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为什么是儒家社会

‘壹’ 越南和日本在历史上受孔子思想的影响都有哪些，他们是怎样适应孔子思想的

孔子思想在越南的传播及影响

中国越南山水相连，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在越南算是最早最深的了。
公元前214年，汉人赵佗由秦始皇任命为龙川县令，统辖珠江的东、北江上游，属南海郡。公元前206年秦二世向刘邦投降，赵佗的部属认为秦已亡，拥立赵佗为南赵王，此时赵佗已辖地三江(漓江、珠江、红河)，赵以儒家思想、礼仪制度教化臣民。公元前196年汉帝刘邦派陆贾为专使，携汉皇御赐镌刻《南越王之玺》的金印绿绶出使南越，经过疏通，赵佗自动归汉，在番禺越王山向北行三跪九叩之礼，从陆贾手中接过金印，这就是越南史书上所记的北属时期，越南北部就是西汉版图中的交趾郡，从此，孔子思想传人越南。到北宋，儒家文化发达，大量的儒家典籍传人越南。至南宋期间，金国及蒙古入侵，国势日凄，越南乘机独立，但却大量引入儒家思想及汉文化，以汉字载史行文。至南宋亡，蒙古人主中国，儒学受到很大破坏，曲阜孔府、孔庙、孔林沦为蒙古骑兵的马厩牧场，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纷纷带着孔孟典籍及书画南渡，给越南带来更深厚的儒家文化。至明朝，孔子思想在越南有更大的发展，官方兴办儒家教育，广修文庙，科举取士，在越南中举的学子还要求到中国赶考，传为佳话，儒学大师辈出，以阮秉谦、潘孚生、吴士连、黎贵淳最着名，他们以汉学家的丰采着述甚丰。中国明末清初时期也正是越南阮氏王朝初创时期，他们都分别利用孔子思想，采取联合、宽容、怀柔的政策对新领地进行开拓，清摄政王多尔衮就是有才学的汉学家。由于两国上层人物对孔儒文化的认同，当时两国又无利益上的冲突，关系比较和谐，越南阮氏王朝的国相亲自到北京致敬受封，愿为中国藩属，年年进贡。越南河内文庙和中国曲阜孔庙结缘，进行文化交流。清康熙皇帝亲自为河内文庙题赠《万世师表》匾额。越南各县郡皆建文庙，学宫、祭祀、配享如中国。1905年中国废除了科举制度，越南直至1918年才停止科举，可见孔夫子思想和儒家文化对越南影响至深。越南民族民主革命初期便带有浓厚的儒学色彩，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也是知识丰富的汉学家。

孔子思想在日本的影响
孔子思想在日本影响很大,‘传播得源久而流长。特别是对日本人的道德观、教育观影响更大、更深刻些。孔子思想传入日本逐渐与日本固有的神道融合在一起,而形成了日本的儒教。所谓日本儒教就是以日本固有的民族精神、神道思想解释孔孟的教义。

‘贰’ 越南和中国在对待儒家上有什么不同

1、儒家集权制和行仁政思想转换为一种国家导向的发展主义、威权主义政体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促进越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近30年来东亚一些国家经济迅速崛起的成功经验之一是从传统的儒家文化出发,找到了一种有别于西方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的新经济模式。儒家爱民如子、实行仁政的思想,在现代条件下的东亚社会中,发展成为实行相对集权、重视政府权力作用的“国家主义”发展模式。新的政治发展理论把这类不同于西方式的市场导向的政体称为“威权主义政权”。东方威权主义政权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功能是保持发展中的较高程度的政治稳定,增强社会内聚力,制定宏观经济计划,保证社会公平与福利等。而这种国家导向的发展主义在越南已初露端倪。越南自80年代中期以来,即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越共七大明确提出,越南“实行国家管理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由国家通过的法律、计划、政策及其它措施加以管理的市场机制”。从近年来的实践看,这种既利用市场的“无形之手”来自行调节经济运行,又注重国家宏观调控的“有形之手”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是比较适合越南国情的,收到了较好的成效。1991~1995年越南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达8.2%。与此同时,越南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西方多党制,注意维护社会的稳定。因此,越南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避免了在这一剧烈转换过程中出现社会动荡、经济混乱。这一点与中国的情况是比较相似的。

