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1983年发现的南越王墓的墓主是谁
南越王墓墓主是赵昧
一九八三年十月，广州大北门外象岗山掘出南越王石室大墓，遗物纷陈，举世瞩目，为今年广东考古工作绝大贡献。墓主身着玉缕衣、头下垫以珍珠枕，玉衣面单上覆盖缝缀金箔的素绢。其上下有大玉壁十余事，玉钩玉饰，铺陈左右。墓主腰间佩带铁长剑五把，复有漆盒银盒，盛以珍珠，药丸，其侧玉灯具，由三条银蛇共相衔托，精美绝伦。在墓主之身上发现印章九枚，最大者为龙钮金印，方形，篆书“文帝行玺”四字。另有篆刻“泰子”二文的龟钮金刻，及篆刻“泰子”、“赵昧”、“帝印”等玉印。考古家一致认为墓主人应是南越王国赵佗的第二代文帝的茔墓。
其他随葬品有编钟三组二十七件，上镌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小篆八字。合以“帝印”及“文帝玉行玺”等印信，充分证明该墓墓主必为南越文帝，绝无疑问。
《史记·南越列傅》载：“秦已破灭，(赵)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及孝文帝元年……乃召陆贾以为太中大夫，往使。因让佗自立为帝，曾无一介之使报者。……王为书谢。称曰……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乃顿首谢，愿长为藩臣，奉贡职。于是下令国中。……自今以后，去帝制黄屋左纛。……至孝景时，称臣，使人朝请。然南越其居国，窃如故号名。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卒。(按《汉书》无“卒”字。)佗孙胡为南越王。”
《汉书》的记载与《史记》一样。汉文帝时，赵佗受汉封为南越王，但在国内仍照旧称帝，佗说是“聊以自娱”，他自称为“武帝”。《史记》又说：“胡毙，谥为文王。婴齐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玺。”《汉书》作“武帝文帝玺”，多“文帝”二字，梁玉绳云：“两世窃如故号。”他认为《史记》此文缺去“文帝”二字，甚是。今由象岗山墓出土“文帝行玺”一印，可证明两世皆窃用帝号，而文帝正如赵佗在位时之自称武帝，不是死后的谥号。第三代婴齐怕得罪汉廷，故把“武帝”两玺收藏起来，但他一即位，上书请立他在长安时所娶邯郸樛氏女为后，汉廷遂屡遣使者风谕，加以责问。是婴齐既立，起初必亦援前例自称为帝，否则不会请立樛氏女为后，后来樛氏女竟称为太后，可见第三世之婴齐，亦再“窃如故号”。对于汉廷则称王，在国内则自称为帝，从“文帝九年”钟铭及“文帝行玺”、“帝印”的出土，使人可以推想南越当日政制的实际情况。故第三代婴齐未必即除去僭号。《史记》称“婴齐毙，谥为明王”，故以胡之事推之，婴齐生前必已自称为明帝。在汉廷立场，对文帝贬称为王，帝号亦不予承认。婴齐的情况正相同。汉史对此事均作为死后的追谥，恐非事实。《史》、《汉》都说“佗孙胡为南越王”。“胡毙，谥为文王”。文王是赵胡。由于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胡上书向汉廷求助。汉派遣庄助(《汉书》避讳作严助。)南来谕意，胡当然与庄助会过面，其事亦详于《史》，《汉》的庄助本传。汉廷对于南越王胡，绝不生疏，《史》，《汉》屡屡提到南越王胡，无理由把胡字开错。但墓中与“文帝行玺”同出有人名的印章，不作赵胡，而作“赵昧”，又有“泰子”二印，与《史》、《汉》不合，于是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泰子即太子，墓主应是赵佗之子，有人认为《史记》“赵胡毙谥为文王”，乃系错简；文帝谥号属于赵昧，则作“赵胡”是当史官之误。