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为什么说越南是"东方古巴
古巴以前是苏联的跟班，为苏兄好和联马首是瞻。越南也一样。
古巴曾经受到中国援助，但是后来中国和苏联交恶之后，古巴和中国关系也十分差。越南也一样。
古巴曾经作为苏联进攻美国的桥头堡，而79年对越反击战，苏联也是幕后主谋。
所袜旅以呢，越南和古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至于现在关系好么。很正常，国家与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呀。我们和越南关系不也好了吗。二战时期美国和日本还是死对头呢羡盯，现在那？
Ⅱ 自卫反击的时候为什么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
越南起的作用会比古巴更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
Ⅲ ‘举出3个详细例子’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政府的角色有什么不同
第一：都是由第一世界的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的贫弱小国的非对称作战。因而双方使用的军事手段截然不同，应该说这是其他战争很少见的情况。在越战中美军从轰炸到小规模介入到大规模派兵，都是建立在技术兵种之上，如空军和陆航等，而越共用的是山地丛林游击战。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又是以轰炸为先，然后实行地面作战。地面作战中频繁使用空降，突袭，迂回的战略行动，采用的是机械化，数字化的战争模式。而伊拉克军在仅有的几次战斗除了在纳西里耶的巷战可圈可点之外都糟糕得一塌糊涂。其中坦克兵团被全歼的事例表明伊拉克军未认清形势，采用的还是二战的战术，根本无法与美国的高技术战争对抗。这又是越战与伊战的不同之处。
第二：都是美国对原本前苏联的势力范围内的国家进行的战争。越南曾被称作东方的古巴，是彻底的亲苏国家，伊拉克实行社会主义，着名的飞毛腿导弹就是苏制，海湾战争以前的中东本来就是苏联势力范围。但是不同的是美国参与越战是为了避免北越统一南越在印度支那乃至亚洲造成不好的影响。战略上其实是守势。而伊战是对冷战结束后残余的前苏联势力范围内少数几个未彻底变成西方价值中的民主自由的国家政权的颠覆。明显是攻势。
第三：都是耗资巨大的战争。越战投弹量等于二战所有战役的投弹量总合的四倍，其战争消耗不言自明。而伊拉克战争美军每天的军费超过一亿美元，这不包括额外的费用。只是维持军队日产运行，也就是说美军现在还在这么耗着。美国政府是冒着国内双赤字（财政收入，对外贸易）在砸钱。但是他的角色也有所差别，越战时战争受到的质疑主要来自国内，和社会主义阵营。而伊拉克战争美国政府面对的主要质疑来自新老盟友，这说明苏联解体后十多年，欧洲独立价值观开始壮大，不愿在美国巨大的羽翼下生活。美国政府的角色从反共的意识形态斗士转变为单边主义的霸主。
以上就是鄙人总结的几点，伊战与越战的异同，是否认可？
Ⅳ 周边国际关系
19世纪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在论及国与国关系时, 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个说法客观地指出了处理国家关系的一般原则,即国家间关系的亲疏冷暖往往是由国家利益的变化来决定的, 这一说法在20世纪70年代再次被中越关系的演化所印证。事实上, 20世纪70年代中越关系的急剧变化, 正是中越两国从国家利益出发,
推行各自倾向性政策的结果。这种倾向性政策, 就70年代中越关系的演变来说, 既有历史的延续,也有现实的需要。从历史的延续方面来看, 最早可见之于中越双方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分歧和50年代中后期中国最初对越南南方进行武装斗争的消极态度上。日内瓦会议上, 中国确实有欲借朝鲜停战、法国厌战之机, 用和平选举方式来实现越南统一, 从而避免中国再次卷入另外一场大规模战争, 以致力于自身国内经济建设的考虑。这就与北越欲乘奠边府一战之威, 武力统一全越的构想发生了分歧。但是迫于当时情势以及从社会主义阵营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冷战思维角度出发, 中苏越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同意签署了日内瓦和平协议。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协议签订不久美国就支持吴庭艳政权发动政变, 一脚踢开法国支持的保大政权, 在南方屠杀革命群众。北越则急欲在南方发动武装斗争来反抗吴庭艳集团的屠杀政策。当越南就此问题向中国征求意见时, 中国领导人出于配合苏联外交政策和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的考虑, 曾劝说越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必须坐等”。对此, 不仅黎笋等后来的越南领导人耿耿于怀, 就是毛/泽东等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也在思索如何处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性与现实性首次出现了矛盾, 但是由于两大阵营的存在, 意识形态成为衡量一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标准。