2、儒家文化崇尚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亚洲“四小龙”也正是依靠这种精神力量为工业化创造和积累了必要的资金。节衣缩食,厉行储蓄,是“四小龙”强化内部积累的重要途径。而越南自1989年以来为吸引储蓄一直坚持实行高利率政策,政府按利率比月平均通货膨胀率高出一个百分点的公式来提高利率,使储蓄存款急剧增加。其储蓄率从199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上升到1994年的24%,储蓄存款从1990年的10700亿越盾上升到1995年的386500亿越盾。5年增加了34.2倍①,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贵的资金。



3、儒家文化是一种个性特强的文化

一个突出的优点是不排他,对于外来文化有巨大的包容性。这一点已为亚洲“四小”“天下之宝,一为我用”的对外开放中的“拿来主义”所证实。无独有偶,越南自1988年颁布被称为“亚洲最开明的投资法”以来,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取得了显着成效。到1995年底,越南已批准外资项目1300多个,协议投资额达180亿美元。外国资金、技术的大量涌入,有力地促进了越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4、儒家重视教育和“有教无类

机会均等”的传统在越南转化为人们对子女教育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对人力资源的大力开发,成为人民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国家、政府的政策目标。因此尽管越经济落后且经历长期战乱,但其国民受教育程度在东南亚国家中是比较高的,有一支素质较好的劳动力大军。现在,越南已形成包括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以及成人教育在内的教育体系,全民识字率达85%。越南已成为亚洲国家中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这种重视教育的传统对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引进先进科学技术起了重要作用,并将继续成为越南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越南的现代化进程、经济发展模式将与儒家文化发生怎样的关系,现在还难下结论但可以预料,越南会找到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也许是把市场经济的优势与本国传统文化的长处结合起来的模式。越南有可能按“国家管理下的市场经济模式”实现其现代化。