(黄文宽说，见《学文》双周刊五十一期，《华侨日报》一九八六年一月九日)，本年一月廿三日，该墓主持发掘者黄展岳先生应中文大学之邀，在中国文化研究所主讲：《南越王墓发掘的主要收获》，亦谈及墓主问题。他认为：“文帝行玺与赵昧印同出，二者应是一人。第二代南越王生前曾效其祖故事，自尊为南越文帝，似不容置疑。泰子印似为赵佗之子(赵昧之父)的遗物，未及嗣位而亡。印归赵昧，昧死，遂以入葬。”他又说：“墓主头骨经鉴定，判断死亡年龄约为三十五——四十岁，比较符合赵佗孙辈年岁，与赵佗的子辈年岁不合。”他的推断，极为近理。前此，麦英豪也谈过墓主是赵佗之孙，还是赵佗之子等问题，他认为：“赵昧身上的两枚泰子印，应该本是赵佗之子的，佗子殁后，归由赵昧接掌。如果佗子确曾立为王，《史记》《汉书》不可能只字不提。《史》、《汉》误昧为胡，可能是所据档案有误，或为传抄之误。应据印文改正，还其本来面目。”(《广州研究》一九八四年四期)赵昧应是佗之孙，诸家之说皆同，是很符合史实的，但《史》、《汉》作“胡”，是否错误，必欲依据出土文物，改订史文，理由尚嫌不够充足。
古代人名，史书记载，时时出现不同之异名。如晋国寺人披，见《左传》僖五年。《史记·晋世家》披作“勃鞮”。《晋语》二称为阉楚。韦昭注“楚为伯楚，寺人披之字也。”阉是寺人，指其官名。“楚”则其字，略去伯字。楚是字而披是名。披和楚二字声义毫不相关。故黄侃读披为木名之披。(《春秋名字解诂补谊》)称人每每以字，字与名取义必相关，字可以自证其名，故《白虎通》云：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依是言之，汉人记载，称佗之孙曰胡，想是习惯称其字，如披之又称为楚也。出土之印章作昧，则用其名耳。
印文赵昧，其字从目。愚见昧读为“曼”。《吴都赋》：“相与昧潜脸，搜壤奇。”刘逵注：“昧冒也”。(段注引此句以解《说文》之“昧”字。)曼字从又冒声，昧冒、曼，声同可以通用。“曼”字与“胡”在先臣古语言上意义有若干关涉之处，举数事以明之：
古謰语有“曼胡”一词。《庄子·说剑篇》；“曼胡之绥”。《周礼·鳖人》：“掌取互物。”郑司农曰：互物谓有甲满胡，龟鳖之属。”《吕览·盂冬纪》高诱注“介”字云：“象冬闭固，皮漫胡也。”《释名·释饮食》：“胡饼，作之大漫冱也。”毕沅云：“当作满胡”。上列满胡、漫胡、曼胡、漫冱、该是一语，声义并同。曼之言漫也，胡又借为冱或互，单称则为互，谓之互物，曼与胡同义俱训广大。(参孙诒让《周礼正义·鳖人》疏。)
《考工记·冶氏》：“倨勾外博”。郑玄注：“博，广也。倨之外，胡之里也。勾之外，胡之表也。……俗谓之“曼胡”，似此。”孙诒让云：“‘似此’者，证戈横刃本广，故有‘曼胡’之称也”。《方言》九：“戟，楚谓之孑。凡戟而无刃，秦晋之间谓之釨。东齐秦晋之间，谓其大者曰镘胡，其曲者谓之钩釨馒胡。”《广雅》：“镘胡，戟也。”王念孙《疏证》谓“镘胡者，宽大之名”。馒胡，《考工记·注》作“馒胡”。以曼胡原有广大之义。郭瑛注镘胡云：“今鸡鸣句孑戟也。” 《太平御览》卷三五二兵部戟上引张敞《晋东宫旧事》： “东列崇福门，门各羌楯十幡，鸡鸣戟十张。” (页一六二)鸡鸣即大戟，称之为镘胡者，以其大也。《尔雅，释宫》：“镘胡之圬。”经典释文：镘本或作槾，又作墁。圬音乌，又音胡。” 《说文·金部》：“镘，铁圬也。”或体从木。又木部：槾。木朽也。”徐灏《笺》：“圬有‘胡’音，盖戟之垂胡，有与泥镘相似者。”《说文》圬字下云：“秦谓之圬(即‘胡’)，关东谓之槾。”秦音为圬，与关东音之槾，原是一物在方言上之异名。圬也音胡，此又胡与槾(曼)同义异称之证。