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领导人世界革命的热情高涨, 至迟于60年代初, 中国就转而公开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武装斗争。尽管如此, 中国在70 年代中越关系恶化后,还是被指责“背叛”和“出卖”了越南。进入70年代, 中越两国从国家利益出发考虑自身政策的倾向就更加明显了。一方面, 由于中苏关系由破裂走向对抗, 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 中国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 逐步实现了革命性外交向务实性外交的根本转变。外交理论也由“三个世界”取代了“两大阵营”, 中国推行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 开始实行与美和解、联美制苏战略。在越美和谈问题上由最初的反对改为赞同和支持, 援外工作则更加强调量力而行的原则, 并从70年代中期逐步削减对外援助。另一方面, 由于中苏对抗已成定局, 中国联美制苏战略不可逆转, 越南已无力继续“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开始推行在尽可能多地获取中苏巨额援助物资的同时逐渐倒向苏联一边的战略。随着两国的战略调整, 原来在意识形态掩盖下的分歧和矛盾———边界冲突、领土、领海争端和华侨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这些问题已超越了原有的意识形态范畴, 而具有了国家利益冲突和“民族利害性质”。
当1977 年黎笋访华, 明确探知中国反对其“印支联邦”计划后, 越南便开始视中国为阻碍其通向大国之路的绊脚石, 此后中越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越南公开走上与苏联结盟的道路。而中国则认为倒向苏联的越南业已成为了“东方的古巴”, 自愿充当了苏联在东南亚的前哨, 而且由于越南的“忘恩负义”, 苏联完成了从陆地对中国的包围。从粉碎苏联包围中国计划和一贯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出发, 中国在越柬冲突中逐渐采取一边倒, 倒向柬埔寨的政策。越南则以此更加确信中国欲“从两个方向进攻越南”, 有“吞并越南的野心”。因此从中越关系发展的脉络不难看出, 由于国际局势和国家利益的变化, 70年代的中越两国都对自身的战略利益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因同时伴随了潜在的国家利益冲突、传统疑惧心理以及国家政策导向错误(这一点将在下文进行具体分析)的因素, 从而加剧了相互间的猜疑, 并最终将两国关系一步步引向破裂和对抗的道路。
中越关系之所以在70年代后期出现急剧变化,这还与中越两国长期以来对历史与现实的困惑密不可分。从中国方面来说, 主要体现于毛泽东个人思想中革命性与务实性的矛盾; 而对于越南而言, 却与其传统的对华心理有关。这一心理即: 当越南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困扰, 仅依靠其自身力量又无法解决时, 传统的越南社会因与中国的密切关系, 会表现出对中国的依赖心理; 而当其实力增强, 自主能力增大时, 越南又有害怕中国会对其进行干涉与控制的疑惧心理。这本属任何小国与其强大邻国相处时的正常反应。然而不幸的是, 70 年代的越南这两种心理都在一瞬之间相继出现, 使中越两国都未做好完全的心理准备。结果, 当中国做出外交战略调整时, 越南不但未予理解和支持, 反而指责中国“背叛”和“出卖”了越南, 而当越南对华疑惧心理增长、日益疏远中国时, 中国则认为越南“忘恩负义”。以下就此问题做出分析。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毛泽东个人思想中革命性与现实性的矛盾就一直困扰着中国领导人。众所周知,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下出现的, 毛泽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的着名论断,就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写照。