‘叁’ 为什么儒家文化没有在东南亚传播很快

东南亚在中国之南，且濒临海洋，所以古代把它称为“南海”或“南洋”。“东南亚”这个名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出现的，当时，盟军在这一地区设立了“东南亚最高统帅部”，战后，人们感到这一名称能够正确表述它的地理位置，于是得到世界各国普遍承认。东南亚实际上是由海洋与陆地两大部分组成，陆地包括中南半岛（旧称“中印半岛”或“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群岛（又称“南洋群岛”）两个地理单元，而太平洋和印度洋被这些陆地分隔开来，又通过巴士海峡、巽他海峡、托雷斯海峡及马六甲海峡相互连通。中南半岛上有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缅甸，马来群岛上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和菲律宾，前者是所谓“半岛国家”或“陆地国家”，后者则是“海洋国家”或“海岛国家”。东南亚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它处在三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和两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十字路口”，是东西海运的冲要之区。在地质学上，亚、澳两大陆板块和若干海底板块在这里辐合，又是连接亚洲大陆腹地与印度次大陆的锁链，称为“东南亚陆桥”。从人类学意义上讲，来自亚、澳两个大陆的不同人种在这里交汇，形成了一个民族大走廊。从生物学意义上讲，亚、澳两大陆动植物区系在这里交织混合，显得丰富多彩。在文化学意义上讲，这里是印度文化圈与中国文化圈交错重叠的地方，又是中国通往印度、阿拉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中国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在地理上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的西南地区与“东南亚陆桥”连成一气，许多高山和大河向南伸延到中南半岛，形成山河纵列、峻岭与平原交错的地形，并伸入海洋形成许多岛屿。中南半岛的山脉呈由北向南的走势，实际上是我国横断山脉的延伸。主要山脉有三列：耸立在半岛东侧的是长山山脉，形成广阔的山地；中间一列向南一直伸延到马来半岛，入海后形成巽他台地的台基及邦加岛和勿里洞岛；西侧的一列是阿拉干山脉，向南伸入海洋后，断断续续地形成苏门答腊群岛、爪哇岛和努沙登加拉群岛。奔流在这些山间的河流，大都发源于我国西南地区，如缅甸的萨尔温江上游是我国的怒江，伊洛瓦底江源于我国的龙川江，泰国的湄南河上游在云南，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的湄公河上源为我国的澜沧江，在越南入海的红河上游为元江，它们都是国际性的河流，是中国通往东南亚的天然水道。
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文化上有诸多的“亲缘关系”，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长期发展起来的水陆交通，把中国西南部与东南亚紧密联结在一起；二、越南属“汉字文化圈”，全面受到中国文化的薰染；三、华人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四、众心的跨境民族，与东南亚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五、佛教的传播，使中国与东南亚都进入了一个共同的文化圈。
一
中国与东南亚的交通发端很早，大抵有三途：一是南方丝绸之路，二是中国与南洋的海上交通；三是被称为“东方多瑙河”的澜沧江湄公河。近代以来则有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及睦南关至越南河内的铁路，还有海运与航空。
在中国西南部有一条隐藏在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中的南方丝绸之路，它之所以鲜为人知，是因为它是一条民间开辟的道路，而且起点不在中原的京城。最先提到这条道路的是《史记》，是书《西南夷列传》说：“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据考，南方丝绸之路由三条路段组成：一条是由蜀地（成都）经bó＠①道（宜宾）、汉阳（威宁）、味县（曲靖）至滇池、洱海的“五迟道”，另一条是由蜀地经邛都（西昌）渡金沙江抵叶榆（大理）的“灵关道”，两道合路后经永昌（保山）、滇越（腾冲）入缅甸的称“永昌道”。这条道路长期是中国经缅甸达印度的古道。缅甸在汉代称掸国，唐称骠国，宋称蒲甘，元称缅甸，自汉以来便有使节与我国通好，献大象、水牛、珍宝、骠国乐及幻人，以后又输入棉花、象牙、翡翠、琥珀、玉石，而中国的丝绸、茶叶、食盐、金银首饰等也运往缅甸。在中印文化交流上，缅甸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云南的阿A梨教和上座部佛教就是从缅甸传入。
通往南洋的海路始于汉代，《汉书·地理志》云：“自回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lú＠②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斋黄金杂缯而往。”三国时吴国遣康泰等出使海南诸国，自晋代法显从海道归来高僧往来不绝，宋代海运至天竺国、狮子国，元明时期直航阿拉伯半岛，途中必经东南亚各国。郑和下西洋对东南亚产生了深远影响，船队到达占城、爪哇、真腊、旧港（印尼巨港）、进罗、满刺加（马六甲）、渤泥、苏门答腊、阿鲁等地，留下许多遗迹。