从以上各事，可见曼与胡实为一物之异名。如果把昧读作“曼”，看做他的私名。而汉廷称呼其字则为胡，正可自证其取名之义。由是可明赵胡何以亦作赵昧的道理。《类篇》：“昧，地名。春秋传：“盟于昧”。此出《公羊》。《左传》作蔑。异音假借，此可例彼。)古代人名，文献记载与器物所见，每每歧出，彝铭假借之例尤为习见，必借助于训诂方言之学，始能明了。不宜轻易目史书为错误。《史记·南越传》提及南越王胡，自“佗孙胡”一句以下，连续共有八次，断不至如此刺谬，更不可随便说是错简。
文献记载上有关南越之史料，大家基本上都根据《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和《汉书》(卷九十五)为主。清代史学家梁廷楠撰《南越五主传》、所采摭的记事，大抵不出《史》、《汉》以外。其实，在吴、晋之间，还有不少古籍，可供采撷，由于其书亡佚已久，遂为人所忽略，以下试举二、三事论之：
(一)《日南传》
《太平御览》卷三四八兵部弩条引《南日传》云：南越王尉佗攻安阳，安阳王有神人睾通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万人死，三发杀万人。他(佗)退遣太子始降安阳。安阳不知通神人，遇无道理，通去。始有姿容端美。安阳王女眉珠，悦其貌而通之。始与珠入库，盗锯截神弩，亡归报佗，佗出其非意。安阳王弩折兵挫，浮海奔窜。(宋本，页一六零三。《艺文类聚》卷六十弩项亦引《日南报》。)
(二)《交州外域记》
《水经·叶榆河注》：
……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辅佐，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越南王知不可战，却军住武宁县。安晋太康记，县属交趾。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阳王，称臣事之。安阳王不知通神人，遇之无道。通便去，语主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阳王有女名曰媚珠，见始端正，珠与始交通，始问珠，令取父弩视之。始见弩便盗，以锯截弩讫。便逃归报南越王。南越进兵攻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安阳王下船，迳出于海。今平道县后王宫城，见有故处。(此文前面引：《交州外域记》疑原出自此书。)
(三)(刘欣期《交州记》)
安阳王者，其城在平(原误作“乎”。)道县之东北。林贺周相(此四字恐有误。)毕通徐作神弩。赵曲者，南越王佗之孙，屡战不克，矫托行人，因得与安阳王女婿(此字衍)。媚珠通，截弦而兵，既重交，一战而霸也。(《北堂书钞》一二五神弩条引。曾钊辑本《安州记》此条失收。)
从前引两书，知赵佗确有太子，其名曰始，曾在安阳王处作过间谍工作。《史记·南越传》但书“佗孙胡为南越王。”泷川资言引王鸣盛说案云：“《史》、《汉》皆不书佗子，盖外藩事略。”今《日南传》与《交州外域记》均记尉佗太子之名曰始。故知墓中“泰子”一印，太子当指赵始，必为赵胡之父。早卒未立。其印后归于胡，故竝入葬。今观墓中椁盖上和椁外右侧，有成捆的铁剑、铁戟、铁矛、铜弩机、铅弹丸和数以百计的铜铁箭头，必是当时战役的胜利品。南越人工制弩，《类聚》引《南越志》：“龙川当有铜弩牙，流出水皆以银黄雕镂。取之者祀而后得。父老云：越王弩营处也。”“龙川即赵佗为令之地。古时曾有弩牙出土。今墓中所出亦有弩机。《史记》称“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南越于是发兵攻长沙。当日南越铁器必仰给于他处，故铁器大量作为殉葬品，其珍贵可见。
赵佗的太子始盗锯神弩一事，后世传达者加以神话化。刘欣期书复作佗之孙曲，具见传说之多歧。“胡”之一名，可视作兵器《方言》云：“戟……大者曰镘胡，其曲者之钩釨馒胡。”佗之孙曲，可见与胡或者本是一人而转讹，也可能另是一人，观赵佗上书自言“于今抱孙”，知其太子得子之晚。因为只有孤证，无法确定。于是泰子，当然是太子始。《日南传》与墓中所出“泰子”二印，正可证明，难得的是得之于《史》、《汉》以外之佚史记载。