在中国革命的漫长斗争中, 别国共产党和人民曾给予中国革命宝贵的支持,其中既包括苏联也包括越南。因此, 新中国成立后也同样有支持各国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义务, 这可以说是新中国建立后长期“世界革命”热情高涨的历史根源。但是一国的对外政策归根结底要以国家利益作为最终归宿, 否则它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这在中越两国关系上得到了典型体现。长期以来, 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背景和相似的革命经历, 中国给予了越南大量无私的援助, 对此中国始终认为各国革命总是相互支持的, 对越南的援助也即对自己的帮助。但是这并不是说, 此期中国就没有对自身国家利益的审慎考虑。事实上, 自50年代中期日内瓦协议签订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朝鲜停战和第一次印支战争结束, 中国已有过从革命性外交向务实性外交调整的尝试。然而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和美国挑起第二次印支战争, 中国进行外交政策调整的尝试被迫中断, 毛泽东世界革命的热情再次高涨。进入70年代, 由于中苏关系由破裂走向对抗, 苏联屯兵百万于中苏边境, 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 中国全面调整了对外战略,开始推行与美和解、联美制苏的外交政策, 进而突破了意识形态束缚, 最终用更多从国家利益考虑的“三个世界”理论取代了意识形态划分敌我的“两大阵营”理论, 从而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初步完成。
从越南方面来说, 其对中国的矛盾心理可以说是古已有之。由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灿烂, 越南又与中国山水相依, 中国的许多思想意识、典章制度和发明创造很容易为越南所用, 这养成了越南对中国的依赖心理, “人人安于什么东西是中国的就好, 就比自己的强, 从思想直到做事情, 什么都以中国为榜样。谁能模仿中国就算有能力, 不能模仿便是拙劣。”另一方面, 越南因地处东南亚桥头堡地位, 易受外来势力影响, “在历史上, 古代中世纪的许多强盛帝国以及现代的帝国主义列强都曾企图侵占我国。敌人妄图攻占我国, 不仅是为了剥削人民、掠夺财富、开发丰富的资源, 而且是为了把我国变成为其向整个东南亚地区进行扩张的战略桥头堡, 以便从海洋深入到辽阔的大陆和从大陆扩张到海岛地区” 。因此, 越南从其所处地缘环境考虑, 有疑惧外来侵略、害怕中国会对其加以控制的心理, “他们(中国) 无时不在欺骗我们, 就好像欺骗小孩一样, 以便卡住我们的脖子,而我们却仍不知道自己的愚蠢??平时还能看出中国人的豺狼之心, 而一旦国内发生变乱, 却又跑去乞求人家来。这何异于引象踏祖坟?”
这种渗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疑惧心理到了70年代不但未能得到制止, 反而扩大到了民间。据悉, 当年越南政府派了不少人到上海钢铁厂和纺织厂学技工, 上海当局十分厚待他们, 把淮海中路重庆南路一带的优质民居腾出来让他们住。他们也一直对上海人民怀有好感。可是, 中美关系的解冻却大大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令上海当局十分吃惊的是, 北越人策划在尼克松访问上海的时候, 在沿街的窗口打出抗议横幅。此事被中国方面及时发觉, 随后做足了防备措施。在尼克松到上海期间, 北越人受到所在单位和部门的“热情款待”, 又是带他们到景点去参观和游玩, 又是领他们去高级饭店美餐, 哄得开开心心, 总算避过风头。双方都嘴上不说, 但都心知肚明。这可能是中越之间情感上最早的芥蒂 。
中越关系在胡志明时代和后胡志明时代迥然相异, 这与世界形势的客观变化有关, 也与越南领导人的素养以及对中国的不同认知有关。在这里无意宣扬什么英雄史观, 只不过想透过面纱去寻求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已。其实, 重视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态度、立场和作用, 这一直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向认为, 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人民群众, 但杰出人物也会对历史发展的进程起到促进或延缓的作用。无庸讳言, 作为有着集权传统的东方社会, 领导人的态度和意志往往能极大地左右一个国家发展的航向。普列汉诺夫指出, 个人(社会精英) 因其性格带有某种特点而能影响到社会的命运, 这种影响有时十分明显 。因此从历史人物的性格意志、人生经历入手, 了解精英人物对历史事件形成固定认知的因素, 并重视这种认知倾向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这是近年来心理史学探讨的课题之一。而这一方法同样适宜用来分析此期中越关系的变化。由于中国领导人对越认知较为稳定和一致, 故主要从越南领导人方面来进行对比, 分析胡志明和其继任者黎笋的对华不同认知是怎样影响了中越关系的。