如前所说，沟通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河流有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及红河，这些天然水道很早便被利用，尤以湄公河为着。这是一条民族大走廊，许多跨境民族都居住在澜沧江与湄公河流域，历史上的哀牢国、真腊王国、澜沧王国、南诏国、大理国、景龙金殿国、八百媳妇国都通过这一水道交往。它是中国通往东南亚陆地国家的大动脉，穿越缅甸、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等国，老挝的首都万象及柬埔寨首都金边都在湄公河畔，沿岸有许多城市和港口，湄公河三角洲乃是肥沃之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有重要作用。
二
在东南亚各国中，越南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最深，这一方面是历史发展与中国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是汉字在越南长期通行，因而有条件全面吸收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最大受惠国。
早在公元前214年，秦发士卒戌守五岭以南，设立南海、桂林、象郡，便将越南北部和中部纳入象郡，开始了越南史上的“郡县时期”。秦汉之际，赵陀建立“南越”政权，推行“南北交欢”、“和集百越”的政策，在越南设立交趾、九真二郡。汉武帝平南越，将其地划分为九郡，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均在今越南境内。东汉初年，光武帝派伏波将军平定二征起义，“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进一步开发越南。及至隋唐，郡县制达到高峰，在越南设立安南都护府，下设十州，如同中国一样实行租庸调和两税法，施行唐律，又建学校导之以礼，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唐末五代，中原混乱，安南土豪蜂起，经过一番酝酿，于宋太祖乾德六年（968年），丁部领平定了“十二使君”，统一安南，建立大瞿越国，结束了郡县时期。安南独立以后，一如既往，继续与中国和睦相处，仍然遵循中国的典章制度。安南的官制悉如中国，中央设六部、六寺、六科及御史台、翰林院、东阁、国子监、国史院、府尹、宫师府、同天监、太医院、秘书监、中书监、华文监等机构，地方行政为路、府、州、县几级，官品与冠服饰物仿唐宋之制。李朝颁布的刑书及陈朝确定的刑律皆以《唐律疏义》为准，后黎朝圣宗颁布的《洪德法典》更加完备，《历朝宪章类志》说：“洪德刑律，参用隋唐，断治有画一之条，轻重有上下之准，历代遵行，用为成式”。安南历代王朝，均以儒学为安邦治国之本，李朝兴建文庙，陈朝创办国学院传习四书五经，黎朝以《四书大全》为科举考试内容，阮朝刻印儒家经典颁行全国。从李朝仁宗太宁四年（1075年）起以科举取士，陈朝更仿中国“试定三甲之分”，以状元、榜眼、探花迷三魁，至黎朝时朝廷重臣皆以科举出身的人担任。立国之初，兵制略仿唐朝的府兵制，以后仿宋朝设立禁军和厢军，又仿明朝“寓民于农”之制。安南的武庙，祀奉的是姜太公，东序配祀管仲、孙武、韩信、李靖、李晟、徐达，西序配祀穰苴、张良、诸葛亮、郭子仪及岳飞。由此看来，越南的体制，实际上是中国的仿造型。
汉语和汉字在越南颇为流行。从郡县时期开始，便有大批中原移民和官吏进入越南，致使越南语吸收了大量汉语词汇，据语言学家调查，现代越语中，汉族借词超过50%。由于越南语大体属于汉藏语系，又有大量汉语借词，比较适合使用汉字，所以，自秦汉以来的千余年中，汉字一直是官方正式通行的文字，称为“儒字”。大约在我国的宋代，在广西“方块壮字”（即俗字）的推动下，越南也开始用汉字来表记越南语，称为“字喃”或“喃字”，亦称“俗字”。喃字最早见于1210年在永富省所立的《报恩寺碑记》，相当于南宋后期和越南的陈朝。喃字与壮字的结构大体相同，借义又借音的如文（文Van）、南（南nau）等，借义不借音的如驭（马nqua）、鲜（鲜tuoi）等，借音不借义的如吏（来lai）、英（兄aub）等。喃字中还有一些是仿汉字创造的新字，创字的方法不外乎会意，形声和简化三种，读音皆依越南语。用这种方法形成的喃字，字形仍然是方块字，往往是借用汉字与自创新字夹用，有的借用汉字的音，有的借用汉字的义，绝大多数是以汉字越南语音。实行的结果，一音多字多义、一字多音多义、同字异形及重叠繁复的现象严重，所以，使用起来极不方便，虽有几个短暂时期明令公布施行，但作为正式文字并不通行，多半是民间使用。喃字现存的读物有千余种，着名的如长诗《金云翘传》。自1884年法国占领越南以后，改用拉丁化拼音文字，越南独立后以拉丁文为法定文字，称为“国字”。
越南受汉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且深刻的。同中国封建社会一样，越南也是独尊儒学，把它作为统治思想和教育、科举的主要内容。越南的佛教，事实上是汉传佛教的外传。道教在隋唐即传入越南，元朝尤为兴盛，第一代君王阮潢自号“仙主”，以后又设立“道士道录司”和“道士良医司”。越南民间祀奉的“天后圣母”里供奉的是伏波将军马援，不少地方建有关圣庙。越南的文学以汉文学为主流，国君、贵族、文士大都能诗善文，按照中国诗歌的音韵格律创造了“六八诗体”和“七六八诗体”，早期的代表作家韩诠就是因为仿韩愈作《祭鳄鱼文》而畅姓韩，越南的古典名着《金云翘传》、《玉嫱传》、《苏公奉使传》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模仿中国文字的痕迹。越南的重要史籍，如黎文琳的《大越史记》、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潘叔直的《国史遗编》、张合桂的《大南实录》、郑怀德的《嘉定通志》及编年中《越史略》等，均用汉文写成，而且史书的体例和编纂方法无不奉《春秋》、《史记》、《汉书》为圭臬。武将多习中国兵法，陈国峻的《兵书要略》是越南武库中的珍品。长期借用中国历法，元代的《授时历》传入越南后一直沿用到明初，以后又改用明代的《大统历》，直到清代才参照《历象考成》一书制定自己的《协纪历》，干支纪时法在民间广为使用。