仍然沿用的是隋代的五铢钱。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止五铢钱,铸“开元通宝”币,并在洛、并、燕、益、桂等州设置钱监。唐代桂州与越南近在咫尺,桂州设监制币,制作方法和技术传人越南,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越南古代流通的货币,主要是铜钱,或称制钱。如今传世最古的钱币是前黎朝黎桓天福五年(公元984年)所铸的“天福镇宝钱”,背文有一“黎”字。越南史书称此为“南钱之始”。黎氏天福钱,宋代曾在广州流通,称为“交趾国黎字钱”。越南自主后的历代天朝均以汉、唐币制为依据。以汉、唐铸币技术为基础先后铸制而成的越南货币,陈朝有“绍丰通宝”、“隆庆通宝”、“重光通宝”;后黎朝有“顺天元宝”、“洪德通宝”、“光顺通宝”、“昭统通宝”;阮朝有“泰德通宝”、“光中通宝”等。阮世宗阮福映所铸“嘉隆通宝”,不但在国内使用,而且大量流入中国,冲击了中国市场,引起中国统治者的密切关注。
❷ 越南庙会的神仙怎么都是中国人,背后有怎么样的故事
这就是要说越南和中国的文化关系了,首先呢,在越南的民间,其实很多人对于中国的历史名人,都是很尊敬的。虽然说有些人甚至是没有来过越南,但是他们的一些故事,或者是一些事迹,或者是他们的人格魅力,通过文化的传播,给了越南这个当时的发展水平不发达的国家的人们带来了一丝希望。
所以他死后,当地的越南人为其建立了寺庙,供奉他,接受香火的朝拜。而中国的文化,对于越南的影响也是相当之大的,在越南,其实随处可以看到一些中国常见的庙,比如说,供奉妈祖的天后宫,还有关公庙等等。越南人也希望这些中国人供奉的神仙能够保佑越南人的兴旺,所以在越南的庙会中有一半是中国的先贤有一半是越南历史上的英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