谈胡志明和黎笋对中国的不同认知, 这可以从两人的出身之地说起。胡志明( 1890—1969 ) 生于越南北部的义安省, 而黎笋( 1907—1986 ) 则生于中圻的广治省(Quang Tri) 。众所周知, 在越南, 华侨主要集中于北部和南部, 其中南部华侨人口最多, 与中国经济联系最为紧密。北部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因素, 自古以来就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与中国联系紧密, 这无疑给生在北部的胡志明从小增添了接近和了解华侨的机会。而在中圻, 即越南中部地区, 既无北圻与中国紧密相连的地理位置, 亦无南部与中国密切相连的经济繁荣, 有的只是越南民族屡经荣辱的沧桑岁月和历代封建王朝开疆拓土的文治武功。这里的人民因与外部世界少有往来, 并陶醉于越南民族自我优越的意识之中, 故而民族情绪最为激昂。从黎笋后来激进的民族主义意识来看, 显然其从小就受到了这种思想的熏陶。
再从两人的人生经历来看, 那就更加天差地远了。早在新中国建立以前, 胡志明为探求越南革命的真谛而奔走呼号于世界之时, 就曾三次长期留住中国: 1924 年—1927 年, 在广州; 1930 年—1933年, 在香港、上海; 1938 年—1944 年, 在延安、华南、西南和中越边境地区。他不但在中国当过兵, 而且坐过牢; 不但在中国有过情感经历] ,而且与广西边民张廷维等四十余人杀鸡取血、义结金兰, 其中张廷维被尊为大哥, 胡志明为二哥。从新中国成立到1969年的20年中, 胡志明主席到中国不下30次, 其中从1960年到1969年的10年中, 他到中国过生日就有7次之多[ 12 ] 。用胡志明自己的话来说, 中国已成了他的“第二个故乡”。他与中国领导人交往甚密, 早在20年代, 胡志明就与后来成为新中国领导人的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结识。1956年11 月21 日, 胡志明在欢迎周恩来总理的宴会上就曾充满深情地介绍说:“周恩来是我的兄弟, 我们曾在一起共甘苦, 一起做革命工作。他是我二十多年来的亲密战友。”这种经历使胡志明在情感上很自然地认同中国, 容易认为“越南和中国是两个相邻的国家, 多少世纪以来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关系也就特别密切.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关系真是恩深、义重、情长 。然而这一切对于黎笋来说无疑是天方夜谭。20年代, 黎笋为一名铁路工人, 1930年印支共刚创立时便加入了该党, 在1931年—1936年期间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入狱。人民阵线( PopularFront) 执政时期被释放, 后从事政治工作, 并在1938年当选印支共中央委员。1940 年再次被捕,1941年—1945年同该党部分领导人一起关押于法国的保罗·孔德雷监狱岛( Island Poulo Condore) ,1945年获释。第一次印支战争期间担任越共南方局书记。随后代替在土改中犯错误的长征, 于1960年正式担任了越共总书记的职务。据其所言, 黎笋生平第一次出国是1952 年到中国疗养,而且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漫长斗争中, 黎笋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这种相对闭塞的环境阻碍了其兼容并包地理解外来事物的能力, “在那里(法国的监狱) 而不是在河内大学, 许多人(指黎笋等人) 如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 接受了教育的‘高级培训’。”残酷的斗争环境一方面培养了黎笋作为革命者所具有的坚毅和果决品质, 但另一方面也助长了其鄙视一切的激进民族主义倾向。当1952年从中国治病归国, 胡志明问及他对中国的感受时, 黎笋就坦言“越南非常勇敢, 中国人一点也不勇敢”, 其对中国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70年代中越关系恶化, 黎笋更是将其激进民族主义意识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其眼中, 越南已成了世界文明的灯塔, “是一个象征着独立和自由的国家” 。
可以肯定地说, 属于土生土长的越共领导人的黎笋与曾游历于世界的胡志明有着极大差异, 这在客观上影响了两人对中国的不同认知, 而这种认知的不同又反过来左右了越南对华关系发展的走向。