越南医学是中医的一个支流，称为“南医”，朝野都很重视，立先医庙祀奉我国历代名医，仿中国设太医院、广济署、济生堂，学习中国医书，进口中国药材，以后则结合越南的情况编写《本草拾遗》、《中越药性合编》、《南药神效》、《海上医宗心领全帙》等书。中国的数学在郡县时期即传入越南，科举加试“书算”，梁世荣所撰《算法大成》有九九歌诀、九归歌、归除法等，广泛使用算盘。造纸术在汉代即传入越南，据《南方草木状》载，东汉时交趾便有了“蜜香纸”。越南是东南亚最早接受中国印刷术的国家，最早的印刷品是陈朝元丰年间（1251-1258年）的“木印贴子”，官刻有国子监本、集贤院本、内阁本、史馆本等，民间印本也仿中国题为某堂、某斋或某地某字藏版。丝绸、陶瓷、青铜、砖瓦、火药、铸钱等技术都是从中国传入的。越南的姓氏都来自中国的《百家姓》，共有200多个单姓和复姓，约有半数以上的人姓阮、黎、陈、李、黄、武、潘、范、郑、吴、裴、杜，尤以黎、阮二姓最多。男子的名字和中国一样有单名、复名，且用别号，妇女也用某氏以示其父系，王室、贵族的名字常在旁边加金、木、水、火、土以象征崇尚其中的一德。此外，越南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古乐，戏剧的音乐、服装、脸谱、道具如同中国戏曲，旧式衣冠如同中国，和中国人一样用筷子，民间岁时节令有元旦、端午、七月半、中秋等（注：参见陈玉龙：《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
三
“海水到处，就有华人”，这句话表明，海外华人分布很广，散布到地球的每个角落。但华人最多的地区是东南亚，据1991年统计，共计2271.6万人，大约要占海外华人的70%以上。东南亚华人分布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等十个国家。十国中，人数最多的是泰国（645万人），其次是印度尼西亚（600万人），再其次是马来西亚（500万人）。华人在当地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新加坡(76.5%)，其次是马来西亚(27.3%)，再其次是文莱(20.4%)。这种分布状况，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密切的一个重要表征。
华人移入东南亚是从唐代开始的，最早的旅居地可能是苏门答腊，以南部的巨港人数最多，因当时唐朝的国际威望很高，故皆自称“唐人”，其海外聚居地称“唐人街”。宋代海外贸易兴盛，但当时航行主要靠季风，错过季节便只好留居当地，有的长往下来，生儿育女，称为“驻蕃”。元明两代与阿拉拍的海上贸易更加发展，东南亚是必经之地，所以沿途留下许多侨民，建起若干“新村”，如爪哇的麻诺巴歇、三宝垄，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加里曼丹、新加坡、越南的南圻、菲律宾等地。从明朝中叶到鸦片战争前的三百年间，南洋侨民剧增，大部分是闽粤一带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有一部分是因政治动乱而避居南洋的人，巴达维亚（今雅加答）、槟榔屿、新加坡、马尼拉等地，侨居的华人均在万人以上。华人大量出国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从1840年以后的100年间，每年平均10万以上。出国的主要原因，是殖民主义者在东南亚进行资本输出，开采矿产、兴办农场、修建公共设施，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于是以“招工”的方式签订契约，称为“契约华工”，或者叫做“苦力”和“猪仔”。
移入东南亚的华人，为了谋生，各施其能，无形中把中国的生产技术传到南洋各地，成为一股重要的开发力量。经过若干世纪的努力，华人在经济上自立起来，有的还成了南洋富商，例如：在加里曼丹建立“兰芳公司”开采金矿的罗芳伯，组织拓荒的“新福州港王”黄乃裳，“爪哇糖王”黄仲涵，“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华侨旗帜”陈嘉庚，企业家兼教育家李光前等。华人离乡背境，飘泊海外，往往以家族宗祠、同乡会馆、同业公会等传统组织形式保持联系，相互支援，因而在东南亚出现“侨团林立”的局面，以后进一步以宗族、同乡或方言群体为中心建立许多“帮”，如广东的广府帮、潮州帮、客家帮、海南帮，福建的闽南帮、兴化帮、福州帮，还有江浙和江西的三注帮等，把中国社会移入了东南亚。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汉语方言得以长期保存，文化习俗也一直传承下来，并影响周围的社会。随着华人的大量移入，汉族词汇也被东南亚各国语言所吸收，据统计，柬埔寨语中有300个汉语词汇，泰语的汉语借词达汇总数的30%以上，马来亚语中有270多个汉语借词，且多与移民的方言有关，马六甲、槟榔山与和新加坡因土生华人数量众多，还形成了汉语与当地语言结合的“巴巴马来语”，印尼有“中华—马来语”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东南亚广为流传，被翻译成各国语言，例如泰国就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封神演义》等泰译本，老挝、柬埔寨、印尼也有译本，这都与华人的传播有关，马来西亚的土生华人还仿《诗经》创作“马来民歌”。福建、广东的地方戏传到泰国，闽台一带的“布袋戏”也在印尼流传，菲律宾人喜欢中国的锣鼓，缅甸舞剧的表演方式与中国戏曲有相似之处。总之，由于“华人社会”的存在，他们通过民间交往、创办侨校和侨刊等方式，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比其他地区更为广泛和突出。