安阳王遗迹在平道县。毕沅辑《晋太康三年地记》，平道县属交趾郡。(《经训堂丛书》本)《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八：宋平县，本汉日南郡西卷县地。……安阳王故城，在县东北三十一里。《安南志原》：“越王城……又名可缕城，古安阳所筑也……故址犹存。”可缕当指赢娄故城。亦在宋平县。赵佗太子始的活动地区、远及于交趾。《日南传》一书，《隋书经籍志》与两《唐书》经籍、艺文志都有着录，其书唐时尚存。我在一九六九年因讨论安阳王问题时，尝写有《日南传之资料》一文，陈荆和先生认为发人所未发，特译成日文，刊于一九七零年二月庆应大学出版的《史学》第四二卷第三号，可以参考。《三国志·吴志·孙策传》：裴注云：“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广州大中正王范上《交广二州春秋》”此书惜已佚，否则对南越史事的研究，必有所裨益。
考《孙策传》裴注又引虞喜《志林》载：“天子六玺者，文曰‘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今墓中出土只有“文帝行玺”，没有“皇帝之玺”及“信玺”，南越虽称帝，尚无六玺之制。《史记》言“其称制兴中国侔”。事实尚有许多距离。
南越是一小型帝国。直至晚期，国中尚有许多封君称王，如苍梧王赵光，其名见于《南越传》。故知第四代仍然私自称帝，否则不但有苍梧王称号。《庄助传》中引淮南王上书言：“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指淮南属王长)使将军间(一作简)忌将兵击之，处于上淦。”南海王想亦是出自南越帝国的封号。以后希望断取有新墓葬发现，对南越史事或可更得到进一步的了解。《南越传》中所见重要人物，兹补列如下，作为附，以结吾篇。
⑵ 赵眜的南越王墓里的构造是怎样的，随葬了哪些东西
赵眜的南越王墓劈山为陵，从象岗顶劈开石山20米，凿出一个平面“凸”字形的竖穴，再从前端东、西侧开横洞成耳室，南面开辟斜坡墓道。墓室以红砂岩石仿照前堂后寝的形制砌成地宫，墓顶用24块大石覆盖，再分层夯实而成。墓室仿照生前宅居筑成，墓室坐北朝南，前三后四共7室。墓主居后部中室，前厅后库，前部东西为耳室，后部东西为侧室。殉葬者共15人，其中姬妾4人，仆役7人。南越王墓的前部前室四壁和顶上均绘有朱、墨两色云缎图案；东耳室是饮宴用器藏所，有青铜编钟、石编钟和提筒、钫、锫等酒器以及六博棋盘等。西耳室是兵器、车、马、甲胄、弓箭、五色药石和生活用品、珍宝藏所，尤其珍贵的是来自波斯的银盒、非洲大象牙、漆盒、熏炉和深蓝色玻璃片。这证明南越国早期或更前年代广州已与波斯和非洲东岸有海上贸易。后部主室居中，为墓主棺库主室，墓主身穿丝缕玉衣，随身印章9枚，最大一枚为“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此外，还有螭虎钮“帝印”、龟钮“泰子”金印以及墓主“赵眜”玉印等。东侧室为姬妾藏室，殉葬姬妾4人均有夫人印一枚；西侧室为厨役之所，殉葬7人，无棺木，室后置猪、牛、羊三牲。后藏室为储藏食物库房，有近百件大型铜、铁、陶制炊具和容器。南越王墓共发现遗物千余件套，其中金印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汉代帝王金印。这对研究秦汉时期岭南土地开发、生产、文化、贸易、建筑等状况以及南越国历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