新加坡旧名淡马锡，也叫狮城，原先是一个只有百余人的小渔村。1819年英国殖民者莱佛士在此开端口，采取鼓励外来移民的政策，人口迅速增加，到1901年时已增至20万人，主要来自中国、印度、印尼和马来西亚，其中，华人达16万人，基本确立了华人占大多数的格局。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胡璇泽、左秉隆、黄遵宪等先后出任领事，来取“护侨”政策，积极传播中国文化。新加坡的华人社会最为典型，侨团林立，帮派特多，1906年结合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并涌现出陈笃生、胡璇泽、陈金声、章芳琳等一批为华人谋福利的“先贤”。1942年遭日本侵占，1946年划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1963年并入马来西亚，1965年9月脱离马来西亚建立共和国，成为英联邦成员国。新加坡以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为官方语言，日历上印有公历、中国农历、印历和马来历四种历法，有英文报、华文报、马来文报三种，学校也有英文学校和华语学校两类。新加坡地处东南亚地区的中心，在国际航线上占有极重要位置，独立以后，充分发挥地理优势，大力引进和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条件，发展多元化的国民经济，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又是东南亚海运、空运、贸易、加工制造、金融服务中心和最大的修船造船基地与石油输出港，同时又是世界第三大商港、第四金融中心和第三炼油中心及世界电子工业中心之一。（注：参见巫乐华《南洋华侨史话》商务印书馆，1997年4月出版。）
四
跨境民族是中国与东南亚文化联系的另一条重要纽带。与华人的情况相似，都是以人为载体进行文化传播。但又有两点不同：其一是传播的不是汉文化，而是少数民族文化；其二是这些跨境民族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移民的结果。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地理相连，历史相关，许多民族长期居住在两个以上的国度，或者是分别建立不同的政权，尽管在政治上存在一定的界限，但他们在族源上、语言上、文化习俗上却有天然的不可割断的联系。我国西南边疆的云南和广西，与东南亚的缅甸、老挝和越南接壤，并与泰国邻近，在长达4700公里的漫长国境线上，分布着16个跨境民族，他们是壮族、傣族、布依族、苗族、瑶族、彝族、哈尼族、景颇族、僳僳族、拉祜族、怒族、独龙族、佤族、德昂族、布朗族和京族，还有在中国尚未确认为单一民族的克木人。从历史上考察，这些民族都源于古代西南地区的四大族系，并与一定的语言系属有对应关系。因为他们出自不同的族群，文化传统各不相同，因而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直截了当地说，跨境民族的文化，分别具有百越、苗瑶、氐羌和濮文化四种风貌。
壮族、布依族和傣族均属“百越”族系，其语言是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与之相关的民族在东南亚大约有2700万人。与壮族同源的有越南的岱族和侬族，合计160万人，在壮族中亦有“布岱”和“布侬”两种自称。越南的布依、都依、布那和热那四支，均出自我国的布依族，总数近3万人。人数最多的是与傣语同源的民族，越南的傣族约90万人；老挝的佬族约180万人，另有傣族18万人和泐族4万人；泰国有傣族2000万人，另加泐族8万人；缅甸有掸族250万人，总共2550万人。他们的语言均属壮侗语族的壮傣语支，经济以稻作农业为主，保留百越文化的若干特征，如“干栏”建筑、铜鼓、纹身等。
东南亚的苗族和瑶族都是明清以来由我国西南迁去的，其中，苗族约85万人，瑶族约45万人。越南的50万苗族称“赫蒙族”，分“赫蒙豆”（白苗）、“赫蒙都”（黑苗）、“赫蒙西”（红苗）、“赫蒙冷”或“赫蒙佐”（花苗）和“赫蒙刷”（汉苗）五个支系；老挝30万苗族分白苗、青苗、黑苗三支；泰国有5万苗族，缅甸有7000苗族。瑶族主要分布在越南，有红瑶、窄裤瑶、钱瑶、卢岗瑶、白裤瑶、青衣瑶、蓝靛瑶等七个支系，共40余万人，老挝有瑶族2万人，泰国约3.2万人。他们的语言均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以山地农耕为主，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家族与村寨是主要的社会组织，婚姻、丧葬、服饰、头饰、节日、禁忌、宗教等与国内苗瑶民族大同小异。
出自氐羌体系的民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但民族较多，但人数不多，总计不过80万人。彝族在越南、老挝各2000人，称“倮倮族”。哈尼族在越南有万余人，老挝称“卡果”、“依果”的亦有万人，缅甸自称“阿卡”的约6万人，泰国有3.5万人自称“阿卡”或“卡果”、“依果”。僳僳族在缅甸有4万人，在泰国有2万人。拉祜族在缅甸有5万人，在泰国有3万人，在越南有2000人。缅甸有独龙族千余人，怒族近万人。缅甸的“克钦”与中国的景颇同族，约56万人。在这些民族中，除景颇族而外，其余民族的主体部分均在中国，文化习俗是一致的。
比较复杂的是佤族、德昂族、布朗族、京族和克木人。按其族源，佤族、德昂族、布朗族和克木人的先民均出自“百濮”族系，即古代的“闽濮”、“鸠濮”、“裸濮”、“扑子蛮”之类，但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而我国濮人的后裔仡佬族、木佬族等的语言按张济民先生的意见属汉藏语系的仡基语族，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待深入探讨。京族的语言在国际上习惯称为越南语，系属至今未定，但文化上又与百越和百濮有若干相似之处，其族源亦有待探索。佤族在缅甸有8万人，泰国有1万多人。德昂族在缅甸称“崩龙”，人数为24万。布朗族在老挝有分布，人数不详。克木人在老挝称为“老听”或“卡族”，泰国称“卡”，越南称“摩依人”，总数不下40万，以老挝最多，我国的云南仅有2500人。京族在越南有4500万人，我国广西只有1万多人。

五
佛教既是东南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中国与东南亚文化沟通的重要渠道，这是因为东南亚处于中、印两大文化圈的幅射范围之内。东南亚与印度和斯里兰卡，无论海路与陆路交通都比较近便，而且又是中印航道必由之路，佛教很早就传入这一地区，我国古代西行求法和一部分印度高僧也往来于这条道上，如唐代的会宁、义净等。佛教在东南亚的传播情况复杂：有的原先盛行大乘佛教或者印度密宗，后来改奉小乘佛教；有的一度信奉佛教，以后又被伊斯兰教或其他宗教所取代，如印度印西亚、菲律宾等。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东南亚的佛教主要是小乘佛教，但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及散布各地的华人大都信奉汉传佛教。云南的小乘佛教与东南亚有密切关系，唐宋时期在云南盛行的阿梨教乃是通过缅甸传入的印度密宗。
释迦牟尼逝世后一百多年，由耶舍召集七百僧人在吠舍厘城举行“第二次结集”，再次统一经律，而以跋耆比丘为代表的多数派反对这一决议，另外组织了上万人的“大结集”，从此分为“上座部”与“大众部”两大部派。后来，大众部逐渐演变为大乘佛教，上座部演变为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在东南亚的传播，最初从斯里兰卡开始，以后传到缅甸、泰国和我国云南边境，进而传到柬埔寨和老挝，其间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最后才取代了大乘佛教与印度密宗。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派儿子摩哂陀到斯里兰卡传扬上座部佛教，锡兰国王举族皈依。到公元前一世纪时在阿努寺举行上座部第四次结集，用巴利语写成上座部《三藏》，以后分化为大寺派和兼习大乘的无畏山派。五世纪时，印度佛教大师觉音用巴利语翻译和注释《三藏》，使上座部的教义得以彻底贯彻。但从七世纪到十一世纪的五百年中，印度密宗在斯里兰卡极盛。直到维A耶跋护王一世时，才重新建立寺院，供养佛牙，派僧人往缅甸延请上座系长老，从而勃兴起来。缅甸与印度邻近，也是在公元前三世纪传入佛教，上座部佛教传入部分地区，但八世纪时密教传入后形成了阿A梨教，直到十一世纪蒲甘王朝才废阿梨教，立上座部佛教为国教，将《三藏》译成缅文，以后形成“僧伽罗僧伽”与“上缅甸”两个教派，自此大兴，有僧尼十万余人，有寺院二万多座，佛塔十余万认，素有“佛塔之国”的盛誉。泰国原先盛行大乘佛教和密教，十一世纪由缅甸和斯里兰卡传入上座部佛教，十三世纪素可泰王朝将其定为国教，佛教徒占人口总数的95%，全国通行佛历，每个男子都必须出家一次，全国有寺院二万五千余座、佛塔十万座以上，中央机构由十几个高僧组成，法相应部和大部两派皆有僧王，各级行政组织都有与之平行的僧伽机构。老挝在十四世纪时奉上座部佛教为国教，十九世纪被法国占领一度中衰，随着老挝民族解放运动的到来又开始复兴佛教，国王、国家和佛教被视为老挝的三个组成部分，教派与泰国相同。柬埔寨古称扶南，六世纪时已是东南亚的佛教中心，十四世纪以后在泰国的影响下改奉上座部佛教，两派都有与政权机构平行的宗教组织，分设僧长、省僧长、区僧长和村佛塔主持，国家元首每年要在金边召开两派僧长年会，向他们作政府工作报告。我国云南傣族地区的佛教，是从缅甸传入的上座部佛教，先形成润派和摆庄派，以后又有左抵和多列两派。马来西亚原先信奉佛教与印度教，八世纪盛行密宗，十五世纪马六甲王国奉伊斯兰为国教，十九世纪以后佛教开始复兴，大乘、小乘兼有。印度尼西亚先是信奉婆罗门教，公元五世纪佛教取而代之，七世纪成为东南亚佛教中心之一，大乘与小乘时有兴衰，八世纪盛行密教，十三世纪则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
大约从七世纪起，佛教在印度逐渐衰落，于是大乘佛教便与婆罗门教的变种印度教相结合，广泛吸收民俗与民

‘肆’ 越南人歧视东南亚人越南岐视东南亚人越南人为什么歧视

越南大概有一小半的中国血统，文化上一直是东亚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越南一直认为自己是东南亚的小中华。持有华夷之辨，王化东南亚的思想。面对中华帝国是外臣内王，面对东南亚则是称帝攻伐。这种思想也一直延续至今，而东亚中日韩的富强，也让越南加深了此想法。

‘伍’ 越南被称为小中华，我们的儒家思想怎样的影响着这个国家

其实越南和中国的关系就要从古代的时候说起了，因为在春秋战国的时期，当时的越南和中国的南部，都是生活着很多的部落。而当时中国的很多诸侯国是一边在斗争，一边在扩张土地，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候，因为当时和匈奴之间有交战，所以当时的秦军就向南出兵南征，而当时南征的方向刚好就经过的就是今天的越南，最后，秦始皇的军队打败了越南的土着，所以当时的越南地区就成为了秦朝的属地范围。

其实直到现在，在越南也是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偏向于中国才会看见了寺庙，特别是越南的庙会中供奉的神仙，其实有一半是中国的神仙而另一半就是他们越南人的英雄人物。因为中国的文化给了越南人很大的希望，所以在越南人的心中他们是很敬佩中国的伟大人物，而且他们也希望中国的神仙能够像保佑中国人民一样庇佑他们。因为文化的类似程度比较高，所以越南才被称为小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